引用本文： 張佩雯, 張輝, 李明爽, 程漢超, 張羽歐, 孫靜, 林孟波, 劉遠立. 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陽性乳腺癌患者治療后生存質量及影響因素研究.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1, 21(5): 532-538. doi: 10.7507/1672-2531.202011085 復制
乳腺癌是威脅全球女性健康及生命的首位癌癥[1]。據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癌癥瞭望數據顯示，2020 年我國女性乳腺癌年齡標化發生率為 39.1 例/10 萬人[2]，乳腺癌疾病負擔呈現逐年加重的趨勢。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陽性乳腺癌約占所有乳腺癌病例的 15%～20%[3,4]，并表現出腫瘤侵襲性強、對傳統化療不敏感及預后不良等生物學特點，是較為兇險的乳腺癌分型[4]。抗 HER2 靶向輔助治療方案從根本上改變了乳腺癌的臨床治療進程，極大地改善了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的預后[5,6]。化療聯合靶向治療已成為我國乳腺癌標準診療指南推薦治療方案之一[7]。乳腺癌及其伴隨的生理及心理不適使患者在生存期內往往承受較大的社會、心理壓力，對患者的生存質量產生負面影響[8]，因此，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質量是近年來國內外研究的重點問題。目前國內外對于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質量研究較為廣泛，研究對象包括近期確診的乳腺癌患者[9,10]、術后患者[11,12]、長期存活者[13]等，研究內容涉及手術方式[13-15]、靶向藥物及化療[16-18]等對患者生存質量的影響，或探索年齡、婚姻狀況等社會人口學因素和疾病分期等臨床因素對患者的影響[19-22]。但國內研究缺乏標準化生存質量測定工具對生存質量評價結果，且尚無針對 HER2 陽性患者人群的生存質量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前期“乳腺癌靶向治療藥物政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調查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治療后 5 年內生存質量現狀，探討其人口、社會和經濟學特征及相關診療對生存質量的影響，為進一步改善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療和生存質量提供基礎數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在福建省立醫院確診并接受治療的所有 HER2 陽性乳腺癌中早期患者。納入標準：① 病理診斷結果為 HER2 陽性浸潤性乳腺癌；② 女性患者；③ 患者同意參與隨訪調查。排除標準：① 復發或轉移的乳腺癌患者；② 合并其他腫瘤；③ 認知及精神障礙者；④ 存在靶向治療禁忌癥。
1.2 研究方法
通過醫院信息系統獲得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病案信息，包括患者年齡、居住地和醫保類型等個人信息及疾病分期、手術類型、是否放療等診療信息。采用國際通用的乳腺癌患者功能評價測定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breast scale，FACT-B）[23]進行患者隨訪調查并收集患者的人口、社會和經濟學資料和診療相關信息。患者隨訪于 2020 年 5 月開展，通過電話調查或由主治醫師在微信群中邀請患者填寫電子問卷兩種形式完成。調查方案獲福建省立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3 調查工具
FACT-B（第四版）是由癌癥患者共用量表（FACT-G）及乳腺癌患者附加關注量表構成的一組量表群。FACT-G 由 27 個條目構成，包括患者的生理狀況（7 條）、社會/家庭狀況（7 條）、情感狀況（6 條）、功能狀況（7 條）的測量。FACT-B 量表要求被調查者對過去 7 天每項陳述的真實性進行評分，響應范圍從 0（完全沒有）分到 4（非常）分，共計 37 個問題，量表群總體滿分 148 分。FACT-B 在世界各地均得到廣泛應用[24]，其中文版已在國內應用，并被證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5]。患者隨訪還收集了患者的人口、社會和經濟學資料，以及患者使用中草藥、靶向藥物等治療情況、手術術式選擇及其他慢病患病等情況。
1.4 統計分析
對所有數據進行正態性檢驗，連續變量使用平均值（±標準差）和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進行報告，分類變量用頻率計數和百分比進行報告。正態分布數據的單因素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或 t 檢驗；對于不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單因素分析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或 Kruskal-Wallis H 檢驗。影響因素分析采用二分類 logistic 多元回歸，將患者生存質量總分（FACT-B 總分）按照中位數分組作為因變量（≥中位生存質量總分賦值為 1，反之賦值為 0）。通過連續納入生存質量的預測因素，將患者的臨床特征和治療方式作為自變量建立模型 1、模型 2 以及校正隨訪時間后的模型 3。基于專業判斷，臨床特征選擇 TNM 分期，治療方式選擇靶向治療。患者的人口、社會和經濟學特征作為上述 3 個模型的控制變量。控制變量的選擇基于單因素分析結果，檢驗水準 α 放寬至 0.15。考慮到本研究為小樣本，為了確認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本研究還采用精確 logistic 回歸估計，對最大似然法回歸估計結果加以確認。由于精確 logistic 回歸估計在納入分析因素個數較多的情況下，需要耗費大量的計算機內存，出現耗時過長，甚至計算機死機的情況，本研究僅對最大似然法 logistic 回歸估計的 3 個陽性結果進行精確 logistic 回歸分析。精準 logistic 回歸分析使用 SAS 9.4 軟件，其他統計分析使用 SPSS 22.0 軟件，以 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納入患者的基本特征
共納入 117 例患者，其人口、社會、經濟及臨床特征見表 1。
表1
納入患者的人口、社會、經濟及臨床特征*
2.2 納入患者的診療情況
117 例 HER2 陽性患者均符合靶向治療的適應癥，其中 66.4% 接受了靶向輔助治療（截止 2019 年 9 月，曲妥珠單抗是唯一被納入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并在福建省醫療機構使用的乳腺癌靶向輔助治療藥物[26,27]），43.4% 使用過中草藥等藥物輔助治療；10.5% 接受了保乳手術，6.0% 接受了乳房重建手術。納入患者的診療相關情況見表 2。
表2
納入患者的診療相關情況
2.3 FACT-B 量表群得分情況
FACT-B 量表群的各部分量表得分見表 3，均不符合正態分布。FACT-B 總得分的中位數為 106.0（91.0，121.3）分，占滿分的 71.6%；患者在功能狀況及乳腺癌附加關注上的評分較低，僅占滿分的 64.3% 和 67.5%。
表3
FACT-B 量表群各部分量表得分
2.4 生存質量影響因素的最大似然法多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
最大似然法 logistic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見表 4。結果顯示，患其他慢病是影響患者治療后短期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檢驗水平α=0.01）。
表4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治療后短期生存質量影響因素多重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2.5 生存質量影響因素的精確 logistic 回歸分析
由于婚姻狀況變量的檢驗顯著水平接近 0.05，家庭年收入大于 6 萬元的患者獲得較高治療后生存質量評分的幾率是家庭收入小于 4 萬元的 3 倍以上。因為在 α=0.05 的檢驗水平不顯著，通過最大似然法多元 logistic 回歸估計，尚不能完全確定這兩個因素對治療后生存質量評分的影響。精確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患者的其他慢病患病情況對其治療后生存質量評分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患者婚姻狀況和家庭年收入對其治療后生存質量評分的影響不具有統計學意義（表 5、表 6）。無其他慢病患者獲得較高治療后生存質量評分的幾率明顯高于患有其他慢病患者［OR=4.17，95%CI（1.33，15.37），P=0.01］。
表5
精確 logistic 條件檢驗結果（α=0.05）
表6
精確 logistic 回歸估計結果（α=0.05）
3 討論
本研究納入了 117 例接受治療后的 HER2 陽性中早期乳腺癌患者，其 FACT-B 總分中位數為 106 分，總得分率為 71.6%，與我國上海（75.7%）[28]、武漢（74.0%）[29]等地報告的乳腺癌患者治療后生存質量得分率相比，仍有提升空間。量表群中各維度得分與國內相關研究報告的結果基本一致[19,28]。身體功能狀況及乳腺癌附加關注維度的得分較低，可能由于當前我國乳腺癌患者的手術方式仍以乳房切除術為主，開展保乳手術及乳房重建的比例較低。納入患者中約 89.5% 接受了根治術或乳房全切除術，與現有文獻報告的我國平均水平（88.8%）[30]一致。乳房根治術或乳房全切除手術創面大，對胸壁及周圍組織損傷大，術后往往需要較長的恢復期。手術不僅極大地影響患者身體外形美觀，也更可能造成上肢活動受限，從而導致生存質量的下降[31]。因此，對乳腺癌患者生存質量改善的干預應側重于患者的功能狀況及附加關注，醫護人員應在術前對符合條件的患者積極溝通，鼓勵開展保乳手術，同時還需做好術后患者康復，幫助患者實現軀體功能的恢復。
最大似然法 logistic 回歸估計在何種樣本量水平和數據結構條件下有效，尚無定論。本研究納入的患者數量為 117 例，為避免小樣本及數據結構不平衡對最大似然法 logistic 回歸估計結果的干擾，多因素分析分別采用了最大似然法二元 logistic 回歸和精確 logistic 回歸兩種估計方法。精確 logistic 回歸估計適用于樣本量小、數據分布偏和不平衡的數據，具有最大似然法 logistic 回歸不可比擬的穩定性[32,33,34]。本研究首先采用最大似然法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治療后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獲得的較為明確的影響因素是患有其他慢病。而精確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也驗證了患有其他慢病是患者治療后生存質量的重要影響因素，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35]。其原因是多數乳腺癌患者在急病期治療有效控制病情后，需要較長時間的放化療或藥物治療[36]，受年齡、激素水平等自身因素的變化或由于治療引起的不良反應等影響，乳腺癌患者治療后往往伴隨出現心血管疾病、骨代謝異常、焦慮抑郁等其他慢性疾病，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因此，對乳腺癌伴隨疾病的防控與主動管理，乃至整體健康水平隨診評估和長期規范化隨訪，應著眼于患者的身體和心理的整體健康狀況，主動管理由治療帶來的副反應所造成伴隨疾病風險，這是影響乳腺癌患者預后的關鍵。以全面提升患者生存質量為目標，通過構建分級診療體系和整合各級醫療體系的優勢資源，實現乳腺癌患者治療后全方位、全周期健康管理的理念值得推廣[37,38]。目前，我國基層醫療機構的癌癥診療水平較弱，尚未達到規范化治療和管理[39-41]，要建立綜合醫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協作的乳腺癌防治模式，發揮各級醫療資源聯動的優勢，便利患者診療，實現急慢分治、分級診療和跨領域管理患者整體健康的效益最大化[42-44]，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現有證據表明，曲妥珠單抗靶向輔助治療可顯著延長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的無病生存期和總生存期[4-6]，在化療基礎上增加靶向輔助治療患者的生存質量也顯著高于同期按化療方案治療患者的生存質量[45-47]。但本研究對 5 年生存期內患者開展隨訪，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相關因素的條件下，未發現采用靶向輔助治療的患者生存質量顯著優于采用傳統化療的患者。一方面是因為本研究與上述文獻的研究設計不同。本研究調查的是患者在急性期得到治療和控制病情后，回歸社會生活后的生存質量，而以往研究是對治療后即刻生存質量影響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在復雜社會生活環境中，存在影響患者生存質量的更為重要的因素，其影響力超出了臨床治療的貢獻。隨訪中，很多患者反應，靶向輔助治療療程周期長，費用高，一個療程需要往返醫院辦理十幾次住院手續進行輸液治療和觀察，有的還需要多次住院放療，增加了患者及家人的時間、精力付出和經濟負擔。故未來充分發揮基層醫療機構在乳腺癌防治中的作用，建立基層與專科醫療機構分級診療、分工協作機制，方便乳腺癌患者就近診治，進一步降低個人經濟負擔對于提高患者治療后回歸生活的生存質量至關重要。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調查的是患者在急性期得到治療和控制病情，回歸社會生活后的生存質量，缺少乳腺癌患者治療前生存質量評分的數據，可能無法反映患者診療方式對其生存質量的影響；② 基于單中心患者隨訪調查，缺乏同類研究及與其他乳腺癌分型患者的對比，統計效能可能受到一定限制。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顯示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治療后回歸社會生活的總體生存質量不高。患者患有其他慢病是影響其生存質量的重要因素，但結果尚需多中心、大樣本研究進行驗證。
乳腺癌是威脅全球女性健康及生命的首位癌癥[1]。據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癌癥瞭望數據顯示，2020 年我國女性乳腺癌年齡標化發生率為 39.1 例/10 萬人[2]，乳腺癌疾病負擔呈現逐年加重的趨勢。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陽性乳腺癌約占所有乳腺癌病例的 15%～20%[3,4]，并表現出腫瘤侵襲性強、對傳統化療不敏感及預后不良等生物學特點，是較為兇險的乳腺癌分型[4]。抗 HER2 靶向輔助治療方案從根本上改變了乳腺癌的臨床治療進程，極大地改善了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的預后[5,6]。化療聯合靶向治療已成為我國乳腺癌標準診療指南推薦治療方案之一[7]。乳腺癌及其伴隨的生理及心理不適使患者在生存期內往往承受較大的社會、心理壓力，對患者的生存質量產生負面影響[8]，因此，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質量是近年來國內外研究的重點問題。目前國內外對于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質量研究較為廣泛，研究對象包括近期確診的乳腺癌患者[9,10]、術后患者[11,12]、長期存活者[13]等，研究內容涉及手術方式[13-15]、靶向藥物及化療[16-18]等對患者生存質量的影響，或探索年齡、婚姻狀況等社會人口學因素和疾病分期等臨床因素對患者的影響[19-22]。但國內研究缺乏標準化生存質量測定工具對生存質量評價結果，且尚無針對 HER2 陽性患者人群的生存質量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前期“乳腺癌靶向治療藥物政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調查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治療后 5 年內生存質量現狀，探討其人口、社會和經濟學特征及相關診療對生存質量的影響，為進一步改善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療和生存質量提供基礎數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2015 年 1 月至 2019 年 9 月在福建省立醫院確診并接受治療的所有 HER2 陽性乳腺癌中早期患者。納入標準：① 病理診斷結果為 HER2 陽性浸潤性乳腺癌；② 女性患者；③ 患者同意參與隨訪調查。排除標準：① 復發或轉移的乳腺癌患者；② 合并其他腫瘤；③ 認知及精神障礙者；④ 存在靶向治療禁忌癥。
1.2 研究方法
通過醫院信息系統獲得符合納入標準的患者病案信息，包括患者年齡、居住地和醫保類型等個人信息及疾病分期、手術類型、是否放療等診療信息。采用國際通用的乳腺癌患者功能評價測定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breast scale，FACT-B）[23]進行患者隨訪調查并收集患者的人口、社會和經濟學資料和診療相關信息。患者隨訪于 2020 年 5 月開展，通過電話調查或由主治醫師在微信群中邀請患者填寫電子問卷兩種形式完成。調查方案獲福建省立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1.3 調查工具
FACT-B（第四版）是由癌癥患者共用量表（FACT-G）及乳腺癌患者附加關注量表構成的一組量表群。FACT-G 由 27 個條目構成，包括患者的生理狀況（7 條）、社會/家庭狀況（7 條）、情感狀況（6 條）、功能狀況（7 條）的測量。FACT-B 量表要求被調查者對過去 7 天每項陳述的真實性進行評分，響應范圍從 0（完全沒有）分到 4（非常）分，共計 37 個問題，量表群總體滿分 148 分。FACT-B 在世界各地均得到廣泛應用[24]，其中文版已在國內應用，并被證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5]。患者隨訪還收集了患者的人口、社會和經濟學資料，以及患者使用中草藥、靶向藥物等治療情況、手術術式選擇及其他慢病患病等情況。
1.4 統計分析
對所有數據進行正態性檢驗，連續變量使用平均值（±標準差）和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進行報告，分類變量用頻率計數和百分比進行報告。正態分布數據的單因素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或 t 檢驗；對于不符合正態分布的數據，單因素分析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或 Kruskal-Wallis H 檢驗。影響因素分析采用二分類 logistic 多元回歸，將患者生存質量總分（FACT-B 總分）按照中位數分組作為因變量（≥中位生存質量總分賦值為 1，反之賦值為 0）。通過連續納入生存質量的預測因素，將患者的臨床特征和治療方式作為自變量建立模型 1、模型 2 以及校正隨訪時間后的模型 3。基于專業判斷，臨床特征選擇 TNM 分期，治療方式選擇靶向治療。患者的人口、社會和經濟學特征作為上述 3 個模型的控制變量。控制變量的選擇基于單因素分析結果，檢驗水準 α 放寬至 0.15。考慮到本研究為小樣本，為了確認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本研究還采用精確 logistic 回歸估計，對最大似然法回歸估計結果加以確認。由于精確 logistic 回歸估計在納入分析因素個數較多的情況下，需要耗費大量的計算機內存，出現耗時過長，甚至計算機死機的情況，本研究僅對最大似然法 logistic 回歸估計的 3 個陽性結果進行精確 logistic 回歸分析。精準 logistic 回歸分析使用 SAS 9.4 軟件，其他統計分析使用 SPSS 22.0 軟件，以 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納入患者的基本特征
共納入 117 例患者，其人口、社會、經濟及臨床特征見表 1。
表1
納入患者的人口、社會、經濟及臨床特征*
2.2 納入患者的診療情況
117 例 HER2 陽性患者均符合靶向治療的適應癥，其中 66.4% 接受了靶向輔助治療（截止 2019 年 9 月，曲妥珠單抗是唯一被納入全國基本醫療保險并在福建省醫療機構使用的乳腺癌靶向輔助治療藥物[26,27]），43.4% 使用過中草藥等藥物輔助治療；10.5% 接受了保乳手術，6.0% 接受了乳房重建手術。納入患者的診療相關情況見表 2。
表2
納入患者的診療相關情況
2.3 FACT-B 量表群得分情況
FACT-B 量表群的各部分量表得分見表 3，均不符合正態分布。FACT-B 總得分的中位數為 106.0（91.0，121.3）分，占滿分的 71.6%；患者在功能狀況及乳腺癌附加關注上的評分較低，僅占滿分的 64.3% 和 67.5%。
表3
FACT-B 量表群各部分量表得分
2.4 生存質量影響因素的最大似然法多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
最大似然法 logistic 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見表 4。結果顯示，患其他慢病是影響患者治療后短期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檢驗水平α=0.01）。
表4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治療后短期生存質量影響因素多重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2.5 生存質量影響因素的精確 logistic 回歸分析
由于婚姻狀況變量的檢驗顯著水平接近 0.05，家庭年收入大于 6 萬元的患者獲得較高治療后生存質量評分的幾率是家庭收入小于 4 萬元的 3 倍以上。因為在 α=0.05 的檢驗水平不顯著，通過最大似然法多元 logistic 回歸估計，尚不能完全確定這兩個因素對治療后生存質量評分的影響。精確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患者的其他慢病患病情況對其治療后生存質量評分的影響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患者婚姻狀況和家庭年收入對其治療后生存質量評分的影響不具有統計學意義（表 5、表 6）。無其他慢病患者獲得較高治療后生存質量評分的幾率明顯高于患有其他慢病患者［OR=4.17，95%CI（1.33，15.37），P=0.01］。
表5
精確 logistic 條件檢驗結果（α=0.05）
表6
精確 logistic 回歸估計結果（α=0.05）
3 討論
本研究納入了 117 例接受治療后的 HER2 陽性中早期乳腺癌患者，其 FACT-B 總分中位數為 106 分，總得分率為 71.6%，與我國上海（75.7%）[28]、武漢（74.0%）[29]等地報告的乳腺癌患者治療后生存質量得分率相比，仍有提升空間。量表群中各維度得分與國內相關研究報告的結果基本一致[19,28]。身體功能狀況及乳腺癌附加關注維度的得分較低，可能由于當前我國乳腺癌患者的手術方式仍以乳房切除術為主，開展保乳手術及乳房重建的比例較低。納入患者中約 89.5% 接受了根治術或乳房全切除術，與現有文獻報告的我國平均水平（88.8%）[30]一致。乳房根治術或乳房全切除手術創面大，對胸壁及周圍組織損傷大，術后往往需要較長的恢復期。手術不僅極大地影響患者身體外形美觀，也更可能造成上肢活動受限，從而導致生存質量的下降[31]。因此，對乳腺癌患者生存質量改善的干預應側重于患者的功能狀況及附加關注，醫護人員應在術前對符合條件的患者積極溝通，鼓勵開展保乳手術，同時還需做好術后患者康復，幫助患者實現軀體功能的恢復。
最大似然法 logistic 回歸估計在何種樣本量水平和數據結構條件下有效，尚無定論。本研究納入的患者數量為 117 例，為避免小樣本及數據結構不平衡對最大似然法 logistic 回歸估計結果的干擾，多因素分析分別采用了最大似然法二元 logistic 回歸和精確 logistic 回歸兩種估計方法。精確 logistic 回歸估計適用于樣本量小、數據分布偏和不平衡的數據，具有最大似然法 logistic 回歸不可比擬的穩定性[32,33,34]。本研究首先采用最大似然法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治療后生存質量的影響因素，獲得的較為明確的影響因素是患有其他慢病。而精確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也驗證了患有其他慢病是患者治療后生存質量的重要影響因素，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35]。其原因是多數乳腺癌患者在急病期治療有效控制病情后，需要較長時間的放化療或藥物治療[36]，受年齡、激素水平等自身因素的變化或由于治療引起的不良反應等影響，乳腺癌患者治療后往往伴隨出現心血管疾病、骨代謝異常、焦慮抑郁等其他慢性疾病，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因此，對乳腺癌伴隨疾病的防控與主動管理，乃至整體健康水平隨診評估和長期規范化隨訪，應著眼于患者的身體和心理的整體健康狀況，主動管理由治療帶來的副反應所造成伴隨疾病風險，這是影響乳腺癌患者預后的關鍵。以全面提升患者生存質量為目標，通過構建分級診療體系和整合各級醫療體系的優勢資源，實現乳腺癌患者治療后全方位、全周期健康管理的理念值得推廣[37,38]。目前，我國基層醫療機構的癌癥診療水平較弱，尚未達到規范化治療和管理[39-41]，要建立綜合醫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協作的乳腺癌防治模式，發揮各級醫療資源聯動的優勢，便利患者診療，實現急慢分治、分級診療和跨領域管理患者整體健康的效益最大化[42-44]，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現有證據表明，曲妥珠單抗靶向輔助治療可顯著延長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的無病生存期和總生存期[4-6]，在化療基礎上增加靶向輔助治療患者的生存質量也顯著高于同期按化療方案治療患者的生存質量[45-47]。但本研究對 5 年生存期內患者開展隨訪，結果顯示在控制其他相關因素的條件下，未發現采用靶向輔助治療的患者生存質量顯著優于采用傳統化療的患者。一方面是因為本研究與上述文獻的研究設計不同。本研究調查的是患者在急性期得到治療和控制病情后，回歸社會生活后的生存質量，而以往研究是對治療后即刻生存質量影響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在復雜社會生活環境中，存在影響患者生存質量的更為重要的因素，其影響力超出了臨床治療的貢獻。隨訪中，很多患者反應，靶向輔助治療療程周期長，費用高，一個療程需要往返醫院辦理十幾次住院手續進行輸液治療和觀察，有的還需要多次住院放療，增加了患者及家人的時間、精力付出和經濟負擔。故未來充分發揮基層醫療機構在乳腺癌防治中的作用，建立基層與專科醫療機構分級診療、分工協作機制，方便乳腺癌患者就近診治，進一步降低個人經濟負擔對于提高患者治療后回歸生活的生存質量至關重要。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調查的是患者在急性期得到治療和控制病情，回歸社會生活后的生存質量，缺少乳腺癌患者治療前生存質量評分的數據，可能無法反映患者診療方式對其生存質量的影響；② 基于單中心患者隨訪調查，缺乏同類研究及與其他乳腺癌分型患者的對比，統計效能可能受到一定限制。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顯示 HER2 陽性乳腺癌患者治療后回歸社會生活的總體生存質量不高。患者患有其他慢病是影響其生存質量的重要因素，但結果尚需多中心、大樣本研究進行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