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楊博, 劉琴, 盛露露, 黃欣, 李月月, 方波. 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行為特征及變化的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1, 21(2): 160-167. doi: 10.7507/1672-2531.202004145 復制
頭胎兒童和脫獨兒童指原有的獨生子女家庭生養二胎后，家庭中原有獨生子女變為非獨生子女的兒童。然而家庭角色轉變的不同時期可能對頭胎兒童的影響不同，因此我們提出角色轉換期大孩的概念。目前對大孩角色轉換期的時間界定不一致，但多數研究涵蓋了從母親懷二孩期間到二孩出生后一段時間點的調查。因此本研究定義角色轉換期大孩為正在經歷家庭角色轉換（由獨生子女變為非獨生子女），且處于母親懷二孩期間至二孩出生后一段時間的頭胎兒童。國外絕大多數孩子在童年早期會經歷家庭角色的轉換，童年早期家庭角色轉變的壓力是否會導致兒童情緒行為的變化或引起相關問題的發生，一直是家長和心理學家重點關注的問題。同時，童年早期的情緒行為問題隨著時間推移會逐漸強化，可能增加其成年期適應失調的可能性[1]和社會孤立、同伴排斥的風險[2,3]，因此對早期兒童角色轉換與其情緒行為問題的研究很有必要。
目前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行為的研究主要在國外開展，國內相關研究缺乏，而國外的研究結果也存在爭議。多數研究表明角色轉換會增加大孩的抱怨/哭泣[4]、嫉妒[5]、攻擊性行為[6]，減少大孩對母親的親密互動[7]。但也有研究發現，二孩出生后大孩的語言能力有所提高[8]。2012 年 Volling 等[4]較全面地總結了二孩出生后大孩的心理和行為問題，但該研究僅納入了國外兒童，且只關注二孩出生后大孩的變化，未采用嚴格的系統評價方法，也未歸納角色轉換期的時間界限。從 2016 年中國正式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角色轉換大孩開始大量出現，且大孩的角色轉換在母親懷孕期間就已經存在。因此有必要納入不同文化背景的兒童，擴大角色轉換期時間界限，充分探討角色轉換對大孩情緒和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全面檢索國內外已發表的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行為特征及變化的研究，通過系統評價方法明確角色轉換對大孩情緒行為的影響及角色轉換期的時間范圍，為中國角色轉換期兒童心理研究和教育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包括訪談和觀察法，定量研究包括橫斷面調查和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角色轉換期大孩。
1.1.3 研究主題
報告了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和行為的特征和變化。
1.1.4 結局指標
角色轉換期大孩各情緒和行為的發生頻率或得分情況。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的研究。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CBM、VIP、CNKI、WanFang Data、PubMed、Web of Science 和 EBSCO 數據庫，搜集關于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行為特征和變化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同時追溯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中文檢索詞包括：大孩、頭胎兒童、脫獨兒童、心理、情緒、行為；英文檢索詞包括：birth of sibling、firstborn、second child、sibling birth、second pregnancy、infant sibling、baby sibling、behavior、psycho*、mental、emotion*、reaction。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未確定但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題目、第一作者、發表期刊等；② 研究對象來源、年齡、性別和樣本量、角色轉換期的調查時間點、研究類型和數據收集方式；③ 大孩的具體行為和情緒分類、數據類型、各情緒行為的發生頻率和得分情況。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 2 名評價員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定性研究采用 CASP 量表[9,10]進行偏倚風險評價。因為該量表不推薦對納入研究進行評分，因此僅報告定性研究中每個評價為“是”的條目占總條目數的比例。定量的隊列研究采用 NOS 量表[11,12]進行偏倚風險評價。橫斷面研究采用 AHRQ 量表[13]進行偏倚風險評價。
1.5 統計分析
由于納入研究在研究設計、調查時間點及結局指標等多方面存在很大異質性，難以進行定量分析，故僅進行定性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2 242 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文獻 19 篇[5,8,14-30]，包括 13 個研究。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見表 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3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定性隊列研究、定量隊列研究和橫斷面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分別見表 2～4。
表2
納入定性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表3
納入定量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分）
表4
納入橫斷面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4 角色轉換期大孩的行為特征和變化
納入的 13 個大孩行為研究[5,8,14-30]中，12 個研究[5,8,14-19]關注角色轉換對大孩自身行為的影響；3 個研究[8,14-17,21-23,30]探討了大孩與父母和二孩之間的互動行為；3 個研究[21-23,24,25]分析了角色轉換期間大孩的行為隨時間變化的模式或軌跡；4 個研究[8,14-17,24,25]同時研究以上兩種或三種大孩行為。
2.4.1 角色轉換期大孩自身的行為特征和變化
12 個研究[5,8,14-19]探討了該問題，其中 4 個研究[18,19,20,26]比較了大孩與獨生子女行為特征的差異；8 個研究[5,8,14-17,21-25,27-29]僅調查了大孩的行為特征。
2.4.1.1 大孩與獨生子女行為特征的比較
3 個研究[18-20]關注母親孕早中期和孕晚期時兩個群體的行為差異。1 個研究[19]結果表明 1.5～5 歲大孩比獨生子女有更少的分離反應和依賴行為。而 3 個孕晚期的研究結果不一致：1 個研究[18]觀察到 1 歲大孩與獨生子女相比，依賴行為、哭泣和尋求親近行為沒有差異；1 個研究[20]發現 1.5～4 歲大孩比獨生子女有更多的依賴行為、睡眠問題、突然發怒和退化行為，而另外 1 個研究[19]表明 1.5～5 歲長女的生氣行為顯著高于獨生子女，而長子的分離反應和生氣行為顯著少于獨生子女。
2 個前瞻性隊列研究[18,26]發現，與獨生子女相比，1 歲大孩在二孩出生后表現出更多的依賴和不安行為[18]，更多的 1.5 歲大孩對母親的依戀由安全型轉變為不安全型[26]。
2.4.1.2 大孩行為特征的自身前后比較
3 個研究[27-29]探討了二孩出生前后大孩的行為特征，其中 2 個研究[28,29]結果表明在二孩出生后，3～6 歲大孩的退化行為、對母親的依賴和依戀及入園焦慮增加[28]，8～12 歲大孩與父母之間的溝通交流行為減少[29]。1 個研究[27]發現，62.36% 的 2～6 歲大孩在二孩出生后愉悅表情、語言表達和關愛他人的積極表現增加。
2 個研究[8,14-17,24]采用觀察和訪談的方法，調查了大孩從母親懷二孩孕晚期到二孩出生后 14 個月的行為變化。1 個研究[8,14-17]發現，二孩出生后 18～43 月齡大孩與母親的共同玩耍明顯減少，且故意淘氣行為、靜坐、煩惱焦慮、要求行為和安全性物品的使用明顯增加，同時大孩的語言交流能力有所提高。另 1 個研究[24]在二孩出生前后訪談了 2～4 歲大孩，發現二孩出生前 82% 的大孩對成為“哥哥、姐姐”有非常積極或積極的感覺，并且在二孩出生后的評估中比例保持穩定；但在對大孩的觀察及其母親的訪談發現，二孩出生后這些大孩總體表現為高水平的對抗、哭鬧、依賴、焦慮和模仿行為。
3 個研究[5,21-23,25]采用定量問卷調查大孩從母親懷二孩孕晚期到二孩出生后 12 個月行為的變化，發現二孩出生后，1～5 歲大孩有更多的外化問題[21-23]，大孩對母親的安全型依戀顯著降低，尤其 2～5 歲大孩下降更明顯[25]；另外 1.5～6 歲大孩的抱怨行為增加以及與母親的擁抱行為減少，但大孩自稱寶寶和小孩的表述有所減少[5]。
2.4.2 角色轉換期大孩與父母、二孩互動行為
3 個研究[8,14-17,21-23,30]探討了大孩與父母、大孩與二孩之間的互動行為。
2.4.2.1 父母與二孩互動時大孩的反應
2 個研究[8,14-17,21-23]追蹤觀察了母親與二孩互動時大孩的行為反應，發現在二孩 14 個月時 18～43 月齡大孩對母親二孩互動的抗議和觀望行為顯著高于積極和消極加入[8,14-17]。另 1 個研究發現[21-23]，二孩 1 個月時 12～69 月齡大孩對母親和二孩的互動表現出 4 種行為反應，即對環境和其他事物的探索、回避、焦慮依戀以及破壞；在父親二孩互動時，大孩還表現出尋求父親注意力的行為。
2.4.2.2 大孩對二孩的社會行為
1 個對 40 例 18～43 月齡大孩的研究[8,14-17]發現，母親和二孩的互動頻率與大孩對二孩的積極行為呈負相關，母親禁止孩子吵架的比例與長子對二孩的敵對行為呈正相關，與友好行為呈負相關。
2.4.2.3 大孩與母親之間的互動行為
Kojima[30]開展的問卷調查發現，二孩出生前后 46.8% 的 1.1～5.5 歲大孩與母親的互動很少發生變化，6.4% 的大孩對母親的積極行為增加，1.3% 的孩子對母親高度依賴且沖突較多。
2.4.3 角色轉換期大孩的行為隨時間變化模式
2.4.3.1 大孩自身行為隨時間變化的模式
Stewart[24]隨訪了 41 個 2～4 歲大孩，確定了大孩的 3 種行為變化模式，分別為二孩出生后 4 個月時大孩的高焦慮和 8、12 個月時的高對抗（21 人）；二孩出生后 4 至 12 個月時一直高水平對抗（5 人）；二孩出生后所有問題行為的低發生率（4 人）。另外，Teti[25]隨訪了 91 例 1～5 歲大孩在母親孕晚期至二孩出生后 1～2 個月期間的母子依戀關系，發現了 3 種母子依戀模式，52.7% 的大孩一直保持對母親的高依戀（高-高模式）、25.3% 的大孩對母親的依戀表現為高-下降模式、22.0% 的大孩則一直保持對母親的低依戀（低-低模式）。
2.4.3.2 大孩對二孩的社會行為隨時間變化的模式
Volling 等[21-23]追蹤觀察了 241 例 12～69 月齡大孩在母親產后 4、8 和 12 個月時對二孩的行為變化，確定了大孩的 3 種行為軌跡。軌跡 1 為積極參與（50%），大孩在二孩出生 4 個月時積極與二孩互動，且隨時間推移參與行為增加明顯；軌跡 2 為升級對抗（42%），大孩表現為二孩出生 4 至 12 個月時急劇增加的對抗行為；軌跡 3 為早期對抗（8%），大孩在二孩出生 4 至 12 個月均保持穩定的高對抗行為。
2.5 角色轉換期大孩的情緒特征和變化
2 個研究[28,29]通過定性訪談調查了角色轉換期大孩的情緒變化。張星瑋[28]對 10 個 3～6 歲大孩的母親的訪談發現，2 個母親的孩子在二孩出生后一年以內情緒變化明顯，表現為二孩出生后悶悶不樂、經常哭，以及喜歡發脾氣、無理取鬧。趙雪[29]在二孩 3 歲內對 8 個大孩的定性訪談發現，大孩的消極情緒如嫉妒、憤怒/生氣、冷漠情緒有所增加，而羨慕、成長感、開心/幸福的積極情緒減少。
3 討論
本系統評價共納入 13 個有關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行為特征和變化的研究，涉及不同國家的 980 例兒童，主要針對 6 歲及以下大孩。國外相關研究最早發表于 1980 年，2000 年后相關研究很少；而國內研究均發表于 2018 年，主要與我國 2016 年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有關。角色轉換期的時間范圍主要集中在孕晚期至二孩出生后 12 個月內。
Bronfenbrenner 等[31]提出的生態轉變理論認為，個人角色轉變壓力能促進兒童的成長和發展。但是，Hill 提出的家庭危機理論[32]和 Cowan 提出的發展轉變模式[33]認為，角色轉換會導致大孩消極行為問題的出現。本次系統評價結果表明，角色轉換對大孩行為具有消極和積極雙重影響，提示角色轉換對大孩的影響可能是上述理論假設的結合。除 1 個橫斷面問卷調查發現二孩出生后大孩的積極行為多于消極行為外，多數研究顯示二孩出生后大孩消極行為增加，故本系統評價的結果更加傾向于家庭危機理論[32]和發展轉變模式[33]。
本次系統評價結果表明，母親懷二孩孕早中期和晚期時，相同年齡段的大孩和獨生子女的行為特征存在差異。孕早中期時母親身體和精神狀況未發生明顯變化，同時可能因為懷有二孩會對大孩有更多補償性的關注和陪伴[19]，此時期大孩可能比獨生子女有更少的消極行為；但孕晚期時母親身體和精神狀況受到較大影響，對大孩的關注和陪伴時間減少，此時大孩更容易感受到母親懷孕對自己的影響，從而可能出現更多的行為問題。
另外，兒童年齡、家庭社會經濟狀況[20]和性別可能導致母親懷孕晚期時大孩和獨生子女行為的不一致。1 歲兒童處于關注玩具等實物的階段，在二孩“實物”出生前，其認知受到的影響很小，所以大孩和獨生子女的行為沒有差異。而 1.5～5 歲年齡段大孩因為思維的發展，能夠在二孩出生前認識到二孩對自己的影響，從而表現出與 1 歲兒童不同的行為特征。既往研究表明社會經濟狀況較差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現行為問題[34,35]。納入的 1 個研究[20]也發現，當大孩家庭經濟狀況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于獨生子女家庭時，大孩表現出更多的消極行為變化。此外，女孩比男孩更敏感，男孩對外部世界的探索多于女孩，所以女孩可能更易受到家庭環境改變的影響，表現出比男孩更多的行為問題[19]。
社會文化的差異也可能影響大孩的情緒行為表現。中國角色轉換期大孩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國生育政策的改變，而國外社會中家庭生養二孩是比較自然且持續存在的社會現象。長期的獨生子女生長環境一方面可能激發中國大孩比國外大孩更強烈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理，同時因為家庭和社會缺乏相關經驗，中國大孩獲得的社會支持可能更少，導致中國大孩行為問題更多；但另一方面，長期的獨生子女環境也可能促使中國大孩更期待和渴望二孩的到來以減少孤獨感。但此猜想是否成立，還需要更多實證研究予以證實。
二孩行為發育的里程碑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大孩的行為。在母親臨近分娩時，家人對大孩的關注有所減少，且母親住院與大孩的短期分離可能損害大孩的情感安全，對孩子的行為和社交產生負面影響[21]，增加其情緒行為問題的發生風險[6]；二孩在出生 4 個月時會出現抬頭、翻身等活動，導致大孩對二孩的關注增加，繼而產生高水平的焦慮、對抗行為或與二孩的互動行為；而二孩在 8 個月和 12 個月時，能夠實現小范圍的獨立活動和行走，可能會參與甚至擾亂大孩的活動，導致大孩對二孩的對抗行為增加。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納入研究樣本量普遍較小，高質量尤其是高質量、大樣本的研究十分缺乏，且主要關注大孩自身行為的變化，缺乏與獨生子女或其他兒童群體的比較；② 主要關注 6 歲以下大孩，對 6 歲以上大孩情緒行為的研究不足；③ 主要關注角色轉換期大孩的行為問題，對情緒問題的研究十分缺乏；④ 主要采用定性訪談及觀察或自編問卷了解大孩的情緒行為表現，對兒童情緒和行為問題缺乏統一界定和規范評價，給不同研究證據的整合帶來很大困難和挑戰；⑤ 由于納入研究在研究設計、調查時間點和結局指標等多方面的異質性，且較早發表的研究缺乏對分析數據的報道，本研究無法對納入研究數據進行定量合并。
綜上所述，角色轉換主要引起大孩消極情緒和行為的產生，大孩行為隨時間變化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頭胎兒童和脫獨兒童指原有的獨生子女家庭生養二胎后，家庭中原有獨生子女變為非獨生子女的兒童。然而家庭角色轉變的不同時期可能對頭胎兒童的影響不同，因此我們提出角色轉換期大孩的概念。目前對大孩角色轉換期的時間界定不一致，但多數研究涵蓋了從母親懷二孩期間到二孩出生后一段時間點的調查。因此本研究定義角色轉換期大孩為正在經歷家庭角色轉換（由獨生子女變為非獨生子女），且處于母親懷二孩期間至二孩出生后一段時間的頭胎兒童。國外絕大多數孩子在童年早期會經歷家庭角色的轉換，童年早期家庭角色轉變的壓力是否會導致兒童情緒行為的變化或引起相關問題的發生，一直是家長和心理學家重點關注的問題。同時，童年早期的情緒行為問題隨著時間推移會逐漸強化，可能增加其成年期適應失調的可能性[1]和社會孤立、同伴排斥的風險[2,3]，因此對早期兒童角色轉換與其情緒行為問題的研究很有必要。
目前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行為的研究主要在國外開展，國內相關研究缺乏，而國外的研究結果也存在爭議。多數研究表明角色轉換會增加大孩的抱怨/哭泣[4]、嫉妒[5]、攻擊性行為[6]，減少大孩對母親的親密互動[7]。但也有研究發現，二孩出生后大孩的語言能力有所提高[8]。2012 年 Volling 等[4]較全面地總結了二孩出生后大孩的心理和行為問題，但該研究僅納入了國外兒童，且只關注二孩出生后大孩的變化，未采用嚴格的系統評價方法，也未歸納角色轉換期的時間界限。從 2016 年中國正式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角色轉換大孩開始大量出現，且大孩的角色轉換在母親懷孕期間就已經存在。因此有必要納入不同文化背景的兒童，擴大角色轉換期時間界限，充分探討角色轉換對大孩情緒和行為的影響。
本研究全面檢索國內外已發表的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行為特征及變化的研究，通過系統評價方法明確角色轉換對大孩情緒行為的影響及角色轉換期的時間范圍，為中國角色轉換期兒童心理研究和教育提供參考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包括訪談和觀察法，定量研究包括橫斷面調查和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角色轉換期大孩。
1.1.3 研究主題
報告了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和行為的特征和變化。
1.1.4 結局指標
角色轉換期大孩各情緒和行為的發生頻率或得分情況。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的研究。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CBM、VIP、CNKI、WanFang Data、PubMed、Web of Science 和 EBSCO 數據庫，搜集關于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行為特征和變化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同時追溯納入文獻的參考文獻，以補充獲取相關文獻。中文檢索詞包括：大孩、頭胎兒童、脫獨兒童、心理、情緒、行為；英文檢索詞包括：birth of sibling、firstborn、second child、sibling birth、second pregnancy、infant sibling、baby sibling、behavior、psycho*、mental、emotion*、reaction。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未確定但對本研究非常重要的信息。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研究題目、第一作者、發表期刊等；② 研究對象來源、年齡、性別和樣本量、角色轉換期的調查時間點、研究類型和數據收集方式；③ 大孩的具體行為和情緒分類、數據類型、各情緒行為的發生頻率和得分情況。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 2 名評價員獨立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定性研究采用 CASP 量表[9,10]進行偏倚風險評價。因為該量表不推薦對納入研究進行評分，因此僅報告定性研究中每個評價為“是”的條目占總條目數的比例。定量的隊列研究采用 NOS 量表[11,12]進行偏倚風險評價。橫斷面研究采用 AHRQ 量表[13]進行偏倚風險評價。
1.5 統計分析
由于納入研究在研究設計、調查時間點及結局指標等多方面存在很大異質性，難以進行定量分析，故僅進行定性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2 242 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文獻 19 篇[5,8,14-30]，包括 13 個研究。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見表 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2.3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定性隊列研究、定量隊列研究和橫斷面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分別見表 2～4。
表2
納入定性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表3
納入定量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分）
表4
納入橫斷面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4 角色轉換期大孩的行為特征和變化
納入的 13 個大孩行為研究[5,8,14-30]中，12 個研究[5,8,14-19]關注角色轉換對大孩自身行為的影響；3 個研究[8,14-17,21-23,30]探討了大孩與父母和二孩之間的互動行為；3 個研究[21-23,24,25]分析了角色轉換期間大孩的行為隨時間變化的模式或軌跡；4 個研究[8,14-17,24,25]同時研究以上兩種或三種大孩行為。
2.4.1 角色轉換期大孩自身的行為特征和變化
12 個研究[5,8,14-19]探討了該問題，其中 4 個研究[18,19,20,26]比較了大孩與獨生子女行為特征的差異；8 個研究[5,8,14-17,21-25,27-29]僅調查了大孩的行為特征。
2.4.1.1 大孩與獨生子女行為特征的比較
3 個研究[18-20]關注母親孕早中期和孕晚期時兩個群體的行為差異。1 個研究[19]結果表明 1.5～5 歲大孩比獨生子女有更少的分離反應和依賴行為。而 3 個孕晚期的研究結果不一致：1 個研究[18]觀察到 1 歲大孩與獨生子女相比，依賴行為、哭泣和尋求親近行為沒有差異；1 個研究[20]發現 1.5～4 歲大孩比獨生子女有更多的依賴行為、睡眠問題、突然發怒和退化行為，而另外 1 個研究[19]表明 1.5～5 歲長女的生氣行為顯著高于獨生子女，而長子的分離反應和生氣行為顯著少于獨生子女。
2 個前瞻性隊列研究[18,26]發現，與獨生子女相比，1 歲大孩在二孩出生后表現出更多的依賴和不安行為[18]，更多的 1.5 歲大孩對母親的依戀由安全型轉變為不安全型[26]。
2.4.1.2 大孩行為特征的自身前后比較
3 個研究[27-29]探討了二孩出生前后大孩的行為特征，其中 2 個研究[28,29]結果表明在二孩出生后，3～6 歲大孩的退化行為、對母親的依賴和依戀及入園焦慮增加[28]，8～12 歲大孩與父母之間的溝通交流行為減少[29]。1 個研究[27]發現，62.36% 的 2～6 歲大孩在二孩出生后愉悅表情、語言表達和關愛他人的積極表現增加。
2 個研究[8,14-17,24]采用觀察和訪談的方法，調查了大孩從母親懷二孩孕晚期到二孩出生后 14 個月的行為變化。1 個研究[8,14-17]發現，二孩出生后 18～43 月齡大孩與母親的共同玩耍明顯減少，且故意淘氣行為、靜坐、煩惱焦慮、要求行為和安全性物品的使用明顯增加，同時大孩的語言交流能力有所提高。另 1 個研究[24]在二孩出生前后訪談了 2～4 歲大孩，發現二孩出生前 82% 的大孩對成為“哥哥、姐姐”有非常積極或積極的感覺，并且在二孩出生后的評估中比例保持穩定；但在對大孩的觀察及其母親的訪談發現，二孩出生后這些大孩總體表現為高水平的對抗、哭鬧、依賴、焦慮和模仿行為。
3 個研究[5,21-23,25]采用定量問卷調查大孩從母親懷二孩孕晚期到二孩出生后 12 個月行為的變化，發現二孩出生后，1～5 歲大孩有更多的外化問題[21-23]，大孩對母親的安全型依戀顯著降低，尤其 2～5 歲大孩下降更明顯[25]；另外 1.5～6 歲大孩的抱怨行為增加以及與母親的擁抱行為減少，但大孩自稱寶寶和小孩的表述有所減少[5]。
2.4.2 角色轉換期大孩與父母、二孩互動行為
3 個研究[8,14-17,21-23,30]探討了大孩與父母、大孩與二孩之間的互動行為。
2.4.2.1 父母與二孩互動時大孩的反應
2 個研究[8,14-17,21-23]追蹤觀察了母親與二孩互動時大孩的行為反應，發現在二孩 14 個月時 18～43 月齡大孩對母親二孩互動的抗議和觀望行為顯著高于積極和消極加入[8,14-17]。另 1 個研究發現[21-23]，二孩 1 個月時 12～69 月齡大孩對母親和二孩的互動表現出 4 種行為反應，即對環境和其他事物的探索、回避、焦慮依戀以及破壞；在父親二孩互動時，大孩還表現出尋求父親注意力的行為。
2.4.2.2 大孩對二孩的社會行為
1 個對 40 例 18～43 月齡大孩的研究[8,14-17]發現，母親和二孩的互動頻率與大孩對二孩的積極行為呈負相關，母親禁止孩子吵架的比例與長子對二孩的敵對行為呈正相關，與友好行為呈負相關。
2.4.2.3 大孩與母親之間的互動行為
Kojima[30]開展的問卷調查發現，二孩出生前后 46.8% 的 1.1～5.5 歲大孩與母親的互動很少發生變化，6.4% 的大孩對母親的積極行為增加，1.3% 的孩子對母親高度依賴且沖突較多。
2.4.3 角色轉換期大孩的行為隨時間變化模式
2.4.3.1 大孩自身行為隨時間變化的模式
Stewart[24]隨訪了 41 個 2～4 歲大孩，確定了大孩的 3 種行為變化模式，分別為二孩出生后 4 個月時大孩的高焦慮和 8、12 個月時的高對抗（21 人）；二孩出生后 4 至 12 個月時一直高水平對抗（5 人）；二孩出生后所有問題行為的低發生率（4 人）。另外，Teti[25]隨訪了 91 例 1～5 歲大孩在母親孕晚期至二孩出生后 1～2 個月期間的母子依戀關系，發現了 3 種母子依戀模式，52.7% 的大孩一直保持對母親的高依戀（高-高模式）、25.3% 的大孩對母親的依戀表現為高-下降模式、22.0% 的大孩則一直保持對母親的低依戀（低-低模式）。
2.4.3.2 大孩對二孩的社會行為隨時間變化的模式
Volling 等[21-23]追蹤觀察了 241 例 12～69 月齡大孩在母親產后 4、8 和 12 個月時對二孩的行為變化，確定了大孩的 3 種行為軌跡。軌跡 1 為積極參與（50%），大孩在二孩出生 4 個月時積極與二孩互動，且隨時間推移參與行為增加明顯；軌跡 2 為升級對抗（42%），大孩表現為二孩出生 4 至 12 個月時急劇增加的對抗行為；軌跡 3 為早期對抗（8%），大孩在二孩出生 4 至 12 個月均保持穩定的高對抗行為。
2.5 角色轉換期大孩的情緒特征和變化
2 個研究[28,29]通過定性訪談調查了角色轉換期大孩的情緒變化。張星瑋[28]對 10 個 3～6 歲大孩的母親的訪談發現，2 個母親的孩子在二孩出生后一年以內情緒變化明顯，表現為二孩出生后悶悶不樂、經常哭，以及喜歡發脾氣、無理取鬧。趙雪[29]在二孩 3 歲內對 8 個大孩的定性訪談發現，大孩的消極情緒如嫉妒、憤怒/生氣、冷漠情緒有所增加，而羨慕、成長感、開心/幸福的積極情緒減少。
3 討論
本系統評價共納入 13 個有關角色轉換期大孩情緒行為特征和變化的研究，涉及不同國家的 980 例兒童，主要針對 6 歲及以下大孩。國外相關研究最早發表于 1980 年，2000 年后相關研究很少；而國內研究均發表于 2018 年，主要與我國 2016 年開始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有關。角色轉換期的時間范圍主要集中在孕晚期至二孩出生后 12 個月內。
Bronfenbrenner 等[31]提出的生態轉變理論認為，個人角色轉變壓力能促進兒童的成長和發展。但是，Hill 提出的家庭危機理論[32]和 Cowan 提出的發展轉變模式[33]認為，角色轉換會導致大孩消極行為問題的出現。本次系統評價結果表明，角色轉換對大孩行為具有消極和積極雙重影響，提示角色轉換對大孩的影響可能是上述理論假設的結合。除 1 個橫斷面問卷調查發現二孩出生后大孩的積極行為多于消極行為外，多數研究顯示二孩出生后大孩消極行為增加，故本系統評價的結果更加傾向于家庭危機理論[32]和發展轉變模式[33]。
本次系統評價結果表明，母親懷二孩孕早中期和晚期時，相同年齡段的大孩和獨生子女的行為特征存在差異。孕早中期時母親身體和精神狀況未發生明顯變化，同時可能因為懷有二孩會對大孩有更多補償性的關注和陪伴[19]，此時期大孩可能比獨生子女有更少的消極行為；但孕晚期時母親身體和精神狀況受到較大影響，對大孩的關注和陪伴時間減少，此時大孩更容易感受到母親懷孕對自己的影響，從而可能出現更多的行為問題。
另外，兒童年齡、家庭社會經濟狀況[20]和性別可能導致母親懷孕晚期時大孩和獨生子女行為的不一致。1 歲兒童處于關注玩具等實物的階段，在二孩“實物”出生前，其認知受到的影響很小，所以大孩和獨生子女的行為沒有差異。而 1.5～5 歲年齡段大孩因為思維的發展，能夠在二孩出生前認識到二孩對自己的影響，從而表現出與 1 歲兒童不同的行為特征。既往研究表明社會經濟狀況較差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出現行為問題[34,35]。納入的 1 個研究[20]也發現，當大孩家庭經濟狀況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低于獨生子女家庭時，大孩表現出更多的消極行為變化。此外，女孩比男孩更敏感，男孩對外部世界的探索多于女孩，所以女孩可能更易受到家庭環境改變的影響，表現出比男孩更多的行為問題[19]。
社會文化的差異也可能影響大孩的情緒行為表現。中國角色轉換期大孩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國生育政策的改變，而國外社會中家庭生養二孩是比較自然且持續存在的社會現象。長期的獨生子女生長環境一方面可能激發中國大孩比國外大孩更強烈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理，同時因為家庭和社會缺乏相關經驗，中國大孩獲得的社會支持可能更少，導致中國大孩行為問題更多；但另一方面，長期的獨生子女環境也可能促使中國大孩更期待和渴望二孩的到來以減少孤獨感。但此猜想是否成立，還需要更多實證研究予以證實。
二孩行為發育的里程碑事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大孩的行為。在母親臨近分娩時，家人對大孩的關注有所減少，且母親住院與大孩的短期分離可能損害大孩的情感安全，對孩子的行為和社交產生負面影響[21]，增加其情緒行為問題的發生風險[6]；二孩在出生 4 個月時會出現抬頭、翻身等活動，導致大孩對二孩的關注增加，繼而產生高水平的焦慮、對抗行為或與二孩的互動行為；而二孩在 8 個月和 12 個月時，能夠實現小范圍的獨立活動和行走，可能會參與甚至擾亂大孩的活動，導致大孩對二孩的對抗行為增加。
本研究的局限性：① 納入研究樣本量普遍較小，高質量尤其是高質量、大樣本的研究十分缺乏，且主要關注大孩自身行為的變化，缺乏與獨生子女或其他兒童群體的比較；② 主要關注 6 歲以下大孩，對 6 歲以上大孩情緒行為的研究不足；③ 主要關注角色轉換期大孩的行為問題，對情緒問題的研究十分缺乏；④ 主要采用定性訪談及觀察或自編問卷了解大孩的情緒行為表現，對兒童情緒和行為問題缺乏統一界定和規范評價，給不同研究證據的整合帶來很大困難和挑戰；⑤ 由于納入研究在研究設計、調查時間點和結局指標等多方面的異質性，且較早發表的研究缺乏對分析數據的報道，本研究無法對納入研究數據進行定量合并。
綜上所述，角色轉換主要引起大孩消極情緒和行為的產生，大孩行為隨時間變化表現出不同的特征。受納入研究數量和質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待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