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回顧分析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救治的中國探索，從應急指揮、醫療救治、衛生防病、資源調度等方面總結中國實踐舉措，為全球傳染性疾病預防和救治提供參考。
引用本文： 姜潔, 袁永慶, 程婷, 郭佳, 喻佳潔, 李幼平.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救援：中國探索.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0, 20(7): 862-868. doi: 10.7507/1672-2531.202002010 復制
1 背景
截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已在全球造成巨大損失[1]。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宣布，將新冠肺炎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2]；2 月 28 日，將全球流行風險提升至“非常高”；3 月 11 日將新冠肺炎流行風險定為全球大流行病。本文系統回顧分析疫情發生以來中國采取的防控舉措，旨在為全球疾病防控和醫療救治提供參考。
2 指揮系統
2.1 指揮體系
新冠肺炎防治的關鍵是隔離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須由國家公共管理系統進行統籌協調和資源調度，實踐健康融入所有政策。2020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決定成立黨中央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明確“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3]。國家衛健委牽頭成立由 32 個部門組成的聯防聯控工作機制[4]；各省、市、縣按照中央統一部署，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和應急指揮部，因地制宜推行切實有效的防控舉措。1 月 26 日，全國 30 個省（區、市）均對新冠肺炎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Ⅰ級響應[5]，在本行政區域內以最有力的資源調動和最嚴厲的行為手段應對此次特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形成全國網絡化的聯防聯控體系，以最大努力防控疫情惡性蔓延。新冠肺炎防控應急指揮體系見圖 1。
圖1
新冠肺炎防控應急指揮體系
2.2 指揮內容
由黨中央統籌協調、集中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相關部委各司其責、迅速貫徹，把人民群眾健康放在第一位，竭力將疫情防控融入所有政策，密集出臺醫療救治、衛生防控、物資保障等方面的條例、通知和公告等內容。
疫情發生 40 日內，7 個部委共發布有關疫情醫療救治、衛生防控、物資保障等相關指導性文件、通知、公告和指南 159 條，其中防控指揮 74 條（46.54%），醫療救治 13 條（8.18%），防治保障 30 條（18.87%），衛生防病（心理干預）6 條（3.77%），社會穩定 36 條（22.64%）。
3 醫療救治
3.1 救治策略
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中，新冠肺炎已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采用甲類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措施[6]。隨著對疾病認識的逐漸深入和診療經驗的積累，救治策略的特點主要體現在集中優質專家力量、中西醫結合治療、基于 5G 技術的遠程診療、疫情發展的大數據分析和隔離醫院集中收治等 5 個方面。
3.1.1 集中優質專家力量
基于汶川地震以來積累的應急醫療救治經驗，在新冠疫情發生后，國家衛健委迅速決策并協調國內最好的醫療專家趕赴武漢等疫情嚴重地區開展醫療指導工作，實施 “集中患者、集中資源、集中專家、集中收治”四集中原則。截至 2020 年 2 月 1 日，僅據國家衛健委新聞報道，國家和各省（市、區）的 10 余個部門、地區先后派出 160 余名專家赴武漢疫情重災區參與救治，力量主要集中在重癥醫學、呼吸危重癥、醫院感染和公共衛生等專業（表 1）。
表1
支援武漢部分專家情況（截至 2020 年 2 月 1 日）
3.1.2 中西醫結合治療
此次疫情防控，中醫藥在提高輕中度患者治愈率，降低重度患者病亡率方面發揮重要作用[6]。依據對患者觀察的不斷深入和對臨床病理特征的重點分析，《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增加了對疾病全過程的診斷分析，覆蓋居家醫學觀察患者、發熱門診患者、急診留觀患者及住院患者，推薦了 4 個處方及劑量，增加了適用于醫學觀察期、中期及重癥期的中成藥[6]。《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 修正版）》繼續采用中藥處方和中成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再次強調各醫療機構要積極發揮中醫藥作用，加強中西醫結合治療方式，建立中西醫聯合會診制度，進一步提升臨床救治效果。有研究表明，中醫藥方可有效改善臨床癥狀或證候，有助直接抑制病毒感染，中西醫結合治療的臨床作用優于單純西醫對癥治療[7]。
3.1.3 基于 5G 通信技術的遠程診療
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促進了醫學診療手段革新。疫情防控中運用基于 5G 通信技術的遠程診療與會診，既充分利用優質醫療資源，讓感染患者獲得專業、便捷、高效的救治服務；又利用信息技術減少醫患直接診療接觸，降低感染率，利于保護醫護人員和患者。如 1 月 26 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與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首次成功完成兩例新冠肺炎急重癥患者的遠程會診，四川省內 27 家定點醫院參與會診學習[8]。全國部分有條件的醫院開設“抗冠在線咨詢專區”，通過網絡問診篩查病例、心理干預和健康指導等，最大限度降低普通感冒、健康人群到院就診交叉感染風險。2 月 2 日建成的火神山醫院 5G 網絡運行平臺是區別抗擊非典疫情的重大突破，保障了醫院臨床數據完整采集、遠程會診、遠程監護等業務，提升疫情防控效能。
3.1.4 大數據分析技術
工業和信息化部要求各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提前研判疫情態勢、提前部署疫情防控、加強對來自湖北地區流動人員的監測和信息上報，以構建和布局聯防聯控的全國性網絡。如 1 月 23 日，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中國國防科技大學共同組建新冠病毒大數據交叉學科研究平臺，充分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前瞻預判疫情發展趨勢[9]。截至 3 月 1 日，中國聯通通過加密形式共發送 1 783 份數據分析報告，建立 1 個疫情防控大數據平臺、1 個疫情風險預報平臺，開發 13 個疫情防控數據模型[10]，配合有關部門發放公益短信 67 億條[11]。中國電信向社會發布疫情防控相關短信 65 億條[12]；中國移動投入近 6 000 余萬元資金用于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網絡覆蓋，免費發送超過 40 億條公益短信[13]，為疫情研判提供了準確的基礎數據。同期緊急研發程序，使公眾可通過軟件查詢自己乘坐飛機、火車、汽車的同行人員及生活或工作地點最小范圍內是否有確診病例。
3.1.5 隔離醫院集中收治
嚴格執行“應收盡收”的總要求，實行分類管理：① 沿用汶川地震“集中患者、集中資源、集中專家、集中收治”的經驗做好重癥和危重癥患者的集中救治。以定點醫院為主，改、擴建現有醫院。參照非典時期小湯山醫院建立和隔離救治的經驗，以中國速度在 10 天建成火神山醫院，1 000 張床位，人民軍隊抽組 1 400 名醫務人員運行醫院；12 天建成 1 500 張床位的雷神山醫院，由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整體接管，遼寧省派駐 1 000 名醫護人員定點支援[14,15]。緊急改建體育館等場所成立方艙醫院，從 2 月 5 日起，武漢三所方艙醫院 3 400 張床位開始收治輕癥患者，抽調 2 000 多名醫務人員參與救治[16]。全國調派 20 支國家應急醫療隊組建移動醫院，靈活機動進行醫療救治[17]。截至 3 月 1 日，武漢 10 余家收治重癥、危重癥患者的定點醫院共有床位 9 000 多張，集結了全國 90 多支國家級、省級醫療隊約 13 000 名高水平醫務人員開展高難度臨床救治工作[18]。② 緊急征用酒店、廠房等設施建成隔離場所，分類對疑似患者、無法明確排除新冠可能的發熱患者和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進行集中隔離觀察。
3.2 救治結果
采取上述策略，截至 4 月 24 日，我國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效果明顯，基本再生數（R0）值不斷下降，[19]。
4 衛生防疫
4.1 防治策略
疫情防控中醫療救治與衛生防病須雙管齊下。截至 3 月 1 日，依據疫情發展態勢，國家衛健委分別從醫療衛生機構、社區、易感人群（老年人、嬰幼兒）三方面頒布防控方案 11 條，主要內容包括：① 縣（區）級衛生健康部門和醫療衛生機構應提高新冠肺炎的診療、分診和病例的調查處置能力，充分發揮社區動員和網絡化監督能力，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診斷、早治療”，防止疫情輸入、蔓延、輸出，控制疾病傳播[20]。② 醫療機構高度重視防控院內感染，加強預檢分診、發熱門診和患者就診管理[21,22]。如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用應急帳篷實行預檢分診通道，優化門急診流程，所有樓宇單進單出，嚴格門禁管理，嚴控陪伴人數，凡進必測體溫和檢查口罩佩戴。③ 由于確診危重癥病例中老年人居多，國家衛健委要求各級做好居家、社區、醫養結合機構老年人的疫情防控工作；暫時關閉托育機構；婦幼醫療機構做好兒童、孕產婦的疫情防控和就診管理，以保護抵抗力較差的易感人群[23-26]。這一網格化、立體式整體防治策略對全國疫情防控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4.2 健康宣教
健康宣教是動員社會力量，提高民眾健康意識，降低感染風險，增強信息公開最有效和最經濟的途徑。疫情發生 40 日內，各級政府部門、醫療機構、疾控中心和主流媒體等均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健康宣教，辟謠不實信息，充分發動公眾力量共同抗擊疫情（表 2）。
表2
新冠肺炎健康宣教部分情況（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
4.3 心理干預
基于危機管理理論，社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將對公眾心理造成沖擊，加之信息不對稱和不實信息，易引發恐慌心理[27]。我國在疫情防控中高度關注民眾心理干預和情緒管理，采取在線和在位兩種方式進行心理干預。1 月 26 日，國家衛健委下發《關于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的通知》，將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人群分為 4 級，不同人群關注重點不同[28]。2 月 1 日，由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編寫、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在線出版了全國首本《新型冠狀病毒大眾心理防護手冊》，供全民免費閱讀，以科學調適心理，管理負面情緒，共同抗擊新冠病毒[29]。
5 資源調度
5.1 人力支援
1 月 23 日，上海援鄂醫療隊成為全國第一支進駐武漢的衛生支援力量[30]。截至 3 月 1 日，全國各省、市支援武漢醫療隊人數達 4.2 萬人，其中護士 2.86 萬人，占 68%[31]，軍隊抽組醫護人員 4 000 余名[32]，主要集中在呼吸、感染性疾病、醫院感染管理、重癥醫學、檢驗和護理等專業。各省、市部分援助醫療隊進駐時間及人員情況見圖 2。
圖2
各省、市部分援助醫療隊進駐時間及人員情況（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
隨著疫情發展，“對口支援”繼“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精準扶貧等重難點工作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后，再次被作為重要制度安排。以“一省包一市”或“一省包多市”的方式，19 個省（市、自治區）輸出本地優質醫療資源對口支援湖北省疫情嚴重的 16 個地級市（表 3）。
表3
各省（市、自治區）對口援助湖北情況
5.2 財政支持
新冠疫情發生后，中央、地方均加強了財政支撐保障，內容涵蓋醫療救治、物資采購、工作補貼等（表 4）。
表4
全國各級財政援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況（截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
5.3 物資保障
由于新型冠狀病毒極具傳染性，醫療機構日常防護物資和公眾居家口罩儲備等不足以支撐戰時之需，且正值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春節休假期間，全社會生產能力較弱，供需矛盾較為突出，中央下令緊急采取措施：① 動用中央儲備保證武漢疫區需要。② 國家工信部統籌協調，力爭 3 天內全國復工復產 40%，且持續提高。③ 推動出口標準和中國標準的銜接，使符合歐盟標準、美國標準的出口產品能夠在中國部分領域中使用。④ 加強國際合作，以國際采購解決國內需要[33]。在國家聯防聯控機制的統一部署和協調下，截至 3 月 1 日，醫用隔離眼罩、面罩日產量達 4 萬件，武漢一線隔離衣供給量達 70 多萬件，運抵湖北的 84 消毒液 1 500 多噸，免洗手消毒液 115 噸。呼吸機、監護儀運抵武漢超 1 萬臺，手持測溫儀近 14 萬臺[34]。
6 證據生產與轉化同步
國家成立科研攻關專家組，啟動實施應急項目，著力在重癥救治、疫苗研發等領域開展科技攻關工作，高度關注病毒溯源、傳播途徑、動物模型建立、感染與致病機理、快速免疫學檢測方法、基因組變異與進化、重癥患者優化治療方案、應急保護抗體研發、快速疫苗研發、中醫藥防治等 10 個方面[35]。1 月 23 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擬設立 3 000 萬專項資金用于新冠肺炎的科學研究[36]，且考慮到一線醫務人員疫情防控實際，延期 1 月提交當年國家自然基金課題申報書。
采用“novel coronavirus、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新冠肺炎”等關鍵詞檢索已發表中、英文文獻，發現：① 1 月 24 日柳葉刀發表首篇文章《Emerging understandings of 2019-nCoV》，涉及新冠病毒的深入認識、初期癥狀、傳染特征、傳播趨勢等內容。② 同日，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A novel coronavirus emerging in China - key questions for impact assessment》，主要關于新冠肺炎的致病性和傳播性的流行病學信息。③ 1 月 29 日 CNKI 上傳首篇文章《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肺炎中醫臨床特征與辨證治療初探》。④ 2 月 10 日，鐘南山院士團隊發表預印本論文《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China》，分析了 1 099 名新冠患者特征，并指出最長潛伏期可達 24 天[37]。⑤ 已有研究主要通過文獻和臨床病例開展，涵蓋防控、流行病學、病原學、診療、中醫藥防治等內容，旨在提出有針對性的舉措或治療方案，部分研究成果經驗證有效后將投入臨床使用，從而提高了證據生產轉化效率。
7 防控救治體會
7.1 特有優勢
我國特有的制度優勢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不可替代作用，主要體現在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集中力量辦大事”，此外還有應急管理體系和“健康中國”戰略等方面。
7.1.1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災等多次應急救援中發揮過不可估量的作用，此次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實踐檢驗，并不斷豐富完善。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堅決貫徹“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體要求，迅速實現統一指揮、聯防聯控、屬地管理、高效執行、對口支援的工作局面，形成立體式、全覆蓋的疫情防控網絡體系和抗擊疫情的最大合力，體現了從中央到地方極端負責和極端有力的組織效率與公共管理機制，最大限度地阻止了疫情蔓延[38]。
7.1.2 應急管理體系
應急管理體制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機構在突發事件的事前預防、事發應對、事中處置和善后管理過程中，通過建立必要的應對機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保障公眾生命財產安全，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有關活動[39]。自非典疫情后，我國加快“一案三制”的應急管理體系建設，明確應急管理中各級政府的角色和職能，制定了針對不同公共衛生事件的防控方案，且加強日常演練。平時的應急準備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經歷檢驗和考驗。快速發布的疫情防控和診治相關方案正是基于傳染病防治法、突發性公共事件管理條例等法規制度，因時制宜，結合疫情發展態勢和地方反饋信息及時修訂而成，并加強對關鍵信息、薄弱環節發布通知、公告，做到了快速反應和有效應對。
7.1.3 前瞻的“健康中國”戰略
實施“健康中國”戰略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40]。各部委加快推進“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公共治理理念，以人民為根本出發點，政策制定打破壁壘和利益藩籬，實行橫向跨部門協作和自上而下的科層體制分級分工，并嘗試構建從中央到地方的多層次、立體式的協同治理模式，以提高政策合力。這樣的政策價值取向，與我國目前社會管理、經濟改革進入攻堅克難階段，政府公共管理面對錯綜復雜的問題，需要通過綜合治理手段解決難題的政策現狀完全契合。基于中央戰略布局和提前制定與執行政策，國家衛健委牽頭組織，財政部、民政部、中國疾控中心、工信部、交通運輸部門紛紛出臺或聯合發布應對此次疫情的方案、通知和公告，堅持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切實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7.2 本文的局限性
因疫情防控仍在持續進行，無可供借鑒的證據及團隊能力限制等因素，本文尚存局限：① 此次疫情防控客觀存在醫務人員感染案例，暴露出醫務人員職業防護、工作環境和職業安全等仍存在薄弱環節，需進一步反思和改進，并構建應急條件下醫務人員的關懷支撐體系；② 需進一步基于此次疫情發展的真實數據，結合對過去冠狀病毒防治的規律整理，同步分析和研究，預測疾病發生發展的時間、規模、高危人群，超前做好防治準備，支持政府循證決策、臨床循證治療，提高科學防治質效；③ 因疫情發展仍在繼續，應急指揮的中國探索仍待實踐檢驗和完善。
1 背景
截至 2020 年 4 月 24 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已在全球造成巨大損失[1]。2020 年 1 月 30 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宣布，將新冠肺炎疫情列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2]；2 月 28 日，將全球流行風險提升至“非常高”；3 月 11 日將新冠肺炎流行風險定為全球大流行病。本文系統回顧分析疫情發生以來中國采取的防控舉措，旨在為全球疾病防控和醫療救治提供參考。
2 指揮系統
2.1 指揮體系
新冠肺炎防治的關鍵是隔離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須由國家公共管理系統進行統籌協調和資源調度，實踐健康融入所有政策。2020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決定成立黨中央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明確“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3]。國家衛健委牽頭成立由 32 個部門組成的聯防聯控工作機制[4]；各省、市、縣按照中央統一部署，成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和應急指揮部，因地制宜推行切實有效的防控舉措。1 月 26 日，全國 30 個省（區、市）均對新冠肺炎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Ⅰ級響應[5]，在本行政區域內以最有力的資源調動和最嚴厲的行為手段應對此次特別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形成全國網絡化的聯防聯控體系，以最大努力防控疫情惡性蔓延。新冠肺炎防控應急指揮體系見圖 1。
圖1
新冠肺炎防控應急指揮體系
2.2 指揮內容
由黨中央統籌協調、集中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相關部委各司其責、迅速貫徹，把人民群眾健康放在第一位，竭力將疫情防控融入所有政策，密集出臺醫療救治、衛生防控、物資保障等方面的條例、通知和公告等內容。
疫情發生 40 日內，7 個部委共發布有關疫情醫療救治、衛生防控、物資保障等相關指導性文件、通知、公告和指南 159 條，其中防控指揮 74 條（46.54%），醫療救治 13 條（8.18%），防治保障 30 條（18.87%），衛生防病（心理干預）6 條（3.77%），社會穩定 36 條（22.64%）。
3 醫療救治
3.1 救治策略
在《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中，新冠肺炎已被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采用甲類傳染病的預防和控制措施[6]。隨著對疾病認識的逐漸深入和診療經驗的積累，救治策略的特點主要體現在集中優質專家力量、中西醫結合治療、基于 5G 技術的遠程診療、疫情發展的大數據分析和隔離醫院集中收治等 5 個方面。
3.1.1 集中優質專家力量
基于汶川地震以來積累的應急醫療救治經驗，在新冠疫情發生后，國家衛健委迅速決策并協調國內最好的醫療專家趕赴武漢等疫情嚴重地區開展醫療指導工作，實施 “集中患者、集中資源、集中專家、集中收治”四集中原則。截至 2020 年 2 月 1 日，僅據國家衛健委新聞報道，國家和各省（市、區）的 10 余個部門、地區先后派出 160 余名專家赴武漢疫情重災區參與救治，力量主要集中在重癥醫學、呼吸危重癥、醫院感染和公共衛生等專業（表 1）。
表1
支援武漢部分專家情況（截至 2020 年 2 月 1 日）
3.1.2 中西醫結合治療
此次疫情防控，中醫藥在提高輕中度患者治愈率，降低重度患者病亡率方面發揮重要作用[6]。依據對患者觀察的不斷深入和對臨床病理特征的重點分析，《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四版）》增加了對疾病全過程的診斷分析，覆蓋居家醫學觀察患者、發熱門診患者、急診留觀患者及住院患者，推薦了 4 個處方及劑量，增加了適用于醫學觀察期、中期及重癥期的中成藥[6]。《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 修正版）》繼續采用中藥處方和中成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六版）》再次強調各醫療機構要積極發揮中醫藥作用，加強中西醫結合治療方式，建立中西醫聯合會診制度，進一步提升臨床救治效果。有研究表明，中醫藥方可有效改善臨床癥狀或證候，有助直接抑制病毒感染，中西醫結合治療的臨床作用優于單純西醫對癥治療[7]。
3.1.3 基于 5G 通信技術的遠程診療
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促進了醫學診療手段革新。疫情防控中運用基于 5G 通信技術的遠程診療與會診，既充分利用優質醫療資源，讓感染患者獲得專業、便捷、高效的救治服務；又利用信息技術減少醫患直接診療接觸，降低感染率，利于保護醫護人員和患者。如 1 月 26 日，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與成都市公共衛生臨床醫療中心首次成功完成兩例新冠肺炎急重癥患者的遠程會診，四川省內 27 家定點醫院參與會診學習[8]。全國部分有條件的醫院開設“抗冠在線咨詢專區”，通過網絡問診篩查病例、心理干預和健康指導等，最大限度降低普通感冒、健康人群到院就診交叉感染風險。2 月 2 日建成的火神山醫院 5G 網絡運行平臺是區別抗擊非典疫情的重大突破，保障了醫院臨床數據完整采集、遠程會診、遠程監護等業務，提升疫情防控效能。
3.1.4 大數據分析技術
工業和信息化部要求各地在疫情防控工作中運用大數據分析技術，提前研判疫情態勢、提前部署疫情防控、加強對來自湖北地區流動人員的監測和信息上報，以構建和布局聯防聯控的全國性網絡。如 1 月 23 日，四川大學、電子科技大學、中國國防科技大學共同組建新冠病毒大數據交叉學科研究平臺，充分利用大數據分析技術前瞻預判疫情發展趨勢[9]。截至 3 月 1 日，中國聯通通過加密形式共發送 1 783 份數據分析報告，建立 1 個疫情防控大數據平臺、1 個疫情風險預報平臺，開發 13 個疫情防控數據模型[10]，配合有關部門發放公益短信 67 億條[11]。中國電信向社會發布疫情防控相關短信 65 億條[12]；中國移動投入近 6 000 余萬元資金用于火神山、雷神山醫院的網絡覆蓋，免費發送超過 40 億條公益短信[13]，為疫情研判提供了準確的基礎數據。同期緊急研發程序，使公眾可通過軟件查詢自己乘坐飛機、火車、汽車的同行人員及生活或工作地點最小范圍內是否有確診病例。
3.1.5 隔離醫院集中收治
嚴格執行“應收盡收”的總要求，實行分類管理：① 沿用汶川地震“集中患者、集中資源、集中專家、集中收治”的經驗做好重癥和危重癥患者的集中救治。以定點醫院為主，改、擴建現有醫院。參照非典時期小湯山醫院建立和隔離救治的經驗，以中國速度在 10 天建成火神山醫院，1 000 張床位，人民軍隊抽組 1 400 名醫務人員運行醫院；12 天建成 1 500 張床位的雷神山醫院，由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整體接管，遼寧省派駐 1 000 名醫護人員定點支援[14,15]。緊急改建體育館等場所成立方艙醫院，從 2 月 5 日起，武漢三所方艙醫院 3 400 張床位開始收治輕癥患者，抽調 2 000 多名醫務人員參與救治[16]。全國調派 20 支國家應急醫療隊組建移動醫院，靈活機動進行醫療救治[17]。截至 3 月 1 日，武漢 10 余家收治重癥、危重癥患者的定點醫院共有床位 9 000 多張，集結了全國 90 多支國家級、省級醫療隊約 13 000 名高水平醫務人員開展高難度臨床救治工作[18]。② 緊急征用酒店、廠房等設施建成隔離場所，分類對疑似患者、無法明確排除新冠可能的發熱患者和確診患者的密切接觸者進行集中隔離觀察。
3.2 救治結果
采取上述策略，截至 4 月 24 日，我國新冠肺炎患者救治效果明顯，基本再生數（R0）值不斷下降，[19]。
4 衛生防疫
4.1 防治策略
疫情防控中醫療救治與衛生防病須雙管齊下。截至 3 月 1 日，依據疫情發展態勢，國家衛健委分別從醫療衛生機構、社區、易感人群（老年人、嬰幼兒）三方面頒布防控方案 11 條，主要內容包括：① 縣（區）級衛生健康部門和醫療衛生機構應提高新冠肺炎的診療、分診和病例的調查處置能力，充分發揮社區動員和網絡化監督能力，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診斷、早治療”，防止疫情輸入、蔓延、輸出，控制疾病傳播[20]。② 醫療機構高度重視防控院內感染，加強預檢分診、發熱門診和患者就診管理[21,22]。如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用應急帳篷實行預檢分診通道，優化門急診流程，所有樓宇單進單出，嚴格門禁管理，嚴控陪伴人數，凡進必測體溫和檢查口罩佩戴。③ 由于確診危重癥病例中老年人居多，國家衛健委要求各級做好居家、社區、醫養結合機構老年人的疫情防控工作；暫時關閉托育機構；婦幼醫療機構做好兒童、孕產婦的疫情防控和就診管理，以保護抵抗力較差的易感人群[23-26]。這一網格化、立體式整體防治策略對全國疫情防控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
4.2 健康宣教
健康宣教是動員社會力量，提高民眾健康意識，降低感染風險，增強信息公開最有效和最經濟的途徑。疫情發生 40 日內，各級政府部門、醫療機構、疾控中心和主流媒體等均通過各種方式加強健康宣教，辟謠不實信息，充分發動公眾力量共同抗擊疫情（表 2）。
表2
新冠肺炎健康宣教部分情況（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
4.3 心理干預
基于危機管理理論，社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將對公眾心理造成沖擊，加之信息不對稱和不實信息，易引發恐慌心理[27]。我國在疫情防控中高度關注民眾心理干預和情緒管理，采取在線和在位兩種方式進行心理干預。1 月 26 日，國家衛健委下發《關于印發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的通知》，將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人群分為 4 級，不同人群關注重點不同[28]。2 月 1 日，由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編寫、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在線出版了全國首本《新型冠狀病毒大眾心理防護手冊》，供全民免費閱讀，以科學調適心理，管理負面情緒，共同抗擊新冠病毒[29]。
5 資源調度
5.1 人力支援
1 月 23 日，上海援鄂醫療隊成為全國第一支進駐武漢的衛生支援力量[30]。截至 3 月 1 日，全國各省、市支援武漢醫療隊人數達 4.2 萬人，其中護士 2.86 萬人，占 68%[31]，軍隊抽組醫護人員 4 000 余名[32]，主要集中在呼吸、感染性疾病、醫院感染管理、重癥醫學、檢驗和護理等專業。各省、市部分援助醫療隊進駐時間及人員情況見圖 2。
圖2
各省、市部分援助醫療隊進駐時間及人員情況（截至 2020 年 3 月 1 日）
隨著疫情發展，“對口支援”繼“汶川”地震災后重建、精準扶貧等重難點工作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后，再次被作為重要制度安排。以“一省包一市”或“一省包多市”的方式，19 個省（市、自治區）輸出本地優質醫療資源對口支援湖北省疫情嚴重的 16 個地級市（表 3）。
表3
各省（市、自治區）對口援助湖北情況
5.2 財政支持
新冠疫情發生后，中央、地方均加強了財政支撐保障，內容涵蓋醫療救治、物資采購、工作補貼等（表 4）。
表4
全國各級財政援助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情況（截至 2020 年 2 月 24 日）
5.3 物資保障
由于新型冠狀病毒極具傳染性，醫療機構日常防護物資和公眾居家口罩儲備等不足以支撐戰時之需，且正值中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春節休假期間，全社會生產能力較弱，供需矛盾較為突出，中央下令緊急采取措施：① 動用中央儲備保證武漢疫區需要。② 國家工信部統籌協調，力爭 3 天內全國復工復產 40%，且持續提高。③ 推動出口標準和中國標準的銜接，使符合歐盟標準、美國標準的出口產品能夠在中國部分領域中使用。④ 加強國際合作，以國際采購解決國內需要[33]。在國家聯防聯控機制的統一部署和協調下，截至 3 月 1 日，醫用隔離眼罩、面罩日產量達 4 萬件，武漢一線隔離衣供給量達 70 多萬件，運抵湖北的 84 消毒液 1 500 多噸，免洗手消毒液 115 噸。呼吸機、監護儀運抵武漢超 1 萬臺，手持測溫儀近 14 萬臺[34]。
6 證據生產與轉化同步
國家成立科研攻關專家組，啟動實施應急項目，著力在重癥救治、疫苗研發等領域開展科技攻關工作，高度關注病毒溯源、傳播途徑、動物模型建立、感染與致病機理、快速免疫學檢測方法、基因組變異與進化、重癥患者優化治療方案、應急保護抗體研發、快速疫苗研發、中醫藥防治等 10 個方面[35]。1 月 23 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擬設立 3 000 萬專項資金用于新冠肺炎的科學研究[36]，且考慮到一線醫務人員疫情防控實際，延期 1 月提交當年國家自然基金課題申報書。
采用“novel coronavirus、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新冠肺炎”等關鍵詞檢索已發表中、英文文獻，發現：① 1 月 24 日柳葉刀發表首篇文章《Emerging understandings of 2019-nCoV》，涉及新冠病毒的深入認識、初期癥狀、傳染特征、傳播趨勢等內容。② 同日，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發表《A novel coronavirus emerging in China - key questions for impact assessment》，主要關于新冠肺炎的致病性和傳播性的流行病學信息。③ 1 月 29 日 CNKI 上傳首篇文章《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肺炎中醫臨床特征與辨證治療初探》。④ 2 月 10 日，鐘南山院士團隊發表預印本論文《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in China》，分析了 1 099 名新冠患者特征，并指出最長潛伏期可達 24 天[37]。⑤ 已有研究主要通過文獻和臨床病例開展，涵蓋防控、流行病學、病原學、診療、中醫藥防治等內容，旨在提出有針對性的舉措或治療方案，部分研究成果經驗證有效后將投入臨床使用，從而提高了證據生產轉化效率。
7 防控救治體會
7.1 特有優勢
我國特有的制度優勢在疫情防控中發揮了不可替代作用，主要體現在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集中力量辦大事”，此外還有應急管理體系和“健康中國”戰略等方面。
7.1.1 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災等多次應急救援中發揮過不可估量的作用，此次經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實踐檢驗，并不斷豐富完善。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堅決貫徹“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體要求，迅速實現統一指揮、聯防聯控、屬地管理、高效執行、對口支援的工作局面，形成立體式、全覆蓋的疫情防控網絡體系和抗擊疫情的最大合力，體現了從中央到地方極端負責和極端有力的組織效率與公共管理機制，最大限度地阻止了疫情蔓延[38]。
7.1.2 應急管理體系
應急管理體制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機構在突發事件的事前預防、事發應對、事中處置和善后管理過程中，通過建立必要的應對機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保障公眾生命財產安全，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有關活動[39]。自非典疫情后，我國加快“一案三制”的應急管理體系建設，明確應急管理中各級政府的角色和職能，制定了針對不同公共衛生事件的防控方案，且加強日常演練。平時的應急準備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經歷檢驗和考驗。快速發布的疫情防控和診治相關方案正是基于傳染病防治法、突發性公共事件管理條例等法規制度，因時制宜，結合疫情發展態勢和地方反饋信息及時修訂而成，并加強對關鍵信息、薄弱環節發布通知、公告，做到了快速反應和有效應對。
7.1.3 前瞻的“健康中國”戰略
實施“健康中國”戰略以完善國民健康政策，為人民群眾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務[40]。各部委加快推進“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公共治理理念，以人民為根本出發點，政策制定打破壁壘和利益藩籬，實行橫向跨部門協作和自上而下的科層體制分級分工，并嘗試構建從中央到地方的多層次、立體式的協同治理模式，以提高政策合力。這樣的政策價值取向，與我國目前社會管理、經濟改革進入攻堅克難階段，政府公共管理面對錯綜復雜的問題，需要通過綜合治理手段解決難題的政策現狀完全契合。基于中央戰略布局和提前制定與執行政策，國家衛健委牽頭組織，財政部、民政部、中國疾控中心、工信部、交通運輸部門紛紛出臺或聯合發布應對此次疫情的方案、通知和公告，堅持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切實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7.2 本文的局限性
因疫情防控仍在持續進行，無可供借鑒的證據及團隊能力限制等因素，本文尚存局限：① 此次疫情防控客觀存在醫務人員感染案例，暴露出醫務人員職業防護、工作環境和職業安全等仍存在薄弱環節，需進一步反思和改進，并構建應急條件下醫務人員的關懷支撐體系；② 需進一步基于此次疫情發展的真實數據，結合對過去冠狀病毒防治的規律整理，同步分析和研究，預測疾病發生發展的時間、規模、高危人群，超前做好防治準備，支持政府循證決策、臨床循證治療，提高科學防治質效；③ 因疫情發展仍在繼續，應急指揮的中國探索仍待實踐檢驗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