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曾雯, 吳廷奎, 鄧偉. “醫教協同”模式下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心理健康狀況變化.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20, 20(6): 656-660. doi: 10.7507/1672-2531.201906107 復制
我國傳統的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以下簡稱：專碩）培養與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以下簡稱：規培）都是我國臨床醫學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對于醫學人才的培養目的和培養內容有所重合但互不認可，導致出現重復培訓和資源浪費[1]。鑒于此，2015 年我國教育部、國家衛生計生委等 6 部委印發了《關于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的意見》，規定臨床醫學專碩同時也作為住院醫師參加規培，即“醫教協同”臨床醫學專碩培養。該模式高效地兼顧了專碩教育與規范化培養，但同時也對專碩培養提出了更高的目標，要求學生在完成臨床技能培訓的同時達到研究生需要具備的科研水平[2]。既往研究報道，專碩來自學業、經濟、角色、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壓力將會增加[3, 4]，若這些壓力超過自身調適能力，可能會引發焦慮、緊張、沮喪等不良負性情緒，甚至導致焦慮癥、抑郁癥等心理疾病的發生，影響專碩學生未來合格擔任社會職業角色，甚至有自傷、自殺的風險，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成都某高校是全國首批（1998 年）招收臨床醫學專碩、2013 年獲批準為第一批臨床醫學專碩培養模式改革試點的高校，是全國最早開展“醫教協同”研究生培養教育改革的單位之一。該校于 2000 年在國內率先建立規培制度，經過十余年的實踐，已成為國家衛計委規培示范基地。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設計，使用自主設計的《研究生心理健康評估量表》調查該校 2015 級首批“醫教協同”臨床醫學專碩入學初及畢業前的心理健康狀況改變，并將其與傳統學術學位碩士研究生（學碩）進行對比，旨在了解“醫教協同”模式下專碩心理健康狀況的變化，以期為高素質醫學生成長提供心理健康指導，并為相關部門提供建議和決策參考。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成都某高校臨床醫學專業 2015 級碩士研究生（醫教協同模式下首批學生）作為調查對象，采用整群抽樣的方式抽取臨床醫學專業 101 名專碩和 120 名學碩，分別于 2015 年入學初及 2018 年畢業前使用線上問卷調查系統進行調查，并利用學院的研究生信息化管理系統、QQ 群、微信群通知研究生填寫。本研究在堅持自愿保密原則上通過以上系統督促學生及時完成問卷，以保證調查問卷的回收率。
1.2 方法
采用基于《高校學生心身狀況調查表》[5]設計的心理健康評估量表進行調查。該量表涉及到了壓力、抑郁、軀體化、情緒、應激源等方面，包含了 K6、PHQ-9、PHQ-15、極端行為量表、Pittsburgh 睡眠指數、SCl-90 中的軀體化、焦慮等部分維度、青少年生活事件生活（LES）壓力部分等量表內容，其條目的效度與信度均在中國人群中得到有效驗證[6-9]。比較專碩和學碩 2015 年入學時與 2018 年臨畢業前各因子分差異，以及在 2015 年與 2018 年兩組間差異。
為進一步分析學業成就對研究生心理變化的影響，本研究將兩組研究生按照學業成就劃分為獲得優秀組（獲得國家獎學金）、良好組（獲得社會獎學金或優秀研究生）、普通組（未獲獎普通學生）以及較差組（延遲畢業或退學/休學），比較不同學業成就組的各因子分差異。
1.3 統計分析
采用 SPSS 19.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人數與構成比表示。2018 年的評估指標與 2015 年之間的差異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專碩與學碩在 2015 年及 2018 年的評估指標之間的差異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根據學業成績劃分的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 SNK 檢驗。當 P<0.05 時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納入研究學生的基本情況
2018 年專碩回收問卷 82 份（回收率 81%），有效問卷 82 份（有效率 100%）；學碩回收問卷 96 份（回收率 80%），有效問卷 96 份（有效率 100%）。兩組基線特征見表 1，兩組基線資料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表1
納入研究學生的基本情況（例，%）
2.2 畢業前與入學時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比較結果
專碩與學碩分別于 2015 年及 2018 年完成的心理健康評估量表的各評價指標見表 2。無論是專碩還是學碩，評估情緒壓力問題的 K6（1m）、心理感受情況的 PHQ-9 量表因子分和軀體癥狀的 PHQ-15（1m）均在 2018 年有所減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在 2018 年畢業時，專碩和學碩的軀體癥狀、情緒及心理感受情況狀況都變得更好。
表2
專碩、學碩在 2015 年入學時及 2018 年畢業前各指標因子分的比較結果
其中，在專碩組中，中-重度軀體癥狀 2015 年為 10 例（9.9%）， 2018 年減少到 3 例（3.7%）；中-重度情緒問題 2015 年為 1 例（1.0%），2018 年增加到 2 例（2.4%）；中-重度心理感受情況 2015 年為 18 例（17.8%），2018 年減少到 3 例（3.7%）。在學碩組中，中-重度軀體癥狀 2015 年為 14 例（11.6%），2018 年減少到 5 例（5.2%）；中-重度情緒問題 2015 年為 1 例（0.8%），2018 年減少到 0 例（0%）；中-重度心理感受情況 2015 年為 19 例（15.8%），2018 年減少到 2 例（2.1%）。專碩及學碩組的睡眠時間因子分 2018 年均較 2015 年增高，表示睡眠時長變得更短。而兩組研究生的青少年生活事件 LES 量表、SCL-90 量表的偏執因子和精神病因子、睡眠質量、睡眠障礙、催眠藥物使用情況 2018 年與 2015 年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專碩與學碩相比，在 2015 年及 2018 年的各評價指標因子分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2.3 畢業前學生不同學業成就組間比較結果
不同學業成就組的各評價指標因子分見表 3。其中優秀組研究生情緒問題的 K6（12m）及軀體癥狀的 PHQ-15（12m）因子分高于其余三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較差組研究生的催眠藥物因子分高于其余三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各因子分在四組研究生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表3
畢業前不同學業成就組之間的比較結果
3 討論
3.1 專碩及學碩的心理健康狀況在畢業時較之入學時有好轉
通過對兩組研究生 2015 年入學時和 2018 年畢業前進行對比，我們發現兩組研究生在畢業前的情緒、軀體化癥狀以及心理感受情況均變得更好。既往對臨床醫學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狀況的研究表明臨床醫學研究生整體心理健康狀況比常模好，說明其心理處于健康狀況[10, 11]。但既往研究為橫斷面研究，沒有考慮不同研究生培養模式對研究生心理狀況的影響。而本研究發現三年研究生培養對臨床醫學研究生心理健康狀況具有促進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剛入學時研究生未能適應研究生生活，對未來的學習規劃感到擔憂。比如專碩需要接受既是規培生又是研究生的雙重身份，在獨立管理患者的同時也要進行科研訓練；而學碩畢業所需的科研成果條件很高，并且要面臨畢業后沒有規培證而在找工作時處于劣勢的情況[12]，因此兩組研究生在入學時的心理壓力都比較大。專碩和學碩承受壓力情況整體沒有變化，但是睡眠時長縮短，反映學生壓力增大后的緊迫感，同時也反映出學生面對壓力的調適能力增強，睡眠時效提高而時長縮短。經過三年的臨床培訓和科研學習后，專碩和學碩都具備了一定的心理調適能力，心理狀況在逐漸改善并成熟。但在這個過程中，專碩和學碩的心理調節機制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這需要我們在接下來的研究中進一步探索。就專碩而言，雖然三年培養期間整體心身狀況沒有變化，但是中-重度情緒問題的比例增加，說明出現極端事件的概率可能增加，因此教育工作者應該對這部分學生給予更多關注。
3.2 專碩及學碩心理健康狀況沒有明顯差異
既往研究[13]發現“醫教協同”下專碩在心理、行為、情緒和精神等方面壓力增大，并且有一系列軀體、行為及情緒表現。但本研究通過對專碩及學碩之間的對比，發現即使專碩要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其心理健康狀況在入學時及畢業前與傳統的學術型研究生均無統計學差異。汪和貴等[14]的研究將心內科“醫教協同”專碩與學碩的進行對比，發現專碩具有較強臨床技能，但科研論文寫作能力不如學碩，但兩者畢業要求也有所差異。因此，可以推測雖然兩組研究生的培養方案有差異，但專碩和學碩面臨的壓力可能來自不同方面，故“醫教協同”培養模式并未導致專碩心理健康狀況更差。
3.3 優秀組研究生的壓力大，較差組研究生的睡眠情況較差
通過對畢業前不同學業成就的臨床醫學研究生進行對比，我們發現優秀組研究生主要表現在軀體化癥狀增加同時所承受心理壓力較大，但是心理健康狀況并不差。我們推測獲得國家獎學金的研究生通常對自己要求極高，努力程度也比其他各組高，雖然他們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但這類學生的睡眠時間因子分很高，間接反映他們的心理調適能力很強。但因本研究中這類學生所占比例少，有限的數據影響了統計效能，將來需要擴大樣本量對優秀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專門研究。較差組研究生睡眠情況更差，主要表現在睡眠障礙和存在較多使用催眠藥物的情況。因該組研究生無法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學業，導致來自畢業的壓力更大，可以推測其睡眠障礙與不能完成學業互為因果，需要各方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指導。
綜上所述，專碩和學碩在臨畢業前較入學時的情緒、軀體化癥狀以及心理感受情況變得更好，心理壓力調適能力在逐漸完善并成熟。專碩和學碩面臨的壓力可能來自不同方面，“醫教協同”培養模式并未導致專碩心理健康狀況更差。學業成就優秀組研究生的壓力大，但調適能力強，而較差組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需要各方給予更多關注。
我國傳統的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以下簡稱：專碩）培養與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以下簡稱：規培）都是我國臨床醫學高層次人才培養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對于醫學人才的培養目的和培養內容有所重合但互不認可，導致出現重復培訓和資源浪費[1]。鑒于此，2015 年我國教育部、國家衛生計生委等 6 部委印發了《關于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的意見》，規定臨床醫學專碩同時也作為住院醫師參加規培，即“醫教協同”臨床醫學專碩培養。該模式高效地兼顧了專碩教育與規范化培養，但同時也對專碩培養提出了更高的目標，要求學生在完成臨床技能培訓的同時達到研究生需要具備的科研水平[2]。既往研究報道，專碩來自學業、經濟、角色、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壓力將會增加[3, 4]，若這些壓力超過自身調適能力，可能會引發焦慮、緊張、沮喪等不良負性情緒，甚至導致焦慮癥、抑郁癥等心理疾病的發生，影響專碩學生未來合格擔任社會職業角色，甚至有自傷、自殺的風險，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成都某高校是全國首批（1998 年）招收臨床醫學專碩、2013 年獲批準為第一批臨床醫學專碩培養模式改革試點的高校，是全國最早開展“醫教協同”研究生培養教育改革的單位之一。該校于 2000 年在國內率先建立規培制度，經過十余年的實踐，已成為國家衛計委規培示范基地。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設計，使用自主設計的《研究生心理健康評估量表》調查該校 2015 級首批“醫教協同”臨床醫學專碩入學初及畢業前的心理健康狀況改變，并將其與傳統學術學位碩士研究生（學碩）進行對比，旨在了解“醫教協同”模式下專碩心理健康狀況的變化，以期為高素質醫學生成長提供心理健康指導，并為相關部門提供建議和決策參考。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擇成都某高校臨床醫學專業 2015 級碩士研究生（醫教協同模式下首批學生）作為調查對象，采用整群抽樣的方式抽取臨床醫學專業 101 名專碩和 120 名學碩，分別于 2015 年入學初及 2018 年畢業前使用線上問卷調查系統進行調查，并利用學院的研究生信息化管理系統、QQ 群、微信群通知研究生填寫。本研究在堅持自愿保密原則上通過以上系統督促學生及時完成問卷，以保證調查問卷的回收率。
1.2 方法
采用基于《高校學生心身狀況調查表》[5]設計的心理健康評估量表進行調查。該量表涉及到了壓力、抑郁、軀體化、情緒、應激源等方面，包含了 K6、PHQ-9、PHQ-15、極端行為量表、Pittsburgh 睡眠指數、SCl-90 中的軀體化、焦慮等部分維度、青少年生活事件生活（LES）壓力部分等量表內容，其條目的效度與信度均在中國人群中得到有效驗證[6-9]。比較專碩和學碩 2015 年入學時與 2018 年臨畢業前各因子分差異，以及在 2015 年與 2018 年兩組間差異。
為進一步分析學業成就對研究生心理變化的影響，本研究將兩組研究生按照學業成就劃分為獲得優秀組（獲得國家獎學金）、良好組（獲得社會獎學金或優秀研究生）、普通組（未獲獎普通學生）以及較差組（延遲畢業或退學/休學），比較不同學業成就組的各因子分差異。
1.3 統計分析
采用 SPSS 19.0 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人數與構成比表示。2018 年的評估指標與 2015 年之間的差異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專碩與學碩在 2015 年及 2018 年的評估指標之間的差異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根據學業成績劃分的多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 SNK 檢驗。當 P<0.05 時表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納入研究學生的基本情況
2018 年專碩回收問卷 82 份（回收率 81%），有效問卷 82 份（有效率 100%）；學碩回收問卷 96 份（回收率 80%），有效問卷 96 份（有效率 100%）。兩組基線特征見表 1，兩組基線資料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表1
納入研究學生的基本情況（例，%）
2.2 畢業前與入學時學生心理健康狀況比較結果
專碩與學碩分別于 2015 年及 2018 年完成的心理健康評估量表的各評價指標見表 2。無論是專碩還是學碩，評估情緒壓力問題的 K6（1m）、心理感受情況的 PHQ-9 量表因子分和軀體癥狀的 PHQ-15（1m）均在 2018 年有所減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在 2018 年畢業時，專碩和學碩的軀體癥狀、情緒及心理感受情況狀況都變得更好。
表2
專碩、學碩在 2015 年入學時及 2018 年畢業前各指標因子分的比較結果
其中，在專碩組中，中-重度軀體癥狀 2015 年為 10 例（9.9%）， 2018 年減少到 3 例（3.7%）；中-重度情緒問題 2015 年為 1 例（1.0%），2018 年增加到 2 例（2.4%）；中-重度心理感受情況 2015 年為 18 例（17.8%），2018 年減少到 3 例（3.7%）。在學碩組中，中-重度軀體癥狀 2015 年為 14 例（11.6%），2018 年減少到 5 例（5.2%）；中-重度情緒問題 2015 年為 1 例（0.8%），2018 年減少到 0 例（0%）；中-重度心理感受情況 2015 年為 19 例（15.8%），2018 年減少到 2 例（2.1%）。專碩及學碩組的睡眠時間因子分 2018 年均較 2015 年增高，表示睡眠時長變得更短。而兩組研究生的青少年生活事件 LES 量表、SCL-90 量表的偏執因子和精神病因子、睡眠質量、睡眠障礙、催眠藥物使用情況 2018 年與 2015 年相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專碩與學碩相比，在 2015 年及 2018 年的各評價指標因子分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2.3 畢業前學生不同學業成就組間比較結果
不同學業成就組的各評價指標因子分見表 3。其中優秀組研究生情緒問題的 K6（12m）及軀體癥狀的 PHQ-15（12m）因子分高于其余三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較差組研究生的催眠藥物因子分高于其余三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各因子分在四組研究生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表3
畢業前不同學業成就組之間的比較結果
3 討論
3.1 專碩及學碩的心理健康狀況在畢業時較之入學時有好轉
通過對兩組研究生 2015 年入學時和 2018 年畢業前進行對比，我們發現兩組研究生在畢業前的情緒、軀體化癥狀以及心理感受情況均變得更好。既往對臨床醫學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狀況的研究表明臨床醫學研究生整體心理健康狀況比常模好，說明其心理處于健康狀況[10, 11]。但既往研究為橫斷面研究，沒有考慮不同研究生培養模式對研究生心理狀況的影響。而本研究發現三年研究生培養對臨床醫學研究生心理健康狀況具有促進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剛入學時研究生未能適應研究生生活，對未來的學習規劃感到擔憂。比如專碩需要接受既是規培生又是研究生的雙重身份，在獨立管理患者的同時也要進行科研訓練；而學碩畢業所需的科研成果條件很高，并且要面臨畢業后沒有規培證而在找工作時處于劣勢的情況[12]，因此兩組研究生在入學時的心理壓力都比較大。專碩和學碩承受壓力情況整體沒有變化，但是睡眠時長縮短，反映學生壓力增大后的緊迫感，同時也反映出學生面對壓力的調適能力增強，睡眠時效提高而時長縮短。經過三年的臨床培訓和科研學習后，專碩和學碩都具備了一定的心理調適能力，心理狀況在逐漸改善并成熟。但在這個過程中，專碩和學碩的心理調節機制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這需要我們在接下來的研究中進一步探索。就專碩而言，雖然三年培養期間整體心身狀況沒有變化，但是中-重度情緒問題的比例增加，說明出現極端事件的概率可能增加，因此教育工作者應該對這部分學生給予更多關注。
3.2 專碩及學碩心理健康狀況沒有明顯差異
既往研究[13]發現“醫教協同”下專碩在心理、行為、情緒和精神等方面壓力增大，并且有一系列軀體、行為及情緒表現。但本研究通過對專碩及學碩之間的對比，發現即使專碩要同時扮演兩個角色，其心理健康狀況在入學時及畢業前與傳統的學術型研究生均無統計學差異。汪和貴等[14]的研究將心內科“醫教協同”專碩與學碩的進行對比，發現專碩具有較強臨床技能，但科研論文寫作能力不如學碩，但兩者畢業要求也有所差異。因此，可以推測雖然兩組研究生的培養方案有差異，但專碩和學碩面臨的壓力可能來自不同方面，故“醫教協同”培養模式并未導致專碩心理健康狀況更差。
3.3 優秀組研究生的壓力大，較差組研究生的睡眠情況較差
通過對畢業前不同學業成就的臨床醫學研究生進行對比，我們發現優秀組研究生主要表現在軀體化癥狀增加同時所承受心理壓力較大，但是心理健康狀況并不差。我們推測獲得國家獎學金的研究生通常對自己要求極高，努力程度也比其他各組高，雖然他們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但這類學生的睡眠時間因子分很高，間接反映他們的心理調適能力很強。但因本研究中這類學生所占比例少，有限的數據影響了統計效能，將來需要擴大樣本量對優秀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專門研究。較差組研究生睡眠情況更差，主要表現在睡眠障礙和存在較多使用催眠藥物的情況。因該組研究生無法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學業，導致來自畢業的壓力更大，可以推測其睡眠障礙與不能完成學業互為因果，需要各方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指導。
綜上所述，專碩和學碩在臨畢業前較入學時的情緒、軀體化癥狀以及心理感受情況變得更好，心理壓力調適能力在逐漸完善并成熟。專碩和學碩面臨的壓力可能來自不同方面，“醫教協同”培養模式并未導致專碩心理健康狀況更差。學業成就優秀組研究生的壓力大，但調適能力強，而較差組研究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需要各方給予更多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