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證醫學的產生和發展為醫療領域提供了可靠的證據決策模式，隨著循證理念與方法逐漸推廣到其他學科，循證科學范式被正式提出。循證科學的產生不僅是不同學科之間發生的方法借鑒，更在優化知識運行過程中展示出深刻的驅動勢能。正是這種優勢內涵推動著循證科學在規范化理念和系統性方法兩個層面向其他學科延伸，不斷凝練各領域循證實踐的共性規律，逐步形成循證科學的理論體系和支撐組織，使循證理念和方法能發揮更廣泛的科學支撐作用。
引用本文： 趙晨, 田貴華, 張曉雨, 王燕平, 卞兆祥, 商洪才, 李幼平. 循證醫學向循證科學發展的內涵和思考.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9, 19(5): 510-514. doi: 10.7507/1672-2531.201904177 復制
循證醫學通過推廣系統性的證據生產和使用方法，成功地指導宏觀和微觀的醫療衛生決策活動，在最近 30 年間已成為全球醫學知識與實踐連接的主要運行模式，廣泛涉及衛生政策制定、醫療措施評價、藥物流通管理和醫療風險防范等重要醫療環節。循證醫學在符合科學知識運行一般邏輯規律的前提下，有序采用臨床流行病學、統計學、情報學的科學方法，審慎地將當前最好證據結論用于臨床實踐，其在知識運行、傳播、實踐過程中體現出的優勢使循證理念向相關領域陸續推廣。中國循證醫學中心創始主任李幼平教授據此提出“循證科學”范式，不僅是基于目前循證醫學成熟積累對學科未來發展的研判，同時將助力其他學科知識運行升級作為循證科學新的使命。本文分析循證科學的優勢、發展內涵與未來影響，期待循證理念與方法能對更廣泛的科學發展起到支撐作用。
1 科學知識的運行規律
人類的自然與人文科學知識體系逐步建成并不斷更新，但基本的知識運行模式相對固定，始終保持了現象、原理、實踐檢驗的一般科學知識運行規律。新生知識首先源于對新生、意外現象的認識和總結，提出相應理論或假說，再在實踐中驗證與優化。歸納和演繹是此過程中常用的兩個邏輯方法。歸納是總結和求證收集到的現象或測量結果，成為原理或假說，是從特殊到一般的知識產生過程；演繹則是以原理為基礎，通過邏輯推導出一個特殊性推論，以此將原理運用于現實世界，應對復雜變化情況，并獲得反饋信息，是將一般推向特殊的實踐知識過程[1]。歸納和演繹連接相關現象、原理與實踐，形成科學知識并用于指導實踐的邏輯規律。
因受發展歷史影響的原因，各學科均有習慣性的演繹和歸納方法，具體發展情況不一。從方法起步看：與人類生存直接相關的技術知識發源較早，如農耕、醫療、建筑、紡織等，后世又經歷了多次理論發展和實踐升級。但在現代科學研究方法體系建立之前，多數技術的知識發展僅停留在現象和經驗總結層面，不能通過嚴密的研究方法在歸納和演繹環節對原理證偽[2]。從方法分類看，除經驗總結外，人文屬性類知識常以人類自身思辨作為探究理論的歸納方法，在世界各地形成了燦爛一時的文化現象[3, 4]，但形成的理論受到主觀意識水平的局限，相互爭鳴的局面亦未能有明確的證偽效果。
在以自然科學引領的現代科學研究方法體系逐步建立后，自然與人文科學的歸納和演繹過程融入了更多的理性方法：實驗性行為的介入增加了研究的客觀性和唯物性，提升了理論的真實度；科學內涵中包括的證偽主義加快了理論知識的更新速度。實驗性方法迄今仍是多數學科最主要的研究手段之一。
演繹和歸納的方法決定了學科知識指導實踐的質量，而各學科的技術需求與發展期望又影響著本學科方法的進步速度。無論采用主觀思辨、經驗總結還是實驗驗證方法，各學科均在追求優化知識運行的方法論，以提高理論指導實踐的質量和效率。
2 循證醫學促成循證科學發展的優勢內涵
生存和健康是人類的基本需求，這既是醫學始終伴隨人類發展的主要原因，也使醫學較早地踐行了知識產生及實踐規律—從收集的信息中歸納原理，再用原理進一步指導臨床實踐。從早期的巫術醫學、無理論體系的簡單總結，到有理論體系的經驗醫學時代，再到依靠微觀基礎的實驗醫學時代，醫學知識產生與實踐的方法一直在更新進步，知識和實踐質量不斷提升[5]。
評價是獲知學科知識理論是否滿足實際需求的重要環節，是影響學科知識產生及實踐方法進步的重要因素。因人體疾病狀況多為自身感應與關心，絕大多數醫療活動均經歷了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結果評價和反饋，促進了醫學方法進步。相比其他學科，評價決定了醫學知識運行方法論擁有更持續和迫切的進步需求。
在循證醫學思想萌芽的二戰時期，當實驗性方法在科學領域方興未艾、部分學科仍在探討實驗方法是否合適之時[6]，循證醫學的啟蒙者 Archie Cochrane 先生因困惑于實踐結果與預期的巨大反差，開始質疑既往的醫學研究結論[7]，超前思考能選擇出真正有效干預措施的方法。Cochrane 主張采用隨機對照試驗及經過嚴格評價制作的系統評價結果來評價治療的療效[8, 9]，成為實驗方法之外新的優勢信息產生和實踐方法，為循證理念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當前，循證醫學的概念已優化為綜合考慮最優證據、醫生經驗和患者意愿的“三要素”共同決策機制[10]。循證醫學也已形成了完整的方法學體系，積累了大量用于指導臨床實踐的醫學證據，標志循證醫學已發展成一門成熟的學科。從宏觀分工看，在以證據為核心的基礎上，循證醫學可以分為產出證據和使用證據兩大部分[11]：① 產出證據是通過綜合分析多個研究對象或合并多個研究，得到指導臨床實踐的結論，即證據；② 使用證據則是選出適宜的證據并加以評價，審慎地結合“三要素”要求，指導臨床實踐，即循證醫學仍遵循以產出證據為主的歸納過程、以指導證據使用為主的演繹過程的知識運行規律（圖 1）。
圖1
循證醫學與科學知識產生及實踐規律的一致性
從局部操作上看，循證醫學為醫學知識的歸納與演繹帶來的新方法和理念，有效地提升了運用醫學知識指導實踐全過程的效率、質量和準確度，包括：① 在歸納階段，循證醫學通過證據等級體系、證據質量評價和證據合并等系統性方法學，將處理問題的方法從單個無序的研究結果，提升到一個由多個研究形成的系統性、有序性、客觀化的信息整合體；在兼顧信息論證力度的前提下，公平客觀地實現了對包括實驗性研究結論信息的有效組織，不僅加快了理論產出效率，也提高了知識歸納過程的質量；② 在演繹階段，循證醫學提倡結合最佳證據、醫生經驗與患者意愿進行共同決策；在尊重證據規律的基礎上，規范了醫療決策行為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的信息表達范圍；形成了當前較完善的演繹前提，準確推動著巨量證據的日常診療應用。
指導實踐決策的理論依據在不同的場合或學科中可稱為準則、定理、方針或證據，其實質都是一般性原理，均通過歸納方法獲得，進而成為指導演繹性實踐的理論。循證醫學模式的先進之處不僅在于創造了以“最佳證據”為核心依據的決策方式，更通過逐步完善的方法學實現了醫學知識運行過程的規范化升級，并在近 30 年的發展中積累了大量成功的證據案例，驗證了知識運行過程升級的可行性；基于這種共同的歸納與演繹規律，可將這種先進方法順勢推廣到其他學科，將循證理念和方法有機融入并升級各領域的實踐決策，形成廣義循證觀下的循證科學范式。因此，循證理念既是醫學發展至今塑造出的最先進的歸納和演繹方法，也是循證醫學為循證科學發展帶來的核心優勢內涵。
3 循證科學優勢發展的實現路徑
循證醫學向循證科學方向的演變是成熟學科向一般知識運行規律的必然回歸，更直接表現是發揮循證理念與方法的積極作用，與其他學科形成交叉協同，從而形成從內部規律到外部學科融合同時推進的循證科學發展態勢。其具體實現路徑分為理念和方法兩個方面。
3.1 規律相通下循證醫學規范化研究理念的推廣
產出與使用證據的主線是匯總分析單個受試者或研究的數據，形成證據，再按照證據實施治療。圍繞主線，循證醫學在原始研究階段進行了方案優化、透明注冊、質量控制、數據管理、規范報告等規范化工作，保障了原始證據的真實性；在整合證據階段，循證醫學通過劃分證據等級、量化合并、評估推薦強度等方法，合理形成高級別證據；在證據使用階段，循證醫學提倡全面檢索、證據評價、共同決策和后效評價，慎重地使用證據指導臨床。這些工作共同表達了循證醫學的規范化研究理念，使信息流動過程中每一個環節均獲得保障，最終提升了整體決策系統的可靠性。
從循證醫學向循證科學發展過程中，規范化研究理念可以整體或環節形式延伸到其他學科，形成適宜各學科實際情況的具體實現形式。如將“三要素”共同決策理念應用于安全管理，即衍生出安全管理領域包含證據、安全管理者的專業技能、安全管理對象的“新三要素”；在理清安全管理中證據、主體和客體關系的同時，結合安全管理領域實情，兼有“外部的安全規定與限制”作為新要素參與安全決策，能夠形成清晰的安全管理工作基本框架[12]。
3.2 學科融合中循證醫學系統化研究方法學的交叉
循證醫學采用的系統方法學具有包容性和兼容性，能夠基于共同或相似的研究因果、研究目的、整合需求、測量需求、決策優化或數據類型等，推廣有適應性的方法。從體系上看，循證醫學搭建了證據的產出線路、質控線路、管理線路；從技術上看，循證醫學提供了基線調查、群體回歸、同質可比等基于統計學原理的可靠手段。循證醫學不僅擁有科學的定量化工具，同時具有人文理念的質性工具；不僅能處理數據為主的自然科學問題，也能分析主觀信息為主的人文科學問題。這些方法如系統評價方法均可供提供借鑒，用于解決其他學科的技術性問題。2002 年，國際 Campbell 協作網成立，旨在應用系統評價方法，為多個非醫學領域提供決策證據[13]，這成為循證方法向其他領域推廣的新開端。
循證醫學重視證據，但不限制合理方法的發展，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結論仍是支撐決策的依據，也可以在有學科適應性的信息組織方式下形成類似循證醫學分類分級的證據體系，這是循證醫學能發展成為循證科學的開放性技術因素。未來的循證科學將成為各學科交叉互融、集成創新的方法學共享平臺。
4 對循證科學發展未來影響的思考
循證理念發源和成熟于循證醫學，在相通的知識運行規律基礎上，形成了包括心理學、管理學、教育學等多個學科認可的觀念[14-16]，使循證科學定位于一種科學范式，未來還將繼續延伸，發揮其規范化決策的優勢。在其他學科尚未建立特有的循證理論體系之前，既需考慮科學發展的宏觀視角下發揮循證理論體系的影響，也需在循證醫學角度考慮循證科學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4.1 循證科學的一般性理論體系發展
循證理念起源于醫學，循證醫學方法學有其學科特殊性和限制，如在人類共同的生理、病理學基礎上，可以運用隨機、對照的方法，平衡對照各方之間的個體化差異，比較不同影響因素造成的差異。但在某些難以實現群體化研究方法的領域，不宜直接照搬循證醫學倡導的試驗方法，更應關注循證醫學重視證據、過程規范化的理念。因此，循證科學應超越循證醫學的方法，以知識運行的基本規律為研究對象，從更高的視角提出一般性理論并形成體系，既幫助適宜循證理念參與的領域迅速接納和推進相關方法；也需在注重個性化、創新性的領域審慎地踐行循證理念。
循證科學當前發展的主要形式仍是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合作，不斷總結合作中出現的共性特征，逐漸歸納后提升出循證科學的一般性理論。此外，在方法推廣中不應忽視各學科的原生特征，注重科學觀與人文觀方法并行，尤其在當前循證醫學理論構架中人文觀研究方法相對偏弱的情況下，更不能忽視人文觀方法對人的價值觀與意愿測量和評價的重要作用。如近年循證醫學與敘事醫學的融合發展，即是循證理念在多學科交融中發展出的人文觀成果[17]。
鑒于各學科在踐行知識運行規律中的側重不同，循證科學發展中有三點顛覆性的觀念轉變需要慎重考慮：循證醫學的產證環節是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和資源的科學研究過程；用證環節主要是醫生的查證、評價和實踐。產證階段使用的方法學和投入的研究精力遠遠大于用證階段；而在其他學科，尤其是依靠實踐反饋不斷更新理論的領域，產證和用證的發展投入如何按需調整？在產證階段對不同學科信息的組織過程中，基于各學科對群體內個體差異、小概率事件、變化性問題、專家意見的價值等概念所持觀念不同，既有的證據等級的排序觀念是否值得重新商榷？用證階段，因不同學科決策要素的變化，科學證據的重要性雖毋庸置疑，但其核心性是否需要靈活對待？循證科學在堅持知識運行過程規范化的原則下，三個理念均是在多學科角度對原循證醫學關注度比例的思考，有助于循證科學更具適應性地推動其他學科的知識升級。
4.2 相關支撐力量的延伸建設與對循證醫學的方法反哺
同目前循證醫學擁有 Cochrane 協作網、提高衛生研究質量和透明度（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health research，EQUATOR）協作網、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臨床試驗注冊平臺等方法學和規范化維護組織一樣，未來循證科學的研究平臺也可陸續發起相關的方法學支撐組織建設，以規范循證理念與方法在其他學科的落地應用。參考 Campbell 協作網與 Cochrane 協作網合作推廣系統評價方法的成功案例，未來的循證科學支撐組織可以在現有循證醫學組織的合作或指導下延伸建設并逐步更新。
循證科學支持組織成為方法和理念流通的渠道和平臺，可增加學科間方法互動的頻率，亦可更新目前循證醫學的理念，豐富科學觀與人文觀研究方法，提供新的臨床研究思維。
5 結語
循證醫學近 30 年的積累與實踐過程驗證了循證理念在知識運行規律中的優勢作用。循證科學在共性規律基礎下將以更廣泛地科學提升知識產生和實踐過程的效率、質量與準確性作為新的使命。循證科學的未來發展需要超越目前醫學學科的思路，在循證科學優化過程的原則下包容性連接不同價值觀與實踐模式的新領域；同時加強組織建設方法學，保障循證理念能穩健地發揮其科學支撐作用。
循證醫學通過推廣系統性的證據生產和使用方法，成功地指導宏觀和微觀的醫療衛生決策活動，在最近 30 年間已成為全球醫學知識與實踐連接的主要運行模式，廣泛涉及衛生政策制定、醫療措施評價、藥物流通管理和醫療風險防范等重要醫療環節。循證醫學在符合科學知識運行一般邏輯規律的前提下，有序采用臨床流行病學、統計學、情報學的科學方法，審慎地將當前最好證據結論用于臨床實踐，其在知識運行、傳播、實踐過程中體現出的優勢使循證理念向相關領域陸續推廣。中國循證醫學中心創始主任李幼平教授據此提出“循證科學”范式，不僅是基于目前循證醫學成熟積累對學科未來發展的研判，同時將助力其他學科知識運行升級作為循證科學新的使命。本文分析循證科學的優勢、發展內涵與未來影響，期待循證理念與方法能對更廣泛的科學發展起到支撐作用。
1 科學知識的運行規律
人類的自然與人文科學知識體系逐步建成并不斷更新，但基本的知識運行模式相對固定，始終保持了現象、原理、實踐檢驗的一般科學知識運行規律。新生知識首先源于對新生、意外現象的認識和總結，提出相應理論或假說，再在實踐中驗證與優化。歸納和演繹是此過程中常用的兩個邏輯方法。歸納是總結和求證收集到的現象或測量結果，成為原理或假說，是從特殊到一般的知識產生過程；演繹則是以原理為基礎，通過邏輯推導出一個特殊性推論，以此將原理運用于現實世界，應對復雜變化情況，并獲得反饋信息，是將一般推向特殊的實踐知識過程[1]。歸納和演繹連接相關現象、原理與實踐，形成科學知識并用于指導實踐的邏輯規律。
因受發展歷史影響的原因，各學科均有習慣性的演繹和歸納方法，具體發展情況不一。從方法起步看：與人類生存直接相關的技術知識發源較早，如農耕、醫療、建筑、紡織等，后世又經歷了多次理論發展和實踐升級。但在現代科學研究方法體系建立之前，多數技術的知識發展僅停留在現象和經驗總結層面，不能通過嚴密的研究方法在歸納和演繹環節對原理證偽[2]。從方法分類看，除經驗總結外，人文屬性類知識常以人類自身思辨作為探究理論的歸納方法，在世界各地形成了燦爛一時的文化現象[3, 4]，但形成的理論受到主觀意識水平的局限，相互爭鳴的局面亦未能有明確的證偽效果。
在以自然科學引領的現代科學研究方法體系逐步建立后，自然與人文科學的歸納和演繹過程融入了更多的理性方法：實驗性行為的介入增加了研究的客觀性和唯物性，提升了理論的真實度；科學內涵中包括的證偽主義加快了理論知識的更新速度。實驗性方法迄今仍是多數學科最主要的研究手段之一。
演繹和歸納的方法決定了學科知識指導實踐的質量，而各學科的技術需求與發展期望又影響著本學科方法的進步速度。無論采用主觀思辨、經驗總結還是實驗驗證方法，各學科均在追求優化知識運行的方法論，以提高理論指導實踐的質量和效率。
2 循證醫學促成循證科學發展的優勢內涵
生存和健康是人類的基本需求，這既是醫學始終伴隨人類發展的主要原因，也使醫學較早地踐行了知識產生及實踐規律—從收集的信息中歸納原理，再用原理進一步指導臨床實踐。從早期的巫術醫學、無理論體系的簡單總結，到有理論體系的經驗醫學時代，再到依靠微觀基礎的實驗醫學時代，醫學知識產生與實踐的方法一直在更新進步，知識和實踐質量不斷提升[5]。
評價是獲知學科知識理論是否滿足實際需求的重要環節，是影響學科知識產生及實踐方法進步的重要因素。因人體疾病狀況多為自身感應與關心，絕大多數醫療活動均經歷了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結果評價和反饋，促進了醫學方法進步。相比其他學科，評價決定了醫學知識運行方法論擁有更持續和迫切的進步需求。
在循證醫學思想萌芽的二戰時期，當實驗性方法在科學領域方興未艾、部分學科仍在探討實驗方法是否合適之時[6]，循證醫學的啟蒙者 Archie Cochrane 先生因困惑于實踐結果與預期的巨大反差，開始質疑既往的醫學研究結論[7]，超前思考能選擇出真正有效干預措施的方法。Cochrane 主張采用隨機對照試驗及經過嚴格評價制作的系統評價結果來評價治療的療效[8, 9]，成為實驗方法之外新的優勢信息產生和實踐方法，為循證理念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當前，循證醫學的概念已優化為綜合考慮最優證據、醫生經驗和患者意愿的“三要素”共同決策機制[10]。循證醫學也已形成了完整的方法學體系，積累了大量用于指導臨床實踐的醫學證據，標志循證醫學已發展成一門成熟的學科。從宏觀分工看，在以證據為核心的基礎上，循證醫學可以分為產出證據和使用證據兩大部分[11]：① 產出證據是通過綜合分析多個研究對象或合并多個研究，得到指導臨床實踐的結論，即證據；② 使用證據則是選出適宜的證據并加以評價，審慎地結合“三要素”要求，指導臨床實踐，即循證醫學仍遵循以產出證據為主的歸納過程、以指導證據使用為主的演繹過程的知識運行規律（圖 1）。
圖1
循證醫學與科學知識產生及實踐規律的一致性
從局部操作上看，循證醫學為醫學知識的歸納與演繹帶來的新方法和理念，有效地提升了運用醫學知識指導實踐全過程的效率、質量和準確度，包括：① 在歸納階段，循證醫學通過證據等級體系、證據質量評價和證據合并等系統性方法學，將處理問題的方法從單個無序的研究結果，提升到一個由多個研究形成的系統性、有序性、客觀化的信息整合體；在兼顧信息論證力度的前提下，公平客觀地實現了對包括實驗性研究結論信息的有效組織，不僅加快了理論產出效率，也提高了知識歸納過程的質量；② 在演繹階段，循證醫學提倡結合最佳證據、醫生經驗與患者意愿進行共同決策；在尊重證據規律的基礎上，規范了醫療決策行為活動中主體與客體的信息表達范圍；形成了當前較完善的演繹前提，準確推動著巨量證據的日常診療應用。
指導實踐決策的理論依據在不同的場合或學科中可稱為準則、定理、方針或證據，其實質都是一般性原理，均通過歸納方法獲得，進而成為指導演繹性實踐的理論。循證醫學模式的先進之處不僅在于創造了以“最佳證據”為核心依據的決策方式，更通過逐步完善的方法學實現了醫學知識運行過程的規范化升級，并在近 30 年的發展中積累了大量成功的證據案例，驗證了知識運行過程升級的可行性；基于這種共同的歸納與演繹規律，可將這種先進方法順勢推廣到其他學科，將循證理念和方法有機融入并升級各領域的實踐決策，形成廣義循證觀下的循證科學范式。因此，循證理念既是醫學發展至今塑造出的最先進的歸納和演繹方法，也是循證醫學為循證科學發展帶來的核心優勢內涵。
3 循證科學優勢發展的實現路徑
循證醫學向循證科學方向的演變是成熟學科向一般知識運行規律的必然回歸，更直接表現是發揮循證理念與方法的積極作用，與其他學科形成交叉協同，從而形成從內部規律到外部學科融合同時推進的循證科學發展態勢。其具體實現路徑分為理念和方法兩個方面。
3.1 規律相通下循證醫學規范化研究理念的推廣
產出與使用證據的主線是匯總分析單個受試者或研究的數據，形成證據，再按照證據實施治療。圍繞主線，循證醫學在原始研究階段進行了方案優化、透明注冊、質量控制、數據管理、規范報告等規范化工作，保障了原始證據的真實性；在整合證據階段，循證醫學通過劃分證據等級、量化合并、評估推薦強度等方法，合理形成高級別證據；在證據使用階段，循證醫學提倡全面檢索、證據評價、共同決策和后效評價，慎重地使用證據指導臨床。這些工作共同表達了循證醫學的規范化研究理念，使信息流動過程中每一個環節均獲得保障，最終提升了整體決策系統的可靠性。
從循證醫學向循證科學發展過程中，規范化研究理念可以整體或環節形式延伸到其他學科，形成適宜各學科實際情況的具體實現形式。如將“三要素”共同決策理念應用于安全管理，即衍生出安全管理領域包含證據、安全管理者的專業技能、安全管理對象的“新三要素”；在理清安全管理中證據、主體和客體關系的同時，結合安全管理領域實情，兼有“外部的安全規定與限制”作為新要素參與安全決策，能夠形成清晰的安全管理工作基本框架[12]。
3.2 學科融合中循證醫學系統化研究方法學的交叉
循證醫學采用的系統方法學具有包容性和兼容性，能夠基于共同或相似的研究因果、研究目的、整合需求、測量需求、決策優化或數據類型等，推廣有適應性的方法。從體系上看，循證醫學搭建了證據的產出線路、質控線路、管理線路；從技術上看，循證醫學提供了基線調查、群體回歸、同質可比等基于統計學原理的可靠手段。循證醫學不僅擁有科學的定量化工具，同時具有人文理念的質性工具；不僅能處理數據為主的自然科學問題，也能分析主觀信息為主的人文科學問題。這些方法如系統評價方法均可供提供借鑒，用于解決其他學科的技術性問題。2002 年，國際 Campbell 協作網成立，旨在應用系統評價方法，為多個非醫學領域提供決策證據[13]，這成為循證方法向其他領域推廣的新開端。
循證醫學重視證據，但不限制合理方法的發展，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結論仍是支撐決策的依據，也可以在有學科適應性的信息組織方式下形成類似循證醫學分類分級的證據體系，這是循證醫學能發展成為循證科學的開放性技術因素。未來的循證科學將成為各學科交叉互融、集成創新的方法學共享平臺。
4 對循證科學發展未來影響的思考
循證理念發源和成熟于循證醫學，在相通的知識運行規律基礎上，形成了包括心理學、管理學、教育學等多個學科認可的觀念[14-16]，使循證科學定位于一種科學范式，未來還將繼續延伸，發揮其規范化決策的優勢。在其他學科尚未建立特有的循證理論體系之前，既需考慮科學發展的宏觀視角下發揮循證理論體系的影響，也需在循證醫學角度考慮循證科學發展帶來的機遇與挑戰。
4.1 循證科學的一般性理論體系發展
循證理念起源于醫學，循證醫學方法學有其學科特殊性和限制，如在人類共同的生理、病理學基礎上，可以運用隨機、對照的方法，平衡對照各方之間的個體化差異，比較不同影響因素造成的差異。但在某些難以實現群體化研究方法的領域，不宜直接照搬循證醫學倡導的試驗方法，更應關注循證醫學重視證據、過程規范化的理念。因此，循證科學應超越循證醫學的方法，以知識運行的基本規律為研究對象，從更高的視角提出一般性理論并形成體系，既幫助適宜循證理念參與的領域迅速接納和推進相關方法；也需在注重個性化、創新性的領域審慎地踐行循證理念。
循證科學當前發展的主要形式仍是與其他學科的交叉合作，不斷總結合作中出現的共性特征，逐漸歸納后提升出循證科學的一般性理論。此外，在方法推廣中不應忽視各學科的原生特征，注重科學觀與人文觀方法并行，尤其在當前循證醫學理論構架中人文觀研究方法相對偏弱的情況下，更不能忽視人文觀方法對人的價值觀與意愿測量和評價的重要作用。如近年循證醫學與敘事醫學的融合發展，即是循證理念在多學科交融中發展出的人文觀成果[17]。
鑒于各學科在踐行知識運行規律中的側重不同，循證科學發展中有三點顛覆性的觀念轉變需要慎重考慮：循證醫學的產證環節是需要耗費大量精力和資源的科學研究過程；用證環節主要是醫生的查證、評價和實踐。產證階段使用的方法學和投入的研究精力遠遠大于用證階段；而在其他學科，尤其是依靠實踐反饋不斷更新理論的領域，產證和用證的發展投入如何按需調整？在產證階段對不同學科信息的組織過程中，基于各學科對群體內個體差異、小概率事件、變化性問題、專家意見的價值等概念所持觀念不同，既有的證據等級的排序觀念是否值得重新商榷？用證階段，因不同學科決策要素的變化，科學證據的重要性雖毋庸置疑，但其核心性是否需要靈活對待？循證科學在堅持知識運行過程規范化的原則下，三個理念均是在多學科角度對原循證醫學關注度比例的思考，有助于循證科學更具適應性地推動其他學科的知識升級。
4.2 相關支撐力量的延伸建設與對循證醫學的方法反哺
同目前循證醫學擁有 Cochrane 協作網、提高衛生研究質量和透明度（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health research，EQUATOR）協作網、世界衛生組織國際臨床試驗注冊平臺等方法學和規范化維護組織一樣，未來循證科學的研究平臺也可陸續發起相關的方法學支撐組織建設，以規范循證理念與方法在其他學科的落地應用。參考 Campbell 協作網與 Cochrane 協作網合作推廣系統評價方法的成功案例，未來的循證科學支撐組織可以在現有循證醫學組織的合作或指導下延伸建設并逐步更新。
循證科學支持組織成為方法和理念流通的渠道和平臺，可增加學科間方法互動的頻率，亦可更新目前循證醫學的理念，豐富科學觀與人文觀研究方法，提供新的臨床研究思維。
5 結語
循證醫學近 30 年的積累與實踐過程驗證了循證理念在知識運行規律中的優勢作用。循證科學在共性規律基礎下將以更廣泛地科學提升知識產生和實踐過程的效率、質量與準確性作為新的使命。循證科學的未來發展需要超越目前醫學學科的思路，在循證科學優化過程的原則下包容性連接不同價值觀與實踐模式的新領域；同時加強組織建設方法學，保障循證理念能穩健地發揮其科學支撐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