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是反映客觀世界本質聯系及其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學科是科學的一個子系統。在人類認知發展的歷程中,學科從按照學術性質細分的科學門類,演化為高等教育的部門設置,并形成以學科專業目錄為依托的復雜管理體系。隨著當代科技迅猛發展、知識總量激增、社會問題日益復雜,科學綜合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多學科、跨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發展成為時代要求。20 世紀 90 年代在醫學科學自我質疑中誕生了循證醫學,并在其成功基礎上向其他醫學領域、衛生政策領域及社會科學領域延伸,形成了跨學科的循證科學體系。循證科學是科學綜合化趨勢的體現,也是學科間交叉會聚的載體和機制。其嘗試突破學科和管理壁壘,勉力推進跨學科研究,同時也因傳統學科布局而遭遇重重困難。循證科學提供的不是一種思維范式對其他學科研究領域的滲透或改造,而是學科間的平等對話,以推動更廣泛的學科協作和新一輪的自我完善,從而不斷探索新方法、新理論,解決新問題,推動新發展,實現持續改進和追求卓越。
引用本文: 李琰, 喻佳潔, 李幼平. 循證科學:構建突破學科界限的會聚共生體系.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9, 19(5): 505-509. doi: 10.7507/1672-2531.201904034 復制
1 科學研究和學科發展及其規律
1.1 廣義的科學概念
一般認為,科學是反映客觀世界(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本質聯系及其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1]。以世界可被認知為前提,人類不斷磨礪和創新思考方法,嘗試從經驗證據中抽象出科學理論,解釋和預測各種現象。因此,康德認為廣義的科學是“每一種學問,只要其任務是按照一定的原則建立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皆被稱為科學”[2]。
1.2 學科的歷史發展
學科作為科學的一個子系統,以生產知識為目的,由科學活動主體、工具(物質工具和思維工具)和客體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社會-知識”系統[3]。學科既指知識“按照學術性質而分成的科學門類”,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或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化學,社會科學中的歷史學、法學等;也指教學的科目,如高等教育部門所設置的學科門類[4]。
古希臘科學哲學時期,學科開始萌芽,處于哲學統領下的聚合狀態。“作為古代科學代表人物的亞里士多德,就是將哲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綜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包括哲學、天文學、物理學、動物學、植物學、邏輯學、政治學、美學等方面的體系”[5]。
近代以來,科學逐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沿襲古代自然哲學對世界本原的觀點,世界簡單性信念是近現代科學研究的重要傳統和發展動力之一,科學研究的目標是尋找推動復雜事物運動變化的簡單規律。它遵循還原論的研究方法,認為整體可分解為部分,部分也可組合為整體,認識清楚低層次和局部問題自然可解釋高層次和整體問題[6]。在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學科分化成為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人類通過深入細致研究某一特定問題或現象,在龐大的科學體系中找尋科學發展的新生長點[7]。
1.3 學科及其管理體系
進入 20 世紀,伴隨以大學為主要形式的高等教育日趨體系化,“學科”的含義不僅指一門知識,也指圍繞這些“學科”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大學成為以學科為中心、以行政單位為載體的龐大矩陣[8],在學科專業目錄的層級下形成復雜管理體系:它不僅直接規定了學科、學位體系的內容和秩序,還與配套的政策性資源捆綁在一起[9]。表 1 展示出當前世界一些國家在學科專業目錄體系上的發布現狀及主要的實施特征。

1.4 時代的要求與當前學科劃分和管理的局限性
當代,科技迅猛發展、知識總量激增、社會問題日益復雜,超出了單一學科的研究范疇,無法通過還原論解釋宏觀現象和推導解決方法。傳統學科界限不斷被打破,科學綜合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多學科、跨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發展成為時代要求。正如普朗克所述:“科學是內在的統一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部門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質,而是由于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實際上存在著從物理學到化學,生物學、人類學和社會科學的連續鏈條”[20]。因此,在學科充分分化的基礎上,各分支學科的重新會聚也勢在必行。
時代要求以學科整合和會聚為導向的跨學科研究,跨學科研究需要跨學科教育。如表 1 所示,美國、英國、德國為代表的學科目錄,因其不具備強制性和計劃性,為高等教育機構呼應社會需求、創設和發展跨學科、多協作和高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專業提供了空間。我國因承襲前蘇聯的學科體系傳統,其學科專業目錄的強制性和計劃性極大制約了跨學科研究和跨學科教育的發展。
2 從循證醫學到循證科學—突破學科界限的開拓性嘗試
2.1 醫學對科學知識會聚和整合的需求催生了循證醫學
醫學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跨學科體系。古代醫學的實踐中融合了那一時期的哲學、宗教、文化、世界觀和價值觀。當代醫學則與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科學知識體系緊密結合,極大推進人類健康福祉。一項以百年來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得主的研究顯示:獲得博士學位的 160 位得主跨學科背景比例高達 72%[21]。打破學科界限,形成多元文化的教育背景被認為是孕育原創性成果的重要基礎。科研模式的轉變導致形成跨學科的集體協作方式也勢在必行。
循證醫學在 20 世紀 90 年代誕生是醫學科學自我反思的結果。通過反思其經由科學實驗獲得的若干臨床證據的有效性,循證醫學致力于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臨床證據。新的統計學方法被大量應用于證據整合與評估,計算機技術、數據庫建設、信息整理和管理軟件開發助力了這一進程。當循證醫學的思維范式在臨床領域獲得成功后,其他醫學領域、衛生政策領域及社會科學的一些領域開始嘗試借鑒循證醫學范式。
2.2 循證科學:構建突破學科界限的聚合共生體系
近 20 年,伴隨循證方法學突破其醫學領域的使用,擴展到衛生政策制定、教育學、社會工作等領域,拓展了循證思維范式的應用范圍和國際認同。
2.2.1 循證科學回應了科學知識生產的時代需求
如前所述,科學知識在經歷了近現代學科細分、細致觀察微觀世界的累積過程后,面對當代認識和解決復雜問題的困境,重新走向綜合共生的系統,見表 2。循證科學的橫空出世回應了整個時代知識整合的需求:① 復雜問題的分析和解決需要超越傳統學科的理論和方法;② 國家力量對科學研究的介入前所未有地強化;③ 任務導向的研究也要求突破學科邊界。

必須看到,跨學科研究常常來自學科內部的反思和顛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醫學模式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的轉變,不是因任何其他學科的參與帶來,而是醫學界內部某種“異端思想”的主流化:① 當學科內有足夠的包容和開放以確保“異端”或“邊緣”思想存在,并獲得多元的平等對待;② 當客觀需求產生時,這種“異端”或“邊緣”思想得以主流化,吸收其他學科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跨學科可能性才真正變為現實[23]。
2.2.2 循證科學的框架
循證科學是當代科學綜合化趨勢的體現,也是學科間交叉會聚的載體和機制。循證科學源自循證醫學,但其跨學科發展的體系和規模已大大超出了循證醫學的范疇。僅以當前較成熟的體系勾勒出循證科學的大致框架已可想象出其更加廣泛的發展空間。
如圖 1所示,以循證科學研究范式為圓心,推動突破學科壁壘,整合不同學科知識體系,促進學科間交叉融合,以一體化研究復雜性、集合性、動態性的健康領域和重大社會領域各種問題,可以成為學科整合的有益嘗試,并通過實踐和后效評估來持續改進其效能。

圖中三個象限維度以順時針方向分別為:醫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粉色圖標代表循證科學;黃色圖標代表三個維度里的傳統學科分科目錄;藍色圖標代表在傳統學科中應用循證思維范式和方法學形成的跨學科領域;象限間隔紅線上的色塊圖標表示其本身跨維度
2.2.3 循證科學的能與不能
循證科學的核心是證據,實質是基于證據的實踐。在跨學科應用于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時,循證科學的目的是為重大決策和實踐問題提供既符合科學研究規范、又具有實用性、能指導實踐的模式與過程。因此,它適用于具有實證性、干預性、轉化性和后效評價性的應用性課題。以西方社會工作的近年發展為例,通過應用循證理念和方法、與交叉學科和服務機構合作,開發干預項目,評估現有社會服務計劃,用系統評價的方法評價當前社會工作干預措施的效果,借鑒評價結果設計干預措施,通過建立證據轉化平臺來傳播有效的干預措施,再由專業機構與學術界合作轉化干預研究的成果加以應用和開展進一步研究[24],在促進社會工作研究的科學性和實踐的藝術性有機結合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社會科學中純理論研究和人文科學中純粹形而上學的思辨,因其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和非應用性不能適用循證科學的理念。
3 循證科學的思考與挑戰
陳濤在其《高等教育學科專業目錄:問題與邏輯》[19]一文中深刻指出目前我國學科專業目錄體系混淆了 5 組邏輯關系:① 計劃邏輯與市場邏輯的顛倒:高度集中、計劃控制、條分割的學科專業劃分與管理已經不能適應當代社會和市場需求;② 學科邏輯與目錄邏輯的誤解:知識演化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學科劃分被管理所固化,減弱了因知識體系發展而變化的敏感性;③ 問題邏輯與合作邏輯的缺失:問題導向驅動的跨學科研究和教育,其核心理念是合作和協同創新,卻被學科和管理的條塊分割割裂;④ 學術邏輯與行政邏輯的錯位:學科專業目錄強烈的行政化色彩削弱了我國高等教育學術邏輯的主體地位;⑤ 應用邏輯與理論邏輯的反差:社會和市場呼喚的應用性教育在傳統高等教育中沒有獲得足夠重視與發展。
上述 5 個問題也是當前循證科學嘗試突破學科和管理壁壘,勉力推進跨學科研究所遭遇的重重困難。但我們相信:任何一種創新和跨越都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風順。醫學的自我反思催生了循證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的某些領域因其自我反思而選擇了引入循證思維范式。質疑、爭議和反對為循證思維范式和方法學提供了不斷反思自己和豐富自己的機會。
循證科學嘗試提供的不是一種思維范式對其他學科研究的領域的入侵或改造,而是學科間的平等對話。這種平等不僅可以推動更廣泛的學科協作,亦為循證科學帶來新一輪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在不斷探索新方法、新理論,不斷解決新問題,推動新發展,實現持續改進中追求卓越。
1 科學研究和學科發展及其規律
1.1 廣義的科學概念
一般認為,科學是反映客觀世界(自然界、社會和思維)的本質聯系及其運動規律的知識體系[1]。以世界可被認知為前提,人類不斷磨礪和創新思考方法,嘗試從經驗證據中抽象出科學理論,解釋和預測各種現象。因此,康德認為廣義的科學是“每一種學問,只要其任務是按照一定的原則建立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皆被稱為科學”[2]。
1.2 學科的歷史發展
學科作為科學的一個子系統,以生產知識為目的,由科學活動主體、工具(物質工具和思維工具)和客體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社會-知識”系統[3]。學科既指知識“按照學術性質而分成的科學門類”,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或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化學,社會科學中的歷史學、法學等;也指教學的科目,如高等教育部門所設置的學科門類[4]。
古希臘科學哲學時期,學科開始萌芽,處于哲學統領下的聚合狀態。“作為古代科學代表人物的亞里士多德,就是將哲學、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綜合在一起,建立了一個包括哲學、天文學、物理學、動物學、植物學、邏輯學、政治學、美學等方面的體系”[5]。
近代以來,科學逐漸從哲學中分離出來。沿襲古代自然哲學對世界本原的觀點,世界簡單性信念是近現代科學研究的重要傳統和發展動力之一,科學研究的目標是尋找推動復雜事物運動變化的簡單規律。它遵循還原論的研究方法,認為整體可分解為部分,部分也可組合為整體,認識清楚低層次和局部問題自然可解釋高層次和整體問題[6]。在這種思維模式的影響下,學科分化成為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人類通過深入細致研究某一特定問題或現象,在龐大的科學體系中找尋科學發展的新生長點[7]。
1.3 學科及其管理體系
進入 20 世紀,伴隨以大學為主要形式的高等教育日趨體系化,“學科”的含義不僅指一門知識,也指圍繞這些“學科”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大學成為以學科為中心、以行政單位為載體的龐大矩陣[8],在學科專業目錄的層級下形成復雜管理體系:它不僅直接規定了學科、學位體系的內容和秩序,還與配套的政策性資源捆綁在一起[9]。表 1 展示出當前世界一些國家在學科專業目錄體系上的發布現狀及主要的實施特征。

1.4 時代的要求與當前學科劃分和管理的局限性
當代,科技迅猛發展、知識總量激增、社會問題日益復雜,超出了單一學科的研究范疇,無法通過還原論解釋宏觀現象和推導解決方法。傳統學科界限不斷被打破,科學綜合化的趨勢日益明顯,多學科、跨學科和交叉學科的發展成為時代要求。正如普朗克所述:“科學是內在的統一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部門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質,而是由于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實際上存在著從物理學到化學,生物學、人類學和社會科學的連續鏈條”[20]。因此,在學科充分分化的基礎上,各分支學科的重新會聚也勢在必行。
時代要求以學科整合和會聚為導向的跨學科研究,跨學科研究需要跨學科教育。如表 1 所示,美國、英國、德國為代表的學科目錄,因其不具備強制性和計劃性,為高等教育機構呼應社會需求、創設和發展跨學科、多協作和高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專業提供了空間。我國因承襲前蘇聯的學科體系傳統,其學科專業目錄的強制性和計劃性極大制約了跨學科研究和跨學科教育的發展。
2 從循證醫學到循證科學—突破學科界限的開拓性嘗試
2.1 醫學對科學知識會聚和整合的需求催生了循證醫學
醫學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跨學科體系。古代醫學的實踐中融合了那一時期的哲學、宗教、文化、世界觀和價值觀。當代醫學則與物理學、化學、生物學等科學知識體系緊密結合,極大推進人類健康福祉。一項以百年來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得主的研究顯示:獲得博士學位的 160 位得主跨學科背景比例高達 72%[21]。打破學科界限,形成多元文化的教育背景被認為是孕育原創性成果的重要基礎。科研模式的轉變導致形成跨學科的集體協作方式也勢在必行。
循證醫學在 20 世紀 90 年代誕生是醫學科學自我反思的結果。通過反思其經由科學實驗獲得的若干臨床證據的有效性,循證醫學致力于為患者提供更有效的臨床證據。新的統計學方法被大量應用于證據整合與評估,計算機技術、數據庫建設、信息整理和管理軟件開發助力了這一進程。當循證醫學的思維范式在臨床領域獲得成功后,其他醫學領域、衛生政策領域及社會科學的一些領域開始嘗試借鑒循證醫學范式。
2.2 循證科學:構建突破學科界限的聚合共生體系
近 20 年,伴隨循證方法學突破其醫學領域的使用,擴展到衛生政策制定、教育學、社會工作等領域,拓展了循證思維范式的應用范圍和國際認同。
2.2.1 循證科學回應了科學知識生產的時代需求
如前所述,科學知識在經歷了近現代學科細分、細致觀察微觀世界的累積過程后,面對當代認識和解決復雜問題的困境,重新走向綜合共生的系統,見表 2。循證科學的橫空出世回應了整個時代知識整合的需求:① 復雜問題的分析和解決需要超越傳統學科的理論和方法;② 國家力量對科學研究的介入前所未有地強化;③ 任務導向的研究也要求突破學科邊界。

必須看到,跨學科研究常常來自學科內部的反思和顛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醫學模式從生物醫學模式向生物-心理-社會模式的轉變,不是因任何其他學科的參與帶來,而是醫學界內部某種“異端思想”的主流化:① 當學科內有足夠的包容和開放以確保“異端”或“邊緣”思想存在,并獲得多元的平等對待;② 當客觀需求產生時,這種“異端”或“邊緣”思想得以主流化,吸收其他學科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跨學科可能性才真正變為現實[23]。
2.2.2 循證科學的框架
循證科學是當代科學綜合化趨勢的體現,也是學科間交叉會聚的載體和機制。循證科學源自循證醫學,但其跨學科發展的體系和規模已大大超出了循證醫學的范疇。僅以當前較成熟的體系勾勒出循證科學的大致框架已可想象出其更加廣泛的發展空間。
如圖 1所示,以循證科學研究范式為圓心,推動突破學科壁壘,整合不同學科知識體系,促進學科間交叉融合,以一體化研究復雜性、集合性、動態性的健康領域和重大社會領域各種問題,可以成為學科整合的有益嘗試,并通過實踐和后效評估來持續改進其效能。

圖中三個象限維度以順時針方向分別為:醫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粉色圖標代表循證科學;黃色圖標代表三個維度里的傳統學科分科目錄;藍色圖標代表在傳統學科中應用循證思維范式和方法學形成的跨學科領域;象限間隔紅線上的色塊圖標表示其本身跨維度
2.2.3 循證科學的能與不能
循證科學的核心是證據,實質是基于證據的實踐。在跨學科應用于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時,循證科學的目的是為重大決策和實踐問題提供既符合科學研究規范、又具有實用性、能指導實踐的模式與過程。因此,它適用于具有實證性、干預性、轉化性和后效評價性的應用性課題。以西方社會工作的近年發展為例,通過應用循證理念和方法、與交叉學科和服務機構合作,開發干預項目,評估現有社會服務計劃,用系統評價的方法評價當前社會工作干預措施的效果,借鑒評價結果設計干預措施,通過建立證據轉化平臺來傳播有效的干預措施,再由專業機構與學術界合作轉化干預研究的成果加以應用和開展進一步研究[24],在促進社會工作研究的科學性和實踐的藝術性有機結合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社會科學中純理論研究和人文科學中純粹形而上學的思辨,因其高度抽象性、概括性和非應用性不能適用循證科學的理念。
3 循證科學的思考與挑戰
陳濤在其《高等教育學科專業目錄:問題與邏輯》[19]一文中深刻指出目前我國學科專業目錄體系混淆了 5 組邏輯關系:① 計劃邏輯與市場邏輯的顛倒:高度集中、計劃控制、條分割的學科專業劃分與管理已經不能適應當代社會和市場需求;② 學科邏輯與目錄邏輯的誤解:知識演化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學科劃分被管理所固化,減弱了因知識體系發展而變化的敏感性;③ 問題邏輯與合作邏輯的缺失:問題導向驅動的跨學科研究和教育,其核心理念是合作和協同創新,卻被學科和管理的條塊分割割裂;④ 學術邏輯與行政邏輯的錯位:學科專業目錄強烈的行政化色彩削弱了我國高等教育學術邏輯的主體地位;⑤ 應用邏輯與理論邏輯的反差:社會和市場呼喚的應用性教育在傳統高等教育中沒有獲得足夠重視與發展。
上述 5 個問題也是當前循證科學嘗試突破學科和管理壁壘,勉力推進跨學科研究所遭遇的重重困難。但我們相信:任何一種創新和跨越都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帆風順。醫學的自我反思催生了循證醫學,人文社會科學的某些領域因其自我反思而選擇了引入循證思維范式。質疑、爭議和反對為循證思維范式和方法學提供了不斷反思自己和豐富自己的機會。
循證科學嘗試提供的不是一種思維范式對其他學科研究的領域的入侵或改造,而是學科間的平等對話。這種平等不僅可以推動更廣泛的學科協作,亦為循證科學帶來新一輪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完善,在不斷探索新方法、新理論,不斷解決新問題,推動新發展,實現持續改進中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