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證教育是指整合專業智慧和可獲得的最好的實驗性證據制定教育指導決策。循證教育意在通過證據為基礎的研究與個人專業經驗相結合，提高教育政策、決策和教育實踐的科學性和實效性，進而提高教育和教學質量。本文介紹循證教育的定義、內涵、特點、實施原則和循證教育的產生背景。
引用本文： 陳進, 黃守瑞, 李靜. 循證教育的產生與內涵.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9, 19(10): 1240-1243. doi: 10.7507/1672-2531.201904060 復制
20 世紀末，隨著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的興起，其倡導遵循科學證據，充分考慮患者意愿，注重研究結果轉化，后效評價止于至善的循證思想和理念，被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并超越醫學實踐和研究，普適于社會和管理科學等更多學科領域，發展成為“循證科學”。隨著社會進步和發展，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和期望更多、標準更高，教育承載的責任更大。教育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教育改革和實踐效果均需要科學、全面的評價，并接受時間和實踐的檢驗，最終體現在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文化繁榮、人民健康和社會公平上。循證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EBE）的產生和發展，為應對和解決上述問題提出了創新思路和科學有效的方法。本文介紹 EBE 的定義、內涵、特點、實施原則和產生背景。
1 EBE 的定義和內涵
1999 年，EBE 一詞由牛津大學繼續教育部 Davies 在《英國教育研究雜志》（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首次提出，其觀點源自牛津大學循證衛生保健碩士項目，該項目孵化出了目前眾所周知的 EBM 和循證衛生保健。他指出 EBE 有兩個層次：① 利用現有全球范圍內教育和相關學科已有研究證據；② 在現有證據不足或有問題、不確定或薄弱時，生產可靠證據[1]。故 EBE 是一套循證的原則和實踐，讓人們重新思考教育、教育政策和教育實踐，是制定基于專業知識的專業判斷的基礎，意在提高教育政策、決策和實踐的科學性和實效性，進而提高教育和教學質量[1, 2]。
2002 年，美國教育部教育研究與發展助理部長 Whitehurst 明確定義和詳細說明 EBE：“循證教育是指整合專業智慧和可獲得的最好實驗性證據制定教育指導決策”，同時明確說明 EBE 的要素：① 專業智慧是指個體通過經驗獲得的判斷、共識。增加專業智慧，包括有效識別和結合當地環境進行的教育指導；② 實驗性證據包括科學為基礎的研究和實驗信息，指來自心理、社會、經濟和神經學等多個領域的科學研究，特別是來自教育環境下的研究。實驗數據用于比較、評價和監控過程；③ 以科學為基礎的研究意味著：首先研究必須是通過嚴格、系統和客觀規范所獲得的真實、可靠的教育研究結果。其次是質量，即分級，指設計、分析和邏輯推理在多大程度支持所主張的結論。證據質量分為六級：Ⅰ級：隨機對照試驗，Ⅱ級：對照研究（準實驗），Ⅲ級：前后對照研究，Ⅳ級：相關性研究，Ⅴ級：案例研究，Ⅵ級：趣聞軼事；④ 相關性：對推廣和應用該研究，環境、影響因素等在多大程度相似。專業智慧和實驗證據缺一不可，若無專業智慧，當研究證據缺乏或不完善時教育將無法實現智能化操作和無法適應局部特定的環境情況；若缺乏實驗證據，則無法有效比較教育方法孰優孰劣，也無法避免一時沖動、幻想等個人偏好所造成的主觀和片面性[3]。
2 EBE 特點
EBE 的特點包括：① 通過定位現有證據拓寬個人經驗和判斷；② 通過研究探索和檢驗個人的專業經驗。EBE 的實質是以證據為基礎的雙向過程：二者不能相互取代，而是共同構成教育改革的基礎。通過 EBE 確保教育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方面得到適當培訓，了解其理論和方法學原則，進而提高研究質量[2]。
3 EBE 的實施
實施 EBE 包括兩方面：① 利用全球現存教育研究和文獻證據。各層次的教育工作者都應該做到：提出教育問題；知道如何系統、全面地采用電子和非電子方法檢索證據；找到、閱讀這些證據，根據專業和科學標準客觀地評價分析這些證據；對證據質量分級；決定當前證據與教育需求和環境的相關性；② 針對目前缺乏、有疑問、不確定或弱證據生產更可靠的證據[2]。EBE 實踐者因此需要能設計、實施和發表整合社會學、自然科學、人本主義和解釋學科的方法，并符合科學研究和評價最高標準的研究。以確保將來的教育研究滿足科學、真實、高質量和與實踐相關的標準，為新的教育改革決策提供科學可靠的依據，不斷提高教育改革質量和效果，實現教育服務社會和人類發展的最終目的。
EBE 是可以改變人們教育思想的一系列準則和實踐，是人們研究教育政策和從事教育實踐的一種方法，及專業判斷和專業知識的基礎[4]。EBE 應該引入日常教育生活，有助于教師、教育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和學校管理者持續的專業發展[1-3]。
4 EBE 的產生背景
隨著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和社會進步，尤其是醫學科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創新發展，要求醫學教育必須順應時代發展需要，滿足新標準和新要求，在結構、關系、教程和結果上做出相應的近期和遠期轉變，才能為 21 世紀重新設計和培養合格醫生。
4.1 世界衛生組織“五星級醫生”
1992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衛生人力開發司教育處處長 Boelen 博士為應對 21 世紀醫學面臨的挑戰，在《醫學教育改革：需要全球行動》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星級醫生”的概念，即未來醫生應具備以下五方面的能力：① 衛生保健提供者，即能根據病人預防、治療和康復的總體需要，提供衛生服務；② 醫療決策者，即從能力、費用與病人多方面的情況，綜合考慮和合理選擇各種診療新技術；③ 健康教育者，即醫生不只是診療疾病，更應承擔健康教育的任務，主動、有效地增強人們的健康保護意識；④ 社區領導者，即能參與社區保健決策，平衡與協調個人、社區和社會對衛生保健的需求；⑤ 服務管理者，即協同衛生部門及其他社會機構開展工作，真正做到人人享有衛生保健。
“五星級醫生”所必需的技能都可通過培訓來實現，但 Boelen 指出，要滿足未來醫生的需求，“五星級醫生”的學習內容應要比會做的更加廣泛[5]。因此，“五星級醫生”的標準要求醫師熟練掌握循證實踐，這需要醫師及時更新觀念，針對醫療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查詢最新的研究證據，討論并評價研究證據的真實性和實用性，最后結合實際病例制定診療方案。醫師在這個過程中變被動為主動學習，既通過查詢檢索更新了知識信息，又使所獲得的知識應用于臨床實踐，總結反思，最終轉化為新的知識和經驗。“五星級醫生”的標準集成了適應未來醫學發展對醫生全過程、全方位醫療服務意識和能力的綜合要求，要求醫生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和廣博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強調醫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提出了 21 世紀醫學人才培養的新目標和新方向。
4.2 國際醫學教育標準
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推動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全球化浪潮正席卷社會的各個方面：國際間交流增多、速度加快；各學科相互融合、滲透加強；疾病的全球流行和傳播日趨加快，跨領域的醫學研究和轉化已促成高水平的國際合作；醫生跨國界交流、互動及在不同國家學習和提供衛生保健服務日趨普遍，由此催生了醫學教育標準的國際化趨勢。
1999 年，國際醫學教育專門委員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IIME）在美國紐約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CMB）支持下成立，匯集了世界各國有代表性的醫學教育專家和主要醫學教育學術組織的代表人物。IIME 的宗旨是：① 制定一套全世界醫生都必須達到的“全球醫學教育最低基本要求”（global minimum essential requirements，GMER）[6]；② 通過在一些國家的試驗運行、總結、改進；③ 最終達到向全球醫學教育界推廣，以確保醫學教育質量，推進醫學職業一體化。
國際醫學教育界影響較大的三個國際組織：① 1999 年 10 月，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WFME）制定了針對醫學院校的本科醫學教育國際標準，即 the WFM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7]；② 2001 年 6 月，IIME 提出了對學生個體的素質和能力的培養標準，即 GMER[6]；③ 在 WFME 標準指導下，2001 年 7 月 WHO 提出對西太區醫學院校的醫學教育標準，即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在校醫學教育質量保障指南。
WHO 西太區標準包括：本科醫學教育的宗旨及目標；教育計劃；教育結果考核；學生錄取與支持；教學人員/教師；教育資源；課程計劃的監控、評估和變革；管理和行政；醫學院的持續更新等 9 大領域。WFME 標準與 WHO 西太區標準類似，也包括以上 9 個領域。IIME 的《全球醫學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全面、詳細規定了醫生職業所需要的各基本核心要素，包括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醫學科學基礎知識、溝通技能、臨床技能、群體健康和衛生系統、信息管理和批判性思維 7 個領域，共 60 項具體內容。
4.3 振興學院醫學行動
2003 年，BMJ 及其 40 余家合作伙伴共同發起國際振興學院醫學行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revitalise academic medicine，ICRAM），由代表 14 個國家的 20 位醫學專家組成核心工作組，由分別代表學術界、工商界、政府及決策人員、雜志編輯、患者、專業協會、學生及學員利益的團體和世界各地區的代表參加研討。ICRAM 指出面對 21 世紀衛生負擔日益加重，資源相對匱乏，衛生保健全球化發展，學院醫學界必須意識到自身責任及全球發展的社會使命，致力于：① 重新確立證據在學院醫學中的核心價值并推動學院醫學循證發展；② 制定醫學教育改革的策略；③ 發起對學院醫學未來發展的公開討論。
ICRAM 專門為此成立工作組，展望 2025 年學院醫學的愿景，提出了 5 個愿景預案，使用時間跨度 20 年，但其中某些預案比其他預案更超前，包括學術公司、改組學院醫學、普及學院醫學、全球學術合作和全面加強與用戶的聯系。5 個預案的共同點是：① 學院醫學界必須投入更多精力與相關利益團體溝通（包括公眾、患者、基層醫護人員、政府官員和衛生決策者），有必要成立有上述各團體代表參與的新機構；② 研究機構應更多地從全球高度上考慮問題；③ 教育、研究、改進、領導及提供衛生服務仍然重要，但指望一個學者兼具以上所有能力將越來越不現實；團隊協作將愈加重要，但同時也必須給個人發揮和發展留下空間；④ 學術機構間的競爭將愈演愈烈，且越來越國際化；學術機構將向市場化發展并更善于利用傳媒；機構類型將朝著多元化發展；⑤ 教育和學習將愈加重要，學習將成為終生需要，并越來越依靠信息技術；⑥ 基礎和應用研究結合，加強實踐轉化和持續改進將越來越重要；⑦ 思考未來，把準航標對學術機構將愈加重要，但也更加困難。學院醫學應進一步拓展思維與技能，與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法學、生態學及人文學科等）交叉發展并取長補短。這些預案從多個視角展望了醫學界應如何正確意識自身潛在的責任，如何增加醫學相關職業的就業吸引力，同時對醫學教育界如何順應外界變化、改進醫學人才培養策略有所啟迪。
當時正值新世紀來臨之際，面對科技快速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和產生的新問題，對如何教育/培養適應未來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帶來新的要求和挑戰。世紀衛生組織提出的“五星級醫生”、國際醫學教育新標準的制定和振興學院醫學行動是應對醫學教育面臨的新挑戰采取的必要措施。醫學教育是整個人才培養體系的一部分，要更廣泛、更普遍地解決人才培養問題，呼喚新的創新理念和科學方法。遵循科學證據，考慮用戶意愿，后效評價不斷改進的循證思想，為應對教育面臨的新挑戰提供了新思路和值得借鑒的新模式新方法—EBE 應運而生。
5 小結
科學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創新發展，承擔培養適應未來醫學發展需要人才的醫學教育，必須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和需要，培養合格醫生。倡導遵循科學證據，注重研究結果轉化，后效評價持續改進的循證思想和理念，置根于教育產生的 EBE，日益受到全球教育工作者、研究者、管理者以及行政決策部門的重視，正成為教育改革與創新的一種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的推動力。
聲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20 世紀末，隨著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的興起，其倡導遵循科學證據，充分考慮患者意愿，注重研究結果轉化，后效評價止于至善的循證思想和理念，被越來越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并超越醫學實踐和研究，普適于社會和管理科學等更多學科領域，發展成為“循證科學”。隨著社會進步和發展，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和期望更多、標準更高，教育承載的責任更大。教育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教育改革和實踐效果均需要科學、全面的評價，并接受時間和實踐的檢驗，最終體現在社會進步、經濟發展、文化繁榮、人民健康和社會公平上。循證教育（evidence-based education，EBE）的產生和發展，為應對和解決上述問題提出了創新思路和科學有效的方法。本文介紹 EBE 的定義、內涵、特點、實施原則和產生背景。
1 EBE 的定義和內涵
1999 年，EBE 一詞由牛津大學繼續教育部 Davies 在《英國教育研究雜志》（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tudies）首次提出，其觀點源自牛津大學循證衛生保健碩士項目，該項目孵化出了目前眾所周知的 EBM 和循證衛生保健。他指出 EBE 有兩個層次：① 利用現有全球范圍內教育和相關學科已有研究證據；② 在現有證據不足或有問題、不確定或薄弱時，生產可靠證據[1]。故 EBE 是一套循證的原則和實踐，讓人們重新思考教育、教育政策和教育實踐，是制定基于專業知識的專業判斷的基礎，意在提高教育政策、決策和實踐的科學性和實效性，進而提高教育和教學質量[1, 2]。
2002 年，美國教育部教育研究與發展助理部長 Whitehurst 明確定義和詳細說明 EBE：“循證教育是指整合專業智慧和可獲得的最好實驗性證據制定教育指導決策”，同時明確說明 EBE 的要素：① 專業智慧是指個體通過經驗獲得的判斷、共識。增加專業智慧，包括有效識別和結合當地環境進行的教育指導；② 實驗性證據包括科學為基礎的研究和實驗信息，指來自心理、社會、經濟和神經學等多個領域的科學研究，特別是來自教育環境下的研究。實驗數據用于比較、評價和監控過程；③ 以科學為基礎的研究意味著：首先研究必須是通過嚴格、系統和客觀規范所獲得的真實、可靠的教育研究結果。其次是質量，即分級，指設計、分析和邏輯推理在多大程度支持所主張的結論。證據質量分為六級：Ⅰ級：隨機對照試驗，Ⅱ級：對照研究（準實驗），Ⅲ級：前后對照研究，Ⅳ級：相關性研究，Ⅴ級：案例研究，Ⅵ級：趣聞軼事；④ 相關性：對推廣和應用該研究，環境、影響因素等在多大程度相似。專業智慧和實驗證據缺一不可，若無專業智慧，當研究證據缺乏或不完善時教育將無法實現智能化操作和無法適應局部特定的環境情況；若缺乏實驗證據，則無法有效比較教育方法孰優孰劣，也無法避免一時沖動、幻想等個人偏好所造成的主觀和片面性[3]。
2 EBE 特點
EBE 的特點包括：① 通過定位現有證據拓寬個人經驗和判斷；② 通過研究探索和檢驗個人的專業經驗。EBE 的實質是以證據為基礎的雙向過程：二者不能相互取代，而是共同構成教育改革的基礎。通過 EBE 確保教育研究者在研究方法方面得到適當培訓，了解其理論和方法學原則，進而提高研究質量[2]。
3 EBE 的實施
實施 EBE 包括兩方面：① 利用全球現存教育研究和文獻證據。各層次的教育工作者都應該做到：提出教育問題；知道如何系統、全面地采用電子和非電子方法檢索證據；找到、閱讀這些證據，根據專業和科學標準客觀地評價分析這些證據；對證據質量分級；決定當前證據與教育需求和環境的相關性；② 針對目前缺乏、有疑問、不確定或弱證據生產更可靠的證據[2]。EBE 實踐者因此需要能設計、實施和發表整合社會學、自然科學、人本主義和解釋學科的方法，并符合科學研究和評價最高標準的研究。以確保將來的教育研究滿足科學、真實、高質量和與實踐相關的標準，為新的教育改革決策提供科學可靠的依據，不斷提高教育改革質量和效果，實現教育服務社會和人類發展的最終目的。
EBE 是可以改變人們教育思想的一系列準則和實踐，是人們研究教育政策和從事教育實踐的一種方法，及專業判斷和專業知識的基礎[4]。EBE 應該引入日常教育生活，有助于教師、教育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和學校管理者持續的專業發展[1-3]。
4 EBE 的產生背景
隨著科學技術飛速發展和社會進步，尤其是醫學科學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創新發展，要求醫學教育必須順應時代發展需要，滿足新標準和新要求，在結構、關系、教程和結果上做出相應的近期和遠期轉變，才能為 21 世紀重新設計和培養合格醫生。
4.1 世界衛生組織“五星級醫生”
1992 年，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衛生人力開發司教育處處長 Boelen 博士為應對 21 世紀醫學面臨的挑戰，在《醫學教育改革：需要全球行動》一文中率先提出了“五星級醫生”的概念，即未來醫生應具備以下五方面的能力：① 衛生保健提供者，即能根據病人預防、治療和康復的總體需要，提供衛生服務；② 醫療決策者，即從能力、費用與病人多方面的情況，綜合考慮和合理選擇各種診療新技術；③ 健康教育者，即醫生不只是診療疾病，更應承擔健康教育的任務，主動、有效地增強人們的健康保護意識；④ 社區領導者，即能參與社區保健決策，平衡與協調個人、社區和社會對衛生保健的需求；⑤ 服務管理者，即協同衛生部門及其他社會機構開展工作，真正做到人人享有衛生保健。
“五星級醫生”所必需的技能都可通過培訓來實現，但 Boelen 指出，要滿足未來醫生的需求，“五星級醫生”的學習內容應要比會做的更加廣泛[5]。因此，“五星級醫生”的標準要求醫師熟練掌握循證實踐，這需要醫師及時更新觀念，針對醫療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查詢最新的研究證據，討論并評價研究證據的真實性和實用性，最后結合實際病例制定診療方案。醫師在這個過程中變被動為主動學習，既通過查詢檢索更新了知識信息，又使所獲得的知識應用于臨床實踐，總結反思，最終轉化為新的知識和經驗。“五星級醫生”的標準集成了適應未來醫學發展對醫生全過程、全方位醫療服務意識和能力的綜合要求，要求醫生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和廣博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強調醫學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相互滲透，提出了 21 世紀醫學人才培養的新目標和新方向。
4.2 國際醫學教育標準
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推動全球化進程日益加快，全球化浪潮正席卷社會的各個方面：國際間交流增多、速度加快；各學科相互融合、滲透加強；疾病的全球流行和傳播日趨加快，跨領域的醫學研究和轉化已促成高水平的國際合作；醫生跨國界交流、互動及在不同國家學習和提供衛生保健服務日趨普遍，由此催生了醫學教育標準的國際化趨勢。
1999 年，國際醫學教育專門委員會（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medical education，IIME）在美國紐約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 medical board，CMB）支持下成立，匯集了世界各國有代表性的醫學教育專家和主要醫學教育學術組織的代表人物。IIME 的宗旨是：① 制定一套全世界醫生都必須達到的“全球醫學教育最低基本要求”（global minimum essential requirements，GMER）[6]；② 通過在一些國家的試驗運行、總結、改進；③ 最終達到向全球醫學教育界推廣，以確保醫學教育質量，推進醫學職業一體化。
國際醫學教育界影響較大的三個國際組織：① 1999 年 10 月，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world feder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WFME）制定了針對醫學院校的本科醫學教育國際標準，即 the WFM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7]；② 2001 年 6 月，IIME 提出了對學生個體的素質和能力的培養標準，即 GMER[6]；③ 在 WFME 標準指導下，2001 年 7 月 WHO 提出對西太區醫學院校的醫學教育標準，即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地區在校醫學教育質量保障指南。
WHO 西太區標準包括：本科醫學教育的宗旨及目標；教育計劃；教育結果考核；學生錄取與支持；教學人員/教師；教育資源；課程計劃的監控、評估和變革；管理和行政；醫學院的持續更新等 9 大領域。WFME 標準與 WHO 西太區標準類似，也包括以上 9 個領域。IIME 的《全球醫學教育最低基本要求》全面、詳細規定了醫生職業所需要的各基本核心要素，包括職業價值、態度、行為和倫理、醫學科學基礎知識、溝通技能、臨床技能、群體健康和衛生系統、信息管理和批判性思維 7 個領域，共 60 項具體內容。
4.3 振興學院醫學行動
2003 年，BMJ 及其 40 余家合作伙伴共同發起國際振興學院醫學行動（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revitalise academic medicine，ICRAM），由代表 14 個國家的 20 位醫學專家組成核心工作組，由分別代表學術界、工商界、政府及決策人員、雜志編輯、患者、專業協會、學生及學員利益的團體和世界各地區的代表參加研討。ICRAM 指出面對 21 世紀衛生負擔日益加重，資源相對匱乏，衛生保健全球化發展，學院醫學界必須意識到自身責任及全球發展的社會使命，致力于：① 重新確立證據在學院醫學中的核心價值并推動學院醫學循證發展；② 制定醫學教育改革的策略；③ 發起對學院醫學未來發展的公開討論。
ICRAM 專門為此成立工作組，展望 2025 年學院醫學的愿景，提出了 5 個愿景預案，使用時間跨度 20 年，但其中某些預案比其他預案更超前，包括學術公司、改組學院醫學、普及學院醫學、全球學術合作和全面加強與用戶的聯系。5 個預案的共同點是：① 學院醫學界必須投入更多精力與相關利益團體溝通（包括公眾、患者、基層醫護人員、政府官員和衛生決策者），有必要成立有上述各團體代表參與的新機構；② 研究機構應更多地從全球高度上考慮問題；③ 教育、研究、改進、領導及提供衛生服務仍然重要，但指望一個學者兼具以上所有能力將越來越不現實；團隊協作將愈加重要，但同時也必須給個人發揮和發展留下空間；④ 學術機構間的競爭將愈演愈烈，且越來越國際化；學術機構將向市場化發展并更善于利用傳媒；機構類型將朝著多元化發展；⑤ 教育和學習將愈加重要，學習將成為終生需要，并越來越依靠信息技術；⑥ 基礎和應用研究結合，加強實踐轉化和持續改進將越來越重要；⑦ 思考未來，把準航標對學術機構將愈加重要，但也更加困難。學院醫學應進一步拓展思維與技能，與其他學科（如經濟學、法學、生態學及人文學科等）交叉發展并取長補短。這些預案從多個視角展望了醫學界應如何正確意識自身潛在的責任，如何增加醫學相關職業的就業吸引力，同時對醫學教育界如何順應外界變化、改進醫學人才培養策略有所啟迪。
當時正值新世紀來臨之際，面對科技快速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和產生的新問題，對如何教育/培養適應未來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帶來新的要求和挑戰。世紀衛生組織提出的“五星級醫生”、國際醫學教育新標準的制定和振興學院醫學行動是應對醫學教育面臨的新挑戰采取的必要措施。醫學教育是整個人才培養體系的一部分，要更廣泛、更普遍地解決人才培養問題，呼喚新的創新理念和科學方法。遵循科學證據，考慮用戶意愿，后效評價不斷改進的循證思想，為應對教育面臨的新挑戰提供了新思路和值得借鑒的新模式新方法—EBE 應運而生。
5 小結
科學技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斷創新發展，承擔培養適應未來醫學發展需要人才的醫學教育，必須順應時代發展要求和需要，培養合格醫生。倡導遵循科學證據，注重研究結果轉化，后效評價持續改進的循證思想和理念，置根于教育產生的 EBE，日益受到全球教育工作者、研究者、管理者以及行政決策部門的重視，正成為教育改革與創新的一種新思路、新方法和新的推動力。
聲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