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賈蓉蓉, 霍榮瑞, 駱成飄, 鐘鑒宏, 葛德湘, 張春燕.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轉陰患者發生肝細胞癌危險因素的系統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8, 18(12): 1311-1317. doi: 10.7507/1672-2531.201810094 復制
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患者中，每年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轉陰概率為 0.5%～1%，其可能為疾病的自然轉歸，也可發生在抗病毒治療后[1, 2]。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轉陰可降低發生肝功能失代償的概率并提高患者總體生存率[3]。但值得注意的是，血清 HBsAg 轉陰后仍有肝細胞癌（HCC）發生風險，故有研究仍建議定期監測 HCC，可使 HBsAg 轉陰患者受益[4, 5]，但目前是否需對 HBsAg 轉陰患者進行 HCC 篩查仍有爭議。已有研究[4, 6]發現，血清 HBsAg 轉陰的患者發生 HCC 的危險因素與其臨床特征相關，如是否合并肝硬化、性別、年齡等，然而不同的研究對發生 HCC 的影響因素持不同看法[7, 8]。為全面評價血清 HBsAg 轉陰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發生 HCC 的危險因素，我們進行了全面檢索，搜集目前已發表的臨床研究進行系統評價，以期獲得相關危險因素的證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觀察性研究。設計類型不限，包括病例系列研究、病例對照研究、隊列研究或者經歷 HBsAg 轉陰的慢性乙型肝炎的病例分析研究。
1.1.2 研究對象
納入血清 HBsAg 轉陰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其種族、國籍、病程不限。血清 HBsAg 轉陰定義為在至少 6 個月的重復檢查期間以及隨后的隨訪中直至分析時間期間血清 HBsAg 顯示陰性[6]。
1.1.3 暴露因素
是否合并肝硬化、性別及年齡。
1.1.4 結局指標
以是否發生肝細胞癌為結局指標。HCC 發生定義為在血清 HBsAg 轉陰后被診斷為 HCC 的病例，根據 AASLD 組織學或診斷標準診斷 HCC。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要數據不完整或缺失的研究；③ 灰色文獻；④ 對同一機構的作者重復發表或病例有重疊的文獻，則只納入最新、數據最全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Scopus、EMbase、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WanFang Data 和 CNKI 數據庫中已發表的關于 HBsAg 轉陰后患者發生 HCC 的相關研究，檢索時間從建庫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英文檢索詞包括：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epatitis B virus、clearance；中文檢索詞包括：肝細胞癌、乙型肝炎病毒。同時追溯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確定潛在的納入研究。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由 2 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第一作者、出版年份、國家或地區、入組時間、研究設計類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例數、血清 HBsAg 轉陰（自發或抗病毒治療后）患者的例數、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發生 HCC 的比例、HBsAg 陽性患者發生 HCC 的比例、發生 HCC 的危險因素。發生 HCC 的危險因素包括肝硬化（有/無）、性別（男/女）、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的年齡（≥50 歲）、并發丙型肝炎或丁型肝炎患者的例數以及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隨訪的中位時間（范圍）。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 2 名評價員采用 NOS 量表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
1.5 統計分析
采用 R 3.5.3 軟件進行 Meta 分析。計數資料采用 OR 為效應指標，各效應量均給出其點估計值和 95%CI。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 χ2 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 α=0.1），同時結合 I2 定量判斷異質性的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如存在明顯的臨床異質性則只行描述性分析。采用 Begg’s 檢驗評估發表偏倚。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 648 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 28 個研究[7-34]。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圖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 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研究特征
2.3 描述性分析
28 個研究[7-34]中，其隨訪期間 HBsAg 轉陰患者 HCC 發生率為 1.86%（166/8 904），而 HBsAg 陽性患者 HCC 發生率為 6.56%（937/14 279），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另外 4 個研究[11, 20, 22, 34]通過多因素分析發現肝硬化、男性和血清 HBsAg 轉陰時年齡≥50 歲為 HCC 的獨立危險因素。6 個研究報道了 HBsAg 轉陰患者的家族史[8, 11, 19, 22, 25, 33]，其患者發生 HCC 的比率為 37.2%（16/43）；2 個研究報道了 HBsAg 轉陰患者的家族中有 HBsAg 陽性的患者[28, 34]，結果顯示 HBsAg 轉陰的患者發生 HCC 的比率為 19.23%（10/52）。
2.4 Meta 分析結果
2.4.1 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合并肝硬化與肝細胞癌發生的相關性
14 個研究[7-11, 13-16, 18, 22, 24, 26, 30]報道了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的肝硬化狀態。10 個研究[7-11, 13, 16, 18, 22, 24]存在肝硬化 HCC 發生的例數。肝硬化患者 HCC 發生率為 9.51%（29/305），無肝硬化患者為 1.66%（28/1 689）。8 個研究[8-11, 13, 18, 22, 24]具體報告了兩組 HCC 的發生例數，Meta 分析結果顯示，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中肝硬化患者 HCC 發生率高于無肝硬化患者［OR=6.43，95%CI（3.56，11.60），P<0.001］（圖 2）。
圖2
血清乙肝表面抗原轉陰的肝硬化患者 HCC 的發生率比較的 Meta 分析
2.4.2 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性別與肝細胞癌發生的相關性
12 個研究[7-9, 11, 12, 16, 21, 22, 24, 25, 31, 33]分別報告了男性和女性患者 HCC 發生的例數。男性患者 HCC 發生率為 2.34%（106/4 531），女性為 0.64%（15/2 358）。Meta 分析結果顯示，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中男性患者 HCC 發生率高于女性［OR=2.72，95% CI（1.66，4.46），P<0.001］（圖 3）。
圖3
血清乙肝表面抗原轉陰的男性或女性患者 HCC 發生率比較的 Meta 分析
2.4.3 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年齡分段與肝細胞癌發生的相關性
10 個研究[7-9, 11-13, 21, 22, 31, 33]報道了兩組年齡 HCC 發生的例數。年齡≥50 歲的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 HCC 發生率為 2.34%（104/4 448），而年齡<50 歲的患者為 0.63%（14/2 212）。Meta 分析結果顯示，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中年齡≥50 歲的 HCC 發生率高于年齡<50 歲的［OR=3.71，95%CI（2.17，6.35），P<0.001］（圖 4）。
圖4
血清乙肝表面抗原轉陰時年齡≥50 歲或<50 歲患者 HCC 發生率比較的 Meta 分析
3 討論
CHB 患者血清 HBsAg 轉陰在臨床上并不常見，并發癥亦少見，但 HCC 是其最嚴重的的并發癥。本研究納入了 105 411 例 CHB 患者，發現血清 HBsAg 轉陰率為 6.77%。由于納入研究在隨訪時間存在異質性，本文無法估計每年血清 HBsAg 轉陰率。以往的研究發現第一年 HBsAg 轉陰率為 0.6%，而在第 10 年為 21.5%[14, 26, 30]。本研究發現 HCC 發生率為 1.86%，血清 HBsAg 陰性患者的發生率明顯低于 HBsAg 陽性患者的發生率（6.56%，P<0.001），其與報道的 HBsAg 水平與 HCC 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相一致[35]。
本研究還發現，肝硬化、男性和血清 HBsAg 轉陰時年齡≥50 歲可能為 HCC 的獨立危險因素，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中肝硬化患者 HCC 發生率高于無肝硬化患者，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中男性患者 HCC 發生率高于女性，血清 HBsAg 轉陰時年齡≥50 歲的患者 HCC 發生率高于年齡<50 歲的患者。APASL[36]和 AASLD[37]的指南認為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每年 HCC 發生的風險超過 0.2% 或肝硬化患者每年 HCC 發生的風險超過 1.5% 時，HCC 的監測是必須的。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檢出率，建議在較短的時間內監測有存在任何 1 種危險因素的患者，同時在較長的隨訪時間內監測沒有這些危險因素的患者。APASL 指南指出，HBeAg 陽性和 HBeAg 陰性患者的理想終點是長期治療中 HBsAg 的轉陰，伴或不伴有血清抗-HBs[36]。盡管如此，但大約有一半的血清 HBsAg 轉陰的患者的血清 HBV DNA 仍可被檢測到[7, 8]，大多數患者 HBsAg 轉陰后肝內 HBV-DNA 也仍可被檢測到[9, 38]。大部分血清 HBsAg 轉陰的慢性乙型肝炎的患者運用 HBsAg 測定法測定血清 HBsAg 水平要比常規測定法靈敏 100 倍，包括對于抗-HBV 陰性的患者也適用[39]。這些研究結果表明，血清 HBsAg 轉陰并不意味著 HBV 的根除，而且提示 HBsAg 轉陰可能不是評判 CHB 患者抗病毒治療療效的標準。事實上，大多數無癥狀的 HBV 攜帶者在血清 HBsAg 轉陰后并未進行后續的治療方案，這嚴重影響到 HCC 監測甚至可能影響到血清 HBsAg 轉陰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抗病毒治療。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血清 HBsAg 轉陰并不常見，因此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須長期隨訪。但本研究隨訪時間從 2 年到數十年不等，致使無法計算每年血清 HBsAg 轉陰率。一些研究中的隨訪時間太短可能未能觀察到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進展為 HCC。由于納入研究本身的異質性，可能在 19.6 個月的最短隨訪期內觀察到 HCC 的發生[9]，反而在 336 個月的最長隨訪期內沒有觀察到 HCC 的發生[28]；一些實驗室結果，如丙氨酸轉氨酶和甲胎蛋白，可能與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 HCC 的發生有關，但納入的研究未涉及到這些指標；HBV DAN 水平或基因型也可能與 HCC 的發生有關[40]。此外，本研究涵蓋了全球許多國家的研究，因此對 HBV-DNA 水平或基因型的關注是有意義的，但納入的研究并未包括這些內容。
綜上所述，雖然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 HCC 的發生的概率較低，但其是潛在的嚴重并發癥，因此值得注意，尤其是男性患者、肝硬化患者和血清 HBsAg 轉陰時年齡≥50 歲的患者。存在 1 種或多種這些危險因素的患者可能需要密切的 HCC 監測，而對于不存在這些危險因素的患者，HCC 監測可能并不必要。
在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患者中，每年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轉陰概率為 0.5%～1%，其可能為疾病的自然轉歸，也可發生在抗病毒治療后[1, 2]。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轉陰可降低發生肝功能失代償的概率并提高患者總體生存率[3]。但值得注意的是，血清 HBsAg 轉陰后仍有肝細胞癌（HCC）發生風險，故有研究仍建議定期監測 HCC，可使 HBsAg 轉陰患者受益[4, 5]，但目前是否需對 HBsAg 轉陰患者進行 HCC 篩查仍有爭議。已有研究[4, 6]發現，血清 HBsAg 轉陰的患者發生 HCC 的危險因素與其臨床特征相關，如是否合并肝硬化、性別、年齡等，然而不同的研究對發生 HCC 的影響因素持不同看法[7, 8]。為全面評價血清 HBsAg 轉陰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發生 HCC 的危險因素，我們進行了全面檢索，搜集目前已發表的臨床研究進行系統評價，以期獲得相關危險因素的證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觀察性研究。設計類型不限，包括病例系列研究、病例對照研究、隊列研究或者經歷 HBsAg 轉陰的慢性乙型肝炎的病例分析研究。
1.1.2 研究對象
納入血清 HBsAg 轉陰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其種族、國籍、病程不限。血清 HBsAg 轉陰定義為在至少 6 個月的重復檢查期間以及隨后的隨訪中直至分析時間期間血清 HBsAg 顯示陰性[6]。
1.1.3 暴露因素
是否合并肝硬化、性別及年齡。
1.1.4 結局指標
以是否發生肝細胞癌為結局指標。HCC 發生定義為在血清 HBsAg 轉陰后被診斷為 HCC 的病例，根據 AASLD 組織學或診斷標準診斷 HCC。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要數據不完整或缺失的研究；③ 灰色文獻；④ 對同一機構的作者重復發表或病例有重疊的文獻，則只納入最新、數據最全的文獻。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Scopus、EMbase、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WanFang Data 和 CNKI 數據庫中已發表的關于 HBsAg 轉陰后患者發生 HCC 的相關研究，檢索時間從建庫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英文檢索詞包括：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epatitis B virus、clearance；中文檢索詞包括：肝細胞癌、乙型肝炎病毒。同時追溯納入研究的參考文獻，以確定潛在的納入研究。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及資料提取
由 2 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第一作者、出版年份、國家或地區、入組時間、研究設計類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例數、血清 HBsAg 轉陰（自發或抗病毒治療后）患者的例數、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發生 HCC 的比例、HBsAg 陽性患者發生 HCC 的比例、發生 HCC 的危險因素。發生 HCC 的危險因素包括肝硬化（有/無）、性別（男/女）、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的年齡（≥50 歲）、并發丙型肝炎或丁型肝炎患者的例數以及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隨訪的中位時間（范圍）。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由 2 名評價員采用 NOS 量表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
1.5 統計分析
采用 R 3.5.3 軟件進行 Meta 分析。計數資料采用 OR 為效應指標，各效應量均給出其點估計值和 95%CI。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 χ2 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 α=0.1），同時結合 I2 定量判斷異質性的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如存在明顯的臨床異質性則只行描述性分析。采用 Begg’s 檢驗評估發表偏倚。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出相關文獻 648 篇，經逐層篩選后，最終納入 28 個研究[7-34]。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圖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 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研究特征
2.3 描述性分析
28 個研究[7-34]中，其隨訪期間 HBsAg 轉陰患者 HCC 發生率為 1.86%（166/8 904），而 HBsAg 陽性患者 HCC 發生率為 6.56%（937/14 279），兩者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另外 4 個研究[11, 20, 22, 34]通過多因素分析發現肝硬化、男性和血清 HBsAg 轉陰時年齡≥50 歲為 HCC 的獨立危險因素。6 個研究報道了 HBsAg 轉陰患者的家族史[8, 11, 19, 22, 25, 33]，其患者發生 HCC 的比率為 37.2%（16/43）；2 個研究報道了 HBsAg 轉陰患者的家族中有 HBsAg 陽性的患者[28, 34]，結果顯示 HBsAg 轉陰的患者發生 HCC 的比率為 19.23%（10/52）。
2.4 Meta 分析結果
2.4.1 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合并肝硬化與肝細胞癌發生的相關性
14 個研究[7-11, 13-16, 18, 22, 24, 26, 30]報道了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的肝硬化狀態。10 個研究[7-11, 13, 16, 18, 22, 24]存在肝硬化 HCC 發生的例數。肝硬化患者 HCC 發生率為 9.51%（29/305），無肝硬化患者為 1.66%（28/1 689）。8 個研究[8-11, 13, 18, 22, 24]具體報告了兩組 HCC 的發生例數，Meta 分析結果顯示，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中肝硬化患者 HCC 發生率高于無肝硬化患者［OR=6.43，95%CI（3.56，11.60），P<0.001］（圖 2）。
圖2
血清乙肝表面抗原轉陰的肝硬化患者 HCC 的發生率比較的 Meta 分析
2.4.2 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性別與肝細胞癌發生的相關性
12 個研究[7-9, 11, 12, 16, 21, 22, 24, 25, 31, 33]分別報告了男性和女性患者 HCC 發生的例數。男性患者 HCC 發生率為 2.34%（106/4 531），女性為 0.64%（15/2 358）。Meta 分析結果顯示，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中男性患者 HCC 發生率高于女性［OR=2.72，95% CI（1.66，4.46），P<0.001］（圖 3）。
圖3
血清乙肝表面抗原轉陰的男性或女性患者 HCC 發生率比較的 Meta 分析
2.4.3 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年齡分段與肝細胞癌發生的相關性
10 個研究[7-9, 11-13, 21, 22, 31, 33]報道了兩組年齡 HCC 發生的例數。年齡≥50 歲的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 HCC 發生率為 2.34%（104/4 448），而年齡<50 歲的患者為 0.63%（14/2 212）。Meta 分析結果顯示，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中年齡≥50 歲的 HCC 發生率高于年齡<50 歲的［OR=3.71，95%CI（2.17，6.35），P<0.001］（圖 4）。
圖4
血清乙肝表面抗原轉陰時年齡≥50 歲或<50 歲患者 HCC 發生率比較的 Meta 分析
3 討論
CHB 患者血清 HBsAg 轉陰在臨床上并不常見，并發癥亦少見，但 HCC 是其最嚴重的的并發癥。本研究納入了 105 411 例 CHB 患者，發現血清 HBsAg 轉陰率為 6.77%。由于納入研究在隨訪時間存在異質性，本文無法估計每年血清 HBsAg 轉陰率。以往的研究發現第一年 HBsAg 轉陰率為 0.6%，而在第 10 年為 21.5%[14, 26, 30]。本研究發現 HCC 發生率為 1.86%，血清 HBsAg 陰性患者的發生率明顯低于 HBsAg 陽性患者的發生率（6.56%，P<0.001），其與報道的 HBsAg 水平與 HCC 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相一致[35]。
本研究還發現，肝硬化、男性和血清 HBsAg 轉陰時年齡≥50 歲可能為 HCC 的獨立危險因素，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中肝硬化患者 HCC 發生率高于無肝硬化患者，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中男性患者 HCC 發生率高于女性，血清 HBsAg 轉陰時年齡≥50 歲的患者 HCC 發生率高于年齡<50 歲的患者。APASL[36]和 AASLD[37]的指南認為當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每年 HCC 發生的風險超過 0.2% 或肝硬化患者每年 HCC 發生的風險超過 1.5% 時，HCC 的監測是必須的。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檢出率，建議在較短的時間內監測有存在任何 1 種危險因素的患者，同時在較長的隨訪時間內監測沒有這些危險因素的患者。APASL 指南指出，HBeAg 陽性和 HBeAg 陰性患者的理想終點是長期治療中 HBsAg 的轉陰，伴或不伴有血清抗-HBs[36]。盡管如此，但大約有一半的血清 HBsAg 轉陰的患者的血清 HBV DNA 仍可被檢測到[7, 8]，大多數患者 HBsAg 轉陰后肝內 HBV-DNA 也仍可被檢測到[9, 38]。大部分血清 HBsAg 轉陰的慢性乙型肝炎的患者運用 HBsAg 測定法測定血清 HBsAg 水平要比常規測定法靈敏 100 倍，包括對于抗-HBV 陰性的患者也適用[39]。這些研究結果表明，血清 HBsAg 轉陰并不意味著 HBV 的根除，而且提示 HBsAg 轉陰可能不是評判 CHB 患者抗病毒治療療效的標準。事實上，大多數無癥狀的 HBV 攜帶者在血清 HBsAg 轉陰后并未進行后續的治療方案，這嚴重影響到 HCC 監測甚至可能影響到血清 HBsAg 轉陰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抗病毒治療。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血清 HBsAg 轉陰并不常見，因此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須長期隨訪。但本研究隨訪時間從 2 年到數十年不等，致使無法計算每年血清 HBsAg 轉陰率。一些研究中的隨訪時間太短可能未能觀察到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進展為 HCC。由于納入研究本身的異質性，可能在 19.6 個月的最短隨訪期內觀察到 HCC 的發生[9]，反而在 336 個月的最長隨訪期內沒有觀察到 HCC 的發生[28]；一些實驗室結果，如丙氨酸轉氨酶和甲胎蛋白，可能與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 HCC 的發生有關，但納入的研究未涉及到這些指標；HBV DAN 水平或基因型也可能與 HCC 的發生有關[40]。此外，本研究涵蓋了全球許多國家的研究，因此對 HBV-DNA 水平或基因型的關注是有意義的，但納入的研究并未包括這些內容。
綜上所述，雖然血清 HBsAg 轉陰患者 HCC 的發生的概率較低，但其是潛在的嚴重并發癥，因此值得注意，尤其是男性患者、肝硬化患者和血清 HBsAg 轉陰時年齡≥50 歲的患者。存在 1 種或多種這些危險因素的患者可能需要密切的 HCC 監測，而對于不存在這些危險因素的患者，HCC 監測可能并不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