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樊丹旸, 苗婕, 侯玉立, 孫美珍. 抗癲癇藥物對成人骨密度和骨代謝影響的 meta 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9, 19(2): 189-198. doi: 10.7507/1672-2531.201809077 復制
癲癇是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之一,抗癲癇藥(antiepileptic drugs,AEDs)是治療癲癇重要而有效的手段[1-3]。長期使用 AEDs 導致代謝紊亂引起的不良反應已被臨床醫師所重視,其中最重要的是對骨代謝的影響。因為大部分 AEDs 引起的骨代謝紊亂導致患者長期處于亞臨床狀態,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表現出來,故明確 AEDs 導致代謝紊亂具有重要意義。已有多項研究表明典型的肝酶誘導劑(enzyme-inducing antiepileptic drugs,EIAEDs)[6-9],如苯妥英鈉(phenytoin,PTH)、卡馬西平(carbamazepine,CBZ)等,均有降低骨代謝及骨密度的作用,但酶誘導抑制劑丙戊酸(valproic acid,VPA)和新一代 AEDs 對骨代謝及骨密度影響的數據很少且尚無統一定論[1-8]。因此,本研究評價國內外關于 AEDs 與骨密度及骨代謝關系的研究結果,明確兩者之間的聯系,旨在為長期服用 AEDs 的患者預防骨質疏松提供臨床依據,為制定 AEDs 治療中的患者監測、預防和治療骨骼疾病方案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有關 AEDs 對成人骨密度和骨代謝影響的橫斷面研究或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暴露組:接受 AEDs 單藥治療年齡大于 18 周歲的癲癇患者;對照組:不用藥的健康人群。
1.1.3 暴露因素
是否接受 AEDs 單藥治療。
1.1.4 結局指標
① 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主要部位包括:腰椎(lumber spine)、股骨頸(neck of femur)、髖骨(total hip);② 骨代謝指標:25-羥維生素 D3[25-hydroxy vitamin D3,25(OH)D3]和堿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血鈣(calcium,Ca)、血磷(phosphorus,P)、甲狀旁腺素(parathormone,PTH)。
1.1.5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的文獻;② 非中、英文文獻;③ 無法直接提取數據,且通過聯系作者、數據計算等方法仍無法獲得正確數據的研究;④ 接受 AEDs 多藥治療患者;⑤ 腦炎等繼發性癲癇患者;⑥ 伴有其他神經、精神疾病或影響骨代謝疾病(如骨發育不全、成骨不全、佝僂病、甲狀腺疾病、巨人癥、嚴重肝腎疾患等)的患者;⑦ 服用腎上腺皮質激素等影響骨代謝藥物的患者。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CNKI、CBM、VIP 和 WanFang Data 數據庫,搜集 AEDs 對成人骨密度和骨代謝影響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 2018 年 4 月 1 日。檢索采用自由詞和主題詞相結合方式進行。英文檢索詞包括:epilepsy、antiepileptic drugs、bone mineral density、bone metabolism、bone turnover、osteoporosis 等;中文檢索詞包括:癲癇、抗癲癇藥、骨代謝、骨密度、骨質疏松等。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作者、發表時間、研究實施國家及地區、研究類型、樣本量等;②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包括性別、年齡等;③ 結局指標,包括研究因素種類及統計指標類型等;④ 偏倚風險評價的相關信息。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the Newcastle Ottawa Scale,NOS)評價納入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采用美國衛生保健質量和研究機構量表(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評價納入橫斷面研究的偏倚風險。
1.5 統計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軟件對所提取的數據進行 meta 分析。由于反應骨代謝的指標和骨密度均為連續性變量,且測量方法及數值單位不盡相同,因此合并后的各效應量采用標準化均數差(standard mean difference,SMD)和 95% 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 χ2 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 α=0.1),同時結合 I2 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的水準設為 α=0.05。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亞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進行處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1 228 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 14 個研究[1-14]。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 1。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 2 和表 3。



2.3 meta 分析結果
2.3.1 對腰椎骨密度的影響
共納入 3 篇文獻[1, 2, 6],包括 6 個研究。其中,CBZ 與對照比較的有 2 個研究[1, 6],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腰椎骨密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57,95%CI(–1.60,0.47),P=0.29](圖 2)。VPA 與對照比較的有 3 個研究[1, 2, 6],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VPA 組腰椎骨密度明顯低于對照組[SMD=–0.39,95%CI(–0.65,–0.13),P=0.003],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圖 2)。LEV 與對照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結果顯示兩組腰椎骨密度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47,95%CI(–1.09,0.14),P=0.13]。

2.3.2 對股骨頸骨密度的影響
共納入 3 篇文獻[1, 2, 6],包括 6 個研究。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CBZ[SMD=–0.71,95%CI(–1.08,–0.33),P=0.0002]及 VPA[SMD=–0.30,95%CI(–0.58,–0.02),P=0.03]組腰椎骨密度明顯低于對照組,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圖 3)。LEV 與對照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其結果顯示兩組腰椎骨密度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30,95%CI(–0.90,0.31),P=0.34]。

2.3.3 對髖骨骨密度的影響
共納入 3 篇文獻[1, 2, 6],包括 6 個研究。其中,CBZ 組與對照組比較的有 2 個研究[1, 6],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CBZ 組腰椎骨密度明顯低于對照組[SMD=–0.47,95%CI(–0.84,–0.10),P=0.01](圖 4)。VPA 組與對照組比較的有 3 個研究[1, 2, 6],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腰椎骨密度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19,95%CI(–0.46,–0.09),P=0.19](圖 4)。LEV 組與對照組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其結果顯示兩組腰椎骨密度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18,95%CI(–0.79,0.42),P=0.55]。

2.3.4 對甲狀旁腺素的影響
納入 7 篇文獻[2, 4, 8, 9, 11-13],包括 12 個研究。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CBZ 可增加患者甲狀旁腺素[SMD=0.61,95%CI(0.05,1.16),P=0.03],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 VPA[SMD=0.26,95%CI(–0.47,0.99),P=0.48]和 TPM[SMD=2.07,95%CI(–1.42,5.57),P=0.24]對甲狀旁腺素無影響(圖 5)。OXC 與對照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1],結果顯示兩組血甲狀旁腺素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36,95%CI(–0.23,0.95),P=0.23]。

2.3.5 對 25(OH)D3 的影響
共納入 8 篇文獻[2, 4, 9, 11-14],包括 12 個研究。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CBZ[SMD=–0.25,95%CI(–0.72,0.22),P=0.30]、VPA[SMD=0.08,95%CI(–0.42,0.58),P=0.75]、PHT[SMD=–1.63,95%CI(–3.43,0.16),P=0.08]及 TPM 組[SMD=–0.54,95%CI(–1.59,0.51),P=0.31]的 25(OH)D3 與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圖 6)。OXC 組與對照組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1],其結果顯示 OXC 組 25(OH)D3 明顯低于對照組[SMD=–0.67,95%CI(–1.28,–0.05),P=0.03],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3.6 對血鈣的影響
共納入 11 篇文獻[2-5, 7-9, 10-12, 14],包括 16 個研究。meta 分析結果顯示,CBZ[SMD=–0.49,95%CI(–0.78,–0.20),P=0.000 8]、LEV[SMD=–0.83,95%CI(–1.15,–0.51),P<0.000 01]及 OXC[SMD=–0.48,95%CI(–0.90,–0.05),P=0.03]可降低患者血鈣水平;而 VPA[SMD=0.09,95%CI(–0.97,1.14),P=0.87]及 TPM[SMD=–1.40,95%CI(–3.10,0.30),P=0.11]對血鈣水平的影響與對照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HT 與對照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4],其結果顯示兩組血鈣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16,95%CI(–0.78,0.46),P=0.61](表 4)。

2.3.7 對血磷的影響
納入 8 篇文獻[2, 4, 5, 7, 8, 10, 12, 14],包括 9 個研究。meta 分析結果顯示,VPA[SMD=–0.26,95%CI(–1.32,0.79),P=0.62]及 TPM[SMD=0.12,95%CI(–0.17,0.41),P=0.42]對血磷的影響與對照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LEV 與對照比較的僅 1 個研究[5],其結果顯示其血磷濃度明顯低于對照組[SMD=–11.36,95%CI(–12.97,–9.76),P<0.000 01]。OXC 與對照比較的僅有 1 個研究[7],其結果顯示兩者血磷濃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05,95%CI(–0.45,0.56),P=0.84]。PHT 與對照比較的也僅 1 個研究[14],其結果顯示兩組血磷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49,95%CI(–1.12,0.14),P=0.13](表 4)。
2.3.8 對 ALP 的影響
共納入 6 篇文獻[2, 4, 5, 7, 8, 12],包括 7 個研究。VPA 與對照比較的有 3 個研究[6, 8, 12],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血 ALP 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1.13,95%CI(–0.15,2.41),P=0.08]。LEV 與對照比較的有 1 個研究[5],其結果顯示其 ALP 濃度明顯高于對照組[SMD=6.79,95%CI(5.78,7.80),P<0.000 01]。CBZ 與對照比較的有 1 個研究[12],其結果顯示其 ALP 濃度明顯高于對照組[SMD=1.90,95%CI(1.35,2.44),P<0.000 01]。OXC 與對照比較的有 1 個研究[7],其結果顯示兩者 ALP 濃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95%CI(–0.51,0.51),P=1.00]。TPM 與對照比較的有 1 個研究[4],其結果顯示兩者 ALP 濃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12,95%CI(–0.25,0.49),P=0.53](表 4)。
3 討論
已有研究表明 AEDs 可導致骨礦物質代謝異常從而降低骨密度、增加骨折風險[15-17]。但與使用 AEDs 有關的骨損失在較長時間內并無臨床癥狀,且不容易被發現[18]。許多生化指標異常可能與使用 AEDs 有關,如低鈣血癥、低磷血癥、25(OH)D3 血清水平降低和甲狀旁腺素水平升高等[19]。但目前 AEDs 對癲癇患者骨密度和骨代謝的影響尚無統一說法。本 meta 分析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VPA 可降低腰椎骨密度,CBZ 及 VPA 可降低股骨頸骨密度,CBZ 可降低髖骨骨密度;OXC 可降低 25(OH)D3 濃度,CBZ、LEV、OXC 均可降低血鈣濃度,LEV 可降低血磷濃度,LEV 及 CBZ 可增加血 ALP 濃度,也提示不同 AEDs 可能導致骨代謝產物異常。
不同 AEDs 對骨密度及骨代謝的機制也不盡相同。AEDs 分為酶誘導 AEDs 和非酶誘導 AEDs(nonenzyme-inducing antiepileptic drugs,NEIAEDs)。苯巴比妥(phenobarbital,PB)、PHT 及 CBZ 等作為肝細胞色素 P450 酶的誘導劑,可能會促進維生素 D3 分解、代謝成為非活性代謝物。維生素 D3 以血清 25(OH)D3 的形式存在,其在維持磷和鈣水平以及新陳代謝平衡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低 25(OH)D3 濃度導致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并加速骨質流失,影響鈣和磷的吸收,抑制成骨細胞生長[20],從而導致骨礦化減少和骨折。PB、PHT 和 CBZ 也被稱為異生素藥物,可激活異生素受體或孕烷 X 受體的核受體。一項研究[21]發現異生素通過激活孕烷 X 受體,上調腎臟中的 25(OH)D3-24-羥化酶,該酶催化 25(OH)D3 轉化為無活性代謝物 24,25-二羥基維生素,而非活性代謝物 1,25-二羥基維生素 D。其他研究[22]發現,孕烷 X 受體的外源性激活并未上調 25(OH)D3-24-羥化酶,但確實增加了其同工酶在肝臟和小腸的表達,這種酶使維生素 D3 轉化為更無活性代謝物。本 meta 分析結果顯示 CBZ、PHT 并未導致 25(OH)D3 降低,與上述研究結論不符,考慮可能因為納入研究數據較少,且不同研究間存在較大異質性的原因。
作為肝酶抑制劑的 VPA,其對骨密度和骨代謝的影響尚無統一定論[2, 3]。長期使用 VPA 可能會增加骨質流失的風險[15]。有研究[13]發現 VPA 通過刺激破骨細胞活性起作用,并可能引起骨形成和再吸收之間的不平衡,導致骨丟失。Cerveny 等[23]提出,VPA 也可能通過激活孕烷 X 受體來干擾骨代謝。有臨床試驗發現 VPA 可影響肢體和器官的形態,提示對骨骼生長和代謝有重要影響[24]。有研究[25, 26]表明 VPA 可能直接影響骨骼的生長。VPA 可能通過組蛋白尾和染色質超乙酰化激活細胞凋亡,直接抑制細胞生長和增殖,但其具體機制尚未明確。本研究結果顯示 VPA 可降低股骨頸及腰椎的骨密度值,與上述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本研究還發現 VPA 對髖骨骨密度無明顯影響,這可能因為松質骨的代謝轉換率是皮質骨的 8 倍[27],故以松質骨為主的 Ward 三角和腰椎是骨質疏松癥檢出的敏感部位有關。
新型 AEDs 被認為具有與老一代 AEDs 相似的療效,但副作用更少,其對骨密度及骨代謝影響的相關研究甚少[28-29]。有研究[30]發現低劑量 LEV 會削弱骨骼縱向生長并增加未成熟大鼠骨折的風險。TPM 可能通過抑制碳酸酐酶導致代謝性酸中毒和腎結石,酸堿失衡加速骨病,可導致 PTH 分泌減少,破壞了鈣吸收、1,25(OH)2D3 合成和破骨細胞活性之間的平衡[31]。本研究結果顯示 TPM 與血 25(OH)D3、血鈣降低及甲狀旁腺素升高均不相關,需更多的研究闡明其機制。Farhat 等[16]結果表明癲癇患兒口服拉莫三嗪、托吡酯后血中 25(OH)D3 明顯降低。佴玉等[32]在使用 CBZ、VPA、LEV 的成人癲癇患者中檢測其腰椎骨密度值和血鈣,發現使用 LEV 的患者骨密度值大于 VPA 及 CBZ,其血鈣值大于 CBZ。
血清中 ALP 由成骨細胞產生,當骨質疏松和骨軟化時可引起血清 ALP 升高。本研究表明,接受 AED 治療的成人患者 ALP 水平顯著升高。雖然血清 ALP 是最常用的反映成骨作用的生化指標,但其水平升高與肝臟或骨骼疾病有關,缺乏組織特異性。未來建議采用骨特異性 ALP 來反映骨轉化過程,進一步研究 AEDs 對骨特異性 ALP 的影響。
本系統評價存在一定局限性:① 納入研究均為觀察性研究,受研究設計類型影響,選擇、實施、測量等偏倚無法避免;② 隨訪時間、藥物劑量和治療時間在部分研究中描述不明確,已描述研究也不完全相同,且由于納入研究數量有限,無法進行亞組分析,可能影響結果準確性;③ 有些重要的混雜因素,如膳食、日光照射量和運動水平未在原始研究中報道,也沒有進行校正;④ 試驗組為癲癇患者,因疾病本身及伴隨癲癇的其他心理障礙對患者骨骼的影響,和健康人群比較,可能會夸大 AEDs 的作用。
綜上所述,當前證據顯示,抗癲癇藥物可能降低成人癲癇患者的骨密度及可影響其骨代謝。受納入研究質量和數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需更多研究予以驗證。
癲癇是常見的神經系統疾病之一,抗癲癇藥(antiepileptic drugs,AEDs)是治療癲癇重要而有效的手段[1-3]。長期使用 AEDs 導致代謝紊亂引起的不良反應已被臨床醫師所重視,其中最重要的是對骨代謝的影響。因為大部分 AEDs 引起的骨代謝紊亂導致患者長期處于亞臨床狀態,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表現出來,故明確 AEDs 導致代謝紊亂具有重要意義。已有多項研究表明典型的肝酶誘導劑(enzyme-inducing antiepileptic drugs,EIAEDs)[6-9],如苯妥英鈉(phenytoin,PTH)、卡馬西平(carbamazepine,CBZ)等,均有降低骨代謝及骨密度的作用,但酶誘導抑制劑丙戊酸(valproic acid,VPA)和新一代 AEDs 對骨代謝及骨密度影響的數據很少且尚無統一定論[1-8]。因此,本研究評價國內外關于 AEDs 與骨密度及骨代謝關系的研究結果,明確兩者之間的聯系,旨在為長期服用 AEDs 的患者預防骨質疏松提供臨床依據,為制定 AEDs 治療中的患者監測、預防和治療骨骼疾病方案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有關 AEDs 對成人骨密度和骨代謝影響的橫斷面研究或隊列研究。
1.1.2 研究對象
暴露組:接受 AEDs 單藥治療年齡大于 18 周歲的癲癇患者;對照組:不用藥的健康人群。
1.1.3 暴露因素
是否接受 AEDs 單藥治療。
1.1.4 結局指標
① 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主要部位包括:腰椎(lumber spine)、股骨頸(neck of femur)、髖骨(total hip);② 骨代謝指標:25-羥維生素 D3[25-hydroxy vitamin D3,25(OH)D3]和堿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血鈣(calcium,Ca)、血磷(phosphorus,P)、甲狀旁腺素(parathormone,PTH)。
1.1.5 排除標準
① 重復發表的文獻;② 非中、英文文獻;③ 無法直接提取數據,且通過聯系作者、數據計算等方法仍無法獲得正確數據的研究;④ 接受 AEDs 多藥治療患者;⑤ 腦炎等繼發性癲癇患者;⑥ 伴有其他神經、精神疾病或影響骨代謝疾病(如骨發育不全、成骨不全、佝僂病、甲狀腺疾病、巨人癥、嚴重肝腎疾患等)的患者;⑦ 服用腎上腺皮質激素等影響骨代謝藥物的患者。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EMbase、CNKI、CBM、VIP 和 WanFang Data 數據庫,搜集 AEDs 對成人骨密度和骨代謝影響的研究,檢索時限均從建庫至 2018 年 4 月 1 日。檢索采用自由詞和主題詞相結合方式進行。英文檢索詞包括:epilepsy、antiepileptic drugs、bone mineral density、bone metabolism、bone turnover、osteoporosis 等;中文檢索詞包括:癲癇、抗癲癇藥、骨代謝、骨密度、骨質疏松等。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和資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有分歧,則通過討論或與第三方協商解決。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摘要和全文以確定是否納入。如有需要,通過郵件、電話聯系原始研究作者獲取。資料提取內容包括:①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作者、發表時間、研究實施國家及地區、研究類型、樣本量等;②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包括性別、年齡等;③ 結局指標,包括研究因素種類及統計指標類型等;④ 偏倚風險評價的相關信息。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the Newcastle Ottawa Scale,NOS)評價納入隊列研究的偏倚風險。采用美國衛生保健質量和研究機構量表(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AHRQ)評價納入橫斷面研究的偏倚風險。
1.5 統計分析
采用 RevMan 5.3 軟件對所提取的數據進行 meta 分析。由于反應骨代謝的指標和骨密度均為連續性變量,且測量方法及數值單位不盡相同,因此合并后的各效應量采用標準化均數差(standard mean difference,SMD)和 95% 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納入研究結果間的異質性采用 χ2 檢驗進行分析(檢驗水準為 α=0.1),同時結合 I2 定量判斷異質性大小。若各研究結果間無統計學異質性,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各研究結果間存在統計學異質性,則進一步分析異質性來源,在排除明顯臨床異質性的影響后,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meta 分析的水準設為 α=0.05。明顯的臨床異質性采用亞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進行處理,或只行描述性分析。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1 228 篇,經逐層篩選,最終納入 14 個研究[1-14]。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 1。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 2 和表 3。



2.3 meta 分析結果
2.3.1 對腰椎骨密度的影響
共納入 3 篇文獻[1, 2, 6],包括 6 個研究。其中,CBZ 與對照比較的有 2 個研究[1, 6],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腰椎骨密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57,95%CI(–1.60,0.47),P=0.29](圖 2)。VPA 與對照比較的有 3 個研究[1, 2, 6],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VPA 組腰椎骨密度明顯低于對照組[SMD=–0.39,95%CI(–0.65,–0.13),P=0.003],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圖 2)。LEV 與對照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結果顯示兩組腰椎骨密度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47,95%CI(–1.09,0.14),P=0.13]。

2.3.2 對股骨頸骨密度的影響
共納入 3 篇文獻[1, 2, 6],包括 6 個研究。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CBZ[SMD=–0.71,95%CI(–1.08,–0.33),P=0.0002]及 VPA[SMD=–0.30,95%CI(–0.58,–0.02),P=0.03]組腰椎骨密度明顯低于對照組,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圖 3)。LEV 與對照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其結果顯示兩組腰椎骨密度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30,95%CI(–0.90,0.31),P=0.34]。

2.3.3 對髖骨骨密度的影響
共納入 3 篇文獻[1, 2, 6],包括 6 個研究。其中,CBZ 組與對照組比較的有 2 個研究[1, 6],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CBZ 組腰椎骨密度明顯低于對照組[SMD=–0.47,95%CI(–0.84,–0.10),P=0.01](圖 4)。VPA 組與對照組比較的有 3 個研究[1, 2, 6],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腰椎骨密度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19,95%CI(–0.46,–0.09),P=0.19](圖 4)。LEV 組與對照組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其結果顯示兩組腰椎骨密度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18,95%CI(–0.79,0.42),P=0.55]。

2.3.4 對甲狀旁腺素的影響
納入 7 篇文獻[2, 4, 8, 9, 11-13],包括 12 個研究。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CBZ 可增加患者甲狀旁腺素[SMD=0.61,95%CI(0.05,1.16),P=0.03],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而 VPA[SMD=0.26,95%CI(–0.47,0.99),P=0.48]和 TPM[SMD=2.07,95%CI(–1.42,5.57),P=0.24]對甲狀旁腺素無影響(圖 5)。OXC 與對照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1],結果顯示兩組血甲狀旁腺素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36,95%CI(–0.23,0.95),P=0.23]。

2.3.5 對 25(OH)D3 的影響
共納入 8 篇文獻[2, 4, 9, 11-14],包括 12 個研究。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CBZ[SMD=–0.25,95%CI(–0.72,0.22),P=0.30]、VPA[SMD=0.08,95%CI(–0.42,0.58),P=0.75]、PHT[SMD=–1.63,95%CI(–3.43,0.16),P=0.08]及 TPM 組[SMD=–0.54,95%CI(–1.59,0.51),P=0.31]的 25(OH)D3 與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圖 6)。OXC 組與對照組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1],其結果顯示 OXC 組 25(OH)D3 明顯低于對照組[SMD=–0.67,95%CI(–1.28,–0.05),P=0.03],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3.6 對血鈣的影響
共納入 11 篇文獻[2-5, 7-9, 10-12, 14],包括 16 個研究。meta 分析結果顯示,CBZ[SMD=–0.49,95%CI(–0.78,–0.20),P=0.000 8]、LEV[SMD=–0.83,95%CI(–1.15,–0.51),P<0.000 01]及 OXC[SMD=–0.48,95%CI(–0.90,–0.05),P=0.03]可降低患者血鈣水平;而 VPA[SMD=0.09,95%CI(–0.97,1.14),P=0.87]及 TPM[SMD=–1.40,95%CI(–3.10,0.30),P=0.11]對血鈣水平的影響與對照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HT 與對照比較的僅 1 個研究[14],其結果顯示兩組血鈣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16,95%CI(–0.78,0.46),P=0.61](表 4)。

2.3.7 對血磷的影響
納入 8 篇文獻[2, 4, 5, 7, 8, 10, 12, 14],包括 9 個研究。meta 分析結果顯示,VPA[SMD=–0.26,95%CI(–1.32,0.79),P=0.62]及 TPM[SMD=0.12,95%CI(–0.17,0.41),P=0.42]對血磷的影響與對照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LEV 與對照比較的僅 1 個研究[5],其結果顯示其血磷濃度明顯低于對照組[SMD=–11.36,95%CI(–12.97,–9.76),P<0.000 01]。OXC 與對照比較的僅有 1 個研究[7],其結果顯示兩者血磷濃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05,95%CI(–0.45,0.56),P=0.84]。PHT 與對照比較的也僅 1 個研究[14],其結果顯示兩組血磷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49,95%CI(–1.12,0.14),P=0.13](表 4)。
2.3.8 對 ALP 的影響
共納入 6 篇文獻[2, 4, 5, 7, 8, 12],包括 7 個研究。VPA 與對照比較的有 3 個研究[6, 8, 12],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血 ALP 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1.13,95%CI(–0.15,2.41),P=0.08]。LEV 與對照比較的有 1 個研究[5],其結果顯示其 ALP 濃度明顯高于對照組[SMD=6.79,95%CI(5.78,7.80),P<0.000 01]。CBZ 與對照比較的有 1 個研究[12],其結果顯示其 ALP 濃度明顯高于對照組[SMD=1.90,95%CI(1.35,2.44),P<0.000 01]。OXC 與對照比較的有 1 個研究[7],其結果顯示兩者 ALP 濃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95%CI(–0.51,0.51),P=1.00]。TPM 與對照比較的有 1 個研究[4],其結果顯示兩者 ALP 濃度差異無統計學意義[SMD=0.12,95%CI(–0.25,0.49),P=0.53](表 4)。
3 討論
已有研究表明 AEDs 可導致骨礦物質代謝異常從而降低骨密度、增加骨折風險[15-17]。但與使用 AEDs 有關的骨損失在較長時間內并無臨床癥狀,且不容易被發現[18]。許多生化指標異常可能與使用 AEDs 有關,如低鈣血癥、低磷血癥、25(OH)D3 血清水平降低和甲狀旁腺素水平升高等[19]。但目前 AEDs 對癲癇患者骨密度和骨代謝的影響尚無統一說法。本 meta 分析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VPA 可降低腰椎骨密度,CBZ 及 VPA 可降低股骨頸骨密度,CBZ 可降低髖骨骨密度;OXC 可降低 25(OH)D3 濃度,CBZ、LEV、OXC 均可降低血鈣濃度,LEV 可降低血磷濃度,LEV 及 CBZ 可增加血 ALP 濃度,也提示不同 AEDs 可能導致骨代謝產物異常。
不同 AEDs 對骨密度及骨代謝的機制也不盡相同。AEDs 分為酶誘導 AEDs 和非酶誘導 AEDs(nonenzyme-inducing antiepileptic drugs,NEIAEDs)。苯巴比妥(phenobarbital,PB)、PHT 及 CBZ 等作為肝細胞色素 P450 酶的誘導劑,可能會促進維生素 D3 分解、代謝成為非活性代謝物。維生素 D3 以血清 25(OH)D3 的形式存在,其在維持磷和鈣水平以及新陳代謝平衡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低 25(OH)D3 濃度導致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并加速骨質流失,影響鈣和磷的吸收,抑制成骨細胞生長[20],從而導致骨礦化減少和骨折。PB、PHT 和 CBZ 也被稱為異生素藥物,可激活異生素受體或孕烷 X 受體的核受體。一項研究[21]發現異生素通過激活孕烷 X 受體,上調腎臟中的 25(OH)D3-24-羥化酶,該酶催化 25(OH)D3 轉化為無活性代謝物 24,25-二羥基維生素,而非活性代謝物 1,25-二羥基維生素 D。其他研究[22]發現,孕烷 X 受體的外源性激活并未上調 25(OH)D3-24-羥化酶,但確實增加了其同工酶在肝臟和小腸的表達,這種酶使維生素 D3 轉化為更無活性代謝物。本 meta 分析結果顯示 CBZ、PHT 并未導致 25(OH)D3 降低,與上述研究結論不符,考慮可能因為納入研究數據較少,且不同研究間存在較大異質性的原因。
作為肝酶抑制劑的 VPA,其對骨密度和骨代謝的影響尚無統一定論[2, 3]。長期使用 VPA 可能會增加骨質流失的風險[15]。有研究[13]發現 VPA 通過刺激破骨細胞活性起作用,并可能引起骨形成和再吸收之間的不平衡,導致骨丟失。Cerveny 等[23]提出,VPA 也可能通過激活孕烷 X 受體來干擾骨代謝。有臨床試驗發現 VPA 可影響肢體和器官的形態,提示對骨骼生長和代謝有重要影響[24]。有研究[25, 26]表明 VPA 可能直接影響骨骼的生長。VPA 可能通過組蛋白尾和染色質超乙酰化激活細胞凋亡,直接抑制細胞生長和增殖,但其具體機制尚未明確。本研究結果顯示 VPA 可降低股骨頸及腰椎的骨密度值,與上述研究結果基本一致。本研究還發現 VPA 對髖骨骨密度無明顯影響,這可能因為松質骨的代謝轉換率是皮質骨的 8 倍[27],故以松質骨為主的 Ward 三角和腰椎是骨質疏松癥檢出的敏感部位有關。
新型 AEDs 被認為具有與老一代 AEDs 相似的療效,但副作用更少,其對骨密度及骨代謝影響的相關研究甚少[28-29]。有研究[30]發現低劑量 LEV 會削弱骨骼縱向生長并增加未成熟大鼠骨折的風險。TPM 可能通過抑制碳酸酐酶導致代謝性酸中毒和腎結石,酸堿失衡加速骨病,可導致 PTH 分泌減少,破壞了鈣吸收、1,25(OH)2D3 合成和破骨細胞活性之間的平衡[31]。本研究結果顯示 TPM 與血 25(OH)D3、血鈣降低及甲狀旁腺素升高均不相關,需更多的研究闡明其機制。Farhat 等[16]結果表明癲癇患兒口服拉莫三嗪、托吡酯后血中 25(OH)D3 明顯降低。佴玉等[32]在使用 CBZ、VPA、LEV 的成人癲癇患者中檢測其腰椎骨密度值和血鈣,發現使用 LEV 的患者骨密度值大于 VPA 及 CBZ,其血鈣值大于 CBZ。
血清中 ALP 由成骨細胞產生,當骨質疏松和骨軟化時可引起血清 ALP 升高。本研究表明,接受 AED 治療的成人患者 ALP 水平顯著升高。雖然血清 ALP 是最常用的反映成骨作用的生化指標,但其水平升高與肝臟或骨骼疾病有關,缺乏組織特異性。未來建議采用骨特異性 ALP 來反映骨轉化過程,進一步研究 AEDs 對骨特異性 ALP 的影響。
本系統評價存在一定局限性:① 納入研究均為觀察性研究,受研究設計類型影響,選擇、實施、測量等偏倚無法避免;② 隨訪時間、藥物劑量和治療時間在部分研究中描述不明確,已描述研究也不完全相同,且由于納入研究數量有限,無法進行亞組分析,可能影響結果準確性;③ 有些重要的混雜因素,如膳食、日光照射量和運動水平未在原始研究中報道,也沒有進行校正;④ 試驗組為癲癇患者,因疾病本身及伴隨癲癇的其他心理障礙對患者骨骼的影響,和健康人群比較,可能會夸大 AEDs 的作用。
綜上所述,當前證據顯示,抗癲癇藥物可能降低成人癲癇患者的骨密度及可影響其骨代謝。受納入研究質量和數量的限制,上述結論尚需更多研究予以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