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周維, 張玉清, 蒙華慶, 鄧國蘭, 周新雨. 新一代抗抑郁劑治療心肌梗死伴抑郁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Meta 分析.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8, 18(7): 715-720. doi: 10.7507/1672-2531.201801101 復制
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MI）是常見且嚴重的心血管疾病。近年來我國 MI 患病率逐年上升，目前已有超過 250 萬患者[1]。自 2005 年以來我國 MI 死亡率呈快速上升態勢[1]，而與之相伴的是 MI 后抑郁患病率的逐年上升。據最新綜合了 22 個流行病學研究的 Meta 分析結果顯示，2000 年以后我國 MI 后抑郁的患病率高達 42.7%[2]。大量研究發現，MI 人群伴發抑郁不僅與更高的死亡率和心血管事件發生率相關，也是導致患者生活質量更低和治療花費更高的重要原因[3, 4]。因此，抑郁作為心梗人群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5]，已經越來越受到關注。
目前對于 MI 伴抑郁患者抑郁癥狀的治療主要包括心理和藥物療法。盡管有研究發現心理治療對緩解冠心病患者抑郁癥狀有一定療效，但其對 MI 伴抑郁的療效尚不明確[6]，加之我國目前心理治療尚不普及，故藥物治療仍是主要的治療方式。新一代抗抑郁劑，包括選擇性 5-HT 再攝取抑制劑（SSRI）、5-HT 及 NE 再攝取抑制劑（SNRI）、NE 及特異性 5-HT 能抗抑郁藥（NaSSA）等，是目前治療抑郁癥的一線用藥，然而它們用于治療 MI 伴抑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存在爭議[7-9]。本研究旨在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評價抗抑郁劑治療 MI 伴抑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期為臨床決策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隨機對照試驗（RCT）。
1.1.2 研究對象
① 成年（≥18 歲）MI 患者；② 患者采用標準精神疾病分類診斷標準，如《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或《中國精神障礙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CCMD）確診為抑郁癥，或其抑郁癥狀評分高于某個公認的抑郁癥狀量表，如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s Depression Scale，HAMD）閾值。
1.1.3 干預措施
試驗組采用新一代抗抑郁劑單藥治療（氟西汀、舍曲林、西酞普蘭和米氮平）；對照組加用安慰劑或僅進行常規治療。兩組患者心梗治療藥物組間一致。
1.1.4 結局指標
① 抑郁癥狀改善程度，即抑郁癥狀評定量表（如 HAMD 等）從基線到治療結束的平均分值變化；② 全因死亡率；③ 心源性死亡率；④ 心絞痛發生率；⑤ 復發 MI 發生率；⑥ 心衰發生率；⑦ 心臟原因再住院發生率。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文獻以數據最新、最完整的為準；③ 未報道所需數據的文獻；④ 難治性抑郁、精神病性抑郁或雙相情感障礙的患者。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CBM、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數據庫，搜集新一代抗抑郁劑治療 MI 伴抑郁的 RCT，檢索年限為建庫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中文檢索詞包括：心梗、心肌梗死、心肌梗塞、氟西汀、氟伏沙明、舍曲林、帕羅西汀、西酞普蘭、艾司西酞普蘭、文拉法辛、萬拉法辛、度洛西汀、米那普侖、米氮平、安非他酮；英文檢索詞包括：myocardial infarction、acute coronary syndrome、heart attack、heart infarction、SSRI、SNRI、NaSSA、fluoxetine、fluvoxamine、sertraline、paroxetine、citalopram、escitalopram、venlafaxine、duloxetine、milnacipran、bupropion、mirtazapine。同時追溯相關文獻的參考文獻來補充獲取相關文獻。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 2 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文獻基本信息，即題目、作者、發表時間等；②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即樣本量、年齡、性別、診斷標準等；③ 干預措施及具體細節；④ 相關結果指標等。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采用 Cochrane 協作網的偏倚風險評價工具[10]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
1.5 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采用 RevMan 5.3 和 Stata 14.0 軟件進行。若納入研究使用的評分量表不一致，則連續性變量結局指標采用標準化均數差（SMD）為效應量，二分類變量結局指標的效應量為風險比（RR）。采用χ2檢驗并使用 I2 統計量評價各研究間的異質性。若異質性低（P≥0.10 且 I2≤5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異質性高（P<0.10 或I2>50%），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采用亞組分析探討研究國家、不同抑郁藥物、平均年齡、治療周數對抑郁改善程度和全因死亡率結果的影響。通過漏斗圖、Egger’s 檢驗分析納入文獻的發表偏倚。采用雙側檢驗，Meta 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1 789 篇文獻，經查重和篩選后，最終納入 10 個 RCT[11-20]，共包含 552 例患者，平均年齡 59.4±11.1 歲。其中試驗組 280 例，對照組 272 例。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 1。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 2。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3 Meta 分析結果
2.3.1 抑郁癥狀改善程度
共納入 9 個研究[11-17, 19-20]，其中治療組 245 例，對照組 238 例。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抗抑郁劑組的抑郁癥狀改善程度顯著優于對照組［SMD=–1.38，95%CI（–1.93，–0.82），P<0.000 01］（圖 2）。亞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藥物亞組間的抑郁改善程度具有顯著差異（P<0.000 1），西酞普蘭［SMD=–2.42，95%CI（–3.12，–1.72），P<0.000 01］和氟西汀［SMD=–1.59，95%CI（–2.46，–0.73），P=0.000 3］的療效更好。不同國家、年齡及治療周期的亞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亞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均>0.05）。
圖2
抗抑郁劑與對照組治療 MI 伴抑郁患者抑郁改善程度比較的 Meta 分析
2.3.2 全因死亡率
共納入 9 個研究[11-16, 18-20]。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間全因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RR=0.45，95%CI（0.18，1.11），P=0.08］。不同國家、藥物、年齡及治療周期的亞組分析結果顯示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值均>0.05）。
2.3.3 心源性死亡率
共納入 4 個研究[15, 18-20]。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間心源性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RR=0.53，95%CI（0.16，1.73），P=0.29］。
2.3.4 非致命性心臟事件發生率
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抗抑郁劑組在心絞痛、復發 MI 和心臟原因再入院的發生率方面均低于對照組，兩組的心衰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3）。
表3
抗抑郁劑與對照組治療 MI 伴抑郁患者非致命性心臟事件發生率的 Meta 分析
2.4 發表偏倚
兩組間抑郁癥狀改善程度的漏斗圖結果見圖 3，漏斗圖左右近似對稱；Egger’s 檢驗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2.20，P=0.06），提示無顯著發表偏倚。
圖3
抗抑郁劑與對照組治療心肌梗死伴抑郁患者抑郁改善程度的漏斗圖
3 討論
MI 作為冠心病的嚴重類型，具有高病死率、高致殘率和高復發率的特點[21]。經歷過心梗的患者往往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其罹患心理疾病的幾率遠高于一般人群，這其中抑郁癥是最主要的心理疾病之一。然而，抑郁癥作為一種慢性的損傷性疾病，亦具有高致殘率、高復發率的特點，其發生發展往往與 MI 互為因果，導致兩種疾病均難以痊愈，因此其治療十分棘手[8]。
新一代抗抑郁劑與傳統三環類抗抑郁劑相比，具有相似的療效和更好的安全性，是目前抗抑郁治療的首選[22]。然而目前關于新一代抗抑郁劑治療 MI 伴抑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不明確。Baumeister 等[23]的 Meta 分析結果顯示，SSRIs 可顯著降低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癥狀評分和再住院率，但其對患者死亡率、心臟事件發生率和生活質量沒有影響。而另一篇針對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的 Meta 分析顯示，SSRIs 除可降低患者再住院率以外，對患者抑郁癥狀和心臟事件發生率并無益處[24]。以上 2 個研究的人群均不完全是 MI 患者，且并未將顯著的抑郁癥狀作為納入標準基線，因此其結論并不完全適用于 MI 伴抑郁的患者。
本 Meta 分析共納入了 10 個 RCT，所有研究對象均為 MI 伴顯著抑郁癥狀（經標準診斷或抑郁量表確認）的患者。本研究結果顯示，新一代抗抑郁劑可顯著改善 MI 伴抑郁患者的抑郁癥狀，但此結果異質性較大（I2=86%）。亞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抗抑郁劑的效果明顯不同，其中西酞普蘭和氟西汀可能比舍曲林和米氮平更有效。這可能是臨床異質性的來源之一。在安全性方面，新一代抗抑郁劑有降低全因死亡率和心源性死亡率的趨勢，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8，P=0.29）。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新一代抗抑郁劑可顯著降低非致命性心臟事件（心絞痛、復發 MI 及心臟原因再入院）的發生率。既往有大量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常具有明顯的代謝紊亂特征[25]，如空腹血糖、甘油三脂升高等[26]，這些因素同樣也是心臟事件發生的重要危險因素。因此，改善抑郁癥狀并進一步糾正代謝紊亂很可能是抗抑郁劑能降低心臟事件發生率的重要機制[5]。本研究顯示，抗抑郁劑組比對照組的抑郁癥狀評分變化量（SMD=–1.38）較 Baumeister 等[23]報道的（SMD=–0.24）稍大，并且在安全性方面得出更多的陽性結果[22, 23]，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納入患者的心臟疾病（均為 MI）和抑郁癥狀（均具有顯著抑郁癥狀）均病情更重，因此患者使用抗抑郁劑治療的受益更大。
本研究局限性：① 雖經過系統檢索，但本研究僅納入了 SSRI 類和 NaSSA 類抗抑郁藥，其他新一代抗抑郁藥（如 SNRIs 等）是否具有相似的結論尚需進一步證實；② 本研究納入的部分中文研究質量偏低，可能對結果的可靠性產生影響；③ 本研究納入多個中心的研究，不同中心對 MI 患者的基礎治療和護理不盡相同，因此可能存在實施偏倚；④ 不同抗抑郁藥物的長期療效和安全性不同，尚需進一步研究驗證。
綜上所述，相比于安慰劑或常規心梗治療，新一代抗抑郁劑可顯著改善心梗伴抑郁患者的抑郁癥狀，降低心絞痛、復發心梗和心臟原因再住院的發生率，但對全因死亡率、心源性死亡率和心衰發生率沒有影響。此外，新一代抗抑郁劑中的西酞普蘭和氟西汀可能具有更好的療效。受樣本量和納入研究質量所限，上述結論尚需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ion，MI）是常見且嚴重的心血管疾病。近年來我國 MI 患病率逐年上升，目前已有超過 250 萬患者[1]。自 2005 年以來我國 MI 死亡率呈快速上升態勢[1]，而與之相伴的是 MI 后抑郁患病率的逐年上升。據最新綜合了 22 個流行病學研究的 Meta 分析結果顯示，2000 年以后我國 MI 后抑郁的患病率高達 42.7%[2]。大量研究發現，MI 人群伴發抑郁不僅與更高的死亡率和心血管事件發生率相關，也是導致患者生活質量更低和治療花費更高的重要原因[3, 4]。因此，抑郁作為心梗人群不良預后的獨立危險因素[5]，已經越來越受到關注。
目前對于 MI 伴抑郁患者抑郁癥狀的治療主要包括心理和藥物療法。盡管有研究發現心理治療對緩解冠心病患者抑郁癥狀有一定療效，但其對 MI 伴抑郁的療效尚不明確[6]，加之我國目前心理治療尚不普及，故藥物治療仍是主要的治療方式。新一代抗抑郁劑，包括選擇性 5-HT 再攝取抑制劑（SSRI）、5-HT 及 NE 再攝取抑制劑（SNRI）、NE 及特異性 5-HT 能抗抑郁藥（NaSSA）等，是目前治療抑郁癥的一線用藥，然而它們用于治療 MI 伴抑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存在爭議[7-9]。本研究旨在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評價抗抑郁劑治療 MI 伴抑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以期為臨床決策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納入與排除標準
1.1.1 研究類型
隨機對照試驗（RCT）。
1.1.2 研究對象
① 成年（≥18 歲）MI 患者；② 患者采用標準精神疾病分類診斷標準，如《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或《中國精神障礙分類方案與診斷標準》（CCMD）確診為抑郁癥，或其抑郁癥狀評分高于某個公認的抑郁癥狀量表，如漢密爾頓抑郁量表（Hamilton’s Depression Scale，HAMD）閾值。
1.1.3 干預措施
試驗組采用新一代抗抑郁劑單藥治療（氟西汀、舍曲林、西酞普蘭和米氮平）；對照組加用安慰劑或僅進行常規治療。兩組患者心梗治療藥物組間一致。
1.1.4 結局指標
① 抑郁癥狀改善程度，即抑郁癥狀評定量表（如 HAMD 等）從基線到治療結束的平均分值變化；② 全因死亡率；③ 心源性死亡率；④ 心絞痛發生率；⑤ 復發 MI 發生率；⑥ 心衰發生率；⑦ 心臟原因再住院發生率。
1.1.5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② 重復發表文獻以數據最新、最完整的為準；③ 未報道所需數據的文獻；④ 難治性抑郁、精神病性抑郁或雙相情感障礙的患者。
1.2 文獻檢索策略
計算機檢索 PubMed、The 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CBM、CNKI、WanFang Data 和 VIP 數據庫，搜集新一代抗抑郁劑治療 MI 伴抑郁的 RCT，檢索年限為建庫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中文檢索詞包括：心梗、心肌梗死、心肌梗塞、氟西汀、氟伏沙明、舍曲林、帕羅西汀、西酞普蘭、艾司西酞普蘭、文拉法辛、萬拉法辛、度洛西汀、米那普侖、米氮平、安非他酮；英文檢索詞包括：myocardial infarction、acute coronary syndrome、heart attack、heart infarction、SSRI、SNRI、NaSSA、fluoxetine、fluvoxamine、sertraline、paroxetine、citalopram、escitalopram、venlafaxine、duloxetine、milnacipran、bupropion、mirtazapine。同時追溯相關文獻的參考文獻來補充獲取相關文獻。以 PubMed 為例，其具體檢索策略見框 1。
1.3 文獻篩選與資料提取
由 2 位評價員獨立篩選文獻、提取資料并交叉核對，如遇分歧，則咨詢第三方協助判斷，缺乏的資料盡量與作者聯系予以補充。文獻篩選時首先閱讀文題和摘要，在排除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后，進一步閱讀全文，以確定最終是否納入。資料提取內容主要包括：① 文獻基本信息，即題目、作者、發表時間等；② 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即樣本量、年齡、性別、診斷標準等；③ 干預措施及具體細節；④ 相關結果指標等。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采用 Cochrane 協作網的偏倚風險評價工具[10]評價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
1.5 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采用 RevMan 5.3 和 Stata 14.0 軟件進行。若納入研究使用的評分量表不一致，則連續性變量結局指標采用標準化均數差（SMD）為效應量，二分類變量結局指標的效應量為風險比（RR）。采用χ2檢驗并使用 I2 統計量評價各研究間的異質性。若異質性低（P≥0.10 且 I2≤50%），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 Meta 分析；若異質性高（P<0.10 或I2>50%），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采用亞組分析探討研究國家、不同抑郁藥物、平均年齡、治療周數對抑郁改善程度和全因死亡率結果的影響。通過漏斗圖、Egger’s 檢驗分析納入文獻的發表偏倚。采用雙側檢驗，Meta 分析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流程及結果
初檢共獲得相關文獻 1 789 篇文獻，經查重和篩選后，最終納入 10 個 RCT[11-20]，共包含 552 例患者，平均年齡 59.4±11.1 歲。其中試驗組 280 例，對照組 272 例。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 1。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所檢索的數據庫及檢出文獻數具體如下：PubMed（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與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見表 1。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見表 2。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表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結果
2.3 Meta 分析結果
2.3.1 抑郁癥狀改善程度
共納入 9 個研究[11-17, 19-20]，其中治療組 245 例，對照組 238 例。隨機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抗抑郁劑組的抑郁癥狀改善程度顯著優于對照組［SMD=–1.38，95%CI（–1.93，–0.82），P<0.000 01］（圖 2）。亞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藥物亞組間的抑郁改善程度具有顯著差異（P<0.000 1），西酞普蘭［SMD=–2.42，95%CI（–3.12，–1.72），P<0.000 01］和氟西汀［SMD=–1.59，95%CI（–2.46，–0.73），P=0.000 3］的療效更好。不同國家、年齡及治療周期的亞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亞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均>0.05）。
圖2
抗抑郁劑與對照組治療 MI 伴抑郁患者抑郁改善程度比較的 Meta 分析
2.3.2 全因死亡率
共納入 9 個研究[11-16, 18-20]。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間全因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RR=0.45，95%CI（0.18，1.11），P=0.08］。不同國家、藥物、年齡及治療周期的亞組分析結果顯示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值均>0.05）。
2.3.3 心源性死亡率
共納入 4 個研究[15, 18-20]。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兩組間心源性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RR=0.53，95%CI（0.16，1.73），P=0.29］。
2.3.4 非致命性心臟事件發生率
固定效應模型 Meta 分析結果顯示，抗抑郁劑組在心絞痛、復發 MI 和心臟原因再入院的發生率方面均低于對照組，兩組的心衰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 3）。
表3
抗抑郁劑與對照組治療 MI 伴抑郁患者非致命性心臟事件發生率的 Meta 分析
2.4 發表偏倚
兩組間抑郁癥狀改善程度的漏斗圖結果見圖 3，漏斗圖左右近似對稱；Egger’s 檢驗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2.20，P=0.06），提示無顯著發表偏倚。
圖3
抗抑郁劑與對照組治療心肌梗死伴抑郁患者抑郁改善程度的漏斗圖
3 討論
MI 作為冠心病的嚴重類型，具有高病死率、高致殘率和高復發率的特點[21]。經歷過心梗的患者往往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其罹患心理疾病的幾率遠高于一般人群，這其中抑郁癥是最主要的心理疾病之一。然而，抑郁癥作為一種慢性的損傷性疾病，亦具有高致殘率、高復發率的特點，其發生發展往往與 MI 互為因果，導致兩種疾病均難以痊愈，因此其治療十分棘手[8]。
新一代抗抑郁劑與傳統三環類抗抑郁劑相比，具有相似的療效和更好的安全性，是目前抗抑郁治療的首選[22]。然而目前關于新一代抗抑郁劑治療 MI 伴抑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不明確。Baumeister 等[23]的 Meta 分析結果顯示，SSRIs 可顯著降低冠心病患者的抑郁癥狀評分和再住院率，但其對患者死亡率、心臟事件發生率和生活質量沒有影響。而另一篇針對急性冠脈綜合征患者的 Meta 分析顯示，SSRIs 除可降低患者再住院率以外，對患者抑郁癥狀和心臟事件發生率并無益處[24]。以上 2 個研究的人群均不完全是 MI 患者，且并未將顯著的抑郁癥狀作為納入標準基線，因此其結論并不完全適用于 MI 伴抑郁的患者。
本 Meta 分析共納入了 10 個 RCT，所有研究對象均為 MI 伴顯著抑郁癥狀（經標準診斷或抑郁量表確認）的患者。本研究結果顯示，新一代抗抑郁劑可顯著改善 MI 伴抑郁患者的抑郁癥狀，但此結果異質性較大（I2=86%）。亞組分析結果顯示，不同抗抑郁劑的效果明顯不同，其中西酞普蘭和氟西汀可能比舍曲林和米氮平更有效。這可能是臨床異質性的來源之一。在安全性方面，新一代抗抑郁劑有降低全因死亡率和心源性死亡率的趨勢，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8，P=0.29）。值得注意的是，使用新一代抗抑郁劑可顯著降低非致命性心臟事件（心絞痛、復發 MI 及心臟原因再入院）的發生率。既往有大量研究發現，抑郁癥患者常具有明顯的代謝紊亂特征[25]，如空腹血糖、甘油三脂升高等[26]，這些因素同樣也是心臟事件發生的重要危險因素。因此，改善抑郁癥狀并進一步糾正代謝紊亂很可能是抗抑郁劑能降低心臟事件發生率的重要機制[5]。本研究顯示，抗抑郁劑組比對照組的抑郁癥狀評分變化量（SMD=–1.38）較 Baumeister 等[23]報道的（SMD=–0.24）稍大，并且在安全性方面得出更多的陽性結果[22, 23]，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納入患者的心臟疾病（均為 MI）和抑郁癥狀（均具有顯著抑郁癥狀）均病情更重，因此患者使用抗抑郁劑治療的受益更大。
本研究局限性：① 雖經過系統檢索，但本研究僅納入了 SSRI 類和 NaSSA 類抗抑郁藥，其他新一代抗抑郁藥（如 SNRIs 等）是否具有相似的結論尚需進一步證實；② 本研究納入的部分中文研究質量偏低，可能對結果的可靠性產生影響；③ 本研究納入多個中心的研究，不同中心對 MI 患者的基礎治療和護理不盡相同，因此可能存在實施偏倚；④ 不同抗抑郁藥物的長期療效和安全性不同，尚需進一步研究驗證。
綜上所述，相比于安慰劑或常規心梗治療，新一代抗抑郁劑可顯著改善心梗伴抑郁患者的抑郁癥狀，降低心絞痛、復發心梗和心臟原因再住院的發生率，但對全因死亡率、心源性死亡率和心衰發生率沒有影響。此外，新一代抗抑郁劑中的西酞普蘭和氟西汀可能具有更好的療效。受樣本量和納入研究質量所限，上述結論尚需更多高質量研究予以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