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黃維維, 賀建清. 綿陽市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比較診斷肺結核的衛生經濟學評價.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6, 16(3): 249-253. doi: 10.7507/1672-2531.20160040 復制
肺結核作為目前全球最主要的慢性呼吸道傳染病，不僅嚴重危害著人民群眾身心健康，同時給社會及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1]。我國是全球結核病高負擔國家之一，僅次于印度位列全球第二，在我國傳染病網報系統中，肺結核發病率和死亡率始終位居各類傳染病前列 [2]。2010年全國第五次肺結核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我國2010年15歲及以上人群肺結核的患病率為459/10萬，傳染性肺結核的患病率為66/10萬；西部地區活動性、涂片陽性和細菌培養陽性的肺結核患病率分別為695/10萬、105/10萬和198/10萬，顯著高于中東部地區，也高于全國水平 [3]。四川省位于我國西部，與中、東部地區相比，其肺結核患病率和結核耐藥率更高 [3]。近年來四川省流動人口過多，人口流動性大，結核桿菌（TB）/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雙重感染、耐藥菌株繁殖等問題不斷加重，加之綿陽市又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重災區，肺結核防控工作難度不斷增大。了解肺結核流行趨勢，早期發現、徹底治愈具傳染性的肺結核患者是目前控制結核病傳播的最有效途徑 [4]。
肺結核的早期篩查方式一直是國內外學者關注和探討的焦點，雖然眾多文獻表明，我國實施多年的DOTS策略已被證實可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益 [5-7]，但同時也會漏診大多無癥狀或癥狀輕微的隱匿患者 [8]。隱匿患者的發現主要依靠“普查”或“高危人群篩查”的方式。已有研究認為，老年人 [9]、流浪者 [10]、有糖尿病史 [11]、結核病史 [12]、HIV感染 [1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12]、免疫系統疾病 [14]、使用大量抗生素的患者 [11]、開放性肺結核密切接觸者 [13]等均是結核病高危人群。雖然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可以采取全民普查的方式最大限度發現結核病患者 [15]，但在西部低收入地區，為達到最佳的結核病發現效果和衛生經濟效益，應采取高危人群篩查還是全民普查的方式，仍是值得探討的課題。為此，本研究采用橫斷面調查方法，對“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兩種肺結核發現方式的成本效益進行了比較，以期為選擇制定適宜西部地區的肺結核發現方式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3年6月至2014年3月期間在“十二五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四川綿陽重大傳染病綜合防治示范研究”示范點參加健康體檢的全部15歲及以上、無X線檢查禁忌且愿意接受X線檢查的常住居民共184 047例。
1.2 調查方法
采用多階段整群隨機抽樣的方法，分兩個階段進行整群隨機抽樣：第一階段從綿陽市2區6縣1個直轄市隨機抽取2個區/縣，即涪城、江油。第二階段從涪城、江油2個區縣總共66個鄉鎮/街道中隨機抽取21個鄉鎮/街道（涪城區10個，江油市11個）；將被抽中的21個鄉鎮/街道≥ 80%常住人口（即本地戶籍且外出時間＜6個月的居民、非本地戶籍但在轄區內居住時間＞6個月的居民）納入研究隊列，以村（居委會）為單位，組織居民集中到鄉鎮衛生院參加調查、體檢。本研究抽取的21個鄉鎮/街道體檢點包括2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2個大型醫院、17個鄉鎮衛生院，覆蓋所屬鄉鎮/街道的所有城鎮及農村人口。
1.3 高危人群定義
在抽樣調查時，將年齡≥ 60歲、既往有糖尿病史、既往有肺結核病史的人群定義為肺結核高危人群。
1.4 診斷方法
通過問診、查體、胸部數字化X線攝影（DR），對疑似肺結核者行PPD皮試、3次痰涂片，最后按照《肺結核診斷標準（WS288-2008）》 [16]經各級專家復核后定診。普查和高危人群篩查均采用相同的肺結核診斷方法。
1.5 結局指標
參考《全國2001～2010年結核病防治規劃評估方案》 [17]的結局指標，對相關資料進行分析評價。
1.5.1 社會效果
社會效果=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人數+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① 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人數：通過對結核病患者的治療和管理，可以減少肺結核患者的死亡人數，從而降低肺結核病死率。參考國際經驗和既往研究結果，這些患者在發病后，如果未經化學藥物治療，其后兩年內的病死率為50% [17]。此次調查，假設患者發病后，如果未經化療，當年的病死率為25% [17]。② 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通過治愈傳染性肺結核患者，避免其將結核桿菌傳染給其他健康人群，使健康人群免受感染，從而減少新的肺結核患者。根據估計，每例傳染性肺結核患者每年可傳染10位健康人，感染者一生中的發病概率為10% [18]。如果涂陰肺結核患者不予治療，1～5 年內約有30%會轉為排菌患者，成為新的傳染源 [19]，而肺結核患者有25%不需治療可自愈 [20]。
1.5.2 社會效益
社會效益=直接社會效益+間接社會效益。① 直接社會效益：即避免新發肺結核患者所減少的社會醫療費用支出。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日常工作經驗，參考2003年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預計每例新發肺結核患者平均每年到結防門診診治5 次，每人平均門診的抗結核藥物費用約136.25元/次 [21]。② 間接社會效益：即避免勞動力損失而挽回的社會經濟價值。通過治愈傳染性肺結核患者，避免個人的勞動力損失以及傳染給其他健康人而產生的勞動力損失。
1.5.3 社會成本
是指用于結核病防治的各種實際使用的費用總和，包括直接發現成本和患者治療管理成本。肺結核篩查所需設備已由國家“十一五”重大專項在相關體檢點及結防機構配置完成，所以不計算設備購置成本，僅計算設備損耗成本。直接發現成本包括：≥ 15歲參與體檢者胸部DR檢查（17元/次）、疑似活動性肺結核PPD 皮試（10元/人）、3次痰涂片檢查（15元/人）、交通補貼費（5元/人）、患者治療管理成本（按平均300元/人計算）。
1.5.4 成本-效用比
成本-效用比=社會總成本/挽回的總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指每挽回1個DALY損失所需要的投入金額 [17]。
1.5.5 效益-成本比
效益成本比=（直接效益+間接效益）/社會總成本。指每投入1元結核病防治經費，可產生多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17]。
2 結果
2.1 調查人群的基本特征
最終納入普查共184 047人；其中，年齡≥ 60歲、既往有糖尿病史、既往有肺結核病史的高危人群共61 045人。兩組調查對象的基本特征見表 1。
表1
普查人群與高危人群的基本特征（人）
2.2 肺結核患病率
普查184 047人發現128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其中涂陽24例，患病率為70/10萬，涂陽患病率為13/10萬。篩查高危人群61 045人，發現76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其中涂陽14例，患病率為124/10萬，涂陽患病率為23/10萬。見表 2、3。
表2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的肺結核患病情況比較
表3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涂片陽性率比較
2.3 患者依從性
篩查出的肺結核患者均要求納入CDC肺結核管理和治療，截止2015年5月1日，普查發現的128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僅90例（70.3%）完成隨訪，38例（29.7%）中斷治療或失訪；高危人群篩查發現的76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61例（80.3%）完成隨訪，15例（19.7%）中斷或失訪。兩組在依從性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17），見表 4。
表4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的患者依從性比較
2.4 社會效果
2.4.1 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人數
普查發現并完成隨訪的90例患者中有1例在隨訪期間因結核病死亡；據估算，如果該90例患者未經發現及治療導致的死亡人數為22例，即普查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的總人數為21例。同理，高危人群篩查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的總人數為14例。見表 5。
表5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人數比較
2.4.2 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
普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患者128例，其中涂陽患者24例，完成隨訪的90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有21例涂陽。高危人群篩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患者76例，其中涂陽14例，完成隨訪的61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有13例涂陽。根據公式計算，普查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25例，高危人群篩查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16例。見表 6。
表6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和減少的醫療費用比較
2.5 社會效益
2.5.1 直接社會效益
門診每人平均抗結核藥物費用大約為136.25 元/次，通過普查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從而減少的醫藥費用為17 031.25元。高危人群篩查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從而減少的醫藥費用為10 900元。見表 6。
2.5.2 間接社會效益
通過普查方式治愈傳染性肺結核患者，避免個人的勞動力損失以及傳染給其他健康人而產生的勞動力損失（DALY）累計513年，挽回的社會總價值為12 131 950元；通過高危人群篩查避免個人的勞動力損失以及傳染給其他健康人而產生的勞動力損失（DALY）累計342年，挽回的社會總價值為8 087 966元。見表 7。
表7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避免勞動力損失所挽回的社會經濟效益比較
2.6 社會成本
普通人群體檢成本主要包括胸部DR檢查（17元/次），疑似肺結核患者的成本包括PPD皮試（10元/人）、3次痰涂片檢查（15元/人）和交通補貼費（5元/人），活動性肺結核的患者治療管理成本依據平均300元/人計算。普查投入社會成本共計3 167 349元，高危人群篩查投入社會成本共計1 062 305元。見表 8。
表8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的社會成本比較
2.7 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
普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成本-效用比為6 174.17，即投入6 174.17元結核病防治經費可挽回1個DALY；普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效益-成本比為3.84，即每投入1 元的結核病防治經費，可產生3.84元的社會經濟效益。高危人群篩查的成本- 效用比為3 106.16，即投入3 106.16元結核病防治經費可挽回一個DALY；高危人群篩查的效益-成本比為7.62，即每投入1元的結核病防治經費，可產生7.62元的社會經濟效益。見表 9。
表9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的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比較
3 討論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與普查相比，高危人群篩查出的活動性肺結核患病率明顯更高（P=0.000），但涂片陽性率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可能與涂陽患者例數較少有關。本次普查發現的128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僅90例（70.3%）完成了隨訪，38例（29.7%）中斷治療或失訪；高危人群篩查發現的76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61例（80.3%）完成了隨訪，15例（19.7%）中斷治療或失訪。兩組在依從性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17），但都較目前已知患者的依從性差。有研究表明，導致依從性差的原因與經濟狀況差、就診不方便、對疾病癥狀自評程度低、藥物不良反應、用藥知識知曉率、接受門診健康教育等 [23-25]多種因素有關。歸根結底，是居民接受結核病相關知識規范化的健康教育少，未能深刻理解結核病及不遵醫用藥的嚴重危害。在今后的醫療工作中，醫務人員應更加重視對患者疾病知識的宣傳教育和用藥知識的指導，對患者進行有效地監督和管理，提高患者對疾病的重視程度，提高患者的定期復診率，從而提高結核患者用藥的依從性。
本次調查通過對兩種肺結核篩查方式的衛生經濟學比較可以看出，高危人群篩查在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方面均優于普查：① 通過普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成本-效用比為6 174.17，即投入6 174.17元結核病防治經費可挽回1個DALY；通過高危人群篩查成本-效用比為3 106.16，即投入3 106.16元結核病防治經費可挽回1個DALY。② 通過普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效益-成本比為3.84，即每投入1元的結核病防治經費，可產生3.84元的社會經濟效益；通過高危人群篩查效益-成本比為7.62，即每投入1元的結核病防治經費，可產生7.62元的社會經濟效益。因國內外目前尚未有文獻對普查和高危人群篩查兩種結核病發現方式的經濟效益進行對比，故本研究結果可為我國特別是西部地區肺結核發現方式的選擇及相關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依據。
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通過普查篩查出了128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僅90例完成CDC治療管理；高危人群篩查發現的76例也僅61例完成管理，嚴重影響了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最終結果是花費太多成本篩查出的結核患者，卻未能得到適當管理和治療。要提高“高危人群篩查”在肺結核患者檢出中的價值，必須普及群眾對疾病的了解，加強其健康管理意識 [26]。我們計劃下一步將針對失訪患者追蹤其失訪原因，以期為未來研究減少偏倚提供參考。此外，本研究對于高危人群的篩選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來將納入更多危險因素進行分層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高危人群篩查雖然較普查漏診了部分肺結核患者，但其成本-效用和效益-成本比優于“普查”。特別對于西部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來說，更應該充分衡量肺結核發現率與經濟效益之間的利弊，選擇更適宜的結核病篩查方式。
肺結核作為目前全球最主要的慢性呼吸道傳染病，不僅嚴重危害著人民群眾身心健康，同時給社會及家庭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 [1]。我國是全球結核病高負擔國家之一，僅次于印度位列全球第二，在我國傳染病網報系統中，肺結核發病率和死亡率始終位居各類傳染病前列 [2]。2010年全國第五次肺結核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我國2010年15歲及以上人群肺結核的患病率為459/10萬，傳染性肺結核的患病率為66/10萬；西部地區活動性、涂片陽性和細菌培養陽性的肺結核患病率分別為695/10萬、105/10萬和198/10萬，顯著高于中東部地區，也高于全國水平 [3]。四川省位于我國西部，與中、東部地區相比，其肺結核患病率和結核耐藥率更高 [3]。近年來四川省流動人口過多，人口流動性大，結核桿菌（TB）/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雙重感染、耐藥菌株繁殖等問題不斷加重，加之綿陽市又是2008年汶川地震的重災區，肺結核防控工作難度不斷增大。了解肺結核流行趨勢，早期發現、徹底治愈具傳染性的肺結核患者是目前控制結核病傳播的最有效途徑 [4]。
肺結核的早期篩查方式一直是國內外學者關注和探討的焦點，雖然眾多文獻表明，我國實施多年的DOTS策略已被證實可取得更高的成本-效益 [5-7]，但同時也會漏診大多無癥狀或癥狀輕微的隱匿患者 [8]。隱匿患者的發現主要依靠“普查”或“高危人群篩查”的方式。已有研究認為，老年人 [9]、流浪者 [10]、有糖尿病史 [11]、結核病史 [12]、HIV感染 [13]、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12]、免疫系統疾病 [14]、使用大量抗生素的患者 [11]、開放性肺結核密切接觸者 [13]等均是結核病高危人群。雖然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可以采取全民普查的方式最大限度發現結核病患者 [15]，但在西部低收入地區，為達到最佳的結核病發現效果和衛生經濟效益，應采取高危人群篩查還是全民普查的方式，仍是值得探討的課題。為此，本研究采用橫斷面調查方法，對“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兩種肺結核發現方式的成本效益進行了比較，以期為選擇制定適宜西部地區的肺結核發現方式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2013年6月至2014年3月期間在“十二五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四川綿陽重大傳染病綜合防治示范研究”示范點參加健康體檢的全部15歲及以上、無X線檢查禁忌且愿意接受X線檢查的常住居民共184 047例。
1.2 調查方法
采用多階段整群隨機抽樣的方法，分兩個階段進行整群隨機抽樣：第一階段從綿陽市2區6縣1個直轄市隨機抽取2個區/縣，即涪城、江油。第二階段從涪城、江油2個區縣總共66個鄉鎮/街道中隨機抽取21個鄉鎮/街道（涪城區10個，江油市11個）；將被抽中的21個鄉鎮/街道≥ 80%常住人口（即本地戶籍且外出時間＜6個月的居民、非本地戶籍但在轄區內居住時間＞6個月的居民）納入研究隊列，以村（居委會）為單位，組織居民集中到鄉鎮衛生院參加調查、體檢。本研究抽取的21個鄉鎮/街道體檢點包括2個社區衛生服務中心、2個大型醫院、17個鄉鎮衛生院，覆蓋所屬鄉鎮/街道的所有城鎮及農村人口。
1.3 高危人群定義
在抽樣調查時，將年齡≥ 60歲、既往有糖尿病史、既往有肺結核病史的人群定義為肺結核高危人群。
1.4 診斷方法
通過問診、查體、胸部數字化X線攝影（DR），對疑似肺結核者行PPD皮試、3次痰涂片，最后按照《肺結核診斷標準（WS288-2008）》 [16]經各級專家復核后定診。普查和高危人群篩查均采用相同的肺結核診斷方法。
1.5 結局指標
參考《全國2001～2010年結核病防治規劃評估方案》 [17]的結局指標，對相關資料進行分析評價。
1.5.1 社會效果
社會效果=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人數+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① 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人數：通過對結核病患者的治療和管理，可以減少肺結核患者的死亡人數，從而降低肺結核病死率。參考國際經驗和既往研究結果，這些患者在發病后，如果未經化學藥物治療，其后兩年內的病死率為50% [17]。此次調查，假設患者發病后，如果未經化療，當年的病死率為25% [17]。② 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通過治愈傳染性肺結核患者，避免其將結核桿菌傳染給其他健康人群，使健康人群免受感染，從而減少新的肺結核患者。根據估計，每例傳染性肺結核患者每年可傳染10位健康人，感染者一生中的發病概率為10% [18]。如果涂陰肺結核患者不予治療，1～5 年內約有30%會轉為排菌患者，成為新的傳染源 [19]，而肺結核患者有25%不需治療可自愈 [20]。
1.5.2 社會效益
社會效益=直接社會效益+間接社會效益。① 直接社會效益：即避免新發肺結核患者所減少的社會醫療費用支出。根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日常工作經驗，參考2003年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預計每例新發肺結核患者平均每年到結防門診診治5 次，每人平均門診的抗結核藥物費用約136.25元/次 [21]。② 間接社會效益：即避免勞動力損失而挽回的社會經濟價值。通過治愈傳染性肺結核患者，避免個人的勞動力損失以及傳染給其他健康人而產生的勞動力損失。
1.5.3 社會成本
是指用于結核病防治的各種實際使用的費用總和，包括直接發現成本和患者治療管理成本。肺結核篩查所需設備已由國家“十一五”重大專項在相關體檢點及結防機構配置完成，所以不計算設備購置成本，僅計算設備損耗成本。直接發現成本包括：≥ 15歲參與體檢者胸部DR檢查（17元/次）、疑似活動性肺結核PPD 皮試（10元/人）、3次痰涂片檢查（15元/人）、交通補貼費（5元/人）、患者治療管理成本（按平均300元/人計算）。
1.5.4 成本-效用比
成本-效用比=社會總成本/挽回的總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指每挽回1個DALY損失所需要的投入金額 [17]。
1.5.5 效益-成本比
效益成本比=（直接效益+間接效益）/社會總成本。指每投入1元結核病防治經費，可產生多大的社會經濟效益 [17]。
2 結果
2.1 調查人群的基本特征
最終納入普查共184 047人；其中，年齡≥ 60歲、既往有糖尿病史、既往有肺結核病史的高危人群共61 045人。兩組調查對象的基本特征見表 1。
表1
普查人群與高危人群的基本特征（人）
2.2 肺結核患病率
普查184 047人發現128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其中涂陽24例，患病率為70/10萬，涂陽患病率為13/10萬。篩查高危人群61 045人，發現76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其中涂陽14例，患病率為124/10萬，涂陽患病率為23/10萬。見表 2、3。
表2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的肺結核患病情況比較
表3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涂片陽性率比較
2.3 患者依從性
篩查出的肺結核患者均要求納入CDC肺結核管理和治療，截止2015年5月1日，普查發現的128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僅90例（70.3%）完成隨訪，38例（29.7%）中斷治療或失訪；高危人群篩查發現的76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61例（80.3%）完成隨訪，15例（19.7%）中斷或失訪。兩組在依從性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17），見表 4。
表4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的患者依從性比較
2.4 社會效果
2.4.1 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人數
普查發現并完成隨訪的90例患者中有1例在隨訪期間因結核病死亡；據估算，如果該90例患者未經發現及治療導致的死亡人數為22例，即普查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的總人數為21例。同理，高危人群篩查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的總人數為14例。見表 5。
表5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減少肺結核患者死亡人數比較
2.4.2 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
普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患者128例，其中涂陽患者24例，完成隨訪的90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有21例涂陽。高危人群篩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患者76例，其中涂陽14例，完成隨訪的61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有13例涂陽。根據公式計算，普查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25例，高危人群篩查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16例。見表 6。
表6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和減少的醫療費用比較
2.5 社會效益
2.5.1 直接社會效益
門診每人平均抗結核藥物費用大約為136.25 元/次，通過普查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從而減少的醫藥費用為17 031.25元。高危人群篩查減少肺結核新發患者數，從而減少的醫藥費用為10 900元。見表 6。
2.5.2 間接社會效益
通過普查方式治愈傳染性肺結核患者，避免個人的勞動力損失以及傳染給其他健康人而產生的勞動力損失（DALY）累計513年，挽回的社會總價值為12 131 950元；通過高危人群篩查避免個人的勞動力損失以及傳染給其他健康人而產生的勞動力損失（DALY）累計342年，挽回的社會總價值為8 087 966元。見表 7。
表7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避免勞動力損失所挽回的社會經濟效益比較
2.6 社會成本
普通人群體檢成本主要包括胸部DR檢查（17元/次），疑似肺結核患者的成本包括PPD皮試（10元/人）、3次痰涂片檢查（15元/人）和交通補貼費（5元/人），活動性肺結核的患者治療管理成本依據平均300元/人計算。普查投入社會成本共計3 167 349元，高危人群篩查投入社會成本共計1 062 305元。見表 8。
表8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的社會成本比較
2.7 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
普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成本-效用比為6 174.17，即投入6 174.17元結核病防治經費可挽回1個DALY；普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效益-成本比為3.84，即每投入1 元的結核病防治經費，可產生3.84元的社會經濟效益。高危人群篩查的成本- 效用比為3 106.16，即投入3 106.16元結核病防治經費可挽回一個DALY；高危人群篩查的效益-成本比為7.62，即每投入1元的結核病防治經費，可產生7.62元的社會經濟效益。見表 9。
表9
普查與高危人群篩查的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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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調查結果顯示，與普查相比，高危人群篩查出的活動性肺結核患病率明顯更高（P=0.000），但涂片陽性率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這可能與涂陽患者例數較少有關。本次普查發現的128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僅90例（70.3%）完成了隨訪，38例（29.7%）中斷治療或失訪；高危人群篩查發現的76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中61例（80.3%）完成了隨訪，15例（19.7%）中斷治療或失訪。兩組在依從性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17），但都較目前已知患者的依從性差。有研究表明，導致依從性差的原因與經濟狀況差、就診不方便、對疾病癥狀自評程度低、藥物不良反應、用藥知識知曉率、接受門診健康教育等 [23-25]多種因素有關。歸根結底，是居民接受結核病相關知識規范化的健康教育少，未能深刻理解結核病及不遵醫用藥的嚴重危害。在今后的醫療工作中，醫務人員應更加重視對患者疾病知識的宣傳教育和用藥知識的指導，對患者進行有效地監督和管理，提高患者對疾病的重視程度，提高患者的定期復診率，從而提高結核患者用藥的依從性。
本次調查通過對兩種肺結核篩查方式的衛生經濟學比較可以看出，高危人群篩查在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方面均優于普查：① 通過普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成本-效用比為6 174.17，即投入6 174.17元結核病防治經費可挽回1個DALY；通過高危人群篩查成本-效用比為3 106.16，即投入3 106.16元結核病防治經費可挽回1個DALY。② 通過普查發現活動性肺結核效益-成本比為3.84，即每投入1元的結核病防治經費，可產生3.84元的社會經濟效益；通過高危人群篩查效益-成本比為7.62，即每投入1元的結核病防治經費，可產生7.62元的社會經濟效益。因國內外目前尚未有文獻對普查和高危人群篩查兩種結核病發現方式的經濟效益進行對比，故本研究結果可為我國特別是西部地區肺結核發現方式的選擇及相關政策制定提供參考依據。
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通過普查篩查出了128例活動性肺結核患者，僅90例完成CDC治療管理；高危人群篩查發現的76例也僅61例完成管理，嚴重影響了成本-效用/效益-成本比，最終結果是花費太多成本篩查出的結核患者，卻未能得到適當管理和治療。要提高“高危人群篩查”在肺結核患者檢出中的價值，必須普及群眾對疾病的了解，加強其健康管理意識 [26]。我們計劃下一步將針對失訪患者追蹤其失訪原因，以期為未來研究減少偏倚提供參考。此外，本研究對于高危人群的篩選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來將納入更多危險因素進行分層研究。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高危人群篩查雖然較普查漏診了部分肺結核患者，但其成本-效用和效益-成本比優于“普查”。特別對于西部經濟相對落后的地區來說，更應該充分衡量肺結核發現率與經濟效益之間的利弊，選擇更適宜的結核病篩查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