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發展和循證醫學觀念的提出，人們逐步意識到以患者為中心的理念能有效提高患者健康意識，促進醫患溝通，提高患者診療滿意度。“患者決策輔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它旨在了解相關醫療方案的信息后，促使患者根據自身的價值觀和偏好選擇備選的治療方案。它能有效鼓勵患者積極參與診療方案的選擇，對提高醫療質量、改善醫患關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就“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產生背景、發展現狀、建立和評價體系以及使用方法等方面進行綜述，為該系統在國內的應用和推廣提供參考。
引用本文： 何電, 鄭媛, 詹思延.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發展與應用. 中國循證醫學雜志, 2015, 15(12): 1484-1488. doi: 10.7507/1672-2531.20150242 復制
1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產生背景
醫學的進步給疾病診斷和治療方案帶來了多樣化 [1]，這一方面提高了人們的整體健康水平，另一方也給臨床診斷和治療方案的選擇帶來了困難，如：慢性腎病患者是否選擇透析進行治療 [2]、前列腺原位癌患者治療方案的選擇 [3]。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轉變，醫生“家長式的作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戰 [4, 5]。有許多研究表明 [1, 6, 7]，患者希望參與到治療方案的選擇過程中，而且這種意愿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強烈，尤其在癌癥患者中。如研究發現，乳腺癌患者有參與其治療方案制定的強烈愿望 [8]。針對一些患者的訪談結果顯示 [4]，患者在接受某些診斷或治療時，他們當時的心理狀態會影響其對醫學信息的理解和抉擇；部分患者希望有一些可以帶回家去重復閱讀的材料，以便在情緒平復后進一步決策或為下一次有目的的咨詢做準備 [4, 9]。
循證醫學的理念要求基于現有最好的證據，兼顧醫生的臨床經驗以及患者的需要和價值取向，進行醫學實踐 [10]。因此臨床上最終治療方案的確定，不應只考慮醫學上的“最佳證據”和醫生的技術和經驗，還應該有患者的參與。盡管當前各種臨床指南已指出患者應和醫生共同決策，以確定最終的診療方案 [9]；然而在實際臨床實踐中，患者的參與程度并不高，而且經常會因為缺乏相關醫學知識而陷入選擇矛盾中，無法真正地參與醫療決策。因此，向患者提供基于循證醫學證據的、與治療方案選擇相關的信息十分必要。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patient decision aids，PtDAs）是幫助患者參與臨床決策過程的一種工具 [11]。它以循證為基礎 [12]，幫助患者詳細了解不同治療方案的益處和風險，平衡患者的綜合需求。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適用范圍很廣 [4, 6, 13, 14]，如是否進行疾病篩查或診斷試驗、選擇保守治療或手術治療、是否改變不良的生活方式等。除成年疾病外，此工具也可應用于兒童健康的某些領域 [15]。它充分體現了 “患者自我管理”的觀念 [4]，受到患者和臨床醫生的認可 [4, 16, 17]。
2 國內外發展的現狀
目前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已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國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應用與發展。1999年，約有15種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在不同的學術機構內建立 [9]。截止到2006年，其數量超過500種，大多數由非營利組織和某些商業機構建立 [9]。已開展的多項研究均證明了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有效性 [1, 14, 18]。但迄今為止，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在臨床實踐中的應用比例還不高 [19, 20]，在基層醫療保健中更是少見 [21]。
在國內，隨著患者參與臨床診療的意愿逐漸加強 [22]，醫護人員已逐步認識到患者價值取向在診療決策中的作用，并對患者參與治療決策的影響因素展開了研究，探討實踐“共享決策”理念需解決的問題 [23-25]。然而，多數對“患者決策行為”的研究限于現況調查和理論框架的研究，未提出相應的實施模式或流程 [22, 26]；有關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認識和應用十分有限，相關研究也很少 [5]。
3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建立及其評價體系
3.1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建立流程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是通過一系列試驗研究而建立的 [4]。本文以Sawka等 [4]對早期乳腺癌患者選擇不同的外科手術而建立的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為例，介紹其具體建立流程。
（1）由學術專家、不同相關專業的臨床醫生、乳腺癌幸存者和研究者組成指導委員會，負責決策輔助系統的總體建立和評估工作。
（2）綜合相關臨床指南信息、系統的文獻回顧、患者咨詢過程中的常見問題、專家意見，以及針對一定數量的近期診斷為乳腺癌早期患者的需求評估和訪談結果，制定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內容的初稿并確定其實施方式。
（3）由指導委員會成員、部分參與到需求評估的患者和未參與初稿制定的醫生對初稿進行修訂，細化內容。修訂稿還需經未參與制定的其他護士修訂。
（4）應用修訂稿進行第一次預試驗。在預試驗中，新近診斷為乳腺癌早期的患者在閱讀了修訂材料（閱讀過程中可咨詢在場護士人員）、與醫生進行治療方案的討論后，反饋他們對該工具內容的總體印象。在核查材料有無邏輯問題后，參與者被要求填寫知識問卷和決策沖突問卷，以反映閱讀的效果。
（5）由咨詢醫生和護士根據預試驗的過程及結果對修訂稿進行再次修正，完成該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內容的終稿。
（6）應用終稿進行第二次預試驗，比較患者在缺乏相應咨詢護士的條件下，閱讀手冊和咨詢臨床醫生后的效果，通過填寫知識問卷和決策沖突問卷來進一步評定（見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建立流程圖）。
3.2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評價體系
當前越來越多的患者決策輔助系統被建立并推廣使用，然而它們的質量卻參差不齊 [9]，其內容中的部分信息存在偏倚或未表明證據來源 [9]。國際患者決策輔助標準（IPDAS）協作組織成立于2003年，其主要任務是建立統一的質量評價體系，加強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質量和效果管理 [27]。該組織為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內容、發展、使用和評估提供了一整套基于循證醫學的框架體系 [9]。在制定評價體系的過程中，IPDAS協作組織采用了評價指南的方法，建立了一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利益相關者合作組織 [9]。為確定決策系統中的哪些內容和程序能顯著提高決策質量，IPDAS協作組織決定采用德爾菲法廣泛征詢意見，其發函對象包括熟悉項目內容的利益相關者、患者、醫生、政策制定者和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工具的潛在購買者 [9]。然后，專家組、方法組和證據咨詢組人員對相關信息資料進行整理；語言專家對文稿通俗性進行修訂。最后，經過預試驗，IPDAS協作組織最終確定了12個核心領域、83條質量評價標準 [9, 27]。由于咨詢對象的范圍很廣，為了提高兩輪德爾菲法征詢的應答率，本次標準體系的建立只考慮了評價標準內容的重要性，而未涉及其可獲得性 [9]。
在IPDAS協作組織建立了最初的評價標準之后，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評價體系進一步發展出不同的版本 [28]。其中，The Ottawa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確定的版本被美國貝勒醫學院John M. Eisenberg中心的臨床決策與交流部門采納。該組織只保留了原始標準中重要性大于9分的條目（即得到評審組成員完全認可者），確定了包含31條質量評價標準的簡化評價體系 [28]。它共分為三個模塊：對患者決策輔助體系內容部分的評價、建立流程的評價和效果的評價 [28]。
4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使用方法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形式包括宣傳手冊、錄音帶、視頻或互動網頁等，其中一些內容可以經由網絡獲取 [29]。與傳統的健康宣傳材料相比，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強調治療方案的多樣性，詳細描述了各種方案的風險和益處并明確表明各自的發生概率，其宣傳內容更具針對性 [4]。此外，一些患者決策輔助體系提供了價值觀及偏好闡明訓練，幫助患者及醫生了解真正的治療需求 [4]。患者可以在臨床咨詢前或咨詢時使用，明確自己對不同治療方式的偏好，針對性地進行咨詢，提高其決策滿意度 [9]。本文以早期乳腺癌患者，選擇根治術或局部切除結合放療的選擇為例 [4]，介紹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內容及使用方法。
圖1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建立流程圖[5]
第一步，提供充分的醫學信息。采用宣傳手冊輔助錄音帶的方式，為患者提供以上兩種治療乳腺癌方法的相關信息，具體內容包括：外科手術治療過程、術后放射治療的預期需要、對放射治療的描述、放射治療可能帶來的短期或長期不良反應及出現概率、根治術后的外觀（包括植入假體和重建術后）、手術未來效果的差異及復發概率和活組織檢查的需要等內容。為了滿足低閱讀水平讀者的需求，在內容中還配備了插畫和錄音，更形象地展現預期后果。
第二步，價值觀及偏好的評估。患者的偏好及價值觀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年齡、性別及教育程度等 [6]。完成價值觀闡明訓練內容時，要求患者在回顧了不同治療方案的風險和益處后，通過評分等方式量化它們對自己的重要性和個人的可接受程度。
第三步，患者根據量化結果明確自己傾向的治療方案。
5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應用的意義及挑戰
多項研究結果表明，患者決策輔助系統能幫助患者參與臨床決策過程，理解醫療過程中的不確定性 [1]，減少焦慮 [1]，降低決策沖突 [1, 12, 18, 30]，提高選擇能力 [14]。通過對相關醫學知識的直觀理解，增進了患者的預期治療目標與最終醫療結局的一致性，提高了其治療滿意度 [4, 15]，對改善醫患關系具有重要意義。此外，患者決策輔助系統所提供的相關醫學信息應來自于最新的臨床證據，這將進一步推廣以循證為基礎的臨床證據的應用 [14]。通過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應用，可以提高患者的健康意識和治療依從性，醫生也能充分根據患者的價值觀和偏好與其共同制定一致的個性化治療方案。同時，完善了循證醫學中最佳證據、醫生的經驗和患者意愿“三位一體”的理念。
在一些國家，盡管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已得到患者和醫生的廣泛認可，但其依然面臨著許多臨床實踐的挑戰。一方面，該工具的具體臨床應用可能比較復雜，會耗費一定的時間和資源 [31]。另一方面，由于相關醫學知識的提供，臨床醫生可能會拋開與患者進行充分交流的責任，減少與患者交流的時間 [4]。此外，在參與共享決策的過程中，患者可能因為相關醫學知識的增多而提出更多的要求，或不適當地使用醫療資源 [4]。最后，現階段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內容多為英文形式（版本），低文化水平及英語為非母語的人在使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難 [13]。
受到不同的社會情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在國內的推廣可能還面臨著其他問題。由于中國人口眾多，醫生高負荷的工作量使得患者門診等待時間長、醫患溝通的時間十分有限，醫護人員沒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指導患者應用決策輔助系統；相對于西方社會，在國內，患者的抉擇常常受到家人和朋友的影響，患者的被動參與使得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推廣受限 [24]；此外，在目前糾紛頻發的醫療環境中，界定何種患者可以勝任決策顯得十分重要 [25]。
而患者決策輔助系統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當前的患者決策輔助系統主要是基于患者的主觀傾向評分來進行決策，而沒有結合患者具體的醫學檢測指標，其結果具有較大的主觀性，因此目前只能作為醫生醫療決策的參考。如果將醫生輔助決策系統與患者輔助決策系統相兩者結合起來，將會產生循證醫學的決策。由于不同醫療條件下的患者有著不同的了解需求，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無法滿足所有對象的需求 [4]。一部分患者在較長的病程中，可能已經掌握了相關知識，因此決策輔助的效果有限 [5]。此外，患者的年齡、文化程度等差異均可影響決策輔助的效果 [5]。另一方面，醫學的迅速發展則要求患者決策輔助系統根據最新的循證醫學證據及時更新其內容 [4]。
隨著基因診斷和預防性治療概念的興起，越來越多的醫療對象不再是真正意義的 “患者”。這些人群是當前健康的、沒用病理改變的人，但是將來有可能患病。那么是否需要提前進行相關治療（甚至是大型創傷型手術），患者的抉擇顯得非常關鍵和重要了。因此，為了推廣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臨床應用，需要進一步確定其在臨床實踐應用中的輔助因素和阻礙因素 [1]，并建立具體的工作流程加以規范，以發揮它的臨床應用價值 [6]。
1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產生背景
醫學的進步給疾病診斷和治療方案帶來了多樣化 [1]，這一方面提高了人們的整體健康水平，另一方也給臨床診斷和治療方案的選擇帶來了困難，如：慢性腎病患者是否選擇透析進行治療 [2]、前列腺原位癌患者治療方案的選擇 [3]。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轉變，醫生“家長式的作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戰 [4, 5]。有許多研究表明 [1, 6, 7]，患者希望參與到治療方案的選擇過程中，而且這種意愿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強烈，尤其在癌癥患者中。如研究發現，乳腺癌患者有參與其治療方案制定的強烈愿望 [8]。針對一些患者的訪談結果顯示 [4]，患者在接受某些診斷或治療時，他們當時的心理狀態會影響其對醫學信息的理解和抉擇；部分患者希望有一些可以帶回家去重復閱讀的材料，以便在情緒平復后進一步決策或為下一次有目的的咨詢做準備 [4, 9]。
循證醫學的理念要求基于現有最好的證據，兼顧醫生的臨床經驗以及患者的需要和價值取向，進行醫學實踐 [10]。因此臨床上最終治療方案的確定，不應只考慮醫學上的“最佳證據”和醫生的技術和經驗，還應該有患者的參與。盡管當前各種臨床指南已指出患者應和醫生共同決策，以確定最終的診療方案 [9]；然而在實際臨床實踐中，患者的參與程度并不高，而且經常會因為缺乏相關醫學知識而陷入選擇矛盾中，無法真正地參與醫療決策。因此，向患者提供基于循證醫學證據的、與治療方案選擇相關的信息十分必要。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patient decision aids，PtDAs）是幫助患者參與臨床決策過程的一種工具 [11]。它以循證為基礎 [12]，幫助患者詳細了解不同治療方案的益處和風險，平衡患者的綜合需求。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適用范圍很廣 [4, 6, 13, 14]，如是否進行疾病篩查或診斷試驗、選擇保守治療或手術治療、是否改變不良的生活方式等。除成年疾病外，此工具也可應用于兒童健康的某些領域 [15]。它充分體現了 “患者自我管理”的觀念 [4]，受到患者和臨床醫生的認可 [4, 16, 17]。
2 國內外發展的現狀
目前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已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國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應用與發展。1999年，約有15種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在不同的學術機構內建立 [9]。截止到2006年，其數量超過500種，大多數由非營利組織和某些商業機構建立 [9]。已開展的多項研究均證明了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有效性 [1, 14, 18]。但迄今為止，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在臨床實踐中的應用比例還不高 [19, 20]，在基層醫療保健中更是少見 [21]。
在國內，隨著患者參與臨床診療的意愿逐漸加強 [22]，醫護人員已逐步認識到患者價值取向在診療決策中的作用，并對患者參與治療決策的影響因素展開了研究，探討實踐“共享決策”理念需解決的問題 [23-25]。然而，多數對“患者決策行為”的研究限于現況調查和理論框架的研究，未提出相應的實施模式或流程 [22, 26]；有關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認識和應用十分有限，相關研究也很少 [5]。
3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建立及其評價體系
3.1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建立流程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是通過一系列試驗研究而建立的 [4]。本文以Sawka等 [4]對早期乳腺癌患者選擇不同的外科手術而建立的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為例，介紹其具體建立流程。
（1）由學術專家、不同相關專業的臨床醫生、乳腺癌幸存者和研究者組成指導委員會，負責決策輔助系統的總體建立和評估工作。
（2）綜合相關臨床指南信息、系統的文獻回顧、患者咨詢過程中的常見問題、專家意見，以及針對一定數量的近期診斷為乳腺癌早期患者的需求評估和訪談結果，制定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內容的初稿并確定其實施方式。
（3）由指導委員會成員、部分參與到需求評估的患者和未參與初稿制定的醫生對初稿進行修訂，細化內容。修訂稿還需經未參與制定的其他護士修訂。
（4）應用修訂稿進行第一次預試驗。在預試驗中，新近診斷為乳腺癌早期的患者在閱讀了修訂材料（閱讀過程中可咨詢在場護士人員）、與醫生進行治療方案的討論后，反饋他們對該工具內容的總體印象。在核查材料有無邏輯問題后，參與者被要求填寫知識問卷和決策沖突問卷，以反映閱讀的效果。
（5）由咨詢醫生和護士根據預試驗的過程及結果對修訂稿進行再次修正，完成該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內容的終稿。
（6）應用終稿進行第二次預試驗，比較患者在缺乏相應咨詢護士的條件下，閱讀手冊和咨詢臨床醫生后的效果，通過填寫知識問卷和決策沖突問卷來進一步評定（見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建立流程圖）。
3.2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評價體系
當前越來越多的患者決策輔助系統被建立并推廣使用，然而它們的質量卻參差不齊 [9]，其內容中的部分信息存在偏倚或未表明證據來源 [9]。國際患者決策輔助標準（IPDAS）協作組織成立于2003年，其主要任務是建立統一的質量評價體系，加強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質量和效果管理 [27]。該組織為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內容、發展、使用和評估提供了一整套基于循證醫學的框架體系 [9]。在制定評價體系的過程中，IPDAS協作組織采用了評價指南的方法，建立了一個來自世界各地的利益相關者合作組織 [9]。為確定決策系統中的哪些內容和程序能顯著提高決策質量，IPDAS協作組織決定采用德爾菲法廣泛征詢意見，其發函對象包括熟悉項目內容的利益相關者、患者、醫生、政策制定者和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工具的潛在購買者 [9]。然后，專家組、方法組和證據咨詢組人員對相關信息資料進行整理；語言專家對文稿通俗性進行修訂。最后，經過預試驗，IPDAS協作組織最終確定了12個核心領域、83條質量評價標準 [9, 27]。由于咨詢對象的范圍很廣，為了提高兩輪德爾菲法征詢的應答率，本次標準體系的建立只考慮了評價標準內容的重要性，而未涉及其可獲得性 [9]。
在IPDAS協作組織建立了最初的評價標準之后，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評價體系進一步發展出不同的版本 [28]。其中，The Ottawa Health Research Institute確定的版本被美國貝勒醫學院John M. Eisenberg中心的臨床決策與交流部門采納。該組織只保留了原始標準中重要性大于9分的條目（即得到評審組成員完全認可者），確定了包含31條質量評價標準的簡化評價體系 [28]。它共分為三個模塊：對患者決策輔助體系內容部分的評價、建立流程的評價和效果的評價 [28]。
4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使用方法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形式包括宣傳手冊、錄音帶、視頻或互動網頁等，其中一些內容可以經由網絡獲取 [29]。與傳統的健康宣傳材料相比，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強調治療方案的多樣性，詳細描述了各種方案的風險和益處并明確表明各自的發生概率，其宣傳內容更具針對性 [4]。此外，一些患者決策輔助體系提供了價值觀及偏好闡明訓練，幫助患者及醫生了解真正的治療需求 [4]。患者可以在臨床咨詢前或咨詢時使用，明確自己對不同治療方式的偏好，針對性地進行咨詢，提高其決策滿意度 [9]。本文以早期乳腺癌患者，選擇根治術或局部切除結合放療的選擇為例 [4]，介紹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內容及使用方法。
圖1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建立流程圖[5]
第一步，提供充分的醫學信息。采用宣傳手冊輔助錄音帶的方式，為患者提供以上兩種治療乳腺癌方法的相關信息，具體內容包括：外科手術治療過程、術后放射治療的預期需要、對放射治療的描述、放射治療可能帶來的短期或長期不良反應及出現概率、根治術后的外觀（包括植入假體和重建術后）、手術未來效果的差異及復發概率和活組織檢查的需要等內容。為了滿足低閱讀水平讀者的需求，在內容中還配備了插畫和錄音，更形象地展現預期后果。
第二步，價值觀及偏好的評估。患者的偏好及價值觀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如年齡、性別及教育程度等 [6]。完成價值觀闡明訓練內容時，要求患者在回顧了不同治療方案的風險和益處后，通過評分等方式量化它們對自己的重要性和個人的可接受程度。
第三步，患者根據量化結果明確自己傾向的治療方案。
5 患者決策輔助系統應用的意義及挑戰
多項研究結果表明，患者決策輔助系統能幫助患者參與臨床決策過程，理解醫療過程中的不確定性 [1]，減少焦慮 [1]，降低決策沖突 [1, 12, 18, 30]，提高選擇能力 [14]。通過對相關醫學知識的直觀理解，增進了患者的預期治療目標與最終醫療結局的一致性，提高了其治療滿意度 [4, 15]，對改善醫患關系具有重要意義。此外，患者決策輔助系統所提供的相關醫學信息應來自于最新的臨床證據，這將進一步推廣以循證為基礎的臨床證據的應用 [14]。通過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應用，可以提高患者的健康意識和治療依從性，醫生也能充分根據患者的價值觀和偏好與其共同制定一致的個性化治療方案。同時，完善了循證醫學中最佳證據、醫生的經驗和患者意愿“三位一體”的理念。
在一些國家，盡管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已得到患者和醫生的廣泛認可，但其依然面臨著許多臨床實踐的挑戰。一方面，該工具的具體臨床應用可能比較復雜，會耗費一定的時間和資源 [31]。另一方面，由于相關醫學知識的提供，臨床醫生可能會拋開與患者進行充分交流的責任，減少與患者交流的時間 [4]。此外，在參與共享決策的過程中，患者可能因為相關醫學知識的增多而提出更多的要求，或不適當地使用醫療資源 [4]。最后，現階段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內容多為英文形式（版本），低文化水平及英語為非母語的人在使用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難 [13]。
受到不同的社會情境和文化背景的影響，患者決策輔助系統在國內的推廣可能還面臨著其他問題。由于中國人口眾多，醫生高負荷的工作量使得患者門診等待時間長、醫患溝通的時間十分有限，醫護人員沒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指導患者應用決策輔助系統；相對于西方社會，在國內，患者的抉擇常常受到家人和朋友的影響，患者的被動參與使得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推廣受限 [24]；此外，在目前糾紛頻發的醫療環境中，界定何種患者可以勝任決策顯得十分重要 [25]。
而患者決策輔助系統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當前的患者決策輔助系統主要是基于患者的主觀傾向評分來進行決策，而沒有結合患者具體的醫學檢測指標，其結果具有較大的主觀性，因此目前只能作為醫生醫療決策的參考。如果將醫生輔助決策系統與患者輔助決策系統相兩者結合起來，將會產生循證醫學的決策。由于不同醫療條件下的患者有著不同的了解需求，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無法滿足所有對象的需求 [4]。一部分患者在較長的病程中，可能已經掌握了相關知識，因此決策輔助的效果有限 [5]。此外，患者的年齡、文化程度等差異均可影響決策輔助的效果 [5]。另一方面，醫學的迅速發展則要求患者決策輔助系統根據最新的循證醫學證據及時更新其內容 [4]。
隨著基因診斷和預防性治療概念的興起，越來越多的醫療對象不再是真正意義的 “患者”。這些人群是當前健康的、沒用病理改變的人，但是將來有可能患病。那么是否需要提前進行相關治療（甚至是大型創傷型手術），患者的抉擇顯得非常關鍵和重要了。因此，為了推廣患者決策輔助系統的臨床應用，需要進一步確定其在臨床實踐應用中的輔助因素和阻礙因素 [1]，并建立具體的工作流程加以規范，以發揮它的臨床應用價值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