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馬瑞, 董心月, 陶田甜, 杜文民, 邵蓉.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用藥依從性現狀及影響因素分析.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3, 22(8): 533-538. doi: 10.7507/1671-6205.202307037 復制
近年來，用藥依從性問題越來越受到臨床工作者的關注，尤其集中在慢性病領域的患者日常健康管理實務[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簡稱慢阻肺），是一種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常見慢性病。患病率高[2-3]、死亡人數多[4-6]、經濟負擔過重[7-9]，使得慢阻肺受到越來越多一線臨床工作者的重視。藥物治療尤其是吸入性藥物治療被WHO和世界各國推薦為慢阻肺的首選療法，大部分患者需要長期用藥[10]。目前慢阻肺患者的藥物治療依從性效果并不佳，國外相關研究顯示，平均有60%的患者不遵從既定治療方案[11]。約85%的患者不能夠正確使用吸入型治療裝置[12]，且慢阻肺患者的藥物依從水平低于其他疾病[13]。我國慢阻肺患者群體的用藥依從性同樣令人擔憂，相關研究數據顯示，在無干預措施下，患者用藥依從比率僅為23.5%～46.2%[14-17]。慢阻肺患者用藥不依從不僅會耽誤治療、延長病痛，還會造成不必要的醫療支出和不合理的衛生資源占用，增加社會與家庭負擔。
當前，慢阻肺患者的用藥和健康管理政策多立足于宏觀層面，少有微觀層面的針對性建議。同時，我國針對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現狀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較少。本研究意在探索我國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現狀及其主要影響因素，進而為制定改善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的政策提供實施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對象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設計為橫斷面回顧性調查，根據便利性原則，本研究選取了16所三級甲等醫院（南京市10所、合肥市2所、蕪湖市2所、徐州市1所、滁州市1所）中確診為慢阻肺的且持續用藥超過3個月的患者為調查對象。納入標準：① 門診病例，年齡大于18歲，性別不限；② 疾病最初確診時間為2019年1月之前（持續用藥超過3個月）；③ 第一臨床診斷為慢阻肺。排除標準：① 合并惡性腫瘤、肝腎功能衰竭等嚴重疾病者；② 未曾用藥進行過治療的患者；③ 嚴重精神疾病（抑郁癥/焦慮癥除外）患者。
截至樣本數據清洗時，共發放并訪談問卷372份，其中收回330份（失訪率11.29%）；考慮納排標準、有無遺漏重要變量、重復性和驗證性題目的回答情況，刪除無效問卷37份，最終有效樣本為293例（有效率88.79%）。訪談過程中，所有受訪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整個問卷調研過程均遵循自愿、保密、公平、有益無害原則進行。
1.2 方法
1.2.1 因變量
我們以患者的用藥依從情況作為實證檢驗的因變量，用藥依從性的測量依托于經過漢化的8條目Morisky藥物依從性量表（8-item Morisky Medication Adherenc Scale，MMAS-8），詳細定義見表1。同時，本研究通過為期1個月的預調研對量表信效度進行檢驗，結果顯示，MMAS-8條目均具有較好的鑒別度，所有條目與總分間相關系數均>0.4，各條目間同質性較高；標準化Cronbach’s α值為0.8297，量表信度較理想；KMO計算值為0.7842、Bartlett’s球形檢驗值為201.058（P<0.001）、各條目MSA值均大于0.5，可進行因素分析。此外，對8條目進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1確定因子數目，共提取2個公共因子，可解釋總方差的60.03%。
表1
指標定義及變量賦值列表
1.2.2 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以WHO“五維決定因素”為框架，分為社會經濟、醫療環境、患者相關、病癥相關和藥物治療五方面。其中用藥信念、焦慮/抑郁、自我效能和癥狀多少分別通過用藥信念量表（Beliefs about Medicines Questionnaire，BMQ）、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通用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和改良版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呼吸問卷（modified British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MRC）測得，這些量表在正式調研前亦開展信效度確認，所得結果均支持開展后續分析。
1.3 統計學方法
在抽取5%的調查樣本開展復核調查后，組織研究成員進行問卷的集中清理，使用Epidata 3.1和Excel 2016建立數據庫，采取背對背雙錄的形式，進行問卷信息的核對與錄入。完成問卷數據清理后，采用如下統計策略開展研究：首先，初步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并根據漢化后MMAS-8的得分、從用藥依從性角度，對慢阻肺患者進行分組；在此基礎上進行單因素分析，利用秩和檢驗，比較完全依從、依從性較好及較差三組患者在各指標上的分布；而后運用序次Logistic回歸分析對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數理關系論證。以上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均在Excel 2016和Stata 14數據處理軟件中進行。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最終納入分析的293例慢阻肺患者中，男230例，女63例，男女比例約為3.65。受訪者平均年齡（68±11）歲，其中60歲以上的占80.21%，具體信息見表2。
表2
慢阻肺患者的人口統計學資料（n=293）
2.2 患者病癥資料及用藥情況
樣本人群的平均患病時間為（7.43±9.10）年，過半數（53.58%）癥狀較輕、較少，57.68%的患者有較高的急性加重或入院風險。基于漢化版MMAS-8量表的測度，現階段目標人群整體用藥的完全依從率為11.95%，中等依從、低依從患者比例相當（44.71%比43.34%），具體見表3。
表3
慢阻肺患者樣本的病癥資料及用藥情況（n=293）
2.3 統計分析結果
2.3.1 變量選取
為了對自變量選取提供統計學參考，本文運用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探究患者用藥依從性與各五維指標間的相關性。結果顯示，社會經濟地位（P=0.054）、焦慮（P=0.004）、抑郁（P=0.016）、用藥必要性-Necessity（P=0.100）、藥品療效擔憂-Concern（P=0.000）、用藥過量擔憂-Overuse（P=0.000）、藥品有害性擔憂-Harm（P=0.008）、自我效能（P=0.021）和用藥數量（P=0.016）在不同用藥依從性人群中的分布不完全相同。
為比較在控制其他變量下單個變量對依從性的解釋能力，將所有變量加入序次Logistic模型，使用逐步回歸進行初篩，以最大似然估計法（向前：LR）分析變量，剔除對擬合度變化貢獻不顯著（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的變量——醫保類型。
基于文獻經驗和研究目的，參考單因素分析和逐步回歸結果，選取年齡、社會經濟地位、定點醫院、是否參與醫院隨訪、年均門診/復檢次數、是否吸煙（考慮性別比例失衡較為嚴重且性別與是否吸煙顯著相關，因此將性別變量予以刪除）、疾病嚴重程度（癥狀/風險）、患病時長、焦慮、抑郁、用藥信念、自我效能、用藥種數和藥品不良反應納入多元序次Logistic回歸方程，以進一步探究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的影響因素。
2.3.2 序次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如表4所示，社會經濟因素、患者相關因素、藥物治療因素和病癥相關因素對患者用藥依從水平有顯著影響。其中，社會經濟地位［中下層：比值比（odds ratio，OR）0.30，95%置信區間（confidential interval，CI）0.10～0.91］、藥品療效擔憂（OR 0.29，95%CI 0.17～0.50）、用藥過量擔憂（OR 0.30，95%CI 0.16～0.55）與用藥依從性呈顯著負相關，而疾病嚴重程度（OR 2.01，95%CI 1.11～3.64）、用藥數量（兩種：OR 1.91，95%CI 1.07～3.41）與用藥依從性呈顯著正相關。
表4
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影響因素：序次邏輯模型（Ologit Model）
從社會經濟因素看，處于中層的患者與下層群體相比用藥依從水平更低，處于上層的患者比下層群體有著更高的用藥依從性，但影響不顯著（P=0.988）。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中層患者更低依從的原因可能是：他們自恃懂得一些醫藥知識，會在用藥后自感癥狀緩解時自行減少劑量或停用藥物，歸根結底還是對疾病和用藥了解不夠透徹且缺乏相關“通俗易懂”的教育和引導。
從患者自身相關因素出發，心情焦慮與否（P=0.092）、用藥信念包括Necessity（P=0.059）、Concern（P=0.000）和Overuse（P=0.000）對用藥依從性的影響均顯著。相比無焦慮癥狀的患者，焦慮癥狀嚴重的患者用藥完全依從的可能性要低53.18%。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用藥必要性信念每增加一個單位，對于中等依從和低依從而言，患者實現更高依從的可能性將增加64.18%，表明患者對藥品治療越認同，用藥依從性越好。
從病癥和藥物相關因素看，與疾病癥狀較少的患者相比，疾病癥狀較多的患者用藥完全依從的概率是中等依從和低依從患者的2.01倍，可推斷出疾病越嚴重的患者越偏向于每日按時遵醫囑用藥。在不同的藥物治療情況下，發生過藥品不良反應的患者高用藥依從性的可能性比未發生過藥品不良反應的患者降低40.58%。此外，相對于日常僅服用一種藥物的人群，每天需要服用兩種和三種及以上藥物的群體用藥高依從的概率更大。
3 討論
本研究最終納入分析的293例慢阻肺患者中，男女比約為3.65，略大于全國慢阻肺流行病學研究統計數據（2.17）。通過問卷調研和深度訪談，探討了現階段我國慢阻肺患者人群的用藥依從性，結果顯示，基于漢化版MMAS-8量表的測度，現階段目標人群整體用藥的完全依從率為11.95%，明顯低于其他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等人群[18-19]，表明一些國內研究可能高估了慢阻肺患者的用藥依從性水平。結合序次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用藥信念低、存在焦慮、疾病癥狀較少、發生過藥品不良反應、用藥種數單一的患者用藥依從性更不理想。具體原因分析如下：① 對患者自身而言，焦慮、對藥品療效或用量過度的擔憂使其不能日常按照醫囑規律服藥，而對診療和用藥必要性越難認同的患者其用藥依從性越低，這與Krauskopf等[20]對慢阻肺患者服藥信念與用藥依從性間機制的研究得出的結論類似。② 疾病癥狀越多的患者用藥依從率越高，可能是由于其認識到藥品的作用和效果，為控制病情能夠堅持規范用藥。③ 發生過藥品不良反應的患者明顯依從性更低，此類經歷所帶來的抵觸與擔憂心理，容易使得患者對用藥尤其是每日足劑量服藥產生排斥，Rogliani等[21]在論述患者、醫生以及社會三方面對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的影響時也闡述過此類觀點。④ 用藥種數較多的患者比單一用藥的患者依從情況更為理想，這與很多以往的研究結論不一致[13, 22]。基于患者訪談和專家討論，猜測可能由于多種藥品服用之間形成了“互相提醒”模式，當使用此種藥品時容易想起另一種藥品也需要使用。
根據以上影響因素的分析，研究認為提高家庭、醫院、社區的參與，對患者予以提示、關懷、疏導和教育，完善患者對疾病和用藥的認識、維護患者的情緒健康，是提高患者用藥依從性、延緩病情發展的有效路徑。相關策略如下：① 政府應完善慢病管理保障制度，提高診療及用藥可及性。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可以在基層門診進行管理，且應當下沉到社區層級。② 醫院與社區需提高疾病管理參與度，可通過設置病案管理人員和社區工作者等方式，為慢性病患者建立個性化健康檔案、提供定期隨訪、患者教育等服務。③ 家庭支持需兼顧物質支持與精神支持，在提供藥品費用保障的同時理解患者心理感受。④ 患者自身應積極關注自我病情進展，及時調控焦慮等不良情緒，養成按時遵醫囑診療和用藥的習慣。
本研究基于WHO“五維決定因素”框架，對當下慢阻肺患者人群的用藥特征展開調研，所得研究結果可以反映我國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現狀。研究提煉了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助于醫務工作者識別患者用藥依從性的阻礙和促進因素，從而制定更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最終實現患者的用藥依從。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此次研究僅聚焦在中國華東地區的醫院，可能無法代表其他地區的情況。未來研究將通過對患者的動態監測，進一步探求影響因素、用藥依從水平、健康產出三者間的因果關聯，并利用實驗干預、建立前瞻性動態隊列對建議中提及的干預措施進行驗證，觀察干預過程及實施效果，進而致力于提高患者的用藥依從性和生活質量。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近年來，用藥依從性問題越來越受到臨床工作者的關注，尤其集中在慢性病領域的患者日常健康管理實務[1]。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簡稱慢阻肺），是一種嚴重危害人類健康的常見慢性病。患病率高[2-3]、死亡人數多[4-6]、經濟負擔過重[7-9]，使得慢阻肺受到越來越多一線臨床工作者的重視。藥物治療尤其是吸入性藥物治療被WHO和世界各國推薦為慢阻肺的首選療法，大部分患者需要長期用藥[10]。目前慢阻肺患者的藥物治療依從性效果并不佳，國外相關研究顯示，平均有60%的患者不遵從既定治療方案[11]。約85%的患者不能夠正確使用吸入型治療裝置[12]，且慢阻肺患者的藥物依從水平低于其他疾病[13]。我國慢阻肺患者群體的用藥依從性同樣令人擔憂，相關研究數據顯示，在無干預措施下，患者用藥依從比率僅為23.5%～46.2%[14-17]。慢阻肺患者用藥不依從不僅會耽誤治療、延長病痛，還會造成不必要的醫療支出和不合理的衛生資源占用，增加社會與家庭負擔。
當前，慢阻肺患者的用藥和健康管理政策多立足于宏觀層面，少有微觀層面的針對性建議。同時，我國針對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現狀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較少。本研究意在探索我國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現狀及其主要影響因素，進而為制定改善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的政策提供實施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對象選取及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設計為橫斷面回顧性調查，根據便利性原則，本研究選取了16所三級甲等醫院（南京市10所、合肥市2所、蕪湖市2所、徐州市1所、滁州市1所）中確診為慢阻肺的且持續用藥超過3個月的患者為調查對象。納入標準：① 門診病例，年齡大于18歲，性別不限；② 疾病最初確診時間為2019年1月之前（持續用藥超過3個月）；③ 第一臨床診斷為慢阻肺。排除標準：① 合并惡性腫瘤、肝腎功能衰竭等嚴重疾病者；② 未曾用藥進行過治療的患者；③ 嚴重精神疾病（抑郁癥/焦慮癥除外）患者。
截至樣本數據清洗時，共發放并訪談問卷372份，其中收回330份（失訪率11.29%）；考慮納排標準、有無遺漏重要變量、重復性和驗證性題目的回答情況，刪除無效問卷37份，最終有效樣本為293例（有效率88.79%）。訪談過程中，所有受訪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整個問卷調研過程均遵循自愿、保密、公平、有益無害原則進行。
1.2 方法
1.2.1 因變量
我們以患者的用藥依從情況作為實證檢驗的因變量，用藥依從性的測量依托于經過漢化的8條目Morisky藥物依從性量表（8-item Morisky Medication Adherenc Scale，MMAS-8），詳細定義見表1。同時，本研究通過為期1個月的預調研對量表信效度進行檢驗，結果顯示，MMAS-8條目均具有較好的鑒別度，所有條目與總分間相關系數均>0.4，各條目間同質性較高；標準化Cronbach’s α值為0.8297，量表信度較理想；KMO計算值為0.7842、Bartlett’s球形檢驗值為201.058（P<0.001）、各條目MSA值均大于0.5，可進行因素分析。此外，對8條目進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1確定因子數目，共提取2個公共因子，可解釋總方差的60.03%。
表1
指標定義及變量賦值列表
1.2.2 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以WHO“五維決定因素”為框架，分為社會經濟、醫療環境、患者相關、病癥相關和藥物治療五方面。其中用藥信念、焦慮/抑郁、自我效能和癥狀多少分別通過用藥信念量表（Beliefs about Medicines Questionnaire，BMQ）、醫院焦慮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通用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和改良版英國醫學研究委員會呼吸問卷（modified British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mMRC）測得，這些量表在正式調研前亦開展信效度確認，所得結果均支持開展后續分析。
1.3 統計學方法
在抽取5%的調查樣本開展復核調查后，組織研究成員進行問卷的集中清理，使用Epidata 3.1和Excel 2016建立數據庫，采取背對背雙錄的形式，進行問卷信息的核對與錄入。完成問卷數據清理后，采用如下統計策略開展研究：首先，初步的描述性統計分析，并根據漢化后MMAS-8的得分、從用藥依從性角度，對慢阻肺患者進行分組；在此基礎上進行單因素分析，利用秩和檢驗，比較完全依從、依從性較好及較差三組患者在各指標上的分布；而后運用序次Logistic回歸分析對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數理關系論證。以上數據處理和統計分析均在Excel 2016和Stata 14數據處理軟件中進行。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最終納入分析的293例慢阻肺患者中，男230例，女63例，男女比例約為3.65。受訪者平均年齡（68±11）歲，其中60歲以上的占80.21%，具體信息見表2。
表2
慢阻肺患者的人口統計學資料（n=293）
2.2 患者病癥資料及用藥情況
樣本人群的平均患病時間為（7.43±9.10）年，過半數（53.58%）癥狀較輕、較少，57.68%的患者有較高的急性加重或入院風險。基于漢化版MMAS-8量表的測度，現階段目標人群整體用藥的完全依從率為11.95%，中等依從、低依從患者比例相當（44.71%比43.34%），具體見表3。
表3
慢阻肺患者樣本的病癥資料及用藥情況（n=293）
2.3 統計分析結果
2.3.1 變量選取
為了對自變量選取提供統計學參考，本文運用Kruskal-Wallis秩和檢驗探究患者用藥依從性與各五維指標間的相關性。結果顯示，社會經濟地位（P=0.054）、焦慮（P=0.004）、抑郁（P=0.016）、用藥必要性-Necessity（P=0.100）、藥品療效擔憂-Concern（P=0.000）、用藥過量擔憂-Overuse（P=0.000）、藥品有害性擔憂-Harm（P=0.008）、自我效能（P=0.021）和用藥數量（P=0.016）在不同用藥依從性人群中的分布不完全相同。
為比較在控制其他變量下單個變量對依從性的解釋能力，將所有變量加入序次Logistic模型，使用逐步回歸進行初篩，以最大似然估計法（向前：LR）分析變量，剔除對擬合度變化貢獻不顯著（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的變量——醫保類型。
基于文獻經驗和研究目的，參考單因素分析和逐步回歸結果，選取年齡、社會經濟地位、定點醫院、是否參與醫院隨訪、年均門診/復檢次數、是否吸煙（考慮性別比例失衡較為嚴重且性別與是否吸煙顯著相關，因此將性別變量予以刪除）、疾病嚴重程度（癥狀/風險）、患病時長、焦慮、抑郁、用藥信念、自我效能、用藥種數和藥品不良反應納入多元序次Logistic回歸方程，以進一步探究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的影響因素。
2.3.2 序次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如表4所示，社會經濟因素、患者相關因素、藥物治療因素和病癥相關因素對患者用藥依從水平有顯著影響。其中，社會經濟地位［中下層：比值比（odds ratio，OR）0.30，95%置信區間（confidential interval，CI）0.10～0.91］、藥品療效擔憂（OR 0.29，95%CI 0.17～0.50）、用藥過量擔憂（OR 0.30，95%CI 0.16～0.55）與用藥依從性呈顯著負相關，而疾病嚴重程度（OR 2.01，95%CI 1.11～3.64）、用藥數量（兩種：OR 1.91，95%CI 1.07～3.41）與用藥依從性呈顯著正相關。
表4
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影響因素：序次邏輯模型（Ologit Model）
從社會經濟因素看，處于中層的患者與下層群體相比用藥依從水平更低，處于上層的患者比下層群體有著更高的用藥依從性，但影響不顯著（P=0.988）。在訪談過程中發現，中層患者更低依從的原因可能是：他們自恃懂得一些醫藥知識，會在用藥后自感癥狀緩解時自行減少劑量或停用藥物，歸根結底還是對疾病和用藥了解不夠透徹且缺乏相關“通俗易懂”的教育和引導。
從患者自身相關因素出發，心情焦慮與否（P=0.092）、用藥信念包括Necessity（P=0.059）、Concern（P=0.000）和Overuse（P=0.000）對用藥依從性的影響均顯著。相比無焦慮癥狀的患者，焦慮癥狀嚴重的患者用藥完全依從的可能性要低53.18%。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用藥必要性信念每增加一個單位，對于中等依從和低依從而言，患者實現更高依從的可能性將增加64.18%，表明患者對藥品治療越認同，用藥依從性越好。
從病癥和藥物相關因素看，與疾病癥狀較少的患者相比，疾病癥狀較多的患者用藥完全依從的概率是中等依從和低依從患者的2.01倍，可推斷出疾病越嚴重的患者越偏向于每日按時遵醫囑用藥。在不同的藥物治療情況下，發生過藥品不良反應的患者高用藥依從性的可能性比未發生過藥品不良反應的患者降低40.58%。此外，相對于日常僅服用一種藥物的人群，每天需要服用兩種和三種及以上藥物的群體用藥高依從的概率更大。
3 討論
本研究最終納入分析的293例慢阻肺患者中，男女比約為3.65，略大于全國慢阻肺流行病學研究統計數據（2.17）。通過問卷調研和深度訪談，探討了現階段我國慢阻肺患者人群的用藥依從性，結果顯示，基于漢化版MMAS-8量表的測度，現階段目標人群整體用藥的完全依從率為11.95%，明顯低于其他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等人群[18-19]，表明一些國內研究可能高估了慢阻肺患者的用藥依從性水平。結合序次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用藥信念低、存在焦慮、疾病癥狀較少、發生過藥品不良反應、用藥種數單一的患者用藥依從性更不理想。具體原因分析如下：① 對患者自身而言，焦慮、對藥品療效或用量過度的擔憂使其不能日常按照醫囑規律服藥，而對診療和用藥必要性越難認同的患者其用藥依從性越低，這與Krauskopf等[20]對慢阻肺患者服藥信念與用藥依從性間機制的研究得出的結論類似。② 疾病癥狀越多的患者用藥依從率越高，可能是由于其認識到藥品的作用和效果，為控制病情能夠堅持規范用藥。③ 發生過藥品不良反應的患者明顯依從性更低，此類經歷所帶來的抵觸與擔憂心理，容易使得患者對用藥尤其是每日足劑量服藥產生排斥，Rogliani等[21]在論述患者、醫生以及社會三方面對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的影響時也闡述過此類觀點。④ 用藥種數較多的患者比單一用藥的患者依從情況更為理想，這與很多以往的研究結論不一致[13, 22]。基于患者訪談和專家討論，猜測可能由于多種藥品服用之間形成了“互相提醒”模式，當使用此種藥品時容易想起另一種藥品也需要使用。
根據以上影響因素的分析，研究認為提高家庭、醫院、社區的參與，對患者予以提示、關懷、疏導和教育，完善患者對疾病和用藥的認識、維護患者的情緒健康，是提高患者用藥依從性、延緩病情發展的有效路徑。相關策略如下：① 政府應完善慢病管理保障制度，提高診療及用藥可及性。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可以在基層門診進行管理，且應當下沉到社區層級。② 醫院與社區需提高疾病管理參與度，可通過設置病案管理人員和社區工作者等方式，為慢性病患者建立個性化健康檔案、提供定期隨訪、患者教育等服務。③ 家庭支持需兼顧物質支持與精神支持，在提供藥品費用保障的同時理解患者心理感受。④ 患者自身應積極關注自我病情進展，及時調控焦慮等不良情緒，養成按時遵醫囑診療和用藥的習慣。
本研究基于WHO“五維決定因素”框架，對當下慢阻肺患者人群的用藥特征展開調研，所得研究結果可以反映我國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現狀。研究提煉了慢阻肺患者用藥依從性的主要影響因素，有助于醫務工作者識別患者用藥依從性的阻礙和促進因素，從而制定更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最終實現患者的用藥依從。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此次研究僅聚焦在中國華東地區的醫院，可能無法代表其他地區的情況。未來研究將通過對患者的動態監測，進一步探求影響因素、用藥依從水平、健康產出三者間的因果關聯，并利用實驗干預、建立前瞻性動態隊列對建議中提及的干預措施進行驗證，觀察干預過程及實施效果，進而致力于提高患者的用藥依從性和生活質量。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