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楊莉, 王海, 于冬梅, 汪浩, 顧曄. LungPoint虛擬導航聯合徑向超聲引導經支氣管鏡肺活檢在肺外周結節的診斷價值.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2, 21(10): 698-703. doi: 10.7507/1671-6205.202210050 復制
肺癌是危害人類健康的常見腫瘤之一。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發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癥負擔數據顯示，肺癌的發病率位居世界第二位，死亡率位居第一位[1]。近年來，隨著胸高分辨率CT的廣泛應用，肺外周病變（peripheral pulmonary lesion, PPLs）的檢出率有所提高，尤其是越來越多的肺結節（≤3 cm）在篩查中被發現[2]。早期診斷并且規范化的治療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關鍵[3]。
對于肺外周三分之一的結節，常規支氣管鏡檢查的診斷率很低[4]，而經CT引導下的經皮穿刺活檢可以更為準確地診斷肺外周病變，但是經皮穿刺活檢的并發癥較高，氣胸和肺內出血風險分別在23%～44%和1%～27%[5-6]。徑向支氣管內超聲（radial probe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RP-EBUS）是一種支氣管鏡介導的微創診斷技術，應用超聲成像原理，可以將遠端支氣管周圍病變可視化，同時聯合應用引導鞘（guide sheath，GS）定位支氣管，從該支氣管進行支氣管鏡肺活檢（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TBLB）及其他取樣操作，可顯著提高支氣管鏡對肺外周病變的診斷率[7-8]。此外，徑向超聲還可以探及病灶周圍血供情況，從而避開血供豐富的區域進行取材，提高了取材的安全性[9]。但是其不足之處在于需要操作者依據術前CT影像來確定目標支氣管，并能將CT影像和支氣管鏡下路徑進行匹配，準確定位病灶的能力可能高度依賴于操作者的支氣管解剖技術和知識，對于操作者的經驗有一定的要求[7, 10]。虛擬導航支氣管鏡（virtual bronchoscopic navigation，VBN）是將患者的術前胸部CT圖像經過計算機軟件處理后，自動抽提支氣管樹，生成虛擬鏡下圖像，并生成通往目標病灶的最佳支氣管路徑，指引操作者將支氣管鏡至目標病灶所在的支氣管，從而提高操作的效率[11-12]。本研究旨在評估LungPoint虛擬導航支氣管鏡系統對于徑向超聲引導經支氣管鏡肺活檢診斷肺外周結節的診斷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連續收集2021年1月—2022年3月于上海市肺科醫院內鏡中心的門診和住院患者，高分辨率胸部CT顯示直徑≤3 cm的肺外周結節，患者需行RP-EBUS-GS-TBLB進行診斷，且無支氣管鏡操作的禁忌癥，按照檢查順序納入分析。根據操作的情況，將患者分為徑向超聲組（EBUS-GS組）和虛擬導航聯合徑向超聲組（VBN+EBUS-GS組）兩組。所有患者均于術前被告知擬接受的檢查及潛在的風險，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儀器設備
徑向超聲探頭（UM-S20-17S；Olympus；外徑1.4 mm），超聲內鏡系統（EU-ME2；Olympus），可彎曲支氣管鏡（BF-P290；Olympus；外徑4.0 mm，內徑2.0 mm），引導鞘套裝（K-201；Olympus；外徑1.95 mm），LungPoint虛擬導航系統（Broncus）。
1.2.2 檢查方法
按照指南常規行支氣管鏡術前準備及術前麻醉。EBUS-GS組：由操作醫生根據患者的術前胸部CT影像到達目標病灶，使用帶GS的徑向超聲探頭，通過氣管鏡鉗道進入目標支氣管探查病灶位置，探及病灶后，取出超聲探頭，GS留置于氣道內進行定位，之后通過GS進行活檢、刷檢及支氣管局部沖洗，獲取的標本送病理及微生物學檢查。觀察并處理出血情況后，退鏡結束操作。VBN+EBUS-GS組：患者術前行胸部CT檢查，要求至少是16排螺旋掃描CT，于吸氣末屏氣平掃，掃描包含整個肺部范圍，掃描層厚≤1.25 mm。然后將CT的DICOM數據導入LungPoint軟件中，操作者設置目標病灶，由軟件自動生成通往目標病灶的最佳路徑。如果目標病灶周圍沒有支氣管進入，可手動添加末端支氣管。根據虛擬導航指示的路徑，進行支氣管內超聲操作，步驟同EBUS-GS組。
1.2.3 觀察指標
記錄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肺結節的大小、分布、性質、內部血供、與支氣管的位置關系、支氣管鏡到達目標病灶所在的支氣管且RP-EBUS探查到病灶的時間（到達時間）、支氣管鏡操作的總時間、支氣管鏡到達目標病灶且RP-EBUS探及目標病灶異常回聲的概率（到達率）、病理診斷率、并發癥。
1.2.4 診斷
惡性和良性腫瘤、肉芽腫、機化性肺炎、結核及真菌感染的組織學發現被認為是病理明確診斷。不確定的組織學發現，如非特異性纖維化和炎癥，被認為是病理未明確診斷[13-14]。根據病理、微生物學診斷、或通過影像學和臨床隨訪確定最終診斷。除病灶縮小或消失的患者外，所有未確診病灶的患者均在支氣管鏡檢查后隨訪至少半年。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統計軟件，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及四分位數表示；Kolmogorov-Smirnov進行連續變量的正態性檢驗；Mann-Whitney檢驗進行兩個連續型獨立樣本的比較；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進行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納入317例患者，其中EBUS組155例，VBN+EBUS組162例。男性190例，女性127例，年齡（57.5±13.5）歲。肺結節大小（1.95±0.66）cm，其中實性結節、純磨玻璃結節、混合磨玻璃結節分別為234（73.8%）、19（6.0%）和64（20.2%）例。肺結節分別分布于右肺上葉86例（27.1%）、右中葉37例（11.7%）、右下葉68例（21.5%）、左上葉71例（22.4%）、左下葉55例（17.4%）。肺結節與支氣管的位置關系分別為通向247例 （77.9%）、相鄰56例（17.67%）、遠離14例（4.4%）；肺結節所在的支氣管分級3～4級33例（10.4%），5～6級211例（66.6%），6級以上73例（23.0%）。共入組317例患者，最終診斷為良性結節210例，惡性結節107例。其中VBN-EBUS-GS組良性結節111例，惡性結節51例；EBUS-GS組良性結節99例，惡性結節56例。患者基線資料詳見表1，肺結節最終診斷分類詳見表2。
表1
VBN+EBUS-GS組和EBUS-GS組患者的基線資料［中位數（四分位數）/例（%）］
表2
肺結節最終診斷（例）
2.2 兩組間RP-EBUS到達病灶的情況
通過LungPoint虛擬導航根據術前胸部CT，自動抽提支氣管樹，并生成到達目標病灶的最佳路徑，輔助RP-EBUS到達病灶，見圖1。RP-EBUS探查到病灶287例（287/317，90.5%），其中VBN+EBUS-GS組159例（159/162，98.1%），EBUS-GS組128例 (128/155，82.6%)，兩組間徑向超聲到達率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詳見表3。
圖1
不同檢查技術下的肺結節表現
a. 胸部CT顯示左肺上葉實性結節（紅箭）；b. LungPoint虛擬導航自動重建3D支氣管樹、生成到達目標病灶的路徑，藍色曲線示從氣管支氣管到達肺結節（綠色團塊）的路徑；c. 肺結節在徑向超聲下的表現，可見低回聲團塊影。
表3
VBN+EBUS-GS組和EBUS-GS組的病灶到達率比較［例（%）］
2.3 兩組間診斷率比較
所有病例通過RP-EBUS明確病理診斷共200例，包括惡性結節73例，良性結節127例，診斷率為63.1%（200/317）。
VBN+EBUS-GS組明確病理診斷105例，包括惡性結節35例，良性結節70例，總診斷率為64.8%（105/162），惡性結節診斷率為68.6%（35/51），良性結節診斷率為63.1%（70/111）。
EBUS-GS組明確病理診斷95例，包括惡性結節38例，良性結節57例，總診斷率為61.3%（95/155），惡性結節診斷率為67.9%（38/56），良性結節診斷率為57.6%（57/99）。對于惡性結節及良性結節的診斷，VBN+EBUS-GS組和EBUS-GS組間比較，差異均沒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4。
表4
VBN+EBUS-GS組和EBUS-GS組患者的診斷情況比較（例）
2.4 并發癥
EBUS-GS組檢查后發生輕度氣胸1例，經過保守治療后痊愈。輕度出血92例（59.4%），均小于5 mL。VBN+EBUS組無氣胸，輕度出血98例（60.5%），均小于5 mL。兩組間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5。
表5
VBN+EBUS-GS組和EBUS-GS組患者的術后并發癥比較［例（%）］
2.5 操作時間
VBN+EBUS-GS組外周超聲探查到目標病灶位置的中位時間為4.0（3.0～5.0）min，相較于EBUS-GS組的7.0（5.0～9.0）min明顯減少（P<0.05）；VBN+EBUS-GS組總操作時間比EBUS-GS組也明顯降低，分別為16（14～18）及18（16～20）min（P<0.05），見表6。
表6
VBN+EBUS-GS組和EBUS-GS組操作時間比較［中位數（四分位數）］
3 討論
肺結節的病理診斷對于患者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可以將良性和惡性結節區分，避免不必要的手術，減少醫療費用，還可以通過肺癌的早期診斷提高患者生存率，此外，組織病理學還有助于新型腫瘤治療方案的選擇，如免疫治療等[15]。
細支氣管鏡及超細支氣管鏡的問世，進一步擴大了經支氣管鏡診斷肺外周病灶的范圍[16]。傳統的經支氣管的肺外周病灶活檢，主要是操作者根據胸部CT的閱片確定病灶所在支氣管位置，對于醫生的閱片能力以及氣管鏡操作能力要求較高。由于外周病灶所在的支氣管分支多，對于經驗欠豐富的初學者，難以準確辨別外周病灶所在的支氣管，甚至可能由于操作者的水平而影響診斷率。研究顯示，在沒有術中透視的情況下，操作者需要經過3年或者大約完成400次EBUS-GS操作后，才能熟練地掌握該技術并達到穩定的診斷率[17]。VBN技術是通過處理CT數據，形成與CT圖片匹配的支氣管鏡下虛擬圖像，從而生成最佳的活檢路徑，精確地引導支氣管鏡到達病灶所在的部位，簡化了EBUS-GS的操作，有助于初級呼吸內鏡專業醫師的培訓。研究顯示，在VBN輔助下，初學者經過約30次的EBUS-GS操作后，可以獲得穩定的診斷率[18]。
本研究結果顯示虛擬導航可以提高支氣管鏡的到達率，并縮短了支氣管鏡到達病灶部位的時間以及總操作時間，提示了虛擬導航可以提高支氣管鏡肺外周病灶的效率。多中心隨機對照研究結果顯示，傳統TBLB、RP-EBUS-GS-TBLB和VBN聯合RP-EBUS-GS-TBLB對于孤立性肺結節的診斷率分別為41.2%、72.3%和74.3%，盡管虛擬導航沒有進一步提高徑向超聲的診斷率，但是可以明顯縮短支氣管鏡到達目標病灶的時間[19]。另外一項薈萃分析納入了6項隨機對照研究，共1626例患者，結果同樣顯示虛擬導航聯合的支氣管鏡和非虛擬導航聯合的支氣管鏡的總體診斷率無明顯差異（74.17%比69.51%）[11]。
通過對比聯合LungPoint虛擬導航與未聯合虛擬導航的EBUS-GS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本研究顯示虛擬導航未顯著提高EBUS-GS對于肺結節的診斷率。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首先，盡管部分病例通過虛擬導航的引導后，外周超聲探查到病灶，但是由于病灶與支氣管相鄰、沒有明顯侵犯支氣管黏膜等原因，造成活檢及刷檢取材不理想，未獲取到病灶部位的組織及細胞，故沒有進一步提高診斷率。其次，本研究中EBUS-GS組中未探查到病灶的病例，操作者根據術前影像及術中判斷，在可疑的部位進行TBLB、刷檢、灌洗取材，仍有部分病例獲得明確診斷（51.9%，14/27）。第三，由于本研究病例的內鏡操作醫師，均為年資超過5年以上的專職呼吸內鏡醫師，操作經驗豐富，可根據術前影像較為精準地判斷病灶所在部位，未能突出虛擬導航的優勢。
肺部病灶是否具有支氣管征對于經支氣管鏡活檢成功的關鍵。有研究顯示CT上存在支氣管征是預測RP-EBUS采樣成功的唯一獨立預測指標，CT顯示有支氣管征的病灶對于徑向超聲的敏感性及診斷率分別為87.3%和86.7%，而沒有支氣管征的的分別僅為12.5%和11.1%[20]。由于本研究的大部分肺結節具有支氣管征（303/317，95.6%），難以評估支氣管征對于RP-EBUS診斷的意義。
綜上所述，LungPoint虛擬導航可提高徑向超聲引導下支氣管鏡在肺外周結節的到達率，且明顯縮短了支氣管鏡的到達時間和操作總時間，具有很好的臨床應用價值。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肺癌是危害人類健康的常見腫瘤之一。國際癌癥研究機構發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癥負擔數據顯示，肺癌的發病率位居世界第二位，死亡率位居第一位[1]。近年來，隨著胸高分辨率CT的廣泛應用，肺外周病變（peripheral pulmonary lesion, PPLs）的檢出率有所提高，尤其是越來越多的肺結節（≤3 cm）在篩查中被發現[2]。早期診斷并且規范化的治療是提高患者生存率的關鍵[3]。
對于肺外周三分之一的結節，常規支氣管鏡檢查的診斷率很低[4]，而經CT引導下的經皮穿刺活檢可以更為準確地診斷肺外周病變，但是經皮穿刺活檢的并發癥較高，氣胸和肺內出血風險分別在23%～44%和1%～27%[5-6]。徑向支氣管內超聲（radial probe endobronchial ultrasound，RP-EBUS）是一種支氣管鏡介導的微創診斷技術，應用超聲成像原理，可以將遠端支氣管周圍病變可視化，同時聯合應用引導鞘（guide sheath，GS）定位支氣管，從該支氣管進行支氣管鏡肺活檢（transbronchial lung biopsy，TBLB）及其他取樣操作，可顯著提高支氣管鏡對肺外周病變的診斷率[7-8]。此外，徑向超聲還可以探及病灶周圍血供情況，從而避開血供豐富的區域進行取材，提高了取材的安全性[9]。但是其不足之處在于需要操作者依據術前CT影像來確定目標支氣管，并能將CT影像和支氣管鏡下路徑進行匹配，準確定位病灶的能力可能高度依賴于操作者的支氣管解剖技術和知識，對于操作者的經驗有一定的要求[7, 10]。虛擬導航支氣管鏡（virtual bronchoscopic navigation，VBN）是將患者的術前胸部CT圖像經過計算機軟件處理后，自動抽提支氣管樹，生成虛擬鏡下圖像，并生成通往目標病灶的最佳支氣管路徑，指引操作者將支氣管鏡至目標病灶所在的支氣管，從而提高操作的效率[11-12]。本研究旨在評估LungPoint虛擬導航支氣管鏡系統對于徑向超聲引導經支氣管鏡肺活檢診斷肺外周結節的診斷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連續收集2021年1月—2022年3月于上海市肺科醫院內鏡中心的門診和住院患者，高分辨率胸部CT顯示直徑≤3 cm的肺外周結節，患者需行RP-EBUS-GS-TBLB進行診斷，且無支氣管鏡操作的禁忌癥，按照檢查順序納入分析。根據操作的情況，將患者分為徑向超聲組（EBUS-GS組）和虛擬導航聯合徑向超聲組（VBN+EBUS-GS組）兩組。所有患者均于術前被告知擬接受的檢查及潛在的風險，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1.2.1 儀器設備
徑向超聲探頭（UM-S20-17S；Olympus；外徑1.4 mm），超聲內鏡系統（EU-ME2；Olympus），可彎曲支氣管鏡（BF-P290；Olympus；外徑4.0 mm，內徑2.0 mm），引導鞘套裝（K-201；Olympus；外徑1.95 mm），LungPoint虛擬導航系統（Broncus）。
1.2.2 檢查方法
按照指南常規行支氣管鏡術前準備及術前麻醉。EBUS-GS組：由操作醫生根據患者的術前胸部CT影像到達目標病灶，使用帶GS的徑向超聲探頭，通過氣管鏡鉗道進入目標支氣管探查病灶位置，探及病灶后，取出超聲探頭，GS留置于氣道內進行定位，之后通過GS進行活檢、刷檢及支氣管局部沖洗，獲取的標本送病理及微生物學檢查。觀察并處理出血情況后，退鏡結束操作。VBN+EBUS-GS組：患者術前行胸部CT檢查，要求至少是16排螺旋掃描CT，于吸氣末屏氣平掃，掃描包含整個肺部范圍，掃描層厚≤1.25 mm。然后將CT的DICOM數據導入LungPoint軟件中，操作者設置目標病灶，由軟件自動生成通往目標病灶的最佳路徑。如果目標病灶周圍沒有支氣管進入，可手動添加末端支氣管。根據虛擬導航指示的路徑，進行支氣管內超聲操作，步驟同EBUS-GS組。
1.2.3 觀察指標
記錄患者的臨床病理特征，肺結節的大小、分布、性質、內部血供、與支氣管的位置關系、支氣管鏡到達目標病灶所在的支氣管且RP-EBUS探查到病灶的時間（到達時間）、支氣管鏡操作的總時間、支氣管鏡到達目標病灶且RP-EBUS探及目標病灶異常回聲的概率（到達率）、病理診斷率、并發癥。
1.2.4 診斷
惡性和良性腫瘤、肉芽腫、機化性肺炎、結核及真菌感染的組織學發現被認為是病理明確診斷。不確定的組織學發現，如非特異性纖維化和炎癥，被認為是病理未明確診斷[13-14]。根據病理、微生物學診斷、或通過影像學和臨床隨訪確定最終診斷。除病灶縮小或消失的患者外，所有未確診病灶的患者均在支氣管鏡檢查后隨訪至少半年。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統計軟件，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及四分位數表示；Kolmogorov-Smirnov進行連續變量的正態性檢驗；Mann-Whitney檢驗進行兩個連續型獨立樣本的比較；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精確檢驗進行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納入317例患者，其中EBUS組155例，VBN+EBUS組162例。男性190例，女性127例，年齡（57.5±13.5）歲。肺結節大小（1.95±0.66）cm，其中實性結節、純磨玻璃結節、混合磨玻璃結節分別為234（73.8%）、19（6.0%）和64（20.2%）例。肺結節分別分布于右肺上葉86例（27.1%）、右中葉37例（11.7%）、右下葉68例（21.5%）、左上葉71例（22.4%）、左下葉55例（17.4%）。肺結節與支氣管的位置關系分別為通向247例 （77.9%）、相鄰56例（17.67%）、遠離14例（4.4%）；肺結節所在的支氣管分級3～4級33例（10.4%），5～6級211例（66.6%），6級以上73例（23.0%）。共入組317例患者，最終診斷為良性結節210例，惡性結節107例。其中VBN-EBUS-GS組良性結節111例，惡性結節51例；EBUS-GS組良性結節99例，惡性結節56例。患者基線資料詳見表1，肺結節最終診斷分類詳見表2。
表1
VBN+EBUS-GS組和EBUS-GS組患者的基線資料［中位數（四分位數）/例（%）］
表2
肺結節最終診斷（例）
2.2 兩組間RP-EBUS到達病灶的情況
通過LungPoint虛擬導航根據術前胸部CT，自動抽提支氣管樹，并生成到達目標病灶的最佳路徑，輔助RP-EBUS到達病灶，見圖1。RP-EBUS探查到病灶287例（287/317，90.5%），其中VBN+EBUS-GS組159例（159/162，98.1%），EBUS-GS組128例 (128/155，82.6%)，兩組間徑向超聲到達率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詳見表3。
圖1
不同檢查技術下的肺結節表現
a. 胸部CT顯示左肺上葉實性結節（紅箭）；b. LungPoint虛擬導航自動重建3D支氣管樹、生成到達目標病灶的路徑，藍色曲線示從氣管支氣管到達肺結節（綠色團塊）的路徑；c. 肺結節在徑向超聲下的表現，可見低回聲團塊影。
表3
VBN+EBUS-GS組和EBUS-GS組的病灶到達率比較［例（%）］
2.3 兩組間診斷率比較
所有病例通過RP-EBUS明確病理診斷共200例，包括惡性結節73例，良性結節127例，診斷率為63.1%（200/317）。
VBN+EBUS-GS組明確病理診斷105例，包括惡性結節35例，良性結節70例，總診斷率為64.8%（105/162），惡性結節診斷率為68.6%（35/51），良性結節診斷率為63.1%（70/111）。
EBUS-GS組明確病理診斷95例，包括惡性結節38例，良性結節57例，總診斷率為61.3%（95/155），惡性結節診斷率為67.9%（38/56），良性結節診斷率為57.6%（57/99）。對于惡性結節及良性結節的診斷，VBN+EBUS-GS組和EBUS-GS組間比較，差異均沒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4。
表4
VBN+EBUS-GS組和EBUS-GS組患者的診斷情況比較（例）
2.4 并發癥
EBUS-GS組檢查后發生輕度氣胸1例，經過保守治療后痊愈。輕度出血92例（59.4%），均小于5 mL。VBN+EBUS組無氣胸，輕度出血98例（60.5%），均小于5 mL。兩組間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5。
表5
VBN+EBUS-GS組和EBUS-GS組患者的術后并發癥比較［例（%）］
2.5 操作時間
VBN+EBUS-GS組外周超聲探查到目標病灶位置的中位時間為4.0（3.0～5.0）min，相較于EBUS-GS組的7.0（5.0～9.0）min明顯減少（P<0.05）；VBN+EBUS-GS組總操作時間比EBUS-GS組也明顯降低，分別為16（14～18）及18（16～20）min（P<0.05），見表6。
表6
VBN+EBUS-GS組和EBUS-GS組操作時間比較［中位數（四分位數）］
3 討論
肺結節的病理診斷對于患者具有重要意義，不僅可以將良性和惡性結節區分，避免不必要的手術，減少醫療費用，還可以通過肺癌的早期診斷提高患者生存率，此外，組織病理學還有助于新型腫瘤治療方案的選擇，如免疫治療等[15]。
細支氣管鏡及超細支氣管鏡的問世，進一步擴大了經支氣管鏡診斷肺外周病灶的范圍[16]。傳統的經支氣管的肺外周病灶活檢，主要是操作者根據胸部CT的閱片確定病灶所在支氣管位置，對于醫生的閱片能力以及氣管鏡操作能力要求較高。由于外周病灶所在的支氣管分支多，對于經驗欠豐富的初學者，難以準確辨別外周病灶所在的支氣管，甚至可能由于操作者的水平而影響診斷率。研究顯示，在沒有術中透視的情況下，操作者需要經過3年或者大約完成400次EBUS-GS操作后，才能熟練地掌握該技術并達到穩定的診斷率[17]。VBN技術是通過處理CT數據，形成與CT圖片匹配的支氣管鏡下虛擬圖像，從而生成最佳的活檢路徑，精確地引導支氣管鏡到達病灶所在的部位，簡化了EBUS-GS的操作，有助于初級呼吸內鏡專業醫師的培訓。研究顯示，在VBN輔助下，初學者經過約30次的EBUS-GS操作后，可以獲得穩定的診斷率[18]。
本研究結果顯示虛擬導航可以提高支氣管鏡的到達率，并縮短了支氣管鏡到達病灶部位的時間以及總操作時間，提示了虛擬導航可以提高支氣管鏡肺外周病灶的效率。多中心隨機對照研究結果顯示，傳統TBLB、RP-EBUS-GS-TBLB和VBN聯合RP-EBUS-GS-TBLB對于孤立性肺結節的診斷率分別為41.2%、72.3%和74.3%，盡管虛擬導航沒有進一步提高徑向超聲的診斷率，但是可以明顯縮短支氣管鏡到達目標病灶的時間[19]。另外一項薈萃分析納入了6項隨機對照研究，共1626例患者，結果同樣顯示虛擬導航聯合的支氣管鏡和非虛擬導航聯合的支氣管鏡的總體診斷率無明顯差異（74.17%比69.51%）[11]。
通過對比聯合LungPoint虛擬導航與未聯合虛擬導航的EBUS-GS患者的臨床病理資料，本研究顯示虛擬導航未顯著提高EBUS-GS對于肺結節的診斷率。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首先，盡管部分病例通過虛擬導航的引導后，外周超聲探查到病灶，但是由于病灶與支氣管相鄰、沒有明顯侵犯支氣管黏膜等原因，造成活檢及刷檢取材不理想，未獲取到病灶部位的組織及細胞，故沒有進一步提高診斷率。其次，本研究中EBUS-GS組中未探查到病灶的病例，操作者根據術前影像及術中判斷，在可疑的部位進行TBLB、刷檢、灌洗取材，仍有部分病例獲得明確診斷（51.9%，14/27）。第三，由于本研究病例的內鏡操作醫師，均為年資超過5年以上的專職呼吸內鏡醫師，操作經驗豐富，可根據術前影像較為精準地判斷病灶所在部位，未能突出虛擬導航的優勢。
肺部病灶是否具有支氣管征對于經支氣管鏡活檢成功的關鍵。有研究顯示CT上存在支氣管征是預測RP-EBUS采樣成功的唯一獨立預測指標，CT顯示有支氣管征的病灶對于徑向超聲的敏感性及診斷率分別為87.3%和86.7%，而沒有支氣管征的的分別僅為12.5%和11.1%[20]。由于本研究的大部分肺結節具有支氣管征（303/317，95.6%），難以評估支氣管征對于RP-EBUS診斷的意義。
綜上所述，LungPoint虛擬導航可提高徑向超聲引導下支氣管鏡在肺外周結節的到達率，且明顯縮短了支氣管鏡的到達時間和操作總時間，具有很好的臨床應用價值。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