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肺移植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無錫肺移植團隊自2002年9月28日完成第一例肺移植，至2021年，全國的肺移植總體數量達到775例，獲得肺移植資質的醫療機構已達49個。在這20年的奮斗中，我們大力開展肺移植技術的推廣，與相關專業學科同行進行合作和交流，讓越來越多的終末期肺疾病患者在醫療保險和救助基金的支持下，及時接受肺移植評估和治療。我們建立了較為完善的供體評估標準、供體評估和獲取流程，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運行機制，受者術后重癥加強治療病房管理、排斥反應和感染預防、長期隨訪等全流程的監測和階段化的目標管理。我們在經典的肺移植外科基礎上，不斷取得技術突破，同時讓公眾對于肺移植的接受度逐漸提高。未來，傳統的肺移植技術受到越來越多來自新科技和倫理方面的挑戰，帶給肺移植團隊更為多元化的機遇和挑戰。
引用本文： 陳靜瑜. 我與肺移植的20年.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2, 21(8): 533-537. doi: 10.7507/1671-6205.202207072 復制
我自2002年9月28日完成第一例肺移植，20年的手術量超過了1500例，2021年我主刀的肺移植手術達到了213例。中國肺移植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我和無錫肺移植團隊也在這20年的奮斗中，留下無數珍貴的記憶[1]。
1 萌芽
自1985年，我畢業后從事胸外科工作開始，就關注終末期肺疾病的外科治療技術，1998年在北京初識Cooper教授，1999年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張國良教授領導的胸外科進修，了解自體肺葉移植治療肺癌的理念，從而立志將肺移植作為我事業追求的目標。2001年我進入加拿大多倫多總醫院進修學習肺移植和普胸外科技術，參與了肺移植動物試驗并觀摩手術，得到了多倫多總院Shaf Keshavjee教授團隊的指導。回國后，我按照多倫多肺移植團隊模式組建無錫團隊，2002年5月，肺移植技術動物實驗室在無錫建立，幫助團隊完成了技術體系的摸索和建立過程。2002年9月28日，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例肺移植手術，患者58歲，術后存活9年余。
2 成長
2004年，我帶領團隊開始推廣肺移植技術，建立專科醫師國家級培訓基地，促進圍手術期管理均質化，力求每個省有1～2家成熟的肺移植中心。2017年3月-2021年12月，我任北京中日友好醫院肺移植中心副主任并兼任肺移植科、胸外科主任四年，在中日醫院呼吸危重癥醫學團隊的協作下，中日醫院肺移植快速成長為我國三大肺移植中心之一；2021年7月，我組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肺移植中心，擔任肺移植科主任，該中心于當年成為全國肺移植技術發展最快，手術量增長最快的第四大肺移植中心。圖1展示了無錫肺移植中心、中日友好醫院肺移植中心以及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肺移植中心的年手術量。
圖1
肺移植中心的年手術量
無錫市人民醫院肺移植中心是國家級的肺移植培訓基地，通過10余年的技術輸出，接受了全國20多個省40多家三甲醫院、醫學院校附屬醫院肺移植團隊的培訓。我們的學術交流活動不僅限于內地同行，也注重與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同行的密切合作，同時盡可能邀請關注中國肺移植發展的國際同行來華交流，并聯系“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同行，促進肺移植技術的共同發展。前來學習交流的人員包括胸外科、手術麻醉科、呼吸內科、重癥加強治療病房、護理、康復、藥學等相關醫護人員。通過全程參與肺移植各個環節，了解供肺的維護、獲取、轉運，了解我國的器官帶著轉運綠色通道，也將肺移植全程管理的理念，深深植入到我國肺移植從業者的心中。同時，無錫肺移植中心也從前來交流的北京、上海、廣州地區的同行，以及臺灣地區臺北長庚醫院、香港地區瑪麗醫院、菲律賓國家移植中心等同行中，學習其特色的治療技術，彼此切磋，深入交流建立密切合作。我們在彼此的學習和技術交融的過程中，建立了具有東方特色的肺移植診療技術體系，在供、受體選擇、外科技術、體外膜肺氧合使用、圍手術期管理、長期隨訪等方面，都在多倫多肺移植的基礎上，實現了改良，并更加適應我國的國情。隨著肺移植診療技術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我國已經獲得肺移植資質的醫療機構已達49個，覆蓋全國 23 個省（區、市），2021年全國的肺移植總體數量達到775例，處于高速增長和發展的階段。相比較于2015年—2018年的移植受者結局的結果[2]，2019年至2021年，我國肺移植受者的圍術期存活率和長期生存質量有了明顯的提升。
2015年，是中國器官移植事業的轉折點，愛心捐獻的供體器官讓更多的生命在陽光下獲得延續。這也是肺移植的新開端，肺移植年手術數量和質量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肺移植獲得了多地醫療保險的支付，還通過救助基金等多樣化的援助手段，減輕了肺移植受者的費用負擔。從醫療技術以及質量控制管理體系上，我們都逐步與國際接軌，并推動不同地區間肺移植中心醫療技術的均質化發展。我國肺移植受者和供體狀況均與國外不同，與我國的國情、患者對器官移植的認知等因素有關。肺移植供體往往感染重、獲取前接受長時間機械通氣；而處于終末期肺疾病階段的受者，往往也因合并嚴重的感染處于瀕臨死亡的階段，這給手術和術后管理帶來了極高的難度，特別是感染難以控制，導致患者死于感染或排斥反應相關的并發癥。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我們建立了較為完善的供體評估標準、供體評估和獲取流程，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運行機制，術后重癥加強治療病房管理、排斥反應和感染預防、長期隨訪等全流程的監測和階段化的目標管理。肺移植是需要多學科協作的學科[3]，經驗提示，在具有不同醫療特色的肺移植中心，可以胸外科、呼吸科或重癥醫學科作為牽頭團隊，聯合麻醉、病理、影像、檢驗、感染、康復以及護理團隊，共建肺移植多學科診療體系。
我們也和日本、韓國的同行一起，為亞洲肺移植在國際移植大家庭中的地位，持續發聲。2019年，我們邀請長期合作的歐美以及亞太地區同行和伙伴來華，促進進一步合作。從2016年5月，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建立，到2018年9月，中國肺移植聯盟的成立，我們形成了全國范圍內的供肺捐獻和移植的協作體系，也奠定了2年之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爆發背景下，中國肺移植仍持續發展的基礎，并為探索重癥新冠肺炎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伴肺纖維化患者肺移植的全球首例治療方案，提供了堅實的保障[4]。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的器官捐獻、轉運和移植帶來巨大的困難和影響，特別是暴露于呼吸道病原環境的肺移植工作，在缺乏有效篩查和預防手段的時期，全球各大肺移植中心的工作幾乎停滯，我國利用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經驗和團隊配合，靈活的根據不同城市的疫情波動情況和防疫政策，完成每一例捐獻器官的轉運；進一步的，為了挽救重癥新冠肺炎肺移植相關ARDS患者的生命，我帶領團隊在全球首先開展了針對此類患者進行肺移植評估和治療方式的研究，早期來自西方的質疑者“草率”地提出此違背了器官短缺背景下的分配原則，這卻給了我們向世界展示我國器官捐獻情況、分配原則和生命至上的倫理思考的機會。2020年2月29日我們完成全球首例新冠肺炎相關ARDS患者肺移植之后[5]，越來越多的歐洲、北美、南美和東南亞的肺移植中心在效仿我們的經驗，評估患者進行移植，也認可了我們的技術在全球領先的地位[6]。實踐出真知，歐美的肺移植團隊最終也認可此類肺移植僅應在具有充足供體資源的國家和地區開展，且移植中心應有豐富的經驗，這樣既保證了器官分配的公平性，還保障了器官移植作為挽救生命的目的，再也無違背器官捐獻倫理之疑[7]。隨著我國越來越多的團隊發表新冠肺炎期間器官移植的經驗，雖然國際上仍有少數聲音討論器官捐獻倫理問題，但都不約而同地認可了我國自2015年以后，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器官移植領域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如果說這是一場從2015年開始的、關于學術和尊嚴的“戰爭”，那么新冠肺炎疫情給中國肺移植事業、我和所有同行，吹響了新“戰役”的號角。
近年來，我帶領團隊在肺移植基礎和臨床研究的創新方面，不斷進行探索。經典的肺移植外科技術已不再是技術挑戰，隨著更多的患者有機會接受肺移植治療，我們面臨更多特殊病例的挑戰，例如采用微創小切口方式進行移植，減少術后切口并發癥發生，且對于年輕女性患者而言，更為美觀；對于胸廓畸形的終末期肺疾病患者，肺移植并同期進行胸廓矯正，避免二次手術創傷[8]；合并冠狀動脈疾病[9]或先天性心臟病[10]的肺移植受者，同期進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或經導管介入修補術；多臟器移植，包括心肺聯合移植，肝肺移植等，也在聯合開展。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各國面臨供體捐獻數量下降的困境，為了提高供體利用率，讓更多的患者獲救，我們建立多種肺葉異位移植的術式[11]，包括劈裂式肺葉移植，異位肺（葉）移植，國際上已經開展此類技術的中心包括多倫多、日本的肺移植團隊，然而，我們的技術創新及相關的臨床研究成果，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和國外同行相比，我國的患者多樣化的解剖特征和病情特點，讓我們更快的積累大量經驗。利用肺移植技術，我們救活了多位百草枯中毒的患者[12]，讓更多的看到醫療技術的進步，逆轉了“不可能救活”的情景，讓中國的肺移植走向世界，也讓世界看到我國對于器官移植事業，堅定改革的信心和成就。在臨床轉化研究方面，我們建立的獨具特色的離體肺灌注系統和開展肺組織再生相關的研究，為未來實現高端器械的“中國制造”和尋找終末期肺疾病的新治療靶點，貢獻力量。
3 懷念
根據美國器官資源共享網絡（UNOS）2021年的統計，全美成人肺移植數量前五名的大學和醫療結構分別為天普大學、克利夫蘭醫學中心、杜克大學、圣約瑟夫醫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2021年無錫團隊全年完成176例肺移植手術，已經超過了上述醫學中心的移植規模。至今，我已完成肺移植1000余例，可以說多倫多進修是無錫團隊開始肺移植的第一步。多倫多肺移植中心為我國多個逐漸成長起來的肺移植中心，培養了大量的臨床和研究型人才，醫學無國界，技術不能保守，唯有普及才能造福更多的患者。
然而，我們更要感謝，為中國肺移植事業的啟蒙，默默做出貢獻的前輩們，特別是中日友好醫院首任院長辛育齡教授，于2022年6月7日22時5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他是新中國胸外科事業的開拓者，更主刀了我國首例人體肺移植手術。他在無影燈下的“不老松”精神，是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精神的傳承，鼓舞著更多的后輩投入到這一事業中來。
4 展望
展望未來，傳統的肺移植技術受到越來越多來自新科技和倫理方面的挑戰。優化供體分配制度，邊緣供體的維護，提高急診肺移植、老年肺移植、兒童肺移植等特殊受者群體的長期生存率等，被認為是各個國家和地區肺移植發展“瓶頸”的問題，其相應的解決方案，例如劈裂式、異位肺移植，離體肺灌注系統，新型機械循環輔助裝置等，已經進入臨床試驗研究階段，期待在不遠的將來，我國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全球的標準方案。伴隨者肺移植數量的增長，不同團隊間技術的進一步均衡、提升和協作，患者長期生存率進一步提高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應當成為我們的奮斗目標。我國肺移植數據登記隊列也逐漸建立完善，有超過5年的隨訪數據，基于前人的研究，我國各肺移植中心也應加強協作，打破固有認知模式，充分利用登記和隨訪的患者數據，并與公共衛生和統計學專家、再生醫學和生物工程研究者等，開展交叉學科的研究，才能為世界貢獻來自中國的獨特經驗，并引領肺移植未來發展的方向。
另外，關于基因編輯的異種器官移植從2021年末，開始從學術界走進了大眾的視野，引發關注無數[13]。目前的基因編輯技術的迅速發展，讓人類基因進入動物體內的速度，超過了我們對基因本身及其相互作用的了解。基因編輯豬的肺臟也開始了狒狒移植的臨床前試驗[14]。如何將我們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離體肺灌注系統，參與到基因修飾等器官的維護和修復中，將是我們未來在此研究領域的切入點。
當前，我國的器官捐獻和移植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國的肺移植發展需要一批有情懷有激情的同道來開拓，為了充分利用當前心腦死亡愛心捐獻的供肺，使中國的肺移植早日進入世界器官移植舞臺的中央，我們無錫肺移植中心將孜孜不倦地來推動我國的肺移植事業，希望國內越來越多的兄弟醫院開展肺移植，衷心希望將來兄弟醫院超越無錫。移植醫生不會在這個供體器官維護技術“百花齊放”的時代落后，它帶給了移植團隊更為多元化的機遇和挑戰。造福更多的終末期肺疾病患者是我的目標，相信在下一個20年，對于每個肺移植專業的追夢人，都是“強國有我”的新時代。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我自2002年9月28日完成第一例肺移植，20年的手術量超過了1500例，2021年我主刀的肺移植手術達到了213例。中國肺移植走過了近半個世紀的風雨歷程，我和無錫肺移植團隊也在這20年的奮斗中，留下無數珍貴的記憶[1]。
1 萌芽
自1985年，我畢業后從事胸外科工作開始，就關注終末期肺疾病的外科治療技術，1998年在北京初識Cooper教授，1999年在北京大學人民醫院張國良教授領導的胸外科進修，了解自體肺葉移植治療肺癌的理念，從而立志將肺移植作為我事業追求的目標。2001年我進入加拿大多倫多總醫院進修學習肺移植和普胸外科技術，參與了肺移植動物試驗并觀摩手術，得到了多倫多總院Shaf Keshavjee教授團隊的指導。回國后，我按照多倫多肺移植團隊模式組建無錫團隊，2002年5月，肺移植技術動物實驗室在無錫建立，幫助團隊完成了技術體系的摸索和建立過程。2002年9月28日，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例肺移植手術，患者58歲，術后存活9年余。
2 成長
2004年，我帶領團隊開始推廣肺移植技術，建立專科醫師國家級培訓基地，促進圍手術期管理均質化，力求每個省有1～2家成熟的肺移植中心。2017年3月-2021年12月，我任北京中日友好醫院肺移植中心副主任并兼任肺移植科、胸外科主任四年，在中日醫院呼吸危重癥醫學團隊的協作下，中日醫院肺移植快速成長為我國三大肺移植中心之一；2021年7月，我組建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肺移植中心，擔任肺移植科主任，該中心于當年成為全國肺移植技術發展最快，手術量增長最快的第四大肺移植中心。圖1展示了無錫肺移植中心、中日友好醫院肺移植中心以及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肺移植中心的年手術量。
圖1
肺移植中心的年手術量
無錫市人民醫院肺移植中心是國家級的肺移植培訓基地，通過10余年的技術輸出，接受了全國20多個省40多家三甲醫院、醫學院校附屬醫院肺移植團隊的培訓。我們的學術交流活動不僅限于內地同行，也注重與香港、澳門和臺灣地區同行的密切合作，同時盡可能邀請關注中國肺移植發展的國際同行來華交流，并聯系“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同行，促進肺移植技術的共同發展。前來學習交流的人員包括胸外科、手術麻醉科、呼吸內科、重癥加強治療病房、護理、康復、藥學等相關醫護人員。通過全程參與肺移植各個環節，了解供肺的維護、獲取、轉運，了解我國的器官帶著轉運綠色通道，也將肺移植全程管理的理念，深深植入到我國肺移植從業者的心中。同時，無錫肺移植中心也從前來交流的北京、上海、廣州地區的同行，以及臺灣地區臺北長庚醫院、香港地區瑪麗醫院、菲律賓國家移植中心等同行中，學習其特色的治療技術，彼此切磋，深入交流建立密切合作。我們在彼此的學習和技術交融的過程中，建立了具有東方特色的肺移植診療技術體系，在供、受體選擇、外科技術、體外膜肺氧合使用、圍手術期管理、長期隨訪等方面，都在多倫多肺移植的基礎上，實現了改良，并更加適應我國的國情。隨著肺移植診療技術在全國范圍內的推廣，我國已經獲得肺移植資質的醫療機構已達49個，覆蓋全國 23 個省（區、市），2021年全國的肺移植總體數量達到775例，處于高速增長和發展的階段。相比較于2015年—2018年的移植受者結局的結果[2]，2019年至2021年，我國肺移植受者的圍術期存活率和長期生存質量有了明顯的提升。
2015年，是中國器官移植事業的轉折點，愛心捐獻的供體器官讓更多的生命在陽光下獲得延續。這也是肺移植的新開端，肺移植年手術數量和質量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肺移植獲得了多地醫療保險的支付，還通過救助基金等多樣化的援助手段，減輕了肺移植受者的費用負擔。從醫療技術以及質量控制管理體系上，我們都逐步與國際接軌，并推動不同地區間肺移植中心醫療技術的均質化發展。我國肺移植受者和供體狀況均與國外不同，與我國的國情、患者對器官移植的認知等因素有關。肺移植供體往往感染重、獲取前接受長時間機械通氣；而處于終末期肺疾病階段的受者，往往也因合并嚴重的感染處于瀕臨死亡的階段，這給手術和術后管理帶來了極高的難度，特別是感染難以控制，導致患者死于感染或排斥反應相關的并發癥。經過近二十年的努力，我們建立了較為完善的供體評估標準、供體評估和獲取流程，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運行機制，術后重癥加強治療病房管理、排斥反應和感染預防、長期隨訪等全流程的監測和階段化的目標管理。肺移植是需要多學科協作的學科[3]，經驗提示，在具有不同醫療特色的肺移植中心，可以胸外科、呼吸科或重癥醫學科作為牽頭團隊，聯合麻醉、病理、影像、檢驗、感染、康復以及護理團隊，共建肺移植多學科診療體系。
我們也和日本、韓國的同行一起，為亞洲肺移植在國際移植大家庭中的地位，持續發聲。2019年，我們邀請長期合作的歐美以及亞太地區同行和伙伴來華，促進進一步合作。從2016年5月，人體捐獻器官轉運綠色通道建立，到2018年9月，中國肺移植聯盟的成立，我們形成了全國范圍內的供肺捐獻和移植的協作體系，也奠定了2年之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爆發背景下，中國肺移植仍持續發展的基礎，并為探索重癥新冠肺炎后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伴肺纖維化患者肺移植的全球首例治療方案，提供了堅實的保障[4]。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球的器官捐獻、轉運和移植帶來巨大的困難和影響，特別是暴露于呼吸道病原環境的肺移植工作，在缺乏有效篩查和預防手段的時期，全球各大肺移植中心的工作幾乎停滯，我國利用器官轉運綠色通道的經驗和團隊配合，靈活的根據不同城市的疫情波動情況和防疫政策，完成每一例捐獻器官的轉運；進一步的，為了挽救重癥新冠肺炎肺移植相關ARDS患者的生命，我帶領團隊在全球首先開展了針對此類患者進行肺移植評估和治療方式的研究，早期來自西方的質疑者“草率”地提出此違背了器官短缺背景下的分配原則，這卻給了我們向世界展示我國器官捐獻情況、分配原則和生命至上的倫理思考的機會。2020年2月29日我們完成全球首例新冠肺炎相關ARDS患者肺移植之后[5]，越來越多的歐洲、北美、南美和東南亞的肺移植中心在效仿我們的經驗，評估患者進行移植，也認可了我們的技術在全球領先的地位[6]。實踐出真知，歐美的肺移植團隊最終也認可此類肺移植僅應在具有充足供體資源的國家和地區開展，且移植中心應有豐富的經驗，這樣既保證了器官分配的公平性，還保障了器官移植作為挽救生命的目的，再也無違背器官捐獻倫理之疑[7]。隨著我國越來越多的團隊發表新冠肺炎期間器官移植的經驗，雖然國際上仍有少數聲音討論器官捐獻倫理問題，但都不約而同地認可了我國自2015年以后，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在器官移植領域所取得的進步和成就。如果說這是一場從2015年開始的、關于學術和尊嚴的“戰爭”，那么新冠肺炎疫情給中國肺移植事業、我和所有同行，吹響了新“戰役”的號角。
近年來，我帶領團隊在肺移植基礎和臨床研究的創新方面，不斷進行探索。經典的肺移植外科技術已不再是技術挑戰，隨著更多的患者有機會接受肺移植治療，我們面臨更多特殊病例的挑戰，例如采用微創小切口方式進行移植，減少術后切口并發癥發生，且對于年輕女性患者而言，更為美觀；對于胸廓畸形的終末期肺疾病患者，肺移植并同期進行胸廓矯正，避免二次手術創傷[8]；合并冠狀動脈疾病[9]或先天性心臟病[10]的肺移植受者，同期進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或經導管介入修補術；多臟器移植，包括心肺聯合移植，肝肺移植等，也在聯合開展。特別是在疫情期間，各國面臨供體捐獻數量下降的困境，為了提高供體利用率，讓更多的患者獲救，我們建立多種肺葉異位移植的術式[11]，包括劈裂式肺葉移植，異位肺（葉）移植，國際上已經開展此類技術的中心包括多倫多、日本的肺移植團隊，然而，我們的技術創新及相關的臨床研究成果，受到國際同行的認可。和國外同行相比，我國的患者多樣化的解剖特征和病情特點，讓我們更快的積累大量經驗。利用肺移植技術，我們救活了多位百草枯中毒的患者[12]，讓更多的看到醫療技術的進步，逆轉了“不可能救活”的情景，讓中國的肺移植走向世界，也讓世界看到我國對于器官移植事業，堅定改革的信心和成就。在臨床轉化研究方面，我們建立的獨具特色的離體肺灌注系統和開展肺組織再生相關的研究，為未來實現高端器械的“中國制造”和尋找終末期肺疾病的新治療靶點，貢獻力量。
3 懷念
根據美國器官資源共享網絡（UNOS）2021年的統計，全美成人肺移植數量前五名的大學和醫療結構分別為天普大學、克利夫蘭醫學中心、杜克大學、圣約瑟夫醫院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2021年無錫團隊全年完成176例肺移植手術，已經超過了上述醫學中心的移植規模。至今，我已完成肺移植1000余例，可以說多倫多進修是無錫團隊開始肺移植的第一步。多倫多肺移植中心為我國多個逐漸成長起來的肺移植中心，培養了大量的臨床和研究型人才，醫學無國界，技術不能保守，唯有普及才能造福更多的患者。
然而，我們更要感謝，為中國肺移植事業的啟蒙，默默做出貢獻的前輩們，特別是中日友好醫院首任院長辛育齡教授，于2022年6月7日22時5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他是新中國胸外科事業的開拓者，更主刀了我國首例人體肺移植手術。他在無影燈下的“不老松”精神，是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精神的傳承，鼓舞著更多的后輩投入到這一事業中來。
4 展望
展望未來，傳統的肺移植技術受到越來越多來自新科技和倫理方面的挑戰。優化供體分配制度，邊緣供體的維護，提高急診肺移植、老年肺移植、兒童肺移植等特殊受者群體的長期生存率等，被認為是各個國家和地區肺移植發展“瓶頸”的問題，其相應的解決方案，例如劈裂式、異位肺移植，離體肺灌注系統，新型機械循環輔助裝置等，已經進入臨床試驗研究階段，期待在不遠的將來，我國的研究成果可以成為全球的標準方案。伴隨者肺移植數量的增長，不同團隊間技術的進一步均衡、提升和協作，患者長期生存率進一步提高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應當成為我們的奮斗目標。我國肺移植數據登記隊列也逐漸建立完善，有超過5年的隨訪數據，基于前人的研究，我國各肺移植中心也應加強協作，打破固有認知模式，充分利用登記和隨訪的患者數據，并與公共衛生和統計學專家、再生醫學和生物工程研究者等，開展交叉學科的研究，才能為世界貢獻來自中國的獨特經驗，并引領肺移植未來發展的方向。
另外，關于基因編輯的異種器官移植從2021年末，開始從學術界走進了大眾的視野，引發關注無數[13]。目前的基因編輯技術的迅速發展，讓人類基因進入動物體內的速度，超過了我們對基因本身及其相互作用的了解。基因編輯豬的肺臟也開始了狒狒移植的臨床前試驗[14]。如何將我們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離體肺灌注系統，參與到基因修飾等器官的維護和修復中，將是我們未來在此研究領域的切入點。
當前，我國的器官捐獻和移植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我國的肺移植發展需要一批有情懷有激情的同道來開拓，為了充分利用當前心腦死亡愛心捐獻的供肺，使中國的肺移植早日進入世界器官移植舞臺的中央，我們無錫肺移植中心將孜孜不倦地來推動我國的肺移植事業，希望國內越來越多的兄弟醫院開展肺移植，衷心希望將來兄弟醫院超越無錫。移植醫生不會在這個供體器官維護技術“百花齊放”的時代落后，它帶給了移植團隊更為多元化的機遇和挑戰。造福更多的終末期肺疾病患者是我的目標，相信在下一個20年，對于每個肺移植專業的追夢人，都是“強國有我”的新時代。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