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健權, 韓婧, 林鑫, 張謙, 周厚榮, 張湘燕. 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診治研究進展.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3, 22(8): 596-599. doi: 10.7507/1671-6205.202206040 復制
自2019年底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所誘發的感染爆發以來，全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人數已突破6億大關，而死亡人數超600萬，是繼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感染和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公共衛生事件[1]。臨床醫生在診治過程中不僅需要理解COVID-19本身所引發病理生理變化，也同時需要對診治過程中的其他合并癥、并發癥應該有清楚的理解，才能對患者實施精準治療。在既往病毒感染引起大規模疫情事件中，病毒合并細菌感染是導致不良預后的一個嚴重并發癥，給患者的救治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但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情況如何，目前尚缺乏系統性的文獻綜述。本文旨在通過對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發病概況、發病原因、病原菌分布、高危因素分析等進行系統性的分析總結，以期為臨床救治提供參考。
1 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發病概況
病毒感染是臨床上常見的呼吸系統感染形式，既往研究表明其他病毒合并細菌感染臨床上常見，也是影響患者預后的重要原因。病毒合并細菌感染可同時呈現，也可以細菌感染繼發于病毒感染之后，或者難以區分何種感染在前。若細菌感染與病毒感染同時呈現我們稱之為合并感染，而細菌感染明確發生病毒感染之后的感染我們稱之為繼發感染。在既往幾次病毒感染大流行期間，呼吸道病毒感染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是死亡的重要原因。在1918年—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流感病毒合并細菌感染比例達40%[2]；而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間，約30%的患者因合并細菌感染而入住重癥加強治療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病房，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3-4]。在2013年的中東呼吸綜合征爆發期間有近20%的患者合并細菌感染[5-6]。目前有關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報道不盡相同[7]，但總體而言早期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發生率不高。在一項有關美國、部分歐洲、中國的回顧性數據分析表明其社區獲得性感染（即早期合并細菌感染者）不足4%[8]，另外一項在非洲的研究則不足2%[9]。
COVID-19患者進入醫院治療后，繼發細菌感染的發生率有所增加，meta數據分析表明COVID-19繼發院內感染的發生率達到3.7%～21.9%[8, 10]。而入住ICU的COVID-19患者繼發細菌感染的概率則進一步增加，其發生率均在40%或以上[11-12]，其原因可能是ICU患者呼吸機使用、有創操作包括氣管插管、中心靜脈導管和尿管等增加二次感染的機會。
2 COVID-19合并或繼發感染的病原菌分布與風險因素分析
在臨床上，很多呼吸道病毒感染在就診時呈現合并細菌感染，這部分社區獲得性的細菌感染病原菌不同導致后期臨床救治不同。研究表明在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患者，即社區獲得性細菌感染患者中，病原菌主要包括金黃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桿菌、肺炎鏈球菌，其他還有大腸桿菌、嗜肺軍團菌等[8, 13]。而醫院內獲得性感染（入院后48 h后發生的細菌感染，即繼發細菌感染）主要病原菌包括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腸球菌、銅綠假單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等[8]。在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發現，在入住ICU的COVID-19與非COVID-19繼發細菌感染的患者中，其病原菌的分布大致相同[13]。近來大量群組研究和個案報道均指出耐碳青霉烯革蘭氏陰性細菌感染在入住ICU的COVID-19患者呈現很高比例，是影響住ICU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8, 14-15]。SARS-CoV-2感染損害淋巴細胞，特別是B細胞、T細胞和NK細胞，從而導致疾病期間的免疫系統功能下降可能是繼發感染的重要原因[15-16]。
COVID-19合并真菌感染的比例不高，然而其高致死率卻給COVID-19患者的救治帶來新的挑戰。研究發現繼發真菌感染病原菌主要包括曲霉屬、隱球菌屬、念珠菌屬、毛霉屬、酵母菌屬和肺孢子蟲屬等[17]，在全球所有侵襲性真菌死亡中造成75%以上的死亡，抗生素的濫用、基礎疾病等可能是造成真菌感染的相關因素[18-20]。真菌感染機制復雜，真菌分子與宿主細胞的免疫反應是真菌感染過程中重要環節，而真菌細胞壁成分，如多糖和真菌病原體的脂質分子是已知的刺激免疫反應；真菌分子和宿主受體的相互作用刺激先天和適應性免疫反應，SARS-CoV-2可激活維甲酸誘導基因1樣受體、Toll樣受體3、Toll樣受體7和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樣受體，而Toll樣受體和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樣受體的協同作用可顯著增加細胞因子的產生，導致過度炎癥反應，嚴重影響患者預后[17]。
高齡、基礎疾病特別是糖尿病、高血壓、肺部基礎疾病等是COVID-19發展為重癥的高危因素[21]，但研究表明這些因素并不是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風險因素[22]；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發現，盡管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患者呈現更高的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比例和C反應蛋白水平，然而用這些炎癥參數來預測合并細菌感染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差[22-23]。一個案例對比分析研究中發現，重型、使用全身性糖皮質激素是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危險因素，其原因可能是COVID-19重型、使用糖皮質激素使患者免疫應答失調，為繼發細菌感染創造了條件[22-23]。
3 COVID-19合并或繼發感染對患者預后的影響
既往的有關病毒感染流行的研究發現，病毒感染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是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有關COVID-19的大量研究也同樣表明，在COVID-19患者中，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同樣嚴重影響患者預后。一方面，合并細菌感染后，大大提高了患者入住ICU的風險，增加患者的住院時間[7, 23-24]。另一方面，COVID-19患者合并細菌感染特別是誘發重癥感染后，增加了疾病的嚴重程度，也增加了進行有創操作包括氣管插管、安置中心靜脈導管、插入導尿管等，而這些有創操作反過來增加了感染的風險，給救治帶來困難[23-24]。大量的研究表明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顯著增加患者死亡率[7, 23]。
此外，早期預防性應用抗生素不能改善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患者的預后[25]。由于當前臨床上尚缺乏針對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抗生素用藥指南，因此經驗性用藥較為普遍，不僅針對性不高，而且效果有限。
4 臨床抗感染治療的盲點與難點
對于COVID-19合并或繼發感染，尚缺乏明確的治療指南來指導抗感染治療。與既往幾次病毒感染大流行期間合并細菌感染發生率相比，COVID-19早期合并細菌感染的發生率不高，但臨床上抗生素應用的比例卻非常驚人[9, 26-27]。兩項有關美國、部分歐洲和亞洲國家的數據表明，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發生率不足4%，抗生素的應用卻接近甚至超過50%[8-9]，而有關部分非洲國家的統計數據表明抗菌藥物的應用比例甚至達到了80%，抗生素單用或聯合應用在臨床上均常見[8-9]。在一項約35263例接受抗生素治療的meta分析中，所研究的10類抗生素中，最常見的抗生素是氟喹諾酮類、大環內酯類、內酰胺/內酰胺酶抑制劑和頭孢菌素[25]。在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時經驗性濫用抗菌藥物的原因，除了目前尚無明確的抗生素應用規范和指南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COVID-19患者合并細菌感染多發生在肺部，但COVID-19患者普遍痰液不多，給留取標本檢測帶來影響[9]。
臨床上識別COVID-19是否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困難的一個原因是病毒感染在早期階段有無合并細菌感染的臨床癥狀相似，現階段尚未發現特異性的生物標志物[28]。目前一些炎癥參數對于識別COVID-19患者危重程度有所幫助[29]，但對于鑒別患者是否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作用甚微。降鈣素原水平在臨床上被認為診斷細菌感染重要標志物，常常把降鈣素原大于0.5 ng/mL作為細菌感染的重要參數。然而在一項對比研究中發現降鈣素原大于0.5 ng/mL對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陽性預測值為9.3%。相比之下，降鈣素原水平為0.1 ng/mL或以下的陰性預測值為98.3%[9]；同時發現降鈣素原水平與機械通氣使用和致死率有相關性，而降鈣素原與COVID-19是否合并感染并不相關[9, 30]，因而尚不能用降鈣素原作為識別細菌感染的特異性標志物。研究發現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和C反應蛋白在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患者中顯著增加[22, 30]，然而邏輯回歸分析表明這些參數作為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獨立的危險因素沒有統計學意義，用其識別COVID-19是否合并細菌感染的缺乏敏感性和特異性[22]。
人體通過識別病原體，利用細胞溶酶體等細胞器，通過自噬等方式介導感染期間病原體殺傷的先天免疫反應，然而研究發現SARS-CoV-2不僅可以避免溶酶體介導的破壞，還能通過操縱穿過溶酶體腔的氫離子交換來使溶酶體脫酸，脫酸作用不僅損害了細胞的自噬等穩態功能，而且使宿主易受繼發性細菌感染[31]，這些均成為了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診治過程中的難點與盲點。
5 當前的診治共識
當前沒有一個明確的規范與標準來指導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治療，眾多國內外的文獻研究報道、世界衛生組織有關COVID-19管理指南、“拯救膿毒癥運動”指南給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治療提供了參考，形成了一定的共識[10, 18, 32-37]，這些共識包括：（1）對于輕癥型，不建議預防性使用抗菌藥物；（2）對于中和重型，原則上不預防使用抗菌藥物，若存在基礎疾病如結構性肺病，或有證據支持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抗菌藥物的選擇根據當地的抗菌譜或者藥敏結果選取；（3）對于危重型，根據患者個體高危因素及病原體特征選擇抗菌藥物；（4）繼發有耐碳青霉烯腸桿菌感染的COVID-19患者，尤其是肺炎克雷伯桿菌感染，建議應用多黏菌素聯合美羅培南或多黏菌素聯合替加環素治療，或者頭孢他啶/阿維巴坦、多黏菌素聯合替加環素的三聯方案，也可考慮多黏菌素與磷霉素聯合替加環素或美羅培南或頭孢他啶/阿維巴坦的三聯方案治療；（5）如評估患者存在膿毒癥，應在初次評估后1 h內給予抗菌藥物，并及時根據微生物學結果和臨床判斷降階梯治療；（6）若COVID-19重癥患者伴有急性腎/肝損傷，可根據治療藥物濃度監測（Therapeutical Drug Monitoring，TDM）或藥動學（Parmacokinetics，PK）/藥效學（pharmacodynamics，PD）優化給藥方案。
6 展望
作為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傳染性疾病，COVID-19給人類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COVID-19流行期間合并細菌感染的發生率較既往幾次病毒感染流行期間低，但仍存在抗生素濫用等問題，對患者預后帶來了負面影響。
全球醫學界在抗擊COVID-19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然而在COVID-19救治過程中很多難點仍發人深思。首先，目前在識別COVID-19是否合并細菌感染上尚無公認的生物標志物，因而進一步篩選出可靠的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生物標志物成為一項重要的醫學任務；其次，SARS-CoV-2的不斷變異給新冠救治帶來困難，是否新的SARS-CoV-2變異毒株誘發不同的的細菌感染尚無相關的研究報道；此外，近幾年來耐甲氧西林的金黃色葡萄球菌，耐萬古霉素的腸球菌，產超光譜β-內酰胺酶的腸桿菌科細菌，多重耐藥的銅綠假單胞菌，以及多重耐藥的鮑曼不動桿菌等在臨床上越來越常見，而COVID-19繼發細菌感染是否會影響院內感染細菌耐藥的細菌譜有待進一步研究，臨床醫生如何著手防治廣泛的細菌耐藥發生也將成為重要的研究內容。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自2019年底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冠狀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所誘發的感染爆發以來，全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人數已突破6億大關，而死亡人數超600萬，是繼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感染和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公共衛生事件[1]。臨床醫生在診治過程中不僅需要理解COVID-19本身所引發病理生理變化，也同時需要對診治過程中的其他合并癥、并發癥應該有清楚的理解，才能對患者實施精準治療。在既往病毒感染引起大規模疫情事件中，病毒合并細菌感染是導致不良預后的一個嚴重并發癥，給患者的救治帶來了極大的困擾，但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情況如何，目前尚缺乏系統性的文獻綜述。本文旨在通過對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發病概況、發病原因、病原菌分布、高危因素分析等進行系統性的分析總結，以期為臨床救治提供參考。
1 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發病概況
病毒感染是臨床上常見的呼吸系統感染形式，既往研究表明其他病毒合并細菌感染臨床上常見，也是影響患者預后的重要原因。病毒合并細菌感染可同時呈現，也可以細菌感染繼發于病毒感染之后，或者難以區分何種感染在前。若細菌感染與病毒感染同時呈現我們稱之為合并感染，而細菌感染明確發生病毒感染之后的感染我們稱之為繼發感染。在既往幾次病毒感染大流行期間，呼吸道病毒感染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是死亡的重要原因。在1918年—1919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間，流感病毒合并細菌感染比例達40%[2]；而在2009年流感大流行期間，約30%的患者因合并細菌感染而入住重癥加強治療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病房，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3-4]。在2013年的中東呼吸綜合征爆發期間有近20%的患者合并細菌感染[5-6]。目前有關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報道不盡相同[7]，但總體而言早期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發生率不高。在一項有關美國、部分歐洲、中國的回顧性數據分析表明其社區獲得性感染（即早期合并細菌感染者）不足4%[8]，另外一項在非洲的研究則不足2%[9]。
COVID-19患者進入醫院治療后，繼發細菌感染的發生率有所增加，meta數據分析表明COVID-19繼發院內感染的發生率達到3.7%～21.9%[8, 10]。而入住ICU的COVID-19患者繼發細菌感染的概率則進一步增加，其發生率均在40%或以上[11-12]，其原因可能是ICU患者呼吸機使用、有創操作包括氣管插管、中心靜脈導管和尿管等增加二次感染的機會。
2 COVID-19合并或繼發感染的病原菌分布與風險因素分析
在臨床上，很多呼吸道病毒感染在就診時呈現合并細菌感染，這部分社區獲得性的細菌感染病原菌不同導致后期臨床救治不同。研究表明在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患者，即社區獲得性細菌感染患者中，病原菌主要包括金黃色葡萄球菌、流感嗜血桿菌、肺炎鏈球菌，其他還有大腸桿菌、嗜肺軍團菌等[8, 13]。而醫院內獲得性感染（入院后48 h后發生的細菌感染，即繼發細菌感染）主要病原菌包括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腸球菌、銅綠假單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等[8]。在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發現，在入住ICU的COVID-19與非COVID-19繼發細菌感染的患者中，其病原菌的分布大致相同[13]。近來大量群組研究和個案報道均指出耐碳青霉烯革蘭氏陰性細菌感染在入住ICU的COVID-19患者呈現很高比例，是影響住ICU患者預后的重要因素[8, 14-15]。SARS-CoV-2感染損害淋巴細胞，特別是B細胞、T細胞和NK細胞，從而導致疾病期間的免疫系統功能下降可能是繼發感染的重要原因[15-16]。
COVID-19合并真菌感染的比例不高，然而其高致死率卻給COVID-19患者的救治帶來新的挑戰。研究發現繼發真菌感染病原菌主要包括曲霉屬、隱球菌屬、念珠菌屬、毛霉屬、酵母菌屬和肺孢子蟲屬等[17]，在全球所有侵襲性真菌死亡中造成75%以上的死亡，抗生素的濫用、基礎疾病等可能是造成真菌感染的相關因素[18-20]。真菌感染機制復雜，真菌分子與宿主細胞的免疫反應是真菌感染過程中重要環節，而真菌細胞壁成分，如多糖和真菌病原體的脂質分子是已知的刺激免疫反應；真菌分子和宿主受體的相互作用刺激先天和適應性免疫反應，SARS-CoV-2可激活維甲酸誘導基因1樣受體、Toll樣受體3、Toll樣受體7和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樣受體，而Toll樣受體和核苷酸結合寡聚化結構域樣受體的協同作用可顯著增加細胞因子的產生，導致過度炎癥反應，嚴重影響患者預后[17]。
高齡、基礎疾病特別是糖尿病、高血壓、肺部基礎疾病等是COVID-19發展為重癥的高危因素[21]，但研究表明這些因素并不是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風險因素[22]；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發現，盡管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患者呈現更高的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比例和C反應蛋白水平，然而用這些炎癥參數來預測合并細菌感染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差[22-23]。一個案例對比分析研究中發現，重型、使用全身性糖皮質激素是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危險因素，其原因可能是COVID-19重型、使用糖皮質激素使患者免疫應答失調，為繼發細菌感染創造了條件[22-23]。
3 COVID-19合并或繼發感染對患者預后的影響
既往的有關病毒感染流行的研究發現，病毒感染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是患者死亡的重要因素。有關COVID-19的大量研究也同樣表明，在COVID-19患者中，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同樣嚴重影響患者預后。一方面，合并細菌感染后，大大提高了患者入住ICU的風險，增加患者的住院時間[7, 23-24]。另一方面，COVID-19患者合并細菌感染特別是誘發重癥感染后，增加了疾病的嚴重程度，也增加了進行有創操作包括氣管插管、安置中心靜脈導管、插入導尿管等，而這些有創操作反過來增加了感染的風險，給救治帶來困難[23-24]。大量的研究表明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顯著增加患者死亡率[7, 23]。
此外，早期預防性應用抗生素不能改善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患者的預后[25]。由于當前臨床上尚缺乏針對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抗生素用藥指南，因此經驗性用藥較為普遍，不僅針對性不高，而且效果有限。
4 臨床抗感染治療的盲點與難點
對于COVID-19合并或繼發感染，尚缺乏明確的治療指南來指導抗感染治療。與既往幾次病毒感染大流行期間合并細菌感染發生率相比，COVID-19早期合并細菌感染的發生率不高，但臨床上抗生素應用的比例卻非常驚人[9, 26-27]。兩項有關美國、部分歐洲和亞洲國家的數據表明，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發生率不足4%，抗生素的應用卻接近甚至超過50%[8-9]，而有關部分非洲國家的統計數據表明抗菌藥物的應用比例甚至達到了80%，抗生素單用或聯合應用在臨床上均常見[8-9]。在一項約35263例接受抗生素治療的meta分析中，所研究的10類抗生素中，最常見的抗生素是氟喹諾酮類、大環內酯類、內酰胺/內酰胺酶抑制劑和頭孢菌素[25]。在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時經驗性濫用抗菌藥物的原因，除了目前尚無明確的抗生素應用規范和指南外，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COVID-19患者合并細菌感染多發生在肺部，但COVID-19患者普遍痰液不多，給留取標本檢測帶來影響[9]。
臨床上識別COVID-19是否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困難的一個原因是病毒感染在早期階段有無合并細菌感染的臨床癥狀相似，現階段尚未發現特異性的生物標志物[28]。目前一些炎癥參數對于識別COVID-19患者危重程度有所幫助[29]，但對于鑒別患者是否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作用甚微。降鈣素原水平在臨床上被認為診斷細菌感染重要標志物，常常把降鈣素原大于0.5 ng/mL作為細菌感染的重要參數。然而在一項對比研究中發現降鈣素原大于0.5 ng/mL對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陽性預測值為9.3%。相比之下，降鈣素原水平為0.1 ng/mL或以下的陰性預測值為98.3%[9]；同時發現降鈣素原水平與機械通氣使用和致死率有相關性，而降鈣素原與COVID-19是否合并感染并不相關[9, 30]，因而尚不能用降鈣素原作為識別細菌感染的特異性標志物。研究發現白細胞計數、中性粒細胞和C反應蛋白在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患者中顯著增加[22, 30]，然而邏輯回歸分析表明這些參數作為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的獨立的危險因素沒有統計學意義，用其識別COVID-19是否合并細菌感染的缺乏敏感性和特異性[22]。
人體通過識別病原體，利用細胞溶酶體等細胞器，通過自噬等方式介導感染期間病原體殺傷的先天免疫反應，然而研究發現SARS-CoV-2不僅可以避免溶酶體介導的破壞，還能通過操縱穿過溶酶體腔的氫離子交換來使溶酶體脫酸，脫酸作用不僅損害了細胞的自噬等穩態功能，而且使宿主易受繼發性細菌感染[31]，這些均成為了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診治過程中的難點與盲點。
5 當前的診治共識
當前沒有一個明確的規范與標準來指導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治療，眾多國內外的文獻研究報道、世界衛生組織有關COVID-19管理指南、“拯救膿毒癥運動”指南給COVID-19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的治療提供了參考，形成了一定的共識[10, 18, 32-37]，這些共識包括：（1）對于輕癥型，不建議預防性使用抗菌藥物；（2）對于中和重型，原則上不預防使用抗菌藥物，若存在基礎疾病如結構性肺病，或有證據支持合并或繼發細菌感染，抗菌藥物的選擇根據當地的抗菌譜或者藥敏結果選取；（3）對于危重型，根據患者個體高危因素及病原體特征選擇抗菌藥物；（4）繼發有耐碳青霉烯腸桿菌感染的COVID-19患者，尤其是肺炎克雷伯桿菌感染，建議應用多黏菌素聯合美羅培南或多黏菌素聯合替加環素治療，或者頭孢他啶/阿維巴坦、多黏菌素聯合替加環素的三聯方案，也可考慮多黏菌素與磷霉素聯合替加環素或美羅培南或頭孢他啶/阿維巴坦的三聯方案治療；（5）如評估患者存在膿毒癥，應在初次評估后1 h內給予抗菌藥物，并及時根據微生物學結果和臨床判斷降階梯治療；（6）若COVID-19重癥患者伴有急性腎/肝損傷，可根據治療藥物濃度監測（Therapeutical Drug Monitoring，TDM）或藥動學（Parmacokinetics，PK）/藥效學（pharmacodynamics，PD）優化給藥方案。
6 展望
作為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傳染性疾病，COVID-19給人類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COVID-19流行期間合并細菌感染的發生率較既往幾次病毒感染流行期間低，但仍存在抗生素濫用等問題，對患者預后帶來了負面影響。
全球醫學界在抗擊COVID-19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然而在COVID-19救治過程中很多難點仍發人深思。首先，目前在識別COVID-19是否合并細菌感染上尚無公認的生物標志物，因而進一步篩選出可靠的COVID-19合并細菌感染生物標志物成為一項重要的醫學任務；其次，SARS-CoV-2的不斷變異給新冠救治帶來困難，是否新的SARS-CoV-2變異毒株誘發不同的的細菌感染尚無相關的研究報道；此外，近幾年來耐甲氧西林的金黃色葡萄球菌，耐萬古霉素的腸球菌，產超光譜β-內酰胺酶的腸桿菌科細菌，多重耐藥的銅綠假單胞菌，以及多重耐藥的鮑曼不動桿菌等在臨床上越來越常見，而COVID-19繼發細菌感染是否會影響院內感染細菌耐藥的細菌譜有待進一步研究，臨床醫生如何著手防治廣泛的細菌耐藥發生也將成為重要的研究內容。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