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樊柳汝, 張麗中, 李金蘭, 李筱妍. 膿毒癥患者血清抑癌蛋白M的表達及其在膿毒癥早期識別中的作用.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2, 21(6): 412-416. doi: 10.7507/1671-6205.202205049 復制
膿毒癥是由于宿主對感染的反應失調而導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1]，是目前重要的全球公共衛生健康問題。一份2017年的全球疾病負擔研究報道顯示，全世界每年約有5000萬人發生膿毒癥，其中約1100萬患者死亡，占全球死亡總數的19.7%[2]。一項中國重癥醫學科（intensive care unit，ICU）膿毒癥流行病學研究發現，1/5的ICU患者發生膿毒癥，90天病死率為35.5%[3]。在膿毒癥發生后的最初幾個小時內進行早期識別和適當的管理可以改善預后[4]。乳酸作為目前識別膿毒癥最常用的生物標志物，其最佳截斷值仍存在爭議，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及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也存在特異性較低的問題[5]，因此目前為止仍缺乏快速準確有效的臨床或實驗室指標來早期識別膿毒癥。抑癌蛋白M（oncostatin M，OSM）屬于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家族的細胞因子，主要由單核細胞/巨噬細胞、樹突狀細胞和T淋巴細胞釋放[6]。類似于其他IL-6家族成員，OSM在免疫穩態、造血、炎癥、發育和代謝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7]。在炎癥反應過程中，OSM誘導巨噬細胞、淋巴細胞、中性粒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浸潤，觸發多種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表達的快速變化，在特定的組織中以不同的方式放大炎癥反應，對內皮細胞的直接刺激也可能影響炎癥反應的演變[8-9]。在神經炎癥期間，OSM通過上調內皮CCL20分泌和激活整合素αL來招募Th17細胞，從而顯著促進血腦屏障損傷[10]；在肺部炎癥中，OSM誘導肺泡上皮細胞中白細胞介素-33（interleukin-33，IL-33）的表達，從而對2型天然淋巴細胞（group 2 innate lymphoid cell，ILC2）細胞和巨噬細胞聚集以及細胞外基質基因表達產生影響，介導肺部炎癥[11]；還有其他研究表明OSM在關節、皮膚和血管疾病中亦發揮促炎作用[9]。膿毒癥是機體失調的炎癥反應，導致包括血管內皮細胞功能障礙在內的病理生理改變，OSM在膿毒癥發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討膿毒癥患者血清OSM表達及其與臨床指標（包括血化驗指標、SOFA 評分及APACHEⅡ評分）的關聯性，以便積極尋找膿毒癥早期識別有效的生物標志物，為臨床早期診斷和及時治療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21年6月3日至2022年1月18日于山西白求恩醫院ICU及呼吸科重癥監護室住院的符合納入標準的所有膿毒癥患者34例作為膿毒癥組，同期選取與膿毒癥組年齡相仿、性別比例相似的入住普通病房的社區獲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CAP）患者15例作為病例對照組，并選取與膿毒癥組年齡相仿、性別比例相似在本院體檢中心進行健康體檢的成人16位作為健康對照組。追蹤隨訪膿毒癥組患者28天轉歸情況，分為存活組和死亡組。
納入標準：（1）膿毒癥組：符合膿毒癥Sepsis3.0[12]診斷標準；年齡≥18歲；患者或家屬同意本項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2）病例對照組：符合CAP診斷標準[13]；年齡≥18 歲；患者或家屬同意本項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3）健康對照組：同期在本院進行健康體檢的成人；檢驗及檢查指標未見明顯異常；同意本項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排除標準：（1）入院已無生命體征且搶救失敗的患者、轉院患者（已接受外院高級別抗生素、血管活性藥物治療以及不能提供治療方案者）；（2）慢性、惡性疾病終末期患者；（3）既往有精神病史或認知功能障礙。本研究經醫院臨床倫理委員會批準（SBOLL-2020-009）。
1.2 方法
1.2.1 實驗室指標檢測
入院24 h內采集研究對象外周靜脈血（膿毒癥患者入院即采，CAP患者次日清晨采集，健康體檢者體檢時采集），離心留取上清，EP管分裝。置于–80 ℃冰箱中保存備用。同時檢測外周血白細胞計數（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中性粒細胞（neutrophil，NEUT）、淋巴細胞（lymphocyte，LY）計數及PCT水平。
1.2.2 病情嚴重程度評估
記錄研究對象的臨床和人口學特征，包括年齡、性別，入院24 h內對膿毒癥組患者進行病情嚴重程度評估，包括急性生理學和慢性健康狀況評價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評分和序貫器官衰竭評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24 h內有復查的指標，以第1次為準進行評分。
1.2.3 血清OSM測定
采用雙夾心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研究對象血清OSM水平，實驗操作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實驗所用OSM試劑盒購自Andygene公司（批號：AD11290Hu）。實驗結束后，分別以標準物的濃度和各孔的光密度為橫坐標和縱坐標，繪制出標準曲線，根據各待測樣品的光密度值用標準曲線來查找相應的濃度，然后再乘以稀釋倍數（5倍），得出待測樣品的實際OSM濃度。分析各組患者OSM濃度差異。
1.2.4 預后隨訪
追蹤隨訪膿毒癥患者入院第28天存活情況，對28天內離院且未死亡患者進行電話隨訪。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1.0統計軟件，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進行統計描述，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四分位數）［M（Q1，Q3）］進行統計描述，計數資料采用率（構成比）進行統計描述，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或Kruskal-Wallis檢驗，采用Pearson相關及Spearman秩相關進行相關性檢驗。繪制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curve），計算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ROC curve，AUC）、敏感性及特異性等參數來分析檢測指標對膿毒癥早期識別的診斷效能。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一般人口統計學資料和臨床指標
本研究共納入研究對象65例，其中膿毒癥組34例，病例對照組15例，健康對照組16例。三組的人口統計學資料和臨床特征見表1。統計學分析顯示，三組間性別構成及年齡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WBC、NEUT及LY計數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膿毒癥組與病例對照組之間PCT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各組人口統計學資料、臨床指標、OSM水平比較［例（%）/（
）/M（Q1，Q3）］
2.2 各組血清OSM水平比較
與病例對照組和健康對照組相比，膿毒癥組患者在入ICU當天血清OSM水平顯著升高（P<0.05），結果見表1。
2.3 膿毒癥組患者血清OSM水平與臨床指標的關聯性分析
如表2所示，膿毒癥患者血清OSM水平與WBC、NEUT、LY、PCT、SOFA評分及APACHEⅡ評分均無明顯相關性（均P>0.05）。
表2
膿毒癥組患者OSM濃度與臨床指標的關聯性分析
r值表示相關系數；OSM濃度、WBC、NEUT、SOFA評分、APACHEⅡ評分符合正態分布，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LY及PCT不符合正態分布，采用Spearman相關性分析。
2.4 膿毒癥組不同轉歸患者血清OSM水平及疾病嚴重度評分的比較
追蹤隨訪膿毒癥組患者28天轉歸情況，分為存活組23例和死亡組11例。如表3所示：存活組患者與死亡組患者血清OSM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相比存活組患者，死亡組患者SOFA評分及APACHEⅡ評分顯著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
表3
膿毒癥存活組患者與死亡組患者各指標差異比較（
）
2.5 血清OSM水平對膿毒癥早期識別的診斷價值
如表4所示，OSM預測膿毒癥發生的AUC為0.794（95%可信區間0.666～0.922，P<0.05），高于WBC（AUC=0.746，95%可信區間0.611～0.881，P<0.05）；但低于PCT（AUC=0.996，95%可信區間0.986～1.000，P<0.05）和SOFA評分（AUC=0.990，95%可信區間0.971～1.000，P<0.05）。OSM預測膿毒癥發生的最佳截斷值為390.98 pg/mL，敏感性為79.4%，特異性為73.3%。
表4
OSM表達水平對膿毒癥早期識別的診斷價值
3 討論
膿毒癥主要特征是機體失衡的炎癥反應和免疫抑制[14]。在最新的膿毒癥定義中，術語“失調”和“宿主反應”沒有明確定義，而是被概念化為免疫系統和非免疫系統內的不適應反應，這些反應是導致器官功能障礙和患者死亡的原因[14]。鑒于這些反應中有多種細胞因子的參與，篩選有效細胞因子作為生物標志物可以增加膿毒癥的診斷確定性。OSM作為IL-6細胞因子家族的成員[15]，參與炎癥反應，不僅可以直接調節炎癥，還調節炎癥中的其他細胞因子或趨化因子的表達而誘發炎癥[16]。研究發現OSM通過調節人臍帶內皮細胞中的IL-6[17]、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和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18]以及肝細胞的急性期反應[19]，從而在炎癥中發揮潛在作用。膿毒癥的感染部位和致病病原體因臟器位置和年齡而異，以呼吸系統和胃腸系統的細菌感染最為常見[14]。OSM作為一種多功能的細胞因子，在急性腸缺血再灌注損傷后生存中起關鍵作用[20]，在肺炎期間誘導STAT3依賴性CXCL5表達和中性粒細胞募集[21]。據此我們推測，在膿毒癥發生發展的過程中，OSM可能通過誘導促炎細胞因子或趨化因子的表達誘導中性粒細胞及巨噬細胞浸潤，促使局部或全身炎癥，導致各器官發生不同程度缺血再灌注損傷，從而誘發膿毒癥的發生。
本研究結果發現，膿毒癥患者OSM表達明顯增高，但其高表達與WBC、NEUT、LY、PCT及疾病嚴重程度評分均無明顯相關性。進一步追蹤隨訪膿毒癥組患者28天轉歸情況，發現存活組患者與死亡組患者血清OSM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既往研究結果顯示，膿毒癥患者的血清OSM水平顯著升高，且與疾病的嚴重程度有關（包括SOFA評分、PCT水平和WBC等參數），且入ICU時血清OSM水平增高與膿毒癥患者的28天病死率相關[22]。本研究與既往研究結果不完全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樣本量以及研究對象感染的病原微生物不完全相同。而且膿毒癥發病機制復雜，OSM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完全清楚，尚需要多中心大樣本的臨床研究，以及設計完善的基礎實驗去探索OSM在膿毒癥中真正發揮的作用及其作用機制。另外，依據感染病原學進一步分層研究也許會有新的發現，正如近年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所致的病毒性膿毒癥，已經顛覆了學者們的許多認知。在某些情況下，病毒性膿毒癥被認為是病毒引起的直接組織或細胞損傷（例如流感病毒引起的肺上皮損傷），而不是病毒引起的系統性失調[23]。在新型冠狀病毒所致的病毒性膿毒癥中，學者觀察到即使在沒有明顯低血壓的情況下，許多重癥或危重患者出現典型的休克臨床表現，包括四肢寒冷和外周脈搏微弱[24]。本研究中相當一部分膿毒癥患者來自RICU，多是由呼吸系統感染所致的膿毒癥，其感染病原體是否為細菌尚不明確，如李彭等[25]研究所示，除革蘭陰性菌外，部分患者存在真菌感染，且感染病原體受機械通氣、治療藥物等因素影響，可能存在多種病原體混合感染的情況。下一步研究中應當根據病原學進一步分層，探討OSM在不同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膿毒癥患者中的表達。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相較于WBC，OSM高表達在膿毒癥早期識別中有一定的診斷價值，與此前研究結果一致[22]。但其ROC曲線下的AUC、敏感性及特異性顯著低于PCT及SOFA評分。換句話說，其對膿毒癥早期識別的診斷效能不如PCT及SOFA評分。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顯示膿毒癥患者血清OSM水平明顯增高，而且相較于WBC，OSM高表達在膿毒癥早期識別中有一定的診斷價值，提示較高的血清OSM水平有可能作為膿毒癥早期識別有效的生物標志物。但本研究為單中心小樣本，尚需進一步擴大樣本量，并且進行不同感染病原學的分層分析，從而深入探索其在膿毒癥早期診斷及靶向治療中潛在的作用。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膿毒癥是由于宿主對感染的反應失調而導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1]，是目前重要的全球公共衛生健康問題。一份2017年的全球疾病負擔研究報道顯示，全世界每年約有5000萬人發生膿毒癥，其中約1100萬患者死亡，占全球死亡總數的19.7%[2]。一項中國重癥醫學科（intensive care unit，ICU）膿毒癥流行病學研究發現，1/5的ICU患者發生膿毒癥，90天病死率為35.5%[3]。在膿毒癥發生后的最初幾個小時內進行早期識別和適當的管理可以改善預后[4]。乳酸作為目前識別膿毒癥最常用的生物標志物，其最佳截斷值仍存在爭議，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及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也存在特異性較低的問題[5]，因此目前為止仍缺乏快速準確有效的臨床或實驗室指標來早期識別膿毒癥。抑癌蛋白M（oncostatin M，OSM）屬于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家族的細胞因子，主要由單核細胞/巨噬細胞、樹突狀細胞和T淋巴細胞釋放[6]。類似于其他IL-6家族成員，OSM在免疫穩態、造血、炎癥、發育和代謝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7]。在炎癥反應過程中，OSM誘導巨噬細胞、淋巴細胞、中性粒細胞和嗜酸性粒細胞浸潤，觸發多種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表達的快速變化，在特定的組織中以不同的方式放大炎癥反應，對內皮細胞的直接刺激也可能影響炎癥反應的演變[8-9]。在神經炎癥期間，OSM通過上調內皮CCL20分泌和激活整合素αL來招募Th17細胞，從而顯著促進血腦屏障損傷[10]；在肺部炎癥中，OSM誘導肺泡上皮細胞中白細胞介素-33（interleukin-33，IL-33）的表達，從而對2型天然淋巴細胞（group 2 innate lymphoid cell，ILC2）細胞和巨噬細胞聚集以及細胞外基質基因表達產生影響，介導肺部炎癥[11]；還有其他研究表明OSM在關節、皮膚和血管疾病中亦發揮促炎作用[9]。膿毒癥是機體失調的炎癥反應，導致包括血管內皮細胞功能障礙在內的病理生理改變，OSM在膿毒癥發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討膿毒癥患者血清OSM表達及其與臨床指標（包括血化驗指標、SOFA 評分及APACHEⅡ評分）的關聯性，以便積極尋找膿毒癥早期識別有效的生物標志物，為臨床早期診斷和及時治療提供理論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2021年6月3日至2022年1月18日于山西白求恩醫院ICU及呼吸科重癥監護室住院的符合納入標準的所有膿毒癥患者34例作為膿毒癥組，同期選取與膿毒癥組年齡相仿、性別比例相似的入住普通病房的社區獲得性肺炎（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CAP）患者15例作為病例對照組，并選取與膿毒癥組年齡相仿、性別比例相似在本院體檢中心進行健康體檢的成人16位作為健康對照組。追蹤隨訪膿毒癥組患者28天轉歸情況，分為存活組和死亡組。
納入標準：（1）膿毒癥組：符合膿毒癥Sepsis3.0[12]診斷標準；年齡≥18歲；患者或家屬同意本項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2）病例對照組：符合CAP診斷標準[13]；年齡≥18 歲；患者或家屬同意本項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3）健康對照組：同期在本院進行健康體檢的成人；檢驗及檢查指標未見明顯異常；同意本項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排除標準：（1）入院已無生命體征且搶救失敗的患者、轉院患者（已接受外院高級別抗生素、血管活性藥物治療以及不能提供治療方案者）；（2）慢性、惡性疾病終末期患者；（3）既往有精神病史或認知功能障礙。本研究經醫院臨床倫理委員會批準（SBOLL-2020-009）。
1.2 方法
1.2.1 實驗室指標檢測
入院24 h內采集研究對象外周靜脈血（膿毒癥患者入院即采，CAP患者次日清晨采集，健康體檢者體檢時采集），離心留取上清，EP管分裝。置于–80 ℃冰箱中保存備用。同時檢測外周血白細胞計數（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中性粒細胞（neutrophil，NEUT）、淋巴細胞（lymphocyte，LY）計數及PCT水平。
1.2.2 病情嚴重程度評估
記錄研究對象的臨床和人口學特征，包括年齡、性別，入院24 h內對膿毒癥組患者進行病情嚴重程度評估，包括急性生理學和慢性健康狀況評價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評分和序貫器官衰竭評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24 h內有復查的指標，以第1次為準進行評分。
1.2.3 血清OSM測定
采用雙夾心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研究對象血清OSM水平，實驗操作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實驗所用OSM試劑盒購自Andygene公司（批號：AD11290Hu）。實驗結束后，分別以標準物的濃度和各孔的光密度為橫坐標和縱坐標，繪制出標準曲線，根據各待測樣品的光密度值用標準曲線來查找相應的濃度，然后再乘以稀釋倍數（5倍），得出待測樣品的實際OSM濃度。分析各組患者OSM濃度差異。
1.2.4 預后隨訪
追蹤隨訪膿毒癥患者入院第28天存活情況，對28天內離院且未死亡患者進行電話隨訪。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1.0統計軟件，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進行統計描述，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四分位數）［M（Q1，Q3）］進行統計描述，計數資料采用率（構成比）進行統計描述，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 U檢驗或Kruskal-Wallis檢驗，采用Pearson相關及Spearman秩相關進行相關性檢驗。繪制受試者操作特征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curve），計算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ROC curve，AUC）、敏感性及特異性等參數來分析檢測指標對膿毒癥早期識別的診斷效能。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的一般人口統計學資料和臨床指標
本研究共納入研究對象65例，其中膿毒癥組34例，病例對照組15例，健康對照組16例。三組的人口統計學資料和臨床特征見表1。統計學分析顯示，三組間性別構成及年齡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WBC、NEUT及LY計數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膿毒癥組與病例對照組之間PCT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各組人口統計學資料、臨床指標、OSM水平比較［例（%）/（）/M（Q1，Q3）］
2.2 各組血清OSM水平比較
與病例對照組和健康對照組相比，膿毒癥組患者在入ICU當天血清OSM水平顯著升高（P<0.05），結果見表1。
2.3 膿毒癥組患者血清OSM水平與臨床指標的關聯性分析
如表2所示，膿毒癥患者血清OSM水平與WBC、NEUT、LY、PCT、SOFA評分及APACHEⅡ評分均無明顯相關性（均P>0.05）。
表2
膿毒癥組患者OSM濃度與臨床指標的關聯性分析
r值表示相關系數；OSM濃度、WBC、NEUT、SOFA評分、APACHEⅡ評分符合正態分布，采用Pearson相關性分析；LY及PCT不符合正態分布，采用Spearman相關性分析。
2.4 膿毒癥組不同轉歸患者血清OSM水平及疾病嚴重度評分的比較
追蹤隨訪膿毒癥組患者28天轉歸情況，分為存活組23例和死亡組11例。如表3所示：存活組患者與死亡組患者血清OSM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相比存活組患者，死亡組患者SOFA評分及APACHEⅡ評分顯著升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
表3
膿毒癥存活組患者與死亡組患者各指標差異比較（）
2.5 血清OSM水平對膿毒癥早期識別的診斷價值
如表4所示，OSM預測膿毒癥發生的AUC為0.794（95%可信區間0.666～0.922，P<0.05），高于WBC（AUC=0.746，95%可信區間0.611～0.881，P<0.05）；但低于PCT（AUC=0.996，95%可信區間0.986～1.000，P<0.05）和SOFA評分（AUC=0.990，95%可信區間0.971～1.000，P<0.05）。OSM預測膿毒癥發生的最佳截斷值為390.98 pg/mL，敏感性為79.4%，特異性為73.3%。
表4
OSM表達水平對膿毒癥早期識別的診斷價值
3 討論
膿毒癥主要特征是機體失衡的炎癥反應和免疫抑制[14]。在最新的膿毒癥定義中，術語“失調”和“宿主反應”沒有明確定義，而是被概念化為免疫系統和非免疫系統內的不適應反應，這些反應是導致器官功能障礙和患者死亡的原因[14]。鑒于這些反應中有多種細胞因子的參與，篩選有效細胞因子作為生物標志物可以增加膿毒癥的診斷確定性。OSM作為IL-6細胞因子家族的成員[15]，參與炎癥反應，不僅可以直接調節炎癥，還調節炎癥中的其他細胞因子或趨化因子的表達而誘發炎癥[16]。研究發現OSM通過調節人臍帶內皮細胞中的IL-6[17]、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和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18]以及肝細胞的急性期反應[19]，從而在炎癥中發揮潛在作用。膿毒癥的感染部位和致病病原體因臟器位置和年齡而異，以呼吸系統和胃腸系統的細菌感染最為常見[14]。OSM作為一種多功能的細胞因子，在急性腸缺血再灌注損傷后生存中起關鍵作用[20]，在肺炎期間誘導STAT3依賴性CXCL5表達和中性粒細胞募集[21]。據此我們推測，在膿毒癥發生發展的過程中，OSM可能通過誘導促炎細胞因子或趨化因子的表達誘導中性粒細胞及巨噬細胞浸潤，促使局部或全身炎癥，導致各器官發生不同程度缺血再灌注損傷，從而誘發膿毒癥的發生。
本研究結果發現，膿毒癥患者OSM表達明顯增高，但其高表達與WBC、NEUT、LY、PCT及疾病嚴重程度評分均無明顯相關性。進一步追蹤隨訪膿毒癥組患者28天轉歸情況，發現存活組患者與死亡組患者血清OSM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既往研究結果顯示，膿毒癥患者的血清OSM水平顯著升高，且與疾病的嚴重程度有關（包括SOFA評分、PCT水平和WBC等參數），且入ICU時血清OSM水平增高與膿毒癥患者的28天病死率相關[22]。本研究與既往研究結果不完全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是樣本量以及研究對象感染的病原微生物不完全相同。而且膿毒癥發病機制復雜，OSM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完全清楚，尚需要多中心大樣本的臨床研究，以及設計完善的基礎實驗去探索OSM在膿毒癥中真正發揮的作用及其作用機制。另外，依據感染病原學進一步分層研究也許會有新的發現，正如近年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所致的病毒性膿毒癥，已經顛覆了學者們的許多認知。在某些情況下，病毒性膿毒癥被認為是病毒引起的直接組織或細胞損傷（例如流感病毒引起的肺上皮損傷），而不是病毒引起的系統性失調[23]。在新型冠狀病毒所致的病毒性膿毒癥中，學者觀察到即使在沒有明顯低血壓的情況下，許多重癥或危重患者出現典型的休克臨床表現，包括四肢寒冷和外周脈搏微弱[24]。本研究中相當一部分膿毒癥患者來自RICU，多是由呼吸系統感染所致的膿毒癥，其感染病原體是否為細菌尚不明確，如李彭等[25]研究所示，除革蘭陰性菌外，部分患者存在真菌感染，且感染病原體受機械通氣、治療藥物等因素影響，可能存在多種病原體混合感染的情況。下一步研究中應當根據病原學進一步分層，探討OSM在不同病原微生物感染所致膿毒癥患者中的表達。
本研究結果還顯示，相較于WBC，OSM高表達在膿毒癥早期識別中有一定的診斷價值，與此前研究結果一致[22]。但其ROC曲線下的AUC、敏感性及特異性顯著低于PCT及SOFA評分。換句話說，其對膿毒癥早期識別的診斷效能不如PCT及SOFA評分。
綜上所述，本研究結果顯示膿毒癥患者血清OSM水平明顯增高，而且相較于WBC，OSM高表達在膿毒癥早期識別中有一定的診斷價值，提示較高的血清OSM水平有可能作為膿毒癥早期識別有效的生物標志物。但本研究為單中心小樣本，尚需進一步擴大樣本量，并且進行不同感染病原學的分層分析，從而深入探索其在膿毒癥早期診斷及靶向治療中潛在的作用。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