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葉遠航, 羅成, 柯佳, 宋遠瑛.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常見精神心理障礙診治的研究進展.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3, 22(4): 295-299. doi: 10.7507/1671-6205.202112027 復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是一種以持續存在的氣流受限為特征的肺部疾病，氣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進行性發展，其中由炎癥導致支氣管壁的損傷-修復過程反復發生，進而引起氣管結構重建、膠原含量增加以及瘢痕形成，也是慢阻肺氣流受限的主要病理基礎。患者的臨床癥狀主要為慢性咳嗽、咳痰、氣短或呼吸困難、喘息和胸悶等。此外，該病的發生與吸煙、職業粉塵、空氣污染、感染等密切相關。根據近年來中國慢阻肺全國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占全球慢阻肺病例約25%[1]。該病由于肺功能進行性減退，嚴重影響患者的勞動力和生活質量，患者長期受疾病折磨極易產生負面情緒，如煩躁、焦慮、抑郁、自卑、睡眠障礙、軀體化等，多項研究指出，慢阻肺患者存在廣泛的心理問題及情緒障礙，這些問題嚴重影響治療效果，降低患者治療依從性[2]。目前，慢阻肺患者的心理狀況在治療過程易被忽視，但其對病情的重大影響應得到重視。
1 慢阻肺常見的心理問題
慢阻肺常見于老年人，病程長且反復發作，臨床上一般難以根治。由于呼吸困難、運動耐力下降等導致患者的日常行為能力下降，極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加之現代大多數老年人缺乏子女陪伴，與家人有效溝通少，內心容易產生孤獨感和無助感以及長期患病帶來的的自責心理，這些作為一種心理應激源，患者一旦受到應激刺激都會導致患者出現應激狀態，進而出現各種心理問題。目前，我國針對慢阻肺患者焦慮和抑郁患病率的最大規模的橫斷面研究納入了49053慢阻肺患者并采用醫院焦慮和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問卷評估焦慮和抑郁，結果共有10.79%存在焦慮，13.65%存在抑郁，7.08%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并據此推測我國慢阻肺患者普遍存在焦慮與抑郁[3]。也有研究指出慢阻肺患者焦慮和抑郁癥狀的發生率為74.8%和72.1%，均高于我國正常人群焦慮和抑郁的發生率[4]。留永健等[5]對410例慢阻肺患者采用HADS進行前瞻性測評，共檢出焦慮或抑郁167例，占比達到40.7%。研究數據的差異可能與樣本量、病源、篩查工具和癥狀嚴重程度的不同有關，但這不難得出慢阻肺患者總體上均存在焦慮和抑郁的傾向。Wrzeciono等[6]在肺病康復部門對51例慢阻肺患者進行HADS及壓力感知量表評估，結果發現70%的受訪者為焦慮狀態，54%的患者為抑郁狀態，14%的患者表現出壓力傾向，分析得出患者越容易產生壓力，焦慮風險越高，而壓力的來源可能與職業活動、吸煙有關，該研究結果表明康復期慢阻肺患者容易焦慮、抑郁和緊張，這可能對他們的生活及健康產生不利的影響。這些調查研究都進一步證實了慢阻肺患者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礙，尤其是焦慮和抑郁。吳東等[7]調查發現在慢阻肺患者中，焦慮在男性中更高，而抑郁在女性中更高，提示臨床醫生在管理訪視期間注意評估性別對慢阻肺認知的個體化差異。研究發現與生物質相關的慢阻肺患者和煙草繼發的慢阻肺患者相比，前者的抑郁癥患病率更高[8]。在翟秋麗等[9]的研究中顯示重度吸煙的慢阻肺患者相對于輕度和不吸煙的慢阻肺患者更易發生焦慮癥。一項網絡分析指出，慢阻肺患者的癥狀與負性情緒密切相關，其中胸悶與急性焦慮相關，咳嗽和虛弱與抑郁癥狀相關[10]。方燕紅等[11]對220例慢阻肺患者進行心理痛苦水平調查，結果顯示患者的心理痛苦評分水平較高，且年齡與心理痛苦水平呈正比。這提示老年慢阻肺患者的心理痛苦水平可能更高，這可能與老年慢阻肺患者病情反復加重、病程纏綿及長期患病的自責心理相關。
目前，從慢阻肺患者出現的心理障礙來看，主要包括焦慮、抑郁、恐慌、孤獨、壓力、心理痛苦、睡眠障礙、軀體化、敵對情緒、強迫癥狀等[12]，其中焦慮和抑郁是慢阻肺最常見的心理問題。
2 慢阻肺患者心理問題的發生機制
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發展，醫者逐漸開始重視患者的心理及社會問題對疾病造成的影響，慢阻肺患者的心理問題也受到臨床研究者的關注，有學者對慢阻肺患者發生心理問題的潛在機制進行了相關研究并得出一定結論。一些研究者提出假想，即慢阻肺患者膈神經和迷走神經的功能障礙可能導致非呼吸系統癥狀（如抑郁、焦慮和慢性疼痛）的潛在情況[13]。膈神經和迷走神經提供內臟信息，這與內臟痛覺感受器的激發有關，在機械應力的作用下，內臟痛覺感受器發出持續的傳入，這種外周請求可能發生中樞和脊柱意識，在內臟信息、情緒狀態和疼痛感知之間形成惡性循環。常旭[14] 對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患者進行血清生物標志物檢驗發現其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IL-2、IL-6水平顯著增高，神經遞質功能即去甲腎上腺素（noradrenaline，NE）、5-羥色胺（serotonin，5-HT）、內皮素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并證實CPR水平與焦慮抑郁程度呈正相關。Strollo等[15]也證實了慢阻肺期間的抑郁癥狀可能與IL-6水平升高有關。值得一提的是，在慢阻肺和抑郁癥患者中都觀察到IL-6水平升高。IL釋放后可使抑郁相關的腦部神經元發生缺失、損傷，導致患者機體代謝失衡或內環境發生紊亂，進而引起腦內單胺類神經遞質異常，誤導信息傳遞至大腦神經中樞，進而引發神經功能改變，使患者呈現出心理及軀體行為異常[16]。其中，NE為單胺類的一種神經遞質，能起到興奮與抑制中樞神經的作用，NE升高會引起患者的焦慮、緊張等，同時，持續的焦慮和緊張也會引起NE的升高。5-HT水平異常可使患者產生抑郁、焦慮甚至精神分裂，嚴重者引發其自殺行為[17-18]。值得注意的是，NE、5-HT的升高可以導致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的功能失調，丘腦–垂體–腎上腺軸活動過度，糖皮質激素的分泌也隨之增加，糖皮質激素通過其對海馬及其他邊緣結構的影響參與情緒的調節，從而引發患者的神經學癥狀[19-20]。可見血清標志物與患者焦慮、抑郁的患病過程直接相關[21-22]。
其次，慢阻肺患者存在低氧血癥，二氧化碳潴留導致腦細胞的損傷[23]；炎癥細胞因子的釋放導致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的激活[24]；免疫力低下，機體炎癥的長期存在；長期吸煙以及本人及家屬對疾病的錯誤認知也有可能增加焦慮和抑郁的風險。
3 心理因素對慢阻肺患者的影響
人體的心理與疾病具有雙向作用，疾病可能導致患者出現心理問題，同時，患者的心理問題也有可能加重疾病。在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的患者中，有研究表明患者的焦慮抑郁會加重慢阻肺的癥狀，且會表現出與實際肺功能不相稱的嚴重呼吸困難。Zhovanyk等[25]研究發現，慢阻肺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癥狀的嚴重程度與氣流受限或吸煙史之間的相關性非常輕微，而升高的抑郁和焦慮則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癥狀，這表明高水平的焦慮和抑郁會進一步加重慢阻肺患者的癥狀。Aldhahi等[26]證實焦慮和抑郁水平與6分鐘步行的距離呈負相關，這表明焦慮、抑郁狀態是慢阻肺患者運動能力下降的潛在因素。Fuentes-Alonso等[27]證實焦慮和抑郁程度越高，疾病結局越嚴重，體現在生活質量、癥狀負擔和頻繁加重等方面，這表明心理壓力可能會使慢阻肺的病程復雜化。有研究顯示，慢阻肺患者高水平的焦慮和交感神經激活會導致生活質量低下，焦慮在交感神經激活和生活質量低下之間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28]。合并焦慮、抑郁及認知缺陷也可能會在適應新的治療方案時導致臨床癥狀進一步惡化，如無創通氣通常會被拒絕或不適當的使用[29]。更值得一提的是，慢阻肺患者的焦慮、抑郁會干擾其治療，合并抑郁癥的慢阻肺患者對處方藥物及運動、飲食等健康相關行為的不依從性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同時，情緒障礙也會導致更高的住院率和死亡率[30]。對于肺功能較好和（或）抑郁癥狀較重的患者，其慢阻肺相關知識的的掌握更差[31]。由此可見，焦慮和抑郁在慢阻肺患者中產生的負面影響從多方均的到了證實。
4 慢阻肺患者的心理問題治療措施
4.1 藥物干預
基于現代醫學的發展，醫務人員越來越關注患者的心理問題對疾病的影響，對于治療慢阻肺患者的心理問題從而減輕患者癥狀，增強藥物療效也進行了多種嘗試。吳小玲[32]將60例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患者隨機分為干預組及對照組各30例，所有入組者均予慢阻肺常規藥物治療，干預組在此基礎上予艾司西酞普蘭聯合綜合心理干預，結果發現干預組1、3、6個月后的漢密爾頓焦慮、抑郁量表評分和慢阻肺急性加重率均明顯低于對照組，表明艾司西酞普蘭聯合綜合心理干預治療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患者無論在緩解焦慮、抑郁情況，還是在減輕慢阻肺癥狀上都有較好的效果。屈蕾蕾等[33]將100例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老年患者隨機分為2組各50例，在相同的基礎治療上，對照組用帕羅西汀20～40 mg·d –1，實驗組用帕羅西汀20～40 mg·d –1聯合坦度螺酮30～60 mg·d –1，均治療4周，結果顯示實驗組有效率為94%，對照組有效率為80%，說明帕羅西汀聯合坦度螺酮對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老年患者的療效比單純使用使用帕羅西汀治療效果更好。盧平等[34]將90例慢阻肺患者隨機分為2組各45例，相同治療基礎上，實驗組加用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21 mg·d –1，療程均為3個月，結果實驗組肺活量、第1秒用力呼氣末容積、及第1秒用力呼氣末容積/肺活量均高于對照組，IL-1β、IL-6及焦慮、抑郁評分均低于對照組，表明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能夠降低患者的不良情緒，建立治療信心，提高治療有效率。楊雙等[35]通過薈萃分析表明中藥也有利于減輕慢阻肺并發的抑郁和焦慮癥狀。
由上可見，臨床上治療慢阻肺患者心理問題的常用藥物包括但不限于艾司西酞普蘭、帕羅西汀、坦度螺酮、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及中藥等。
4.2 心理干預
慢阻肺患者容易產生焦慮、抑郁、敵對、恐慌、睡眠障礙等心理問題，這些心理問題有可能進一步加重患者的呼吸困難等癥狀，導致其病情加重，由此形一種惡性循環[36]。在軀體疾病和心理障礙的雙向作用下，調節患者的心理障礙顯得尤為重要。雖然醫師已經意識到心理困擾在慢阻肺患者中很常見，并影響患者的臨床結果，但目前尚缺乏足夠的培訓和可利用資源來對患者進行心理支持，更多的是在優先考慮身體癥狀和藥物治療而不是心理問題[37]。對于這一現狀，有學者探索出一些心理干預方法，以期為改善慢阻肺患者的心理健康問題提供參考。
大量有研究表明，在肺疾病患者中使用包括放松訓練和健康教育在內的認知行為療法對他們的精神狀態有積極的影響，并顯著降低慢阻肺患者的抑郁和焦慮癥狀[38]。引用的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身體訓練或心理訓練治療使患者的心理狀態、健康狀況以及呼吸參數都可以得到明顯改善。Sohanpal等[39]開展的一項多中心隨機對照研究表明，針對性個體定制心理認知行為療法可以根據與焦慮和抑郁相關的個人認知、行為和癥狀進行心理干預，可以有效降低中至重度慢阻肺患者的心理發病率并提高其有效的自我管理能力。馮梅等[40]采用聚焦式心理干預療法，通過“描述問題–聚焦問題進行干預–反饋”的干預流程，有效降低了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的焦慮、抑郁及心理負擔和疾病不確定感水平，并改善了患者的心理彈性，提高其生活質量。唐靜等[41]采用健康教育進行干預，具體包括知識普及、吸煙危害、氧療應用、排痰指導、情緒管理、合理鍛煉、掌握情況檢查及出院指導，可以緩解慢阻肺患者的焦慮、抑郁，改善其肺功能、提高其社會功能及生活質量。張彩麗等[42]采用標準化心理干預，包括建立良好護患關系、心理健康教育、認知干預、音樂療法、家庭治療等，可以有效緩解患者的焦慮、抑郁，降低患者的心理負擔，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張雅婷等[43]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對進入肺康復階段的慢阻肺患者進行干預，不僅降低了患者焦慮、抑郁水平，還降低了IL-6、CRP水平。Giusti等[44]對采用接納承諾療法干預的慢性氣道疾病的跨學科康復計劃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基線健康狀況越差的患者，健康狀況及精神病理學癥狀改善越明顯，抑郁程度越高的患者，改善越小。朱海敏等[45]表明歌唱療法能夠鍛煉呼吸肌、增加攝氧量、進而強化患者心肺功能。唱歌需要通過控制呼吸持續時間和流速來支持發聲，此時吸氣和呼氣都是主動的，以便控制音量及音樂長度調整肺容量，同時腹部肌肉也在部分控制呼氣，唱歌時與被動呼吸循環相比，呼氣時間延長，吸氣時間減少，聲門下壓力會受到更為積極的調節[46]。音樂療法也可以有效減輕慢阻肺患者的呼吸困難和焦慮，改善其睡眠質量和生理參數[47]。沈菊鳳等[48]采用中醫情志療法緩解心肌梗死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具有借鑒意義。
5 結語
目前在臨床上，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的發病率較高，基于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發展，醫務人員也越來越重視心理問題對疾病的影響，在治療慢阻肺的過程中，重視心理障礙帶來的負面影響，積極采取適當的心理干預措施或藥物對患者的心理障礙進行輔助治療，這不但能夠緩解患者的焦慮、抑郁等心理障礙，還能夠提高臨床療效，減少加重次數，降低住院率，改善生活質量，值得臨床大范圍推廣。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是一種以持續存在的氣流受限為特征的肺部疾病，氣流受限不完全可逆，呈進行性發展，其中由炎癥導致支氣管壁的損傷-修復過程反復發生，進而引起氣管結構重建、膠原含量增加以及瘢痕形成，也是慢阻肺氣流受限的主要病理基礎。患者的臨床癥狀主要為慢性咳嗽、咳痰、氣短或呼吸困難、喘息和胸悶等。此外，該病的發生與吸煙、職業粉塵、空氣污染、感染等密切相關。根據近年來中國慢阻肺全國調查數據顯示，中國占全球慢阻肺病例約25%[1]。該病由于肺功能進行性減退，嚴重影響患者的勞動力和生活質量，患者長期受疾病折磨極易產生負面情緒，如煩躁、焦慮、抑郁、自卑、睡眠障礙、軀體化等，多項研究指出，慢阻肺患者存在廣泛的心理問題及情緒障礙，這些問題嚴重影響治療效果，降低患者治療依從性[2]。目前，慢阻肺患者的心理狀況在治療過程易被忽視，但其對病情的重大影響應得到重視。
1 慢阻肺常見的心理問題
慢阻肺常見于老年人，病程長且反復發作，臨床上一般難以根治。由于呼吸困難、運動耐力下降等導致患者的日常行為能力下降，極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加之現代大多數老年人缺乏子女陪伴，與家人有效溝通少，內心容易產生孤獨感和無助感以及長期患病帶來的的自責心理，這些作為一種心理應激源，患者一旦受到應激刺激都會導致患者出現應激狀態，進而出現各種心理問題。目前，我國針對慢阻肺患者焦慮和抑郁患病率的最大規模的橫斷面研究納入了49053慢阻肺患者并采用醫院焦慮和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問卷評估焦慮和抑郁，結果共有10.79%存在焦慮，13.65%存在抑郁，7.08%同時存在焦慮和抑郁，并據此推測我國慢阻肺患者普遍存在焦慮與抑郁[3]。也有研究指出慢阻肺患者焦慮和抑郁癥狀的發生率為74.8%和72.1%，均高于我國正常人群焦慮和抑郁的發生率[4]。留永健等[5]對410例慢阻肺患者采用HADS進行前瞻性測評，共檢出焦慮或抑郁167例，占比達到40.7%。研究數據的差異可能與樣本量、病源、篩查工具和癥狀嚴重程度的不同有關，但這不難得出慢阻肺患者總體上均存在焦慮和抑郁的傾向。Wrzeciono等[6]在肺病康復部門對51例慢阻肺患者進行HADS及壓力感知量表評估，結果發現70%的受訪者為焦慮狀態，54%的患者為抑郁狀態，14%的患者表現出壓力傾向，分析得出患者越容易產生壓力，焦慮風險越高，而壓力的來源可能與職業活動、吸煙有關，該研究結果表明康復期慢阻肺患者容易焦慮、抑郁和緊張，這可能對他們的生活及健康產生不利的影響。這些調查研究都進一步證實了慢阻肺患者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礙，尤其是焦慮和抑郁。吳東等[7]調查發現在慢阻肺患者中，焦慮在男性中更高，而抑郁在女性中更高，提示臨床醫生在管理訪視期間注意評估性別對慢阻肺認知的個體化差異。研究發現與生物質相關的慢阻肺患者和煙草繼發的慢阻肺患者相比，前者的抑郁癥患病率更高[8]。在翟秋麗等[9]的研究中顯示重度吸煙的慢阻肺患者相對于輕度和不吸煙的慢阻肺患者更易發生焦慮癥。一項網絡分析指出，慢阻肺患者的癥狀與負性情緒密切相關，其中胸悶與急性焦慮相關，咳嗽和虛弱與抑郁癥狀相關[10]。方燕紅等[11]對220例慢阻肺患者進行心理痛苦水平調查，結果顯示患者的心理痛苦評分水平較高，且年齡與心理痛苦水平呈正比。這提示老年慢阻肺患者的心理痛苦水平可能更高，這可能與老年慢阻肺患者病情反復加重、病程纏綿及長期患病的自責心理相關。
目前，從慢阻肺患者出現的心理障礙來看，主要包括焦慮、抑郁、恐慌、孤獨、壓力、心理痛苦、睡眠障礙、軀體化、敵對情緒、強迫癥狀等[12]，其中焦慮和抑郁是慢阻肺最常見的心理問題。
2 慢阻肺患者心理問題的發生機制
隨著現代醫學模式的發展，醫者逐漸開始重視患者的心理及社會問題對疾病造成的影響，慢阻肺患者的心理問題也受到臨床研究者的關注，有學者對慢阻肺患者發生心理問題的潛在機制進行了相關研究并得出一定結論。一些研究者提出假想，即慢阻肺患者膈神經和迷走神經的功能障礙可能導致非呼吸系統癥狀（如抑郁、焦慮和慢性疼痛）的潛在情況[13]。膈神經和迷走神經提供內臟信息，這與內臟痛覺感受器的激發有關，在機械應力的作用下，內臟痛覺感受器發出持續的傳入，這種外周請求可能發生中樞和脊柱意識，在內臟信息、情緒狀態和疼痛感知之間形成惡性循環。常旭[14] 對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患者進行血清生物標志物檢驗發現其C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IL-2、IL-6水平顯著增高，神經遞質功能即去甲腎上腺素（noradrenaline，NE）、5-羥色胺（serotonin，5-HT）、內皮素水平明顯高于對照組，并證實CPR水平與焦慮抑郁程度呈正相關。Strollo等[15]也證實了慢阻肺期間的抑郁癥狀可能與IL-6水平升高有關。值得一提的是，在慢阻肺和抑郁癥患者中都觀察到IL-6水平升高。IL釋放后可使抑郁相關的腦部神經元發生缺失、損傷，導致患者機體代謝失衡或內環境發生紊亂，進而引起腦內單胺類神經遞質異常，誤導信息傳遞至大腦神經中樞，進而引發神經功能改變，使患者呈現出心理及軀體行為異常[16]。其中，NE為單胺類的一種神經遞質，能起到興奮與抑制中樞神經的作用，NE升高會引起患者的焦慮、緊張等，同時，持續的焦慮和緊張也會引起NE的升高。5-HT水平異常可使患者產生抑郁、焦慮甚至精神分裂，嚴重者引發其自殺行為[17-18]。值得注意的是，NE、5-HT的升高可以導致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的功能失調，丘腦–垂體–腎上腺軸活動過度，糖皮質激素的分泌也隨之增加，糖皮質激素通過其對海馬及其他邊緣結構的影響參與情緒的調節，從而引發患者的神經學癥狀[19-20]。可見血清標志物與患者焦慮、抑郁的患病過程直接相關[21-22]。
其次，慢阻肺患者存在低氧血癥，二氧化碳潴留導致腦細胞的損傷[23]；炎癥細胞因子的釋放導致丘腦–垂體–腎上腺軸的激活[24]；免疫力低下，機體炎癥的長期存在；長期吸煙以及本人及家屬對疾病的錯誤認知也有可能增加焦慮和抑郁的風險。
3 心理因素對慢阻肺患者的影響
人體的心理與疾病具有雙向作用，疾病可能導致患者出現心理問題，同時，患者的心理問題也有可能加重疾病。在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的患者中，有研究表明患者的焦慮抑郁會加重慢阻肺的癥狀，且會表現出與實際肺功能不相稱的嚴重呼吸困難。Zhovanyk等[25]研究發現，慢阻肺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癥狀的嚴重程度與氣流受限或吸煙史之間的相關性非常輕微，而升高的抑郁和焦慮則可能導致更為嚴重的癥狀，這表明高水平的焦慮和抑郁會進一步加重慢阻肺患者的癥狀。Aldhahi等[26]證實焦慮和抑郁水平與6分鐘步行的距離呈負相關，這表明焦慮、抑郁狀態是慢阻肺患者運動能力下降的潛在因素。Fuentes-Alonso等[27]證實焦慮和抑郁程度越高，疾病結局越嚴重，體現在生活質量、癥狀負擔和頻繁加重等方面，這表明心理壓力可能會使慢阻肺的病程復雜化。有研究顯示，慢阻肺患者高水平的焦慮和交感神經激活會導致生活質量低下，焦慮在交感神經激活和生活質量低下之間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28]。合并焦慮、抑郁及認知缺陷也可能會在適應新的治療方案時導致臨床癥狀進一步惡化，如無創通氣通常會被拒絕或不適當的使用[29]。更值得一提的是，慢阻肺患者的焦慮、抑郁會干擾其治療，合并抑郁癥的慢阻肺患者對處方藥物及運動、飲食等健康相關行為的不依從性可能是正常人的3倍，同時，情緒障礙也會導致更高的住院率和死亡率[30]。對于肺功能較好和（或）抑郁癥狀較重的患者，其慢阻肺相關知識的的掌握更差[31]。由此可見，焦慮和抑郁在慢阻肺患者中產生的負面影響從多方均的到了證實。
4 慢阻肺患者的心理問題治療措施
4.1 藥物干預
基于現代醫學的發展，醫務人員越來越關注患者的心理問題對疾病的影響，對于治療慢阻肺患者的心理問題從而減輕患者癥狀，增強藥物療效也進行了多種嘗試。吳小玲[32]將60例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患者隨機分為干預組及對照組各30例，所有入組者均予慢阻肺常規藥物治療，干預組在此基礎上予艾司西酞普蘭聯合綜合心理干預，結果發現干預組1、3、6個月后的漢密爾頓焦慮、抑郁量表評分和慢阻肺急性加重率均明顯低于對照組，表明艾司西酞普蘭聯合綜合心理干預治療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患者無論在緩解焦慮、抑郁情況，還是在減輕慢阻肺癥狀上都有較好的效果。屈蕾蕾等[33]將100例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老年患者隨機分為2組各50例，在相同的基礎治療上，對照組用帕羅西汀20～40 mg·d –1，實驗組用帕羅西汀20～40 mg·d –1聯合坦度螺酮30～60 mg·d –1，均治療4周，結果顯示實驗組有效率為94%，對照組有效率為80%，說明帕羅西汀聯合坦度螺酮對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老年患者的療效比單純使用使用帕羅西汀治療效果更好。盧平等[34]將90例慢阻肺患者隨機分為2組各45例，相同治療基礎上，實驗組加用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21 mg·d –1，療程均為3個月，結果實驗組肺活量、第1秒用力呼氣末容積、及第1秒用力呼氣末容積/肺活量均高于對照組，IL-1β、IL-6及焦慮、抑郁評分均低于對照組，表明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能夠降低患者的不良情緒，建立治療信心，提高治療有效率。楊雙等[35]通過薈萃分析表明中藥也有利于減輕慢阻肺并發的抑郁和焦慮癥狀。
由上可見，臨床上治療慢阻肺患者心理問題的常用藥物包括但不限于艾司西酞普蘭、帕羅西汀、坦度螺酮、氟哌噻噸美利曲辛片及中藥等。
4.2 心理干預
慢阻肺患者容易產生焦慮、抑郁、敵對、恐慌、睡眠障礙等心理問題，這些心理問題有可能進一步加重患者的呼吸困難等癥狀，導致其病情加重，由此形一種惡性循環[36]。在軀體疾病和心理障礙的雙向作用下，調節患者的心理障礙顯得尤為重要。雖然醫師已經意識到心理困擾在慢阻肺患者中很常見，并影響患者的臨床結果，但目前尚缺乏足夠的培訓和可利用資源來對患者進行心理支持，更多的是在優先考慮身體癥狀和藥物治療而不是心理問題[37]。對于這一現狀，有學者探索出一些心理干預方法，以期為改善慢阻肺患者的心理健康問題提供參考。
大量有研究表明，在肺疾病患者中使用包括放松訓練和健康教育在內的認知行為療法對他們的精神狀態有積極的影響，并顯著降低慢阻肺患者的抑郁和焦慮癥狀[38]。引用的研究結果清楚地表明，身體訓練或心理訓練治療使患者的心理狀態、健康狀況以及呼吸參數都可以得到明顯改善。Sohanpal等[39]開展的一項多中心隨機對照研究表明，針對性個體定制心理認知行為療法可以根據與焦慮和抑郁相關的個人認知、行為和癥狀進行心理干預，可以有效降低中至重度慢阻肺患者的心理發病率并提高其有效的自我管理能力。馮梅等[40]采用聚焦式心理干預療法，通過“描述問題–聚焦問題進行干預–反饋”的干預流程，有效降低了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的焦慮、抑郁及心理負擔和疾病不確定感水平，并改善了患者的心理彈性，提高其生活質量。唐靜等[41]采用健康教育進行干預，具體包括知識普及、吸煙危害、氧療應用、排痰指導、情緒管理、合理鍛煉、掌握情況檢查及出院指導，可以緩解慢阻肺患者的焦慮、抑郁，改善其肺功能、提高其社會功能及生活質量。張彩麗等[42]采用標準化心理干預，包括建立良好護患關系、心理健康教育、認知干預、音樂療法、家庭治療等，可以有效緩解患者的焦慮、抑郁，降低患者的心理負擔，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張雅婷等[43]基于健康信念模式對進入肺康復階段的慢阻肺患者進行干預，不僅降低了患者焦慮、抑郁水平，還降低了IL-6、CRP水平。Giusti等[44]對采用接納承諾療法干預的慢性氣道疾病的跨學科康復計劃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基線健康狀況越差的患者，健康狀況及精神病理學癥狀改善越明顯，抑郁程度越高的患者，改善越小。朱海敏等[45]表明歌唱療法能夠鍛煉呼吸肌、增加攝氧量、進而強化患者心肺功能。唱歌需要通過控制呼吸持續時間和流速來支持發聲，此時吸氣和呼氣都是主動的，以便控制音量及音樂長度調整肺容量，同時腹部肌肉也在部分控制呼氣，唱歌時與被動呼吸循環相比，呼氣時間延長，吸氣時間減少，聲門下壓力會受到更為積極的調節[46]。音樂療法也可以有效減輕慢阻肺患者的呼吸困難和焦慮，改善其睡眠質量和生理參數[47]。沈菊鳳等[48]采用中醫情志療法緩解心肌梗死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具有借鑒意義。
5 結語
目前在臨床上，慢阻肺合并焦慮抑郁的發病率較高，基于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發展，醫務人員也越來越重視心理問題對疾病的影響，在治療慢阻肺的過程中，重視心理障礙帶來的負面影響，積極采取適當的心理干預措施或藥物對患者的心理障礙進行輔助治療，這不但能夠緩解患者的焦慮、抑郁等心理障礙，還能夠提高臨床療效，減少加重次數，降低住院率，改善生活質量，值得臨床大范圍推廣。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