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楊畢君, 郭述良, 江瑾玥. 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年度進展.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2, 21(4): 302-304. doi: 10.7507/1671-6205.202109012 復制
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技術近來發展迅速，作為“呼吸系統疾病4D介入（經氣道、經胸腔、經血管、經皮）診療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血管造影技術明確血管病變部位及情況，運用聚乙烯醇（polyvinyl alcohol，PVA）顆粒、明膠海綿、彈簧圈、球囊、血管支架等各類材料進行血管栓塞，是治療肺結核、支氣管擴張、支氣管動脈瘤等疾病引起的咯血乃至大咯血的關鍵手段。2018年3月中國醫師協會呼吸醫師分會介入呼吸病學工作委員會呼吸病血管介入學組成立，定期召開學術會議及相關培訓，進一步加快了支氣管動脈介入技術的發展，為呼吸系統良惡性疾病的治療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改善了患者的預后。2019年12月至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疫情形勢嚴峻，也給咯血患者的介入診療及醫務人員介入操作防護等帶來了新的問題。現就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技術在2021年度的研究進展簡要綜述如下。
1 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相關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
1.1 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的流行病學
咯血作為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表現之一，發生率約為0.9%～3%，重癥患者更易合并咯血，但具體數據未見明確報道[1-2]。因其引起咯血的機制尚不明確，血管介入治療指征尚無權威專家共識，血管介入醫務人員的個人防護及風險評估迫在眉睫，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為臨床診治一大挑戰。
1.2 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的病理生理機制
人類感染SARS-CoV-2后，會出現從輕度的上呼吸道癥狀到進行性危及生命的病毒性肺炎。臨床上重癥新冠肺炎患者會出現呼吸困難和進行性低氧血癥，部分需要接受機械通氣支持。胸部CT顯示肺部磨玻璃影等表現符合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標準[3]。ARDS早期的病理特征是彌漫性肺泡損傷，并伴有水腫、出血和肺泡內纖維蛋白沉積。一項納入7例新冠肺炎死亡患者的研究發現：（1）新冠肺炎組織病理學檢查顯示，間質和血管周圍主要是淋巴細胞性肺炎，并伴有多灶性內皮炎。肺泡間隔顯示肺泡壁輕度擴張，在肺泡毛細血管中有多個纖維性微血栓。在肺泡腔內可見滲出的紅細胞和纖維蛋白的松散網絡。（2）新冠肺炎填充性血管生成和出芽式血管生成比例較甲乙流感肺炎及非特異性間質性肺炎明顯升高，且隨時間和病情進展呈升高趨勢。（3）新冠肺炎肺內血管生成相關基因的表達明顯高于流感肺炎[4]。以上三點均說明SARS-CoV-2是一種可引起肺內血管病變的病毒，它通過內皮炎、微血栓形成和血管增生等導致血管病變的病理機制，可能引起咯血發生。因此，肺內血管相關治療在新冠肺炎治療中應引起重視，目前還需要對新冠肺炎的血管效應尤其是血管介入治療開展更多的研究。
1.3 新冠肺炎合并咯血行血管介入的指征、療效及安全性
面對新冠肺炎這一突如其來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全球爆發，相關的咯血乃至大咯血患者的診治并沒有專家指南或共識、大型臨床研究等數據的支撐。在此背景下，血管介入的指征把握及療效和安全性的評估迫切需要臨床實踐累積。一項納入7例新冠肺炎合并咯血患者的臨床研究結果顯示，行支氣管動脈栓塞術（bronchial artery embolisation，BAE）后無明顯術中及術后并發癥，術后患者均未再咯血，經新冠肺炎相關治療后好轉出院[5]。另有個案報道了1例臨床表現及影像學均符合典型重癥新冠肺炎的咯血患者，支氣管動脈造影示正常的支氣管動脈，未見血管畸形及動靜脈瘺等情況。推測其咯血的原因可能是內皮細胞破壞、凝血功能紊亂和肺泡毛細血管微血栓形成，在此情況下行BAE對這種急性肺炎引起的咯血仍有較好療效[6]。以上兩項研究說明新冠肺炎患者合并咯血行BAE是安全有效的，可推廣應用，但其適應證、操作規范等仍有待進一步證據支持。
1.4 新冠肺炎合并咯血行血管介入的安全防護
在國內早期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有23名醫師不幸感染離世。其中僅2名為專門診治確診新冠肺炎患者的醫師，而另外的21名醫師可能是由于預防措施不足所致[7]。國外有報道顯示，1例咯血患者就診時未警惕新冠肺炎，行急診BAE后經SARS-CoV-2核酸檢測被確診，導致2名放射介入人員發生SARS-CoV-2院內感染[5]。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的介入診療中，醫務人員需與患者較長時間的密切接觸，如不進行嚴格規范防護，造成院內感染的風險極高。由于三級防護會增加支氣管動脈介入操作的難度，對于咯血量較小的患者，在藥物等止血治療的同時，應盡快完成SARS-CoV-2核酸的檢測，根據結果及流行病學史、癥狀等確定是否三級防護。而對于大咯血需要急診BAE的患者，應在三級防護下行BAE。目前國內外尚未制定針對新冠肺炎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的防控規范。其他的外科手術及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中建議防護規范措施為：遵循現有的高風險程序指南實施標準三級預防，包括空氣傳播預防措施（使用N95或更高級別的防護口罩），接觸傳播預防措施（隔離衣、雙層橡膠手套等）和氣溶膠傳播預防措施（眼部防護罩）[8]。以上可作為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的介入診療個人防護參考依據，同時還可設立專用的無菌放射介入操作間，以避免院內其他患者交叉感染。
2 其他疾病相關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
2.1 肺結核患者的咯血責任血管特征和BAE效果
肺結核形成空洞、毀損肺、反復慢性感染等，是反復咯血乃至大咯血的主要病因之一。有研究報道了BAE在肺結核咯血患者中的療效、預后以及影響復發的危險因素[9]，但尚未詳細報道肺結核咯血患者的血管造影結果及其相較其他咯血病因引起的咯血的預后。2020年發表的一項納入89例咯血患者的臨床研究顯示，肺結核咯血患者支氣管動脈造影可見支氣管動脈畸形的類型包括血管增粗、血管增生、血管迂曲、支氣管動脈–肺動靜脈分流等，其中支氣管動脈–肺動靜脈分流結核病組明顯高于非結核病組，分別為52.8%和22.6%，是其特點之一[10]。另一特點是肺結核相關咯血責任血管較多，除支氣管動脈外，還常有肋間動脈、鎖骨下動脈、膈下動脈、胸廓內動脈等。但結核和非結核引起的大咯血概率相似，進行BAE后的近期及遠期復發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10]。該研究表明，肺結核相關的支氣管動脈畸形更加復雜，較多合并支氣管動脈–肺動靜脈分流，有更多的異常體循環動脈供血，處理更加棘手，需更加細致謹慎地造影發現責任血管，逐一栓塞，并選擇合適材料進行栓塞。同時建立支氣管動脈等體循環血管介入及肺循環血管介入技術體系有助于提高栓塞止血的有效率、降低復發率。
2.2 囊性纖維化患者咯血行BAE的預后
囊性纖維化（cystic fibrosis，CF）是一種罕見的慢性遺傳性疾病，9%的CF患者會出現咯血，4.1%會出現大咯血。其咯血機制可能是反復出現的過度炎癥反應及異常血管增生。BAE可以作為一種控制CF合并咯血的方法，但復發咯血仍時有發生，目前暫無遠期預后的相關大樣本數據[11]。2019年發表的一項隨訪17年的回顧研究納入了28例CF合并咯血行BAE治療的患者，BAE臨床成功率為96.5%，僅25%患者出現復發咯血需重復栓塞。病變血管多來源于支氣管動脈，也有來源于肋間動脈、鎖骨下動脈、胸廓內動脈、其他體循環動脈等。患者中位生存期約58個月，2例患者的生存期約17年，均為BAE止血穩定后再行肺移植術后的患者[12]。該研究說明針對CF合并咯血的對癥治療，BAE是安全有效的，臨床成功率較高，僅少數患者需要重復栓塞。但CF為持續進展性慢性遺傳性疾病，最終仍需依賴肺移植手術改善長期預后。
2.3 BAE治療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合并咯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CTEPH）是一種嚴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由于支氣管動脈增生、迂曲和血管壓力升高，遠端動脈易破裂導致咯血。與其他肺部疾病（如支氣管擴張、肺癌和結核病）引起的咯血相比，由于慢性血栓基礎需要長期乃至終身抗凝，出血與血栓風險的平衡存在矛盾性和挑戰[13]。BAE作為咯血的有效治療手段之一，在CTEPH合并咯血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有定論，以及在肺動脈系統存在結構和功能障礙的基礎上，對支氣管動脈系統進行栓塞處理后是否會加重患者缺氧及進一步影響心肺功能也未可知。2019年北京朝陽醫院團隊對此進行了臨床研究，隨訪328例CTEPH患者，15例發生咯血（4.7%），其中有10例（67%）接受了支氣管動脈造影及栓塞術處理了病變血管，另外5例（33%）僅接受了藥物治療。研究發現BAE前后患者的氧合指數和右心功能無明顯差異，咯血復發率及咯血相關的病死率較單純藥物治療組明顯降低，總生存率提高[14]。研究表明BAE是治療CTEPH合并咯血的一種安全有效的手段，BAE后抗凝治療更加安全，但仍需大樣本的對照性臨床研究加以證實。
2.4 BAE聯合胸主動脈腔內修復術治療支氣管動脈蔓狀血管瘤
支氣管動脈瘤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疾病，其破裂的風險很高，可導致大咯血危及生命。支氣管動脈瘤的治療包括外科手術和血管介入治療，外科手術通過開胸手術切除支氣管動脈瘤，結扎支氣管動脈或進一步行肺葉切除術，對患者創傷較大，且對患者基礎情況要求較高[15]。在血管介入治療方法中，有病例報道經導管BAE聯合胸主動脈腔內修復術（transcatheter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and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主動脈內置入全覆膜支架封堵動脈瘤變的支氣管動脈開口）成功治療支氣管動脈瘤。2020年發表的一系列病例回顧性研究發現，8例行BAE聯合TEVAR治療的支氣管動脈瘤患者多為老年人，一般情況較差不能耐受外科手術。血管介入術中栓塞材料多使用PVA顆粒，還包括明膠海綿、彈簧圈、聚甘露糖酸鈉等。治療效果均較好，8例術后造影均提示動脈瘤完全消失，臨床成功率為100%，術后未見明顯并發癥[16]。該研究表明BAE聯合TEVAR血管介入治療為無法手術的支氣管動脈瘤患者的一種安全有效的治療方式，BAE有助于栓塞遠端紊亂的支氣管動脈及側支循環，而TEVAR能直接封堵動脈瘤變的支氣管動脈開口，并避免遠端支氣管動脈栓塞后近端動脈瘤內壓力增加破裂的致命風險。支氣管動脈介入不僅限于BAE，對于支氣管動脈瘤、支氣管動脈–肺動脈瘺等復雜困難的血管畸形，可嘗試采用多種手段及材料進行介入治療。但BAE聯合TEVAR治療后是否需抗血小板/抗凝治療及其周期長短，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3 結語
綜上所述，支氣管動脈介入技術目前發展迅速，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即使在嚴峻的新冠疫情防控形勢下，仍大有可為空間。支氣管動脈介入乃至呼吸病血管介入體系朝氣蓬勃的發展趨勢鼓勵著新時代的呼吸科醫師，應當了解該領域最新取得的成就及未來的發展方向，緊跟時代潮流，提高支氣管動脈介入乃至呼吸病血管介入診療技術水平，進而推動整個呼吸病學科的快速發展。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技術近來發展迅速，作為“呼吸系統疾病4D介入（經氣道、經胸腔、經血管、經皮）診療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血管造影技術明確血管病變部位及情況，運用聚乙烯醇（polyvinyl alcohol，PVA）顆粒、明膠海綿、彈簧圈、球囊、血管支架等各類材料進行血管栓塞，是治療肺結核、支氣管擴張、支氣管動脈瘤等疾病引起的咯血乃至大咯血的關鍵手段。2018年3月中國醫師協會呼吸醫師分會介入呼吸病學工作委員會呼吸病血管介入學組成立，定期召開學術會議及相關培訓，進一步加快了支氣管動脈介入技術的發展，為呼吸系統良惡性疾病的治療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改善了患者的預后。2019年12月至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疫情形勢嚴峻，也給咯血患者的介入診療及醫務人員介入操作防護等帶來了新的問題。現就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技術在2021年度的研究進展簡要綜述如下。
1 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相關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
1.1 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的流行病學
咯血作為新冠肺炎患者的臨床表現之一，發生率約為0.9%～3%，重癥患者更易合并咯血，但具體數據未見明確報道[1-2]。因其引起咯血的機制尚不明確，血管介入治療指征尚無權威專家共識，血管介入醫務人員的個人防護及風險評估迫在眉睫，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為臨床診治一大挑戰。
1.2 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的病理生理機制
人類感染SARS-CoV-2后，會出現從輕度的上呼吸道癥狀到進行性危及生命的病毒性肺炎。臨床上重癥新冠肺炎患者會出現呼吸困難和進行性低氧血癥，部分需要接受機械通氣支持。胸部CT顯示肺部磨玻璃影等表現符合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的標準[3]。ARDS早期的病理特征是彌漫性肺泡損傷，并伴有水腫、出血和肺泡內纖維蛋白沉積。一項納入7例新冠肺炎死亡患者的研究發現：（1）新冠肺炎組織病理學檢查顯示，間質和血管周圍主要是淋巴細胞性肺炎，并伴有多灶性內皮炎。肺泡間隔顯示肺泡壁輕度擴張，在肺泡毛細血管中有多個纖維性微血栓。在肺泡腔內可見滲出的紅細胞和纖維蛋白的松散網絡。（2）新冠肺炎填充性血管生成和出芽式血管生成比例較甲乙流感肺炎及非特異性間質性肺炎明顯升高，且隨時間和病情進展呈升高趨勢。（3）新冠肺炎肺內血管生成相關基因的表達明顯高于流感肺炎[4]。以上三點均說明SARS-CoV-2是一種可引起肺內血管病變的病毒，它通過內皮炎、微血栓形成和血管增生等導致血管病變的病理機制，可能引起咯血發生。因此，肺內血管相關治療在新冠肺炎治療中應引起重視，目前還需要對新冠肺炎的血管效應尤其是血管介入治療開展更多的研究。
1.3 新冠肺炎合并咯血行血管介入的指征、療效及安全性
面對新冠肺炎這一突如其來的急性呼吸道傳染病全球爆發，相關的咯血乃至大咯血患者的診治并沒有專家指南或共識、大型臨床研究等數據的支撐。在此背景下，血管介入的指征把握及療效和安全性的評估迫切需要臨床實踐累積。一項納入7例新冠肺炎合并咯血患者的臨床研究結果顯示，行支氣管動脈栓塞術（bronchial artery embolisation，BAE）后無明顯術中及術后并發癥，術后患者均未再咯血，經新冠肺炎相關治療后好轉出院[5]。另有個案報道了1例臨床表現及影像學均符合典型重癥新冠肺炎的咯血患者，支氣管動脈造影示正常的支氣管動脈，未見血管畸形及動靜脈瘺等情況。推測其咯血的原因可能是內皮細胞破壞、凝血功能紊亂和肺泡毛細血管微血栓形成，在此情況下行BAE對這種急性肺炎引起的咯血仍有較好療效[6]。以上兩項研究說明新冠肺炎患者合并咯血行BAE是安全有效的，可推廣應用，但其適應證、操作規范等仍有待進一步證據支持。
1.4 新冠肺炎合并咯血行血管介入的安全防護
在國內早期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有23名醫師不幸感染離世。其中僅2名為專門診治確診新冠肺炎患者的醫師，而另外的21名醫師可能是由于預防措施不足所致[7]。國外有報道顯示，1例咯血患者就診時未警惕新冠肺炎，行急診BAE后經SARS-CoV-2核酸檢測被確診，導致2名放射介入人員發生SARS-CoV-2院內感染[5]。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的介入診療中，醫務人員需與患者較長時間的密切接觸，如不進行嚴格規范防護，造成院內感染的風險極高。由于三級防護會增加支氣管動脈介入操作的難度，對于咯血量較小的患者，在藥物等止血治療的同時，應盡快完成SARS-CoV-2核酸的檢測，根據結果及流行病學史、癥狀等確定是否三級防護。而對于大咯血需要急診BAE的患者，應在三級防護下行BAE。目前國內外尚未制定針對新冠肺炎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的防控規范。其他的外科手術及經皮冠狀動脈介入治療中建議防護規范措施為：遵循現有的高風險程序指南實施標準三級預防，包括空氣傳播預防措施（使用N95或更高級別的防護口罩），接觸傳播預防措施（隔離衣、雙層橡膠手套等）和氣溶膠傳播預防措施（眼部防護罩）[8]。以上可作為新冠肺炎合并咯血的介入診療個人防護參考依據，同時還可設立專用的無菌放射介入操作間，以避免院內其他患者交叉感染。
2 其他疾病相關支氣管動脈介入診療
2.1 肺結核患者的咯血責任血管特征和BAE效果
肺結核形成空洞、毀損肺、反復慢性感染等，是反復咯血乃至大咯血的主要病因之一。有研究報道了BAE在肺結核咯血患者中的療效、預后以及影響復發的危險因素[9]，但尚未詳細報道肺結核咯血患者的血管造影結果及其相較其他咯血病因引起的咯血的預后。2020年發表的一項納入89例咯血患者的臨床研究顯示，肺結核咯血患者支氣管動脈造影可見支氣管動脈畸形的類型包括血管增粗、血管增生、血管迂曲、支氣管動脈–肺動靜脈分流等，其中支氣管動脈–肺動靜脈分流結核病組明顯高于非結核病組，分別為52.8%和22.6%，是其特點之一[10]。另一特點是肺結核相關咯血責任血管較多，除支氣管動脈外，還常有肋間動脈、鎖骨下動脈、膈下動脈、胸廓內動脈等。但結核和非結核引起的大咯血概率相似，進行BAE后的近期及遠期復發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10]。該研究表明，肺結核相關的支氣管動脈畸形更加復雜，較多合并支氣管動脈–肺動靜脈分流，有更多的異常體循環動脈供血，處理更加棘手，需更加細致謹慎地造影發現責任血管，逐一栓塞，并選擇合適材料進行栓塞。同時建立支氣管動脈等體循環血管介入及肺循環血管介入技術體系有助于提高栓塞止血的有效率、降低復發率。
2.2 囊性纖維化患者咯血行BAE的預后
囊性纖維化（cystic fibrosis，CF）是一種罕見的慢性遺傳性疾病，9%的CF患者會出現咯血，4.1%會出現大咯血。其咯血機制可能是反復出現的過度炎癥反應及異常血管增生。BAE可以作為一種控制CF合并咯血的方法，但復發咯血仍時有發生，目前暫無遠期預后的相關大樣本數據[11]。2019年發表的一項隨訪17年的回顧研究納入了28例CF合并咯血行BAE治療的患者，BAE臨床成功率為96.5%，僅25%患者出現復發咯血需重復栓塞。病變血管多來源于支氣管動脈，也有來源于肋間動脈、鎖骨下動脈、胸廓內動脈、其他體循環動脈等。患者中位生存期約58個月，2例患者的生存期約17年，均為BAE止血穩定后再行肺移植術后的患者[12]。該研究說明針對CF合并咯血的對癥治療，BAE是安全有效的，臨床成功率較高，僅少數患者需要重復栓塞。但CF為持續進展性慢性遺傳性疾病，最終仍需依賴肺移植手術改善長期預后。
2.3 BAE治療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合并咯血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動脈高壓（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CTEPH）是一種嚴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由于支氣管動脈增生、迂曲和血管壓力升高，遠端動脈易破裂導致咯血。與其他肺部疾病（如支氣管擴張、肺癌和結核病）引起的咯血相比，由于慢性血栓基礎需要長期乃至終身抗凝，出血與血栓風險的平衡存在矛盾性和挑戰[13]。BAE作為咯血的有效治療手段之一，在CTEPH合并咯血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有定論，以及在肺動脈系統存在結構和功能障礙的基礎上，對支氣管動脈系統進行栓塞處理后是否會加重患者缺氧及進一步影響心肺功能也未可知。2019年北京朝陽醫院團隊對此進行了臨床研究，隨訪328例CTEPH患者，15例發生咯血（4.7%），其中有10例（67%）接受了支氣管動脈造影及栓塞術處理了病變血管，另外5例（33%）僅接受了藥物治療。研究發現BAE前后患者的氧合指數和右心功能無明顯差異，咯血復發率及咯血相關的病死率較單純藥物治療組明顯降低，總生存率提高[14]。研究表明BAE是治療CTEPH合并咯血的一種安全有效的手段，BAE后抗凝治療更加安全，但仍需大樣本的對照性臨床研究加以證實。
2.4 BAE聯合胸主動脈腔內修復術治療支氣管動脈蔓狀血管瘤
支氣管動脈瘤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疾病，其破裂的風險很高，可導致大咯血危及生命。支氣管動脈瘤的治療包括外科手術和血管介入治療，外科手術通過開胸手術切除支氣管動脈瘤，結扎支氣管動脈或進一步行肺葉切除術，對患者創傷較大，且對患者基礎情況要求較高[15]。在血管介入治療方法中，有病例報道經導管BAE聯合胸主動脈腔內修復術（transcatheter bronchial artery embolization and thoracic 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TEVAR。主動脈內置入全覆膜支架封堵動脈瘤變的支氣管動脈開口）成功治療支氣管動脈瘤。2020年發表的一系列病例回顧性研究發現，8例行BAE聯合TEVAR治療的支氣管動脈瘤患者多為老年人，一般情況較差不能耐受外科手術。血管介入術中栓塞材料多使用PVA顆粒，還包括明膠海綿、彈簧圈、聚甘露糖酸鈉等。治療效果均較好，8例術后造影均提示動脈瘤完全消失，臨床成功率為100%，術后未見明顯并發癥[16]。該研究表明BAE聯合TEVAR血管介入治療為無法手術的支氣管動脈瘤患者的一種安全有效的治療方式，BAE有助于栓塞遠端紊亂的支氣管動脈及側支循環，而TEVAR能直接封堵動脈瘤變的支氣管動脈開口，并避免遠端支氣管動脈栓塞后近端動脈瘤內壓力增加破裂的致命風險。支氣管動脈介入不僅限于BAE，對于支氣管動脈瘤、支氣管動脈–肺動脈瘺等復雜困難的血管畸形，可嘗試采用多種手段及材料進行介入治療。但BAE聯合TEVAR治療后是否需抗血小板/抗凝治療及其周期長短，仍有待進一步探索。
3 結語
綜上所述，支氣管動脈介入技術目前發展迅速，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即使在嚴峻的新冠疫情防控形勢下，仍大有可為空間。支氣管動脈介入乃至呼吸病血管介入體系朝氣蓬勃的發展趨勢鼓勵著新時代的呼吸科醫師，應當了解該領域最新取得的成就及未來的發展方向，緊跟時代潮流，提高支氣管動脈介入乃至呼吸病血管介入診療技術水平，進而推動整個呼吸病學科的快速發展。
利益沖突：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