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羅柔, 譚建龍, 劉志光. 氣管插管或切開后氣管狹窄的危險因素分析.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1, 20(5): 330-334. doi: 10.7507/1671-6205.202010069 復制
近年來，重癥救護技術不斷進步，氣管插管及氣管切開更多的被應用于臨床。而氣管狹窄是其嚴重并發癥之一[1]。一旦發生氣管狹窄，患者不僅治療周期長、花費大、而且可能出現呼吸困難，嚴重時甚至危及生命[2]。當前對氣道狹窄的治療方法存在創傷重、效果不佳、患者痛苦等難點[3-4]。
氣管插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發生機制除了瘢痕體質外，外源長期壓迫所致缺血，是造成氣管軟骨損傷的關鍵因素[5-6]。既往有研究插管套囊壓力、插管時間、既往氣管切開、更換氣管套管、感染及其糖尿病等與發生狹窄有關[7-9]。臨床工作中，許多基層醫院沒有常規采用測壓儀進行壓力監測，并且往往過于信任目前普遍使用的低壓高容套囊的安全性，從而導致對氣管插管套囊壓力監測的重視不夠[10]。對于套囊壓力監測的忽略可能導致部分患者氣管導管 Cuff 直徑過大，可間接反映套囊壓力。有國外研究發現，在 135 例接受持續機械通氣的患者中，在 18 例患者中發現了氣管導管 cuff 直徑（C）/鎖骨平面氣管直徑（T）>150%，而在對其中 9 例患者進行尸檢時發現超半數的人在氣囊處有嚴重的氣管損傷，提示 C/T 比值超過 150% 可能是重要的預測因素[11]。而國內缺少相關研究，故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氣管插管/切開患者中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更換氣管套管≥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合并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的情況以探討其危險因素。
1 資料及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回顧性分析 2010 年 7 月至 2020 年 7 月在湖南師范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診的氣管插管/切開術后并發氣管狹窄的患者，作為狹窄組（病例組），另選取同期氣管插管/切開術后未發生氣管狹窄患者作為未狹窄組（對照組）。本研究設立的納入標準：① 有行氣管插管、氣管切開術者；② 預計生存期超過 3 個月；③ 住院期間行支氣管鏡檢查術；排除標準：① 年齡>80 歲；② 其他惡性氣道疾病如肺癌、食管癌等浸潤，或氣管、支氣管結核所致的氣管狹窄；③ 氣管淀粉樣變、復發性多軟骨炎等氣管本身病變致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者；④ 臨床資料不全、缺少胸部 CT 者。共有 74 例患者（狹窄組 44 例，未狹窄組 30 例）納入本研究。
1.2 方法
1.2.1 氣管狹窄的診斷標準[4 ]
結合既往氣管插管、氣管切開的病史（典型但非特異的癥狀）和體格檢查的特點以及影像學（胸部 CT）和內鏡檢查結果。最終的診斷在支氣管鏡直視下觀察診斷（發現氣管腔狹窄呈不規則改變，如向心性狹窄，肉芽堵塞，氣管塌陷等）。
1.2.2 觀察指標
查閱醫院的支氣管鏡系統、醫學影像學系統、住院和門診電子病歷：① 記錄患者的一般資料（年齡、性別、吸煙）、基礎疾病（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原發疾病、插管時間、既往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史、更換氣管導管史、呼吸道感染情況；② 根據支氣管鏡檢查明確氣管狹窄情況，比較狹窄組與非狹窄組患者年齡、性別、吸煙史、原發疾病構成情況，并對兩組中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更換氣管套管≥2 次的情況進行比較。
1.2.3 C/T 比值測量計算方式[11 ]
根據氣管插管/切開期間（2 周內）的胸部 CT，測量氣管導管氣囊處氣管的橫徑（氣管導管 cuff 直徑）與鎖骨平面氣管直徑，計算 C/T 值。
1.3 統計學方法
對所有病例均進行客觀而詳實的資料統計并建立 Excel 表，運用 MedCalc 19.4.1 統計學軟件對研究所獲得的數據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以百分比（%）表示，對氣管切開患者的各種臨床相關因素與發生氣管狹窄的關系用 χ2 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進行多因素分析；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評價預測效果，兩者 ROC 曲線下面積（AUC）比較使用 Z 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 74 例患者入選，狹窄組 44 例（女 19 例，男 25 例），未狹窄組 30 例（女 12 例，男 18 例）。兩組在年齡、性別、吸煙史、原發疾病構成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 P<0.05）。見表 1。
表1
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患者相關臨床資料［例（%）］
2.2 單因素分析
采用 χ2 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更換氣管套管≥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合并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與發生氣管狹窄的關系，發現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更換氣管套管≥2 次五個臨床相關因素與氣管狹窄的發生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與氣管狹窄的發生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2。
表2
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單因素分析［例（%）］
2.3 多因素分析
根據單因素分析結果，進一步對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更換氣管套管≥2 次與發生氣管狹窄的關系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進行多因素分析，發現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四個臨床因素進入回歸模型，其回歸方程為：Logist P=–25.055+1.899X1+1.552X2+1.510X3+1.303X4。其中 X1 代表 C/T，X2 代表插管時間>7 d，X3 代表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X4 代表反復呼吸道感染，P為氣管狹窄在各臨床相關因素影響下發生的概率。Logistic 回歸結果提示，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均為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危險因素。結果見表 3。
表3
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多因素分析
2.4 ROC 曲線分析
C/T>150% 的 AUC 為 0.665，敏感性 0.364，特異性 0.033（95%CI：0.555～0.775）、插管時間>7 d 的 AUC 為 0.717，敏感性 0.568，特異性 0.133（95%CI：0.613～0.821）、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的 AUC 為 0.683，敏感性 0.432，特異性 0.067（95%CI：0.574～0.791）、反復呼吸道感染的 AUC 為 0.707，敏感性 0.614，特異性 0.200（95%CI：0.603～0.811）。結果見表 4。
表4
ROC 曲線分析
進一步 Z 檢驗比較 C/T>150% 與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的 AUC 的統計學差異：與 C/T>150% 比較，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及反復呼吸道感染的 AUC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Z=0.839，P=0.402；Z=0.302，P=0.763；Z=0.751，P=0.453）。結果見圖 1。
圖1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在預測氣管插管和氣管切開后氣道狹窄的可行性
3 討論
研究表明，氣管插管后氣道狹窄的發生率為 10%～22%，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占氣管切開相關并發癥的 28%[12-13]。目前對于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研究中均發現氣囊壓力過大為一項重要的危險因素。但氣囊壓監測執行率并不高，現狀調查顯示人工氣道氣囊壓監測執行率不超過 50%[10]。為了探討出行氣管插管、氣管切開術后發生氣管狹窄的影響因素，從中找出相對可控、有早期預防、調控意義的因素。本研究對 74 例患者進行了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除了既往文獻的一些主要因素，本研究我們將氣管導管 cuff 直徑/鎖骨平面氣管直徑大于 150% 也納入其中。最終結果發現插管時間長、多次氣管插管或更換套管、反復呼吸道感染及氣管導管 cuff 直徑/鎖骨平面氣管直徑大于 150% 均為發生氣管狹窄的危險因素。
在本研究中，插管時間過長為發生氣管插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狹窄組的 44 例患者中有 25 例患者插管時間大于 30 d。產生的原因主要考慮與氣管套管氣囊長期壓迫氣管黏膜造成的氣管黏膜損傷有關。研究表明氣管狹窄的形成與氣管插管球囊壓迫的時間呈正相關[8]。其次，多次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或更換套管均可能造成機械性損傷、持續的黏膜刺激[14-15]，也是引發氣道狹窄發生的重要危險因素，這屬于人為的機械性損傷，次數越多，損傷越嚴重。Nesek-Adam 等[16]報道了 1 例持續插管 10 d，但進行了 4 次氣管插管術后形成氣管狹窄的患者。反復呼吸道感染也會增加氣管狹窄發生的危險性。許多微生物包括細菌、真菌可以釋放多種毒性物質，這些物質會導致組織溶解、壞死，加大了氣管狹窄的風險。Mazhar 等[17]研究中也得出細菌數量的增加和細菌生物膜的形成可能解釋了這些氣道狹窄患者的氣道上皮的炎癥反應和隨后發生的狹窄。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的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中均發現在 C/T>150% 為發生氣道狹窄的重要危險因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 C/T>150% 對預測氣管插管和氣管切開后形成氣道狹窄具有一定的臨床參考價值。一項前瞻性研究中發現很大一部分 C/T 大于 150% 的患者都在氣囊部位出現了嚴重的氣管損傷[11]。研究者認為這一發現傾向于支持 C/T 超過 150% 是氣管損傷的可靠臨床指標這一假設。有一項研究通過體外實驗，結果表明氣囊壓力與氣管導管 Cuff 直徑成正相關[18]。目前已有文獻報道氣囊壓力過大氣管黏膜直接壓力造成的傷害是導致插管或氣管切開后發生氣管狹窄重要影響因素[19]。但一項體外研究中表明氣管導管氣囊過度膨脹也是產生氣道損傷和并發癥的危險因素[18]，原因可能是氣囊壓力和容積增加，氣囊不對稱擴張以及遠端袖帶突出而導致發生嚴重的氣道損傷。這意味著在聲門開口或喉部入口內，可能達到很大的體積，從而對周圍軟組織結構造成一定損傷。
在臨床工作中，插管時間、多次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或更換套管、肥胖、合并糖尿病等臨床危險因素出現，更多的是因為患者病情及基礎病的情況所決定，即使經評估后可能大大增加了出現氣管狹窄的風險，但或多或少會因為患者病情及其一些不可抗力，使我們無法在發現存在這些危險因素時就能夠及時、積極采取相應有效措施調控甚至去逆轉、改變它。而氣管導管 cuff 直徑可以從影像學檢查中直觀得知，有利于指導我們采取相應措施去及時調整、改變。因此，在面對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患者 C/T 大于 150% 時（可能在插管和通氣支持的第二周開始出現）[11]應特別注意監測氣囊壓力，并在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的剩余時間內將其控制在 25 mm H2O 以下，以減少進一步的氣管缺血性損傷。適當降低氣囊壓力、減小氣囊容積或者根據病情爭取早期拔管，及其拔管后應定期隨訪。因此，氣管導管 cuff 直徑有望成為早期預防，早期調控、早期處理方面發揮重要意義的臨床因素，或許能幫助解決部分地區人工氣道氣囊壓力監測執行率較低所帶來困擾。
本研究有以下局限性。第一，本研究是回顧性研究，可能無法避免產生回顧性偏移；第二，本研究納入病例數過少。需要多中心及大樣本研究進行進一步論證。但本研究是國內首次對氣管導管 cuff 直徑對氣管狹窄、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意義的探討，發現 cuff 直徑可以應用與指導臨床。但還需要前瞻性的、多中心的、大樣本的隨機對照研究驗證。
總而言之，本研究通過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發現插管時間過長、反復多次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或多次更換套管、反復呼吸道感染及其 Cuff 直徑/氣管直徑過大均為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危險因素。鑒于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治療現狀，預防或避免氣管狹窄的發生是最為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得出 C/T 比率超過 150% 是氣管插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危險因素之一，有望在這類患者的早期預防，早期調控、早期處理方面具有一定臨床意義。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近年來，重癥救護技術不斷進步，氣管插管及氣管切開更多的被應用于臨床。而氣管狹窄是其嚴重并發癥之一[1]。一旦發生氣管狹窄，患者不僅治療周期長、花費大、而且可能出現呼吸困難，嚴重時甚至危及生命[2]。當前對氣道狹窄的治療方法存在創傷重、效果不佳、患者痛苦等難點[3-4]。
氣管插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發生機制除了瘢痕體質外，外源長期壓迫所致缺血，是造成氣管軟骨損傷的關鍵因素[5-6]。既往有研究插管套囊壓力、插管時間、既往氣管切開、更換氣管套管、感染及其糖尿病等與發生狹窄有關[7-9]。臨床工作中，許多基層醫院沒有常規采用測壓儀進行壓力監測，并且往往過于信任目前普遍使用的低壓高容套囊的安全性，從而導致對氣管插管套囊壓力監測的重視不夠[10]。對于套囊壓力監測的忽略可能導致部分患者氣管導管 Cuff 直徑過大，可間接反映套囊壓力。有國外研究發現，在 135 例接受持續機械通氣的患者中，在 18 例患者中發現了氣管導管 cuff 直徑（C）/鎖骨平面氣管直徑（T）>150%，而在對其中 9 例患者進行尸檢時發現超半數的人在氣囊處有嚴重的氣管損傷，提示 C/T 比值超過 150% 可能是重要的預測因素[11]。而國內缺少相關研究，故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氣管插管/切開患者中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更換氣管套管≥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合并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的情況以探討其危險因素。
1 資料及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回顧性分析 2010 年 7 月至 2020 年 7 月在湖南師范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就診的氣管插管/切開術后并發氣管狹窄的患者，作為狹窄組（病例組），另選取同期氣管插管/切開術后未發生氣管狹窄患者作為未狹窄組（對照組）。本研究設立的納入標準：① 有行氣管插管、氣管切開術者；② 預計生存期超過 3 個月；③ 住院期間行支氣管鏡檢查術；排除標準：① 年齡>80 歲；② 其他惡性氣道疾病如肺癌、食管癌等浸潤，或氣管、支氣管結核所致的氣管狹窄；③ 氣管淀粉樣變、復發性多軟骨炎等氣管本身病變致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者；④ 臨床資料不全、缺少胸部 CT 者。共有 74 例患者（狹窄組 44 例，未狹窄組 30 例）納入本研究。
1.2 方法
1.2.1 氣管狹窄的診斷標準[4 ]
結合既往氣管插管、氣管切開的病史（典型但非特異的癥狀）和體格檢查的特點以及影像學（胸部 CT）和內鏡檢查結果。最終的診斷在支氣管鏡直視下觀察診斷（發現氣管腔狹窄呈不規則改變，如向心性狹窄，肉芽堵塞，氣管塌陷等）。
1.2.2 觀察指標
查閱醫院的支氣管鏡系統、醫學影像學系統、住院和門診電子病歷：① 記錄患者的一般資料（年齡、性別、吸煙）、基礎疾病（高血壓、冠心病、糖尿病）、原發疾病、插管時間、既往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史、更換氣管導管史、呼吸道感染情況；② 根據支氣管鏡檢查明確氣管狹窄情況，比較狹窄組與非狹窄組患者年齡、性別、吸煙史、原發疾病構成情況，并對兩組中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更換氣管套管≥2 次的情況進行比較。
1.2.3 C/T 比值測量計算方式[11 ]
根據氣管插管/切開期間（2 周內）的胸部 CT，測量氣管導管氣囊處氣管的橫徑（氣管導管 cuff 直徑）與鎖骨平面氣管直徑，計算 C/T 值。
1.3 統計學方法
對所有病例均進行客觀而詳實的資料統計并建立 Excel 表，運用 MedCalc 19.4.1 統計學軟件對研究所獲得的數據資料進行統計學分析，計數資料以百分比（%）表示，對氣管切開患者的各種臨床相關因素與發生氣管狹窄的關系用 χ2 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進行多因素分析；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評價預測效果，兩者 ROC 曲線下面積（AUC）比較使用 Z 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共 74 例患者入選，狹窄組 44 例（女 19 例，男 25 例），未狹窄組 30 例（女 12 例，男 18 例）。兩組在年齡、性別、吸煙史、原發疾病構成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 P<0.05）。見表 1。
表1
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患者相關臨床資料［例（%）］
2.2 單因素分析
采用 χ2 檢驗進行單因素分析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更換氣管套管≥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合并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與發生氣管狹窄的關系，發現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更換氣管套管≥2 次五個臨床相關因素與氣管狹窄的發生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糖尿病、高血壓、冠心病與氣管狹窄的發生無統計學意義（P>0.05）。結果見表 2。
表2
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單因素分析［例（%）］
2.3 多因素分析
根據單因素分析結果，進一步對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更換氣管套管≥2 次與發生氣管狹窄的關系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歸分析進行多因素分析，發現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四個臨床因素進入回歸模型，其回歸方程為：Logist P=–25.055+1.899X1+1.552X2+1.510X3+1.303X4。其中 X1 代表 C/T，X2 代表插管時間>7 d，X3 代表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X4 代表反復呼吸道感染，P為氣管狹窄在各臨床相關因素影響下發生的概率。Logistic 回歸結果提示，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均為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危險因素。結果見表 3。
表3
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多因素分析
2.4 ROC 曲線分析
C/T>150% 的 AUC 為 0.665，敏感性 0.364，特異性 0.033（95%CI：0.555～0.775）、插管時間>7 d 的 AUC 為 0.717，敏感性 0.568，特異性 0.133（95%CI：0.613～0.821）、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的 AUC 為 0.683，敏感性 0.432，特異性 0.067（95%CI：0.574～0.791）、反復呼吸道感染的 AUC 為 0.707，敏感性 0.614，特異性 0.200（95%CI：0.603～0.811）。結果見表 4。
表4
ROC 曲線分析
進一步 Z 檢驗比較 C/T>150% 與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的 AUC 的統計學差異：與 C/T>150% 比較，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及反復呼吸道感染的 AUC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Z=0.839，P=0.402；Z=0.302，P=0.763；Z=0.751，P=0.453）。結果見圖 1。
圖1
C/T>150%、插管時間>7 d、氣管插管/氣管切開≥2 次、反復呼吸道感染在預測氣管插管和氣管切開后氣道狹窄的可行性
3 討論
研究表明，氣管插管后氣道狹窄的發生率為 10%～22%，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占氣管切開相關并發癥的 28%[12-13]。目前對于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研究中均發現氣囊壓力過大為一項重要的危險因素。但氣囊壓監測執行率并不高，現狀調查顯示人工氣道氣囊壓監測執行率不超過 50%[10]。為了探討出行氣管插管、氣管切開術后發生氣管狹窄的影響因素，從中找出相對可控、有早期預防、調控意義的因素。本研究對 74 例患者進行了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除了既往文獻的一些主要因素，本研究我們將氣管導管 cuff 直徑/鎖骨平面氣管直徑大于 150% 也納入其中。最終結果發現插管時間長、多次氣管插管或更換套管、反復呼吸道感染及氣管導管 cuff 直徑/鎖骨平面氣管直徑大于 150% 均為發生氣管狹窄的危險因素。
在本研究中，插管時間過長為發生氣管插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主要危險因素之一，狹窄組的 44 例患者中有 25 例患者插管時間大于 30 d。產生的原因主要考慮與氣管套管氣囊長期壓迫氣管黏膜造成的氣管黏膜損傷有關。研究表明氣管狹窄的形成與氣管插管球囊壓迫的時間呈正相關[8]。其次，多次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或更換套管均可能造成機械性損傷、持續的黏膜刺激[14-15]，也是引發氣道狹窄發生的重要危險因素，這屬于人為的機械性損傷，次數越多，損傷越嚴重。Nesek-Adam 等[16]報道了 1 例持續插管 10 d，但進行了 4 次氣管插管術后形成氣管狹窄的患者。反復呼吸道感染也會增加氣管狹窄發生的危險性。許多微生物包括細菌、真菌可以釋放多種毒性物質，這些物質會導致組織溶解、壞死，加大了氣管狹窄的風險。Mazhar 等[17]研究中也得出細菌數量的增加和細菌生物膜的形成可能解釋了這些氣道狹窄患者的氣道上皮的炎癥反應和隨后發生的狹窄。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研究的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中均發現在 C/T>150% 為發生氣道狹窄的重要危險因素，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 C/T>150% 對預測氣管插管和氣管切開后形成氣道狹窄具有一定的臨床參考價值。一項前瞻性研究中發現很大一部分 C/T 大于 150% 的患者都在氣囊部位出現了嚴重的氣管損傷[11]。研究者認為這一發現傾向于支持 C/T 超過 150% 是氣管損傷的可靠臨床指標這一假設。有一項研究通過體外實驗，結果表明氣囊壓力與氣管導管 Cuff 直徑成正相關[18]。目前已有文獻報道氣囊壓力過大氣管黏膜直接壓力造成的傷害是導致插管或氣管切開后發生氣管狹窄重要影響因素[19]。但一項體外研究中表明氣管導管氣囊過度膨脹也是產生氣道損傷和并發癥的危險因素[18]，原因可能是氣囊壓力和容積增加，氣囊不對稱擴張以及遠端袖帶突出而導致發生嚴重的氣道損傷。這意味著在聲門開口或喉部入口內，可能達到很大的體積，從而對周圍軟組織結構造成一定損傷。
在臨床工作中，插管時間、多次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或更換套管、肥胖、合并糖尿病等臨床危險因素出現，更多的是因為患者病情及基礎病的情況所決定，即使經評估后可能大大增加了出現氣管狹窄的風險，但或多或少會因為患者病情及其一些不可抗力，使我們無法在發現存在這些危險因素時就能夠及時、積極采取相應有效措施調控甚至去逆轉、改變它。而氣管導管 cuff 直徑可以從影像學檢查中直觀得知，有利于指導我們采取相應措施去及時調整、改變。因此，在面對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患者 C/T 大于 150% 時（可能在插管和通氣支持的第二周開始出現）[11]應特別注意監測氣囊壓力，并在氣管插管或氣管切開的剩余時間內將其控制在 25 mm H2O 以下，以減少進一步的氣管缺血性損傷。適當降低氣囊壓力、減小氣囊容積或者根據病情爭取早期拔管，及其拔管后應定期隨訪。因此，氣管導管 cuff 直徑有望成為早期預防，早期調控、早期處理方面發揮重要意義的臨床因素，或許能幫助解決部分地區人工氣道氣囊壓力監測執行率較低所帶來困擾。
本研究有以下局限性。第一，本研究是回顧性研究，可能無法避免產生回顧性偏移；第二，本研究納入病例數過少。需要多中心及大樣本研究進行進一步論證。但本研究是國內首次對氣管導管 cuff 直徑對氣管狹窄、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意義的探討，發現 cuff 直徑可以應用與指導臨床。但還需要前瞻性的、多中心的、大樣本的隨機對照研究驗證。
總而言之，本研究通過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發現插管時間過長、反復多次氣管插管、氣管切開或多次更換套管、反復呼吸道感染及其 Cuff 直徑/氣管直徑過大均為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危險因素。鑒于氣管插管、氣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治療現狀，預防或避免氣管狹窄的發生是最為重要的，也是最有效的。本研究通過回顧性分析得出 C/T 比率超過 150% 是氣管插管/切開后氣管狹窄的危險因素之一，有望在這類患者的早期預防，早期調控、早期處理方面具有一定臨床意義。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