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戴璐, 段伊珊, 袁夢鑫, 歐雪梅, 梁斌苗.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患者不同低密度區分級臨床特點分析.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0, 19(5): 430-434. doi: 10.7507/1671-6205.202001006 復制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是一種以持續性呼吸道癥狀和氣流受限為特征的可以預防和治療的疾病[1]。慢阻肺急性加重是指患者的病情加重程度超過了日常穩定的范圍，需要改變常規用藥的一種狀態，且可能會繼發呼吸衰竭等不良事件，最終影響患者預后[2]。除了臨床上結合臨床表現并使用肺功能檢查作為確診慢阻肺的金標準，高分辨 CT（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顯像可以較為準確表現出慢阻肺患者肺部形態學改變，已被用于診斷肺氣腫[3]。既往研究也已證實 HRCT 是用于評估慢阻肺病情及分型的重要工具[4]。根據慢阻肺的臨床、影像等相關特點通常可將慢阻肺分為不同表型。其中針對 HRCT 的影像表現進行分型的方法，目前以 Goddard 提出的低密度區（low attenuation areas，LAA）分級方法[5]在臨床上應用較多，研究證明該分級方法對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也有良好的評價性[6]。采用 LAA 分級方法對患者的 HRCT 檢查結果進行評估及表型劃分，由于其操作簡單、耗時短，因此相對來說更具有簡便性及實用性。能否單獨運用該方法對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進行分型并反映不同亞型間的病情及預后，值得進一步研究。本研究擬通過比較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 LAA 分級不同亞型間病情、臨床指標的關系，評估該分級方法在臨床應用中的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選取 2013 至 2018 年間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住院治療，主診斷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且住院期間完善 HRCT 檢查的患者。患者應符合 2018 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議制定的標準，排除合并肺癌、嚴重心腦血管疾病、血液系統疾病等可能影響相關臨床指標的疾病患者。
1.2 方法
依據既往研究結果[7-17]，本研究收集了納入患者的可能與慢阻肺病程相關的病例資料。其中，一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吸煙指數、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及住院時長；實驗室檢查資料主要包括 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絕對計數比（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膽紅素、胱抑素 C 及嗜酸性粒細胞計數；住院治療相關資料包括住院期間是否使用呼吸機支持、糖皮質激素和抗生素的使用情況、是否合并肺炎及臨床轉歸等。
分析患者的 HRCT 檢查結果，選取 3 個解剖層面（靠近主動脈弓上緣 1 cm、隆突水平下 1 cm、右側橫膈上 3 cm）進行評估。通過主觀目測法評估各層面肺野內顯示的 LAA[5]。根據各層面中 LAA 在該肺野中所占面積的比率，計算各層面的 LAA 評分：0 分，LAA<5%；1 分，5%≤LAA<25%；2 分，25%≤LAA<50%；3 分，50%≤LAA<75%；4 分，LAA≥75%。根據左右兩側，每側 3 個層面，共 6 個評分的總和對肺氣腫程度進行分級：0 級，總和 0 分；1 級，總和 1～6 分；2 級，總和 7～12 分；3 級，總和 13～18 分；4 級，總和 19～24 分。LAA 分級<2 級者歸入支氣管炎型（圖 1），LAA 分級≥2 級者歸入肺氣腫型[18]（圖 2）。
圖1
支氣管炎型 HRCT 表現
雙肺散在慢性炎癥，雙肺野 LAA 不超過正常組織的 25%
圖2
肺氣腫型 HRCT 表現
雙肺實質密度顯著減低，雙肺野 LAA 超過正常組織的 50%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5.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用百分數表示，采用 χ2 檢驗；兩因素的相關性用 Pearson 相關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臨床資料分析
共納入 380 例患者，其中男 286 例，女 94 例。根據 LAA 分級方法對 380 例患者的 HRCT 影像進行評價后，將患者分為支氣管炎型（263 例）和肺氣腫型（117 例）兩組。比較兩組間性別、年齡、住院時長、吸煙、BMI 等特點后發現，在肺氣腫型患者中，男性較支氣管炎型更為多見，吸煙指數較支氣管炎型更高（P<0.05），而支氣管炎型患者的 BMI 水平較肺氣腫型更高（P<0.05）。年齡及住院時長在兩亞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的一般臨床資料分析見表 1。
表1
一般臨床資料分析（
）
2.2 慢阻肺急性加重不同亞型間入院時的實驗室指標分析
比較兩組間炎癥指標后發現，入院時支氣管炎型組患者的 CRP、IL-6、PCT、NLR 水平均較肺氣腫型組顯著增高（P<0.05）；支氣管炎型組患者的膽紅素水平較肺氣腫型組也顯著增高（P<0.05）；支氣管炎組患者的胱抑素 C 水平較肺氣腫型組顯著降低（P<0.05）；支氣管炎型組患者的嗜酸性粒細胞計數較肺氣腫型組顯著增高（P<0.05）。結果見表 2。
表2
兩組間實驗室指標分析（
）
2.3 慢阻肺急性加重不同亞型間的住院治療相關資料分析
2.3.1 是否使用呼吸機及全身糖皮質激素
分析發現，肺氣腫型使用呼吸機的比例更高，使用全身糖皮質激素的比例也更高，且兩指標在兩組間均存在統計學差異（P<0.05）。結果見表 3。
表3
兩組間住院治療相關資料分析［例（%）］
2.3.2 是否合并肺炎
納入患者中，合并肺炎的患者共 321 例。分析發現，兩組間合并肺炎的比例無統計學差異。結果見表 3。
2.3.3 是否使用抗生素
納入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患者共 358 例，其中使用抗真菌藥物的患者共 51 例。統計發現，兩組間使用抗生素及抗真菌藥物的比例均無統計學差異。結果見表 3。
2.3.4 是否死亡
納入患者中，死亡患者共 44 例。統計發現，兩組間死亡人數所占比例無統計學差異。結果見表 3。
2.4 LAA 分級與相關病例資料的相關性分析
對 LAA 分級與一般臨床資料、實驗室檢查資料及住院治療相關資料間的相關性分析顯示，LAA 分級與是否使用呼吸機、是否使用全身糖皮質激素及胱抑素 C 水平存在正相關，與 IL-6 水平存在負相關（P<0.05）。結果見表 4。
表4
LAA 分級與相關病例資料間的相關性
3 討論
通過對 380 例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回顧性分析發現，對于影像學表現為支氣管炎型為主的患者來說，其 BMI 水平更高，炎癥指標水平也更高；而在肺氣腫型患者中，其男性占比更高，吸煙指數更高，在實驗室指標及治療上則膽紅素水平更低、胱抑素 C 水平更高，使用呼吸機、全身糖皮質激素的比例也更高。LAA 分級與是否使用呼吸機、是否使用全身糖皮質激素及胱抑素水平存在正相關，與 IL-6 水平存在負相關。
本研究發現肺氣腫型的患者中男性比例更高，吸煙指數也更高。Tatsumi 等[7]的研究發現男性及吸煙患者在慢阻肺病程中更易表現為以肺氣腫為主的表型，Gu 等[3]也發現男性慢阻肺患者的 LAA 分級水平較女性患者更高。這說明不同性別及吸煙指數在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 HRCT 影像學表現上確實存在差異，男性及吸煙患者更傾向于以肺氣腫為主要表現。其具體機制尚不明確，這可能與不同性別的生理結構差異、吸煙習慣及對外界刺激的敏感性差異有關。我們的研究還發現肺氣腫型的患者擁有更低的 BMI 水平，與既往研究一致[8-10]。這可能是因為慢阻肺患者在以肺氣腫為主要表現時肺組織損傷程度更重，機體組織損耗量更多，因而 BMI 水平更低。
本研究中，以支氣管炎為突出影像表現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在實驗室相關指標中可見 CRP、IL-6、PCT、NLR 水平均較肺氣腫型明顯升高，嗜酸性粒細胞計數也更高。炎癥反應是慢阻肺重要的病理機制之一。目前包括腫瘤壞死因子 α、IL-6、IL-8、CRP、PCT 等均是已知能反映慢阻肺急性加重時期炎癥反應的重要炎癥指標[11-13]。NLR 及嗜酸性粒細胞計數也被視為可用于評估慢阻肺病情嚴重程度的炎癥指標[14-15]。慢阻肺病情越嚴重，這些炎癥指標水平越高，提示炎癥反應更活躍。本研究發現以 LAA 分級方法對患者的 HRCT 進行評判后，HRCT 上以慢性炎癥為主要表現（即支氣管炎型）的患者，上述炎癥指標較肺氣腫型明顯更高，即炎癥反應更活躍。這說明 LAA 分級方法對慢性炎癥反應的評判與臨床指標的評判結果是一致的。
本研究還發現支氣管炎型的患者使用呼吸機及全身糖皮質激素的比例更低。既往研究已證實嗜酸性粒細胞減少的患者住院時間更長，更需要呼吸機輔助通氣，且住院期間死亡率更高[15]。而慢阻肺急性加重時期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的患者，住院時長更短，對糖皮質激素治療的效果更好[16]。在我們的研究中，支氣管炎亞型的患者擁有更高的嗜酸性粒細胞計數水平，其使用呼吸機及全身糖皮質激素的比例較肺氣腫型更低，這一結論與上述研究相符。我們也發現 LAA 分級與 IL-6 水平呈負相關。這也進一步證實了 LAA 分級方法與臨床指標對患者的疾病狀況評判結果是一致的。
在本研究中，HRCT 中肺氣腫表現更為顯著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在相關實驗室指標中表現為更低水平的膽紅素及更高水平的胱抑素 C。膽紅素是體內血紅素加氧酶–膽紅素–一氧化碳統這一重要抗氧化通路[19]的下游產物，作為一種內源性的強抗氧化劑，具有抗炎、抗氧化等多種功能。既往研究已證實對肺氣腫動物模型進行膽紅素干預后，機體的炎癥及氧化應激反應受到抑制，因而肺組織可得到一定的細胞保護作用[20]。這說明機體氧化應激反應越強，膽紅素水平越低。胱抑素 C 是一種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劑[21]，主要由肺泡巨噬細胞分泌，可以促進炎癥因子趨化反應[17]，也可作為肺組織破壞的標志物[22]，即肺組織破壞越嚴重，胱抑素 C 水平更高；而處于慢阻肺急性加重時期的患者，由于全身炎癥反應的存在，也可能會在另一方面促進肺組織的破壞，二者共同作用下進一步導致胱抑素 C 水平升高。我們發現肺氣腫型的患者膽紅素水平更低，胱抑素 C 水平更高，且 LAA 分級與胱抑素 C 水平呈正相關，這可能意味著其肺組織破壞更為嚴重，氧化應激反應更為活躍，損傷修復反應也相應更為突出。強烈氧化應激反應及損傷修復反應的同時存在，也使得這類亞型的患者在 HRCT 中表現為范圍更大、更為明顯的肺氣腫形態，這既印證了我們對該亞型患者影像學的準確評估，也反映了其病情的嚴重性。因此我們認為 LAA 分級方法可以作為臨床評判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病情評估指標。
LAA 分級是肺氣腫嚴重程度在 HRCT 上的量化指標。我們的研究也發現 LAA 分級與實驗室指標中的 IL-6 水平存在負相關性。IL-6 水平較低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可能擁有更高的 LAA 分級評分，而更高的 LAA 分級評分又與使用呼吸機、使用全身糖皮質激素的比率存在正相關性。是否可以將 IL-6 水平與 LAA 分級關聯，以評估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病情的嚴重程度并預測患者的臨床治療結局，有待于進一步研究來進行證實。
本研究仍存在較多不足之處。首先，由于肺功能相關數據的缺乏，我們未能對 LAA 分級方法與肺功能相關指標的相關性進行評估。上述指標對于 LAA 分級方法的臨床應用同樣存在指導意義。其次，由于目前對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使用抗生素及糖皮質激素尚無明確的指征，不同醫師間可能存在選擇差異，因此對本研究數據造成的誤差無法避免。后續相關研究應選用合適的樣本或制定相應標準以排除上述干擾。
綜上所述，LAA 分級與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相關臨床指標之間具有良好的關聯性，使用 LAA 分級方法對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 HRCT 進行影像分型存在一定的準確性及臨床實用性。LAA 分級方法有助于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對患者的病情及預后進行評估，為我們選擇更為合適的治療方案提供補充。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是一種以持續性呼吸道癥狀和氣流受限為特征的可以預防和治療的疾病[1]。慢阻肺急性加重是指患者的病情加重程度超過了日常穩定的范圍，需要改變常規用藥的一種狀態，且可能會繼發呼吸衰竭等不良事件，最終影響患者預后[2]。除了臨床上結合臨床表現并使用肺功能檢查作為確診慢阻肺的金標準，高分辨 CT（high-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顯像可以較為準確表現出慢阻肺患者肺部形態學改變，已被用于診斷肺氣腫[3]。既往研究也已證實 HRCT 是用于評估慢阻肺病情及分型的重要工具[4]。根據慢阻肺的臨床、影像等相關特點通常可將慢阻肺分為不同表型。其中針對 HRCT 的影像表現進行分型的方法，目前以 Goddard 提出的低密度區（low attenuation areas，LAA）分級方法[5]在臨床上應用較多，研究證明該分級方法對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也有良好的評價性[6]。采用 LAA 分級方法對患者的 HRCT 檢查結果進行評估及表型劃分，由于其操作簡單、耗時短，因此相對來說更具有簡便性及實用性。能否單獨運用該方法對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進行分型并反映不同亞型間的病情及預后，值得進一步研究。本研究擬通過比較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 LAA 分級不同亞型間病情、臨床指標的關系，評估該分級方法在臨床應用中的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并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核通過。選取 2013 至 2018 年間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住院治療，主診斷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且住院期間完善 HRCT 檢查的患者。患者應符合 2018 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倡議制定的標準，排除合并肺癌、嚴重心腦血管疾病、血液系統疾病等可能影響相關臨床指標的疾病患者。
1.2 方法
依據既往研究結果[7-17]，本研究收集了納入患者的可能與慢阻肺病程相關的病例資料。其中，一般資料包括年齡、性別、吸煙指數、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及住院時長；實驗室檢查資料主要包括 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中性粒細胞與淋巴細胞絕對計數比（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NLR）、膽紅素、胱抑素 C 及嗜酸性粒細胞計數；住院治療相關資料包括住院期間是否使用呼吸機支持、糖皮質激素和抗生素的使用情況、是否合并肺炎及臨床轉歸等。
分析患者的 HRCT 檢查結果，選取 3 個解剖層面（靠近主動脈弓上緣 1 cm、隆突水平下 1 cm、右側橫膈上 3 cm）進行評估。通過主觀目測法評估各層面肺野內顯示的 LAA[5]。根據各層面中 LAA 在該肺野中所占面積的比率，計算各層面的 LAA 評分：0 分，LAA<5%；1 分，5%≤LAA<25%；2 分，25%≤LAA<50%；3 分，50%≤LAA<75%；4 分，LAA≥75%。根據左右兩側，每側 3 個層面，共 6 個評分的總和對肺氣腫程度進行分級：0 級，總和 0 分；1 級，總和 1～6 分；2 級，總和 7～12 分；3 級，總和 13～18 分；4 級，總和 19～24 分。LAA 分級<2 級者歸入支氣管炎型（圖 1），LAA 分級≥2 級者歸入肺氣腫型[18]（圖 2）。
圖1
支氣管炎型 HRCT 表現
雙肺散在慢性炎癥，雙肺野 LAA 不超過正常組織的 25%
圖2
肺氣腫型 HRCT 表現
雙肺實質密度顯著減低，雙肺野 LAA 超過正常組織的 50%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5.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用百分數表示，采用 χ2 檢驗；兩因素的相關性用 Pearson 相關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臨床資料分析
共納入 380 例患者，其中男 286 例，女 94 例。根據 LAA 分級方法對 380 例患者的 HRCT 影像進行評價后，將患者分為支氣管炎型（263 例）和肺氣腫型（117 例）兩組。比較兩組間性別、年齡、住院時長、吸煙、BMI 等特點后發現，在肺氣腫型患者中，男性較支氣管炎型更為多見，吸煙指數較支氣管炎型更高（P<0.05），而支氣管炎型患者的 BMI 水平較肺氣腫型更高（P<0.05）。年齡及住院時長在兩亞型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的一般臨床資料分析見表 1。
表1
一般臨床資料分析（）
2.2 慢阻肺急性加重不同亞型間入院時的實驗室指標分析
比較兩組間炎癥指標后發現，入院時支氣管炎型組患者的 CRP、IL-6、PCT、NLR 水平均較肺氣腫型組顯著增高（P<0.05）；支氣管炎型組患者的膽紅素水平較肺氣腫型組也顯著增高（P<0.05）；支氣管炎組患者的胱抑素 C 水平較肺氣腫型組顯著降低（P<0.05）；支氣管炎型組患者的嗜酸性粒細胞計數較肺氣腫型組顯著增高（P<0.05）。結果見表 2。
表2
兩組間實驗室指標分析（）
2.3 慢阻肺急性加重不同亞型間的住院治療相關資料分析
2.3.1 是否使用呼吸機及全身糖皮質激素
分析發現，肺氣腫型使用呼吸機的比例更高，使用全身糖皮質激素的比例也更高，且兩指標在兩組間均存在統計學差異（P<0.05）。結果見表 3。
表3
兩組間住院治療相關資料分析［例（%）］
2.3.2 是否合并肺炎
納入患者中，合并肺炎的患者共 321 例。分析發現，兩組間合并肺炎的比例無統計學差異。結果見表 3。
2.3.3 是否使用抗生素
納入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患者共 358 例，其中使用抗真菌藥物的患者共 51 例。統計發現，兩組間使用抗生素及抗真菌藥物的比例均無統計學差異。結果見表 3。
2.3.4 是否死亡
納入患者中，死亡患者共 44 例。統計發現，兩組間死亡人數所占比例無統計學差異。結果見表 3。
2.4 LAA 分級與相關病例資料的相關性分析
對 LAA 分級與一般臨床資料、實驗室檢查資料及住院治療相關資料間的相關性分析顯示，LAA 分級與是否使用呼吸機、是否使用全身糖皮質激素及胱抑素 C 水平存在正相關，與 IL-6 水平存在負相關（P<0.05）。結果見表 4。
表4
LAA 分級與相關病例資料間的相關性
3 討論
通過對 380 例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回顧性分析發現，對于影像學表現為支氣管炎型為主的患者來說，其 BMI 水平更高，炎癥指標水平也更高；而在肺氣腫型患者中，其男性占比更高，吸煙指數更高，在實驗室指標及治療上則膽紅素水平更低、胱抑素 C 水平更高，使用呼吸機、全身糖皮質激素的比例也更高。LAA 分級與是否使用呼吸機、是否使用全身糖皮質激素及胱抑素水平存在正相關，與 IL-6 水平存在負相關。
本研究發現肺氣腫型的患者中男性比例更高，吸煙指數也更高。Tatsumi 等[7]的研究發現男性及吸煙患者在慢阻肺病程中更易表現為以肺氣腫為主的表型，Gu 等[3]也發現男性慢阻肺患者的 LAA 分級水平較女性患者更高。這說明不同性別及吸煙指數在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 HRCT 影像學表現上確實存在差異，男性及吸煙患者更傾向于以肺氣腫為主要表現。其具體機制尚不明確，這可能與不同性別的生理結構差異、吸煙習慣及對外界刺激的敏感性差異有關。我們的研究還發現肺氣腫型的患者擁有更低的 BMI 水平，與既往研究一致[8-10]。這可能是因為慢阻肺患者在以肺氣腫為主要表現時肺組織損傷程度更重，機體組織損耗量更多，因而 BMI 水平更低。
本研究中，以支氣管炎為突出影像表現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在實驗室相關指標中可見 CRP、IL-6、PCT、NLR 水平均較肺氣腫型明顯升高，嗜酸性粒細胞計數也更高。炎癥反應是慢阻肺重要的病理機制之一。目前包括腫瘤壞死因子 α、IL-6、IL-8、CRP、PCT 等均是已知能反映慢阻肺急性加重時期炎癥反應的重要炎癥指標[11-13]。NLR 及嗜酸性粒細胞計數也被視為可用于評估慢阻肺病情嚴重程度的炎癥指標[14-15]。慢阻肺病情越嚴重，這些炎癥指標水平越高，提示炎癥反應更活躍。本研究發現以 LAA 分級方法對患者的 HRCT 進行評判后，HRCT 上以慢性炎癥為主要表現（即支氣管炎型）的患者，上述炎癥指標較肺氣腫型明顯更高，即炎癥反應更活躍。這說明 LAA 分級方法對慢性炎癥反應的評判與臨床指標的評判結果是一致的。
本研究還發現支氣管炎型的患者使用呼吸機及全身糖皮質激素的比例更低。既往研究已證實嗜酸性粒細胞減少的患者住院時間更長，更需要呼吸機輔助通氣，且住院期間死亡率更高[15]。而慢阻肺急性加重時期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的患者，住院時長更短，對糖皮質激素治療的效果更好[16]。在我們的研究中，支氣管炎亞型的患者擁有更高的嗜酸性粒細胞計數水平，其使用呼吸機及全身糖皮質激素的比例較肺氣腫型更低，這一結論與上述研究相符。我們也發現 LAA 分級與 IL-6 水平呈負相關。這也進一步證實了 LAA 分級方法與臨床指標對患者的疾病狀況評判結果是一致的。
在本研究中，HRCT 中肺氣腫表現更為顯著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在相關實驗室指標中表現為更低水平的膽紅素及更高水平的胱抑素 C。膽紅素是體內血紅素加氧酶–膽紅素–一氧化碳統這一重要抗氧化通路[19]的下游產物，作為一種內源性的強抗氧化劑，具有抗炎、抗氧化等多種功能。既往研究已證實對肺氣腫動物模型進行膽紅素干預后，機體的炎癥及氧化應激反應受到抑制，因而肺組織可得到一定的細胞保護作用[20]。這說明機體氧化應激反應越強，膽紅素水平越低。胱抑素 C 是一種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劑[21]，主要由肺泡巨噬細胞分泌，可以促進炎癥因子趨化反應[17]，也可作為肺組織破壞的標志物[22]，即肺組織破壞越嚴重，胱抑素 C 水平更高；而處于慢阻肺急性加重時期的患者，由于全身炎癥反應的存在，也可能會在另一方面促進肺組織的破壞，二者共同作用下進一步導致胱抑素 C 水平升高。我們發現肺氣腫型的患者膽紅素水平更低，胱抑素 C 水平更高，且 LAA 分級與胱抑素 C 水平呈正相關，這可能意味著其肺組織破壞更為嚴重，氧化應激反應更為活躍，損傷修復反應也相應更為突出。強烈氧化應激反應及損傷修復反應的同時存在，也使得這類亞型的患者在 HRCT 中表現為范圍更大、更為明顯的肺氣腫形態，這既印證了我們對該亞型患者影像學的準確評估，也反映了其病情的嚴重性。因此我們認為 LAA 分級方法可以作為臨床評判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病情評估指標。
LAA 分級是肺氣腫嚴重程度在 HRCT 上的量化指標。我們的研究也發現 LAA 分級與實驗室指標中的 IL-6 水平存在負相關性。IL-6 水平較低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可能擁有更高的 LAA 分級評分，而更高的 LAA 分級評分又與使用呼吸機、使用全身糖皮質激素的比率存在正相關性。是否可以將 IL-6 水平與 LAA 分級關聯，以評估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病情的嚴重程度并預測患者的臨床治療結局，有待于進一步研究來進行證實。
本研究仍存在較多不足之處。首先，由于肺功能相關數據的缺乏，我們未能對 LAA 分級方法與肺功能相關指標的相關性進行評估。上述指標對于 LAA 分級方法的臨床應用同樣存在指導意義。其次，由于目前對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使用抗生素及糖皮質激素尚無明確的指征，不同醫師間可能存在選擇差異，因此對本研究數據造成的誤差無法避免。后續相關研究應選用合適的樣本或制定相應標準以排除上述干擾。
綜上所述，LAA 分級與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相關臨床指標之間具有良好的關聯性，使用 LAA 分級方法對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 HRCT 進行影像分型存在一定的準確性及臨床實用性。LAA 分級方法有助于我們在一定程度上對患者的病情及預后進行評估，為我們選擇更為合適的治療方案提供補充。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