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胡倩, 吳松澤, 劉春濤. 成都地區 14 歲以上人群哮喘患病率及相關危險因素的流行病學調查.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20, 19(2): 183-189. doi: 10.7507/1671-6205.201911107 復制
支氣管哮喘（簡稱哮喘）以喘息、氣緊、胸悶和咳嗽為主要臨床表現，以可逆性氣流受限、氣道高反應性、慢性氣道炎癥為主要特征，是一種受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雙重影響的多基因遺傳病。據報道，我國哮喘患病率為 0.5%～5.8%[1-2]。近年來，在全世界范圍內支氣管哮喘的發病率呈現上升趨勢，已成為嚴重影響人類健康的主要慢性呼吸系統疾病之一。既往對成都地區 14 歲以上人群的哮喘流行病學調查研究甚少，為了解成都地區哮喘患病情況及相關危險因素，我們在 2010 年到 2011 年對成都地區的 14 歲以上人群進行了多級隨機整體抽樣入戶調查。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對成都市青羊區、武侯區、成華區、金牛區、雙流區和郫都區中年齡 14 歲以上的常住居民進行入戶問卷調查，按城區、街道/居委會進行多級隨機整體不等比抽樣。包括具有成都市戶籍且于成都連續居住 2 年以上或非成都市戶籍于成都連續居住 3 年以上的成都市常住居民。
1.2 研究方法
采用中國哮喘聯盟發起的全國哮喘患病情況及相關危險因素流行病學調查（The China Asthma and Risk factors Epidemiologic survey，簡稱 CARE 研究）[3]統一定制的哮喘流行病學調查問卷，內容包括一般情況和危險因素，一般情況包含姓名、性別、身高、體重、民族、職業、受教育程度、醫療保障類型等，可能的危險因素包括個人相關危險因素（性別、體重指數、主動或被動吸煙、母乳喂養、居住地等）、0～14 歲兒童時期所患疾病有關的危險因素（麻疹、水痘、肺炎、氣管/支氣管炎、毛細支氣管炎、過敏性鼻炎、百日咳、結核病、濕疹、腸道寄生蟲）和直系親屬所患疾病有關的危險因素（哮喘、過敏性鼻炎、慢性支氣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過敏性眼結膜炎、濕疹、花粉癥、過敏性肺炎）。調查員均為經統一培訓的醫學專業人員，包括醫務人員及研究生。先由調查員對樣本戶入選居民逐一詢問調查，根據病史以及完成篩查問卷后將其分為哮喘患者、可疑哮喘和非哮喘者。最后對可疑哮喘者按統一問卷進行問診、體檢及肺功能檢查以明確或者排除哮喘診斷。哮喘的診斷標準依據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哮喘學組《支氣管哮喘防治指南》所定的哮喘診斷標準[2]。
1.3 統計學方法
對所有問卷數據核對錄入，采用 SPSS 25.0 統計軟件。對調查對象進行基本特征的描述，計量資料采用最大值、最小值、均數±標準差（
±s）描述；計數資料以率、構成比、比值比等表示。率的比較采用 χ2 檢驗。危險因素分析采用單因素與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本次入戶調查總人數為 3 477 人，其中男 1 726 人（49.6%），女 1 751 人（50.4%）。年齡最小 15 歲，最大 94 歲，平均年齡（46.5±17.4）歲，男性的平均年齡（46.3±17.6）歲，女性的平均年齡（46.7±17.2）歲。將年齡以 15～20，21～30，31～40，41～50，51～60，61～70 和≥71 歲進行分層，各年齡層構成比如表 1 所示。身高 130～189 cm，平均身高（162.9±7.8）cm；體重 28～100 kg，平均體重（59.2±9.3）kg；平均體重指數（22.26±2.78）kg/m2。民族中以漢族為主，占 99.4%。已知職業中以職員最多為 902 人（25.9%）。受教育程度中以初中學歷占比最高為 27.4%。醫療保障類型中以醫療保險最多為 2 853 人（82.3%）。調查總人群中有吸煙史者占 28.2%（980/3 477），男性人群中有吸煙史者占 55.8%（963/1 726），女性人群中有吸煙史者占 1.0%（17/1 751），男性吸煙率顯著高于女性（χ2=1 290.65，P<0.001）。結果見表 1。
表1
調查對象的社會人口學特征
2.2 調查對象哮喘患病率
本研究中入戶調查總人數為 3 477 人，哮喘患者 131 例，哮喘患病率為 3.8%（131/3 477）。不同年齡、不同居住地、不同職業和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之間哮喘患病率具有統計學差異（χ2=191.084，P<0.05；χ2=9.114，P<0.05；χ2=114.268，P<0.05；χ2=62.123，P<0.05）。市區哮喘患病率高于郊區，受教育程度越低哮喘患病率越高，在成年后隨著年齡的增長，哮喘的患病率逐漸增高。不同性別、不同民族之間哮喘患病率無統計學差異（χ2=0.131，P>0.05；χ2=0.040，P>0.05）。結果見表 2、3。
表2
不同性別、民族、職業、受教育程度及不同年齡分層哮喘患病率比較
表3
個人相關的哮喘患病相關危險因素的分布情況
表4
兒童時期罹患疾病的哮喘患病相關危險因素的分布情況
2.3 哮喘患病危險因素
2.3.1 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是否患哮喘為因變量，通過 χ2 檢驗、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對哮喘可能的危險因素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兒童期疾病史有 5 個是影響哮喘患病的危險因素，分別為麻疹、水痘、肺炎、氣管/支氣管炎和腸道寄生蟲病；直系親屬所患疾病有 2 個是影響哮喘患病的危險因素，分別為哮喘和慢性支氣管炎。結果見表 3～5。將調查人群分為男女兩組，通過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男性組有吸煙史是哮喘發生的危險因素，P<0.05，比值比（odds ratio，OR）=2.201，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1.252～3.872。
表5
直系親屬患病的哮喘患病相關危險因素的分布情況
2.3.2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在調查總人群中，將單因素分析結果中 P<0.10 的變量進行多因素條件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有 5 個哮喘患病的獨立危險因素，分別為兒童時期罹患麻疹、肺炎、氣管/支氣管炎和腸道寄生蟲病，以及直系親屬患哮喘。結果見表 6。
表6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本次流行病學調查是針對成都地區 14 歲以上的常住居民，以社區/村為單位進行多級隨機整體抽樣，而成都市的戶籍管理系統規范，行政區域界限劃定清楚，所有調查員均為經統一培訓的醫學專業人員，居民調查也積極配合，并且后期數據嚴格核對錄入，保證了對重要影響因素的控制以及調查的質量，調查結果真實可信，且研究未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2010 年到 2011 年成都地區 14 歲以上人群哮喘的患病率為 3.8%，高于 CARE 研究中四川省的哮喘患病率 2.30%[3]，這可能與成都是四川省的省會城市、空氣污染較重有關；也高于 CARE 研究中 8 省市 14 歲及以上人群的總體患病率 1.24%（各省市患病率分別為遼寧省 1.69%、陜西省 1.21%、北京市 1.19%、上海市 1.14%、河南省 0.87%、江蘇省 0.86%），這可能與各地區地理環境、氣候、飲食習慣、環境污染、致敏原暴露等因素相關[3]。而發表在 Lancet 上的中國肺健康研究（China Pulmonary Health study，簡稱 CPH 研究）報道，我國 20 歲及以上成人的哮喘患病率約為 4.2%，現有哮喘患病成人近 4 570 萬[1]。本研究采用 CARE 研究統一設計的研究方案和調查方法，與 CPH 研究采用患者自我報告為主的調查方法不同，因此成都地區 3.8% 的患病率雖然高于 CARE 研究的全國哮喘患病率，也高于四川省哮喘患病率，但低于 CPH 中 4.2% 這一數值[1]。無論是 CARE 研究還是 CPH 研究，中國的哮喘患病率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如澳大利亞（20.96%）、英國（17.59%）、法國（10.43%）、德國（7.58%）、意大利（6.05%）[4]。研究表明，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哮喘的患病率都在不斷上升[5]，預示著未來我國乃至全世界因哮喘而造成的醫療負擔將越來越重。因此，對成都地區哮喘的流行病學進行調查研究，對于制定適合本地區的哮喘防治策略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中，不同性別之間的哮喘患病率無統計學差異，但在不同的文獻中，男女之間哮喘患病率有無差異結果不一[6-8]。本研究未發現不同民族之間哮喘患病率的統計學差異，與本研究調查對象 99% 以上為漢族有關，實際上哮喘患病率在不同人種之間存在很大差異[9-10]；各職業中除去其他不詳職業的人群，工人與農民的哮喘患病率較高，可能的原因是工人與農民需要在一線工作，有更大的機會接觸粉塵與致敏物質。受教育程度與哮喘患病率呈反比，受教育程度越低，對哮喘的認知及了解程度越低，社會經濟條件越差，醫療資源越缺乏，哮喘患病率越高；同時本研究發現在成年之后，年齡與哮喘患病率呈正比，隨著年齡的增長，哮喘的患病風險逐漸增加，這與之前的文獻報道結果一致[3, 11]。市區的哮喘患病率顯著高于郊區，考慮這可能與市區的粉塵、煙霧、工廠廢氣、汽車尾氣等污染相關。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直系親屬中患有哮喘的人群發生哮喘的風險是沒有哮喘家族史的人群的 5.485 倍，提示哮喘與遺傳因素相關，具有家族聚集性，遺傳因素在哮喘的發病中起重要作用，這與目前國內外許多研究結果一致[3, 12]。
本研究還發現兒童時期（14 歲以前）罹患肺炎、氣管/支氣管炎是哮喘發生的危險因素，與之前研究結果一致[1, 3]。兒童時期麻疹感染與哮喘發生相關，這與國外的一些研究結果一致[13-14]，但瑞士的一項橫斷面研究結果顯示麻疹感染可能會減少哮喘的發生[15]。本研究發現兒童時期罹患腸道寄生蟲病是哮喘發生的危險因素，然而目前國內外多項研究尚未證實腸道寄生蟲感染與哮喘之間的關系，本研究的結果需進一步證實。
本次調查結果發現母乳喂養與哮喘的患病沒有關系，不存在保護作用，這與白俄羅斯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結果一致[16]，可能與本研究調查對象中非母乳喂養人數較少有關；而 Klopp 等[17]的研究結果表明母乳喂養與哮喘的發生有關，直接母乳喂養更具保護性，間接母乳喂養有中間保護作用，另外一項薈萃分析發現母乳喂養對哮喘的保護作用在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國家更為明顯[18]。母乳喂養預防哮喘可能的機制包括表觀遺傳效應、腸道微生物群、免疫和肺生長的調節。母乳喂養是否在哮喘發病過程中起保護作用的爭議已有 80 多年，還需更多的研究證實。
目前，國內外多項研究證實吸煙可以增加哮喘患病的風險[3, 19-20]。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在男性人群中，主動吸煙是哮喘發生的危險因素，吸煙者的哮喘患病風險是非吸煙者的 2.201 倍。此外，吸煙還可以增加哮喘的嚴重性、加速患者的肺功能損害，同時降低哮喘患者對藥物治療的反應性，使哮喘更難得到控制[21]。因此，加強宣教戒煙，對降低哮喘在內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具有重要意義。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女性、肥胖、接觸動物均非哮喘患病的危險因素，與目前國內外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是因為本次流行病學調查研究的樣本量偏少，可能存在選擇性偏倚，需更大樣本量的調查研究進一步證實。
本研究作為 CARE 研究的一部分，采樣時間已經過去了 8 年，而因為統計學處理等諸多原因，CARE 研究結果一直推遲到 2018 年才公開發表。CARE 研究最終發表的數據僅包括全國的和各省的哮喘患病率，缺少單個城市的患病率。這一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難以在近期內再進行，因此，盡管時間已過去 8 年，我們將成都地區的資料單獨進行統計學處理，獲得成都地區哮喘患病率及相關危險因素的確切數據，仍然對本地區制訂哮喘防治策略有重要的意義。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支氣管哮喘（簡稱哮喘）以喘息、氣緊、胸悶和咳嗽為主要臨床表現，以可逆性氣流受限、氣道高反應性、慢性氣道炎癥為主要特征，是一種受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雙重影響的多基因遺傳病。據報道，我國哮喘患病率為 0.5%～5.8%[1-2]。近年來，在全世界范圍內支氣管哮喘的發病率呈現上升趨勢，已成為嚴重影響人類健康的主要慢性呼吸系統疾病之一。既往對成都地區 14 歲以上人群的哮喘流行病學調查研究甚少，為了解成都地區哮喘患病情況及相關危險因素，我們在 2010 年到 2011 年對成都地區的 14 歲以上人群進行了多級隨機整體抽樣入戶調查。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對成都市青羊區、武侯區、成華區、金牛區、雙流區和郫都區中年齡 14 歲以上的常住居民進行入戶問卷調查，按城區、街道/居委會進行多級隨機整體不等比抽樣。包括具有成都市戶籍且于成都連續居住 2 年以上或非成都市戶籍于成都連續居住 3 年以上的成都市常住居民。
1.2 研究方法
采用中國哮喘聯盟發起的全國哮喘患病情況及相關危險因素流行病學調查（The China Asthma and Risk factors Epidemiologic survey，簡稱 CARE 研究）[3]統一定制的哮喘流行病學調查問卷，內容包括一般情況和危險因素，一般情況包含姓名、性別、身高、體重、民族、職業、受教育程度、醫療保障類型等，可能的危險因素包括個人相關危險因素（性別、體重指數、主動或被動吸煙、母乳喂養、居住地等）、0～14 歲兒童時期所患疾病有關的危險因素（麻疹、水痘、肺炎、氣管/支氣管炎、毛細支氣管炎、過敏性鼻炎、百日咳、結核病、濕疹、腸道寄生蟲）和直系親屬所患疾病有關的危險因素（哮喘、過敏性鼻炎、慢性支氣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過敏性眼結膜炎、濕疹、花粉癥、過敏性肺炎）。調查員均為經統一培訓的醫學專業人員，包括醫務人員及研究生。先由調查員對樣本戶入選居民逐一詢問調查，根據病史以及完成篩查問卷后將其分為哮喘患者、可疑哮喘和非哮喘者。最后對可疑哮喘者按統一問卷進行問診、體檢及肺功能檢查以明確或者排除哮喘診斷。哮喘的診斷標準依據中華醫學會呼吸病學分會哮喘學組《支氣管哮喘防治指南》所定的哮喘診斷標準[2]。
1.3 統計學方法
對所有問卷數據核對錄入，采用 SPSS 25.0 統計軟件。對調查對象進行基本特征的描述，計量資料采用最大值、最小值、均數±標準差（±s）描述；計數資料以率、構成比、比值比等表示。率的比較采用 χ2 檢驗。危險因素分析采用單因素與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本次入戶調查總人數為 3 477 人，其中男 1 726 人（49.6%），女 1 751 人（50.4%）。年齡最小 15 歲，最大 94 歲，平均年齡（46.5±17.4）歲，男性的平均年齡（46.3±17.6）歲，女性的平均年齡（46.7±17.2）歲。將年齡以 15～20，21～30，31～40，41～50，51～60，61～70 和≥71 歲進行分層，各年齡層構成比如表 1 所示。身高 130～189 cm，平均身高（162.9±7.8）cm；體重 28～100 kg，平均體重（59.2±9.3）kg；平均體重指數（22.26±2.78）kg/m2。民族中以漢族為主，占 99.4%。已知職業中以職員最多為 902 人（25.9%）。受教育程度中以初中學歷占比最高為 27.4%。醫療保障類型中以醫療保險最多為 2 853 人（82.3%）。調查總人群中有吸煙史者占 28.2%（980/3 477），男性人群中有吸煙史者占 55.8%（963/1 726），女性人群中有吸煙史者占 1.0%（17/1 751），男性吸煙率顯著高于女性（χ2=1 290.65，P<0.001）。結果見表 1。
表1
調查對象的社會人口學特征
2.2 調查對象哮喘患病率
本研究中入戶調查總人數為 3 477 人，哮喘患者 131 例，哮喘患病率為 3.8%（131/3 477）。不同年齡、不同居住地、不同職業和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之間哮喘患病率具有統計學差異（χ2=191.084，P<0.05；χ2=9.114，P<0.05；χ2=114.268，P<0.05；χ2=62.123，P<0.05）。市區哮喘患病率高于郊區，受教育程度越低哮喘患病率越高，在成年后隨著年齡的增長，哮喘的患病率逐漸增高。不同性別、不同民族之間哮喘患病率無統計學差異（χ2=0.131，P>0.05；χ2=0.040，P>0.05）。結果見表 2、3。
表2
不同性別、民族、職業、受教育程度及不同年齡分層哮喘患病率比較
表3
個人相關的哮喘患病相關危險因素的分布情況
表4
兒童時期罹患疾病的哮喘患病相關危險因素的分布情況
2.3 哮喘患病危險因素
2.3.1 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是否患哮喘為因變量，通過 χ2 檢驗、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對哮喘可能的危險因素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兒童期疾病史有 5 個是影響哮喘患病的危險因素，分別為麻疹、水痘、肺炎、氣管/支氣管炎和腸道寄生蟲病；直系親屬所患疾病有 2 個是影響哮喘患病的危險因素，分別為哮喘和慢性支氣管炎。結果見表 3～5。將調查人群分為男女兩組，通過單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男性組有吸煙史是哮喘發生的危險因素，P<0.05，比值比（odds ratio，OR）=2.201，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1.252～3.872。
表5
直系親屬患病的哮喘患病相關危險因素的分布情況
2.3.2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在調查總人群中，將單因素分析結果中 P<0.10 的變量進行多因素條件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有 5 個哮喘患病的獨立危險因素，分別為兒童時期罹患麻疹、肺炎、氣管/支氣管炎和腸道寄生蟲病，以及直系親屬患哮喘。結果見表 6。
表6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3 討論
本次流行病學調查是針對成都地區 14 歲以上的常住居民，以社區/村為單位進行多級隨機整體抽樣，而成都市的戶籍管理系統規范，行政區域界限劃定清楚，所有調查員均為經統一培訓的醫學專業人員，居民調查也積極配合，并且后期數據嚴格核對錄入，保證了對重要影響因素的控制以及調查的質量，調查結果真實可信，且研究未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本次調查結果顯示，2010 年到 2011 年成都地區 14 歲以上人群哮喘的患病率為 3.8%，高于 CARE 研究中四川省的哮喘患病率 2.30%[3]，這可能與成都是四川省的省會城市、空氣污染較重有關；也高于 CARE 研究中 8 省市 14 歲及以上人群的總體患病率 1.24%（各省市患病率分別為遼寧省 1.69%、陜西省 1.21%、北京市 1.19%、上海市 1.14%、河南省 0.87%、江蘇省 0.86%），這可能與各地區地理環境、氣候、飲食習慣、環境污染、致敏原暴露等因素相關[3]。而發表在 Lancet 上的中國肺健康研究（China Pulmonary Health study，簡稱 CPH 研究）報道，我國 20 歲及以上成人的哮喘患病率約為 4.2%，現有哮喘患病成人近 4 570 萬[1]。本研究采用 CARE 研究統一設計的研究方案和調查方法，與 CPH 研究采用患者自我報告為主的調查方法不同，因此成都地區 3.8% 的患病率雖然高于 CARE 研究的全國哮喘患病率，也高于四川省哮喘患病率，但低于 CPH 中 4.2% 這一數值[1]。無論是 CARE 研究還是 CPH 研究，中國的哮喘患病率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如澳大利亞（20.96%）、英國（17.59%）、法國（10.43%）、德國（7.58%）、意大利（6.05%）[4]。研究表明，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哮喘的患病率都在不斷上升[5]，預示著未來我國乃至全世界因哮喘而造成的醫療負擔將越來越重。因此，對成都地區哮喘的流行病學進行調查研究，對于制定適合本地區的哮喘防治策略具有重要意義。
本研究中，不同性別之間的哮喘患病率無統計學差異，但在不同的文獻中，男女之間哮喘患病率有無差異結果不一[6-8]。本研究未發現不同民族之間哮喘患病率的統計學差異，與本研究調查對象 99% 以上為漢族有關，實際上哮喘患病率在不同人種之間存在很大差異[9-10]；各職業中除去其他不詳職業的人群，工人與農民的哮喘患病率較高，可能的原因是工人與農民需要在一線工作，有更大的機會接觸粉塵與致敏物質。受教育程度與哮喘患病率呈反比，受教育程度越低，對哮喘的認知及了解程度越低，社會經濟條件越差，醫療資源越缺乏，哮喘患病率越高；同時本研究發現在成年之后，年齡與哮喘患病率呈正比，隨著年齡的增長，哮喘的患病風險逐漸增加，這與之前的文獻報道結果一致[3, 11]。市區的哮喘患病率顯著高于郊區，考慮這可能與市區的粉塵、煙霧、工廠廢氣、汽車尾氣等污染相關。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直系親屬中患有哮喘的人群發生哮喘的風險是沒有哮喘家族史的人群的 5.485 倍，提示哮喘與遺傳因素相關，具有家族聚集性，遺傳因素在哮喘的發病中起重要作用，這與目前國內外許多研究結果一致[3, 12]。
本研究還發現兒童時期（14 歲以前）罹患肺炎、氣管/支氣管炎是哮喘發生的危險因素，與之前研究結果一致[1, 3]。兒童時期麻疹感染與哮喘發生相關，這與國外的一些研究結果一致[13-14]，但瑞士的一項橫斷面研究結果顯示麻疹感染可能會減少哮喘的發生[15]。本研究發現兒童時期罹患腸道寄生蟲病是哮喘發生的危險因素，然而目前國內外多項研究尚未證實腸道寄生蟲感染與哮喘之間的關系，本研究的結果需進一步證實。
本次調查結果發現母乳喂養與哮喘的患病沒有關系，不存在保護作用，這與白俄羅斯的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結果一致[16]，可能與本研究調查對象中非母乳喂養人數較少有關；而 Klopp 等[17]的研究結果表明母乳喂養與哮喘的發生有關，直接母乳喂養更具保護性，間接母乳喂養有中間保護作用，另外一項薈萃分析發現母乳喂養對哮喘的保護作用在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國家更為明顯[18]。母乳喂養預防哮喘可能的機制包括表觀遺傳效應、腸道微生物群、免疫和肺生長的調節。母乳喂養是否在哮喘發病過程中起保護作用的爭議已有 80 多年，還需更多的研究證實。
目前，國內外多項研究證實吸煙可以增加哮喘患病的風險[3, 19-20]。本次調查結果顯示，在男性人群中，主動吸煙是哮喘發生的危險因素，吸煙者的哮喘患病風險是非吸煙者的 2.201 倍。此外，吸煙還可以增加哮喘的嚴重性、加速患者的肺功能損害，同時降低哮喘患者對藥物治療的反應性，使哮喘更難得到控制[21]。因此，加強宣教戒煙，對降低哮喘在內的慢性呼吸道疾病具有重要意義。
本次研究結果顯示女性、肥胖、接觸動物均非哮喘患病的危險因素，與目前國內外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是因為本次流行病學調查研究的樣本量偏少，可能存在選擇性偏倚，需更大樣本量的調查研究進一步證實。
本研究作為 CARE 研究的一部分，采樣時間已經過去了 8 年，而因為統計學處理等諸多原因，CARE 研究結果一直推遲到 2018 年才公開發表。CARE 研究最終發表的數據僅包括全國的和各省的哮喘患病率，缺少單個城市的患病率。這一全國性流行病學調查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難以在近期內再進行，因此，盡管時間已過去 8 年，我們將成都地區的資料單獨進行統計學處理，獲得成都地區哮喘患病率及相關危險因素的確切數據，仍然對本地區制訂哮喘防治策略有重要的意義。
利益沖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沖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