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曉晨, 謝敏, 饒曉玲, 徐永健, 劉先勝. 阻塞性曲霉性氣管支氣管炎一例.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16, 15(6): 612-615. doi: 10.7507/1671-6205.2016140 復制
侵襲性肺曲霉病(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IPA)常見于免疫功能受損或抑制的患者，發病率在所有侵襲性真菌感染中占一半以上，預后差，病死率高。曲霉性氣管支氣管炎(aspergillus tracheobronchitis，ATB)是IPA的一種獨特形式，其感染局限于氣管支氣管樹。ATB常分為三種：潰瘍性曲霉性氣管支氣管炎(ulcerative ATB，UATB)、偽膜性曲霉性氣管支氣管炎(pseudomembranous ATB，PMATB)、阻塞性曲霉性氣管支氣管炎(obstructive ATB，OATB)[1]。與UATB相比，后兩者對抗真菌藥物的反應較差，死亡率更高。OATB是一種罕見的侵襲性曲霉感染，起病多隱匿，以粘稠的曲霉黏液栓為特征，通常缺乏氣道炎癥的宏觀證據。本文報道1例免疫功能正常的中年女性支氣管曲霉感染的診療經過，并通過文獻復習探討該類人群罹患OATB的臨床特點。
臨床資料
患者女性，48歲。因“左側背痛2個月，伴咳嗽咳痰10+ d”于2014年11月入住我科。患者2個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左側背部肩胛處隱痛不適，可耐受，緩解與發作交替，未予重視。近10+ d患者出現咳嗽，咳痰，為黃色粘痰，無胸悶氣喘，無發熱，外院胸部CT提示：左下肺背段結節及斑片狀陰影，左側下葉背段支氣管明顯變窄。支氣管鏡檢查提示：左下背段開口處白色物質完全堵塞管腔。活檢結果顯示為真菌菌絲及少量慢性炎癥改變的黏膜組織。在外院行抗感染治療(頭孢硫脒、硫酸依替米星)5 d，患者胸痛、咳嗽咳痰癥狀無明顯緩解。為進一步治療以“肺部病變待查”收入我院。
患者自患病以來，精神，睡眠，飲食一般，大小便正常，體力體重稍下降。既往史：患者近期有肺結核接觸史(患者配偶診斷肺結核)，有磺胺過敏史，否認皮膚真菌病及藥物使用史，否認其他特殊疾病病史。體格檢查未見明顯陽性體征。
實驗室檢查：血白細胞計數3.96×109/L，嗜酸粒細胞計數0.04×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50.3%，淋巴細胞百分比37.2%，嗜酸粒細胞百分比0.9%。血總IgE水平14.07 IU/mL (正常參考范圍：1.31~165.3 IU/mL)。T-SPOT結果有反應性[抗原A (ESAT-6)孔36個；抗原B (CFP-10)孔16個；無反應性對照孔0個；有反應性對照孔425個]。G試驗及GM試驗結果陰性。免疫球蛋白A\G\M正常范圍。肝腎功能、電解質、超敏C反應蛋白正常范圍。心電圖正常范圍。心臟彩超無明顯異常。行支氣管鏡檢查，內鏡所見：喉、氣管、隆突可見范圍未見明顯異常。左下葉背段支氣管稍狹窄，黏膜稍肥厚粗糙，于此吸引分泌物送培養。支氣管背段a支內側支有異常分泌物阻塞管腔，活檢質軟，用生理鹽水沖洗后，見遠端擴張呈腔樣改變。其余支氣管可見范圍(段及亞段)未見明顯異常(圖 1a)。病理結果：(左肺下葉背段)鏡下見送檢組織呈慢性炎癥改變。灌洗液培養：檢出黃曲霉。初步診斷：左下肺背段感染性病變，結核及曲霉感染不能除外。經頭孢噻肟鈉舒巴坦抗感染治療半個月后行胸部CT檢查，其左肺下葉背段斑片影及空洞較入院前無明顯縮小(圖 2a)。結合臨床癥狀、T-SPOT及支氣管鏡結果，診斷考慮左下葉背段結核可能性大，合并曲霉寄生，遂給予患者抗結核(異煙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吡嗪酰胺)及抗真菌治療(伏立康唑，靜滴，200 mg，一天2次，療程5 d)，患者癥狀有所減輕。患者出院后繼續抗結核治療9個月，期間仍有間斷咳嗽，伴左側胸痛。
2015年8月再次來我院就診，復查胸部CT，左肺下葉背段病灶未見明顯縮小(圖 2b)。行支氣管鏡檢查，提示：左下葉背段a支支氣管見分泌物阻塞管腔，反復鉗夾，用生理鹽水沖洗留培養，a支內側支遠端仍不能窺見(圖 1b)。灌洗液培養：曲霉屬(+)，未培養出結核分枝桿菌(固體培養基)。由于抗結核治療無效，結合前一次支氣管灌洗液真菌培養陽性，結合影像及臨床，診斷左下肺背段曲霉性支氣管炎。給予伊曲康唑注射液(200 mg，一天1次)及口服液(200 mg，一天2次)序貫抗真菌治療，由于患者在服用口服液半個月后有明顯腹瀉，不能耐受，遂改為口服伊曲康唑膠囊(200 mg，一天2次)與口服液交替口服治療近4個月后，于2016年1月4日來我院復診，復查支氣管鏡檢查，內鏡下見：左下葉背段a支內側支支氣管仍可見痰栓樣物阻塞，反復鉗夾并于此處取黏膜活檢數塊(圖 1c)。病理結果提示：(左下葉背段)肺真菌病，考慮曲霉感染(圖 3)。考慮伊曲康唑膠囊生物利用度較低，遂換用伏立康唑(200 mg，一天2次)，患者癥狀明顯緩解，約4周后復查胸部CT提示左肺下葉背段病灶較前縮小(圖 2c)，支氣管鏡結果顯示：左下葉背段支氣管a支內側支可見痰栓較前明顯減少，管腔通暢，未見明顯分泌物阻塞，管壁黏膜光滑(圖 1d)，支氣管灌洗液曲霉培養陰性。伏立康唑治療中，患者出現食欲減退、厭油等癥狀，因體重減少至50 kg以下，伏立康唑片改為100 mg繼續抗真菌治療，一天2次，不良反應明顯減輕。患者2016年3月17日再行胸部CT檢查，左下葉背段空洞影較前明顯縮小(圖 2d)。支氣管鏡檢查提示，左下葉背段支氣管未見明顯異常分泌物阻塞，管腔通暢，黏膜光滑(圖 1e)。患者于4月10日自行停藥，8月來我院復查胸部CT，提示左下葉背段病灶，較前縮小(圖 2e)。
圖3
左下葉背段支氣管壁黏膜病理檢查像肺真菌病，考慮曲霉感染。a.100×；b.200×；c.400×(蘇木素-伊紅染色)
討論
本例患者既往體健，無呼吸系統基礎疾病，無皮膚真菌病及真菌藥物使用、無真菌環境暴露史，免疫功能正常。首發癥狀隱匿，為間斷背痛，2個月后出現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癥狀。支氣管鏡下可見黏液栓形成，多次支氣管灌洗液培養出曲霉，組織鏡檢可見真菌菌絲，經過伏立康唑有效抗真菌治療后，臨床癥狀緩解，影像及支氣管痰栓明顯好轉，可診斷為OATB[2]。
曲霉是一種常見的真菌，肺曲霉病主要感染病原體為煙曲霉，可侵犯肺實質及支氣管。IPA主要累及肺實質，極少累及氣管支氣管黏膜。IPA中，ATB發生的比例低于10%[3]。肺曲霉病的發展由真菌和宿主之間的相互作用所決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患者的免疫狀態。UATB多見于肺移植術后患者，手術吻合口處為高發部位，預后較好[2]。PMATB是IPA最常見類型，多見于粒細胞缺乏患者[3]，其預后取決于宿主的免疫狀態，無明顯免疫抑制的患者預后可，而免疫缺陷患者的死亡率高，預后差[4]。OATB作為IPA的罕見類型，多見于免疫損傷/缺陷的患者，包括接受化療、使用糖皮質激素、應用多種廣譜抗生素、器官移植、艾滋病、危重癥患者等[5]。
近年來，隨著免疫抑制劑、化療藥物、廣譜抗生素的廣泛應用以及器官移植的開展，IPA的發病率逐年增加[6]。然而，由于缺乏典型的臨床表現及影像學特征，OATB存在嚴重的診斷不足。Karnak等[7]復習了228例支氣管真菌感染的病例，宿主絕大部分為免疫抑制患者。曲霉感染診斷121例，其中OATB僅6例，均有免疫功能受損基礎。
OATB臨床癥狀無特異性，可表現為發熱、咳嗽、咳痰、呼吸困難、咯血、胸痛等。Fernández-Ruiz等[3]分析了1985年至2011年的156例ATB患者，咳嗽咳痰為最常見癥狀(59.3%)；呼吸困難見于53.4%的患者；發熱見于37%的患者；33.3%的患者出現急性呼吸窘迫，需要氣管插管及機械輔助通氣治療；咯血在無免疫抑制的患者中更常見(23.8%)，而15.1%的患者可表現為無癥狀。
OATB的影像學可表現為正常，也可表現為結片影、肺不張，缺乏典型征象。OATB確診有賴于真菌培養(痰、黏液栓、支氣管灌洗液)和組織病理學/細胞學的鏡檢。2016年美國傳染病學會曲霉病診治指南推薦對于疑診的患者進行支氣管灌洗液檢查[8]。文獻報道1995年至2004年間的20例OATB患者，不同標本真菌培養的陽性率在53%~80%，而高達94%的患者黏液栓和(或)壞死組織鏡檢結果陽性[9]。此外，痰和支氣管灌洗液標本中曲霉分子生物學檢測(PCR法)也是常用的實驗室檢查方法，具有高靈敏度和可定量的優點。血半乳甘露聚糖(galactomannan，GM)試驗的診斷價值有限[10]，推薦高危患者(血液系統惡性腫瘤、造血干細胞移植患者等)進行血及支氣管灌洗液中GM檢測[8]。
對于強烈懷疑IPA的患者，需在進行診斷性評估的同時，盡早開始抗真菌治療，首選伏立康唑，替代藥物包括伊曲康唑、兩性霉素B脂質體等。OATB出現真菌定植時，除非患者有癥狀或處于免疫功能低下狀態，否則無需進行抗真菌治療。棘白菌素類藥物是補救治療的有效藥物，不建議常規單用。支氣管鏡下去除黏液栓及清創等對于改善癥狀及預后也有至關重要的作用[11]。對于全身治療反應差的患者，兩性霉素B霧化可作為輔助治療。抗真菌治療至少持續3個月，直到完全清除真菌為止。
ATB在免疫功能正常患者中少見，且多伴有氣道結構破壞或防御功能損傷。Denning[1]復習了2011年以前可獲取的所有文獻，無嚴重免疫功能障礙的曲霉性支氣管炎患者僅17例，均伴有輕度免疫功能受損，多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支氣管擴張等基礎疾病。在初始治療中，14例患者口服伊曲康唑，1例使用伏立康唑，2例使用泊沙康唑(其中1例患者對伊曲康唑和伏立康唑耐藥)。17例患者中有12例進行了療效評估，一半的患者在治療兩個月后癥狀明顯緩解，5例患者的癥狀獲得輕-中度的緩解，1例患者發生伊曲康唑耐藥，癥狀無改善。7例患者在停藥9~52周后無復發。5例復發的患者中2例使用伊曲康唑，2例使用伏立康唑，1例使用泊沙康唑。復治后，5例患者癥狀均得到緩解。與既往報道結果一致，相對于免疫功能嚴重受損的患者，免疫輕度受損患者ATB的治愈率較高[12]。唑類藥物的副作用發生率較高，12例使用伊曲康唑的患者中有一半無法耐受。本例患者因無法耐受伊曲康唑口服液遂換為膠囊與口服液交替使用，但其生物利用度低，改為伏立康唑后，獲得明顯療效。
本例患者為免疫功能正常患者，無呼吸系統基礎疾病，在我院首診時病理學結果陰性，同時合并肺結核，增加了診斷難度，確診時間晚。在治療過程中，因藥物副作用較大，未規范治療和及時就診調整方案，大大延長了病程，增加了耐藥風險。
OATB多見于免疫功能受損患者，免疫功能正常者罕見發病，因其臨床表現及影像學特征不典型，容易漏診誤診，目前診斷主要依賴真菌培養及組織學/細胞學檢查等，反復多次檢測對于明確診斷至關重要。OATB的治療需聯合支氣管鏡下清除黏液栓及足療程全身抗真菌藥物。免疫功能正常的OATB患者對抗真菌藥物反應可，預后佳。對于OATB疑診患者，臨床醫生應盡早完善支氣管鏡檢查，治療過程中需注意藥物副作用，選擇不同藥物或劑型改善患者依從性，警惕唑類耐藥的發生。
侵襲性肺曲霉病(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IPA)常見于免疫功能受損或抑制的患者，發病率在所有侵襲性真菌感染中占一半以上，預后差，病死率高。曲霉性氣管支氣管炎(aspergillus tracheobronchitis，ATB)是IPA的一種獨特形式，其感染局限于氣管支氣管樹。ATB常分為三種：潰瘍性曲霉性氣管支氣管炎(ulcerative ATB，UATB)、偽膜性曲霉性氣管支氣管炎(pseudomembranous ATB，PMATB)、阻塞性曲霉性氣管支氣管炎(obstructive ATB，OATB)[1]。與UATB相比，后兩者對抗真菌藥物的反應較差，死亡率更高。OATB是一種罕見的侵襲性曲霉感染，起病多隱匿，以粘稠的曲霉黏液栓為特征，通常缺乏氣道炎癥的宏觀證據。本文報道1例免疫功能正常的中年女性支氣管曲霉感染的診療經過，并通過文獻復習探討該類人群罹患OATB的臨床特點。
臨床資料
患者女性，48歲。因“左側背痛2個月，伴咳嗽咳痰10+ d”于2014年11月入住我科。患者2個月前無明顯誘因出現左側背部肩胛處隱痛不適，可耐受，緩解與發作交替，未予重視。近10+ d患者出現咳嗽，咳痰，為黃色粘痰，無胸悶氣喘，無發熱，外院胸部CT提示：左下肺背段結節及斑片狀陰影，左側下葉背段支氣管明顯變窄。支氣管鏡檢查提示：左下背段開口處白色物質完全堵塞管腔。活檢結果顯示為真菌菌絲及少量慢性炎癥改變的黏膜組織。在外院行抗感染治療(頭孢硫脒、硫酸依替米星)5 d，患者胸痛、咳嗽咳痰癥狀無明顯緩解。為進一步治療以“肺部病變待查”收入我院。
患者自患病以來，精神，睡眠，飲食一般，大小便正常，體力體重稍下降。既往史：患者近期有肺結核接觸史(患者配偶診斷肺結核)，有磺胺過敏史，否認皮膚真菌病及藥物使用史，否認其他特殊疾病病史。體格檢查未見明顯陽性體征。
實驗室檢查：血白細胞計數3.96×109/L，嗜酸粒細胞計數0.04×109/L，中性粒細胞百分比50.3%，淋巴細胞百分比37.2%，嗜酸粒細胞百分比0.9%。血總IgE水平14.07 IU/mL (正常參考范圍：1.31~165.3 IU/mL)。T-SPOT結果有反應性[抗原A (ESAT-6)孔36個；抗原B (CFP-10)孔16個；無反應性對照孔0個；有反應性對照孔425個]。G試驗及GM試驗結果陰性。免疫球蛋白A\G\M正常范圍。肝腎功能、電解質、超敏C反應蛋白正常范圍。心電圖正常范圍。心臟彩超無明顯異常。行支氣管鏡檢查，內鏡所見：喉、氣管、隆突可見范圍未見明顯異常。左下葉背段支氣管稍狹窄，黏膜稍肥厚粗糙，于此吸引分泌物送培養。支氣管背段a支內側支有異常分泌物阻塞管腔，活檢質軟，用生理鹽水沖洗后，見遠端擴張呈腔樣改變。其余支氣管可見范圍(段及亞段)未見明顯異常(圖 1a)。病理結果：(左肺下葉背段)鏡下見送檢組織呈慢性炎癥改變。灌洗液培養：檢出黃曲霉。初步診斷：左下肺背段感染性病變，結核及曲霉感染不能除外。經頭孢噻肟鈉舒巴坦抗感染治療半個月后行胸部CT檢查，其左肺下葉背段斑片影及空洞較入院前無明顯縮小(圖 2a)。結合臨床癥狀、T-SPOT及支氣管鏡結果，診斷考慮左下葉背段結核可能性大，合并曲霉寄生，遂給予患者抗結核(異煙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吡嗪酰胺)及抗真菌治療(伏立康唑，靜滴，200 mg，一天2次，療程5 d)，患者癥狀有所減輕。患者出院后繼續抗結核治療9個月，期間仍有間斷咳嗽，伴左側胸痛。
2015年8月再次來我院就診，復查胸部CT，左肺下葉背段病灶未見明顯縮小(圖 2b)。行支氣管鏡檢查，提示：左下葉背段a支支氣管見分泌物阻塞管腔，反復鉗夾，用生理鹽水沖洗留培養，a支內側支遠端仍不能窺見(圖 1b)。灌洗液培養：曲霉屬(+)，未培養出結核分枝桿菌(固體培養基)。由于抗結核治療無效，結合前一次支氣管灌洗液真菌培養陽性，結合影像及臨床，診斷左下肺背段曲霉性支氣管炎。給予伊曲康唑注射液(200 mg，一天1次)及口服液(200 mg，一天2次)序貫抗真菌治療，由于患者在服用口服液半個月后有明顯腹瀉，不能耐受，遂改為口服伊曲康唑膠囊(200 mg，一天2次)與口服液交替口服治療近4個月后，于2016年1月4日來我院復診，復查支氣管鏡檢查，內鏡下見：左下葉背段a支內側支支氣管仍可見痰栓樣物阻塞，反復鉗夾并于此處取黏膜活檢數塊(圖 1c)。病理結果提示：(左下葉背段)肺真菌病，考慮曲霉感染(圖 3)。考慮伊曲康唑膠囊生物利用度較低，遂換用伏立康唑(200 mg，一天2次)，患者癥狀明顯緩解，約4周后復查胸部CT提示左肺下葉背段病灶較前縮小(圖 2c)，支氣管鏡結果顯示：左下葉背段支氣管a支內側支可見痰栓較前明顯減少，管腔通暢，未見明顯分泌物阻塞，管壁黏膜光滑(圖 1d)，支氣管灌洗液曲霉培養陰性。伏立康唑治療中，患者出現食欲減退、厭油等癥狀，因體重減少至50 kg以下，伏立康唑片改為100 mg繼續抗真菌治療，一天2次，不良反應明顯減輕。患者2016年3月17日再行胸部CT檢查，左下葉背段空洞影較前明顯縮小(圖 2d)。支氣管鏡檢查提示，左下葉背段支氣管未見明顯異常分泌物阻塞，管腔通暢，黏膜光滑(圖 1e)。患者于4月10日自行停藥，8月來我院復查胸部CT，提示左下葉背段病灶，較前縮小(圖 2e)。
圖3
左下葉背段支氣管壁黏膜病理檢查像肺真菌病，考慮曲霉感染。a.100×；b.200×；c.400×(蘇木素-伊紅染色)
討論
本例患者既往體健，無呼吸系統基礎疾病，無皮膚真菌病及真菌藥物使用、無真菌環境暴露史，免疫功能正常。首發癥狀隱匿，為間斷背痛，2個月后出現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癥狀。支氣管鏡下可見黏液栓形成，多次支氣管灌洗液培養出曲霉，組織鏡檢可見真菌菌絲，經過伏立康唑有效抗真菌治療后，臨床癥狀緩解，影像及支氣管痰栓明顯好轉，可診斷為OATB[2]。
曲霉是一種常見的真菌，肺曲霉病主要感染病原體為煙曲霉，可侵犯肺實質及支氣管。IPA主要累及肺實質，極少累及氣管支氣管黏膜。IPA中，ATB發生的比例低于10%[3]。肺曲霉病的發展由真菌和宿主之間的相互作用所決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患者的免疫狀態。UATB多見于肺移植術后患者，手術吻合口處為高發部位，預后較好[2]。PMATB是IPA最常見類型，多見于粒細胞缺乏患者[3]，其預后取決于宿主的免疫狀態，無明顯免疫抑制的患者預后可，而免疫缺陷患者的死亡率高，預后差[4]。OATB作為IPA的罕見類型，多見于免疫損傷/缺陷的患者，包括接受化療、使用糖皮質激素、應用多種廣譜抗生素、器官移植、艾滋病、危重癥患者等[5]。
近年來，隨著免疫抑制劑、化療藥物、廣譜抗生素的廣泛應用以及器官移植的開展，IPA的發病率逐年增加[6]。然而，由于缺乏典型的臨床表現及影像學特征，OATB存在嚴重的診斷不足。Karnak等[7]復習了228例支氣管真菌感染的病例，宿主絕大部分為免疫抑制患者。曲霉感染診斷121例，其中OATB僅6例，均有免疫功能受損基礎。
OATB臨床癥狀無特異性，可表現為發熱、咳嗽、咳痰、呼吸困難、咯血、胸痛等。Fernández-Ruiz等[3]分析了1985年至2011年的156例ATB患者，咳嗽咳痰為最常見癥狀(59.3%)；呼吸困難見于53.4%的患者；發熱見于37%的患者；33.3%的患者出現急性呼吸窘迫，需要氣管插管及機械輔助通氣治療；咯血在無免疫抑制的患者中更常見(23.8%)，而15.1%的患者可表現為無癥狀。
OATB的影像學可表現為正常，也可表現為結片影、肺不張，缺乏典型征象。OATB確診有賴于真菌培養(痰、黏液栓、支氣管灌洗液)和組織病理學/細胞學的鏡檢。2016年美國傳染病學會曲霉病診治指南推薦對于疑診的患者進行支氣管灌洗液檢查[8]。文獻報道1995年至2004年間的20例OATB患者，不同標本真菌培養的陽性率在53%~80%，而高達94%的患者黏液栓和(或)壞死組織鏡檢結果陽性[9]。此外，痰和支氣管灌洗液標本中曲霉分子生物學檢測(PCR法)也是常用的實驗室檢查方法，具有高靈敏度和可定量的優點。血半乳甘露聚糖(galactomannan，GM)試驗的診斷價值有限[10]，推薦高危患者(血液系統惡性腫瘤、造血干細胞移植患者等)進行血及支氣管灌洗液中GM檢測[8]。
對于強烈懷疑IPA的患者，需在進行診斷性評估的同時，盡早開始抗真菌治療，首選伏立康唑，替代藥物包括伊曲康唑、兩性霉素B脂質體等。OATB出現真菌定植時，除非患者有癥狀或處于免疫功能低下狀態，否則無需進行抗真菌治療。棘白菌素類藥物是補救治療的有效藥物，不建議常規單用。支氣管鏡下去除黏液栓及清創等對于改善癥狀及預后也有至關重要的作用[11]。對于全身治療反應差的患者，兩性霉素B霧化可作為輔助治療。抗真菌治療至少持續3個月，直到完全清除真菌為止。
ATB在免疫功能正常患者中少見，且多伴有氣道結構破壞或防御功能損傷。Denning[1]復習了2011年以前可獲取的所有文獻，無嚴重免疫功能障礙的曲霉性支氣管炎患者僅17例，均伴有輕度免疫功能受損，多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支氣管擴張等基礎疾病。在初始治療中，14例患者口服伊曲康唑，1例使用伏立康唑，2例使用泊沙康唑(其中1例患者對伊曲康唑和伏立康唑耐藥)。17例患者中有12例進行了療效評估，一半的患者在治療兩個月后癥狀明顯緩解，5例患者的癥狀獲得輕-中度的緩解，1例患者發生伊曲康唑耐藥，癥狀無改善。7例患者在停藥9~52周后無復發。5例復發的患者中2例使用伊曲康唑，2例使用伏立康唑，1例使用泊沙康唑。復治后，5例患者癥狀均得到緩解。與既往報道結果一致，相對于免疫功能嚴重受損的患者，免疫輕度受損患者ATB的治愈率較高[12]。唑類藥物的副作用發生率較高，12例使用伊曲康唑的患者中有一半無法耐受。本例患者因無法耐受伊曲康唑口服液遂換為膠囊與口服液交替使用，但其生物利用度低，改為伏立康唑后，獲得明顯療效。
本例患者為免疫功能正常患者，無呼吸系統基礎疾病，在我院首診時病理學結果陰性，同時合并肺結核，增加了診斷難度，確診時間晚。在治療過程中，因藥物副作用較大，未規范治療和及時就診調整方案，大大延長了病程，增加了耐藥風險。
OATB多見于免疫功能受損患者，免疫功能正常者罕見發病，因其臨床表現及影像學特征不典型，容易漏診誤診，目前診斷主要依賴真菌培養及組織學/細胞學檢查等，反復多次檢測對于明確診斷至關重要。OATB的治療需聯合支氣管鏡下清除黏液栓及足療程全身抗真菌藥物。免疫功能正常的OATB患者對抗真菌藥物反應可，預后佳。對于OATB疑診患者，臨床醫生應盡早完善支氣管鏡檢查，治療過程中需注意藥物副作用，選擇不同藥物或劑型改善患者依從性，警惕唑類耐藥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