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馬丹, 李慧, 肖永龍. 非HIV感染者肺孢子菌定植及臨床意義研究進展. 中國呼吸與危重監護雜志, 2016, 15(5): 533-536. doi: 10.7507/1671-6205.2016123 復制
肺孢子菌(Pneumocystis，PC)是一種常見的機會感染性病原體，多見于免疫缺陷的人群，如艾滋病患者、晚期腫瘤患者、器官移植受者、長期使用免疫抑制劑或激素治療者等。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PCP)是嚴重的肺部感染，臨床表現為干咳、低熱、漸進性呼吸困難，死亡率高。近年來系列研究發現，非HIV感染者的呼吸道標本可檢測到PC-DNA陽性，而這些患者未表現出肺炎的癥狀及體征，研究人員將這種狀態稱為PC定植。PC定植與多種肺部疾病的發生發展有關，本文就PC的病原體特征、定植的診斷方法、定植與感染的關系以及與肺部疾病相關性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一 PC的病原體特征
PC首先于1909年被Chagas在鼠肺中發現，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原蟲，直到20世紀80年代分子學研究將其重新分類為真菌。PC的不同株型具有宿主特異性，感染不同哺乳動物的肺孢子菌在DNA水平上存在差異，寄生于人體內的主要是伊氏肺孢子菌(Pneumocystis jirovecii，P.jirovecii)，又稱為人肺孢子菌。由于PC不能在體外持續繁殖，它的研究受到了一定限制。顯微鏡下可見PC有滋養體及包囊兩種形式，包囊可被環六亞甲基四氨銀、甲苯胺藍、革蘭染色，滋養體可被吉姆薩染色。滋養體在感染時數量較多，為主要的致病形式，通過粘附Ⅰ型肺泡上皮細胞感染宿主，激活特異的信號傳導途徑，使得PC在體內持續增殖[1]。
PC囊壁的主要成分為(1→3)-β-D-葡聚糖[(1→3)-β-D-Glucan，BG]，除了為囊壁提供穩定性，還參與了宿主的炎癥反應。第一個被發現的PC抗原是主要表面糖蛋白(major surface glycoprotein，Msg)，它主要參與病原體粘附宿主肺泡上皮細胞的過程。Msg表現為多種蛋白形式，一次只表達一種類型蛋白，PC通過改變Msg，可長時間逃避宿主的免疫反應而在體內定植[2]。Kexin是最近新發現的一種蛋白酶，可能參與了表面抗原如Msg的蛋白水解過程，這為PCP提供了新的靶向治療研究方向[3]。
二 PC定植的定義及診斷方法
定植是指通過各種實驗室檢查檢測到PC而沒有PCP的漸進性呼吸困難、低熱、干咳等癥狀的一種亞臨床感染狀態。PC可通過呼吸道標本[誘導痰、支氣管肺泡灌洗液(BALF)、口腔沖洗液、鼻腔分泌物等]的傳統染色或免疫組化染色被檢測，但由于定植時的PC數量不多，此種方法陽性率較低。敏感性更高的聚合酶鏈反應(PCR)常被用來檢測PC定植，可檢測多種PC-DNA片段。目前較常用的多拷貝基因是Msg或線粒體大亞單位rRNA，可通過巢式PCR進行兩輪基因擴增增加PC的檢出率。近年來，研究發現以熱休克蛋白70為目的基因的實時熒光定量PCR(real-time PCR)法可區分PC定植與PCP[4]。
血清BG水平可作為PC定植的輔助診斷，目前研究者多將血清BG水平大于80 pg/mL定義為陽性，且血清BG在PCP患者中升高幅度明顯大于定植患者，可能原因為定植時肺內PC數量較少。Shimizu等[5]研究發現PCP組患者的BG水平高于特發性肺纖維化組、膠原血管性間質性肺炎組、慢性支氣管炎/肺炎組。Damiani等[6]分別對PCP組、嬰兒原發感染組及PC定植組人群的血清BG水平進行回顧性調查，發現PCP組BG水平最高(中位數為1 768.5 pg/mL)，定植組最低(中位數為69.5 pg/mL)。多項研究表明，real-time PCR聯合血清BG水平可有效區分PCP和PC定植[7-8]。作為一項非侵入性檢查，血清BG在PC定植及感染的診斷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Nevez等[9]研究證明HIV陰性的患者CD4+ T細胞數量＜400/μL時，PC定植風險增加(RR=23.4，P＜0.001)，推測外周血CD4+ T細胞水平可作為PC感染的輔助診斷。
三 PC定植與感染的關系
過去認為PCP常發生于免疫功能受損的人群，是由早年潛伏感染的PC在機體免疫功能被抑制時再激活引起。最近一項研究表明，免疫功能正常的健康人群中定植率可高達20%[10]，提示PC定植的普遍性。機體感染PC后可不表現出任何癥狀，但可能作為潛在的傳染源。已有動物研究表明，免疫功能正常的小鼠與伴發PCP的重癥聯合免疫缺陷(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SCID)小鼠共同飼養后，將發生PC定植。將有PC定植的小鼠與免疫功能受損的小鼠共同飼養后，這些小鼠將發生PCP[11-12]。Togashi等[13]對肺癌患者的追蹤調查顯示PCP的發生與定植無關。Vidal等[14]對間質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ILD)伴有PC定植的患者進行1年的隨訪，這些攜帶者沒有一例發展為PCP。而另外一項研究對伴有PC定植的9例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進行隨訪，有3例患者發展為PCP[15]。因此，是否需要對PC定植人群進行治療以預防PCP的發生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除了上文所述的作為潛在的傳染源及可能發展為PCP，PC定植有諸多臨床意義，動物學實驗及人類調查研究表明，PC定植參與多種肺部疾病的發生發展。
四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的PC定植
慢阻肺是一組包括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以不完全可逆的氣流受限為特征的疾病，實質為氣道和肺實質的慢性炎癥反應，發病率高，致殘率高。吸煙被認為是慢阻肺的重要因素，然而臨床證據表明戒煙并不能阻止慢阻肺的發生發展，且近來一系列研究發現慢阻肺患者的PC定植率在5.3%~55%[16-18]，提示PC定植可能參與了慢阻肺的發病過程。
關于PC定植與慢阻肺發病關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進展，但尚不能確定兩者的因果關系。目前受到廣泛認可的是惡性循環理論[19]：吸煙引起氣道黏膜纖毛受損，清除能力下降，有利于PC的定植；PC定植后，肺泡內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與BG發生炎癥反應，分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 (IL-6)、IL-8、巨噬細胞炎癥蛋白2、花生四烯酸類等，引起氣道及肺實質結構損傷，肺功能惡化[20]。Morris等[17]對伴有PC定植和不伴定植的慢阻肺患者進行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占預計值百分比(FEV1%pred)測定，發現定植組的FEV1%pred明顯低于非定植組(21%比62%，P=0.006)；排除了吸煙的干擾后，他們分別對不同嚴重程度的慢阻肺患者進行PC檢測，發現GOLD Ⅳ期患者的定植率明顯高于GOLD 0、Ⅰ、Ⅱ、Ⅲ期及對照組(36.7%比5.7%和9.1%，P=0.004、0.007)，說明PC定植影響了慢阻肺的嚴重程度。除了肺組織及氣道局部炎癥反應，Calderon等[18]分別對慢阻肺患者中的定植和非定植組的外周血淋巴細胞、IL-6、IL-8、TNF-α進行檢測，發現定植組的炎癥因子水平明顯高于非定植組，提示PC通過激發全身炎癥反應參與了慢阻肺的發生發展。
除了激發慢性炎癥反應，PC還可通過釋放內源性蛋白酶、激發宿主體內蛋白酶引起蛋白酶-抗胰蛋白酶失衡、細胞外基質蛋白降解增加、肺泡腔破壞等機制促進肺氣腫的發生發展[21]。Morris等[22]研究發現PC定植的患者肺基質金屬蛋白酶12水平增加，氣道阻塞程度增加。PC定植現象在慢阻肺患者中較為普遍，因此是否可通過治療PC定植來延緩慢阻肺的發生發展仍需進一步的研究。
五 ILD的PC定植
ILD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以彌漫性肺實質、肺泡炎癥和間質纖維化為基本病理改變的一組異質性疾病的總稱。研究發現感染因子在ILD的發生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肺部炎癥協同PC損傷肺泡激發的獲得性免疫反應參與了ILD的發生以及發展為纖維化的過程[23]。Vidal等[14]的一項前瞻性研究發現，ILD患者的PC定植率為33.8%，特發性肺纖維化組、結節病組和其他類型組間無明顯差異，定植組的男性和吸煙的比例高于非定植組(P=0.04、0.02)，推測吸煙對肺泡壁造成了炎性損傷，增加了PC定植的機會。另一項調查發現，伴有PC定植的ILD患者外周血白細胞、嗜酸粒細胞數增加，BALF中CD4+/CD8+ T細胞計數下降，提示PC定植可能與ILD病情加劇有關[24]。除了吸煙，口服激素是ILD患者發生PC定植的危險因素，服用潑尼松5 mg/d的ILD患者定植率為23.3%，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5]。PC定植在ILD發展成肺纖維化中的作用機制需要進一步闡明，從而通過治療或預防PC定植來延緩ILD的發展。
六 肺癌的PC定植
有關肺癌患者中PC定植的研究目前較少。一項研究對47例未并發PCP的肺癌患者的口腔沖洗液進行PCR檢測，同時對4例并發PCP的肺癌患者在確診為肺癌但未并發PCP時的肺組織標本進行PCR檢測，結果未檢測到PC[13]。Maskell等[25]對35例肺癌患者的BALF行PCR檢測，6例檢測到了PC定植。兩項研究不同的結果可能與被檢者個體差異、地理因素及實驗操作差異有關。不同類型肺癌的PC定植情況也有差異。一項小型研究顯示100%的小細胞肺癌患者發生了PC定植，而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定植率為20%，可能的原因是小細胞肺癌比非小細胞肺癌產生了更嚴重的免疫抑制從而有利于PC定植，或小細胞肺癌癌組織分泌某些因子促進PC定植[26]。有研究顯示，長期接受化療或使用皮質類固醇激素增加了肺癌患者PC定植的風險[27]。此外，放療也是一項危險因素，可能與胸部射線對肺組織產生損傷，并且導致淋巴細胞減少有關[28]。關于肺癌與PC定植的關系仍不清楚，是機體免疫功能紊亂從而有助于PC定植，還是PC定植與其他因素聯合導致肺癌的發展，均有待進一步研究。
七 糖皮質激素治療與PC定植
如前文所述，糖皮質激素使用增加了ILD、肺癌患者的PC定植風險。作為一類具有強大抗炎、免疫調節作用的藥物，糖皮質激素廣泛應用于臨床各類變態反應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的治療，而免疫抑制則是其不可避免的不良反應，可繼發嚴重的細菌和真菌感染。Martin-Juan等[24]對93例HIV陰性、患有呼吸系統疾病患者的BALF進行PCR檢測，使用潑尼松＞20 mg/d的患者的定植率顯著高于未使用組(44%比12%，P=0.004)。Helweg-Larsen等[29]對PC定植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75%有糖皮質激素使用史，非定植組僅為13%(P＜0.001)。另一項研究顯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男性的PC定植風險比女性高，研究者分別對其糖皮質激素用量及定植率進行多變量分析，發現糖皮質激素使用是定植的危險因素(OR=1.6)[30]。除了通過對機體的免疫抑制，減弱免疫細胞、體液因子的功能，糖皮質激素還可誘導肺泡表面活性物質的成分改變，包括磷脂的減少，磷脂酶A2、表面蛋白A和D的升高，以利于PC定植[31-33]。因此，臨床醫師在長期使用激素前，需要綜合考慮療程和劑量，以減少PC等致病菌感染的可能，對于長期使用激素患者是否有必要進行預防性抗PC治療也有待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PC定植作為一種新發現的亞臨床感染狀態，在非HIV感染的慢性肺部疾病患者中較為普遍；PC定植不僅可能作為潛在傳染源影響公共衛生，還通過引起肺部炎癥反應參與慢阻肺、ILD、肺癌等肺部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吸煙、糖皮質激素使用增加了定植的風險。因此，PC在肺部疾病中的作用機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這對預防PCP的發生，控制肺部疾病的發展可能有重要意義。
肺孢子菌(Pneumocystis，PC)是一種常見的機會感染性病原體，多見于免疫缺陷的人群，如艾滋病患者、晚期腫瘤患者、器官移植受者、長期使用免疫抑制劑或激素治療者等。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PCP)是嚴重的肺部感染，臨床表現為干咳、低熱、漸進性呼吸困難，死亡率高。近年來系列研究發現，非HIV感染者的呼吸道標本可檢測到PC-DNA陽性，而這些患者未表現出肺炎的癥狀及體征，研究人員將這種狀態稱為PC定植。PC定植與多種肺部疾病的發生發展有關，本文就PC的病原體特征、定植的診斷方法、定植與感染的關系以及與肺部疾病相關性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
一 PC的病原體特征
PC首先于1909年被Chagas在鼠肺中發現，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原蟲，直到20世紀80年代分子學研究將其重新分類為真菌。PC的不同株型具有宿主特異性，感染不同哺乳動物的肺孢子菌在DNA水平上存在差異，寄生于人體內的主要是伊氏肺孢子菌(Pneumocystis jirovecii，P.jirovecii)，又稱為人肺孢子菌。由于PC不能在體外持續繁殖，它的研究受到了一定限制。顯微鏡下可見PC有滋養體及包囊兩種形式，包囊可被環六亞甲基四氨銀、甲苯胺藍、革蘭染色，滋養體可被吉姆薩染色。滋養體在感染時數量較多，為主要的致病形式，通過粘附Ⅰ型肺泡上皮細胞感染宿主，激活特異的信號傳導途徑，使得PC在體內持續增殖[1]。
PC囊壁的主要成分為(1→3)-β-D-葡聚糖[(1→3)-β-D-Glucan，BG]，除了為囊壁提供穩定性，還參與了宿主的炎癥反應。第一個被發現的PC抗原是主要表面糖蛋白(major surface glycoprotein，Msg)，它主要參與病原體粘附宿主肺泡上皮細胞的過程。Msg表現為多種蛋白形式，一次只表達一種類型蛋白，PC通過改變Msg，可長時間逃避宿主的免疫反應而在體內定植[2]。Kexin是最近新發現的一種蛋白酶，可能參與了表面抗原如Msg的蛋白水解過程，這為PCP提供了新的靶向治療研究方向[3]。
二 PC定植的定義及診斷方法
定植是指通過各種實驗室檢查檢測到PC而沒有PCP的漸進性呼吸困難、低熱、干咳等癥狀的一種亞臨床感染狀態。PC可通過呼吸道標本[誘導痰、支氣管肺泡灌洗液(BALF)、口腔沖洗液、鼻腔分泌物等]的傳統染色或免疫組化染色被檢測，但由于定植時的PC數量不多，此種方法陽性率較低。敏感性更高的聚合酶鏈反應(PCR)常被用來檢測PC定植，可檢測多種PC-DNA片段。目前較常用的多拷貝基因是Msg或線粒體大亞單位rRNA，可通過巢式PCR進行兩輪基因擴增增加PC的檢出率。近年來，研究發現以熱休克蛋白70為目的基因的實時熒光定量PCR(real-time PCR)法可區分PC定植與PCP[4]。
血清BG水平可作為PC定植的輔助診斷，目前研究者多將血清BG水平大于80 pg/mL定義為陽性，且血清BG在PCP患者中升高幅度明顯大于定植患者，可能原因為定植時肺內PC數量較少。Shimizu等[5]研究發現PCP組患者的BG水平高于特發性肺纖維化組、膠原血管性間質性肺炎組、慢性支氣管炎/肺炎組。Damiani等[6]分別對PCP組、嬰兒原發感染組及PC定植組人群的血清BG水平進行回顧性調查，發現PCP組BG水平最高(中位數為1 768.5 pg/mL)，定植組最低(中位數為69.5 pg/mL)。多項研究表明，real-time PCR聯合血清BG水平可有效區分PCP和PC定植[7-8]。作為一項非侵入性檢查，血清BG在PC定植及感染的診斷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Nevez等[9]研究證明HIV陰性的患者CD4+ T細胞數量＜400/μL時，PC定植風險增加(RR=23.4，P＜0.001)，推測外周血CD4+ T細胞水平可作為PC感染的輔助診斷。
三 PC定植與感染的關系
過去認為PCP常發生于免疫功能受損的人群，是由早年潛伏感染的PC在機體免疫功能被抑制時再激活引起。最近一項研究表明，免疫功能正常的健康人群中定植率可高達20%[10]，提示PC定植的普遍性。機體感染PC后可不表現出任何癥狀，但可能作為潛在的傳染源。已有動物研究表明，免疫功能正常的小鼠與伴發PCP的重癥聯合免疫缺陷(severe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SCID)小鼠共同飼養后，將發生PC定植。將有PC定植的小鼠與免疫功能受損的小鼠共同飼養后，這些小鼠將發生PCP[11-12]。Togashi等[13]對肺癌患者的追蹤調查顯示PCP的發生與定植無關。Vidal等[14]對間質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s，ILD)伴有PC定植的患者進行1年的隨訪，這些攜帶者沒有一例發展為PCP。而另外一項研究對伴有PC定植的9例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進行隨訪，有3例患者發展為PCP[15]。因此，是否需要對PC定植人群進行治療以預防PCP的發生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除了上文所述的作為潛在的傳染源及可能發展為PCP，PC定植有諸多臨床意義，動物學實驗及人類調查研究表明，PC定植參與多種肺部疾病的發生發展。
四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簡稱慢阻肺)的PC定植
慢阻肺是一組包括慢性支氣管炎、肺氣腫等以不完全可逆的氣流受限為特征的疾病，實質為氣道和肺實質的慢性炎癥反應，發病率高，致殘率高。吸煙被認為是慢阻肺的重要因素，然而臨床證據表明戒煙并不能阻止慢阻肺的發生發展，且近來一系列研究發現慢阻肺患者的PC定植率在5.3%~55%[16-18]，提示PC定植可能參與了慢阻肺的發病過程。
關于PC定植與慢阻肺發病關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進展，但尚不能確定兩者的因果關系。目前受到廣泛認可的是惡性循環理論[19]：吸煙引起氣道黏膜纖毛受損，清除能力下降，有利于PC的定植；PC定植后，肺泡內中性粒細胞、巨噬細胞與BG發生炎癥反應，分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 (IL-6)、IL-8、巨噬細胞炎癥蛋白2、花生四烯酸類等，引起氣道及肺實質結構損傷，肺功能惡化[20]。Morris等[17]對伴有PC定植和不伴定植的慢阻肺患者進行第1秒用力呼氣容積占預計值百分比(FEV1%pred)測定，發現定植組的FEV1%pred明顯低于非定植組(21%比62%，P=0.006)；排除了吸煙的干擾后，他們分別對不同嚴重程度的慢阻肺患者進行PC檢測，發現GOLD Ⅳ期患者的定植率明顯高于GOLD 0、Ⅰ、Ⅱ、Ⅲ期及對照組(36.7%比5.7%和9.1%，P=0.004、0.007)，說明PC定植影響了慢阻肺的嚴重程度。除了肺組織及氣道局部炎癥反應，Calderon等[18]分別對慢阻肺患者中的定植和非定植組的外周血淋巴細胞、IL-6、IL-8、TNF-α進行檢測，發現定植組的炎癥因子水平明顯高于非定植組，提示PC通過激發全身炎癥反應參與了慢阻肺的發生發展。
除了激發慢性炎癥反應，PC還可通過釋放內源性蛋白酶、激發宿主體內蛋白酶引起蛋白酶-抗胰蛋白酶失衡、細胞外基質蛋白降解增加、肺泡腔破壞等機制促進肺氣腫的發生發展[21]。Morris等[22]研究發現PC定植的患者肺基質金屬蛋白酶12水平增加，氣道阻塞程度增加。PC定植現象在慢阻肺患者中較為普遍，因此是否可通過治療PC定植來延緩慢阻肺的發生發展仍需進一步的研究。
五 ILD的PC定植
ILD是由多種原因引起的以彌漫性肺實質、肺泡炎癥和間質纖維化為基本病理改變的一組異質性疾病的總稱。研究發現感染因子在ILD的發生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肺部炎癥協同PC損傷肺泡激發的獲得性免疫反應參與了ILD的發生以及發展為纖維化的過程[23]。Vidal等[14]的一項前瞻性研究發現，ILD患者的PC定植率為33.8%，特發性肺纖維化組、結節病組和其他類型組間無明顯差異，定植組的男性和吸煙的比例高于非定植組(P=0.04、0.02)，推測吸煙對肺泡壁造成了炎性損傷，增加了PC定植的機會。另一項調查發現，伴有PC定植的ILD患者外周血白細胞、嗜酸粒細胞數增加，BALF中CD4+/CD8+ T細胞計數下降，提示PC定植可能與ILD病情加劇有關[24]。除了吸煙，口服激素是ILD患者發生PC定植的危險因素，服用潑尼松5 mg/d的ILD患者定植率為23.3%，明顯高于對照組(P＜0.05)[5]。PC定植在ILD發展成肺纖維化中的作用機制需要進一步闡明，從而通過治療或預防PC定植來延緩ILD的發展。
六 肺癌的PC定植
有關肺癌患者中PC定植的研究目前較少。一項研究對47例未并發PCP的肺癌患者的口腔沖洗液進行PCR檢測，同時對4例并發PCP的肺癌患者在確診為肺癌但未并發PCP時的肺組織標本進行PCR檢測，結果未檢測到PC[13]。Maskell等[25]對35例肺癌患者的BALF行PCR檢測，6例檢測到了PC定植。兩項研究不同的結果可能與被檢者個體差異、地理因素及實驗操作差異有關。不同類型肺癌的PC定植情況也有差異。一項小型研究顯示100%的小細胞肺癌患者發生了PC定植，而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定植率為20%，可能的原因是小細胞肺癌比非小細胞肺癌產生了更嚴重的免疫抑制從而有利于PC定植，或小細胞肺癌癌組織分泌某些因子促進PC定植[26]。有研究顯示，長期接受化療或使用皮質類固醇激素增加了肺癌患者PC定植的風險[27]。此外，放療也是一項危險因素，可能與胸部射線對肺組織產生損傷，并且導致淋巴細胞減少有關[28]。關于肺癌與PC定植的關系仍不清楚，是機體免疫功能紊亂從而有助于PC定植，還是PC定植與其他因素聯合導致肺癌的發展，均有待進一步研究。
七 糖皮質激素治療與PC定植
如前文所述，糖皮質激素使用增加了ILD、肺癌患者的PC定植風險。作為一類具有強大抗炎、免疫調節作用的藥物，糖皮質激素廣泛應用于臨床各類變態反應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的治療，而免疫抑制則是其不可避免的不良反應，可繼發嚴重的細菌和真菌感染。Martin-Juan等[24]對93例HIV陰性、患有呼吸系統疾病患者的BALF進行PCR檢測，使用潑尼松＞20 mg/d的患者的定植率顯著高于未使用組(44%比12%，P=0.004)。Helweg-Larsen等[29]對PC定植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75%有糖皮質激素使用史，非定植組僅為13%(P＜0.001)。另一項研究顯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男性的PC定植風險比女性高，研究者分別對其糖皮質激素用量及定植率進行多變量分析，發現糖皮質激素使用是定植的危險因素(OR=1.6)[30]。除了通過對機體的免疫抑制，減弱免疫細胞、體液因子的功能，糖皮質激素還可誘導肺泡表面活性物質的成分改變，包括磷脂的減少，磷脂酶A2、表面蛋白A和D的升高，以利于PC定植[31-33]。因此，臨床醫師在長期使用激素前，需要綜合考慮療程和劑量，以減少PC等致病菌感染的可能，對于長期使用激素患者是否有必要進行預防性抗PC治療也有待進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PC定植作為一種新發現的亞臨床感染狀態，在非HIV感染的慢性肺部疾病患者中較為普遍；PC定植不僅可能作為潛在傳染源影響公共衛生，還通過引起肺部炎癥反應參與慢阻肺、ILD、肺癌等肺部疾病的發生和發展；吸煙、糖皮質激素使用增加了定植的風險。因此，PC在肺部疾病中的作用機制需要進一步的研究，這對預防PCP的發生，控制肺部疾病的發展可能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