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吳孟航, 唐荔, 任秋平, 楊家印, 文天夫, 吳泓, 王文濤, 李波, 羅艷麗, 萬娟, 余靜雅, 鄔濤. 華西醫院心臟死亡器官捐獻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工具的初步構建.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20, 27(5): 521-526. doi: 10.7507/1007-9424.202003057 復制
自 2019 年底我國武漢市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相關肺炎(COVID-19)以來,我國多個地區相繼報告了確診和疑似病例,并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1]。目前初步判斷 COVID-19 感染主要為飛沫和接觸傳播[2],可經人與人傳播。COVID-19 目前尚無有效治療手段,重點在防控。而防控的關鍵點在于早期篩查、識別和預警[3-4]。
近年來我國器官捐獻與移植事業快速發展,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獻已經成為移植器官唯一合法來源,我國器官捐獻和器官移植數量均位居全世界第 2 位[5]。蒸蒸日上的捐獻移植事業與 COVID-19 疫情不期而遇,器官捐獻和移植工作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通過文獻查證發現,前期已有專家共識提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防控策略,在目前缺乏大樣本臨床證據支撐的情況下,雖然專家共識是可行且適合目前情況的方式,但專家共識可能因個體因素出現一些偏倚。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是一個重復進行的專家咨詢評價和預測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客服這種偏倚,其核心是通過匿名方式進行幾輪函詢征求專家們的意見,由預測、評價領導小組對每一輪專家意見進行匯總整理,作為參考資料再發給每一位專家供專家分析判斷,提出新的論證意見。如此多次反復,使專家意見逐步趨于一致,得到一個比較一致且可靠的結論或方案。到目前為止,德爾菲法是專家預測最好的方法,其不僅能充分利用專家群體的意見,又能避免面對面小組座談的缺陷。本研究參照參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6],并借鑒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肝臟外科?肝移植中心前期開展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下肝移植防控管理工作經驗,通過文獻分析法和德爾菲法,初步構建了華西醫院肝移植捐獻者 COVID-19 快速評估和預警工具。希望對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有所幫助,為疫情期間肝移植風險防控提供參考依據,以避免出現移植器官浪費,影響終末期肝移植功能衰竭患者的救治。
1 資料與方法
1.1 成立課題組
課題組成員為 6 人:1 名肝移植中心主任,1 名肝臟外科·肝移植中心護士長,1 名肝移植重癥監護室護士長,2 名護理研究生,1 名醫院感染專家。課題組成員負責咨詢專家入選條件、研究內容及研究路線,擬定問卷條目,選擇函詢專家并對專家的意見進行匯總、討論與分析。
1.2 咨詢專家的入選條件
按照課題所需要的專家范圍,經研究小組集體評議制定專家選擇標準,參加德爾菲咨詢的專家需滿足以下 2 個條件:① 有 5 年及 5 年以上三級甲等綜合醫院肝移植或醫院感染領域工作經驗;② 中級以上職稱。
1.3 構建條目池
通過計算機檢索 Pubmed、Medline、中國知網和萬方數據庫,檢索關鍵詞包括: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新冠肺炎;COVID-19;2019-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DCD;心臟死亡器官捐獻;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risk screening。參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6]作為理論框架,同時查閱國家衛健委指導性文本,經課題組討論,從捐獻者自身、捐獻者親屬及其捐獻者所接觸對象(包括居住小區、工作單位或學校等)以及捐獻者所在科室及其所接觸的醫務人員均進行風險評估。初步構建條目內容,形成了含流行病學史、醫院暴露史和臨床表現 3 個維度,13 個條目。
1.4 德爾菲專家函詢
1.4.1 確立專家函詢問卷
函詢問卷包括 3 部分內容:① 問卷說明,包括本研究背景、目的和意義。② 專家信息表,包括專家一般資料。③ 填寫說明,專家根據每個條目相對于“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主題的重要性進行指標重要性評分,對每個條目與對應維度的相關性進行內容效度評分。指標重要性按照“非常重要”~“非常不重要”依次記為 5~1 分;內容效度按照“非常相關”~“完全不相關”分別賦值 4~1 分[7]。專家對函詢問卷的權威程度通過自評熟悉程度及自評判斷依據確定[8]。熟悉程度從不熟悉~非常熟悉分為 6 個等級,熟悉程度系數分別是 0、0.2、0.4、0.6、0.8 和 1。判斷依據按常規分為實踐經驗、理論分析、從同行處了解和直觀感覺 4 類,分別賦予不同量化值,判斷影響程度系數分別是 0.2、0.4、0.6 和 0.8。該部分還設置“修改意見”和“補充意見”欄供專家提出修改和補充意見。
1.4.2 專家函詢問卷的發放和回收
本研究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9 日對 16 名專家進行了兩輪問卷函詢。由專人發送和回收紙質版函詢問卷。第 1 輪專家函詢問卷回收后,立即匯總結果。根據專家的評分,刪除重要性評分在 3.5 分及以下,變異系數>0.3 的條目,同時結合函詢專家意見對問卷進行修改和調整,形成第 2 輪函詢問卷再次發送給專家進行評價。
1.4.3 專家函詢過程
① 第 1 輪專家函詢:有專家建議將維度 A 醫院暴露史、B 臨床表現、C 流行病學史順序調整維度為 C 流行病學史、A 醫院暴露史、B 臨床表現。專家建議提供可查詢流行病學史和醫院暴露史的可靠途徑,以提高篩查工具的可操作性。新增 2 個條目即“捐獻者所在小區/工作單位/學校 14 d 內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確診及疑似患者”和“捐獻者所在科室 14 d 內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確診及疑似患者”。對醫院暴露史部分包括的“DCD 肝移植捐獻者所在醫院未報道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等 3 個條目語句進行修訂。② 第 2 輪專家函詢:第 2 輪專家函詢時,專家意見基本趨于一致,無條目刪除、增加或修改。
1.5 觀察分析指標
本研究選擇以下指標作為評價參數。
1.5.1 積極系數
以有效問卷的回收率反映專家的積極性,其數值大小說明專家對課題的關心程度。一般達到 70%以上則非常好。
1.5.2 權威系數(Cr)
表示專家的權威程度,專家的 Cr 由判斷系數(Ca)和熟悉程度系數(Cs)構成,Cr 計算公式為:(Ca+Cs)/2[9],Ca 表示判斷影響程度系數,Ca≤1。當 Ca=1 時,判斷依據對專家的影響程度很大;當 Ca=0.8 時,對專家判斷的影響程度中等;當 Ca=0.6 時,影響程度較小。Cs 表示專家權威程度系數。一般認為專家的 Cr≥0.70 該結果即可接受。
1.5.3 指標重要性評分均數
反映專家意見的集中程度,重要性評分的數值越大,則指標的重要性越高。
1.5.4 變異系數(CV)和協調系數(W)
反映專家意見的協調程度。CV 反映專家對指標重要性認識的波動程度,CV 值越小,說明專家對該指標的一致性越高;W 用以檢驗專家整體意見是否達到一致,其數值一般在 0~1 之間,W 值越大,表示協調程度越好。
1.5.5 內容效度
內容效度按照“非常相關”~“完全不相關”分別賦值 4~1 分。內容效度指數分為條目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I-CVI)和量表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S-CVI)兩類。給出評分為 3 或 4 的專家人數除以參評的專家總數即為相應的 I-CVI,要求 I-CVI 不低于 0.78。被所有專家均評為 3 或 4 分的條目數占全部條目的百分比,反映的是全體專家一致認為相關的情況。S-CVI(S-CVI/Ave)的計算方法為量表所有條目 I-CVI 的均數,不低于 0.8 提示量表內容效度較好。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軟件處理數據。描述性分析用頻數或構成比表示,專家意見的協調程度用專家協調系數表示,協調系數采用多個相關樣本的非參數檢驗方法進行統計學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咨詢專家的基本情況
參與德爾菲咨詢的專家共計 16 人,專家一般資料見表 1。

2.2 專家積極性
第 1 輪發放函詢問卷 18 份,回收 16 分,回收率 88.89%;第 2 輪發放咨詢問卷 16 份,回收 16 份,回收率為 100%。表明專家合作程度好,積極性較高。
2.3 兩輪專家函詢結果
2.3.1 第 1 輪專家函詢結果
根據界值即指標的刪除標準 CV ≥0.40,均數≤3.01,滿分率≤0.07,第 1 輪專家函詢結果 CV 范圍為 0.08~0.33,故未刪除任何一個條目,但專家建議新增 2 個條目即“有不明身份的多人聚餐、聚會或近距離接觸”和“來自聚集性發病社區”,并建議提供可查詢流行病學史和醫院暴露史的可靠途徑,以提高篩查工具的可操作性。同時專家提到將維度 A 醫院暴露史、B 臨床表現和 C 流行病學史的順序調整為 C 流行病學史、A 醫院暴露史和 B 臨床表現。
2.3.2 第 2 輪專家函詢結果
第 1 輪專家函詢結果基本趨于一致,無條目刪除、增加或修改,其函詢結果結果見表 2。

2.4 專家權威程度
專家權威程度以 Cr 表示,第 1 輪和第 2 輪函詢專家的權威程度 Cr 平均值分別為 0.757 和 0.768,均高于 0.75,其中臨床表現維度的權威程度的 Cr 值最高(表 3)。

2.5 專家意見集中程度
專家意見集中程度由指標重要性評分的均數來表示。第 2 輪函詢結果中各維度和指標的平均分值分別為 4.53 和 3.86,均大于 3.5,說明說明專家意見較集中,表明擬定的維度和指標的集中度較高。
2.6 專家意見協調程度
該指標由 CV 和 W 表示,反映專家意見的協調程度。第 2 輪函詢結果中維度和指標的 W 值分別為 0.417 和 0.319(P<0.01),說明專家意見協調程度較好(表 4);CV 值波動在 0~0.26 之間,說明專家評分的波動程度小。

2.7 內容效度
根據第 2 輪專家函詢相關性評分的結果,本問卷條目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I-CVI)為 0.78~1,問卷量表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S-CVI)為 0.91。提示該函詢問卷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
3 討論
3.1 構建 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工具的重要性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進行器官捐獻工作風險高:① 捐獻者如為被漏診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醫務人員和器官移植受者會被感染。② 無癥狀感染者也可能成為傳染源,進一步加大了捐獻與移植的風險。③ 目前病毒核酸檢測并未在醫院內廣泛開展,多數省份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仍然局限在省市疾控中心開展,已開展的也存在實驗室檢測和質量控制等問題,潛在捐獻者不能通過病毒核酸檢測及時準確的排除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肝移植受體需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抵抗力低下,相比普通人群更易感染。有文獻[10]報道因呼吸道病毒感染的肝移植受體死亡率明顯增加。除此之外,肝移植受體免疫力低下,感染病毒后相比其他人群其病毒攜載量更多,可能會長時間的排出大量病毒,即成為所謂的“超級傳播者”[11]。因此在疫情期間,DCD 器官捐獻風險防控和篩查勢在必行。
盡管新型冠狀病毒快速診斷的實驗室檢測手段已經很完善。但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除了采集標本是否合格、檢測試劑盒敏感性等問題,還存在不同標本在疾病的進程中出現陽性的時間是否一致的問題[12]。因此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期間,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工具,是不可或缺的篩查工具。即使有無癥狀感染患者或核酸檢測呈假陰性患者,通過流行病學史、醫院暴露史及臨床表現綜合風險評定,也能幫助我們早期識別處于潛伏期捐獻者患者,避免器官浪費,影響終末期肝病患者的救治[13]。
3.2 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工具的科學性及可靠性
3.2.1 嚴格的質量控制
本研究參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診療方案,通過文獻分析法構建 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工具,該工具結構完善,符合我國本土文化的特點。在國內外文獻[14-16]的基礎上,形成含有 15 個條目的問卷條目池,涉及流行病學史、醫院暴露史及臨床表現 3 個方面,并提供可查詢流行病學史和醫院暴露史的可靠途徑,不僅能全面篩查和評估 DCD 肝移植供體,可操作性也很強。另外,本研究所函詢的 16 名專家均具有豐富的肝移植和院內感染管理經驗。
3.2.2 內容效度
內容效度指數是指工具是否包括足夠和恰當的項目,以及是否有恰當的內容分配比例[17-18]。本研究中,問卷的內容效度采用專家函詢法進行評價,即通過專家評分,評價問卷條目與維度之間的相關性。本問卷條目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I-CVI)為 0.78~1,高于推薦值 0.75;問卷量表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S-CVI)為 0.91,高于推薦值 0.90。可認為該問卷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
3.3 研究局限性
德爾菲法是一種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預測方法,有它獨特的優點,但難以避免主觀因素,既有來自研究人員為了達到預期的目標在咨詢表的設計時加入的主觀意志,也有專家為了使預測的一致性能夠迅速達到而主觀趨向于平均數或中位數的影響。
3.4 建議
目前課題組尚沒有檢索到采用嚴格方法學設計的 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篩查預警工具。筆者認為:本研究構建的“華西醫院新冠狀病毒感染期間 DCD 肝移植供體快速篩查工具”雖然有待采用規范設計的臨床研究驗證,但仍可能對潛伏期患者的早期識別起到積極的作用,醫院可結合臨床實際情況酌情采納該篩查工具。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研究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吳孟航提出選題;唐荔和羅艷麗負責審稿和質量控制;任秋平、俞靜雅、鄔濤和萬娟負責數據收集和撰稿;楊家印、吳泓、文天夫、王文濤和李波負責審稿。
自 2019 年底我國武漢市發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相關肺炎(COVID-19)以來,我國多個地區相繼報告了確診和疑似病例,并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1]。目前初步判斷 COVID-19 感染主要為飛沫和接觸傳播[2],可經人與人傳播。COVID-19 目前尚無有效治療手段,重點在防控。而防控的關鍵點在于早期篩查、識別和預警[3-4]。
近年來我國器官捐獻與移植事業快速發展,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獻已經成為移植器官唯一合法來源,我國器官捐獻和器官移植數量均位居全世界第 2 位[5]。蒸蒸日上的捐獻移植事業與 COVID-19 疫情不期而遇,器官捐獻和移植工作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通過文獻查證發現,前期已有專家共識提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背景下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防控策略,在目前缺乏大樣本臨床證據支撐的情況下,雖然專家共識是可行且適合目前情況的方式,但專家共識可能因個體因素出現一些偏倚。德爾菲法(Delphi method)是一個重復進行的專家咨詢評價和預測的方法,可以很好地客服這種偏倚,其核心是通過匿名方式進行幾輪函詢征求專家們的意見,由預測、評價領導小組對每一輪專家意見進行匯總整理,作為參考資料再發給每一位專家供專家分析判斷,提出新的論證意見。如此多次反復,使專家意見逐步趨于一致,得到一個比較一致且可靠的結論或方案。到目前為止,德爾菲法是專家預測最好的方法,其不僅能充分利用專家群體的意見,又能避免面對面小組座談的缺陷。本研究參照參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6],并借鑒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肝臟外科?肝移植中心前期開展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疫情下肝移植防控管理工作經驗,通過文獻分析法和德爾菲法,初步構建了華西醫院肝移植捐獻者 COVID-19 快速評估和預警工具。希望對器官捐獻與移植工作有所幫助,為疫情期間肝移植風險防控提供參考依據,以避免出現移植器官浪費,影響終末期肝移植功能衰竭患者的救治。
1 資料與方法
1.1 成立課題組
課題組成員為 6 人:1 名肝移植中心主任,1 名肝臟外科·肝移植中心護士長,1 名肝移植重癥監護室護士長,2 名護理研究生,1 名醫院感染專家。課題組成員負責咨詢專家入選條件、研究內容及研究路線,擬定問卷條目,選擇函詢專家并對專家的意見進行匯總、討論與分析。
1.2 咨詢專家的入選條件
按照課題所需要的專家范圍,經研究小組集體評議制定專家選擇標準,參加德爾菲咨詢的專家需滿足以下 2 個條件:① 有 5 年及 5 年以上三級甲等綜合醫院肝移植或醫院感染領域工作經驗;② 中級以上職稱。
1.3 構建條目池
通過計算機檢索 Pubmed、Medline、中國知網和萬方數據庫,檢索關鍵詞包括: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新冠肺炎;COVID-19;2019-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DCD;心臟死亡器官捐獻;肝移植;liver transplantation;risk screening。參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6]作為理論框架,同時查閱國家衛健委指導性文本,經課題組討論,從捐獻者自身、捐獻者親屬及其捐獻者所接觸對象(包括居住小區、工作單位或學校等)以及捐獻者所在科室及其所接觸的醫務人員均進行風險評估。初步構建條目內容,形成了含流行病學史、醫院暴露史和臨床表現 3 個維度,13 個條目。
1.4 德爾菲專家函詢
1.4.1 確立專家函詢問卷
函詢問卷包括 3 部分內容:① 問卷說明,包括本研究背景、目的和意義。② 專家信息表,包括專家一般資料。③ 填寫說明,專家根據每個條目相對于“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主題的重要性進行指標重要性評分,對每個條目與對應維度的相關性進行內容效度評分。指標重要性按照“非常重要”~“非常不重要”依次記為 5~1 分;內容效度按照“非常相關”~“完全不相關”分別賦值 4~1 分[7]。專家對函詢問卷的權威程度通過自評熟悉程度及自評判斷依據確定[8]。熟悉程度從不熟悉~非常熟悉分為 6 個等級,熟悉程度系數分別是 0、0.2、0.4、0.6、0.8 和 1。判斷依據按常規分為實踐經驗、理論分析、從同行處了解和直觀感覺 4 類,分別賦予不同量化值,判斷影響程度系數分別是 0.2、0.4、0.6 和 0.8。該部分還設置“修改意見”和“補充意見”欄供專家提出修改和補充意見。
1.4.2 專家函詢問卷的發放和回收
本研究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9 日對 16 名專家進行了兩輪問卷函詢。由專人發送和回收紙質版函詢問卷。第 1 輪專家函詢問卷回收后,立即匯總結果。根據專家的評分,刪除重要性評分在 3.5 分及以下,變異系數>0.3 的條目,同時結合函詢專家意見對問卷進行修改和調整,形成第 2 輪函詢問卷再次發送給專家進行評價。
1.4.3 專家函詢過程
① 第 1 輪專家函詢:有專家建議將維度 A 醫院暴露史、B 臨床表現、C 流行病學史順序調整維度為 C 流行病學史、A 醫院暴露史、B 臨床表現。專家建議提供可查詢流行病學史和醫院暴露史的可靠途徑,以提高篩查工具的可操作性。新增 2 個條目即“捐獻者所在小區/工作單位/學校 14 d 內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確診及疑似患者”和“捐獻者所在科室 14 d 內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確診及疑似患者”。對醫院暴露史部分包括的“DCD 肝移植捐獻者所在醫院未報道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病例”等 3 個條目語句進行修訂。② 第 2 輪專家函詢:第 2 輪專家函詢時,專家意見基本趨于一致,無條目刪除、增加或修改。
1.5 觀察分析指標
本研究選擇以下指標作為評價參數。
1.5.1 積極系數
以有效問卷的回收率反映專家的積極性,其數值大小說明專家對課題的關心程度。一般達到 70%以上則非常好。
1.5.2 權威系數(Cr)
表示專家的權威程度,專家的 Cr 由判斷系數(Ca)和熟悉程度系數(Cs)構成,Cr 計算公式為:(Ca+Cs)/2[9],Ca 表示判斷影響程度系數,Ca≤1。當 Ca=1 時,判斷依據對專家的影響程度很大;當 Ca=0.8 時,對專家判斷的影響程度中等;當 Ca=0.6 時,影響程度較小。Cs 表示專家權威程度系數。一般認為專家的 Cr≥0.70 該結果即可接受。
1.5.3 指標重要性評分均數
反映專家意見的集中程度,重要性評分的數值越大,則指標的重要性越高。
1.5.4 變異系數(CV)和協調系數(W)
反映專家意見的協調程度。CV 反映專家對指標重要性認識的波動程度,CV 值越小,說明專家對該指標的一致性越高;W 用以檢驗專家整體意見是否達到一致,其數值一般在 0~1 之間,W 值越大,表示協調程度越好。
1.5.5 內容效度
內容效度按照“非常相關”~“完全不相關”分別賦值 4~1 分。內容效度指數分為條目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I-CVI)和量表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S-CVI)兩類。給出評分為 3 或 4 的專家人數除以參評的專家總數即為相應的 I-CVI,要求 I-CVI 不低于 0.78。被所有專家均評為 3 或 4 分的條目數占全部條目的百分比,反映的是全體專家一致認為相關的情況。S-CVI(S-CVI/Ave)的計算方法為量表所有條目 I-CVI 的均數,不低于 0.8 提示量表內容效度較好。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2.0 軟件處理數據。描述性分析用頻數或構成比表示,專家意見的協調程度用專家協調系數表示,協調系數采用多個相關樣本的非參數檢驗方法進行統計學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咨詢專家的基本情況
參與德爾菲咨詢的專家共計 16 人,專家一般資料見表 1。

2.2 專家積極性
第 1 輪發放函詢問卷 18 份,回收 16 分,回收率 88.89%;第 2 輪發放咨詢問卷 16 份,回收 16 份,回收率為 100%。表明專家合作程度好,積極性較高。
2.3 兩輪專家函詢結果
2.3.1 第 1 輪專家函詢結果
根據界值即指標的刪除標準 CV ≥0.40,均數≤3.01,滿分率≤0.07,第 1 輪專家函詢結果 CV 范圍為 0.08~0.33,故未刪除任何一個條目,但專家建議新增 2 個條目即“有不明身份的多人聚餐、聚會或近距離接觸”和“來自聚集性發病社區”,并建議提供可查詢流行病學史和醫院暴露史的可靠途徑,以提高篩查工具的可操作性。同時專家提到將維度 A 醫院暴露史、B 臨床表現和 C 流行病學史的順序調整為 C 流行病學史、A 醫院暴露史和 B 臨床表現。
2.3.2 第 2 輪專家函詢結果
第 1 輪專家函詢結果基本趨于一致,無條目刪除、增加或修改,其函詢結果結果見表 2。

2.4 專家權威程度
專家權威程度以 Cr 表示,第 1 輪和第 2 輪函詢專家的權威程度 Cr 平均值分別為 0.757 和 0.768,均高于 0.75,其中臨床表現維度的權威程度的 Cr 值最高(表 3)。

2.5 專家意見集中程度
專家意見集中程度由指標重要性評分的均數來表示。第 2 輪函詢結果中各維度和指標的平均分值分別為 4.53 和 3.86,均大于 3.5,說明說明專家意見較集中,表明擬定的維度和指標的集中度較高。
2.6 專家意見協調程度
該指標由 CV 和 W 表示,反映專家意見的協調程度。第 2 輪函詢結果中維度和指標的 W 值分別為 0.417 和 0.319(P<0.01),說明專家意見協調程度較好(表 4);CV 值波動在 0~0.26 之間,說明專家評分的波動程度小。

2.7 內容效度
根據第 2 輪專家函詢相關性評分的結果,本問卷條目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I-CVI)為 0.78~1,問卷量表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S-CVI)為 0.91。提示該函詢問卷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
3 討論
3.1 構建 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工具的重要性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進行器官捐獻工作風險高:① 捐獻者如為被漏診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醫務人員和器官移植受者會被感染。② 無癥狀感染者也可能成為傳染源,進一步加大了捐獻與移植的風險。③ 目前病毒核酸檢測并未在醫院內廣泛開展,多數省份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仍然局限在省市疾控中心開展,已開展的也存在實驗室檢測和質量控制等問題,潛在捐獻者不能通過病毒核酸檢測及時準確的排除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肝移植受體需長期服用免疫抑制劑,抵抗力低下,相比普通人群更易感染。有文獻[10]報道因呼吸道病毒感染的肝移植受體死亡率明顯增加。除此之外,肝移植受體免疫力低下,感染病毒后相比其他人群其病毒攜載量更多,可能會長時間的排出大量病毒,即成為所謂的“超級傳播者”[11]。因此在疫情期間,DCD 器官捐獻風險防控和篩查勢在必行。
盡管新型冠狀病毒快速診斷的實驗室檢測手段已經很完善。但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除了采集標本是否合格、檢測試劑盒敏感性等問題,還存在不同標本在疾病的進程中出現陽性的時間是否一致的問題[12]。因此在傳染病暴發流行期間,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工具,是不可或缺的篩查工具。即使有無癥狀感染患者或核酸檢測呈假陰性患者,通過流行病學史、醫院暴露史及臨床表現綜合風險評定,也能幫助我們早期識別處于潛伏期捐獻者患者,避免器官浪費,影響終末期肝病患者的救治[13]。
3.2 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工具的科學性及可靠性
3.2.1 嚴格的質量控制
本研究參考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診療方案,通過文獻分析法構建 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快速篩查工具,該工具結構完善,符合我國本土文化的特點。在國內外文獻[14-16]的基礎上,形成含有 15 個條目的問卷條目池,涉及流行病學史、醫院暴露史及臨床表現 3 個方面,并提供可查詢流行病學史和醫院暴露史的可靠途徑,不僅能全面篩查和評估 DCD 肝移植供體,可操作性也很強。另外,本研究所函詢的 16 名專家均具有豐富的肝移植和院內感染管理經驗。
3.2.2 內容效度
內容效度指數是指工具是否包括足夠和恰當的項目,以及是否有恰當的內容分配比例[17-18]。本研究中,問卷的內容效度采用專家函詢法進行評價,即通過專家評分,評價問卷條目與維度之間的相關性。本問卷條目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I-CVI)為 0.78~1,高于推薦值 0.75;問卷量表水平的內容效度指數(S-CVI)為 0.91,高于推薦值 0.90。可認為該問卷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
3.3 研究局限性
德爾菲法是一種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預測方法,有它獨特的優點,但難以避免主觀因素,既有來自研究人員為了達到預期的目標在咨詢表的設計時加入的主觀意志,也有專家為了使預測的一致性能夠迅速達到而主觀趨向于平均數或中位數的影響。
3.4 建議
目前課題組尚沒有檢索到采用嚴格方法學設計的 DCD 肝移植供體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篩查預警工具。筆者認為:本研究構建的“華西醫院新冠狀病毒感染期間 DCD 肝移植供體快速篩查工具”雖然有待采用規范設計的臨床研究驗證,但仍可能對潛伏期患者的早期識別起到積極的作用,醫院可結合臨床實際情況酌情采納該篩查工具。
重要聲明
利益沖突聲明:本研究不存在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吳孟航提出選題;唐荔和羅艷麗負責審稿和質量控制;任秋平、俞靜雅、鄔濤和萬娟負責數據收集和撰稿;楊家印、吳泓、文天夫、王文濤和李波負責審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