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盧思聰, 任啟洪, 黃晴, 盧海明. 中晚期原發性肝癌肝動脈化療栓塞術后常規超聲與超聲造影引導下射頻消融的療效比較.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8, 25(11): 1318-1322. doi: 10.7507/1007-9424.201806009 復制
原發性肝癌由于受腫瘤大小、數量、部位等多種因素限制，適合手術治療的患者僅為 20%～30%，且術后仍有 30%～70% 的復發率[1]。近年來廣泛應用的局部消融治療具有創傷小、療效確切的特點，使一些不能耐受手術切除的原發性肝癌患者亦可獲得根治的機會[2-4]。對于直徑 3～7 cm 的單發或多發腫瘤不能手術切除者，可聯合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治療[5-6]。TACE 聯合射頻消融術對控制大肝癌和門靜脈癌栓及衛星灶有較好效果，可為肝癌二期切除或肝移植提供機會[5]；二者結合不僅可以取長補短，而且可增強各自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和長期生存率[7-9]。射頻消融治療效果的決定性因素在于定位活性病灶并充分消融，故影像學的引導甚為關鍵[10]。本研究前瞻性地對在柳州市工人醫院行 TACE 治療的中晚期原發性肝癌患者擬采用常規超聲引導及超聲造影引導下行射頻消融治療效果進行比較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及納入標準
1.1.1 研究對象及分組
前瞻性收集 2014 年 1–12 月期間在柳州市工人醫院住院且首次治療方式采用 TACE 治療的原發性肝癌患者。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將研究對象隨機分為常規超聲引導下射頻消融組（對照組）和超聲造影引導下射頻消融組（研究組）2 組 。
1.1.2 病例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 臨床診斷為巴塞羅那分期（BCLC 分期）B 期或 C 期原發性肝癌患者即中晚期肝癌患者[11]；② 患者心、肺功能等一般情況較好，無肝臟以外其他轉移病灶；③ 病灶不可完全切除或完全切除后殘肝容積不夠，根據 CT 掃描后計算殘肝體積，按衛生部印發的《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1 年版）》[11]決定是否可手術切除；④ 無肝、腎功能嚴重障礙，無門靜脈主干完全阻塞，癌腫占全肝體積< 70%；⑤ 所有病灶術前評估有完全消融可能性；⑥ 有較好的醫從性。排除標準：① 肝功能嚴重障礙，大量腹水或重度肝硬變，肝功能屬 Child-Pugh C 級；② 凝血機能嚴重減退且無法糾正；③ 白細胞<3×109/L 者；④ 門靜脈高壓伴逆向血流以及門靜脈主干完全阻塞，側支血管形成少；⑤ 癌腫占全肝體積 70% 或以上；⑥ 感染，如肝膿腫；⑦ 全身已發生廣泛轉移，評估治療不能延長患者生存期；⑧ 全身情況衰竭；⑨ 既往 3 個月內參加過或正在參加其他臨床研究或無法進行隨訪者；⑩ 行靶向治療者。所有患者均簽署手術同意書及臨床試驗知情同意書，經柳州市工人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涉及手術操作均為同一組手術醫生操作。
1.2 治療方法
1.2.1 術前常規準備
TACE 治療 2 周后，復查肝功能達到 Child A 級時行射頻消融。術前禁食 8 h，詳細超聲檢查（或閱讀 CT 片），明確肝臟病灶情況，制定合理的進針路徑和布針方案。麻醉方案應根據具體情況選擇穿刺點進行局部麻醉、靜脈鎮痛、靜脈麻醉、硬膜外麻醉、氣管麻醉等鎮痛麻醉方式。
1.2.2 射頻消融方法
① 2 組的常規治療：盡量選擇肋間進針，在超聲引導下，盡量選擇先經過部分正常肝組織再進入腫瘤的路徑。穿刺應準確定位，避免反復多次穿刺導致腫瘤種植、損傷鄰近組織或腫瘤破裂出血等；如果進針過深，不應直接將電極針退回，而是應該在原位消融后，再退針重新定位，避免腫瘤種植；一般情況下，先消融較深部位腫瘤，再消融較淺部位腫瘤。為確保消融治療的效果，消融范圍應該力求達到 0.5 cm 的安全邊界，一針多點的重疊消融方式可以保證消融范圍和減少漏空的發生；消融完成后，爭取在拔針時進行針道消融，防止術后出血和腫瘤沿針道種植。治療結束前再次超聲全面掃描肝臟，確定消融范圍已經完全覆蓋腫瘤，力求有 0.5～1.0 cm 的安全消融邊界，排除腫瘤破裂、出血、（血）氣胸等并發癥可能。② 2 組的差別治療：對照組采用常規灰階超聲及彩色多普勒超聲觀察病灶，結合增強 CT 和增強 MRI 圖像，選取有彩色血流分布區域進行射頻消融治療。研究組采用超聲造影觀察病灶，檢查選取動脈相呈高增強和（或）延遲相呈低增強區域布針，在超聲下見到腫瘤完全變為強回聲后再行超聲造影，確認腫瘤內無血流、無未消融病灶后退針。典型患者的影像學資料見圖 1。
圖1
示典型患者的影像學資料
a：CT 平掃見肝臟病灶碘油沉積缺損（黑箭）；b：CT 動脈期見較多碘油沉積影（黑箭），增強后腫塊強化評估受限；c：CT 門靜脈期見門靜脈右支癌栓（黑箭），左半肝占標準肝體積 26.3%，無法耐受右半肝切除；d：常規超聲見門靜脈右支有等回聲團，考慮癌栓（黑箭），超聲造影見門靜脈期癌栓呈低增強（白箭）；e：射頻消融術前超聲造影見動脈期呈不均勻快速高增強（白箭），提示病灶有殘存血供；f：術后超聲造影評估見動脈期無增強（白箭），提示病灶內無血供
1.3 療效觀察
分別于射頻消融治療后 1、3、6、9、12、18、24 及 36 個月隨訪，行超聲造影或增強 CT 檢查評判腫瘤是否完全被消融，監測肝功能、血清 AFP 變化及 1、2、3 年生存率。每次隨訪根據病灶情況及患者一般情況決定是否再次行 TACE 或射頻消融治療。完全消融的評估：經動態增強 CT 或 MRI 掃描或者超聲造影隨訪，治療區域為低密度（超聲表現為高回聲）或動脈期未見強化被認為是完全消融，反之認為未完全消融[12]。
1.4 統計學方法
應用 SPSS 18.0 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采用 t 檢驗；計數數據采用 χ2 檢驗；生存期計算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采用 long-rank 檢驗對2 組患者的生存時間進行比較。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2 組患者射頻消融術前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收集到經 TACE 治療的肝癌患者 185 例，符合入組標準者 42 例，對照組及研究組各 21 例，2 組患者射頻消融術前各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對照組和研究組患者射頻消融術前的一般資料
2.2 治療后情況
入組患者均按計劃完成相應治療，未發生嚴重并發癥，無與治療相關死亡病例。射頻消融后 1 個月復查，研究組的完全消融率高于對照組（χ2=5.717，P=0.017)，AFP 顯著低于對照組（t=2.618，P=0.012），2 組間 Child 分級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對照組中 10 例未完全消融，其中 9 例為術中 B 超引導未發現明確活性病灶，1 例為病灶靠近膽囊，充分消融困難；研究組中 2 例未完全消融，均為病灶靠近膽囊，可能傷及膽囊，充分消融困難。
表2
對照組和研究組患者的早期療效
2.3 總體療效
患者均完成 3 年隨訪。對照組中 10 例未完全消融患者首次射頻消融后 1 個月再次行射頻消融，10 例（47.6%）因新發肝臟多發病灶再次行 TACE，中位生存時間 12 個月，平均生存時間 14.1 個月，1、2、3 年總生存率分別為 61.9%、14.3%、4.8%；研究組中 2 例未完全消融患者首次射頻消融后 1 個月再次行射頻消融，5 例（23.8%）因新發肝臟多發病灶再次行 TACE，中位生存時間 16 個月，平均生存時間 19.5 個月，1、2、3 年總生存率分別為 90.4%、28.5%、14.3%。研究組再次行射頻消融治療率明顯低于對照組（χ2=4.434，P=0.035），2 組再次行 TACE 治療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659，P=0.197）。2 組患者的生存曲線比較見圖 2，研究組的生存明顯優于照組（χ2=3.999，P=0.046)。
圖2
示對照組和研究組患者的生存曲線
3 討論
原發性肝癌是臨床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全球發病率逐年增長，已超過 62.6 萬/年，居于惡性腫瘤的第 5 位；死亡接近 60 萬/年，位居腫瘤相關死亡的第 3 位；原發性肝癌在我國高發，目前我國發病人數約占全球的 55%，在腫瘤相關死亡中僅次于肺癌，位居第 2 位[13]。在原發性肝癌的治療上首選手術治療，盡管手術治療（包括肝移植術和肝切除術）常可獲得較好的療效，但由于患者肝硬變程度重、腫瘤位置居中、伴隨病多等原因，加之手術治療并發癥多、費用高等因素，能夠并且愿意接受手術治療者僅占 20% 左右[14]。介入治療作為一種微創、有效的治療方式在臨床應用日益廣泛，尤其是射頻消融和 TACE 在介入治療中逐漸脫穎而出，相比其他介入治療方法臨床應用較多[15-18]。
由于射頻消融不易將腫瘤一次性完全消滅且術后復發率較高，因此早期診斷、準確術中引導介入治療、積極評價射頻消融治療的療效、盡早發現腫瘤殘存及復發十分重要[19-20]。既往的射頻消融一般是在常規 B 超引導下進行，但 TACE 治療后的肝癌結節，由于反復多次的治療，其內可能有液化壞死、纖維化、變形的癌細胞、殘存活性癌細胞等多種組織并存，而內部血流也多被破壞，常規 B 超無法準確顯示腫瘤內殘存癌組織的準確位置及邊界，不能對殘癌進行針對性的治療；由于碘油的存在增強 CT 亦無法準確識別活性病灶，從而使消融的進一步治療變得復雜，故肝癌的射頻消融中引導方式的選擇尤為重要，這也是進行本研究的目的。在本研究的對照組中由于無法準確識別活性病灶，導致完全消融率低于研究組。未完全消融的病例在本研究中會迅速增大，甚至發生肝內轉移，給后續治療進一步增加難度，降低存活時間。
超聲造影可以發現普通灰階超聲所不能顯示的病灶，并且能夠顯示彩色多普勒超聲所不能顯示的腫瘤微血管情況，能更好引導射頻消融[21]。有研究[22]表明，40%～60% 肝癌的超聲造影增強范圍大于常規超聲所測量的范圍，分析其原因是腫瘤大量微血管的生存使該處血流量明顯增加，致使動脈期增強區域超出二維圖像顯示的范圍，由于超聲造影增強區域建立在微血管密度與分布的基礎上[23]，能較準確反映腫瘤大小及周圍浸潤情況，從而能更好地界定腫瘤范圍。Andreana 等[24]采用常規超聲和超聲造影對常規超聲難以顯示的患者進行射頻消融，超聲造影引導的成功率達到 95.2%，而常規超聲只有 32%，在本研究中超聲造影引導的成功率為 90.5%，常規超聲為 52.3%，二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717，P=0.017)。
CT 和 MRI 也可以作為引導方式，但這不僅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且臨床操作不方便，同時也增加了患者放射性損傷的概率。超聲造影引導介入治療具有實時、準確、無放射性損傷、費用低等優勢，性價比明顯高于 CT 和 MRI。Taouli 等[25]研究表明，同 CT 或 MRI 相比較，超聲造影可以較準確地識別肝臟腫瘤和治療后殘存的病灶，準確引導射頻電極的插入。超聲造影對于微血管的識別具有較高的準確性，可以在治療過程中對患者進行檢查，立即對消融療效進行評估，若發現殘留腫瘤組織可以在同一時期進行補充消融。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的臨床研究證明了研究組近期療效及生存率均高于對照組，充分體現了中晚期原發性肝癌 TACE 術后超聲造影引導下射頻消融的治療效果優于常規超聲引導。但由于入組條件嚴格，致納入病例較少，無法進一步分層分析，導致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日后需行回顧性研究及擴大病例進一步明確何種病例行射頻消融用超聲造影引導獲益最大。
原發性肝癌由于受腫瘤大小、數量、部位等多種因素限制，適合手術治療的患者僅為 20%～30%，且術后仍有 30%～70% 的復發率[1]。近年來廣泛應用的局部消融治療具有創傷小、療效確切的特點，使一些不能耐受手術切除的原發性肝癌患者亦可獲得根治的機會[2-4]。對于直徑 3～7 cm 的單發或多發腫瘤不能手術切除者，可聯合肝動脈化療栓塞術（TACE）治療[5-6]。TACE 聯合射頻消融術對控制大肝癌和門靜脈癌栓及衛星灶有較好效果，可為肝癌二期切除或肝移植提供機會[5]；二者結合不僅可以取長補短，而且可增強各自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質量和長期生存率[7-9]。射頻消融治療效果的決定性因素在于定位活性病灶并充分消融，故影像學的引導甚為關鍵[10]。本研究前瞻性地對在柳州市工人醫院行 TACE 治療的中晚期原發性肝癌患者擬采用常規超聲引導及超聲造影引導下行射頻消融治療效果進行比較分析。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及納入標準
1.1.1 研究對象及分組
前瞻性收集 2014 年 1–12 月期間在柳州市工人醫院住院且首次治療方式采用 TACE 治療的原發性肝癌患者。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將研究對象隨機分為常規超聲引導下射頻消融組（對照組）和超聲造影引導下射頻消融組（研究組）2 組 。
1.1.2 病例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 臨床診斷為巴塞羅那分期（BCLC 分期）B 期或 C 期原發性肝癌患者即中晚期肝癌患者[11]；② 患者心、肺功能等一般情況較好，無肝臟以外其他轉移病灶；③ 病灶不可完全切除或完全切除后殘肝容積不夠，根據 CT 掃描后計算殘肝體積，按衛生部印發的《原發性肝癌診療規范（2011 年版）》[11]決定是否可手術切除；④ 無肝、腎功能嚴重障礙，無門靜脈主干完全阻塞，癌腫占全肝體積< 70%；⑤ 所有病灶術前評估有完全消融可能性；⑥ 有較好的醫從性。排除標準：① 肝功能嚴重障礙，大量腹水或重度肝硬變，肝功能屬 Child-Pugh C 級；② 凝血機能嚴重減退且無法糾正；③ 白細胞<3×109/L 者；④ 門靜脈高壓伴逆向血流以及門靜脈主干完全阻塞，側支血管形成少；⑤ 癌腫占全肝體積 70% 或以上；⑥ 感染，如肝膿腫；⑦ 全身已發生廣泛轉移，評估治療不能延長患者生存期；⑧ 全身情況衰竭；⑨ 既往 3 個月內參加過或正在參加其他臨床研究或無法進行隨訪者；⑩ 行靶向治療者。所有患者均簽署手術同意書及臨床試驗知情同意書，經柳州市工人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涉及手術操作均為同一組手術醫生操作。
1.2 治療方法
1.2.1 術前常規準備
TACE 治療 2 周后，復查肝功能達到 Child A 級時行射頻消融。術前禁食 8 h，詳細超聲檢查（或閱讀 CT 片），明確肝臟病灶情況，制定合理的進針路徑和布針方案。麻醉方案應根據具體情況選擇穿刺點進行局部麻醉、靜脈鎮痛、靜脈麻醉、硬膜外麻醉、氣管麻醉等鎮痛麻醉方式。
1.2.2 射頻消融方法
① 2 組的常規治療：盡量選擇肋間進針，在超聲引導下，盡量選擇先經過部分正常肝組織再進入腫瘤的路徑。穿刺應準確定位，避免反復多次穿刺導致腫瘤種植、損傷鄰近組織或腫瘤破裂出血等；如果進針過深，不應直接將電極針退回，而是應該在原位消融后，再退針重新定位，避免腫瘤種植；一般情況下，先消融較深部位腫瘤，再消融較淺部位腫瘤。為確保消融治療的效果，消融范圍應該力求達到 0.5 cm 的安全邊界，一針多點的重疊消融方式可以保證消融范圍和減少漏空的發生；消融完成后，爭取在拔針時進行針道消融，防止術后出血和腫瘤沿針道種植。治療結束前再次超聲全面掃描肝臟，確定消融范圍已經完全覆蓋腫瘤，力求有 0.5～1.0 cm 的安全消融邊界，排除腫瘤破裂、出血、（血）氣胸等并發癥可能。② 2 組的差別治療：對照組采用常規灰階超聲及彩色多普勒超聲觀察病灶，結合增強 CT 和增強 MRI 圖像，選取有彩色血流分布區域進行射頻消融治療。研究組采用超聲造影觀察病灶，檢查選取動脈相呈高增強和（或）延遲相呈低增強區域布針，在超聲下見到腫瘤完全變為強回聲后再行超聲造影，確認腫瘤內無血流、無未消融病灶后退針。典型患者的影像學資料見圖 1。
圖1
示典型患者的影像學資料
a：CT 平掃見肝臟病灶碘油沉積缺損（黑箭）；b：CT 動脈期見較多碘油沉積影（黑箭），增強后腫塊強化評估受限；c：CT 門靜脈期見門靜脈右支癌栓（黑箭），左半肝占標準肝體積 26.3%，無法耐受右半肝切除；d：常規超聲見門靜脈右支有等回聲團，考慮癌栓（黑箭），超聲造影見門靜脈期癌栓呈低增強（白箭）；e：射頻消融術前超聲造影見動脈期呈不均勻快速高增強（白箭），提示病灶有殘存血供；f：術后超聲造影評估見動脈期無增強（白箭），提示病灶內無血供
1.3 療效觀察
分別于射頻消融治療后 1、3、6、9、12、18、24 及 36 個月隨訪，行超聲造影或增強 CT 檢查評判腫瘤是否完全被消融，監測肝功能、血清 AFP 變化及 1、2、3 年生存率。每次隨訪根據病灶情況及患者一般情況決定是否再次行 TACE 或射頻消融治療。完全消融的評估：經動態增強 CT 或 MRI 掃描或者超聲造影隨訪，治療區域為低密度（超聲表現為高回聲）或動脈期未見強化被認為是完全消融，反之認為未完全消融[12]。
1.4 統計學方法
應用 SPSS 18.0 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采用 t 檢驗；計數數據采用 χ2 檢驗；生存期計算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采用 long-rank 檢驗對2 組患者的生存時間進行比較。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2 組患者射頻消融術前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收集到經 TACE 治療的肝癌患者 185 例，符合入組標準者 42 例，對照組及研究組各 21 例，2 組患者射頻消融術前各指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表1
對照組和研究組患者射頻消融術前的一般資料
2.2 治療后情況
入組患者均按計劃完成相應治療，未發生嚴重并發癥，無與治療相關死亡病例。射頻消融后 1 個月復查，研究組的完全消融率高于對照組（χ2=5.717，P=0.017)，AFP 顯著低于對照組（t=2.618，P=0.012），2 組間 Child 分級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對照組中 10 例未完全消融，其中 9 例為術中 B 超引導未發現明確活性病灶，1 例為病灶靠近膽囊，充分消融困難；研究組中 2 例未完全消融，均為病灶靠近膽囊，可能傷及膽囊，充分消融困難。
表2
對照組和研究組患者的早期療效
2.3 總體療效
患者均完成 3 年隨訪。對照組中 10 例未完全消融患者首次射頻消融后 1 個月再次行射頻消融，10 例（47.6%）因新發肝臟多發病灶再次行 TACE，中位生存時間 12 個月，平均生存時間 14.1 個月，1、2、3 年總生存率分別為 61.9%、14.3%、4.8%；研究組中 2 例未完全消融患者首次射頻消融后 1 個月再次行射頻消融，5 例（23.8%）因新發肝臟多發病灶再次行 TACE，中位生存時間 16 個月，平均生存時間 19.5 個月，1、2、3 年總生存率分別為 90.4%、28.5%、14.3%。研究組再次行射頻消融治療率明顯低于對照組（χ2=4.434，P=0.035），2 組再次行 TACE 治療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659，P=0.197）。2 組患者的生存曲線比較見圖 2，研究組的生存明顯優于照組（χ2=3.999，P=0.046)。
圖2
示對照組和研究組患者的生存曲線
3 討論
原發性肝癌是臨床上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全球發病率逐年增長，已超過 62.6 萬/年，居于惡性腫瘤的第 5 位；死亡接近 60 萬/年，位居腫瘤相關死亡的第 3 位；原發性肝癌在我國高發，目前我國發病人數約占全球的 55%，在腫瘤相關死亡中僅次于肺癌，位居第 2 位[13]。在原發性肝癌的治療上首選手術治療，盡管手術治療（包括肝移植術和肝切除術）常可獲得較好的療效，但由于患者肝硬變程度重、腫瘤位置居中、伴隨病多等原因，加之手術治療并發癥多、費用高等因素，能夠并且愿意接受手術治療者僅占 20% 左右[14]。介入治療作為一種微創、有效的治療方式在臨床應用日益廣泛，尤其是射頻消融和 TACE 在介入治療中逐漸脫穎而出，相比其他介入治療方法臨床應用較多[15-18]。
由于射頻消融不易將腫瘤一次性完全消滅且術后復發率較高，因此早期診斷、準確術中引導介入治療、積極評價射頻消融治療的療效、盡早發現腫瘤殘存及復發十分重要[19-20]。既往的射頻消融一般是在常規 B 超引導下進行，但 TACE 治療后的肝癌結節，由于反復多次的治療，其內可能有液化壞死、纖維化、變形的癌細胞、殘存活性癌細胞等多種組織并存，而內部血流也多被破壞，常規 B 超無法準確顯示腫瘤內殘存癌組織的準確位置及邊界，不能對殘癌進行針對性的治療；由于碘油的存在增強 CT 亦無法準確識別活性病灶，從而使消融的進一步治療變得復雜，故肝癌的射頻消融中引導方式的選擇尤為重要，這也是進行本研究的目的。在本研究的對照組中由于無法準確識別活性病灶，導致完全消融率低于研究組。未完全消融的病例在本研究中會迅速增大，甚至發生肝內轉移，給后續治療進一步增加難度，降低存活時間。
超聲造影可以發現普通灰階超聲所不能顯示的病灶，并且能夠顯示彩色多普勒超聲所不能顯示的腫瘤微血管情況，能更好引導射頻消融[21]。有研究[22]表明，40%～60% 肝癌的超聲造影增強范圍大于常規超聲所測量的范圍，分析其原因是腫瘤大量微血管的生存使該處血流量明顯增加，致使動脈期增強區域超出二維圖像顯示的范圍，由于超聲造影增強區域建立在微血管密度與分布的基礎上[23]，能較準確反映腫瘤大小及周圍浸潤情況，從而能更好地界定腫瘤范圍。Andreana 等[24]采用常規超聲和超聲造影對常規超聲難以顯示的患者進行射頻消融，超聲造影引導的成功率達到 95.2%，而常規超聲只有 32%，在本研究中超聲造影引導的成功率為 90.5%，常規超聲為 52.3%，二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717，P=0.017)。
CT 和 MRI 也可以作為引導方式，但這不僅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且臨床操作不方便，同時也增加了患者放射性損傷的概率。超聲造影引導介入治療具有實時、準確、無放射性損傷、費用低等優勢，性價比明顯高于 CT 和 MRI。Taouli 等[25]研究表明，同 CT 或 MRI 相比較，超聲造影可以較準確地識別肝臟腫瘤和治療后殘存的病灶，準確引導射頻電極的插入。超聲造影對于微血管的識別具有較高的準確性，可以在治療過程中對患者進行檢查，立即對消融療效進行評估，若發現殘留腫瘤組織可以在同一時期進行補充消融。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的臨床研究證明了研究組近期療效及生存率均高于對照組，充分體現了中晚期原發性肝癌 TACE 術后超聲造影引導下射頻消融的治療效果優于常規超聲引導。但由于入組條件嚴格，致納入病例較少，無法進一步分層分析，導致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日后需行回顧性研究及擴大病例進一步明確何種病例行射頻消融用超聲造影引導獲益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