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敬源, 付玉廣. 快速康復流程對老年直腸癌患者免疫功能的影響.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7, 24(9): 1134-1138. doi: 10.7507/1007-9424.201612056 復制
直腸癌是一種常見的惡性腫瘤,手術是主要的治療方法,由于國內大多數患者的腫瘤位置較低,經腹會陰聯合切除術(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APR)仍然是常用的術式。然而由于 APR 術式的創傷巨大,加之老年患者的機體功能退化,老年患者 APR 術后營養不良的發生率很高。如何改善機體營養狀態、降低切口感染的發生率以及縮短恢復時間已成為目前研究的熱點問題[1]。快速康復流程(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系指在圍手術期應用各種已證實有效的方法,以減輕手術應激及炎癥反應,加速患者術后康復的外科流程[2]。新近研究[3]已證實了 ERAS 對于結直腸手術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既往有關 ERAS 對結直腸手術免疫功能影響的研究并未具體到某種特定術式,為排除不同手術方式對機體免疫功能的影響,筆者開展了前瞻性研究,探討 ERAS 對直腸癌 APR 后免疫功能、炎性反應、手術效果及并發癥發生情況的影響。
1 臨床資料
1.1 病例納入和排除標準
病例納入標準:① 年齡為 60~75 歲的老年人[4];② 術前病理學檢查證實為直腸癌,擬于全身麻醉下行開腹直腸癌手術者;③ 美國麻醉協會(ASA)Ⅰ~Ⅱ 級、心功能 Ⅰ~Ⅱ 級;④ 術前體質量指數為 17.5~27.5 kg/m2,血清白蛋白水平≥30 g/L。病例排除標準:① 合并免疫系統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代謝性疾病及嚴重肝腎功能損害者;② 術前曾行放療或化療者;③ 合并心肺功能障礙及新近腦血管疾病者。病例中止標準:① 手術時間超過 6 h 者;② 失血過多需輸血者;③ 術后生命體征不穩需入住重癥監護室(ICU)者;④ 腫瘤不能根治者或改行 Dixon 手術者。
1.2 一般資料
前瞻性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間山東省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肛腸外科收治的 116 例直腸癌病例,所有患者均未發現淋巴結轉移或遠處轉移,術前均未接受放化療。116 患者中,男 64 例,女 52 例;年齡 60~75 歲、(67.8±7.5)歲;TNM 分期為 Ⅱ 期 46 例,Ⅲ 期 70 例。按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隨機分為 ERAS 組與傳統治療組,每組 58 例。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完善術前檢查及術前準備,行 APR。手術參照直腸全系膜切除手術規范[5],均由同一組術者完成。本研究獲得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家屬均知曉研究目的和方案,自愿參與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圍手術期處理
傳統治療組患者采用常規處理方法,ERAS 組患者加強術前教育、術中保溫和術后康復指導。2 組患者的具體處理措施見表 1。

1.4 臨床觀察指標
觀察患者術后開始進食時間,首次排氣、排便時間,術后住院時間,術后住院費用,圍手術期惡心嘔吐情況以及切口感染情況。切口愈合良好、完全恢復正常飲食、各臟器功能指標檢驗結果正常、不需要靜脈輸液治療及日常活動自如者方可出院。
1.5 檢測指標
① 炎癥反應因子: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ELISA)分別檢測術前 1 d 和術后 1、3 及 6 d 外周靜脈血 C 反應蛋白(CRP)、血清淀粉樣蛋白 A(serum amyloid A protein,SAA)及白細胞介素-6(IL-6)水平。② T 細胞亞群:采用流式細胞儀分別檢測術前 1 d 和術后 1、3 及 6 d 外周靜脈血 CD3+、CD4+及 CD8+ 細胞比例,并計算 CD4+ 細胞/CD8+ 細胞比值。③ 體液免疫因子:采用 ELISA 分別檢測術前 1 d 和術后 1、3 及 6 d 外周靜脈血免疫球蛋白和補體水平,包括 IgA、 IgG、 IgM 和 C3。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3.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統計方法采用成組 Z 檢驗、成組設計兩樣本比較的 Wilcoxon 秩和檢驗或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計數資料用例數及百分比(%)表示,統計方法采用成組 χ2 檢驗或 Fisher 精確概率法。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2 組患者的可比性分析結果
2 組患者的年齡、性別、血紅蛋白水平、白蛋白水平、體質量指數、TNM 分期、手術時間及術中失血量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 ERAS 組患者的術中補液量少于傳統治療組(P<0.05),見表 2。術中限制補液量是 ERAS 的重要措施,因此不影響 2 組患者臨床資料的可比性。

2.2 2 組患者的臨床效果比較
與傳統治療組比較,ERAS 組患者的術后開始進食時間、首次排氣時間、首次排便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短,術后住院費用少,圍手術期惡心嘔吐發生率和切口感染率均較低(P<0.05),見表 3。2 組均無再入院病例。

2.3 2 組患者手術前后的炎性反應指標變化情況
2.3.1 CRP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2 組患者的 CRP 水平不同(P=0.015),不同時點的 CPR 水平不同(P=0.027)。術前 1 d 和術后 1 d 時,同時點 2 組的 CRP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3 d 和術后 6 d 時,同時點 ERAS 組患者的 CRP 水平均較傳統治療組低(P<0.001)。同組內與術前 1 d 比較,2 組術后各時點的 CRP 水平均升高(P<0.05)。見表 4。


2.3.2 SAA 和 IL-6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的 SAA 和 IL-6 水平均不同(P=0.008,P=0.026),不同時點的 SAA 和 IL-6 水平也不同(P=0.016,P=0.033)。術前 1 d 時,2 組患者的 SAA 和 IL-6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281,P=0.327);術后 1、3 及 6 d 時,同時點 ERAS 組患者的 SAA 和 IL-6 水平均較傳統治療組低(P<0.001)。同組內與術前 1 d 比較,除 ERAS 組術后6 d的 IL-6 水平和術前 1 d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外,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術后各時點的 SAA 和 IL-6 水平均較術前 1 d 升高(P<0.05)。見表 4。
2.4 2 組患者手術前后的細胞免疫功能指標變化情況
2.4.1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 細胞/CD8+ 細胞比值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2 組患者的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均不同(P=0.021,P=0.037,P=0.015),不同時點的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也不同(P=0.014,P=0.028,P=0.009)。術前 1 d 時,2 組患者的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192,P=0.413,P=0.168);術后 1、3 和 6 d 時,同時點 ERAS 組患者的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均較傳統治療組高(P<0.001)。同組內與術前比較,除 ERAS 組術后 6 d 的 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與術前1 d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外,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術后各時點的 CD3+ 細胞、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均較術前 1 d 降低(P<0.05)。見表 5。


2.4.2 CD8+ 細胞比例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的 CD8+ 細胞比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64),不同各時點的 CD8+ 細胞比例比較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P=0.217)。見表 5。
2.5 2 組患者手術前后的體液免疫功能指標變化情況
2.5.1 IgA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2 組患者的 IgA 水平不同(P=0.012),不同時點的 IgA 水平也不同(P=0.028)。術前 1 d、術后 1 d 和術后 6 d 時,同時點 2 組患者的 IgA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931,P=0.326,P=0.898);術后 3 d 時,ERAS 組患者的 IgA 水平較傳統治療組高(P=0.017)。同組內與術前比較,術后 1 d 和 3 d 時 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的 IgA 水平均較術前 1 d 降低(P<0.05);但術后 6 d 時 2 組的 IgA 水平均較術前 1 d 升高(P<0.05)。見表 6。


2.5.2 IgG 和 C3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2 組患者的 IgG 和 C3 水平均不同(P=0.025,P=0.019),不同時點的 IgG 水平和 C3 水平也不同(P=0.013,P=0.036)。術前 1 d 時,2 組患者的 IgG 和 C3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156,P=0.825);術后 1、3 及 6 d 時,ERAS 組患者的 IgG 和 C3 水平均較傳統治療組高(P<0.05)。同組內與術前 1 d 比較,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術后各時點的 IgG 和 C3 水平均降低(P<0.05)。見表 6。
2.5.3 IgM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2 組的 IgM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81),不同時點的 IgM 水平不同(P=0.038)。同組內與術前比較,術后 1 d 和 3 d 時 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的 IgM 水平較低(P<0.05),但 2 組術后 6 d 時的 IgM 水平均較術前 1 d 高(P<0.05)。見表 6。
3 討論
近年來,結直腸癌的發病率有逐漸增高的趨勢,并已成為老年人群中常見的惡性腫瘤,目前多通過外科手術進行治療。手術可引起機體的應激反應,過度的應激反應則會對機體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6]。應激反應的程度不但反映手術對機體的損傷程度,而且影響術后機體恢復的速度及程度。
周細秋[7]研究發現,術前機械性腸道準備對結直腸手術無明顯益處,并容易導致患者圍手術期循環血量減少,術后腹腔感染的發生概率增加。Feng 等[8]的研究結果顯示,ERAS 能夠縮短胃切除手術的術后恢復時間。本研究結果顯示,與傳統治療組比較,ERAS 組患者的術后開始進食時間、首次排氣時間、首次排便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短,術后住院費用少,圍手術期惡心嘔吐發生率和切口感染率均較低,這與相關研究[9-10]的結論一致,提示 ERAS 能減輕老年結直腸癌 APR 后圍手術期的臟器功能損傷,減輕手術應激反應,降低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并能節省醫療費用,符合“安全、快捷、經濟”的外科理念。
炎性反應是機體免疫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過度炎性反應與免疫抑制息息相關[11]。CRP 是炎癥急性反應期的重要標志物,可早期敏感地反映機體損傷程度。SAA 是一類較 CRP 更為敏感的炎性標志物,通過測量其血清含量能反映組織損傷水平[12]。IL-6 是機體應激狀態時介導炎癥損傷和免疫調節的重要細胞因子,是反映機體損傷程度的早期敏感指標[13]。本研究結果顯示,2 組患者術前的 CRP、SAA 和 IL-6 水平比較差異不大;2 組患者術后 1、3 及 6 d 的 CRP、SAA 及 IL-6 水平(除外術后 6 d)均較術前升高,而且術后各時點 ERAS 組的 CRP(除外術后1 d)、SAA 和 IL-6 水平均低于傳統治療組同期水平,說明 ERAS 對老年患者 APR 后應激反應的影響較小。
細胞免疫是機體術后抗腫瘤的重要環節,而T 淋巴細胞是反映免疫調節能力的主要指標[14]。外周血中 CD3+ 細胞的數量代表了機體總體的免疫狀態,CD4+ 細胞輔助機體完成抗腫瘤免疫,CD8+ 細胞抑制機體的免疫應答,CD4+/CD8+ 細胞比值主要反映機體細胞免疫的平衡,其顯著降低常常被認為是疾病嚴重或預后不良的標志[15-16]。直腸癌 APR 手術的創傷較大,手術的巨大創傷可促進應激反應的發生,應激反應在保護機體的同時也導致免疫抑制的發生。術后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的降低與手術創傷導致的機體免疫功能抑制有關。本研究結果表明,各時點 ERAS 組患者的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均較傳統治療組高,提示 ERAS 對直腸癌 APR 后機體的免疫抑制程度較輕,有利于術后免疫功能的盡早恢復。
免疫球蛋白 lgG、lgA、IgM 及補體 C3 是評價體液免疫功能的主要指標。本研究結果表明:老年結直腸癌患者 APR 后的體液免疫功能下降,而 ERAS 組患者術后整體體液免疫功能恢復較傳統治療組佳,提示 ERAS 能夠有效地保護機體的體液免疫功能。其原因可能與以下幾方面有關:① 術前短時間禁食、口服糖類、不進行機械性腸道準備等都有效地保護了機體的內穩態,減少了對機體生理的影響,減輕手術應激[17];② 術后早期進食和下床活動,可促進腸功能的早期恢復,維護腸黏膜功能,防止菌群失調和易位[18],這也是快速康復理念加速患者康復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ERAS 對老年直腸癌 APR 后免疫功能的影響較小,能促進術后細胞免疫功能和體液免疫功能的快速恢復,能夠減輕手術的應激反應,降低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并且有利于患者術后早期進行化療等綜合治療,從而利于延長患者的生存期,值得臨床推廣應用。
直腸癌是一種常見的惡性腫瘤,手術是主要的治療方法,由于國內大多數患者的腫瘤位置較低,經腹會陰聯合切除術(abdominoperineal resection,APR)仍然是常用的術式。然而由于 APR 術式的創傷巨大,加之老年患者的機體功能退化,老年患者 APR 術后營養不良的發生率很高。如何改善機體營養狀態、降低切口感染的發生率以及縮短恢復時間已成為目前研究的熱點問題[1]。快速康復流程(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系指在圍手術期應用各種已證實有效的方法,以減輕手術應激及炎癥反應,加速患者術后康復的外科流程[2]。新近研究[3]已證實了 ERAS 對于結直腸手術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既往有關 ERAS 對結直腸手術免疫功能影響的研究并未具體到某種特定術式,為排除不同手術方式對機體免疫功能的影響,筆者開展了前瞻性研究,探討 ERAS 對直腸癌 APR 后免疫功能、炎性反應、手術效果及并發癥發生情況的影響。
1 臨床資料
1.1 病例納入和排除標準
病例納入標準:① 年齡為 60~75 歲的老年人[4];② 術前病理學檢查證實為直腸癌,擬于全身麻醉下行開腹直腸癌手術者;③ 美國麻醉協會(ASA)Ⅰ~Ⅱ 級、心功能 Ⅰ~Ⅱ 級;④ 術前體質量指數為 17.5~27.5 kg/m2,血清白蛋白水平≥30 g/L。病例排除標準:① 合并免疫系統疾病、內分泌系統疾病、代謝性疾病及嚴重肝腎功能損害者;② 術前曾行放療或化療者;③ 合并心肺功能障礙及新近腦血管疾病者。病例中止標準:① 手術時間超過 6 h 者;② 失血過多需輸血者;③ 術后生命體征不穩需入住重癥監護室(ICU)者;④ 腫瘤不能根治者或改行 Dixon 手術者。
1.2 一般資料
前瞻性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間山東省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肛腸外科收治的 116 例直腸癌病例,所有患者均未發現淋巴結轉移或遠處轉移,術前均未接受放化療。116 患者中,男 64 例,女 52 例;年齡 60~75 歲、(67.8±7.5)歲;TNM 分期為 Ⅱ 期 46 例,Ⅲ 期 70 例。按隨機數字表法將患者隨機分為 ERAS 組與傳統治療組,每組 58 例。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完善術前檢查及術前準備,行 APR。手術參照直腸全系膜切除手術規范[5],均由同一組術者完成。本研究獲得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家屬均知曉研究目的和方案,自愿參與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3 圍手術期處理
傳統治療組患者采用常規處理方法,ERAS 組患者加強術前教育、術中保溫和術后康復指導。2 組患者的具體處理措施見表 1。

1.4 臨床觀察指標
觀察患者術后開始進食時間,首次排氣、排便時間,術后住院時間,術后住院費用,圍手術期惡心嘔吐情況以及切口感染情況。切口愈合良好、完全恢復正常飲食、各臟器功能指標檢驗結果正常、不需要靜脈輸液治療及日常活動自如者方可出院。
1.5 檢測指標
① 炎癥反應因子: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ELISA)分別檢測術前 1 d 和術后 1、3 及 6 d 外周靜脈血 C 反應蛋白(CRP)、血清淀粉樣蛋白 A(serum amyloid A protein,SAA)及白細胞介素-6(IL-6)水平。② T 細胞亞群:采用流式細胞儀分別檢測術前 1 d 和術后 1、3 及 6 d 外周靜脈血 CD3+、CD4+及 CD8+ 細胞比例,并計算 CD4+ 細胞/CD8+ 細胞比值。③ 體液免疫因子:采用 ELISA 分別檢測術前 1 d 和術后 1、3 及 6 d 外周靜脈血免疫球蛋白和補體水平,包括 IgA、 IgG、 IgM 和 C3。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13.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統計方法采用成組 Z 檢驗、成組設計兩樣本比較的 Wilcoxon 秩和檢驗或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計數資料用例數及百分比(%)表示,統計方法采用成組 χ2 檢驗或 Fisher 精確概率法。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2 組患者的可比性分析結果
2 組患者的年齡、性別、血紅蛋白水平、白蛋白水平、體質量指數、TNM 分期、手術時間及術中失血量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但 ERAS 組患者的術中補液量少于傳統治療組(P<0.05),見表 2。術中限制補液量是 ERAS 的重要措施,因此不影響 2 組患者臨床資料的可比性。

2.2 2 組患者的臨床效果比較
與傳統治療組比較,ERAS 組患者的術后開始進食時間、首次排氣時間、首次排便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短,術后住院費用少,圍手術期惡心嘔吐發生率和切口感染率均較低(P<0.05),見表 3。2 組均無再入院病例。

2.3 2 組患者手術前后的炎性反應指標變化情況
2.3.1 CRP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2 組患者的 CRP 水平不同(P=0.015),不同時點的 CPR 水平不同(P=0.027)。術前 1 d 和術后 1 d 時,同時點 2 組的 CRP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3 d 和術后 6 d 時,同時點 ERAS 組患者的 CRP 水平均較傳統治療組低(P<0.001)。同組內與術前 1 d 比較,2 組術后各時點的 CRP 水平均升高(P<0.05)。見表 4。


2.3.2 SAA 和 IL-6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的 SAA 和 IL-6 水平均不同(P=0.008,P=0.026),不同時點的 SAA 和 IL-6 水平也不同(P=0.016,P=0.033)。術前 1 d 時,2 組患者的 SAA 和 IL-6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281,P=0.327);術后 1、3 及 6 d 時,同時點 ERAS 組患者的 SAA 和 IL-6 水平均較傳統治療組低(P<0.001)。同組內與術前 1 d 比較,除 ERAS 組術后6 d的 IL-6 水平和術前 1 d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外,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術后各時點的 SAA 和 IL-6 水平均較術前 1 d 升高(P<0.05)。見表 4。
2.4 2 組患者手術前后的細胞免疫功能指標變化情況
2.4.1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 細胞/CD8+ 細胞比值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2 組患者的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均不同(P=0.021,P=0.037,P=0.015),不同時點的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也不同(P=0.014,P=0.028,P=0.009)。術前 1 d 時,2 組患者的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192,P=0.413,P=0.168);術后 1、3 和 6 d 時,同時點 ERAS 組患者的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均較傳統治療組高(P<0.001)。同組內與術前比較,除 ERAS 組術后 6 d 的 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與術前1 d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外,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術后各時點的 CD3+ 細胞、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均較術前 1 d 降低(P<0.05)。見表 5。


2.4.2 CD8+ 細胞比例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的 CD8+ 細胞比例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64),不同各時點的 CD8+ 細胞比例比較差異也無統計學意義(P=0.217)。見表 5。
2.5 2 組患者手術前后的體液免疫功能指標變化情況
2.5.1 IgA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2 組患者的 IgA 水平不同(P=0.012),不同時點的 IgA 水平也不同(P=0.028)。術前 1 d、術后 1 d 和術后 6 d 時,同時點 2 組患者的 IgA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931,P=0.326,P=0.898);術后 3 d 時,ERAS 組患者的 IgA 水平較傳統治療組高(P=0.017)。同組內與術前比較,術后 1 d 和 3 d 時 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的 IgA 水平均較術前 1 d 降低(P<0.05);但術后 6 d 時 2 組的 IgA 水平均較術前 1 d 升高(P<0.05)。見表 6。


2.5.2 IgG 和 C3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2 組患者的 IgG 和 C3 水平均不同(P=0.025,P=0.019),不同時點的 IgG 水平和 C3 水平也不同(P=0.013,P=0.036)。術前 1 d 時,2 組患者的 IgG 和 C3 水平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156,P=0.825);術后 1、3 及 6 d 時,ERAS 組患者的 IgG 和 C3 水平均較傳統治療組高(P<0.05)。同組內與術前 1 d 比較,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術后各時點的 IgG 和 C3 水平均降低(P<0.05)。見表 6。
2.5.3 IgM 重復測量資料的方差分析結果表明,2 組的 IgM 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81),不同時點的 IgM 水平不同(P=0.038)。同組內與術前比較,術后 1 d 和 3 d 時 ERAS 組和傳統治療組的 IgM 水平較低(P<0.05),但 2 組術后 6 d 時的 IgM 水平均較術前 1 d 高(P<0.05)。見表 6。
3 討論
近年來,結直腸癌的發病率有逐漸增高的趨勢,并已成為老年人群中常見的惡性腫瘤,目前多通過外科手術進行治療。手術可引起機體的應激反應,過度的應激反應則會對機體造成一定程度的損害[6]。應激反應的程度不但反映手術對機體的損傷程度,而且影響術后機體恢復的速度及程度。
周細秋[7]研究發現,術前機械性腸道準備對結直腸手術無明顯益處,并容易導致患者圍手術期循環血量減少,術后腹腔感染的發生概率增加。Feng 等[8]的研究結果顯示,ERAS 能夠縮短胃切除手術的術后恢復時間。本研究結果顯示,與傳統治療組比較,ERAS 組患者的術后開始進食時間、首次排氣時間、首次排便時間及術后住院時間短,術后住院費用少,圍手術期惡心嘔吐發生率和切口感染率均較低,這與相關研究[9-10]的結論一致,提示 ERAS 能減輕老年結直腸癌 APR 后圍手術期的臟器功能損傷,減輕手術應激反應,降低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并能節省醫療費用,符合“安全、快捷、經濟”的外科理念。
炎性反應是機體免疫功能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過度炎性反應與免疫抑制息息相關[11]。CRP 是炎癥急性反應期的重要標志物,可早期敏感地反映機體損傷程度。SAA 是一類較 CRP 更為敏感的炎性標志物,通過測量其血清含量能反映組織損傷水平[12]。IL-6 是機體應激狀態時介導炎癥損傷和免疫調節的重要細胞因子,是反映機體損傷程度的早期敏感指標[13]。本研究結果顯示,2 組患者術前的 CRP、SAA 和 IL-6 水平比較差異不大;2 組患者術后 1、3 及 6 d 的 CRP、SAA 及 IL-6 水平(除外術后 6 d)均較術前升高,而且術后各時點 ERAS 組的 CRP(除外術后1 d)、SAA 和 IL-6 水平均低于傳統治療組同期水平,說明 ERAS 對老年患者 APR 后應激反應的影響較小。
細胞免疫是機體術后抗腫瘤的重要環節,而T 淋巴細胞是反映免疫調節能力的主要指標[14]。外周血中 CD3+ 細胞的數量代表了機體總體的免疫狀態,CD4+ 細胞輔助機體完成抗腫瘤免疫,CD8+ 細胞抑制機體的免疫應答,CD4+/CD8+ 細胞比值主要反映機體細胞免疫的平衡,其顯著降低常常被認為是疾病嚴重或預后不良的標志[15-16]。直腸癌 APR 手術的創傷較大,手術的巨大創傷可促進應激反應的發生,應激反應在保護機體的同時也導致免疫抑制的發生。術后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的降低與手術創傷導致的機體免疫功能抑制有關。本研究結果表明,各時點 ERAS 組患者的 CD3+ 細胞比例、CD4+ 細胞比例及 CD4+/CD8+ 細胞比值均較傳統治療組高,提示 ERAS 對直腸癌 APR 后機體的免疫抑制程度較輕,有利于術后免疫功能的盡早恢復。
免疫球蛋白 lgG、lgA、IgM 及補體 C3 是評價體液免疫功能的主要指標。本研究結果表明:老年結直腸癌患者 APR 后的體液免疫功能下降,而 ERAS 組患者術后整體體液免疫功能恢復較傳統治療組佳,提示 ERAS 能夠有效地保護機體的體液免疫功能。其原因可能與以下幾方面有關:① 術前短時間禁食、口服糖類、不進行機械性腸道準備等都有效地保護了機體的內穩態,減少了對機體生理的影響,減輕手術應激[17];② 術后早期進食和下床活動,可促進腸功能的早期恢復,維護腸黏膜功能,防止菌群失調和易位[18],這也是快速康復理念加速患者康復的重要原因。
綜上所述,ERAS 對老年直腸癌 APR 后免疫功能的影響較小,能促進術后細胞免疫功能和體液免疫功能的快速恢復,能夠減輕手術的應激反應,降低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并且有利于患者術后早期進行化療等綜合治療,從而利于延長患者的生存期,值得臨床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