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曉松, 鄭軍, 姚汝鋮. 肝內膽管細胞癌預后因子的研究進展.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6, 23(1): 114-118. doi: 10.7507/1007-9424.20160032 復制
肝內膽管細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僅次于肝細胞肝癌的第二大肝臟常見惡性腫瘤，發病率最高的紀錄是在泰國（> 80/100 000人），而在西方國家其發生率較低，美國為1.67/100 000，加拿大為0.35/100 000 [1]。我國是ICC的高發地區，據統計[2]其發生率占原發性肝癌的5.5%。據一份1979至1997年近20年間的ICC死亡率的統計報告[3]顯示，全球ICC的發生率和死亡率在這20年間都有顯著增加。ICC病因未明，但常與肝內膽汁淤積、膽管異常或肝內膽管結石相伴隨，ICC惡性程度高，預后差，在世界范圍內平均確診年齡都在50歲以上，很少在40歲以前確診[4]。ICC相對于普通肝腫瘤和肝細胞癌更具侵襲性[5]，既可以出現在以往肝臟正常的患者，也可以出現在有潛在慢性肝臟疾病的患者[6]，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別是30%和18%[7]。因此，判斷ICC預后對于評估患者病情以及選擇最佳治療方案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而隨著實驗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已經發現了多種能夠評價ICC患者預后并指導臨床治療的生物學指標，這為臨床醫師給患者制訂更為有效的治療方案提供了便利，更有可能從中發掘出具有早期診斷價值的腫瘤標志物。因而目前能夠影響ICC患者預后的基因、血清學指標及其他各種生物指標已經成為研究的熱點，現就目前能夠判斷ICC預后的主要分子生物學指標綜述如下。
1 Homer1
根據較早的研究[8]結果，通過PCR檢測方法在正常組織中能檢測到Homer1 mRNA表達的量非常小（除腦組織和心臟組織以外）。但是在不同的腫瘤細胞中，如起源于子宮頸、結腸、腎臟和肺組織的腫瘤細胞中卻有相當量的Homer1蛋白表達，提示Homer1在這些腫瘤細胞中可能起著重要的作用。Wu等[9]分別應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和蛋白印跡法檢測了ICC組織中的Homer1蛋白表達情況，并通過Kaplan-Meier生存曲線分析以了解其判別ICC預后的意義，結果顯示：Homer1蛋白在ICC組織中呈高表達，其表達陽性率為67.4%（58/86），明顯高于其在ICC癌旁組織中的表達陽性率（P < 0.01），且其高表達伴隨著ICC的低分化；Homer1蛋白的表達水平與ICC的臨床病理特征關系的分析結果表明，Homer1蛋白的表達水平與ICC的分化程度、TNM分期以及淋巴結轉移有關（P=0.019、P=0.014、P=0.040）；Kaplan-Meier生存曲線顯示，Homer1蛋白的高表達與ICC的不良預后有關，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P=0.01，無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P=0.06；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Homer1是ICC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子（OS，P=0.000 2；DFS，P < 0.001），其風險比（HR）為7.52，95%置信區間為2.63～21.47，P=0.002。因此，Homer1蛋白的檢測將有助于指導ICC患者的預后評價及后續治療，也可能作為一種新的預后因子和治療靶點服務ICC患者。
2 MUC1/MUC4
黏蛋白是一種高分子量糖蛋白，并在保護胃腸道上皮細胞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黏蛋白-1（MUC1）在正常組織如乳腺等腺上皮細胞表達很低，但在乳腺癌、胰腺癌、卵巢癌等腺癌中MUC1呈異常表達，其表達量為正常的10～100倍，且增加的程度與腫瘤的惡性程度呈正相關。黃奮等[10]選取了1989～2009年期間手術切除的肝組織石蠟標本90例，并進行MUC1免疫組化染色，分析其表達差異及意義，結果MUC1在正常肝內膽管組織、肝內膽管結石和肝內膽管結石合并ICC組織中的表達陽性率分別為0、28.1%及54.5%，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提示MUC1在肝內膽管結石發展為膽管癌過程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Park等[11]應用免疫組化方法檢測了34例ICC患者腫瘤組織中MUC1的表達，結果發現MUC1主要表達在癌細胞內腔邊界和細胞質，其表達與腫瘤細胞的低分化、TNM分期和神經損傷有關（P=0.02、P=0.02及P=0.03），雖然未發現MUC1的表達與淋巴轉移、遠處轉移和血管侵襲存在相關性，但是也印證了之前的文獻[12]報道：MUC1的表達與腫瘤進程相關聯，并且可能與MUC1阻止細胞毒淋巴細胞與腫瘤細胞接觸有關。Zen等[13]的研究也表明了MUC1與ICC的發生密切相關，他們對110例肝內膽管結石患者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在合并ICC的37例患者中MUC1表達增加與管狀腺癌的致癌作用有關。另有文獻[14]報道38例ICC患者中有33例患者MUC4呈陽性表達，5例為陰性表達，經Kaplan-Meier生存曲線分析發現，33例黏蛋白-4（MUC4）表達陽性者術后中位生存時間為21個月，1、3及5年生存率分別為81.8%、30.3%和0.06%；5例MUC4表達陰性者術后中位生存時間為44個月，其1、3及5年生存率分別為100%、80.0%和40.0%，由此可見，MUC4表達陽性者的術后生存率明顯低于MUC4表達陰性者（P=0.04），提示MUC4的陽性表達與ICC的低生存率有關。
3 LDH-A
目前的研究已經發現乳酸脫氫酶A（dehydrogenase-A，LDH-A）在幾種惡性腫瘤中大量表達，并且它與較差的預后相關聯，LDH-A的抑制能夠顯著地減少腫瘤發生的可能性[15]。YU等[16]通過研究54例ICC患者的組織樣本，運用超敏表面活性蛋白免疫組化方法，用小發卡RNA（shRNA）抑制LDH-A的表達，以此來了解LDH-A在體外實驗中ICC癌細胞逃脫凋亡的作用，其結果顯示了LDH-A與ICC的緊密關系，與其他腫瘤組織相比其在ICC中表達更高。這與Wang等[17]觀測到的與其他肝組織相比LDH-A mRNA在ICC中的表達明顯上調的現象不謀而合。因此，LDH-A可能是一種有用的ICC的標志物，并且LDH-A的抑制能夠造成ICC癌細胞的顯著凋亡，從而減少腫瘤惡變，這給ICC的治療提供了新的特異性靶點。并且LDH-A的表達與ICC的臨床病理特征的關聯性[16]間接證明了其判斷ICC預后的重要價值。
4 Beclin1
自噬基因Beclin1在細胞自噬、分化、凋亡和腫瘤的發生和進展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19]，并在40%～75%的乳腺、前列腺和卵巢組織中被檢測到，但是在不同腫瘤組織中Beclin1卻處于不同的表達水平，例如在卵巢癌和食管癌中其表達水平下調，而在胃癌與結直腸癌中表達上調。但是Beclin1的表達以及它在原發性ICC中的作用尚未見報道。Dong等[20]采用實時定量PCR方法檢測了50例ICC腫瘤標本中Becn1基因表達水平，結果發現，與正常膽管上皮比較，ICC組織中Beclin1 mRNA表達陽性率顯著增高，為78%（39/50）；同時應用免疫組化方法檢測了108例ICC腫瘤組織中Beclin1蛋白的表達情況，結果顯示，Beclin1蛋白表達陽性率為72.2%（78/108），且Beclin1蛋白的低表達與淋巴結轉移有關（P=0.001）；在生存性分析中發現，Beclin1蛋白的低表達和較低的總生存率和更短的無病生存期相關（P=0.025，P=0.027），Beclin1蛋白低表達組和高表達組患者的1、3及5年生存率分別為55.1%、22.4%及8.1%和74.6%、35.6%及20.3%；多因素分析顯示，Beclin1蛋白的表達高低、腫瘤大小、肝內轉移和淋巴結轉移被認為是影響ICC患者總生存期的獨立預后因素（0S的P值分別為0.045、0.001、0.000及0.000）。綜上，Beclin1的表達與ICC的預后和轉移密切相關，它可能成為ICC的一個新的預后指標。
5 Smad4
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信號通路是一種在許多細胞中普遍存在的主要轉導途徑，它控制細胞的增殖和分化。而這些信號通路主要是由Smads蛋白所介導。有研究[21]發現，在一半多的胰腺和其他器官浸潤性導管腺癌中Smad4都處于失活狀態。因此Yan等[22]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了不同組織標本中Smad4的表達情況，結果顯示，smad4在正常肝組織中均有表達（100%），而在ICC組織中其表達陽性率為44.9%，且Smad4的表達與腫瘤轉移（包含淋巴結轉移和肝內轉移）、病理分級和TNM分期均有關（均P < 0.05），提示Smad4低表達的患者其腫瘤組織分化、TNM分期和轉移情況可能都處于一種不太理想的狀況，這對于判斷ICC患者的預后以及對后續治療做出相應調整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6 PTK7
酪氨酸激酶-7（protein tyrosine kinase-7，PTK7）是一種相對較新并且較少研究的酪氨酸激酶受體。近年來的研究[23]顯示，PTK7沉默后能夠引起結腸癌細胞增殖的停滯和凋亡。最初認為它在一些起源于結腸的癌細胞中表達，但是在成人結腸組織中卻并不表達[24]，在許多人類腫瘤組織中PTK7表達上調，包括了結腸癌、肺癌、胃癌和急性髓性白血病[25]。Jin等[26]通過使用移植了人類ICC細胞的裸鼠模型來評估PTK7的作用，發現PTK7表達水平較高的細胞相較于低表達的細胞具有較高的增殖能力與侵襲轉移能力，而且PTK7在ICC中的表達水平相比普通膽管癌要高（P < 0.01）；同時為了驗證PTK7在ICC中可能的預后價值，研究者收集了194例經外科手術切除的ICC腫瘤組織，檢測其PTK7表達情況，分析了PTK7表達與ICC臨床病理特征間的關系，結果顯示，PTK7的表達高低、腫瘤大小及血管淋巴侵襲是影響ICC患者OS和DFS的因素，PTK7表達下調的ICC患者具有較長的生存周期。因此，PTK7可能成為一個新的預后因子以指導ICC的治療。
7 IMP3
RNA結合蛋白IMP3是胰島素樣生長因子家族信使RNA結合蛋白成員，包括了IMP1、IMP2和IMP3[27]，與其他成員類似，IMP3在早期胚胎發育中RNA的通信、穩定與定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8]。早期研究發現，在胰腺、腎臟、肺、乳腺、食管、子宮等器官的惡性腫瘤中都有IMP3的表達[29]，IMP3已經被認為是一種新的癌癥進展和轉移的標志物和判斷預后的因子[30-32]。目前，Gao等[33]為了驗證IMP3對于ICC患者的治療與預后判斷的價值，收集了72例原發性ICC患者病例數據, 通過Kaplan-Meier生存分析顯示，在年齡、性別、腫瘤大小、組織學分級、腫瘤分期和轉移當中，只有后4項與IMP3的表達有相關性，并且IMP3高表達的患者生存率顯著低于表達低者（P=0.009）。考慮到ICC患者較低的生存率主要是由于晚期腫瘤合并肝內轉移和手術后復發所引起[34-35]，所以可以認為Gao等人的研究數據更加肯定了IMP3高表達是腫瘤高侵襲性和較差臨床預期的重要標志因子這一假說。
8 CK7/CK20
細胞角蛋白(CK)是一種中間絲蛋白，主要表達于上皮細胞，具有極高的保守性和組織分化特異性，與上皮細胞的增殖分化密切相關。由于CK數量多，穩定性好并有抗原性，其抗體被廣泛作為上皮細胞和腫瘤細胞的標志。王猛等[36]應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分別檢測了30例ICC、30例肝內膽管結石旁膽管組織及15例正常肝內膽管組織中的CK7/CK20表達，結果顯示CK7在ICC和正常肝內膽管組織中的表達陽性率分別為96.7%（29/30）和13.3%（2/15），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CK20在ICC組織及正常肝內膽管組織中表達陽性率分別為43.3%（13/30）和6.7%（1/1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CK7在肝內膽管結石旁膽管組織的表達陽性率為76.6%（23/30），在正常肝內膽管組織表達陽性率為13.3%（2/1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CK20在肝內膽管結石旁膽管組織表達陽性率為6.7%（2/30），正常肝內膽管組織表達陽性率為6.7%（1/1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因此，CK7與CK20可能成為ICC特異性的腫瘤標志物，并且對于ICC預后判斷具有重要的意義。
9 SPHK1
腫瘤的靶向治療以及預后因子的發展都離不開腫瘤相關通路的研究，現在已經確定ICC中包括IL-6/STAT3信號通路和生長因子如EDF、HGF/MET、VEGF、KRAS/MAPK和PI3K/AKT在內的通路都會發生異常改變[37-38]，但是通過這些通路的臨床試驗卻沒有發現有效的ICC治療靶點[39]。Chen等[40]和Zhu等[41]通過微陣列分析的方式確定ICC中的靶向通路并發現了1個新的1-磷酸鞘氨醇通路（sphingosine-1-phosphate，S1P）以及潛在的關鍵酶：鞘氨醇激酶1（sphingosine kinase 1，SPHK1）。SPHK1在腫瘤細胞增殖、血管生成和細胞轉化中均起到了促進作用[42]，并且有報道[43]稱在某些惡性腫瘤中SPHK1蛋白的高表達與不理想的預后結果相關聯，但卻在ICC領域卻鮮有報道。因此Chen等[44]收集了96例ICC患者腫瘤組織標本，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了SPHK1表達情況，并結合臨床數據對影響患者OS的因素進行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COX風險比例分析，結果顯示，SPHK1的表達與ICC患者的預后相關。因此，SPHK1的表達上調可作為判斷ICC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預后因子，而SPHK1/S1P通路也可能是ICC一個潛在的治療靶點。
綜上所述，早期發現、早期診斷以及早期治療是降低ICC患者病死率，提高其生活質量的關鍵。最近的研究[45]已經發現肝細胞癌的傳統危險因子如乙醇性肝病、肥胖、糖尿病、肝硬變、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吸煙同樣也是ICC的危險因素。現有血清學和分子生物學指標為ICC的早期治療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和途徑。由于ICC的發生是一個多因素，多途徑的過程，其發病機理目前尚未完全闡明，標志物的敏感性和特異性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其預后因子的研究尤為重要。標志物與預后因子的協同研究克服了傳統ICC標志物研究的單一性和局限性，隨著對ICC發生機理的不斷認識和技術手段的不斷進步，通過早期實驗室檢測生物指標水平判斷ICC患者預后，甚至實現早期腫瘤篩檢的愿望必定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現實。
肝內膽管細胞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是僅次于肝細胞肝癌的第二大肝臟常見惡性腫瘤，發病率最高的紀錄是在泰國（> 80/100 000人），而在西方國家其發生率較低，美國為1.67/100 000，加拿大為0.35/100 000 [1]。我國是ICC的高發地區，據統計[2]其發生率占原發性肝癌的5.5%。據一份1979至1997年近20年間的ICC死亡率的統計報告[3]顯示，全球ICC的發生率和死亡率在這20年間都有顯著增加。ICC病因未明，但常與肝內膽汁淤積、膽管異常或肝內膽管結石相伴隨，ICC惡性程度高，預后差，在世界范圍內平均確診年齡都在50歲以上，很少在40歲以前確診[4]。ICC相對于普通肝腫瘤和肝細胞癌更具侵襲性[5]，既可以出現在以往肝臟正常的患者，也可以出現在有潛在慢性肝臟疾病的患者[6]，3年和5年生存率分別是30%和18%[7]。因此，判斷ICC預后對于評估患者病情以及選擇最佳治療方案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而隨著實驗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已經發現了多種能夠評價ICC患者預后并指導臨床治療的生物學指標，這為臨床醫師給患者制訂更為有效的治療方案提供了便利，更有可能從中發掘出具有早期診斷價值的腫瘤標志物。因而目前能夠影響ICC患者預后的基因、血清學指標及其他各種生物指標已經成為研究的熱點，現就目前能夠判斷ICC預后的主要分子生物學指標綜述如下。
1 Homer1
根據較早的研究[8]結果，通過PCR檢測方法在正常組織中能檢測到Homer1 mRNA表達的量非常小（除腦組織和心臟組織以外）。但是在不同的腫瘤細胞中，如起源于子宮頸、結腸、腎臟和肺組織的腫瘤細胞中卻有相當量的Homer1蛋白表達，提示Homer1在這些腫瘤細胞中可能起著重要的作用。Wu等[9]分別應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和蛋白印跡法檢測了ICC組織中的Homer1蛋白表達情況，并通過Kaplan-Meier生存曲線分析以了解其判別ICC預后的意義，結果顯示：Homer1蛋白在ICC組織中呈高表達，其表達陽性率為67.4%（58/86），明顯高于其在ICC癌旁組織中的表達陽性率（P < 0.01），且其高表達伴隨著ICC的低分化；Homer1蛋白的表達水平與ICC的臨床病理特征關系的分析結果表明，Homer1蛋白的表達水平與ICC的分化程度、TNM分期以及淋巴結轉移有關（P=0.019、P=0.014、P=0.040）；Kaplan-Meier生存曲線顯示，Homer1蛋白的高表達與ICC的不良預后有關，總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P=0.01，無病生存期（disease-free survival，DFS）P=0.06；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Homer1是ICC患者預后的獨立危險因子（OS，P=0.000 2；DFS，P < 0.001），其風險比（HR）為7.52，95%置信區間為2.63～21.47，P=0.002。因此，Homer1蛋白的檢測將有助于指導ICC患者的預后評價及后續治療，也可能作為一種新的預后因子和治療靶點服務ICC患者。
2 MUC1/MUC4
黏蛋白是一種高分子量糖蛋白，并在保護胃腸道上皮細胞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黏蛋白-1（MUC1）在正常組織如乳腺等腺上皮細胞表達很低，但在乳腺癌、胰腺癌、卵巢癌等腺癌中MUC1呈異常表達，其表達量為正常的10～100倍，且增加的程度與腫瘤的惡性程度呈正相關。黃奮等[10]選取了1989～2009年期間手術切除的肝組織石蠟標本90例，并進行MUC1免疫組化染色，分析其表達差異及意義，結果MUC1在正常肝內膽管組織、肝內膽管結石和肝內膽管結石合并ICC組織中的表達陽性率分別為0、28.1%及54.5%，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提示MUC1在肝內膽管結石發展為膽管癌過程中可能起了重要作用。Park等[11]應用免疫組化方法檢測了34例ICC患者腫瘤組織中MUC1的表達，結果發現MUC1主要表達在癌細胞內腔邊界和細胞質，其表達與腫瘤細胞的低分化、TNM分期和神經損傷有關（P=0.02、P=0.02及P=0.03），雖然未發現MUC1的表達與淋巴轉移、遠處轉移和血管侵襲存在相關性，但是也印證了之前的文獻[12]報道：MUC1的表達與腫瘤進程相關聯，并且可能與MUC1阻止細胞毒淋巴細胞與腫瘤細胞接觸有關。Zen等[13]的研究也表明了MUC1與ICC的發生密切相關，他們對110例肝內膽管結石患者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在合并ICC的37例患者中MUC1表達增加與管狀腺癌的致癌作用有關。另有文獻[14]報道38例ICC患者中有33例患者MUC4呈陽性表達，5例為陰性表達，經Kaplan-Meier生存曲線分析發現，33例黏蛋白-4（MUC4）表達陽性者術后中位生存時間為21個月，1、3及5年生存率分別為81.8%、30.3%和0.06%；5例MUC4表達陰性者術后中位生存時間為44個月，其1、3及5年生存率分別為100%、80.0%和40.0%，由此可見，MUC4表達陽性者的術后生存率明顯低于MUC4表達陰性者（P=0.04），提示MUC4的陽性表達與ICC的低生存率有關。
3 LDH-A
目前的研究已經發現乳酸脫氫酶A（dehydrogenase-A，LDH-A）在幾種惡性腫瘤中大量表達，并且它與較差的預后相關聯，LDH-A的抑制能夠顯著地減少腫瘤發生的可能性[15]。YU等[16]通過研究54例ICC患者的組織樣本，運用超敏表面活性蛋白免疫組化方法，用小發卡RNA（shRNA）抑制LDH-A的表達，以此來了解LDH-A在體外實驗中ICC癌細胞逃脫凋亡的作用，其結果顯示了LDH-A與ICC的緊密關系，與其他腫瘤組織相比其在ICC中表達更高。這與Wang等[17]觀測到的與其他肝組織相比LDH-A mRNA在ICC中的表達明顯上調的現象不謀而合。因此，LDH-A可能是一種有用的ICC的標志物，并且LDH-A的抑制能夠造成ICC癌細胞的顯著凋亡，從而減少腫瘤惡變，這給ICC的治療提供了新的特異性靶點。并且LDH-A的表達與ICC的臨床病理特征的關聯性[16]間接證明了其判斷ICC預后的重要價值。
4 Beclin1
自噬基因Beclin1在細胞自噬、分化、凋亡和腫瘤的發生和進展過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19]，并在40%～75%的乳腺、前列腺和卵巢組織中被檢測到，但是在不同腫瘤組織中Beclin1卻處于不同的表達水平，例如在卵巢癌和食管癌中其表達水平下調，而在胃癌與結直腸癌中表達上調。但是Beclin1的表達以及它在原發性ICC中的作用尚未見報道。Dong等[20]采用實時定量PCR方法檢測了50例ICC腫瘤標本中Becn1基因表達水平，結果發現，與正常膽管上皮比較，ICC組織中Beclin1 mRNA表達陽性率顯著增高，為78%（39/50）；同時應用免疫組化方法檢測了108例ICC腫瘤組織中Beclin1蛋白的表達情況，結果顯示，Beclin1蛋白表達陽性率為72.2%（78/108），且Beclin1蛋白的低表達與淋巴結轉移有關（P=0.001）；在生存性分析中發現，Beclin1蛋白的低表達和較低的總生存率和更短的無病生存期相關（P=0.025，P=0.027），Beclin1蛋白低表達組和高表達組患者的1、3及5年生存率分別為55.1%、22.4%及8.1%和74.6%、35.6%及20.3%；多因素分析顯示，Beclin1蛋白的表達高低、腫瘤大小、肝內轉移和淋巴結轉移被認為是影響ICC患者總生存期的獨立預后因素（0S的P值分別為0.045、0.001、0.000及0.000）。綜上，Beclin1的表達與ICC的預后和轉移密切相關，它可能成為ICC的一個新的預后指標。
5 Smad4
轉化生長因子（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信號通路是一種在許多細胞中普遍存在的主要轉導途徑，它控制細胞的增殖和分化。而這些信號通路主要是由Smads蛋白所介導。有研究[21]發現，在一半多的胰腺和其他器官浸潤性導管腺癌中Smad4都處于失活狀態。因此Yan等[22]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了不同組織標本中Smad4的表達情況，結果顯示，smad4在正常肝組織中均有表達（100%），而在ICC組織中其表達陽性率為44.9%，且Smad4的表達與腫瘤轉移（包含淋巴結轉移和肝內轉移）、病理分級和TNM分期均有關（均P < 0.05），提示Smad4低表達的患者其腫瘤組織分化、TNM分期和轉移情況可能都處于一種不太理想的狀況，這對于判斷ICC患者的預后以及對后續治療做出相應調整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6 PTK7
酪氨酸激酶-7（protein tyrosine kinase-7，PTK7）是一種相對較新并且較少研究的酪氨酸激酶受體。近年來的研究[23]顯示，PTK7沉默后能夠引起結腸癌細胞增殖的停滯和凋亡。最初認為它在一些起源于結腸的癌細胞中表達，但是在成人結腸組織中卻并不表達[24]，在許多人類腫瘤組織中PTK7表達上調，包括了結腸癌、肺癌、胃癌和急性髓性白血病[25]。Jin等[26]通過使用移植了人類ICC細胞的裸鼠模型來評估PTK7的作用，發現PTK7表達水平較高的細胞相較于低表達的細胞具有較高的增殖能力與侵襲轉移能力，而且PTK7在ICC中的表達水平相比普通膽管癌要高（P < 0.01）；同時為了驗證PTK7在ICC中可能的預后價值，研究者收集了194例經外科手術切除的ICC腫瘤組織，檢測其PTK7表達情況，分析了PTK7表達與ICC臨床病理特征間的關系，結果顯示，PTK7的表達高低、腫瘤大小及血管淋巴侵襲是影響ICC患者OS和DFS的因素，PTK7表達下調的ICC患者具有較長的生存周期。因此，PTK7可能成為一個新的預后因子以指導ICC的治療。
7 IMP3
RNA結合蛋白IMP3是胰島素樣生長因子家族信使RNA結合蛋白成員，包括了IMP1、IMP2和IMP3[27]，與其他成員類似，IMP3在早期胚胎發育中RNA的通信、穩定與定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8]。早期研究發現，在胰腺、腎臟、肺、乳腺、食管、子宮等器官的惡性腫瘤中都有IMP3的表達[29]，IMP3已經被認為是一種新的癌癥進展和轉移的標志物和判斷預后的因子[30-32]。目前，Gao等[33]為了驗證IMP3對于ICC患者的治療與預后判斷的價值，收集了72例原發性ICC患者病例數據, 通過Kaplan-Meier生存分析顯示，在年齡、性別、腫瘤大小、組織學分級、腫瘤分期和轉移當中，只有后4項與IMP3的表達有相關性，并且IMP3高表達的患者生存率顯著低于表達低者（P=0.009）。考慮到ICC患者較低的生存率主要是由于晚期腫瘤合并肝內轉移和手術后復發所引起[34-35]，所以可以認為Gao等人的研究數據更加肯定了IMP3高表達是腫瘤高侵襲性和較差臨床預期的重要標志因子這一假說。
8 CK7/CK20
細胞角蛋白(CK)是一種中間絲蛋白，主要表達于上皮細胞，具有極高的保守性和組織分化特異性，與上皮細胞的增殖分化密切相關。由于CK數量多，穩定性好并有抗原性，其抗體被廣泛作為上皮細胞和腫瘤細胞的標志。王猛等[36]應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分別檢測了30例ICC、30例肝內膽管結石旁膽管組織及15例正常肝內膽管組織中的CK7/CK20表達，結果顯示CK7在ICC和正常肝內膽管組織中的表達陽性率分別為96.7%（29/30）和13.3%（2/15），其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CK20在ICC組織及正常肝內膽管組織中表達陽性率分別為43.3%（13/30）和6.7%（1/1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1）；CK7在肝內膽管結石旁膽管組織的表達陽性率為76.6%（23/30），在正常肝內膽管組織表達陽性率為13.3%（2/1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CK20在肝內膽管結石旁膽管組織表達陽性率為6.7%（2/30），正常肝內膽管組織表達陽性率為6.7%（1/1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因此，CK7與CK20可能成為ICC特異性的腫瘤標志物，并且對于ICC預后判斷具有重要的意義。
9 SPHK1
腫瘤的靶向治療以及預后因子的發展都離不開腫瘤相關通路的研究，現在已經確定ICC中包括IL-6/STAT3信號通路和生長因子如EDF、HGF/MET、VEGF、KRAS/MAPK和PI3K/AKT在內的通路都會發生異常改變[37-38]，但是通過這些通路的臨床試驗卻沒有發現有效的ICC治療靶點[39]。Chen等[40]和Zhu等[41]通過微陣列分析的方式確定ICC中的靶向通路并發現了1個新的1-磷酸鞘氨醇通路（sphingosine-1-phosphate，S1P）以及潛在的關鍵酶：鞘氨醇激酶1（sphingosine kinase 1，SPHK1）。SPHK1在腫瘤細胞增殖、血管生成和細胞轉化中均起到了促進作用[42]，并且有報道[43]稱在某些惡性腫瘤中SPHK1蛋白的高表達與不理想的預后結果相關聯，但卻在ICC領域卻鮮有報道。因此Chen等[44]收集了96例ICC患者腫瘤組織標本，采用免疫組織化學方法檢測了SPHK1表達情況，并結合臨床數據對影響患者OS的因素進行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COX風險比例分析，結果顯示，SPHK1的表達與ICC患者的預后相關。因此，SPHK1的表達上調可作為判斷ICC患者預后不良的獨立預后因子，而SPHK1/S1P通路也可能是ICC一個潛在的治療靶點。
綜上所述，早期發現、早期診斷以及早期治療是降低ICC患者病死率，提高其生活質量的關鍵。最近的研究[45]已經發現肝細胞癌的傳統危險因子如乙醇性肝病、肥胖、糖尿病、肝硬變、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吸煙同樣也是ICC的危險因素。現有血清學和分子生物學指標為ICC的早期治療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和途徑。由于ICC的發生是一個多因素，多途徑的過程，其發病機理目前尚未完全闡明，標志物的敏感性和特異性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其預后因子的研究尤為重要。標志物與預后因子的協同研究克服了傳統ICC標志物研究的單一性和局限性，隨著對ICC發生機理的不斷認識和技術手段的不斷進步，通過早期實驗室檢測生物指標水平判斷ICC患者預后，甚至實現早期腫瘤篩檢的愿望必定會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