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趙陽, 金殷植, 張海燕. 絞窄性腸梗阻大鼠早期回腸組織中組氨酸脫羧酶基因的表達及血清組氨酸脫羧酶和D-乳酸濃度的變化.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5, 22(9): 1047-1051. doi: 10.7507/1007-9424.20150275 復制
腸梗阻是外科常見的急腹癥,但如何及早鑒別腸管血運障礙,如何選擇最佳的手術時機,以減輕絞窄性腸梗阻所致的全身中毒癥狀等是尚未解決的臨床難題。目前腸梗阻的診斷主要依靠臨床癥狀及腹部X線平片、彩超、CT等影像學檢查,雖然能夠判斷是否存在腸梗阻,但不同患者臨床表現的個體差異較大,此時影像學檢查不能及時地反映腸管的血運障礙,以致延誤診斷,延誤手術時機,導致患者發生嚴重的并發癥甚至死亡。所以,臨床上迫切需要一種快速、準確及簡便的檢測指標。不少學者[1-4]曾嘗試通過血清學指標來解決早期診斷絞窄性腸梗阻的難題。本實驗在絞窄性腸梗阻大鼠模型的基礎上,觀察絞窄性腸梗阻早期小腸組織中組氨酸脫羧酶(histidine decarboxylase,HDC)基因的表達水平,以及血清中HDC和D-乳酸濃度的變化,以探討上述指標在絞窄性腸梗阻早期診斷中的應用價值。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主要試劑和儀器
清潔級雄性Wistar大鼠30只,7周齡,體質量200~250 g,購自吉林大學基礎醫學院動物實驗中心,實驗動物生產許可證號:SCXK (吉) 2013-0001。動物實驗在吉林大學基礎醫學院實驗室進行,實驗動物使用許可證號:SYXK (吉) 2013-0005。主要試劑包括:HDC及D-乳酸酶聯免疫吸附分析法(ELISA法) 試劑盒(湖北CUSABIO公司)、TRIzol試劑盒(美國Invitrogen公司)、莫洛尼鼠白血病毒(M-MLV)逆轉錄酶(美國Promega公司)、實時定量PCR (RT-PCR)試劑盒(大連TaKaRa公司)及熒光定量試劑ABI power SYBR Green master mix(美國Applied Biosystems公司)。設備:EPOCH微孔板分光光度計(美國BIOTEK公司)和7500 Fast real-time PCR儀(美國Applied Biosystems公司)。HDC基因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1.2 方法
1.2.1 腸梗阻模型的構建與分組
將Wistar大鼠隨機(計算機生成隨機數字法)分為空白對照組10只和實驗組20只。實驗組大鼠行2%戊巴比妥鈉(40 mg/kg)腹腔注射麻醉成功后,取仰臥位固定,取下腹部正中切口約4 cm長,距回盲瓣10 cm處將4 cm回腸呈“U”型折疊后以絲線結扎,使腸管顏色呈紫色,最后縫合切口。空白對照組大鼠僅行開關腹手術。所有大鼠術前1 d均禁食。術后大鼠均無死亡。將實驗組大鼠隨機(方法同上)分為腸梗阻1 h組和腸梗阻3 h組,分別于術后1 h和3 h迅速切開腹腔,切取1 cm長的梗阻回腸組織置于10%中性甲醛中,切取100 mg梗阻回腸組織分裝于冷凍管中;同時行心臟取血,4 ℃離心以獲得血清(2 000 r/min,r=10 cm,10 min),標本于-80 ℃條件下保存。空白對照組于術后1 h以同樣方法收集標本。
1.2.2 回腸組織的病理學檢查
將回腸組織放入10%中性甲醛中固定48 h,以石蠟包埋,5 μm厚切片,行蘇木精-伊紅染色。依據Park/Chiu腸組織損傷評級標準[5]判定回腸組織的損傷程度。
1.2.3 血清HDC和D-乳酸濃度的測定
采用ELISA法測定血清中HDC和D-乳酸濃度,操作均按ELISA試劑盒說明書進行。
1.2.4 RT-PCR法檢測回腸組織中HDC mRNA的表達
取-80 ℃保存的回腸組織,按照TRIzol說明書提取總RNA,再按照M-MLV逆轉錄試劑盒說明書進行cDNA合成。再以cDNA為模板進行RT-PCR擴增,反應體系為25 μL體系(同試劑盒說明書);反應條件:95 ℃預變性3 min;94 ℃ 30 s,56 ℃ 45 s,72 ℃ 1 min,40個循環;最后72 ℃延伸10 min。相關引物序列及產物擴增長度見表 1,以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GAPDH)為內參。HDC mRNA的表達水平采用2-??Ct法計算,其中Ct值為熒光信號開始由本底進入指數增長階段的閾值所對應的循環數。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M)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amhane’s T2和Dunnett’s T3方法。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回腸組織的病理學檢查結果
光鏡下,空白對照組大鼠的回腸組織為正常回腸黏膜,損傷程度評分的中位數為0分(0~1分);腸梗阻1 h組大鼠的部分小腸絨毛脫落,腸腔內見有炎細胞浸潤及炎性滲出,損傷程度評分的中位數為2分(2~3分),較空白對照組增高(P<0.01);腸梗阻3 h組大鼠見大量小腸絨毛脫落,壞死形成,肌壁變薄,部分黏膜固有層及肌層結構消失,炎細胞浸潤,損傷程度評分的中位數為5分(4~5分),較空白對照組和腸梗阻1 h組均增高(P<0.01),見圖 1。

2.2 血清HDC和D-乳酸濃度檢測結果
空白對照組大鼠的血清HDC濃度的中位數為10.5 pg/mL (4.60~17.18 pg/mL),腸梗阻1 h組為87.93 pg/mL (41.33~119.03 pg/mL),腸梗阻3 h組為150.67 pg/mL (67.33~198.14 pg/mL),空白對照組、腸梗阻1 h組及腸梗阻3 h組大鼠的血清HDC濃度依次增高,3組間兩兩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空白對照組大鼠的血清D-乳酸濃度的中位數為0 ng/mL (0~3.90 ng/mL),腸梗阻1 h組為0 ng/mL(0~15.63 ng/mL),腸梗阻3 h組為4.92 ng/mL (0~48.13 ng/mL),3組大鼠的血清D-乳酸濃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 回腸組織中HDC mRNA表達水平檢測結果
RT-PCR融解曲線示基因產物均為單峰(圖 2),說明無引物二聚體和非特異性擴增。RT-PCR結果顯示,腸梗阻3 h組大鼠回腸組織中HDC mRNA的表達水平的中位數為7.81 (7.05~8.39),高于腸梗阻1 h組的1.77 (1.74~1.94) 和空白對照組的0.97 (0.88~1.15),P<0.01;而腸梗阻1 h組和空白對照組間比較差異則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臨床上對絞窄性腸梗阻的早期診斷比較棘手。胃腸道缺血早期無特有的臨床表現,缺乏有效的檢查手段,仍需多種檢查綜合判斷[6],以免延誤診治。常用的影像學檢查方法無法做到準確預判腸管缺血程度。通過血清學指標診斷絞窄性腸梗阻是簡便和經濟的檢查手段,但其仍處于探索階段,尚無確切的指標。本實驗通過結扎部分腸管模擬絞窄性腸梗阻,觀察早期回腸組織中HDC mRNA的表達水平,以及血清中HDC和D-乳酸濃度的變化。
HDC是催化組氨酸反應生成組胺的酶,并對組氨酸具有高度的特異性。人類的HDC基因定位于染色體15q21.2上,在成年哺乳動物的肝、胃腸道及胰腺組織中其表達水平均較高,主要在肥大細胞、胃腸道嗜鉻樣細胞、嗜堿性粒細胞、幼粒細胞及血小板中呈陽性表達[7]。而組胺受體主要分布在大腦和胃腸道中[8],因此胃腸道的病理學改變必然帶來組胺合成的變化。絞窄性腸梗阻最主要的病理學改變是腸壁血液循環障礙。關于組胺與組織器官缺血損傷的關系,以往研究得較多的是肝、腦及心臟[9-10],而胃腸道涉及較少。Ge等[11]利用小鼠建立小腸缺血再灌注損傷模型,先阻斷腸系膜上動脈30 min,然后開放,分別觀察開放后1、3、6和12 h時小腸組織內肥大細胞數量、組胺水平及腫瘤壞死因子的表達水平,結果在術后6 h時,在光鏡下觀察到明顯的小腸組織損傷,同時伴有上述指標的增高,而術后12 h時伴隨肥大細胞數量及組胺水平的降低,小腸組織的損傷減輕。Huang等[12]利用大鼠建立小腸缺血再灌注損傷模型,他們先阻斷腸系膜上動脈75 min,然后開放,觀察開放4 h時血清組胺濃度及肝臟組織中乳酸脫氫酶、腫瘤壞死因子、白介素-8(IL-8)及丙二醛水平,結果發現,和對照組(只游離腸系膜上動脈而不予阻斷)相比,上述指標均明顯增高,提示組胺參與了小腸的缺血性病理學改變。
Fujimoto等[13]較早發現,大鼠小腸缺血再灌注損傷時小腸黏膜組織內HDC活性顯著增高。也有學者[14-15]發現,在胃潰瘍的發生過程中,HDC基因的表達呈現先下調后逐漸上調的過程。關于HDC基因的表達及其血清濃度對腸梗阻診斷價值的研究報道較少。Yang等[16]報道,發生絞窄性腸梗阻時,結腸組織內高表達HDC基因,并由此進入血液循環,再經尿液排出體外,使血清和尿中的HDC濃度均增高,HDC的這種變化有助于絞窄性腸梗阻的診斷。楊建軍等[17-18]分別測定了28例絞窄性腸梗阻患者、19例單純性腸梗阻患者、17例急性單純性闌尾炎患者和20例健康志愿者的血清HDC、D-乳酸、α-谷胱甘肽S-轉移酶、腸脂肪酸結合蛋白和二胺氧化酶濃度,觀察這些指標在腸梗阻患者發生腸黏膜損傷時的變化。結果發現,上述指標在絞窄性腸梗阻患者中最高,特別是伴有腹腔感染時增高明顯;其中血清HDC濃度與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的相關性最強;當血清HDC濃度≥31.0 ng/mL時,其診斷絞窄性腸梗阻的靈敏度(74.5%)、特異度(94.6%)、假陰性率(25.5%)及假陽性率(5.4%)均優于其他指標,故認為血清HDC濃度是一種有效的診斷絞窄性腸梗阻的生物學指標[17-18]。有關HDC基因在絞窄性腸梗阻發生初期小腸組織中表達水平的研究較少。本實驗結果顯示,發生絞窄性腸梗阻1 h時回腸組織中HDC mRNA的表達水平增高不明顯,但3 h時回腸組織中HDC mRNA的表達水平明顯增高,達到空白對照組的8.05倍;血清檢測結果顯示,腸梗阻1 h后血清HDC濃度即顯著升高,3 h后其濃度進一步升高。以上結果提示,絞窄性腸梗阻1 h時即出現血清HDC濃度的增高,這有助于臨床早期診斷絞窄性腸梗阻。
D-乳酸是腸道細菌發酵產生的代謝產物,正常情況下很少吸收,當腸壁發生損傷、腸道通透性增加時可進入血液,而哺乳動物無法將其快速降解,因此可作為判斷腸黏膜損傷程度的指標[19]。但以往的研究對象多為阻斷腸系膜上動脈致小腸大面積缺血的大鼠[20],或者因腹腔高壓引起整個小腸缺血者[21],或者已經確診為腸管血運障礙的臨床急腹癥患者[22],而臨床上診斷困難者往往是一部分腸管發生絞窄、臨床癥狀不典型者。因此,本實驗通過結扎部分腸管建立小面積絞窄性腸梗阻模型,觀察早期血清D-乳酸濃度的變化。結果顯示,發生腸梗阻3 h后血清D-乳酸濃度仍與空白對照組相比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絞窄性腸梗阻發生時間短、腸管缺血面積小時,血清D-乳酸濃度的變化不明顯,不能敏感地反映腸管損傷程度,不宜作為急性腸梗阻的早期診斷指標。李輝等[23]也報道,在急性腸梗阻中,血清D-乳酸濃度并不適于作為評價腸黏膜損傷程度的指標。但也有學者[24]認為,血清D-乳酸濃度的升高程度與腸管損傷范圍的關系不密切,主要與梗阻部位及梗阻時間相關。血清D-乳酸對腸梗阻早期診斷的價值需進一步探索。
腸道是人體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其結構功能復雜。近年研究的血清學指標如α-谷胱甘肽S-轉移酶、腸脂肪酸結合蛋白等可以幫助提高腸梗阻診斷的精確性[25]。本實驗結果提示,血清HDC濃度是一種早期診斷絞窄性腸梗阻的較有效的生物學指標,其濃度增高預示更差的臨床結局,而血清D-乳酸濃度僅可以幫助提高腸梗阻診斷的精確性。今后需要進一步開展大樣本臨床研究,以為臨床診治絞窄性腸梗阻提供理論依據。
腸梗阻是外科常見的急腹癥,但如何及早鑒別腸管血運障礙,如何選擇最佳的手術時機,以減輕絞窄性腸梗阻所致的全身中毒癥狀等是尚未解決的臨床難題。目前腸梗阻的診斷主要依靠臨床癥狀及腹部X線平片、彩超、CT等影像學檢查,雖然能夠判斷是否存在腸梗阻,但不同患者臨床表現的個體差異較大,此時影像學檢查不能及時地反映腸管的血運障礙,以致延誤診斷,延誤手術時機,導致患者發生嚴重的并發癥甚至死亡。所以,臨床上迫切需要一種快速、準確及簡便的檢測指標。不少學者[1-4]曾嘗試通過血清學指標來解決早期診斷絞窄性腸梗阻的難題。本實驗在絞窄性腸梗阻大鼠模型的基礎上,觀察絞窄性腸梗阻早期小腸組織中組氨酸脫羧酶(histidine decarboxylase,HDC)基因的表達水平,以及血清中HDC和D-乳酸濃度的變化,以探討上述指標在絞窄性腸梗阻早期診斷中的應用價值。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主要試劑和儀器
清潔級雄性Wistar大鼠30只,7周齡,體質量200~250 g,購自吉林大學基礎醫學院動物實驗中心,實驗動物生產許可證號:SCXK (吉) 2013-0001。動物實驗在吉林大學基礎醫學院實驗室進行,實驗動物使用許可證號:SYXK (吉) 2013-0005。主要試劑包括:HDC及D-乳酸酶聯免疫吸附分析法(ELISA法) 試劑盒(湖北CUSABIO公司)、TRIzol試劑盒(美國Invitrogen公司)、莫洛尼鼠白血病毒(M-MLV)逆轉錄酶(美國Promega公司)、實時定量PCR (RT-PCR)試劑盒(大連TaKaRa公司)及熒光定量試劑ABI power SYBR Green master mix(美國Applied Biosystems公司)。設備:EPOCH微孔板分光光度計(美國BIOTEK公司)和7500 Fast real-time PCR儀(美國Applied Biosystems公司)。HDC基因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成。
1.2 方法
1.2.1 腸梗阻模型的構建與分組
將Wistar大鼠隨機(計算機生成隨機數字法)分為空白對照組10只和實驗組20只。實驗組大鼠行2%戊巴比妥鈉(40 mg/kg)腹腔注射麻醉成功后,取仰臥位固定,取下腹部正中切口約4 cm長,距回盲瓣10 cm處將4 cm回腸呈“U”型折疊后以絲線結扎,使腸管顏色呈紫色,最后縫合切口。空白對照組大鼠僅行開關腹手術。所有大鼠術前1 d均禁食。術后大鼠均無死亡。將實驗組大鼠隨機(方法同上)分為腸梗阻1 h組和腸梗阻3 h組,分別于術后1 h和3 h迅速切開腹腔,切取1 cm長的梗阻回腸組織置于10%中性甲醛中,切取100 mg梗阻回腸組織分裝于冷凍管中;同時行心臟取血,4 ℃離心以獲得血清(2 000 r/min,r=10 cm,10 min),標本于-80 ℃條件下保存。空白對照組于術后1 h以同樣方法收集標本。
1.2.2 回腸組織的病理學檢查
將回腸組織放入10%中性甲醛中固定48 h,以石蠟包埋,5 μm厚切片,行蘇木精-伊紅染色。依據Park/Chiu腸組織損傷評級標準[5]判定回腸組織的損傷程度。
1.2.3 血清HDC和D-乳酸濃度的測定
采用ELISA法測定血清中HDC和D-乳酸濃度,操作均按ELISA試劑盒說明書進行。
1.2.4 RT-PCR法檢測回腸組織中HDC mRNA的表達
取-80 ℃保存的回腸組織,按照TRIzol說明書提取總RNA,再按照M-MLV逆轉錄試劑盒說明書進行cDNA合成。再以cDNA為模板進行RT-PCR擴增,反應體系為25 μL體系(同試劑盒說明書);反應條件:95 ℃預變性3 min;94 ℃ 30 s,56 ℃ 45 s,72 ℃ 1 min,40個循環;最后72 ℃延伸10 min。相關引物序列及產物擴增長度見表 1,以甘油醛-3-磷酸脫氫酶(GAPDH)為內參。HDC mRNA的表達水平采用2-??Ct法計算,其中Ct值為熒光信號開始由本底進入指數增長階段的閾值所對應的循環數。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不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M)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amhane’s T2和Dunnett’s T3方法。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回腸組織的病理學檢查結果
光鏡下,空白對照組大鼠的回腸組織為正常回腸黏膜,損傷程度評分的中位數為0分(0~1分);腸梗阻1 h組大鼠的部分小腸絨毛脫落,腸腔內見有炎細胞浸潤及炎性滲出,損傷程度評分的中位數為2分(2~3分),較空白對照組增高(P<0.01);腸梗阻3 h組大鼠見大量小腸絨毛脫落,壞死形成,肌壁變薄,部分黏膜固有層及肌層結構消失,炎細胞浸潤,損傷程度評分的中位數為5分(4~5分),較空白對照組和腸梗阻1 h組均增高(P<0.01),見圖 1。

2.2 血清HDC和D-乳酸濃度檢測結果
空白對照組大鼠的血清HDC濃度的中位數為10.5 pg/mL (4.60~17.18 pg/mL),腸梗阻1 h組為87.93 pg/mL (41.33~119.03 pg/mL),腸梗阻3 h組為150.67 pg/mL (67.33~198.14 pg/mL),空白對照組、腸梗阻1 h組及腸梗阻3 h組大鼠的血清HDC濃度依次增高,3組間兩兩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空白對照組大鼠的血清D-乳酸濃度的中位數為0 ng/mL (0~3.90 ng/mL),腸梗阻1 h組為0 ng/mL(0~15.63 ng/mL),腸梗阻3 h組為4.92 ng/mL (0~48.13 ng/mL),3組大鼠的血清D-乳酸濃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 回腸組織中HDC mRNA表達水平檢測結果
RT-PCR融解曲線示基因產物均為單峰(圖 2),說明無引物二聚體和非特異性擴增。RT-PCR結果顯示,腸梗阻3 h組大鼠回腸組織中HDC mRNA的表達水平的中位數為7.81 (7.05~8.39),高于腸梗阻1 h組的1.77 (1.74~1.94) 和空白對照組的0.97 (0.88~1.15),P<0.01;而腸梗阻1 h組和空白對照組間比較差異則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臨床上對絞窄性腸梗阻的早期診斷比較棘手。胃腸道缺血早期無特有的臨床表現,缺乏有效的檢查手段,仍需多種檢查綜合判斷[6],以免延誤診治。常用的影像學檢查方法無法做到準確預判腸管缺血程度。通過血清學指標診斷絞窄性腸梗阻是簡便和經濟的檢查手段,但其仍處于探索階段,尚無確切的指標。本實驗通過結扎部分腸管模擬絞窄性腸梗阻,觀察早期回腸組織中HDC mRNA的表達水平,以及血清中HDC和D-乳酸濃度的變化。
HDC是催化組氨酸反應生成組胺的酶,并對組氨酸具有高度的特異性。人類的HDC基因定位于染色體15q21.2上,在成年哺乳動物的肝、胃腸道及胰腺組織中其表達水平均較高,主要在肥大細胞、胃腸道嗜鉻樣細胞、嗜堿性粒細胞、幼粒細胞及血小板中呈陽性表達[7]。而組胺受體主要分布在大腦和胃腸道中[8],因此胃腸道的病理學改變必然帶來組胺合成的變化。絞窄性腸梗阻最主要的病理學改變是腸壁血液循環障礙。關于組胺與組織器官缺血損傷的關系,以往研究得較多的是肝、腦及心臟[9-10],而胃腸道涉及較少。Ge等[11]利用小鼠建立小腸缺血再灌注損傷模型,先阻斷腸系膜上動脈30 min,然后開放,分別觀察開放后1、3、6和12 h時小腸組織內肥大細胞數量、組胺水平及腫瘤壞死因子的表達水平,結果在術后6 h時,在光鏡下觀察到明顯的小腸組織損傷,同時伴有上述指標的增高,而術后12 h時伴隨肥大細胞數量及組胺水平的降低,小腸組織的損傷減輕。Huang等[12]利用大鼠建立小腸缺血再灌注損傷模型,他們先阻斷腸系膜上動脈75 min,然后開放,觀察開放4 h時血清組胺濃度及肝臟組織中乳酸脫氫酶、腫瘤壞死因子、白介素-8(IL-8)及丙二醛水平,結果發現,和對照組(只游離腸系膜上動脈而不予阻斷)相比,上述指標均明顯增高,提示組胺參與了小腸的缺血性病理學改變。
Fujimoto等[13]較早發現,大鼠小腸缺血再灌注損傷時小腸黏膜組織內HDC活性顯著增高。也有學者[14-15]發現,在胃潰瘍的發生過程中,HDC基因的表達呈現先下調后逐漸上調的過程。關于HDC基因的表達及其血清濃度對腸梗阻診斷價值的研究報道較少。Yang等[16]報道,發生絞窄性腸梗阻時,結腸組織內高表達HDC基因,并由此進入血液循環,再經尿液排出體外,使血清和尿中的HDC濃度均增高,HDC的這種變化有助于絞窄性腸梗阻的診斷。楊建軍等[17-18]分別測定了28例絞窄性腸梗阻患者、19例單純性腸梗阻患者、17例急性單純性闌尾炎患者和20例健康志愿者的血清HDC、D-乳酸、α-谷胱甘肽S-轉移酶、腸脂肪酸結合蛋白和二胺氧化酶濃度,觀察這些指標在腸梗阻患者發生腸黏膜損傷時的變化。結果發現,上述指標在絞窄性腸梗阻患者中最高,特別是伴有腹腔感染時增高明顯;其中血清HDC濃度與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的相關性最強;當血清HDC濃度≥31.0 ng/mL時,其診斷絞窄性腸梗阻的靈敏度(74.5%)、特異度(94.6%)、假陰性率(25.5%)及假陽性率(5.4%)均優于其他指標,故認為血清HDC濃度是一種有效的診斷絞窄性腸梗阻的生物學指標[17-18]。有關HDC基因在絞窄性腸梗阻發生初期小腸組織中表達水平的研究較少。本實驗結果顯示,發生絞窄性腸梗阻1 h時回腸組織中HDC mRNA的表達水平增高不明顯,但3 h時回腸組織中HDC mRNA的表達水平明顯增高,達到空白對照組的8.05倍;血清檢測結果顯示,腸梗阻1 h后血清HDC濃度即顯著升高,3 h后其濃度進一步升高。以上結果提示,絞窄性腸梗阻1 h時即出現血清HDC濃度的增高,這有助于臨床早期診斷絞窄性腸梗阻。
D-乳酸是腸道細菌發酵產生的代謝產物,正常情況下很少吸收,當腸壁發生損傷、腸道通透性增加時可進入血液,而哺乳動物無法將其快速降解,因此可作為判斷腸黏膜損傷程度的指標[19]。但以往的研究對象多為阻斷腸系膜上動脈致小腸大面積缺血的大鼠[20],或者因腹腔高壓引起整個小腸缺血者[21],或者已經確診為腸管血運障礙的臨床急腹癥患者[22],而臨床上診斷困難者往往是一部分腸管發生絞窄、臨床癥狀不典型者。因此,本實驗通過結扎部分腸管建立小面積絞窄性腸梗阻模型,觀察早期血清D-乳酸濃度的變化。結果顯示,發生腸梗阻3 h后血清D-乳酸濃度仍與空白對照組相比無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絞窄性腸梗阻發生時間短、腸管缺血面積小時,血清D-乳酸濃度的變化不明顯,不能敏感地反映腸管損傷程度,不宜作為急性腸梗阻的早期診斷指標。李輝等[23]也報道,在急性腸梗阻中,血清D-乳酸濃度并不適于作為評價腸黏膜損傷程度的指標。但也有學者[24]認為,血清D-乳酸濃度的升高程度與腸管損傷范圍的關系不密切,主要與梗阻部位及梗阻時間相關。血清D-乳酸對腸梗阻早期診斷的價值需進一步探索。
腸道是人體最大的消化器官,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其結構功能復雜。近年研究的血清學指標如α-谷胱甘肽S-轉移酶、腸脂肪酸結合蛋白等可以幫助提高腸梗阻診斷的精確性[25]。本實驗結果提示,血清HDC濃度是一種早期診斷絞窄性腸梗阻的較有效的生物學指標,其濃度增高預示更差的臨床結局,而血清D-乳酸濃度僅可以幫助提高腸梗阻診斷的精確性。今后需要進一步開展大樣本臨床研究,以為臨床診治絞窄性腸梗阻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