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荊沖, 王豪夫, 劉軍軍, 李君, 王曰偉, 趙宗剛, 李永新, 祝金童. 腎下腹主動脈瘤近端瘤頸形態與ⅠA型內漏的相關性研究.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5, 22(8): 937-941. doi: 10.7507/1007-9424.20150244 復制
腹主動脈瘤腔內修復術是近年來出現的針對腹主動脈瘤的微創療法。1991年，Parodi等[1]首次進行了腹主動脈瘤腔內修復術，通過使用黏附滌綸人工血管的支架重建腹主動脈血流，防止瘤體進一步擴張、破裂，達到改善其預后的目的。腔內修復術與傳統開腹手術相比較具有創傷小、近期內死亡率低、恢復快等特點，這種微創技術作為治療腎下腹主動脈瘤的手段已經取得了廣泛的認可[2]，并成為腹主動脈瘤外科治療的首要選擇[3-5]。但是，不是所有的腹主動脈瘤患者都能夠行腔內修復術治療[6]，其中最大的受限因素之一是近端瘤頸的形態。有研究[7]表明，腹主動脈瘤近端瘤頸的形態與腔內修復術后內漏的發生密切相關，尤其是不良的近端錨定區能增加內漏的發生率[5, 8-9]。但是不同研究中心[10-11]對近端瘤頸的相關指標對Ⅰ型內漏發生的影響有不同的結果報道，分析其原因為不同研究中心對近端瘤頸的相關指標的測量中多采用二維的CT血管造影（CTA）圖像，測量結果不夠準確，并且單一層面的瘤頸直徑也不能體現整個瘤頸的直徑變化。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我們采用Osorix軟件以動脈中心軸進行三維重建，以期獲得各項指標較為準確的測量值，并設立瘤頸的直徑變化率這一指標來描述瘤頸的形態變化，現總結青島大學附屬醫院血管外科2007年9月至2014年2月期間應用分叉型覆膜支架治療111例非破裂腎下腹主動脈瘤患者的治療經驗，分析近端瘤頸形態的相關指標對ⅠA型內漏發生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共納入111例非破裂腎下腹主動脈瘤且行腔內修復術的患者，其中男102例，女9例。年齡48～88歲，（79.98±7.55）歲。伴發疾病包括高血壓82例，糖尿病54例，慢性阻塞性肺病19例，心房顫動8例，腎功能不全3例，惡性腫瘤2例，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1例。所有病例均采用分叉型覆膜支架人工血管，其中Zenith（Cook公司，美國）50例，Talent（Medtronic公司，美國）3例，華脈泰科7例，Excluder（Gore公司，美國）46例，Ankura（先鋒公司，中國）3例，Endurant（Medtronic公司，美國）2例。
1.2 檢查方法
所有患者術前均行腹部動脈CTA檢查，掃描范圍從腹主動脈起始到髂外動脈，層厚5 mm。將所獲取的CTA圖像導入Osorix軟件，利用EVAR plugin 1.0插件根據腹主動脈、髂總動脈及髂外動脈的中心軸進行三維圖像重建。
1.3 相關指標的選取
1.3.1 瘤頸形狀分型
瘤頸形狀在構型方面可以分為直筒型、錐型、喇叭型、桶型、沙漏型和不規則型（圖 1）[12]。直筒型瘤頸是腔內修復術最理想的構型，其他構型在近端錨定區的錨定效果都不是很理想。錨定效果不理想就意味著支架與血管壁的貼合不佳，容易產生ⅠA型內漏。因此，術前對近端瘤頸形態的評估顯得尤為重要，為了更好地描繪近端瘤頸的形態變化，我們將近端瘤頸分成近腎動脈段和近瘤體段兩段。
圖1
瘤頸形狀分型
1.3.2 近端瘤頸形態相關指標的選取
①近端瘤頸直徑：近腎動脈水平直徑（r1）、近瘤體水平直徑（r2）、r1和r2之間直徑變化最大的層面（r3）；②近端瘤頸長度：r1和r3之間的瘤頸長度（d1）、r3和r2之間的瘤頸長度（d2）；③近端瘤頸夾角；④瘤體最大直徑；⑤近腎動脈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r3-r1）/d1，近瘤體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r2-r3）/d2；⑥附壁血栓和（或）鈣化。
1.4 手術方法
該組病例的腔內修復技術參照我中心之前的文獻[13]報道。
1.5 隨訪和統計學方法
分別在術后第3、6、12個月及每年隨訪。隨訪方法包括CTA、B超等。計量資料用
2 結果
2.1 術前測量結果
近端瘤頸長度為（40.26±16.52）mm（10.50～76.20 mm），近端瘤頸夾角為（42.78±19.12）°（5°～94°），瘤體最大直徑為（49.59±14.74）mm（22.20～110.30 mm），近腎動脈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為0.01±0.16（-0.27～0.53），近瘤體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為0.07±0.41（0.06～0.91），附壁血栓及鈣化發生率為24.32%（27/111）。
2.2 手術結果
采用局麻下雙側股動脈切開107例，中轉全麻2例，其中1例需要通過髂總動脈建立導入途徑采用硬膜外麻醉，1例合并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采用全麻，先行胸主動脈腔內修復術后行腹主動脈腔內修復術，所有病例的覆膜支架均在預期位置成功釋放，術中無死亡病例。
術中發生即時ⅠA型內漏12例，術后3個月復查發現2例ⅠA型內漏。術中發生的即時內漏均采用球囊反復擴張近端錨定區，6例經反復擴張后內漏消失；4例加用Cuff支架，其中1例覆蓋單側腎動脈，再用“煙囪”技術重建腎動脈；2例因少量內漏術中未做特殊處理，其中1例隨訪3個月時內漏消失，1例采用Cuff支架行內漏二次修復。術后3個月時復查發現的2例內漏，6個月再復查時內漏未消失，1例采用Cuff支架行內漏二次修復，1例因患者拒絕再手術治療，后死于冠心病。
2.3 影響ⅠA型內漏發生的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結果
本次研究中采用了多家公司的支架，考慮到各公司在材料成分和支架設計方面的差異，所以對所有發生內漏的患者所采用的支架進行了差異性分析。在14例ⅠA型內漏中，1例采用Ankura支架，5例采用Zenith支架，8例采用Excluder支架，三者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54，P=0.46）。
影響ⅠA型內漏發生的單因素分析結果見表 1。從表 1可見，ⅠA型內漏的發生與近腎動脈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近瘤體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近端瘤頸長度、附壁是否有血栓及鈣化均無關（P > 0.05），而僅與近端瘤頸夾角及瘤體最大直徑有關（P < 0.05）。將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只有近端瘤頸夾角對ⅠA型內漏發生有影響（P < 0.05），而瘤體最大直徑對其無影響（P > 0.05），見表 2。
表1
影響ⅠA型內漏發生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表2
影響ⅠA型內漏發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2.4 隨訪結果
本組患者隨訪97例，隨訪率87.39%，隨訪時間6～84個月，（37±17）個月。隨訪期間8例死亡，其中3例死于冠心病，3例死于腎功能衰竭，1例3個月后復查發現ⅠA型內漏保守觀察死于腹主動脈瘤破裂，1例死于感染性腹主動脈瘤破裂。
3 討論
20多年來，腔內修復術在技術和設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越來越廣泛地被應用于腹主動脈瘤的治療[14]。腔內修復術的并發癥主要有內漏、腔內移植物移位、移植物血栓形成、腔內血管移植術后綜合征等，以內漏和腔內移植物移位最為常見。在臨床中認為，不良的近端錨定區可能是造成內漏的重要原因之一[15]。依據文獻[7]對不良的近端錨定區的定義可以概括為：①近端瘤頸最寬的部分直徑大于28 mm；②瘤頸成角大于60°；③瘤頸有嚴重的鈣化或附壁血栓形成（大于50%）；④瘤頸長度小于15 mm。但是對于這些近端瘤頸的相關指標對ⅠA型內漏產生的影響在相關研究[16]中的結果并未達成共識。
普遍認為，行腔內修復術近端瘤頸直徑最好為17～28 mm，近端瘤頸長度不小于15 mm，在不良的近端錨定區的定義中也提到寬瘤頸和短瘤頸是其重要特征[5]。Sampaio等[17]也證實了ⅠA型內漏與近端瘤頸的直徑和長度有關。但是Dillavou等[18]及國內多個中心的研究[10]則認為，ⅠA型內漏與近端瘤頸的直徑和長度無關。考慮到之前多個單中心的研究中只是在二維的CT影像上取近端瘤頸近瘤體的一個層面并量取其短徑作為近端瘤頸直徑，以及通過CT影像的層數來估計瘤頸長度，這樣的測量方式獲得的數據不能準確地描繪近端瘤頸的形態變化，因此我們在Osorix軟件的幫助下進行了CT三維圖像重建，將近端瘤頸分為兩段，通過各段直徑變化率更好地描繪了近端瘤頸的變化形態，我們獲得了與Dillavou等[18]相同的結論，即近端瘤頸直徑和長度與ⅠA型內漏無關。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本組患者在術前為了確保腔內修復術的成功，均將近端瘤頸不小于10 mm作為適應證，因此，本次研究不能反映瘤頸小于10 mm的情況。
在腔內修復術中瘤頸角度過大往往會導致ⅠA型內漏的發生[19-20]，Goetti等[20]也有類似的報道，在本組病例的分析中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因為近端瘤頸夾角角度越大，支架與血管壁的貼合也就越差，但是隨著支架材料和腔內技術的進步，柔韌性和貼附性更好的支架則可以滿足成角較大的不良血管形態，如Zenith和Excluder產品，也可以通過Palmaz支架的良好徑向支撐力來增大支架與瘤頸的貼附力度，同時通過它的縱向支撐力一定程度上糾正瘤頸成角來達到減少ⅠA型內漏發生的目的。
附壁血栓和鈣化是動脈瘤常見的病理改變，嚴重的附壁血栓和鈣化會增加覆膜支架緊密貼服血管壁的難度，從而導致內漏的發生，國外文獻[17]也有類似的報道，那么術前對血栓和鈣化的評估也就十分重要。關于血栓和鈣化的評分系統，血管委員會根據其占據主動脈壁的范圍制定了評分和分級標準，在選用此標準的時候，我們遇到了與郭偉等[19]報道的同樣問題，近端瘤頸的不同水平其血栓和鈣化的評分都是變化的，參照郭偉等[19]的研究，采取了“是”與“否”的定性分類來進行統計，獲得了與其一致的結果，即血栓和鈣化與ⅠA型內漏無直接的相關性，這可能與支架品種和規格的選擇有關，對于附壁血栓和鈣化嚴重的患者我們往往選擇柔順性和貼服性俱佳的覆膜支架，并通過多次測量依據標準選取合適的規格，減少了內漏發生的幾率。
在本組病例中，絕大部分患者采用了Zenith和Excluder覆膜支架，其他支架例數較少，由于較少使用而臨床經驗不足，所以大多選擇了近端瘤頸形態良好的病例，如華脈泰科支架，其當前處在臨床試驗階段，產品仍有瑕疵，因而適應證的范圍控制較為嚴格，同時隨訪時間過短。所以本組病例的研究中，雖然得到了各類產品沒有明顯差異的結論，考慮到選取病例的標準不同和隨訪時間過短，故不能證明產品之間沒有差異，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中經多變量的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了瘤體最大直徑與腔內修復術后ⅠA型內漏的發生無關，該結論與其他中心[10, 16]的研究結論相同。本組發生ⅠA型內漏的病例中多為不良的近端錨定區，因為不良的近端瘤頸形態的形成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所以瘤體因為發病時間長也往往較大，國內有關研究[21]在其相關研究中也證實了瘤體直徑與瘤頸角成正相關，因此，我們得到近端瘤頸夾角與ⅠA型內漏的發生有關這一結論可能與此有關。
綜上所述，腹主動脈瘤近端瘤頸的形態與內漏的發生具有一定相關性，那么為了使更多的不能耐受開腹手術的腹主動脈瘤患者受益并確保腔內修復術的成功，準確地測量近端瘤頸形態則尤為重要，同樣一個好的測量軟件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腹主動脈瘤腔內修復術是近年來出現的針對腹主動脈瘤的微創療法。1991年，Parodi等[1]首次進行了腹主動脈瘤腔內修復術，通過使用黏附滌綸人工血管的支架重建腹主動脈血流，防止瘤體進一步擴張、破裂，達到改善其預后的目的。腔內修復術與傳統開腹手術相比較具有創傷小、近期內死亡率低、恢復快等特點，這種微創技術作為治療腎下腹主動脈瘤的手段已經取得了廣泛的認可[2]，并成為腹主動脈瘤外科治療的首要選擇[3-5]。但是，不是所有的腹主動脈瘤患者都能夠行腔內修復術治療[6]，其中最大的受限因素之一是近端瘤頸的形態。有研究[7]表明，腹主動脈瘤近端瘤頸的形態與腔內修復術后內漏的發生密切相關，尤其是不良的近端錨定區能增加內漏的發生率[5, 8-9]。但是不同研究中心[10-11]對近端瘤頸的相關指標對Ⅰ型內漏發生的影響有不同的結果報道，分析其原因為不同研究中心對近端瘤頸的相關指標的測量中多采用二維的CT血管造影（CTA）圖像，測量結果不夠準確，并且單一層面的瘤頸直徑也不能體現整個瘤頸的直徑變化。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我們采用Osorix軟件以動脈中心軸進行三維重建，以期獲得各項指標較為準確的測量值，并設立瘤頸的直徑變化率這一指標來描述瘤頸的形態變化，現總結青島大學附屬醫院血管外科2007年9月至2014年2月期間應用分叉型覆膜支架治療111例非破裂腎下腹主動脈瘤患者的治療經驗，分析近端瘤頸形態的相關指標對ⅠA型內漏發生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本組共納入111例非破裂腎下腹主動脈瘤且行腔內修復術的患者，其中男102例，女9例。年齡48～88歲，（79.98±7.55）歲。伴發疾病包括高血壓82例，糖尿病54例，慢性阻塞性肺病19例，心房顫動8例，腎功能不全3例，惡性腫瘤2例，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1例。所有病例均采用分叉型覆膜支架人工血管，其中Zenith（Cook公司，美國）50例，Talent（Medtronic公司，美國）3例，華脈泰科7例，Excluder（Gore公司，美國）46例，Ankura（先鋒公司，中國）3例，Endurant（Medtronic公司，美國）2例。
1.2 檢查方法
所有患者術前均行腹部動脈CTA檢查，掃描范圍從腹主動脈起始到髂外動脈，層厚5 mm。將所獲取的CTA圖像導入Osorix軟件，利用EVAR plugin 1.0插件根據腹主動脈、髂總動脈及髂外動脈的中心軸進行三維圖像重建。
1.3 相關指標的選取
1.3.1 瘤頸形狀分型
瘤頸形狀在構型方面可以分為直筒型、錐型、喇叭型、桶型、沙漏型和不規則型（圖 1）[12]。直筒型瘤頸是腔內修復術最理想的構型，其他構型在近端錨定區的錨定效果都不是很理想。錨定效果不理想就意味著支架與血管壁的貼合不佳，容易產生ⅠA型內漏。因此，術前對近端瘤頸形態的評估顯得尤為重要，為了更好地描繪近端瘤頸的形態變化，我們將近端瘤頸分成近腎動脈段和近瘤體段兩段。
圖1
瘤頸形狀分型
1.3.2 近端瘤頸形態相關指標的選取
①近端瘤頸直徑：近腎動脈水平直徑（r1）、近瘤體水平直徑（r2）、r1和r2之間直徑變化最大的層面（r3）；②近端瘤頸長度：r1和r3之間的瘤頸長度（d1）、r3和r2之間的瘤頸長度（d2）；③近端瘤頸夾角；④瘤體最大直徑；⑤近腎動脈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r3-r1）/d1，近瘤體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r2-r3）/d2；⑥附壁血栓和（或）鈣化。
1.4 手術方法
該組病例的腔內修復技術參照我中心之前的文獻[13]報道。
1.5 隨訪和統計學方法
分別在術后第3、6、12個月及每年隨訪。隨訪方法包括CTA、B超等。計量資料用
2 結果
2.1 術前測量結果
近端瘤頸長度為（40.26±16.52）mm（10.50～76.20 mm），近端瘤頸夾角為（42.78±19.12）°（5°～94°），瘤體最大直徑為（49.59±14.74）mm（22.20～110.30 mm），近腎動脈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為0.01±0.16（-0.27～0.53），近瘤體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為0.07±0.41（0.06～0.91），附壁血栓及鈣化發生率為24.32%（27/111）。
2.2 手術結果
采用局麻下雙側股動脈切開107例，中轉全麻2例，其中1例需要通過髂總動脈建立導入途徑采用硬膜外麻醉，1例合并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采用全麻，先行胸主動脈腔內修復術后行腹主動脈腔內修復術，所有病例的覆膜支架均在預期位置成功釋放，術中無死亡病例。
術中發生即時ⅠA型內漏12例，術后3個月復查發現2例ⅠA型內漏。術中發生的即時內漏均采用球囊反復擴張近端錨定區，6例經反復擴張后內漏消失；4例加用Cuff支架，其中1例覆蓋單側腎動脈，再用“煙囪”技術重建腎動脈；2例因少量內漏術中未做特殊處理，其中1例隨訪3個月時內漏消失，1例采用Cuff支架行內漏二次修復。術后3個月時復查發現的2例內漏，6個月再復查時內漏未消失，1例采用Cuff支架行內漏二次修復，1例因患者拒絕再手術治療，后死于冠心病。
2.3 影響ⅠA型內漏發生的單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結果
本次研究中采用了多家公司的支架，考慮到各公司在材料成分和支架設計方面的差異，所以對所有發生內漏的患者所采用的支架進行了差異性分析。在14例ⅠA型內漏中，1例采用Ankura支架，5例采用Zenith支架，8例采用Excluder支架，三者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54，P=0.46）。
影響ⅠA型內漏發生的單因素分析結果見表 1。從表 1可見，ⅠA型內漏的發生與近腎動脈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近瘤體段瘤頸的直徑變化率、近端瘤頸長度、附壁是否有血栓及鈣化均無關（P > 0.05），而僅與近端瘤頸夾角及瘤體最大直徑有關（P < 0.05）。將單因素分析有統計學意義的項目進行logistic回歸分析發現，只有近端瘤頸夾角對ⅠA型內漏發生有影響（P < 0.05），而瘤體最大直徑對其無影響（P > 0.05），見表 2。
表1
影響ⅠA型內漏發生的單因素分析結果
表2
影響ⅠA型內漏發生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
2.4 隨訪結果
本組患者隨訪97例，隨訪率87.39%，隨訪時間6～84個月，（37±17）個月。隨訪期間8例死亡，其中3例死于冠心病，3例死于腎功能衰竭，1例3個月后復查發現ⅠA型內漏保守觀察死于腹主動脈瘤破裂，1例死于感染性腹主動脈瘤破裂。
3 討論
20多年來，腔內修復術在技術和設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越來越廣泛地被應用于腹主動脈瘤的治療[14]。腔內修復術的并發癥主要有內漏、腔內移植物移位、移植物血栓形成、腔內血管移植術后綜合征等，以內漏和腔內移植物移位最為常見。在臨床中認為，不良的近端錨定區可能是造成內漏的重要原因之一[15]。依據文獻[7]對不良的近端錨定區的定義可以概括為：①近端瘤頸最寬的部分直徑大于28 mm；②瘤頸成角大于60°；③瘤頸有嚴重的鈣化或附壁血栓形成（大于50%）；④瘤頸長度小于15 mm。但是對于這些近端瘤頸的相關指標對ⅠA型內漏產生的影響在相關研究[16]中的結果并未達成共識。
普遍認為，行腔內修復術近端瘤頸直徑最好為17～28 mm，近端瘤頸長度不小于15 mm，在不良的近端錨定區的定義中也提到寬瘤頸和短瘤頸是其重要特征[5]。Sampaio等[17]也證實了ⅠA型內漏與近端瘤頸的直徑和長度有關。但是Dillavou等[18]及國內多個中心的研究[10]則認為，ⅠA型內漏與近端瘤頸的直徑和長度無關。考慮到之前多個單中心的研究中只是在二維的CT影像上取近端瘤頸近瘤體的一個層面并量取其短徑作為近端瘤頸直徑，以及通過CT影像的層數來估計瘤頸長度，這樣的測量方式獲得的數據不能準確地描繪近端瘤頸的形態變化，因此我們在Osorix軟件的幫助下進行了CT三維圖像重建，將近端瘤頸分為兩段，通過各段直徑變化率更好地描繪了近端瘤頸的變化形態，我們獲得了與Dillavou等[18]相同的結論，即近端瘤頸直徑和長度與ⅠA型內漏無關。分析其原因可能是，本組患者在術前為了確保腔內修復術的成功，均將近端瘤頸不小于10 mm作為適應證，因此，本次研究不能反映瘤頸小于10 mm的情況。
在腔內修復術中瘤頸角度過大往往會導致ⅠA型內漏的發生[19-20]，Goetti等[20]也有類似的報道，在本組病例的分析中也得到了同樣的結論。因為近端瘤頸夾角角度越大，支架與血管壁的貼合也就越差，但是隨著支架材料和腔內技術的進步，柔韌性和貼附性更好的支架則可以滿足成角較大的不良血管形態，如Zenith和Excluder產品，也可以通過Palmaz支架的良好徑向支撐力來增大支架與瘤頸的貼附力度，同時通過它的縱向支撐力一定程度上糾正瘤頸成角來達到減少ⅠA型內漏發生的目的。
附壁血栓和鈣化是動脈瘤常見的病理改變，嚴重的附壁血栓和鈣化會增加覆膜支架緊密貼服血管壁的難度，從而導致內漏的發生，國外文獻[17]也有類似的報道，那么術前對血栓和鈣化的評估也就十分重要。關于血栓和鈣化的評分系統，血管委員會根據其占據主動脈壁的范圍制定了評分和分級標準，在選用此標準的時候，我們遇到了與郭偉等[19]報道的同樣問題，近端瘤頸的不同水平其血栓和鈣化的評分都是變化的，參照郭偉等[19]的研究，采取了“是”與“否”的定性分類來進行統計，獲得了與其一致的結果，即血栓和鈣化與ⅠA型內漏無直接的相關性，這可能與支架品種和規格的選擇有關，對于附壁血栓和鈣化嚴重的患者我們往往選擇柔順性和貼服性俱佳的覆膜支架，并通過多次測量依據標準選取合適的規格，減少了內漏發生的幾率。
在本組病例中，絕大部分患者采用了Zenith和Excluder覆膜支架，其他支架例數較少，由于較少使用而臨床經驗不足，所以大多選擇了近端瘤頸形態良好的病例，如華脈泰科支架，其當前處在臨床試驗階段，產品仍有瑕疵，因而適應證的范圍控制較為嚴格，同時隨訪時間過短。所以本組病例的研究中，雖然得到了各類產品沒有明顯差異的結論，考慮到選取病例的標準不同和隨訪時間過短，故不能證明產品之間沒有差異，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中經多變量的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了瘤體最大直徑與腔內修復術后ⅠA型內漏的發生無關，該結論與其他中心[10, 16]的研究結論相同。本組發生ⅠA型內漏的病例中多為不良的近端錨定區，因為不良的近端瘤頸形態的形成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所以瘤體因為發病時間長也往往較大，國內有關研究[21]在其相關研究中也證實了瘤體直徑與瘤頸角成正相關，因此，我們得到近端瘤頸夾角與ⅠA型內漏的發生有關這一結論可能與此有關。
綜上所述，腹主動脈瘤近端瘤頸的形態與內漏的發生具有一定相關性，那么為了使更多的不能耐受開腹手術的腹主動脈瘤患者受益并確保腔內修復術的成功，準確地測量近端瘤頸形態則尤為重要，同樣一個好的測量軟件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