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懋, 胡偉明, 陳陽, 李昂, 陸慧敏. PCT在重癥急性胰腺炎的臨床應用初探. 中國普外基礎與臨床雜志, 2015, 22(1): 28-32. doi: 10.7507/1007-9424.20150008 復制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是臨床較常見的一種急性炎癥，分為輕度、中度和重度[1-3]。前者臨床多采用保守治療，病程轉歸大多數呈自限性。有15%～20%的患者為重癥胰腺炎，容易發生感染壞死、休克、腹膜炎、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膿毒血癥、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MOF）等，如不能及時診斷及干預治療，病死率高達20%~30% [4-5]。目前，國內外的治療指南都一致推薦有感染癥狀及體征的感染性胰腺壞死是手術治療及放射介入引流的指征[1-2, 6-7]。在臨床上，感染性壞死的診斷是選擇手術或非手術治療的關鍵[8-9]。當前在臨床上，對懷疑有壞死合并感染的患者通常行細針穿刺加細菌學檢查。但是細針穿刺可帶來嚴重的并發癥，如出血、腸瘺等，并有一定的假陰性率，且可帶來外源性感染的可能。同時，確定感染后何時行手術治療，目前尚無定論。有學者[10]認為應早期手術，可減少壞死物質及毒素的吸收。而部分學者[11-13]認為應晚期手術，待壞死界限清晰，能更好地清除壞死物質，減少對正常胰腺的損傷，從而減少并發癥的發生。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的出現為指導SAP手術時機的選擇提供了可能性。PCT作為一種特殊的感染指標已應用于臨床多個領域，對新生兒感染性疾病的鑒別診斷、SIRS、敗血癥等都有較高的診斷價值，對胰腺感染的診斷也有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能較早反映出機體的感染程度。在SAP時，PCT值與胰腺壞死感染的形態學和感染嚴重程度相關[14]。PCT作為胰腺感染診斷的生化指標已通過大量研究證實，臨床應用范圍也越來越廣，但是能否根據PCT值判斷最佳手術時機及能否根據PCT值及其變化趨勢來評估術后并發癥尚不清楚，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擬通過監測重癥急性胰腺炎（SAP）患者血清PCT水平的變化及術后相關并發癥的發生率，探討PCT在SAP手術時機選擇及術后并發癥評估中的作用。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四川大學華西醫院2009年9月至2011年12月期間因SAP合并不同程度胰腺壞死及感染而行手術治療的患者93例作為研究對象。
1.1.1 納入標準
SAP的診斷根據《中國急性胰腺炎診治指南》[15]。臨床上符合以下3項特征中2項者則可診斷AP：①與AP符合的腹痛（急性、突發、持續、劇烈的上腹部疼痛，常向背部放射）；②血清淀粉酶和（或）脂肪酶活性至少大于正常上限的3倍；③增強CT/MＲI或腹部超聲呈AP影像學改變。將SAP規定為：符合AP診斷標準，伴有持續性（> 48 h）器官功能障礙（單器官或多器官），改良Marshall評分[16]≥2分。SAP并發感染的診斷根據中華醫學會外科學會胰腺學組對SAP的診斷標準[15]，從3個方面來判斷SAP是否合并感染：①上腹部2個以上象限都出現腹膜刺激征等腹膜炎樣征象，體溫升高（≥38.0°C），血白細胞計數升高（WBC≥20×109/L）；②CT檢查提示胰腺腫脹，胰腺及胰周壞死物質形成，胰周積液，且胰周壞死物質及積液中含有小且不均勻的氣泡形成；③在B超或者CT的引導下行胰腺穿刺，細針穿刺抽出壞死物質做細菌涂片或者細菌培養，結果呈陽性者。
1.1.2 排除標準
于外院行手術治療后轉入筆者所在醫院；非發病48 h內入院；合并胰腺以外其他部位感染；長期使用免疫性藥物；行器官移植術后及合并胰腺腫瘤的患者。
1.2 治療策略
分別于患者入院當天（0 d）、發病1周、術前1 d、術后1 d及術后1周采集患者外周靜脈血3 mL，檢測血清PCT值。PCT的檢測由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化檢驗室采用免疫熒光法，應用2個抗體分別結合降鈣素和PCT分子的降蛋白來檢測血清PCT值，可精確至0.1 ng/mL。由于測量值最大為100 ng/mL，故當PCT值大于100 ng/mL時記為100 ng/mL。
所有被納入研究的患者均行手術治療，患者入院后即給予積極的保守治療。當壞死感染診斷明確并合并膿毒血癥時，考慮及時的手術清除引流治療，若患者臨床癥狀尚平穩，保守治療尚有效，則將手術推延到3～4周后[17]。綜合采用個體化治療方案，根據不同患者的發病情況以及全身狀況，制定不同的手術時機。
1.3 病例分組
納入本研究的93例患者根據術前1 d的血漿PCT值，將其分為3組，即低水平組（PCT < 2 ng/mL）47例、中水平組（PCT 2～10 ng/mL）25例和高水平組（PCT > 10 ng/mL）21例。
1.4 結局指標
主要結局指標：死亡；次要結局指標：胰瘺、腸瘺、出血、再次手術、殘余膿腫及肺部感染。
胰瘺的診斷標準及分級參照2010年中國胰腺術后外科常見并發癥預防及治療的專家共識[18]：術后3 d吻合口或胰腺殘端液體引流量超過10 mL/d，引流液中淀粉酶濃度高于正常血漿淀粉酶濃度上限的3倍以上，并連續3 d以上；或存在臨床癥狀（如發熱等），超聲或CT等影像學檢查發現吻合口周圍液體積聚，積液穿刺證實液體中的淀粉酶濃度高于正常血漿淀粉酶濃度上限的3倍以上。
1.5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 15.0統計軟件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3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結果
共收集到119例SAP患者，排除外院行手術治療后轉入筆者所在醫院9例，發病48 h后入院7例，合并肺部感染、膽道感染及其他部位感染7例，以及使用免疫抑制劑患者3例外，本研究最終納入93例患者。其中男50例，女43例；年齡（37.6±19.5）歲；93例SAP患者中，膽源性胰腺炎50例，乙醇性胰腺炎27例，高脂血癥性胰腺炎5例，外傷性胰腺炎3例，妊娠性胰腺炎3例，不明原因胰腺炎5例。各組間患者的性別、年齡及病因構成方面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詳細資料見表 1。
表1
3組SAP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2.2 3組患者術前基本情況比較
手術前1 d 3組患者的基本情況見表 2。由表 2可見，除血清PCT值外，其他指標3組間比較其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表2
3組SAP患者術前1 d的基本情況比較
2.3 手術時機
本組93例患者中，18例在發病后2周內行手術治療，55例在發病后2~4周行手術治療，20例在發病4周以后行手術治療。低水平組的手術時間為發病后28 d，中水平組的手術時間為發病后21 d，高水平組的手術時間為發病后19 d，低水平組的手術時間要晚于另外2組（P < 0.05），而中水平組與高水平組之間的差異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2.4 術后相關并發癥及其與術前PCT水平的關系
93例患者中術后相關并發癥發生率為19.4%（18/93）。并發癥有術后腹腔出血13例，腸瘺14例，胰瘺18例，肺部感染4例，殘余膿腫10例；其中行再次手術治療15例，死亡8例，死亡率為8.6%（8/93）。除肺部感染、A級胰瘺及C級胰瘺外，中水平組及高水平組的各項并發癥發生率均高于低水平組（P < 0.05）；中水平組的胰瘺及殘余膿腫發生率又較高水平組的明顯降低（P < 0.05）。見表 3。該結果提示，術前PCT水平增高的SAP患者，其術后相關并發癥的發生率較高，再手術率和死亡率也較高。
表3
3組SAP患者術后相關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例（%）〕
術后發生并發癥患者手術前后各時相檢測的血清PCT水平結果見表 4。由表 4可見，與入院當天比較，發病1周時發生并發癥的患者其PCT值明顯增高（P < 0.05）。在腸瘺及殘余膿腫患者中，術后1 d的血清PCT水平較術前1 d升高（P < 0.05），而與術后1 d比較，術后1周時發生殘余膿腫及死亡的患者其PCT值明顯增高（P < 0.05）。在死亡患者中，術后血清PCT水平持續升高。
表4
術后發生并發癥SAP患者手術前后各時相血清PCT水平檢測結果（M）
2.5 術后壞死組織培養結果
93例患者均行壞死組織或膿液培養，其中79例培養結果呈陽性，陽性率為84.9%。其中低水平組陽性率為80.9%（38/47），中水平組陽性率為88.0%（22/25），高水平組陽性率為90.5%（19/21）。培養細菌以大腸桿菌為多數，占74.7%（59/79），克雷伯桿菌占7.6%（6/79），混合細菌感染占13.9%（11/79），真菌感染占3.8%（3/79）。
3 討論
PCT是1989年發現的一種炎癥因子[19]，是無激素活性的降鈣素前肽物質[20]，無論在體內或者體外都具有較好的穩定性，生理情況下主要來源于甲狀腺濾泡旁細胞。正常成人外周血中PCT含量很少，小于0.1 ng/mL，幾乎檢測不到，在機體感染的情況下，PCT水平升高，PCT的升高程度與機體的感染程度呈正比[21]。有研究[22]表明，單核細胞，T、B淋巴細胞和粒細胞是炎癥時期PCT的主要來源；也有研究[23]顯示，實質細胞才是炎癥反應期PCT的主要來源。動物實驗[24]也證實，PCT可能作為一種次級炎癥因子，無法啟動炎癥反應的發生，但是可以參與炎癥反應，并放大和加重炎癥反應發生的病理過程，且不受機體免疫狀態的影響。因此，PCT常作為預測患者是否感染的血清指標。
在SAP，PCT常用來評估胰腺炎的嚴重程度以及胰腺壞死組織是否感染。Rau等[25]的研究表明，感染壞死性胰腺炎與無菌壞死性胰腺炎和水腫性胰腺炎相比，PCT顯著增高。PCT預測感染壞死性胰腺炎或胰腺膿毒癥的臨界值為1.8 ng/mL，若能保持2 d以上，則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4％和91％。若PCT高于2.0 ng/mL，則可以明確有感染壞死性胰腺炎存在[26]。尤其是PCT達到10～100 ng/mL，則代表有嚴重的細菌感染、全身性感染和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或者伴器官功能衰竭的嚴重敗血癥存在[27]。因此，本研究根據術前PCT值將患者分為了3組，采用的臨界值為2.0 ng/mL和10 ng/mL。
近年來，PCT應用于感染性胰腺炎的診斷已被眾多學者所認同，但PCT是否可用于指導SAP手術時機的選擇尚不確定。本研究首次評價了PCT在SAP手術時機選擇中的作用。本研究結果提示，積極保守治療，待控制感染后再行壞死感染組織清除術是最佳選擇，即血清PCT處于低水平狀態（PCT < 2 ng/mL）。這也進一步說明了晚期手術較早期手術的效果好。但是當保守治療效果不理想時，應盡早手術，即血清PCT處于中水平狀態（PCT在2～10 ng/mL時）。當血清PCT處于高水平狀態時（PCT > 10 ng/mL），術后并發癥發生率高，死亡率也高。
SAP術后，部分患者會出現相關術后并發癥。本組病例中，有18例患者出現不同程度的胰瘺。細菌感染可加重胰瘺嚴重程度。本研究發現，術前血清PCT值越高，術后發生嚴重胰瘺者的比例越高，但是動態監測血清PCT水平變化，對于術后胰瘺嚴重程度的評估意義不大。腹腔出血是SAP術后常見的并發癥之一，其發生率各文獻報道不一，為8.9%～19.3%不等[28]。術后腹腔出血的主要原因為胰腺及胰周組織感染和壞死組織液化、脫落以及滲漏積聚的胰液對胰腺及胰周血管的侵蝕破壞所致，部分與手術操作時過度地清除壞死組織有關。同時多次清除胰腺壞死組織也可造成術后腹腔出血。術前血清PCT值越高，術后發生腹腔出血的風險越大。但是動態監測血清PCT水平變化，對于術后出血的評估意義不大。SAP術后腸瘺的發生率文獻[29]報道差別很大，為5%～55%不等，其中結腸瘺最常見，其次為十二指腸瘺，小腸瘺較少見。本研究發現，術后出現腸瘺及殘余感染的患者，其血清PCT值術后1 d較術前1 d升高。因此，動態監測血清PCT值可用于術后腸瘺及殘余感染的評估。另外，本研究還發現，如術后血清PCT值持續顯著升高者，其死亡率較高。因此，動態監測血清PCT水平的變化，可用于SAP術后死亡風險的評估，對于改善預后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總之，本研究結果提示，PCT除了作為預測胰腺感染的生化指標外，還可以根據PCT值來判斷最佳手術時機，以及根據其變化趨勢來預測及評估術后常見并發癥特別是腸瘺、殘余感染以及死亡的發生。監測SAP患者血清PCT水平的臨床應用價值還需要進一步的前瞻性研究來進一步驗證。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是臨床較常見的一種急性炎癥，分為輕度、中度和重度[1-3]。前者臨床多采用保守治療，病程轉歸大多數呈自限性。有15%～20%的患者為重癥胰腺炎，容易發生感染壞死、休克、腹膜炎、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膿毒血癥、甚至多器官功能衰竭（MOF）等，如不能及時診斷及干預治療，病死率高達20%~30% [4-5]。目前，國內外的治療指南都一致推薦有感染癥狀及體征的感染性胰腺壞死是手術治療及放射介入引流的指征[1-2, 6-7]。在臨床上，感染性壞死的診斷是選擇手術或非手術治療的關鍵[8-9]。當前在臨床上，對懷疑有壞死合并感染的患者通常行細針穿刺加細菌學檢查。但是細針穿刺可帶來嚴重的并發癥，如出血、腸瘺等，并有一定的假陰性率，且可帶來外源性感染的可能。同時，確定感染后何時行手術治療，目前尚無定論。有學者[10]認為應早期手術，可減少壞死物質及毒素的吸收。而部分學者[11-13]認為應晚期手術，待壞死界限清晰，能更好地清除壞死物質，減少對正常胰腺的損傷，從而減少并發癥的發生。降鈣素原（procalcitonin，PCT）的出現為指導SAP手術時機的選擇提供了可能性。PCT作為一種特殊的感染指標已應用于臨床多個領域，對新生兒感染性疾病的鑒別診斷、SIRS、敗血癥等都有較高的診斷價值，對胰腺感染的診斷也有較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能較早反映出機體的感染程度。在SAP時，PCT值與胰腺壞死感染的形態學和感染嚴重程度相關[14]。PCT作為胰腺感染診斷的生化指標已通過大量研究證實，臨床應用范圍也越來越廣，但是能否根據PCT值判斷最佳手術時機及能否根據PCT值及其變化趨勢來評估術后并發癥尚不清楚，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擬通過監測重癥急性胰腺炎（SAP）患者血清PCT水平的變化及術后相關并發癥的發生率，探討PCT在SAP手術時機選擇及術后并發癥評估中的作用。
1 資料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四川大學華西醫院2009年9月至2011年12月期間因SAP合并不同程度胰腺壞死及感染而行手術治療的患者93例作為研究對象。
1.1.1 納入標準
SAP的診斷根據《中國急性胰腺炎診治指南》[15]。臨床上符合以下3項特征中2項者則可診斷AP：①與AP符合的腹痛（急性、突發、持續、劇烈的上腹部疼痛，常向背部放射）；②血清淀粉酶和（或）脂肪酶活性至少大于正常上限的3倍；③增強CT/MＲI或腹部超聲呈AP影像學改變。將SAP規定為：符合AP診斷標準，伴有持續性（> 48 h）器官功能障礙（單器官或多器官），改良Marshall評分[16]≥2分。SAP并發感染的診斷根據中華醫學會外科學會胰腺學組對SAP的診斷標準[15]，從3個方面來判斷SAP是否合并感染：①上腹部2個以上象限都出現腹膜刺激征等腹膜炎樣征象，體溫升高（≥38.0°C），血白細胞計數升高（WBC≥20×109/L）；②CT檢查提示胰腺腫脹，胰腺及胰周壞死物質形成，胰周積液，且胰周壞死物質及積液中含有小且不均勻的氣泡形成；③在B超或者CT的引導下行胰腺穿刺，細針穿刺抽出壞死物質做細菌涂片或者細菌培養，結果呈陽性者。
1.1.2 排除標準
于外院行手術治療后轉入筆者所在醫院；非發病48 h內入院；合并胰腺以外其他部位感染；長期使用免疫性藥物；行器官移植術后及合并胰腺腫瘤的患者。
1.2 治療策略
分別于患者入院當天（0 d）、發病1周、術前1 d、術后1 d及術后1周采集患者外周靜脈血3 mL，檢測血清PCT值。PCT的檢測由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生化檢驗室采用免疫熒光法，應用2個抗體分別結合降鈣素和PCT分子的降蛋白來檢測血清PCT值，可精確至0.1 ng/mL。由于測量值最大為100 ng/mL，故當PCT值大于100 ng/mL時記為100 ng/mL。
所有被納入研究的患者均行手術治療，患者入院后即給予積極的保守治療。當壞死感染診斷明確并合并膿毒血癥時，考慮及時的手術清除引流治療，若患者臨床癥狀尚平穩，保守治療尚有效，則將手術推延到3～4周后[17]。綜合采用個體化治療方案，根據不同患者的發病情況以及全身狀況，制定不同的手術時機。
1.3 病例分組
納入本研究的93例患者根據術前1 d的血漿PCT值，將其分為3組，即低水平組（PCT < 2 ng/mL）47例、中水平組（PCT 2～10 ng/mL）25例和高水平組（PCT > 10 ng/mL）21例。
1.4 結局指標
主要結局指標：死亡；次要結局指標：胰瘺、腸瘺、出血、再次手術、殘余膿腫及肺部感染。
胰瘺的診斷標準及分級參照2010年中國胰腺術后外科常見并發癥預防及治療的專家共識[18]：術后3 d吻合口或胰腺殘端液體引流量超過10 mL/d，引流液中淀粉酶濃度高于正常血漿淀粉酶濃度上限的3倍以上，并連續3 d以上；或存在臨床癥狀（如發熱等），超聲或CT等影像學檢查發現吻合口周圍液體積聚，積液穿刺證實液體中的淀粉酶濃度高于正常血漿淀粉酶濃度上限的3倍以上。
1.5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采用SPSS 15.0統計軟件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2 結果
2.1 3組患者的一般資料比較結果
共收集到119例SAP患者，排除外院行手術治療后轉入筆者所在醫院9例，發病48 h后入院7例，合并肺部感染、膽道感染及其他部位感染7例，以及使用免疫抑制劑患者3例外，本研究最終納入93例患者。其中男50例，女43例；年齡（37.6±19.5）歲；93例SAP患者中，膽源性胰腺炎50例，乙醇性胰腺炎27例，高脂血癥性胰腺炎5例，外傷性胰腺炎3例，妊娠性胰腺炎3例，不明原因胰腺炎5例。各組間患者的性別、年齡及病因構成方面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詳細資料見表 1。
表1
3組SAP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2.2 3組患者術前基本情況比較
手術前1 d 3組患者的基本情況見表 2。由表 2可見，除血清PCT值外，其他指標3組間比較其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表2
3組SAP患者術前1 d的基本情況比較
2.3 手術時機
本組93例患者中，18例在發病后2周內行手術治療，55例在發病后2~4周行手術治療，20例在發病4周以后行手術治療。低水平組的手術時間為發病后28 d，中水平組的手術時間為發病后21 d，高水平組的手術時間為發病后19 d，低水平組的手術時間要晚于另外2組（P < 0.05），而中水平組與高水平組之間的差異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
2.4 術后相關并發癥及其與術前PCT水平的關系
93例患者中術后相關并發癥發生率為19.4%（18/93）。并發癥有術后腹腔出血13例，腸瘺14例，胰瘺18例，肺部感染4例，殘余膿腫10例；其中行再次手術治療15例，死亡8例，死亡率為8.6%（8/93）。除肺部感染、A級胰瘺及C級胰瘺外，中水平組及高水平組的各項并發癥發生率均高于低水平組（P < 0.05）；中水平組的胰瘺及殘余膿腫發生率又較高水平組的明顯降低（P < 0.05）。見表 3。該結果提示，術前PCT水平增高的SAP患者，其術后相關并發癥的發生率較高，再手術率和死亡率也較高。
表3
3組SAP患者術后相關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例（%）〕
術后發生并發癥患者手術前后各時相檢測的血清PCT水平結果見表 4。由表 4可見，與入院當天比較，發病1周時發生并發癥的患者其PCT值明顯增高（P < 0.05）。在腸瘺及殘余膿腫患者中，術后1 d的血清PCT水平較術前1 d升高（P < 0.05），而與術后1 d比較，術后1周時發生殘余膿腫及死亡的患者其PCT值明顯增高（P < 0.05）。在死亡患者中，術后血清PCT水平持續升高。
表4
術后發生并發癥SAP患者手術前后各時相血清PCT水平檢測結果（M）
2.5 術后壞死組織培養結果
93例患者均行壞死組織或膿液培養，其中79例培養結果呈陽性，陽性率為84.9%。其中低水平組陽性率為80.9%（38/47），中水平組陽性率為88.0%（22/25），高水平組陽性率為90.5%（19/21）。培養細菌以大腸桿菌為多數，占74.7%（59/79），克雷伯桿菌占7.6%（6/79），混合細菌感染占13.9%（11/79），真菌感染占3.8%（3/79）。
3 討論
PCT是1989年發現的一種炎癥因子[19]，是無激素活性的降鈣素前肽物質[20]，無論在體內或者體外都具有較好的穩定性，生理情況下主要來源于甲狀腺濾泡旁細胞。正常成人外周血中PCT含量很少，小于0.1 ng/mL，幾乎檢測不到，在機體感染的情況下，PCT水平升高，PCT的升高程度與機體的感染程度呈正比[21]。有研究[22]表明，單核細胞，T、B淋巴細胞和粒細胞是炎癥時期PCT的主要來源；也有研究[23]顯示，實質細胞才是炎癥反應期PCT的主要來源。動物實驗[24]也證實，PCT可能作為一種次級炎癥因子，無法啟動炎癥反應的發生，但是可以參與炎癥反應，并放大和加重炎癥反應發生的病理過程，且不受機體免疫狀態的影響。因此，PCT常作為預測患者是否感染的血清指標。
在SAP，PCT常用來評估胰腺炎的嚴重程度以及胰腺壞死組織是否感染。Rau等[25]的研究表明，感染壞死性胰腺炎與無菌壞死性胰腺炎和水腫性胰腺炎相比，PCT顯著增高。PCT預測感染壞死性胰腺炎或胰腺膿毒癥的臨界值為1.8 ng/mL，若能保持2 d以上，則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94％和91％。若PCT高于2.0 ng/mL，則可以明確有感染壞死性胰腺炎存在[26]。尤其是PCT達到10～100 ng/mL，則代表有嚴重的細菌感染、全身性感染和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或者伴器官功能衰竭的嚴重敗血癥存在[27]。因此，本研究根據術前PCT值將患者分為了3組，采用的臨界值為2.0 ng/mL和10 ng/mL。
近年來，PCT應用于感染性胰腺炎的診斷已被眾多學者所認同，但PCT是否可用于指導SAP手術時機的選擇尚不確定。本研究首次評價了PCT在SAP手術時機選擇中的作用。本研究結果提示，積極保守治療，待控制感染后再行壞死感染組織清除術是最佳選擇，即血清PCT處于低水平狀態（PCT < 2 ng/mL）。這也進一步說明了晚期手術較早期手術的效果好。但是當保守治療效果不理想時，應盡早手術，即血清PCT處于中水平狀態（PCT在2～10 ng/mL時）。當血清PCT處于高水平狀態時（PCT > 10 ng/mL），術后并發癥發生率高，死亡率也高。
SAP術后，部分患者會出現相關術后并發癥。本組病例中，有18例患者出現不同程度的胰瘺。細菌感染可加重胰瘺嚴重程度。本研究發現，術前血清PCT值越高，術后發生嚴重胰瘺者的比例越高，但是動態監測血清PCT水平變化，對于術后胰瘺嚴重程度的評估意義不大。腹腔出血是SAP術后常見的并發癥之一，其發生率各文獻報道不一，為8.9%～19.3%不等[28]。術后腹腔出血的主要原因為胰腺及胰周組織感染和壞死組織液化、脫落以及滲漏積聚的胰液對胰腺及胰周血管的侵蝕破壞所致，部分與手術操作時過度地清除壞死組織有關。同時多次清除胰腺壞死組織也可造成術后腹腔出血。術前血清PCT值越高，術后發生腹腔出血的風險越大。但是動態監測血清PCT水平變化，對于術后出血的評估意義不大。SAP術后腸瘺的發生率文獻[29]報道差別很大，為5%～55%不等，其中結腸瘺最常見，其次為十二指腸瘺，小腸瘺較少見。本研究發現，術后出現腸瘺及殘余感染的患者，其血清PCT值術后1 d較術前1 d升高。因此，動態監測血清PCT值可用于術后腸瘺及殘余感染的評估。另外，本研究還發現，如術后血清PCT值持續顯著升高者，其死亡率較高。因此，動態監測血清PCT水平的變化，可用于SAP術后死亡風險的評估，對于改善預后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總之，本研究結果提示，PCT除了作為預測胰腺感染的生化指標外，還可以根據PCT值來判斷最佳手術時機，以及根據其變化趨勢來預測及評估術后常見并發癥特別是腸瘺、殘余感染以及死亡的發生。監測SAP患者血清PCT水平的臨床應用價值還需要進一步的前瞻性研究來進一步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