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唐煜東, 羅艾琳, 章迪麗, 龍興霞, 李佳潞, 楊梅. 電視胸腔鏡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生活質量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3, 30(4): 569-575. doi: 10.7507/1007-4848.202211010 復制
肺癌作為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嚴重威脅人類健康[1-3]。肺癌位居惡性腫瘤發病率之首,同時也是腫瘤相關死亡的首要病因[4]。手術切除是早期肺癌治療的主要手段,隨著外科技術的發展和加速康復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理念的不斷深入,電視胸腔鏡手術(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VATS)在肺癌的臨床治療中得到廣泛應用,因其更微創的術式,在疼痛緩解、引流時間、術后并發癥等方面明顯優于傳統開胸手術[5-11]。既往研究對VATS肺癌切除術療效關注較多,而對術后生活質量研究較少。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疾病治療的目的從關注療效不斷過渡到生活質量的整體維系。術后生活質量是患者手術與否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是臨床醫務人員診療和護理決策的重要參考。本研究分析了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短期生活質量的現狀和影響因素,旨在為提高患者術后生活質量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納入2020年7月—2021年8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胸外科行VATS治療的肺癌患者。經統一培訓,由2名研究者采取微信隨訪,由患者本人完成問卷填寫,對不能正確使用微信平臺的患者由另1名研究者以電話隨訪完成問卷填寫,均于患者術后第30 d行問卷調查。納入標準:(1)行VATS的患者;(2)手術標本經病理學診斷為原發性肺癌患者;(3)自愿參與本研究;(4)年齡≥18歲。排除標準:(1)既往有肺部手術史或嚴重肺部疾病患者;(2)有認知功能障礙或嚴重心理疾病患者;(3)同時有其他癌癥或復發性癌癥患者;(4)術中中轉開胸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資料調查表
一般資料調查表包括患者一般特征與疾病治療相關資料。患者一般特征包括性別、年齡、體重指數、職業、吸煙史、戒煙史、合并系統疾病情況、睡眠情況等。疾病治療相關資料包括手術切口、手術范圍、麻醉時間、手術時間、胸腔粘連情況、美國麻醉醫師協會分級、TNM分期、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抗生素使用情況、止痛藥使用情況、引流管型號、引流時間、并發癥情況(乳糜胸、肺漏氣、感染等)、疾病或治療給家庭造成經濟壓力及淋巴結轉移情況等。
1.2.2 癌癥患者生存質量量表
采用歐洲癌癥治療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on Treatment of Cancer,EORTC)研制的癌癥患者生活質量核心量表(QLQ-C30)與癌癥特異量表(QLQ-LC13)。該量表已廣泛運用于國內外肺癌患者生活質量調查,具有良好信效度[12-13]。QLQ-C30量表共計30個條目,包括1個整體生活質量維度、5個功能維度(軀體功能、角色功能、認知功能、情感功能和社會功能)、3個癥狀維度(疲勞、疼痛、惡心)及6個單一項目維度(氣促、失眠、食欲減退、腹瀉、便秘、嘔吐和經濟困難)。QLQ-LC13是癌癥特異性和治療相關問卷,包含13項癌癥相關癥狀和治療副作用的指標。除整體生活質量維度采用Likert 7級評分法,其余功能、單一癥狀維度和QLQ-LC13均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根據EORTC評分手冊,應用線性轉換為0~100標準分。功能維度得分越高表示功能水平越高,癥狀、單一項目維度與QLQ-LC13得分越高表示負擔越重。
1.3 統計學分析
數據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0軟件。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描述,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描述。單因素分析采用t檢驗或方差分析,QLQ-LC13量表與整體生活質量維度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將單因素分析和Pearson相關性分析中P≤0.05的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最終得到影響肺癌術后30 d生活質量的相關影響因素。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倫理批號為:2020-89。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發放問卷220份,回收并確認有效問卷193份,有效回收率為87.73%。193例患者中,男73例,年齡(59.44±11.40)歲;女120例,年齡(53.73±11.15)歲。Ⅰ期肺癌183例(94.82%),Ⅱ期3例(1.55%),Ⅲ期7例(3.63%)。鱗癌6例(3.11%),腺癌187例(96.89%)。單孔胸腔鏡57例(29.53%),三孔胸腔鏡136例(70.47%)。楔形切除25例(12.96%),肺段切除63例(32.64%),肺葉切除105例(54.40%)。平均手術時間(90.67±36.39)min,術后住院時間(3.92±2.21)d。
2.2 術后30 d生活質量分析
VATS肺癌切除術患者術后30 d QLQ-C30量表中整體生活質量評分為(69.09±20.21)分,功能維度得分最高的是認知功能,最低的是角色功能;癥狀維度中得分最高的是失眠,最低的是惡心嘔吐。QLQ-LC13量表中得分最高的是咳嗽,最低的是咯血;見表1。


2.3 術后30 d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性別、體重指數、吸煙史、合并系統性疾病、術前抗生素使用、手術切口、手術范圍、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病理類型、病理分期和淋巴結轉移等對術后30 d整體生活質量無顯著影響(P>0.05)。年齡、職業、麻醉時間、術后并發癥、術后抗生素使用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失眠和經濟壓力對術后30 d整體生活質量有影響,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4 QLQ-LC13量表各維度與整體生活質量的相關性分析
將整體生活質量維度得分設為因變量,QLQ-LC13量表各維度得分為自變量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術后30 d內咯血(r=?0.156,P=0.030)、胸痛(r=?0.285,P<0.001)、吞咽困難(r=?0.142,P=0.048)、手臂或肩膀疼痛(r=?0.180,P=0.012)與整體生活質量呈負相關;見表3。

2.5 術后30 d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將整體生活質量維度得分作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中P≤0.05的變量:年齡、術后抗生素時間、麻醉時間、經濟壓力、職業、術后住院時間、術后并發癥和失眠,及Pearson相關性分析中咯血、吞咽困難、胸痛及手臂或肩膀疼痛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麻醉時間、經濟壓力、失眠及胸痛是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短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4。

3 討論
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建立,生活質量已成為癌癥患者整體預后的重要指標之一。定期評估患者生活質量并系統監測患者對生活質量的認知已被證實有利于癌癥患者癥狀管理,延長總生存期,提高護理滿意度,增強醫患溝通[13-14]。一項對法國社區癌癥患者的調查[15]顯示,超66%的患者期望專業人員對其生活質量的關注貫穿整個護理過程,包括出院后服務。本研究中近50%的患者在調查過程中提出相應的健康咨詢或尋求癥狀管理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多數患者重視其生活質量的評估和管理。本研究結果顯示,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的短期生活質量較差,其整體生活質量得分為(69.09±20.21)分,但高于其他學者[15-18]在肺癌切除術患者中的報道。其原因可能是,與既往研究相比,本組患者以中青年早期肺癌患者為主,接受放化療者與系統合并癥者較少,且本組患者均采取單向式VATS肺癌切除術,在手術方式上具有一定優勢。研究[19-20]證實,單向式VATS具有并發癥更少、術后恢復更快等優勢,在肺癌微創手術領域得到廣泛認可。本組患者在生活質量評分功能維度中的角色功能評分最低,且除角色功能外,其余功能評分均高于Ha等[21]的研究。分析其原因:本組患者以中青年為主,是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勞動主力與經濟支柱,而肺癌的確診、手術創傷及術后相關癥狀可能給其生活與工作帶來較大影響,患者由病前的照顧者轉變為病后的被照顧者,很大程度上導致患者角色適應不良。在癥狀維度與QLQ-LC13量表中,負擔較重的是失眠、咳嗽、氣促與胸痛。分析其原因:手術切除腫瘤的同時,破壞了肺臟的正常生理結構和功能,術后多出現疼痛與氣促等不適;術中阿片類等麻醉藥物引起迷走神經興奮,導致氣管和支氣管收縮,以及手術對肺C纖維的損傷與術后殘端炎癥反應等刺激,患者易出現咳嗽癥狀;而術后癥狀負擔和經濟壓力的增加等進一步導致失眠,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21-22]。
本研究結果顯示,麻醉時間越長對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短期生活質量的影響越大。分析其原因:本研究納入患者均在全身麻醉下行VATS肺癌切除術,麻醉時間延長使麻醉藥物在體內保留時間延長,其對機體各功能的抑制作用時間也相應延長[7]。多項研究[23-24]指出,麻醉時間延長使麻醉藥物的毒性刺激增大和殘余分泌物增多,是肺癌患者術后出現肺不張、氣促、肺炎、持續咳嗽等并發癥的重要影響因素。結合本研究結果,麻醉時間延長可能加重各類術后癥狀,潛在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Cata等[25]發現術中阿片類藥物的使用與Ⅰ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術后總生存率下降有關,說明術中阿片類藥物的使用對肺癌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可能存在一定影響。另有研究[26-27]表明,相比全身麻醉,局部麻醉更有利于減少和減輕癌癥患者的腫瘤復發和炎癥反應,且患者有更高的生活質量。
本研究發現,有經濟壓力的患者在整體生活質量得分上明顯低于無經濟壓力的患者,經濟壓力直接影響肺癌術后患者的生活質量。分析其原因:本組患者以中青年為主,是家庭經濟收入和勞動力的核心人員,可能與對后續治療費用、預后和工作等的擔心有關。盡管國家醫療保險已承擔大部分患者的醫療支出,但對于部分經濟困難的患者和家屬應予更多的心理支持和鼓勵,如建立病友交流群、提供健康資訊、定期隨訪等,增強患者疾病康復的信心,促進其早日回歸正常生活和工作[28-29]。同時,科室、醫院或社會層面可設立相關愛心幫扶基金,對于經濟困難的患者或其家庭,可在生活物資、醫療費用、就業等方面給予適當的援助[30-31]。
本研究結果顯示,失眠是生活質量的重要影響因素。良好的睡眠質量可消除疲勞,增強免疫力,促進疾病康復,而較差的睡眠質量會嚴重影響機體功能,降低生活質量,甚至加速疾病惡化[32]。一項對癌癥患者睡眠障礙的調查研究[33]顯示,睡眠障礙在肺癌患者中最為常見,并隨疾病進展和治療的進行逐漸加重,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本研究睡眠問題突出可能與首次診斷癌癥產生的巨大心理壓力直接相關,其次該類患者術后癥狀負擔較重、經濟壓力大、角色功能適應不良,多因素的共同影響致肺癌術后患者出現失眠癥狀。
本研究結果顯示,胸痛是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短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肺癌圍手術期患者隨著術后逐漸恢復,其疼痛主觀感受有所緩解,但隨時間推移仍具有疼痛感,并表現為以胸痛為主[34]。一項長達10年的肺癌術后疼痛隨訪研究[35]顯示,術后3年感知胸痛的患者仍高達17.4%,多數患者由術后急性疼痛逐漸過渡為慢性疼痛,持續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本研究患者以女性為主,其疼痛易感性更強。既往研究[36-37]指出,女性較男性有更強的疼痛易感性,可能與內源性鎮痛系統、疼痛相關介質與女性特殊社會角色等有關。性別差異是個體化醫療和護理的重要部分,但臨床對疼痛的管理尚缺少性別差異化鎮痛方案。本研究納入患者在住院期間均采取了多模式鎮痛,但未對患者出院后行持續的疼痛評估與干預,未來的臨床實踐應加強肺癌術后患者疼痛的延續性管理。
綜上所述,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短期生活質量差,應著重關注麻醉時間長、有經濟壓力、失眠及胸痛患者。生活質量的管理應是肺癌術后患者精準化醫療和個體化護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臨床應將生活質量納入肺癌圍手術期管理與延續服務中,組建醫、護、麻等多學科隨訪管理團隊,制訂定期隨訪機制,加強患者的自我管理。本研究所納入的影響因素有限,未來可進一步完善相關影響因素,延長隨訪時間,以期探討術后不同時間段患者的生活質量變化以及相關影響因素,從而提升患者生活質量。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唐煜東負責數據整理分析及論文審閱;章迪麗、羅艾琳、李佳潞負責數據收集;唐煜東、龍興霞負責論文初稿撰寫;楊梅負責項目設計及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判性審閱與修改。
肺癌作為最常見的惡性腫瘤,嚴重威脅人類健康[1-3]。肺癌位居惡性腫瘤發病率之首,同時也是腫瘤相關死亡的首要病因[4]。手術切除是早期肺癌治療的主要手段,隨著外科技術的發展和加速康復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理念的不斷深入,電視胸腔鏡手術(video-assisted thoracic surgery,VATS)在肺癌的臨床治療中得到廣泛應用,因其更微創的術式,在疼痛緩解、引流時間、術后并發癥等方面明顯優于傳統開胸手術[5-11]。既往研究對VATS肺癌切除術療效關注較多,而對術后生活質量研究較少。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疾病治療的目的從關注療效不斷過渡到生活質量的整體維系。術后生活質量是患者手術與否的重要影響因素,也是臨床醫務人員診療和護理決策的重要參考。本研究分析了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短期生活質量的現狀和影響因素,旨在為提高患者術后生活質量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納入2020年7月—2021年8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胸外科行VATS治療的肺癌患者。經統一培訓,由2名研究者采取微信隨訪,由患者本人完成問卷填寫,對不能正確使用微信平臺的患者由另1名研究者以電話隨訪完成問卷填寫,均于患者術后第30 d行問卷調查。納入標準:(1)行VATS的患者;(2)手術標本經病理學診斷為原發性肺癌患者;(3)自愿參與本研究;(4)年齡≥18歲。排除標準:(1)既往有肺部手術史或嚴重肺部疾病患者;(2)有認知功能障礙或嚴重心理疾病患者;(3)同時有其他癌癥或復發性癌癥患者;(4)術中中轉開胸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一般資料調查表
一般資料調查表包括患者一般特征與疾病治療相關資料。患者一般特征包括性別、年齡、體重指數、職業、吸煙史、戒煙史、合并系統疾病情況、睡眠情況等。疾病治療相關資料包括手術切口、手術范圍、麻醉時間、手術時間、胸腔粘連情況、美國麻醉醫師協會分級、TNM分期、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抗生素使用情況、止痛藥使用情況、引流管型號、引流時間、并發癥情況(乳糜胸、肺漏氣、感染等)、疾病或治療給家庭造成經濟壓力及淋巴結轉移情況等。
1.2.2 癌癥患者生存質量量表
采用歐洲癌癥治療研究組織(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Research on Treatment of Cancer,EORTC)研制的癌癥患者生活質量核心量表(QLQ-C30)與癌癥特異量表(QLQ-LC13)。該量表已廣泛運用于國內外肺癌患者生活質量調查,具有良好信效度[12-13]。QLQ-C30量表共計30個條目,包括1個整體生活質量維度、5個功能維度(軀體功能、角色功能、認知功能、情感功能和社會功能)、3個癥狀維度(疲勞、疼痛、惡心)及6個單一項目維度(氣促、失眠、食欲減退、腹瀉、便秘、嘔吐和經濟困難)。QLQ-LC13是癌癥特異性和治療相關問卷,包含13項癌癥相關癥狀和治療副作用的指標。除整體生活質量維度采用Likert 7級評分法,其余功能、單一癥狀維度和QLQ-LC13均采用Likert 4級評分法。根據EORTC評分手冊,應用線性轉換為0~100標準分。功能維度得分越高表示功能水平越高,癥狀、單一項目維度與QLQ-LC13得分越高表示負擔越重。
1.3 統計學分析
數據分析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5.0軟件。計數資料以頻數和百分比描述,服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描述。單因素分析采用t檢驗或方差分析,QLQ-LC13量表與整體生活質量維度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將單因素分析和Pearson相關性分析中P≤0.05的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最終得到影響肺癌術后30 d生活質量的相關影響因素。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倫理批號為:2020-89。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本研究共發放問卷220份,回收并確認有效問卷193份,有效回收率為87.73%。193例患者中,男73例,年齡(59.44±11.40)歲;女120例,年齡(53.73±11.15)歲。Ⅰ期肺癌183例(94.82%),Ⅱ期3例(1.55%),Ⅲ期7例(3.63%)。鱗癌6例(3.11%),腺癌187例(96.89%)。單孔胸腔鏡57例(29.53%),三孔胸腔鏡136例(70.47%)。楔形切除25例(12.96%),肺段切除63例(32.64%),肺葉切除105例(54.40%)。平均手術時間(90.67±36.39)min,術后住院時間(3.92±2.21)d。
2.2 術后30 d生活質量分析
VATS肺癌切除術患者術后30 d QLQ-C30量表中整體生活質量評分為(69.09±20.21)分,功能維度得分最高的是認知功能,最低的是角色功能;癥狀維度中得分最高的是失眠,最低的是惡心嘔吐。QLQ-LC13量表中得分最高的是咳嗽,最低的是咯血;見表1。


2.3 術后30 d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性別、體重指數、吸煙史、合并系統性疾病、術前抗生素使用、手術切口、手術范圍、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病理類型、病理分期和淋巴結轉移等對術后30 d整體生活質量無顯著影響(P>0.05)。年齡、職業、麻醉時間、術后并發癥、術后抗生素使用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失眠和經濟壓力對術后30 d整體生活質量有影響,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4 QLQ-LC13量表各維度與整體生活質量的相關性分析
將整體生活質量維度得分設為因變量,QLQ-LC13量表各維度得分為自變量行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術后30 d內咯血(r=?0.156,P=0.030)、胸痛(r=?0.285,P<0.001)、吞咽困難(r=?0.142,P=0.048)、手臂或肩膀疼痛(r=?0.180,P=0.012)與整體生活質量呈負相關;見表3。

2.5 術后30 d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將整體生活質量維度得分作為因變量,將單因素分析中P≤0.05的變量:年齡、術后抗生素時間、麻醉時間、經濟壓力、職業、術后住院時間、術后并發癥和失眠,及Pearson相關性分析中咯血、吞咽困難、胸痛及手臂或肩膀疼痛作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麻醉時間、經濟壓力、失眠及胸痛是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短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P≤0.05);見表4。

3 討論
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建立,生活質量已成為癌癥患者整體預后的重要指標之一。定期評估患者生活質量并系統監測患者對生活質量的認知已被證實有利于癌癥患者癥狀管理,延長總生存期,提高護理滿意度,增強醫患溝通[13-14]。一項對法國社區癌癥患者的調查[15]顯示,超66%的患者期望專業人員對其生活質量的關注貫穿整個護理過程,包括出院后服務。本研究中近50%的患者在調查過程中提出相應的健康咨詢或尋求癥狀管理方案,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多數患者重視其生活質量的評估和管理。本研究結果顯示,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的短期生活質量較差,其整體生活質量得分為(69.09±20.21)分,但高于其他學者[15-18]在肺癌切除術患者中的報道。其原因可能是,與既往研究相比,本組患者以中青年早期肺癌患者為主,接受放化療者與系統合并癥者較少,且本組患者均采取單向式VATS肺癌切除術,在手術方式上具有一定優勢。研究[19-20]證實,單向式VATS具有并發癥更少、術后恢復更快等優勢,在肺癌微創手術領域得到廣泛認可。本組患者在生活質量評分功能維度中的角色功能評分最低,且除角色功能外,其余功能評分均高于Ha等[21]的研究。分析其原因:本組患者以中青年為主,是家庭的主要照顧者、勞動主力與經濟支柱,而肺癌的確診、手術創傷及術后相關癥狀可能給其生活與工作帶來較大影響,患者由病前的照顧者轉變為病后的被照顧者,很大程度上導致患者角色適應不良。在癥狀維度與QLQ-LC13量表中,負擔較重的是失眠、咳嗽、氣促與胸痛。分析其原因:手術切除腫瘤的同時,破壞了肺臟的正常生理結構和功能,術后多出現疼痛與氣促等不適;術中阿片類等麻醉藥物引起迷走神經興奮,導致氣管和支氣管收縮,以及手術對肺C纖維的損傷與術后殘端炎癥反應等刺激,患者易出現咳嗽癥狀;而術后癥狀負擔和經濟壓力的增加等進一步導致失眠,嚴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21-22]。
本研究結果顯示,麻醉時間越長對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短期生活質量的影響越大。分析其原因:本研究納入患者均在全身麻醉下行VATS肺癌切除術,麻醉時間延長使麻醉藥物在體內保留時間延長,其對機體各功能的抑制作用時間也相應延長[7]。多項研究[23-24]指出,麻醉時間延長使麻醉藥物的毒性刺激增大和殘余分泌物增多,是肺癌患者術后出現肺不張、氣促、肺炎、持續咳嗽等并發癥的重要影響因素。結合本研究結果,麻醉時間延長可能加重各類術后癥狀,潛在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Cata等[25]發現術中阿片類藥物的使用與Ⅰ期非小細胞肺癌患者術后總生存率下降有關,說明術中阿片類藥物的使用對肺癌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可能存在一定影響。另有研究[26-27]表明,相比全身麻醉,局部麻醉更有利于減少和減輕癌癥患者的腫瘤復發和炎癥反應,且患者有更高的生活質量。
本研究發現,有經濟壓力的患者在整體生活質量得分上明顯低于無經濟壓力的患者,經濟壓力直接影響肺癌術后患者的生活質量。分析其原因:本組患者以中青年為主,是家庭經濟收入和勞動力的核心人員,可能與對后續治療費用、預后和工作等的擔心有關。盡管國家醫療保險已承擔大部分患者的醫療支出,但對于部分經濟困難的患者和家屬應予更多的心理支持和鼓勵,如建立病友交流群、提供健康資訊、定期隨訪等,增強患者疾病康復的信心,促進其早日回歸正常生活和工作[28-29]。同時,科室、醫院或社會層面可設立相關愛心幫扶基金,對于經濟困難的患者或其家庭,可在生活物資、醫療費用、就業等方面給予適當的援助[30-31]。
本研究結果顯示,失眠是生活質量的重要影響因素。良好的睡眠質量可消除疲勞,增強免疫力,促進疾病康復,而較差的睡眠質量會嚴重影響機體功能,降低生活質量,甚至加速疾病惡化[32]。一項對癌癥患者睡眠障礙的調查研究[33]顯示,睡眠障礙在肺癌患者中最為常見,并隨疾病進展和治療的進行逐漸加重,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本研究睡眠問題突出可能與首次診斷癌癥產生的巨大心理壓力直接相關,其次該類患者術后癥狀負擔較重、經濟壓力大、角色功能適應不良,多因素的共同影響致肺癌術后患者出現失眠癥狀。
本研究結果顯示,胸痛是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短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肺癌圍手術期患者隨著術后逐漸恢復,其疼痛主觀感受有所緩解,但隨時間推移仍具有疼痛感,并表現為以胸痛為主[34]。一項長達10年的肺癌術后疼痛隨訪研究[35]顯示,術后3年感知胸痛的患者仍高達17.4%,多數患者由術后急性疼痛逐漸過渡為慢性疼痛,持續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本研究患者以女性為主,其疼痛易感性更強。既往研究[36-37]指出,女性較男性有更強的疼痛易感性,可能與內源性鎮痛系統、疼痛相關介質與女性特殊社會角色等有關。性別差異是個體化醫療和護理的重要部分,但臨床對疼痛的管理尚缺少性別差異化鎮痛方案。本研究納入患者在住院期間均采取了多模式鎮痛,但未對患者出院后行持續的疼痛評估與干預,未來的臨床實踐應加強肺癌術后患者疼痛的延續性管理。
綜上所述,VATS肺癌切除術后患者短期生活質量差,應著重關注麻醉時間長、有經濟壓力、失眠及胸痛患者。生活質量的管理應是肺癌術后患者精準化醫療和個體化護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臨床應將生活質量納入肺癌圍手術期管理與延續服務中,組建醫、護、麻等多學科隨訪管理團隊,制訂定期隨訪機制,加強患者的自我管理。本研究所納入的影響因素有限,未來可進一步完善相關影響因素,延長隨訪時間,以期探討術后不同時間段患者的生活質量變化以及相關影響因素,從而提升患者生活質量。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唐煜東負責數據整理分析及論文審閱;章迪麗、羅艾琳、李佳潞負責數據收集;唐煜東、龍興霞負責論文初稿撰寫;楊梅負責項目設計及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判性審閱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