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動脈夾層（aortic dissection，AD）是心血管領域高致死性的急危重癥。根據血管病變的位置和范圍，主動脈夾層被分為Stanford A型及Stanford B型。其中，Stanford B型指夾層累及左鎖骨下動脈以遠的胸降主動脈及其遠端，約占主動脈夾層中的25%～40%[1]，若診治不及時，病死率可達35%～50% [2]。主動脈腔內修復術是公認的治療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方法[3]，腔內治療率達69.6%，為美國胸外科醫師學會/美國胸外科協會《B型主動脈夾層臨床診療指南》[4]的推薦治療方式。
術后譫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POD）是心血管外科術后常見的神經系統并發癥之一。表現為急性、波動性認知功能障礙，以覺醒水平和認知功能紊亂為主，無明顯的頭顱器質性改變，癥狀持續數小時到幾天不等[5-6]。據報道[7-8]，譫妄延長患者ICU停留時間和住院時間，增加住院成本，增大醫護負擔并且增加患者院內死亡風險。臨床經驗發現，一部分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接受主動脈血管腔內修復術（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EVAR）后會出現POD，但其原因尚不明確。本文回顧性分析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心臟大血管外科在2020年1月—2021年8月收治的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資料，探索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出現POD的危險因素，以期達到預防POD的目的。另外，本文納入POD同期行右美托咪定治療的資料，探索其是否對POD治療有保護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選取2020年1月—2021年8月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心臟大血管外科診斷為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并行血管腔內修復患者的臨床資料。入院的患者均已完善病史采集及24 h內實驗室檢查。納入標準：患者明確診斷為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并于本院行血管腔內修復治療；患者無精神疾病及腦部疾病史。排除標準：基本信息缺失、拒絕手術自動出院、術后突發器官衰竭、心腦血管意外、呼吸功能障礙而死亡或自動出院病例。收治的800例患者，患者均診斷為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其中合并有腹主動脈瘤32例、合并左鎖骨下動脈狹窄7例、合并髂動脈夾層15例、合并髂動脈瘤13例、合并腹腔干缺血8例、合并腎動脈夾層21例。排除有精神疾病及腦部疾病史14例、基本信息缺失87例、拒絕手術自動出院患者19例、術后預后不良病例21例，共排除141例，符合納入標準659例，其中男540例、女119例，年齡58.00（41.00，75.00）歲，均行血管腔內修復治療。合并高血壓者312例、糖尿病28例、高脂血癥4例、吸煙史210例、飲酒史131例；見表1。
表1
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有/無POD的單因素差異性分析［
/ M（Q1，Q3）/例（%）］
譫妄診斷采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9]推薦的譫妄評估標準，并且本院病程記錄患者鎮靜、躁動評分（SAS）評分≥5分。評估于術后即開始，持續監測至患者出院。根據POD發生分為無術后譫妄組（無POD組，450例）和有術后譫妄組（有POD組，209例）。
1.2 研究方法
納入患者均具有院內或院外胸腹主動脈CT血管造影報告及影像結果且符合主動脈夾層Stanford B型的影像特點，并且均及時接受血管腔內修復治療。詳細詢問并記錄一般臨床資料如性別、年齡、身高、體重、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吸煙史和飲酒史等，合并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和高脂血癥等。通過電子病歷系統獲得患者入院24 h內實驗室檢查結果，包括總膽固醇、甘油三酯、血肌酐、腎小球濾過率等指標。記錄術后有無譫妄發作、持續時間及右美托咪定使用情況。
連續變量分層。依據我國人口年齡劃分將患者分為：青年組（＜40歲）、中年組（41～65歲）、老年組（＞65歲）。依據中國人口BMI特點，將患者劃分為低體重組（BMI<18.5 kg/m2）、正常組（BMI：18.5～23.9 kg/m2）、超重組（BMI：24～27.9 kg/m2）、肥胖組（BMI：28～31.9 kg/m2）、中重度肥胖組（BMI≥32 kg/m2）。膽固醇、甘油三酯、血肌酐、腎小球濾過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等連續變量轉換成二分類變量，標準為：膽固醇≥5.17 mmol/L，甘油三酯≥2.3 mmol/L，血肌酐≥133 μmol/L，GFR<60 mL/min。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3.0 軟件及Graphpad Prism 6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滿足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描述，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非正態分布或方差不齊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和四分位間距［M（Q1，Q3）］描述，兩組間采用非參數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及率表示，組間單因素分析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多組率檢驗采用多組率χ2檢驗和Fisher確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單因素分析結果
譫妄發病率為31.71%。單因素差異性分析提示，兩組患者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吸煙史、飲酒史、BMI、入院合并高血壓、高脂血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入院24 h內檢驗結果中膽固醇、甘油三酯、血肌酐、腎小球濾過率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雖然研究發現入院合并糖尿病因素兩組中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然無POD組例數過少，統計學意義不強，我們尚不認為是POD的危險因素；見表1。
2.2 多因素回歸分析
將納入的連續變量按照選定的分界值進行分層，轉化為分類變量后行多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年齡分組（青年、中年、老年）［OR=1.392，95%CI（1.008，1.923），P<0.05］是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POD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2。其中，青年患者POD發生率要較中老年患者低；見表1。其他因素如性別、BMI分組、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吸煙史、飲酒史、膽固醇≥5.17 mmol/L、甘油三酯≥2.3 mmol/L、血肌酐≥133 μmol/L均無明顯統計學意義（P>0.05）。同樣，GFR< 60 mL/min中無POD組例數過少，統計學意義不強，雖然P<0.05，尚不能認為是POD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2。
表2
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有/無POD的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例（%）］
2.3 術后右美托咪定使用的影響
本中心對于夜間持續躁動不安或躁動傾向的患者給予右美托咪定注射泵輸注，誘導患者安靜入睡后改為低劑量持續輸注整晚。收集209例術后POD患者中，未使用右美托咪定119例，使用右美托咪定患者90例，依據癥狀持續的天數進行分組，并行多組率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結果發現使用右美托咪定對POD持續時間的影響無顯著性差異（χ2=4.662，P=0.558）；見表3。因此，尚不能認為右美托咪定可縮短POD持續時間。
表3
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有無使用右美托咪定與POD持續時間的統計分析［例（%）］
3 討論
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是嚴重威脅生命的心血管疾病。在治療方面，相較于傳統開放手術方式，微創介入治療具有微創、安全、恢復快、操作簡便、近期療效確切及病死率低等特點[10]，目前已被廣泛采用。盡管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在介入治療時不經歷體外循環過程，仍有部分患者在術后會表現不同程度的譫妄。據國外統計，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POD發生率為4.8%～39%[11]，本研究中POD發生率為31.71%，與國外數據基本符合。以往經驗發現，POD不僅會增加各種危險事件的風險，還會增加醫療負擔，造成資源的損失和浪費。因此探討POD的發病機制和危險因素，早期識別與預防，對于患者的康復有非常重要的意義[7, 12]。
譫妄的具體機制復雜，還沒有明確定論。目前學界普遍認可的病理生理學機制有兩種，即“大腦代謝不足假說”和“譫妄的神經炎癥假說”，這兩種機制為術后譫妄的發生提供理論依據，但目前與主動脈夾層手術的關系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有報道稱，在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中，夾層造成的腦供血不足、術中深低溫以及動脈排氣不足與術后譫妄有關[13]，可能是術中或術前大腦供血不足，造成大腦代謝失衡，大腦細胞短暫損傷，誘發POD。與此同時，心臟手術中不穩定的血流動力學也會破壞大腦血腦屏障，造成大腦代謝失衡，神經功能損傷。手術中患者圍術期的低氧、低血壓、大腦內環境波動、乙酰膽堿水平改變、膽堿能和其他神經遞質通路之間的不平衡都會誘發譫妄[12]。而且，心血管術后全身炎癥反應也會誘發神經炎癥反應[14]，炎癥反應產生的趨化因子損害血腦屏障并將炎癥細胞吸引到腦損傷部位[12]，促使譫妄的發生。Girard等[15]發現多器官功能障礙、內毒素釋放和細胞因子所造成的炎癥反應誘發ICU停留期間譫妄。主動脈血管腔內修復術，雖然患者不經歷體外循環過程，然外源性覆膜支架刺激、血栓吸收和患者應激反應產生的全身炎癥反應及血流動力學改變，可能會進一步促使譫妄的發生。然而本研究尚未證明炎癥及大腦代謝與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術后POD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
有學者[11]統計，年齡是患者發生POD的危險因素，高齡患者POD發病率高，可達到42%～53%。本研究經過多因素分析也發現年齡是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POD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其原因可能與高齡患者代謝減慢、身體機能下降，對各種刺激的耐受度減弱，更容易受到低氧、炎癥以及腦血流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有關。同時，高齡患者更容易發生頸動脈粥樣硬化、頸動脈狹窄等病理改變，大腦供血受限，代謝失衡，增加POD發生率[7]。另外，有研究報道患者高血壓是心血管手術術后發生譫妄的危險因素[16-17]，術中血壓波動越大，術后POD的發生概率也越高[18]。本研究中發現高血壓不是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POD的危險因素。究其原因，可能與患者長期受高血壓刺激，大腦血管解剖重塑，經歷體外循環的低血壓過程后，大腦損傷更重過關，容易發生POD。本研究中患者不經歷體外循環過程，血壓波動相對小，帶來的大腦損傷較輕。然高血壓持續時間、血壓峰值、藥物治療以及是否血壓控制穩定等因素對POD還不明確，尚需要更多的研究證實。
除患者本身因素外，環境對患者的影響也是誘發譫妄不可忽視的因素。主動脈夾層疾病起病急，突然的劇痛癥狀以及對手術的恐慌會引起患者的不安情緒。當患者被送到病房、手術室尤其是重癥監護室后，陌生復雜的環境，嘈雜的儀器聲，缺少家人在床旁的陪護，以及周圍重癥患者帶來的壓迫感會加重患者的擔憂。另外，因患者體位限制、疼痛刺激、睡眠剝奪等帶來的生理不適也會加重患者恐慌情緒，從而誘發術后譫妄的發生。在轉出ICU后，因患者生物鐘紊亂帶來的睡眠障礙令患者缺乏充分的休息，差的睡眠質量也被證實與術后譫妄的發生存在一定的關系[19]。所以筆者推測，術前適當鎮靜鎮痛，減少圍術期ICU停留時間，術后早期藥物輔助休息可能會降低POD的發生。
治療和預防譫妄的藥物種類繁多。短期藥物有α-腎上腺素能受體激動劑:右美托咪定和可樂定；經典抗精神病藥:氟哌啶醇，硫必利；非典型抗精神病藥：利培酮、喹硫平、奧氮平。目前學者不推薦常規服用抗精神病類藥物預防POD的發作[20]。早期應用右美托咪定類藥物對預防譫妄有無保護作用還存在爭議[14, 19]。本研究也發現，給與右美托咪定并不能有效縮短POD持續時間。然而，因兼具抗炎和鎮靜的效果，當患者出現譫妄癥狀時，給與快速、短效、呼吸影響小的右美托咪定藥是輔助患者度過譫妄期的有效處理措施[19]。長期應用右美托咪定患者，給予口服可樂定過渡可降低停藥反應的發生[20]。總體而言，早期預防性使用抗精神病類藥物的效果還不明確，但當譫妄發生時，給予右美托咪定類藥物是安全有效的控制譫妄的方式，可降低危險事件的發生概率。可樂定可輔助右美托咪定類藥物減量，降低停藥反應發生概率。
綜上所述，年齡是術后譫妄的獨立危險因素，中老年患者POD發生率相對較高，早期給與預防措施，有望降低譫妄的發生，提升預后。本研究還證實，右美托咪定不能縮短POD的持續時間，但POD發作時給予右美托咪定類藥物是良好的譫妄控制手段。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屬于單中心研究、數據量有限，尚需擴大樣本量以及更詳細的研究；文中提出的預防措施效果還不明確，尚需進一步研究驗證；本研究所探討的譫妄主要是活動型譫妄，對于安靜型或混合型尚未納入，數據會有一定的偏倚。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李娜、陳太強 負責實施研究及撰寫論文；馮鑫、陳司奇 負責收集資料；魏翔 負責研究的選題設計、提供項目支持；陳太強 負責論文修改。
主動脈夾層（aortic dissection，AD）是心血管領域高致死性的急危重癥。根據血管病變的位置和范圍，主動脈夾層被分為Stanford A型及Stanford B型。其中，Stanford B型指夾層累及左鎖骨下動脈以遠的胸降主動脈及其遠端，約占主動脈夾層中的25%～40%[1]，若診治不及時，病死率可達35%～50% [2]。主動脈腔內修復術是公認的治療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方法[3]，腔內治療率達69.6%，為美國胸外科醫師學會/美國胸外科協會《B型主動脈夾層臨床診療指南》[4]的推薦治療方式。
術后譫妄（postoperative delirium，POD）是心血管外科術后常見的神經系統并發癥之一。表現為急性、波動性認知功能障礙，以覺醒水平和認知功能紊亂為主，無明顯的頭顱器質性改變，癥狀持續數小時到幾天不等[5-6]。據報道[7-8]，譫妄延長患者ICU停留時間和住院時間，增加住院成本，增大醫護負擔并且增加患者院內死亡風險。臨床經驗發現，一部分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接受主動脈血管腔內修復術（endovascular aortic repair，EVAR）后會出現POD，但其原因尚不明確。本文回顧性分析華中科技大學附屬同濟醫院心臟大血管外科在2020年1月—2021年8月收治的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資料，探索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出現POD的危險因素，以期達到預防POD的目的。另外，本文納入POD同期行右美托咪定治療的資料，探索其是否對POD治療有保護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選取2020年1月—2021年8月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同濟醫院心臟大血管外科診斷為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并行血管腔內修復患者的臨床資料。入院的患者均已完善病史采集及24 h內實驗室檢查。納入標準：患者明確診斷為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并于本院行血管腔內修復治療；患者無精神疾病及腦部疾病史。排除標準：基本信息缺失、拒絕手術自動出院、術后突發器官衰竭、心腦血管意外、呼吸功能障礙而死亡或自動出院病例。收治的800例患者，患者均診斷為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其中合并有腹主動脈瘤32例、合并左鎖骨下動脈狹窄7例、合并髂動脈夾層15例、合并髂動脈瘤13例、合并腹腔干缺血8例、合并腎動脈夾層21例。排除有精神疾病及腦部疾病史14例、基本信息缺失87例、拒絕手術自動出院患者19例、術后預后不良病例21例，共排除141例，符合納入標準659例，其中男540例、女119例，年齡58.00（41.00，75.00）歲，均行血管腔內修復治療。合并高血壓者312例、糖尿病28例、高脂血癥4例、吸煙史210例、飲酒史131例；見表1。
表1
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有/無POD的單因素差異性分析［/ M（Q1，Q3）/例（%）］
譫妄診斷采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9]推薦的譫妄評估標準，并且本院病程記錄患者鎮靜、躁動評分（SAS）評分≥5分。評估于術后即開始，持續監測至患者出院。根據POD發生分為無術后譫妄組（無POD組，450例）和有術后譫妄組（有POD組，209例）。
1.2 研究方法
納入患者均具有院內或院外胸腹主動脈CT血管造影報告及影像結果且符合主動脈夾層Stanford B型的影像特點，并且均及時接受血管腔內修復治療。詳細詢問并記錄一般臨床資料如性別、年齡、身高、體重、體重指數（body mass index，BMI）、吸煙史和飲酒史等，合并疾病如高血壓、糖尿病和高脂血癥等。通過電子病歷系統獲得患者入院24 h內實驗室檢查結果，包括總膽固醇、甘油三酯、血肌酐、腎小球濾過率等指標。記錄術后有無譫妄發作、持續時間及右美托咪定使用情況。
連續變量分層。依據我國人口年齡劃分將患者分為：青年組（＜40歲）、中年組（41～65歲）、老年組（＞65歲）。依據中國人口BMI特點，將患者劃分為低體重組（BMI<18.5 kg/m2）、正常組（BMI：18.5～23.9 kg/m2）、超重組（BMI：24～27.9 kg/m2）、肥胖組（BMI：28～31.9 kg/m2）、中重度肥胖組（BMI≥32 kg/m2）。膽固醇、甘油三酯、血肌酐、腎小球濾過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等連續變量轉換成二分類變量，標準為：膽固醇≥5.17 mmol/L，甘油三酯≥2.3 mmol/L，血肌酐≥133 μmol/L，GFR<60 mL/min。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3.0 軟件及Graphpad Prism 6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滿足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描述，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非正態分布或方差不齊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和四分位間距［M（Q1，Q3）］描述，兩組間采用非參數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及率表示，組間單因素分析采用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多組率檢驗采用多組率χ2檢驗和Fisher確切概率法。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單因素分析結果
譫妄發病率為31.71%。單因素差異性分析提示，兩組患者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吸煙史、飲酒史、BMI、入院合并高血壓、高脂血癥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患者入院24 h內檢驗結果中膽固醇、甘油三酯、血肌酐、腎小球濾過率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雖然研究發現入院合并糖尿病因素兩組中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然無POD組例數過少，統計學意義不強，我們尚不認為是POD的危險因素；見表1。
2.2 多因素回歸分析
將納入的連續變量按照選定的分界值進行分層，轉化為分類變量后行多因素分析。結果發現年齡分組（青年、中年、老年）［OR=1.392，95%CI（1.008，1.923），P<0.05］是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POD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2。其中，青年患者POD發生率要較中老年患者低；見表1。其他因素如性別、BMI分組、高血壓、糖尿病、高脂血癥、吸煙史、飲酒史、膽固醇≥5.17 mmol/L、甘油三酯≥2.3 mmol/L、血肌酐≥133 μmol/L均無明顯統計學意義（P>0.05）。同樣，GFR< 60 mL/min中無POD組例數過少，統計學意義不強，雖然P<0.05，尚不能認為是POD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2。
表2
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有/無POD的logistic多因素回歸分析結果［例（%）］
2.3 術后右美托咪定使用的影響
本中心對于夜間持續躁動不安或躁動傾向的患者給予右美托咪定注射泵輸注，誘導患者安靜入睡后改為低劑量持續輸注整晚。收集209例術后POD患者中，未使用右美托咪定119例，使用右美托咪定患者90例，依據癥狀持續的天數進行分組，并行多組率χ2檢驗或Fisher確切概率法。結果發現使用右美托咪定對POD持續時間的影響無顯著性差異（χ2=4.662，P=0.558）；見表3。因此，尚不能認為右美托咪定可縮短POD持續時間。
表3
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有無使用右美托咪定與POD持續時間的統計分析［例（%）］
3 討論
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是嚴重威脅生命的心血管疾病。在治療方面，相較于傳統開放手術方式，微創介入治療具有微創、安全、恢復快、操作簡便、近期療效確切及病死率低等特點[10]，目前已被廣泛采用。盡管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在介入治療時不經歷體外循環過程，仍有部分患者在術后會表現不同程度的譫妄。據國外統計，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POD發生率為4.8%～39%[11]，本研究中POD發生率為31.71%，與國外數據基本符合。以往經驗發現，POD不僅會增加各種危險事件的風險，還會增加醫療負擔，造成資源的損失和浪費。因此探討POD的發病機制和危險因素，早期識別與預防，對于患者的康復有非常重要的意義[7, 12]。
譫妄的具體機制復雜，還沒有明確定論。目前學界普遍認可的病理生理學機制有兩種，即“大腦代謝不足假說”和“譫妄的神經炎癥假說”，這兩種機制為術后譫妄的發生提供理論依據，但目前與主動脈夾層手術的關系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有報道稱，在Stanford A型主動脈夾層患者中，夾層造成的腦供血不足、術中深低溫以及動脈排氣不足與術后譫妄有關[13]，可能是術中或術前大腦供血不足，造成大腦代謝失衡，大腦細胞短暫損傷，誘發POD。與此同時，心臟手術中不穩定的血流動力學也會破壞大腦血腦屏障，造成大腦代謝失衡，神經功能損傷。手術中患者圍術期的低氧、低血壓、大腦內環境波動、乙酰膽堿水平改變、膽堿能和其他神經遞質通路之間的不平衡都會誘發譫妄[12]。而且，心血管術后全身炎癥反應也會誘發神經炎癥反應[14]，炎癥反應產生的趨化因子損害血腦屏障并將炎癥細胞吸引到腦損傷部位[12]，促使譫妄的發生。Girard等[15]發現多器官功能障礙、內毒素釋放和細胞因子所造成的炎癥反應誘發ICU停留期間譫妄。主動脈血管腔內修復術，雖然患者不經歷體外循環過程，然外源性覆膜支架刺激、血栓吸收和患者應激反應產生的全身炎癥反應及血流動力學改變，可能會進一步促使譫妄的發生。然而本研究尚未證明炎癥及大腦代謝與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術后POD的關系，需要進一步研究證實。
有學者[11]統計，年齡是患者發生POD的危險因素，高齡患者POD發病率高，可達到42%～53%。本研究經過多因素分析也發現年齡是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POD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其原因可能與高齡患者代謝減慢、身體機能下降，對各種刺激的耐受度減弱，更容易受到低氧、炎癥以及腦血流變化等因素的影響有關。同時，高齡患者更容易發生頸動脈粥樣硬化、頸動脈狹窄等病理改變，大腦供血受限，代謝失衡，增加POD發生率[7]。另外，有研究報道患者高血壓是心血管手術術后發生譫妄的危險因素[16-17]，術中血壓波動越大，術后POD的發生概率也越高[18]。本研究中發現高血壓不是Stanford B型主動脈夾層患者POD的危險因素。究其原因，可能與患者長期受高血壓刺激，大腦血管解剖重塑，經歷體外循環的低血壓過程后，大腦損傷更重過關，容易發生POD。本研究中患者不經歷體外循環過程，血壓波動相對小，帶來的大腦損傷較輕。然高血壓持續時間、血壓峰值、藥物治療以及是否血壓控制穩定等因素對POD還不明確，尚需要更多的研究證實。
除患者本身因素外，環境對患者的影響也是誘發譫妄不可忽視的因素。主動脈夾層疾病起病急，突然的劇痛癥狀以及對手術的恐慌會引起患者的不安情緒。當患者被送到病房、手術室尤其是重癥監護室后，陌生復雜的環境，嘈雜的儀器聲，缺少家人在床旁的陪護，以及周圍重癥患者帶來的壓迫感會加重患者的擔憂。另外，因患者體位限制、疼痛刺激、睡眠剝奪等帶來的生理不適也會加重患者恐慌情緒，從而誘發術后譫妄的發生。在轉出ICU后，因患者生物鐘紊亂帶來的睡眠障礙令患者缺乏充分的休息，差的睡眠質量也被證實與術后譫妄的發生存在一定的關系[19]。所以筆者推測，術前適當鎮靜鎮痛，減少圍術期ICU停留時間，術后早期藥物輔助休息可能會降低POD的發生。
治療和預防譫妄的藥物種類繁多。短期藥物有α-腎上腺素能受體激動劑:右美托咪定和可樂定；經典抗精神病藥:氟哌啶醇，硫必利；非典型抗精神病藥：利培酮、喹硫平、奧氮平。目前學者不推薦常規服用抗精神病類藥物預防POD的發作[20]。早期應用右美托咪定類藥物對預防譫妄有無保護作用還存在爭議[14, 19]。本研究也發現，給與右美托咪定并不能有效縮短POD持續時間。然而，因兼具抗炎和鎮靜的效果，當患者出現譫妄癥狀時，給與快速、短效、呼吸影響小的右美托咪定藥是輔助患者度過譫妄期的有效處理措施[19]。長期應用右美托咪定患者，給予口服可樂定過渡可降低停藥反應的發生[20]。總體而言，早期預防性使用抗精神病類藥物的效果還不明確，但當譫妄發生時，給予右美托咪定類藥物是安全有效的控制譫妄的方式，可降低危險事件的發生概率。可樂定可輔助右美托咪定類藥物減量，降低停藥反應發生概率。
綜上所述，年齡是術后譫妄的獨立危險因素，中老年患者POD發生率相對較高，早期給與預防措施，有望降低譫妄的發生，提升預后。本研究還證實，右美托咪定不能縮短POD的持續時間，但POD發作時給予右美托咪定類藥物是良好的譫妄控制手段。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研究屬于單中心研究、數據量有限，尚需擴大樣本量以及更詳細的研究；文中提出的預防措施效果還不明確，尚需進一步研究驗證；本研究所探討的譫妄主要是活動型譫妄，對于安靜型或混合型尚未納入，數據會有一定的偏倚。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李娜、陳太強 負責實施研究及撰寫論文；馮鑫、陳司奇 負責收集資料；魏翔 負責研究的選題設計、提供項目支持；陳太強 負責論文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