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洪子強, 金大成, 白向豆, 黃大新, 崔百強, 茍云久. 感染新冠的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比較的系統評價與Meta分析.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3, 30(2): 179-184. doi: 10.7507/1007-4848.202201052 復制
新型冠狀病毒（新冠）感染大流行使全球衛生保健系統不堪重負[1]。目前，新冠感染已經嚴重影響了癌癥患者的治療[2-3]。在新冠感染大流行期間，隨著癌癥篩查的急劇減少以及正在進行或計劃中的治療推遲，導致癌癥致死人數增加。此外，我國的早期報告[4-5]顯示，癌癥患者的免疫抑制治療會削弱人體免疫系統，故感染新冠的癌癥患者病情加重的風險也會增加。感染新冠后的并發癥，如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機械通氣障礙，還可能導致生存質量不佳。與此同時，癌癥通常發生在老年人群中，老年人群通常有其它合并癥，這可能會增加發生不良預后的風險。
在我國進行的一項觀察性研究[6]中，大多數感染新冠的病例為肺癌患者（19.6%），其次是胃腸道惡性腫瘤患者（18.7%）和泌尿生殖系統惡性腫瘤患者（18.7%）。在各種癌癥中，肺癌被研究得最多。最具爭議的一點是，感染新冠后，與其它類型的癌癥患者相比，肺癌患者是否有更高的傳染風險或癥狀是否更嚴重。新冠感染爆發初期的一項多中心研究[7]結果表明，肺癌或肺轉移的癌癥患者死亡風險和入住ICU的比例比其它癌癥患者要高。另一項系統評價[8]指出，感染新冠的血液系統惡性腫瘤患者和肺癌患者死亡率最高。相反，Liang等[5]的研究結果顯示，肺癌患者發生嚴重不良事件的概率并不高。在上述研究中，樣本量有所不同、研究進行的地區有所不同且研究進行的時間在疫情的不同階段，導致結果產生分歧。因此，本研究納入了最新研究，進行全面的Meta分析，以評估感染新冠的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情況。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納入和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
① 研究類型：包括回顧性研究、隨機對照研究和前瞻性隊列研究；② 研究對象：經臨床診斷或實驗室檢測確診為新冠感染的患者，肺癌或其它癌癥的診斷不受分期、病理類型、原發或繼發的限制；③ 結局指標：感染新冠的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
1.1.2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文獻質量較差；② 不能提取有用數據或不能獲取全文。
1.2 文獻檢索方法
采用主題詞加自由詞相結合的檢索方式，計算機檢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及萬方數據庫、維普數據庫、中國知網，搜索建庫至2021年12月公開發表的比較感染新冠的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的相關文獻。英文檢索詞：COVID-19、novel coronavirus、neocoronary pneumonia、SARS-CoV-2、lung cancer、pulmonary neoplasms、pulmonary cancer、cancer。中文檢索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肺癌、非小細胞肺癌、癌癥、腫瘤。
1.3 文獻篩查與資料提取
由2位胸外科醫生獨立篩選文獻、提取數據，然后進行交叉核對，如果出現分歧，則由第3位胸外科醫生決定或通過集體討論來解決。每項研究提取的數據如下：① 基本信息：第一作者姓名、發表年份、單中心或多中心研究類型、文章類型、患者數量、研究設計（前瞻性或回顧性試驗）、新冠感染的診斷方法；② 相關結局指標：感染新冠的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總數及死亡數、我國與其它國家的患者死亡率。
1.4 納入研究的質量評價
Meta分析是對原始研究數據的第二次處理，原始研究數據的質量和評價方法會影響Meta分析結果的準確性，甚至會誤導臨床實踐。按Cochrane系統評價的質量評估標準評估偏倚風險。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評估隊列研究質量。NOS質量評價量表包括3項內容，即研究的選擇性、組間可比性和結果測量，滿分為9分，≤5分為低質量研究[9]。由2位評價員獨立進行評估，出現分歧時討論解決。
1.5 統計學分析
我們將使用Cochrane協作網提供的Review Manager 5.4軟件對納入研究的數據進行Meta分析。效應指標如下：二分類資料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OR）表示。各效應量均以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計算各研究效應指標的OR和95%CI，合并效應大小前應進行異質性檢驗。若I2<50%，P>0.1，則認為各研究之間異質性不顯著，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數據；若I2≥50%，P≤0.1，則認為各研究之間異質性顯著，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分析數據。此外本研究的發表偏倚采用漏斗圖進行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通過數據庫檢索，我們總共得到7 794篇文獻，經Endnote X9剔除重復文獻后，再經閱讀文題和摘要初篩后排除不相關文獻，最終閱讀全文后納入12個回顧性對列研究。入選文獻的基本信息見表1。共計3 065例患者，其中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340例，感染新冠的其它癌癥患者2 725例。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例）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PubMed（
2.2 納入文獻的質量評價
納入隊列研究的NOS評分均≥7分，為高質量研究；見表2。
表2
納入隊列研究的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評分（分）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比較
共納入12項研究[6,10-20]，共計3 065例患者，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340例，感染新冠的其它癌癥患者2 725例。各研究之間的統計學異質性不顯著（P=0.39，I2=6%），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比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高［OR=1.58，95%CI（1.24，2.02），P<0.001］；見圖2。
圖2
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的Meta分析
2.3.2 我國與其它國家之間的亞組分析
共納入4項我國相關研究[6,10,13,15]，共計429例患者，其中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74例，感染新冠的其它癌癥患者355例。各研究之間的統計學異質性不顯著（P=0.31，I2=16%），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我國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90，95%CI（0.49，1.65），P=0.72］；見圖2。
共納入8項其它國家（巴西、西班牙、美國、法國、意大利、英國、荷蘭）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相關研究[11-12,14,16-20]，共計2 636例患者，其中肺癌患者266例，其它癌癥患者2 370例。各研究之間的統計學異質性不顯著（P=0.71，I2=0%），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其它國家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率更高［OR=1.78，95%CI（1.37，2.32），P<0.001］；見圖2。
2.4 發表偏倚
繪制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全因死亡率的漏斗圖，發現各項研究均勻分布在漏斗圖的兩側，并且只有1項研究分布在漏斗圖外面，說明本研究的發表偏倚相對較小；見圖3。
圖3
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的漏斗圖
3 討論
在新冠感染大流行開始時，早期報告[21-22]確定了導致新冠感染患者預后較差的多種因素，包括高齡、心功能不全、呼吸系統疾病和癌癥等。我國的數據[3,13]表明，癌癥患者感染新冠和死亡的風險更高。因此，建議加強對癌癥患者的篩查、治療和隨訪[23]。既往研究[19]發現癌癥患者感染新冠后的死亡率差異很大，9%～33%不等，抗癌治療、癌癥特征和新冠感染死亡率之間沒有發現明確的關聯。此外，新冠感染傳播及其影響在不同國家之間或同一國家內不一致。這些差異促使國家和一些機構進行流行病學報告，以便更好地解釋各研究中觀察到的死亡率差異。同時，更好地了解感染新冠的癌癥患者死亡的風險因素至關重要，有助于在未來優化對患者的管理。
在本研究中，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率更高。考慮到肺癌患者的特點，其呼吸系統并發癥更多、更容易發生呼吸道感染等，且大多數患者此前診斷有轉移性疾病，故肺癌患者感染新冠后的死亡率更高。為了探索影響嚴重程度的因素，Luo等[24]比較了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沒有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的臨床資料，發現嚴重程度的最重要決定因素是患者的特征，而不是癌癥的特征或治療方案。此外，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數僅占新冠感染大流行期間肺癌患者死亡總數的約11%[24]。
由于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初級衛生保健系統、肺癌發病率、肺癌死亡率以及感染新冠后的治療方法，故在我國和其它國家（巴西、西班牙、美國、法國、意大利、英國、荷蘭）之間進行了亞組分析。一般來說，在考慮了人口規模和年齡結構的差異后，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的醫療資源更少且肺癌發病率更高，因此我國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應該比其它國家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率更高。然而，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國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無明顯差別；其它國家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率更高。我們分析這是因為，影響感染新冠的癌癥患者死亡率的主要因素是初級衛生保健系統和癌癥的治療。在我國，不夠完善的癌癥初級衛生保健系統導致了更高的癌癥相關死亡率。此外，在癌癥治療方面，由于擇期手術患者被迫推遲治療、化療方案和其它系統治療的調整等，我國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無明顯差別。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初級衛生保健系統完善，發達國家的死亡率差異可能是由新冠感染的并發癥引起，肺癌患者發生并發癥的風險更高，故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率更高。
我們期望未來的研究可以包括癌癥類型、所有癌癥患者的治療方案、死亡率數據（詳細說明死亡原因）以及所有患者的主要入院原因。此外，未來的研究需要在設計和研究結果方面反映新冠感染流行病學的變化。鑒于目前的“新一波”疫情在全國范圍內的高社區傳播率，還應對已知癌癥患者進行社區隨訪。具體應考慮家庭暴露、職業暴露和醫療暴露，并將其與住院患者的臨床結果聯系起來。基于家庭或機構聚集的疫情分析結果匯總，可能會揭示與感染新冠的非癌癥患者相比，癌癥患者的傳播風險。為了評估死亡風險，必須了解醫院內外的死亡情況。應利用常規死亡數據，如死亡原因證明，因為這些數據與國家新冠感染監測數據和衛生保健數據相關聯。當社區傳播得到有效控制時，研究人員應繼續在治療過程中監測癌癥患者，重點關注醫院傳播。同時所有醫務人員從事診療活動期間均應佩戴醫用口罩，根據醫療操作可能傳播的風險，做好個人防護、手衛生、病區管理、環境通風、物體表面的清潔消毒和醫療廢棄物管理等醫院感染控制工作[25]。
本Meta分析的局限性：（1）納入的研究都是回顧性臨床研究，選擇偏倚是不可避免的；（2）納入的部分研究樣本量偏少，可能會引起分析結果的偏倚；（3）只納入了英文文獻，可能存在其它語種的文獻符合我們的納入標準，但由于語種限制而沒有納入；（4）由于納入的大部分研究報告了除病死率以外的全因死亡率，因此死亡原因（包括COVID-19、癌癥或其它合并癥）的證據不足。盡管存在這些局限性，但本研究還是為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情況提供了新的見解，有助于為醫療機構部署有限的醫療資源提供循證依據。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在我國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在其它國家（巴西、西班牙、美國、法國、意大利、英國、荷蘭）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比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更高。國家應采取適當和積極的預防措施以降低癌癥患者感染新冠的風險，并優化管理感染患者。然而，上述結論還需要進一步開展高質量的研究來進行驗證，以更好地闡明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感染新冠后的死亡率情況。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洪子強負責論文設計，實施研究，數據處理與分析，論文撰寫與修改；金大成和崔百強負責論文的審核和修改；白向豆負責實施研究；黃大新負責數據整理與分析；茍云久負責論文設計。
新型冠狀病毒（新冠）感染大流行使全球衛生保健系統不堪重負[1]。目前，新冠感染已經嚴重影響了癌癥患者的治療[2-3]。在新冠感染大流行期間，隨著癌癥篩查的急劇減少以及正在進行或計劃中的治療推遲，導致癌癥致死人數增加。此外，我國的早期報告[4-5]顯示，癌癥患者的免疫抑制治療會削弱人體免疫系統，故感染新冠的癌癥患者病情加重的風險也會增加。感染新冠后的并發癥，如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和機械通氣障礙，還可能導致生存質量不佳。與此同時，癌癥通常發生在老年人群中，老年人群通常有其它合并癥，這可能會增加發生不良預后的風險。
在我國進行的一項觀察性研究[6]中，大多數感染新冠的病例為肺癌患者（19.6%），其次是胃腸道惡性腫瘤患者（18.7%）和泌尿生殖系統惡性腫瘤患者（18.7%）。在各種癌癥中，肺癌被研究得最多。最具爭議的一點是，感染新冠后，與其它類型的癌癥患者相比，肺癌患者是否有更高的傳染風險或癥狀是否更嚴重。新冠感染爆發初期的一項多中心研究[7]結果表明，肺癌或肺轉移的癌癥患者死亡風險和入住ICU的比例比其它癌癥患者要高。另一項系統評價[8]指出，感染新冠的血液系統惡性腫瘤患者和肺癌患者死亡率最高。相反，Liang等[5]的研究結果顯示，肺癌患者發生嚴重不良事件的概率并不高。在上述研究中，樣本量有所不同、研究進行的地區有所不同且研究進行的時間在疫情的不同階段，導致結果產生分歧。因此，本研究納入了最新研究，進行全面的Meta分析，以評估感染新冠的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情況。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納入和排除標準
1.1.1 納入標準
① 研究類型：包括回顧性研究、隨機對照研究和前瞻性隊列研究；② 研究對象：經臨床診斷或實驗室檢測確診為新冠感染的患者，肺癌或其它癌癥的診斷不受分期、病理類型、原發或繼發的限制；③ 結局指標：感染新冠的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
1.1.2 排除標準
① 非中英文文獻，文獻質量較差；② 不能提取有用數據或不能獲取全文。
1.2 文獻檢索方法
采用主題詞加自由詞相結合的檢索方式，計算機檢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及萬方數據庫、維普數據庫、中國知網，搜索建庫至2021年12月公開發表的比較感染新冠的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的相關文獻。英文檢索詞：COVID-19、novel coronavirus、neocoronary pneumonia、SARS-CoV-2、lung cancer、pulmonary neoplasms、pulmonary cancer、cancer。中文檢索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新冠肺炎、COVID-19、肺癌、非小細胞肺癌、癌癥、腫瘤。
1.3 文獻篩查與資料提取
由2位胸外科醫生獨立篩選文獻、提取數據，然后進行交叉核對，如果出現分歧，則由第3位胸外科醫生決定或通過集體討論來解決。每項研究提取的數據如下：① 基本信息：第一作者姓名、發表年份、單中心或多中心研究類型、文章類型、患者數量、研究設計（前瞻性或回顧性試驗）、新冠感染的診斷方法；② 相關結局指標：感染新冠的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總數及死亡數、我國與其它國家的患者死亡率。
1.4 納入研究的質量評價
Meta分析是對原始研究數據的第二次處理，原始研究數據的質量和評價方法會影響Meta分析結果的準確性，甚至會誤導臨床實踐。按Cochrane系統評價的質量評估標準評估偏倚風險。采用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NOS）評估隊列研究質量。NOS質量評價量表包括3項內容，即研究的選擇性、組間可比性和結果測量，滿分為9分，≤5分為低質量研究[9]。由2位評價員獨立進行評估，出現分歧時討論解決。
1.5 統計學分析
我們將使用Cochrane協作網提供的Review Manager 5.4軟件對納入研究的數據進行Meta分析。效應指標如下：二分類資料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OR）表示。各效應量均以95%可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計算各研究效應指標的OR和95%CI，合并效應大小前應進行異質性檢驗。若I2<50%，P>0.1，則認為各研究之間異質性不顯著，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數據；若I2≥50%，P≤0.1，則認為各研究之間異質性顯著，采用隨機效應模型分析數據。此外本研究的發表偏倚采用漏斗圖進行分析。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文獻檢索結果
通過數據庫檢索，我們總共得到7 794篇文獻，經Endnote X9剔除重復文獻后，再經閱讀文題和摘要初篩后排除不相關文獻，最終閱讀全文后納入12個回顧性對列研究。入選文獻的基本信息見表1。共計3 065例患者，其中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340例，感染新冠的其它癌癥患者2 725例。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信息（例）
圖1
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
*：PubMed（
2.2 納入文獻的質量評價
納入隊列研究的NOS評分均≥7分，為高質量研究；見表2。
表2
納入隊列研究的紐卡斯爾-渥太華量表評分（分）
2.3 Meta分析結果
2.3.1 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比較
共納入12項研究[6,10-20]，共計3 065例患者，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340例，感染新冠的其它癌癥患者2 725例。各研究之間的統計學異質性不顯著（P=0.39，I2=6%），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比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高［OR=1.58，95%CI（1.24，2.02），P<0.001］；見圖2。
圖2
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的Meta分析
2.3.2 我國與其它國家之間的亞組分析
共納入4項我國相關研究[6,10,13,15]，共計429例患者，其中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74例，感染新冠的其它癌癥患者355例。各研究之間的統計學異質性不顯著（P=0.31，I2=16%），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數據分析。結果顯示，我國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0.90，95%CI（0.49，1.65），P=0.72］；見圖2。
共納入8項其它國家（巴西、西班牙、美國、法國、意大利、英國、荷蘭）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相關研究[11-12,14,16-20]，共計2 636例患者，其中肺癌患者266例，其它癌癥患者2 370例。各研究之間的統計學異質性不顯著（P=0.71，I2=0%），故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其它國家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率更高［OR=1.78，95%CI（1.37，2.32），P<0.001］；見圖2。
2.4 發表偏倚
繪制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全因死亡率的漏斗圖，發現各項研究均勻分布在漏斗圖的兩側，并且只有1項研究分布在漏斗圖外面，說明本研究的發表偏倚相對較小；見圖3。
圖3
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的漏斗圖
3 討論
在新冠感染大流行開始時，早期報告[21-22]確定了導致新冠感染患者預后較差的多種因素，包括高齡、心功能不全、呼吸系統疾病和癌癥等。我國的數據[3,13]表明，癌癥患者感染新冠和死亡的風險更高。因此，建議加強對癌癥患者的篩查、治療和隨訪[23]。既往研究[19]發現癌癥患者感染新冠后的死亡率差異很大，9%～33%不等，抗癌治療、癌癥特征和新冠感染死亡率之間沒有發現明確的關聯。此外，新冠感染傳播及其影響在不同國家之間或同一國家內不一致。這些差異促使國家和一些機構進行流行病學報告，以便更好地解釋各研究中觀察到的死亡率差異。同時，更好地了解感染新冠的癌癥患者死亡的風險因素至關重要，有助于在未來優化對患者的管理。
在本研究中，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率更高。考慮到肺癌患者的特點，其呼吸系統并發癥更多、更容易發生呼吸道感染等，且大多數患者此前診斷有轉移性疾病，故肺癌患者感染新冠后的死亡率更高。為了探索影響嚴重程度的因素，Luo等[24]比較了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沒有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的臨床資料，發現嚴重程度的最重要決定因素是患者的特征，而不是癌癥的特征或治療方案。此外，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數僅占新冠感染大流行期間肺癌患者死亡總數的約11%[24]。
由于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初級衛生保健系統、肺癌發病率、肺癌死亡率以及感染新冠后的治療方法，故在我國和其它國家（巴西、西班牙、美國、法國、意大利、英國、荷蘭）之間進行了亞組分析。一般來說，在考慮了人口規模和年齡結構的差異后，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的醫療資源更少且肺癌發病率更高，因此我國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應該比其它國家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率更高。然而，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我國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無明顯差別；其它國家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率更高。我們分析這是因為，影響感染新冠的癌癥患者死亡率的主要因素是初級衛生保健系統和癌癥的治療。在我國，不夠完善的癌癥初級衛生保健系統導致了更高的癌癥相關死亡率。此外，在癌癥治療方面，由于擇期手術患者被迫推遲治療、化療方案和其它系統治療的調整等，我國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無明顯差別。相比之下，發達國家初級衛生保健系統完善，發達國家的死亡率差異可能是由新冠感染的并發癥引起，肺癌患者發生并發癥的風險更高，故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死亡率更高。
我們期望未來的研究可以包括癌癥類型、所有癌癥患者的治療方案、死亡率數據（詳細說明死亡原因）以及所有患者的主要入院原因。此外，未來的研究需要在設計和研究結果方面反映新冠感染流行病學的變化。鑒于目前的“新一波”疫情在全國范圍內的高社區傳播率，還應對已知癌癥患者進行社區隨訪。具體應考慮家庭暴露、職業暴露和醫療暴露，并將其與住院患者的臨床結果聯系起來。基于家庭或機構聚集的疫情分析結果匯總，可能會揭示與感染新冠的非癌癥患者相比，癌癥患者的傳播風險。為了評估死亡風險，必須了解醫院內外的死亡情況。應利用常規死亡數據，如死亡原因證明，因為這些數據與國家新冠感染監測數據和衛生保健數據相關聯。當社區傳播得到有效控制時，研究人員應繼續在治療過程中監測癌癥患者，重點關注醫院傳播。同時所有醫務人員從事診療活動期間均應佩戴醫用口罩，根據醫療操作可能傳播的風險，做好個人防護、手衛生、病區管理、環境通風、物體表面的清潔消毒和醫療廢棄物管理等醫院感染控制工作[25]。
本Meta分析的局限性：（1）納入的研究都是回顧性臨床研究，選擇偏倚是不可避免的；（2）納入的部分研究樣本量偏少，可能會引起分析結果的偏倚；（3）只納入了英文文獻，可能存在其它語種的文獻符合我們的納入標準，但由于語種限制而沒有納入；（4）由于納入的大部分研究報告了除病死率以外的全因死亡率，因此死亡原因（包括COVID-19、癌癥或其它合并癥）的證據不足。盡管存在這些局限性，但本研究還是為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情況提供了新的見解，有助于為醫療機構部署有限的醫療資源提供循證依據。
綜上所述，本研究發現在我國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與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而在其它國家（巴西、西班牙、美國、法國、意大利、英國、荷蘭）感染新冠的肺癌患者比其它癌癥患者死亡率更高。國家應采取適當和積極的預防措施以降低癌癥患者感染新冠的風險，并優化管理感染患者。然而，上述結論還需要進一步開展高質量的研究來進行驗證，以更好地闡明肺癌與其它癌癥患者感染新冠后的死亡率情況。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洪子強負責論文設計，實施研究，數據處理與分析，論文撰寫與修改；金大成和崔百強負責論文的審核和修改；白向豆負責實施研究；黃大新負責數據整理與分析；茍云久負責論文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