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陽茂丹, 牛玲莉, 伍佇, 劉成武, 張小龍, 王文憑.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胸外科術后肺部并發癥的應對策略.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2, 29(8): 1024-1030. doi: 10.7507/1007-4848.202102014 復制
2020 年全球新型冠狀病毒（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和持續，對胸外科日常臨床診療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胸外科手術以肺癌、食管癌為主要病種，由于腫瘤限期手術治療的必要性，使得臨床診療工作必須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持續開展，同時保證疫情下患者的安全[1]。胸部良性或低度病變如前縱隔腫瘤、錯構瘤、支氣管擴張等，可待疫情結束后擇期手術。但對于限期手術的疾病（包括食管癌、浸潤性肺癌、惡性胸腺瘤等）以及急診患者，包括自發性氣胸、開放性胸外傷、食管破裂等，還需考慮積極的手術治療[2]。因此，胸外科在疫情期間的手術量不會顯著下降，胸外科醫護人員需積極承擔患者的診療和病房新冠肺炎的預防篩查工作[1]。
胸外科臨床工作中對于新冠肺炎疫情風險的防控主要體現在兩個時間節點，即入院篩查和圍術期防控。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醫院介紹了胸外科手術患者入院篩選策略，包括癥狀、流行病學史、鼻咽拭子核酸檢測、胸部 CT 等，這與國內策略相似[3]。既往研究[4-5]表明胸外科的主要手術（肺及食管）術后肺部并發癥發生率均很高，臨床表現與新冠肺炎患者很相似[6]。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的數據表明，手術后感染新冠患者的臨床表現主要為發熱（76.47%）、咳嗽（58.82%）、白細胞計數降低（11.76%）、淋巴細胞計數降低（88.24%）和 C 反應蛋白升高（88.24%）[7]。如果患者入院時處于新冠感染潛伏期內，或屬于無癥狀感染者，同時，入院時單次的核酸檢測受各因素影響，可能存在假陰性結果（鼻拭子的陽性檢出率高于咽拭子）[8]，這類患者在術后出現新冠肺炎感染癥狀，將是極其嚴峻的挑戰，其他術后患者也將面臨感染風險和感染后的極高死亡率威脅。
因此，及時鑒別胸外科術后發熱、肺部并發癥患者與新冠肺炎患者至關重要。目前已有文獻[9]對圍術期流程有較為全面的建議，但對于術后肺部并發癥，尤其是胸外科術后肺部并發癥的應對處理尚缺乏報道。本研究中，我們梳理了華西醫院上錦院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針對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患者的應對流程，對術后并發癥應對及診療結果進行了回顧性分析，驗證該應對策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我院胸外科自 2020 年 2 月上旬開始有限度地收治擇期手術患者，并逐漸回歸既往常規手術量。本研究回顧性分析 2020 年 2—12 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上錦院區胸外科行胸外科擇期手術 537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242 例（45.1%）、女 295 例（54.9%），平均年齡（53.3±13.4）歲。針對胸外科術后出現發熱和肺部并發癥患者，盡快進行病因追溯和風險排查，我們制定了配套的應對流程。對納入流程的患者（干預組）和未納入流程的普通患者（非干預組）進行比較，分析與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相關的影響因素。
1.2 常規檢查
所有患者和陪伴家屬（僅限 1 人）入院前完成新冠核酸檢測，詳細詢問流行病學史，檢查健康二維碼。病房實行封閉式管理，嚴格陪護管理。預留單間隔離病房，以備隔離需求。患者入院后至手術前，每日進行 3 次體溫檢測。擇期手術患者常規完成術前檢查及準備，圍術期管理均按照專科要求完成。術后患者每日體溫測量 6 次，術后第 1 d 常規進行胸部 X 線片和血常規、生化檢查。
1.3 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處理流程
對胸外科術后出現發熱和肺部并發癥患者，為盡快進行病因追溯和風險排查，我們制定了配套的應對流程；見圖 1。進入流程的納入標準包括：（1）術后體溫高于 37.5℃（2 次腋下水銀溫度計測溫）；（2）或影像學提示肺部炎癥表現。凡進入流程的患者迅速完成胸部薄層 CT、血常規、肝腎功能、氣道分泌物培養檢查。并根據檢查結果和臨床表現進行分類處理。分類處理主要包括 3 個方向：方向 1：體溫介于 37.5～38.0℃，血常規等檢查無明顯異常，薄層 CT 顯示肺部改變是可解釋的手術原因（局限性肺不張、手術部位滲出改變等），這部分患者以物理降溫、對癥處理、密切觀察為主要處理，24 h 內無改善則進入處理方向 2；方向 2：胸部薄層 CT、血常規等檢查結果提示明顯的肺部細菌感染，以及明確的其它部位感染類型（如吻合口瘺、膿胸、尿路感染等），則迅速按照對應情況進行處理，包括升級抗生素（經驗使用，后續根據藥敏實驗結果調整），促進排痰（藥物、物理協助、纖維支氣管鏡吸痰）等措施，部分癥狀明顯患者進入單間隔離病房。若上述措施 24 h 內無改善，則進入處理方向 3；方向 3：胸部薄層 CT、血常規等檢查顯示結果可疑（淋巴細胞減少、肺磨玻璃影表現等），且非手術操作可解釋，則進入處理方向 3，包括單間病房隔離，鼻咽拭子或氣道分泌物新冠核酸檢測，并積極排查其它因素。
圖1
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處理流程
1.4 統計學分析
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M）表示。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 logistic 多因素分析與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相關的影響因素。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統計分析采用 SPSS 20.0 軟件。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通過了成都上錦南府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2021 年審 2021031501號）。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情況
2020 年 2—12 月，華西醫院上錦院區胸外科連續有 537 例患者接受擇期手術治療；見表 1。根據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處理流程的納入標準，共有 179 例（33.3%）患者進入篩查處理流程，其中因發熱入組的 167 例，因肺部影像學異常的 63 例（其中 51 例患者同時存在發熱和肺部影像學異常）。針對這 179 例入組患者，進入方向 1 的患者 87 例，其中 8 例因 24 h 內無改善轉入方向 2 分組。進入方向 2 的患者 70 例，以及方向 1 分組轉入的 8 例，共 78 例，其中 7 例確定為其它部位感染并積極處理后好轉，71 例考慮為細菌性肺炎，經治療后有 12 例在 24 h 內無改善轉入方向 3。進入方向 3 的患者 22 例，以及方向 2 分組轉入的 12 例，共 34 例，全部行新冠核酸檢測（其中 9 例患者進行了二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表1
537 例患者一般臨床資料［M/
/例（%）］
分析患者術后數據，患者發熱癥狀出現的時間主要集中在術后 1（0～5）d，最高體溫 39.2℃。患者術后總體并發癥發生率為 16.4%（88 例），共 1 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為食管癌術后胸胃瘺合并細菌性肺炎導致的呼吸衰竭。
2.2 進入篩查處理流程患者與普通患者對比
將進入篩查處理流程患者（干預組，n=179），與其余患者（非干預組，n=358）進行比較，兩組間各指標見表 2。可見術后因發熱或肺部并發癥進入處理流程的患者群體中，男性［112例（62.6%） vs. 130例（36.3%），P<0.010］、有吸煙史患者［74例（41.3%） vs. 87例（24.3%），P<0.010］、食管癌手術［36例（20.1%） vs. 15例（4.2%）］、開放手術［14例（7.8%） vs. 4例（1.1%）］較未進入篩查流程的患者比例高。因發熱或肺部并發癥進入處理流程的患者，術后 ICU 住院時間和總術后住院時間均延長（P=0.010）。
表2
進入篩查流程患者與普通患者臨床資料對比［M/
/例（%）］
2.3 發熱或肺部并發癥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進一步探討患者術后發熱或肺部并發癥的危險因素，將上述臨床病理指標進行編碼，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性別是術后發熱或肺部并發癥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 3。
表3
術后發熱或肺部并發癥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3 討論
在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的嚴峻形勢下，國內疫情控制良好，仍面對境外輸入和疫情再發的風險與壓力。疫情期間，手術開展需遵循更為嚴格的圍術期流程，包括對確診或疑似患者的手術準備、手術室設施、患者轉運、醫護人員防護、麻醉評估、擇期手術指征限制、嚴密的氣道管理等[10-12]，國內也有相關的肺癌圍術期管理建議[13]。也有學者[14]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手術流程是否需要改變還無確切證據支持。胸外科腫瘤患者限期手術比例較高，但由于疫情的影響，腫瘤患者的入院等待時間、入院后待手術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延長，住院費用也會相應增加[15]。這些都成為疫情期間胸外科手術開展的新特點、新挑戰。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的一項回顧性分析[16]顯示，擇期手術患者若感染新冠，術后均會發生肺炎，術后死亡率高達 20.6%（7/34），遠高于普通人群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新冠肺炎合并高齡、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肺部基礎疾病的術后患者，死亡率更高[17-18]。意大利疫情期間的數據也顯示，19.5% 手術患者在術后才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與正常對照組相比，其肺部并發癥（58.5% vs. 3.7%）、血栓并發癥發生率（9.8% vs. 0.0%）和術后死亡率（19.5% vs. 2.4%）顯著升高[19]，術后死亡率數據與國內相近。外科手術患者合并 COVID-19 重癥率、死亡率高于普通新冠肺炎患者，需加強術后甄別，對新冠肺炎患者早發現、早隔離和早治療[7]。此外，一旦病房出現確診病例，所有相關的醫務人員將被隔離 14 d[20]。
鑒于胸外科術后肺部并發癥和發熱癥狀與新冠感染癥狀的相似性，及時將胸外科術后發熱與肺部并發癥患者鑒別開來，避免與新冠肺炎相混淆，至關重要，并及時、迅速明確引起術后發熱、肺炎癥狀的原因，積極處理，排除風險。筆者所在醫院長期處于新冠肺炎疫情低風險地區，我們基于胸外科術后管理臨床實踐，以及可行性和有效性的需求，制定了胸外科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患者的處理流程。胸部薄層 CT、血常規和肝腎功能檢查，以及氣道分泌物培養作為首選篩查措施。國內也有專家建議，胸外科術后胸悶、氣促表現也較常見，常見的原因包括細菌性肺炎、肺不張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等，排除上述原因引起的胸悶、氣促，需要進一步行 CT 檢測及病毒核酸檢測，鑒別新冠肺炎[21]。我們也體會到薄層 CT 檢查對肺部磨玻璃病變、炎癥改變的識別更有優勢。初步篩查中的血常規和 CT 在 0.5 h 內即可出結果，并根據嚴重程度分級，進入下一步 3 個處理方向。
對薄層 CT 顯示可疑病變的高危患者（方向 3），會立即安排核酸檢測。也有文獻[22]報道了肺癌術后肺炎與新冠肺炎兩者影像學表現較易混淆，應早期盡快行核酸檢測確診（最好取氣道深部分泌物）。我們的流程圖和實踐表明，24 h 內基本就可以完成病因追溯和對應處理，在時效性上較為快捷。我們研究期間的數據顯示術后并發癥與文獻報道的大體相符，術后肺部并發癥以細菌性肺炎為主，雖然部分患者培養結果陰性，但抗生素治療有效，影像學復查可見好轉和康復。同時，該處理流程也具有簡便可行的特點，長期運行穩定，即便在 2020 年 12 月上旬成都市郫都區新發確診新冠肺炎病例[23]（華西醫院上錦院區距離郫都區 6 km），我們仍能堅持我們的圍術期管理方案持續運行，并保證病房和患者安全。
對于進入處理流程的術后患者，我們進一步進行了亞組分析和危險因素多因素分析。因發熱或肺部并發癥進入處理流程的患者，術后住 ICU 時間和總術后住院時間均延長。危險因素的綜合分析顯示，性別是術后發熱或肺部并發癥的獨立危險因素。男性患者具有更高的吸煙比例，食管癌患者術后發熱和肺炎發生率均較高。這些危險因素在術前即可予以充分評估和預判。
我們現有的胸外科術后管理經驗、術后發熱與肺炎患者處理流程，主要還是在低風險地區。對于持續高風險地區，或疫情尚未控制的國外，我們的經驗尚具有局限性。但目前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疫情控制尚可，因此，我們的經驗仍具有相當的適用性，對高風險地區，我們建議可在該方案基礎上，提高應對措施級別。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文憑負責論文撰寫、審閱，以及研究總體設計；陽茂丹負責研究設計和整體實施；牛玲莉、伍佇負責數據收集；劉成武負責數據分析；張小龍負責論文部分撰寫。
2020 年全球新型冠狀病毒（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和持續，對胸外科日常臨床診療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戰。胸外科手術以肺癌、食管癌為主要病種，由于腫瘤限期手術治療的必要性，使得臨床診療工作必須要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持續開展，同時保證疫情下患者的安全[1]。胸部良性或低度病變如前縱隔腫瘤、錯構瘤、支氣管擴張等，可待疫情結束后擇期手術。但對于限期手術的疾病（包括食管癌、浸潤性肺癌、惡性胸腺瘤等）以及急診患者，包括自發性氣胸、開放性胸外傷、食管破裂等，還需考慮積極的手術治療[2]。因此，胸外科在疫情期間的手術量不會顯著下降，胸外科醫護人員需積極承擔患者的診療和病房新冠肺炎的預防篩查工作[1]。
胸外科臨床工作中對于新冠肺炎疫情風險的防控主要體現在兩個時間節點，即入院篩查和圍術期防控。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醫院介紹了胸外科手術患者入院篩選策略，包括癥狀、流行病學史、鼻咽拭子核酸檢測、胸部 CT 等，這與國內策略相似[3]。既往研究[4-5]表明胸外科的主要手術（肺及食管）術后肺部并發癥發生率均很高，臨床表現與新冠肺炎患者很相似[6]。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的數據表明，手術后感染新冠患者的臨床表現主要為發熱（76.47%）、咳嗽（58.82%）、白細胞計數降低（11.76%）、淋巴細胞計數降低（88.24%）和 C 反應蛋白升高（88.24%）[7]。如果患者入院時處于新冠感染潛伏期內，或屬于無癥狀感染者，同時，入院時單次的核酸檢測受各因素影響，可能存在假陰性結果（鼻拭子的陽性檢出率高于咽拭子）[8]，這類患者在術后出現新冠肺炎感染癥狀，將是極其嚴峻的挑戰，其他術后患者也將面臨感染風險和感染后的極高死亡率威脅。
因此，及時鑒別胸外科術后發熱、肺部并發癥患者與新冠肺炎患者至關重要。目前已有文獻[9]對圍術期流程有較為全面的建議，但對于術后肺部并發癥，尤其是胸外科術后肺部并發癥的應對處理尚缺乏報道。本研究中，我們梳理了華西醫院上錦院區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針對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患者的應對流程，對術后并發癥應對及診療結果進行了回顧性分析，驗證該應對策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我院胸外科自 2020 年 2 月上旬開始有限度地收治擇期手術患者，并逐漸回歸既往常規手術量。本研究回顧性分析 2020 年 2—12 月在四川大學華西醫院上錦院區胸外科行胸外科擇期手術 537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242 例（45.1%）、女 295 例（54.9%），平均年齡（53.3±13.4）歲。針對胸外科術后出現發熱和肺部并發癥患者，盡快進行病因追溯和風險排查，我們制定了配套的應對流程。對納入流程的患者（干預組）和未納入流程的普通患者（非干預組）進行比較，分析與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相關的影響因素。
1.2 常規檢查
所有患者和陪伴家屬（僅限 1 人）入院前完成新冠核酸檢測，詳細詢問流行病學史，檢查健康二維碼。病房實行封閉式管理，嚴格陪護管理。預留單間隔離病房，以備隔離需求。患者入院后至手術前，每日進行 3 次體溫檢測。擇期手術患者常規完成術前檢查及準備，圍術期管理均按照專科要求完成。術后患者每日體溫測量 6 次，術后第 1 d 常規進行胸部 X 線片和血常規、生化檢查。
1.3 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處理流程
對胸外科術后出現發熱和肺部并發癥患者，為盡快進行病因追溯和風險排查，我們制定了配套的應對流程；見圖 1。進入流程的納入標準包括：（1）術后體溫高于 37.5℃（2 次腋下水銀溫度計測溫）；（2）或影像學提示肺部炎癥表現。凡進入流程的患者迅速完成胸部薄層 CT、血常規、肝腎功能、氣道分泌物培養檢查。并根據檢查結果和臨床表現進行分類處理。分類處理主要包括 3 個方向：方向 1：體溫介于 37.5～38.0℃，血常規等檢查無明顯異常，薄層 CT 顯示肺部改變是可解釋的手術原因（局限性肺不張、手術部位滲出改變等），這部分患者以物理降溫、對癥處理、密切觀察為主要處理，24 h 內無改善則進入處理方向 2；方向 2：胸部薄層 CT、血常規等檢查結果提示明顯的肺部細菌感染，以及明確的其它部位感染類型（如吻合口瘺、膿胸、尿路感染等），則迅速按照對應情況進行處理，包括升級抗生素（經驗使用，后續根據藥敏實驗結果調整），促進排痰（藥物、物理協助、纖維支氣管鏡吸痰）等措施，部分癥狀明顯患者進入單間隔離病房。若上述措施 24 h 內無改善，則進入處理方向 3；方向 3：胸部薄層 CT、血常規等檢查顯示結果可疑（淋巴細胞減少、肺磨玻璃影表現等），且非手術操作可解釋，則進入處理方向 3，包括單間病房隔離，鼻咽拭子或氣道分泌物新冠核酸檢測，并積極排查其它因素。
圖1
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處理流程
1.4 統計學分析
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中位數（M）表示。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采用 logistic 多因素分析與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相關的影響因素。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統計分析采用 SPSS 20.0 軟件。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通過了成都上錦南府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2021 年審 2021031501號）。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情況
2020 年 2—12 月，華西醫院上錦院區胸外科連續有 537 例患者接受擇期手術治療；見表 1。根據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處理流程的納入標準，共有 179 例（33.3%）患者進入篩查處理流程，其中因發熱入組的 167 例，因肺部影像學異常的 63 例（其中 51 例患者同時存在發熱和肺部影像學異常）。針對這 179 例入組患者，進入方向 1 的患者 87 例，其中 8 例因 24 h 內無改善轉入方向 2 分組。進入方向 2 的患者 70 例，以及方向 1 分組轉入的 8 例，共 78 例，其中 7 例確定為其它部位感染并積極處理后好轉，71 例考慮為細菌性肺炎，經治療后有 12 例在 24 h 內無改善轉入方向 3。進入方向 3 的患者 22 例，以及方向 2 分組轉入的 12 例，共 34 例，全部行新冠核酸檢測（其中 9 例患者進行了二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表1
537 例患者一般臨床資料［M//例（%）］
分析患者術后數據，患者發熱癥狀出現的時間主要集中在術后 1（0～5）d，最高體溫 39.2℃。患者術后總體并發癥發生率為 16.4%（88 例），共 1 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為食管癌術后胸胃瘺合并細菌性肺炎導致的呼吸衰竭。
2.2 進入篩查處理流程患者與普通患者對比
將進入篩查處理流程患者（干預組，n=179），與其余患者（非干預組，n=358）進行比較，兩組間各指標見表 2。可見術后因發熱或肺部并發癥進入處理流程的患者群體中，男性［112例（62.6%） vs. 130例（36.3%），P<0.010］、有吸煙史患者［74例（41.3%） vs. 87例（24.3%），P<0.010］、食管癌手術［36例（20.1%） vs. 15例（4.2%）］、開放手術［14例（7.8%） vs. 4例（1.1%）］較未進入篩查流程的患者比例高。因發熱或肺部并發癥進入處理流程的患者，術后 ICU 住院時間和總術后住院時間均延長（P=0.010）。
表2
進入篩查流程患者與普通患者臨床資料對比［M//例（%）］
2.3 發熱或肺部并發癥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進一步探討患者術后發熱或肺部并發癥的危險因素，將上述臨床病理指標進行編碼，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性別是術后發熱或肺部并發癥的獨立危險因素；見表 3。
表3
術后發熱或肺部并發癥危險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3 討論
在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的嚴峻形勢下，國內疫情控制良好，仍面對境外輸入和疫情再發的風險與壓力。疫情期間，手術開展需遵循更為嚴格的圍術期流程，包括對確診或疑似患者的手術準備、手術室設施、患者轉運、醫護人員防護、麻醉評估、擇期手術指征限制、嚴密的氣道管理等[10-12]，國內也有相關的肺癌圍術期管理建議[13]。也有學者[14]認為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手術流程是否需要改變還無確切證據支持。胸外科腫瘤患者限期手術比例較高，但由于疫情的影響，腫瘤患者的入院等待時間、入院后待手術時間、術后住院時間延長，住院費用也會相應增加[15]。這些都成為疫情期間胸外科手術開展的新特點、新挑戰。
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的一項回顧性分析[16]顯示，擇期手術患者若感染新冠，術后均會發生肺炎，術后死亡率高達 20.6%（7/34），遠高于普通人群的新冠肺炎死亡率。新冠肺炎合并高齡、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肺部基礎疾病的術后患者，死亡率更高[17-18]。意大利疫情期間的數據也顯示，19.5% 手術患者在術后才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與正常對照組相比，其肺部并發癥（58.5% vs. 3.7%）、血栓并發癥發生率（9.8% vs. 0.0%）和術后死亡率（19.5% vs. 2.4%）顯著升高[19]，術后死亡率數據與國內相近。外科手術患者合并 COVID-19 重癥率、死亡率高于普通新冠肺炎患者，需加強術后甄別，對新冠肺炎患者早發現、早隔離和早治療[7]。此外，一旦病房出現確診病例，所有相關的醫務人員將被隔離 14 d[20]。
鑒于胸外科術后肺部并發癥和發熱癥狀與新冠感染癥狀的相似性，及時將胸外科術后發熱與肺部并發癥患者鑒別開來，避免與新冠肺炎相混淆，至關重要，并及時、迅速明確引起術后發熱、肺炎癥狀的原因，積極處理，排除風險。筆者所在醫院長期處于新冠肺炎疫情低風險地區，我們基于胸外科術后管理臨床實踐，以及可行性和有效性的需求，制定了胸外科術后發熱和肺部并發癥患者的處理流程。胸部薄層 CT、血常規和肝腎功能檢查，以及氣道分泌物培養作為首選篩查措施。國內也有專家建議，胸外科術后胸悶、氣促表現也較常見，常見的原因包括細菌性肺炎、肺不張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等，排除上述原因引起的胸悶、氣促，需要進一步行 CT 檢測及病毒核酸檢測，鑒別新冠肺炎[21]。我們也體會到薄層 CT 檢查對肺部磨玻璃病變、炎癥改變的識別更有優勢。初步篩查中的血常規和 CT 在 0.5 h 內即可出結果，并根據嚴重程度分級，進入下一步 3 個處理方向。
對薄層 CT 顯示可疑病變的高危患者（方向 3），會立即安排核酸檢測。也有文獻[22]報道了肺癌術后肺炎與新冠肺炎兩者影像學表現較易混淆，應早期盡快行核酸檢測確診（最好取氣道深部分泌物）。我們的流程圖和實踐表明，24 h 內基本就可以完成病因追溯和對應處理，在時效性上較為快捷。我們研究期間的數據顯示術后并發癥與文獻報道的大體相符，術后肺部并發癥以細菌性肺炎為主，雖然部分患者培養結果陰性，但抗生素治療有效，影像學復查可見好轉和康復。同時，該處理流程也具有簡便可行的特點，長期運行穩定，即便在 2020 年 12 月上旬成都市郫都區新發確診新冠肺炎病例[23]（華西醫院上錦院區距離郫都區 6 km），我們仍能堅持我們的圍術期管理方案持續運行，并保證病房和患者安全。
對于進入處理流程的術后患者，我們進一步進行了亞組分析和危險因素多因素分析。因發熱或肺部并發癥進入處理流程的患者，術后住 ICU 時間和總術后住院時間均延長。危險因素的綜合分析顯示，性別是術后發熱或肺部并發癥的獨立危險因素。男性患者具有更高的吸煙比例，食管癌患者術后發熱和肺炎發生率均較高。這些危險因素在術前即可予以充分評估和預判。
我們現有的胸外科術后管理經驗、術后發熱與肺炎患者處理流程，主要還是在低風險地區。對于持續高風險地區，或疫情尚未控制的國外，我們的經驗尚具有局限性。但目前全國絕大部分地區疫情控制尚可，因此，我們的經驗仍具有相當的適用性，對高風險地區，我們建議可在該方案基礎上，提高應對措施級別。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文憑負責論文撰寫、審閱，以及研究總體設計；陽茂丹負責研究設計和整體實施；牛玲莉、伍佇負責數據收集；劉成武負責數據分析；張小龍負責論文部分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