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珊, 施燾, 呂小東, 閆軍, 李守軍, 花中東. 心上型完全性肺靜脈異位引流的單中心治療結果.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2, 29(1): 85-89. doi: 10.7507/1007-4848.202012091 復制
完全性肺靜脈異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是一種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約占全部先心病的 0.7%～1.5%[1]。其病理生理為全部的肺靜脈均連接到右心房或其匯入血管上，通常同時存在一個經心房間交通的右向左分流。手術治療的目的是重建肺靜脈與左心房之間的直接交通。手術最常見的并發癥是術后肺靜脈梗阻（pulmonary vein obstruction，PVO），發生率約 10%～20%[2]，直接導致再次手術及死亡風險增高。本研究通過回顧單中心 98 例心上型 TAPVC 病例的手術治療結果，分析術后死亡及術后 PVO 的危險因素，以改進 TAPVC 的治療策略。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本中心 2014～2019 年行手術治療的心上型 TAPVC 病例，除外合并單心室、右心室雙出口、法洛四聯癥及左心發育不良綜合征等復雜畸形，共納入 98 例。其中男 64 例、女 34 例，中位手術年齡 3.0（1.5，7.0）個月，中位體重 5.0（4.0，6.0）kg。術前重度肺動脈高壓 46 例（46.9%）、術前 PVO 23 例（23.5%）。傳統手術技術治療 92 例（93.9%），Sutureless 技術治療 6 例（6.1%）；見表 1。主要合并的畸形為動脈導管未閉27例、三尖瓣關閉不全34例及室間隔缺損3例。
表1
98 例患者的基線資料 ［例（%）/M（P25，P75）］
1.2 手術方法
術前常規行超聲心動圖及先心病 CT 等檢查明確診斷、肺靜脈解剖及流速。分型由術中探查明確。正中開胸后建立體外循環，主動脈根部灌注冷晶體停搏液。傳統手術方法經主動脈-上腔靜脈路徑，或將心尖向右肩部翻起，經心包斜竇路徑進行矯治，阻斷垂直靜脈，依次切開左心耳與肺靜脈共干，用 7-0 Prolene 線連續縫合吻合左心耳切緣與肺靜脈共干切緣。切開右心房，采用自體心包修補房間隔缺損。應用 Sutureless 技術時，將心尖向右肩部翻起，或打開右側胸腔，將心臟翻入右側胸腔，經心包斜竇進行矯治，顯露肺靜脈共干。左心耳縫置牽引線，探查并確定吻合路線。左心耳切口一般從心耳頂端延過頸部一直到接近房間隔，在此處向下（足側）做“L”型切口，向足側延伸至相應長度。阻斷垂直靜脈，平行肺靜脈共干長軸切開肺靜脈前壁及對應的左房后壁，用 7-0 Prolene 線將左心房切緣連續縫合至肺靜脈共干外側的心包緣上。結扎垂直靜脈。
1.3 評價指標及隨訪
重度肺動脈高壓指超聲心動圖提示平均肺動脈壓≥60 mm Hg。PVO 指超聲心動圖提示肺靜脈共干或單支肺靜脈流速≥1.6 m/s。早期死亡指出院前死亡或術后 30 d 內死亡，其余均為晚期死亡。
隨訪時間為術后第 1 d 至 2020 年 1 月。10 例失訪，隨訪率 89.8%。中位隨訪時間為 26.50（5.75 ，44.25）個月。隨訪的主要結局事件為死亡，次要結局事件為術后 PVO。
1.4 統計學分析
分類變量用例數或百分比表示，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非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相關因素分析采用單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歸模型。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統計軟件使用 SPSS（version 25，IBM SPSS，Armonk，NY）。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倫理審批號為 2017-977。住院期間所有患兒家長均簽署病歷資料使用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2.1 術后死亡
術后早期死亡 4 例（4.1%），死亡原因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2 例）、急性左心衰竭（1 例）及吸入性肺炎（1 例）。術后晚期死亡 5 例（5.1%），死亡原因為術后 PVO 相關死亡（1 例）、肺炎（2 例）及其它無明確診斷（2 例）。截至末次隨訪，術后共死亡 9 例（9.2%）。
對術后死亡事件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歸分析。結合方差膨脹系數等指標，并參考專業知識及既往研究等，除外具有共線性的部分變量后，將單因素分析中P<0.1 的變量納入多因素分析中，最終結果見表 2。低體重［HR=0.331，95%CI（0.138，0.793），P=0.013］、體外循環時間長［HR=1.039，95%CI（1.011，1.069），P=0.007］為術后死亡的相關因素。
表2
術后死亡事件的單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歸分析
分別對早期死亡事件及晚期死亡事件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回歸分析，除了上述危險因素外，呼吸機使用時間長是早期死亡的相關因素［HR=1.006，95%CI（1.001，1.011），P=0.021］；而出院時存在 PVO 的病例，其晚期死亡風險顯著增高［HR=32.177，95%CI（5.153，200.941），P=0.000］。
2.2 術后 PVO
截至末次隨訪，術后 PVO 8 例（8.2%），其中死亡 5 例（占總死亡 55.5%）。低體重［HR=0.455，95%CI（0.213，0.971），P=0.042］及體外循環時間長［HR=1.055，95%CI（1.020，1.090），P=0.002］為術后 PVO 的相關因素；見表 3。
表3
術后 PVO 事件的單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歸分析
按照術前有無 PVO 進行分組，23 例術前合并 PVO，75 例術前無 PVO。兩組術后第 1 d PVO 發生率分別為 4.3%（1/23）及 4.0%（3/7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5，P=0.941）。兩組出院時 PVO 發生率分別為 13.0%（3/23）及 5.3%（4/7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HR=1.686，95%CI（0.368，7.725），P=0.501］。末次隨訪出現 PVO 率分別為 17.4%（4/23）及 5.3%（4/7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HR=3.162，95%CI（0.790，12.653），P=0.104］。
術后 PVO 出現時間的早晚可能影響預后。在 8 例術后 PVO 病例中，7 例在術后 2 個月內出現 PVO，最終 5 例死亡（71.4%）；而 1 例為術后 2 個月后出現的 PVO，未死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905，P=0.168）。
2.3 不同手術方式治療 TAPVC 的預后
傳統手術方式治療 92 例（93.9%），Sutureless 技術治療 6 例（6.1%）。截至末次隨訪，傳統手術組死亡 9 例（9.8%），Sutureless 組無死亡。傳統手術組術后 PVO 共 8 例（8.7%），Sutureless 組無術后 PVO 發生。兩組在體外循環時間、機械通氣時間、住院時間等方面無明顯差異；見表 4。
表4
不同手術方式組患者的基線資料［例（%）/
］
3 討論
本組病例中位隨訪時間 26.50 個月，術后總死亡率為 9.2%，與 Shi 等[3-4]的雙心室生理 TAPVC 回顧性研究的結果類似。低體重、體外循環時間長是術后死亡的相關因素，與 Shi 等[3]、Sakamoto 等[5]的研究結論類似。呼吸機使用時間長的病例早期死亡風險高。
盡管死亡原因方面，只有 1 例明確與術后 PVO 有關，但出院時存在術后 PVO 的病例，其晚期死亡風險增加 32 倍。出現術后 PVO 的 8 例病例中，死亡 5 例，占總死亡的 55.5%。這可能說明術后 PVO 的自然病程不可逆且逐漸進展，最終導致 PVO 相關死亡。Harada 等[6]也有類似的發現。本研究所有的術后死亡均發生在術后 5 個月內。因此術后早期密集而確實的隨訪，甚至積極的干預，特別對于出院時存在術后 PVO 的病例來說，是很有必要的。
TAPVC 合并術前 PVO 機制較復雜，包括內在的固有梗阻如單根肺靜脈、肺靜脈共匯或交通靜脈的狹窄，外來壓迫及限制性心房內交通等。PVO 的診斷標準目前尚不統一，一般認為是流速≥2 m/s，或壓差≥4 mm Hg，或造影提示有≥50% 的狹窄[7]。近年的一些研究采用了更嚴格的標準，如流速≥1.8 m/s[3-4, 6]，≥1.5 m/s[8]甚至≥1.2 m/s[9]。本研究根據本院超聲科共識，采用多普勒超聲肺靜脈流速≥1.6 m/s 作為 PVO 的診斷標準[10]。不同心臟中心 TAPVC 病例術前 PVO 發生率相差較大。如都以流速≥1.8 m/s 為標準，Shi 等[3-4]的雙心室生理 TAPVC 研究中術前 PVO 率分別為 25.0% 及 54.9%。
以術后 PVO 為終點事件，在 8.50 個月的中位隨訪時間內，發生率為 8.2%。近年的幾項大型 TAPVC 回顧性研究[3, 9, 11-12]的術后 PVO 發生率約 10%～20%。在本研究中，低體重及體外循環時間長為術后 PVO 的相關因素。與其它研究[3, 5, 9]的研究結論類似。
術后 PVO 的發生機制尚不完全明確。在傳統手術方式下，一般認為主要由吻合口處的內膜增生與管腔狹窄導致。可能的原因[13]包括不完全的吻合技術造成的器質性狹窄和湍流效應；手術操作造成的直接組織損傷，如吻合過程中夾持肺靜脈壁等操作；不可吸收縫線使得吻合口不生長甚至收縮，以及 TAPVC 患者的左心房及肺靜脈中已經存在的一些病理改變。
我們發現，手術治療將所有 TAPVC 病例矯正至同一水平后（4.3% vs. 4.0%），在出院時，術前合并 PVO 的病例更可能發生術后 PVO（13.0% vs. 5.3%）。這提示對于存在術前 PVO 的病例，遺傳易感性、左心房與肺靜脈已經存在的病理改變以及無法通過手術解除的單支肺靜脈的狹窄等因素，均使得其可能對于術后輕微的吻合口狹窄等變化不耐受，并因此觸發術后 PVO 過程，這一過程在術后早期即可出現。末次隨訪時也有相似發現。而可能與我們的認知不同，術前即使是輕度梗阻，如流速≥1.2 m/s，也是術后 PVO 的獨立危險因素[9]。同時我們發現，術后越早出現 PVO，預后越差。以術后 2 個月為分界，術后 2 個月內出現的 7 例術后 PVO，最終 5 例死亡（71.4%）；而術后 2 個月后新出現 PVO 1 例，無死亡。Seale 等[11]也有類似的發現。因此，術后早期出現 PVO 的病例，密切的隨訪與積極的干預對于預后非常重要。
本組病例中僅 6 例采用 Sutureless 技術完成手術治療（6.1%），由于樣本量偏小，而整體研究結局事件發生率并不高，因此很難得到顯著性差異。Sutureless 技術組在術后死亡（0 vs. 9.8%）、術后 PVO（0 vs. 8.7%）及圍術期資料等指標上均優于傳統手術組。
從 Lacour-Gayet 等[14]提出 Sutureless 技術以來，其逐漸成為 TAPVC 的初次手術治療方式。因其避免了左心房切緣與肺靜脈切緣的直接吻合，因此理論上可以減少因吻合口狹窄而造成的術后 PVO。近年的研究結果多支持 Sutureless 技術的應用[3, 12]。Shi 等[3]發現對于術前 PVO 的患者，Sutureless 技術能顯著降低術后 PVO 發生率（P=0.038）。Lo Rito 等[12]認為 Sutureless 技術能減少術后 PVO（P=0.05），特別是減少中心型 PVO。但這些研究多為回顧性研究，更準確的結論還有待前瞻性大樣本研究進一步證實。
本研究具有回顧性研究的各種限制。盡管術前常規行超聲心動圖及先心病 CT 檢查，但在診斷方面沒有嚴格細分梗阻類型，而無法進行更細致的分析。術后 PVO 的評估主要依靠超聲心動圖，沒有行先心病 CT 或磁共振成像等詳細分析。超聲心動圖選擇性描述了 PVO 病例的流速，當流速正常時均未描述具體數值，使得流速只能被作為分類變量進行分析。目前 Sutureless 技術治療 TAPVC 應用較廣泛，而本組病例中 Sutureless 治療病例數太少，無法使用統計學方法計算Sutureless 技術和傳統手術的差異。另外，由于陽性事件數偏少，采用Cox回歸模型進行多因素分析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偏倚。
綜上所述，本中心外科手術治療心上型 TAPVC 取得較滿意的近中期結果。合并低體重、體外循環時間長的病例預后較差。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珊、施燾負責數據收集、論文撰寫；呂小東負責文章審閱及修改；閆軍負責論文總體設計；李守軍、花中東負責論文總體設計及修改。
完全性肺靜脈異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是一種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先心病），約占全部先心病的 0.7%～1.5%[1]。其病理生理為全部的肺靜脈均連接到右心房或其匯入血管上，通常同時存在一個經心房間交通的右向左分流。手術治療的目的是重建肺靜脈與左心房之間的直接交通。手術最常見的并發癥是術后肺靜脈梗阻（pulmonary vein obstruction，PVO），發生率約 10%～20%[2]，直接導致再次手術及死亡風險增高。本研究通過回顧單中心 98 例心上型 TAPVC 病例的手術治療結果，分析術后死亡及術后 PVO 的危險因素，以改進 TAPVC 的治療策略。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本中心 2014～2019 年行手術治療的心上型 TAPVC 病例，除外合并單心室、右心室雙出口、法洛四聯癥及左心發育不良綜合征等復雜畸形，共納入 98 例。其中男 64 例、女 34 例，中位手術年齡 3.0（1.5，7.0）個月，中位體重 5.0（4.0，6.0）kg。術前重度肺動脈高壓 46 例（46.9%）、術前 PVO 23 例（23.5%）。傳統手術技術治療 92 例（93.9%），Sutureless 技術治療 6 例（6.1%）；見表 1。主要合并的畸形為動脈導管未閉27例、三尖瓣關閉不全34例及室間隔缺損3例。
表1
98 例患者的基線資料 ［例（%）/M（P25，P75）］
1.2 手術方法
術前常規行超聲心動圖及先心病 CT 等檢查明確診斷、肺靜脈解剖及流速。分型由術中探查明確。正中開胸后建立體外循環，主動脈根部灌注冷晶體停搏液。傳統手術方法經主動脈-上腔靜脈路徑，或將心尖向右肩部翻起，經心包斜竇路徑進行矯治，阻斷垂直靜脈，依次切開左心耳與肺靜脈共干，用 7-0 Prolene 線連續縫合吻合左心耳切緣與肺靜脈共干切緣。切開右心房，采用自體心包修補房間隔缺損。應用 Sutureless 技術時，將心尖向右肩部翻起，或打開右側胸腔，將心臟翻入右側胸腔，經心包斜竇進行矯治，顯露肺靜脈共干。左心耳縫置牽引線，探查并確定吻合路線。左心耳切口一般從心耳頂端延過頸部一直到接近房間隔，在此處向下（足側）做“L”型切口，向足側延伸至相應長度。阻斷垂直靜脈，平行肺靜脈共干長軸切開肺靜脈前壁及對應的左房后壁，用 7-0 Prolene 線將左心房切緣連續縫合至肺靜脈共干外側的心包緣上。結扎垂直靜脈。
1.3 評價指標及隨訪
重度肺動脈高壓指超聲心動圖提示平均肺動脈壓≥60 mm Hg。PVO 指超聲心動圖提示肺靜脈共干或單支肺靜脈流速≥1.6 m/s。早期死亡指出院前死亡或術后 30 d 內死亡，其余均為晚期死亡。
隨訪時間為術后第 1 d 至 2020 年 1 月。10 例失訪，隨訪率 89.8%。中位隨訪時間為 26.50（5.75 ，44.25）個月。隨訪的主要結局事件為死亡，次要結局事件為術后 PVO。
1.4 統計學分析
分類變量用例數或百分比表示，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非正態分布的連續變量用中位數（上下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相關因素分析采用單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歸模型。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統計軟件使用 SPSS（version 25，IBM SPSS，Armonk，NY）。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倫理審批號為 2017-977。住院期間所有患兒家長均簽署病歷資料使用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2.1 術后死亡
術后早期死亡 4 例（4.1%），死亡原因為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2 例）、急性左心衰竭（1 例）及吸入性肺炎（1 例）。術后晚期死亡 5 例（5.1%），死亡原因為術后 PVO 相關死亡（1 例）、肺炎（2 例）及其它無明確診斷（2 例）。截至末次隨訪，術后共死亡 9 例（9.2%）。
對術后死亡事件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歸分析。結合方差膨脹系數等指標，并參考專業知識及既往研究等，除外具有共線性的部分變量后，將單因素分析中P<0.1 的變量納入多因素分析中，最終結果見表 2。低體重［HR=0.331，95%CI（0.138，0.793），P=0.013］、體外循環時間長［HR=1.039，95%CI（1.011，1.069），P=0.007］為術后死亡的相關因素。
表2
術后死亡事件的單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歸分析
分別對早期死亡事件及晚期死亡事件進行單因素及多因素回歸分析，除了上述危險因素外，呼吸機使用時間長是早期死亡的相關因素［HR=1.006，95%CI（1.001，1.011），P=0.021］；而出院時存在 PVO 的病例，其晚期死亡風險顯著增高［HR=32.177，95%CI（5.153，200.941），P=0.000］。
2.2 術后 PVO
截至末次隨訪，術后 PVO 8 例（8.2%），其中死亡 5 例（占總死亡 55.5%）。低體重［HR=0.455，95%CI（0.213，0.971），P=0.042］及體外循環時間長［HR=1.055，95%CI（1.020，1.090），P=0.002］為術后 PVO 的相關因素；見表 3。
表3
術后 PVO 事件的單因素及多因素 Cox 回歸分析
按照術前有無 PVO 進行分組，23 例術前合并 PVO，75 例術前無 PVO。兩組術后第 1 d PVO 發生率分別為 4.3%（1/23）及 4.0%（3/7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5，P=0.941）。兩組出院時 PVO 發生率分別為 13.0%（3/23）及 5.3%（4/7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HR=1.686，95%CI（0.368，7.725），P=0.501］。末次隨訪出現 PVO 率分別為 17.4%（4/23）及 5.3%（4/75），差異無統計學意義［HR=3.162，95%CI（0.790，12.653），P=0.104］。
術后 PVO 出現時間的早晚可能影響預后。在 8 例術后 PVO 病例中，7 例在術后 2 個月內出現 PVO，最終 5 例死亡（71.4%）；而 1 例為術后 2 個月后出現的 PVO，未死亡，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905，P=0.168）。
2.3 不同手術方式治療 TAPVC 的預后
傳統手術方式治療 92 例（93.9%），Sutureless 技術治療 6 例（6.1%）。截至末次隨訪，傳統手術組死亡 9 例（9.8%），Sutureless 組無死亡。傳統手術組術后 PVO 共 8 例（8.7%），Sutureless 組無術后 PVO 發生。兩組在體外循環時間、機械通氣時間、住院時間等方面無明顯差異；見表 4。
表4
不同手術方式組患者的基線資料［例（%）/］
3 討論
本組病例中位隨訪時間 26.50 個月，術后總死亡率為 9.2%，與 Shi 等[3-4]的雙心室生理 TAPVC 回顧性研究的結果類似。低體重、體外循環時間長是術后死亡的相關因素，與 Shi 等[3]、Sakamoto 等[5]的研究結論類似。呼吸機使用時間長的病例早期死亡風險高。
盡管死亡原因方面，只有 1 例明確與術后 PVO 有關，但出院時存在術后 PVO 的病例，其晚期死亡風險增加 32 倍。出現術后 PVO 的 8 例病例中，死亡 5 例，占總死亡的 55.5%。這可能說明術后 PVO 的自然病程不可逆且逐漸進展，最終導致 PVO 相關死亡。Harada 等[6]也有類似的發現。本研究所有的術后死亡均發生在術后 5 個月內。因此術后早期密集而確實的隨訪，甚至積極的干預，特別對于出院時存在術后 PVO 的病例來說，是很有必要的。
TAPVC 合并術前 PVO 機制較復雜，包括內在的固有梗阻如單根肺靜脈、肺靜脈共匯或交通靜脈的狹窄，外來壓迫及限制性心房內交通等。PVO 的診斷標準目前尚不統一，一般認為是流速≥2 m/s，或壓差≥4 mm Hg，或造影提示有≥50% 的狹窄[7]。近年的一些研究采用了更嚴格的標準，如流速≥1.8 m/s[3-4, 6]，≥1.5 m/s[8]甚至≥1.2 m/s[9]。本研究根據本院超聲科共識，采用多普勒超聲肺靜脈流速≥1.6 m/s 作為 PVO 的診斷標準[10]。不同心臟中心 TAPVC 病例術前 PVO 發生率相差較大。如都以流速≥1.8 m/s 為標準，Shi 等[3-4]的雙心室生理 TAPVC 研究中術前 PVO 率分別為 25.0% 及 54.9%。
以術后 PVO 為終點事件，在 8.50 個月的中位隨訪時間內，發生率為 8.2%。近年的幾項大型 TAPVC 回顧性研究[3, 9, 11-12]的術后 PVO 發生率約 10%～20%。在本研究中，低體重及體外循環時間長為術后 PVO 的相關因素。與其它研究[3, 5, 9]的研究結論類似。
術后 PVO 的發生機制尚不完全明確。在傳統手術方式下，一般認為主要由吻合口處的內膜增生與管腔狹窄導致。可能的原因[13]包括不完全的吻合技術造成的器質性狹窄和湍流效應；手術操作造成的直接組織損傷，如吻合過程中夾持肺靜脈壁等操作；不可吸收縫線使得吻合口不生長甚至收縮，以及 TAPVC 患者的左心房及肺靜脈中已經存在的一些病理改變。
我們發現，手術治療將所有 TAPVC 病例矯正至同一水平后（4.3% vs. 4.0%），在出院時，術前合并 PVO 的病例更可能發生術后 PVO（13.0% vs. 5.3%）。這提示對于存在術前 PVO 的病例，遺傳易感性、左心房與肺靜脈已經存在的病理改變以及無法通過手術解除的單支肺靜脈的狹窄等因素，均使得其可能對于術后輕微的吻合口狹窄等變化不耐受，并因此觸發術后 PVO 過程，這一過程在術后早期即可出現。末次隨訪時也有相似發現。而可能與我們的認知不同，術前即使是輕度梗阻，如流速≥1.2 m/s，也是術后 PVO 的獨立危險因素[9]。同時我們發現，術后越早出現 PVO，預后越差。以術后 2 個月為分界，術后 2 個月內出現的 7 例術后 PVO，最終 5 例死亡（71.4%）；而術后 2 個月后新出現 PVO 1 例，無死亡。Seale 等[11]也有類似的發現。因此，術后早期出現 PVO 的病例，密切的隨訪與積極的干預對于預后非常重要。
本組病例中僅 6 例采用 Sutureless 技術完成手術治療（6.1%），由于樣本量偏小，而整體研究結局事件發生率并不高，因此很難得到顯著性差異。Sutureless 技術組在術后死亡（0 vs. 9.8%）、術后 PVO（0 vs. 8.7%）及圍術期資料等指標上均優于傳統手術組。
從 Lacour-Gayet 等[14]提出 Sutureless 技術以來，其逐漸成為 TAPVC 的初次手術治療方式。因其避免了左心房切緣與肺靜脈切緣的直接吻合，因此理論上可以減少因吻合口狹窄而造成的術后 PVO。近年的研究結果多支持 Sutureless 技術的應用[3, 12]。Shi 等[3]發現對于術前 PVO 的患者，Sutureless 技術能顯著降低術后 PVO 發生率（P=0.038）。Lo Rito 等[12]認為 Sutureless 技術能減少術后 PVO（P=0.05），特別是減少中心型 PVO。但這些研究多為回顧性研究，更準確的結論還有待前瞻性大樣本研究進一步證實。
本研究具有回顧性研究的各種限制。盡管術前常規行超聲心動圖及先心病 CT 檢查，但在診斷方面沒有嚴格細分梗阻類型，而無法進行更細致的分析。術后 PVO 的評估主要依靠超聲心動圖，沒有行先心病 CT 或磁共振成像等詳細分析。超聲心動圖選擇性描述了 PVO 病例的流速，當流速正常時均未描述具體數值，使得流速只能被作為分類變量進行分析。目前 Sutureless 技術治療 TAPVC 應用較廣泛，而本組病例中 Sutureless 治療病例數太少，無法使用統計學方法計算Sutureless 技術和傳統手術的差異。另外，由于陽性事件數偏少，采用Cox回歸模型進行多因素分析可能會產生一定的偏倚。
綜上所述，本中心外科手術治療心上型 TAPVC 取得較滿意的近中期結果。合并低體重、體外循環時間長的病例預后較差。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珊、施燾負責數據收集、論文撰寫；呂小東負責文章審閱及修改；閆軍負責論文總體設計；李守軍、花中東負責論文總體設計及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