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鄒以席, 劉金松, 陳滵, 黃方炯, 楊秀濱. 不停跳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中應用MostCare/PRAM監測系統進行血流動力學監測的臨床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1, 28(1): 104-109. doi: 10.7507/1007-4848.202003115 復制
近年來，隨著手術技術的不斷提高，不停跳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OPCABG）已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患者的治療，它具有避免體外循環導致的凝血機制紊亂、全身炎癥反應、肺損傷、腎功能損害和腦梗死等并發癥的優點，且患者術后恢復快，ICU 滯留時間和術后住院時間短[1-2]。但 OPCABG 對外科醫師技術水平和麻醉醫師的術中管理都是嚴峻的考驗：患者因冠狀動脈的多處嚴重狹窄病變，心肌對缺血缺氧耐受性差，在麻醉中必須維持循環系統功能穩定，以便處理好心肌供氧與耗氧間的平衡[3]。隨著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飛速發展，目前選擇行 OPCABG 的患者血管條件越來越差、心臟功能和基礎疾病復雜。因此，監測和了解 OPCABG 患者術中血流動力學狀態，并維持其平穩以便順利進行搭橋就顯得極為重要。本研究應用 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監測 OPCABG 患者術中全程血流動力學變化情況，并聯合術中術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相關指標進行分析，以便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觀察性隊列研究設計方法，選擇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北京安貞醫院 95 例行 OPCABG 的患者。入選標準：OPCABG 患者。排除標準：存在橈動脈監測禁忌證，以及橈動脈等血管狹窄、硬化等影響脈搏波形的疾病；存在雙下肢被動抬高試驗（PLR）禁忌證的疾病；MostCare/PRAM 監測儀無法精準采樣。
1.2 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全身麻醉（術前用藥為嗎啡 0.1～0.2 mg/kg、東莨菪堿 0.3 mg。麻醉誘導采用給予咪達唑侖 0.1 mg/kg、芬太尼 10～20 μg/kg 或舒芬太尼 1～2 μg/kg、哌庫溴銨 0.2 mg/kg，靜脈注射，行氣管導管插管。麻醉維持采用丙泊酚靜脈麻醉或七氟烷+丙泊酚靜脈吸入復合麻醉）。進行機械通氣，在橈動脈置管有創監測血壓后，連接 MostCare/PRAM 監測儀進行實時監測，中心靜脈置管后進行中心靜脈壓監測。OPCABG 術中獲取單側下肢大隱靜脈，監測期間下肢不進行繃帶等固定。開胸前和關胸后各進行一次 PLR：從平臥位抬高上半身 30°，維持 2 min，然后放平上半身，同時抬高雙下肢至 45°，維持 5 min，整個過程中，動脈換能器固定在心臟水平。
1.3 監測指標及方法
連接 MostCare/PRAM 監測儀（Vytech Health，意大利），記錄收縮壓、舒張壓、心率、每搏量（stroke volume，SV）、外周血管阻力指數（systemic vascular resistance index，SVRI）、心臟循環效率（cardiac circle efficiency，CCE）、最大壓力梯度（maximum pressure gradient，dP/dT）、每搏量變異率（stroke volume variation，SVV）、脈壓變異率（pulse pressure variation，PPV）等指標，每 30 s 記錄一次數據。中心靜脈壓（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的測定：所有患者留置 CVP 導管和動脈留置針，在呼氣末測定 CVP，連續監測 3 個呼吸周期并計算其平均值。
1.4 統計學分析
應用 SPSS 22.0 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間距）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非參數 Mann-Whitney U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相關性分析采用 Pearson 和 Spearman 相關性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 2016045X。所有治療均得到患者或家屬的知情同意。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有 6 例患者因 MostCare/PRAM 監測儀監測波形數據不準確或存在干擾而排出本研究。從手術到術后第 2 d 上午全程監測 89 例 OPCABG 患者；見表 1。手術全程監測完整血流動力學數據患者 65 例，其余 24 例患者術中數據因應用主動脈內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IABP）、體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或惡性心律失常或監測動脈波形不理想而中斷，僅有部分數據。
表1
89 例不停跳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患者的一般資料（例/
）
2.2 被動抬高試驗的安全性評估
本研究中共進行 108 次半臥位 PLR，均未出現誤吸等并發癥，但出現 32 次抬高頭部半臥位時出現血壓明顯下降至 90/60 mm Hg 以下。其中 3 例抬頭時血壓迅速下降而及時終止：2 例患者 PLR 放平下肢之后，出現血壓持續下降，SVV 和 PPV 升高，SV 和 SVRI 下降，應用去氧腎上腺素后恢復，預后良好；另 1 例在進行 PLR 后 2 min 出現血壓驟升，隨即持續下降，SVV 和 PPV 升高，SVRI 升高，SV 下降，CCE 由 0.37 下降至?1.78，應用升壓藥物效果不佳，緊急開胸建立體外循環行 OPCABG 和應用 IABP 輔助救治，預后良好。開胸前和關胸后兩次 PLR 容量反應性試驗的基礎值和變化值見表 2。開胸前和關胸后 PLR 的 SV 分別升高 23.0%±3.0% 和 29.0%±4.0%。
表2
OPCABG 開胸前 PLR 和關胸后 PLR 過程的血流動力學指標變化情況［
/M（P25，P75）］
2.3 OPCABG 術中全程血流動力學變化的情況
麻醉、開胸、應用肝素時、搭橋中、應用魚精蛋白時、關胸和術畢 7 個時間段的血流動力學指標見表 3。上述時間段中，患者 SV 明顯下降，外周血管阻力和 SVRI 持續性顯著增加；而 dP/dT 和 CCE 在麻醉后也明顯下降，搭橋過程中下降到最低，搭橋操作后逐漸升高；而容量指標 SVV 和 PPV 在麻醉后下降，開胸后、手術和關胸后一直升高。
表3
OPCABG 術中 7 個時點的血流動力學指標［
/M（P25，P75）］
2.4 OPCABG 麻醉后基礎血流動力學指標分析
89 例患者圍手術期發生心肌梗死、低心排血量和心力衰竭等嚴重循環不良事件共 9 例，均植入 IABP 輔助救治，其中 2 例應用 ECMO，術后死亡 4 例。術中搭橋過程中出現低心排血量 4 例（3 例為回旋支吻合時，1 例為后降支吻合時），表現為血壓下降，SVV 和 PPV 升高，SVRI 升高，SV 下降，CCE 負值下降，及時應用 IABP，其中 1 例應用 ECMO 救治，術后 2 個月余因感染死亡。總住院時間 15.0（14.0，19.0）d，術后住院時間 9.0（8.0，12.0）d，ICU 停留時間 1.0（1.0，1.5）d，呼吸機使用時間 21.0（18.0，32.0）h。
根據圍手術期存活與否，分為存活組 85 例和死亡組 4 例，兩組術中基礎 SVRI、CCE、dP/dT、SVV、PPV 和 SV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根據術中術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與否，分為平穩組 80 例，嚴重循環不良事件組 9 例，兩組麻醉后開胸前的基礎血流動力學指標比較結果顯示，嚴重循環不良事件組術中基礎 SVRI、SVV 和 PPV 均顯著高于平穩組；CCE、dP/dT 和 SV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4。術中基礎的 SVRI、CCE、dP/dT、SVV、PPV 和 SV 均值和患者預后、住院時間、ICU 停留時間、呼吸機使用時間均無明顯相關性。
表4
OPCABG 麻醉后基礎血流動力學指標分組比較結果［
/M（P25，P75）］
3 討論
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是基于脈搏記錄分析方法的一種相對無創的血流動力學連續動態監測方法。它采用 1 000 Hz 的高采樣頻率（其它脈搏波形分析法使用 100 Hz），儀器精度更高，可在一個心動周期完成 SV 和心輸出量的測量，不需預校準，臨床應用可操作性強[4]。測量結果與肺動脈漂浮導管的熱稀釋法、經食管超聲心動圖法等結果具有高度一致性，測定總誤差率為 27.3%[5]。
本研究中開胸前和關胸后 PLR 的 SV 變化值分別為 23.0%±3.0% 和 29.0%±4.0%，說明患者麻醉后和手術創傷后均處于低容量狀態，需要加強液體復蘇。麻醉、開胸、應用肝素時、搭橋中、應用魚精蛋白時、關胸和術畢過程中 SV 明顯下降，SVRI 持續性顯著增加；麻醉后 dP/dT 和 CCE 也明顯下降，搭橋過程中下降到最低，搭橋操作后逐漸升高；容量指標 SVV 和 PPV 在麻醉后下降，開胸后、手術和關胸后一直升高。由此可見，手術過程中 SV 等心排血量指標因為手術創傷、手術操作和容量減少等明顯下降；不停跳搭橋過程中，出現心室收縮功能和 CCE 下降，考慮為心臟的搬動和冠狀動脈的阻斷等引起的，完成搭橋操作后逐漸恢復。整個手術創傷應激過程中，患者出現容量的減少和外周血管阻力的增加。MostCare/PRAM 監測儀的血流動力學監測情況和手術過程的病理生理變化基本一致。針對這樣的趨勢，可以指導強心藥物、擴/縮血管藥物、補液等應用調整。
本研究中 9 例患者圍手術期發生心肌梗死、低心排血量和心力衰竭等嚴重循環不良事件，術中基礎血流動力學指標和平穩組患者比較分析發現，患者術中基礎狀態心肌收縮力和 SV 等心功能狀態未見差別，CCE 也未見差別，但外周阻力較高、容量低，這與手術麻醉的創傷性休克理念符合，因此在搭橋完成后能及時補液時應及時補充容量和擴張外周血管。
dP/dT 的正負值表示左心室內壓上升段和下降段的最大變化速率，均反映心室收縮力和收縮功能[6]。Scolletta 等[5]研究結果顯示超聲心動圖和 MostCare 測得的 dP/dT 值具有良好一致性。本研究中相關性分析未見 dP/dT 基礎均值和患者預后等有明顯的相關性。CCE 是心血管系統在心臟收縮期消耗能量與在整個心動周期消耗能量的比值，反映心臟、動脈系統、靜脈系統、肺循環等整個循環系統的能量效率[7-8]。CCE 可預估各種條件下機體用于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的能量消耗。該指標代表患者生理或病理生理條件下，心臟為維持血流動力學平衡的做功效果。因此，CCE 是不受操作者影響的獨立客觀參數，表達心血管系統在泵血功能（機械和電因素）、動脈系統、靜脈回流和肺循環的同步交互作用中，不同能量水平下維持動態平衡的能力[9]。Scolletta 等[10]研究結果顯示 25 例主動脈瓣置換手術的患者 CCE 變化與血清氨基末端-腦鈉肽前體水平的變化具有負相關性（r=0.89，P<0.01），對心力衰竭的診斷和預測有一定價值。本研究中未見 CCE 基礎值和患者預后等方面有明顯的相關性；但在嚴重循環不良事件組患者，術中血流動力學監測 CCE 有明顯下降趨勢，但和穩定組比較未見差別。本研究樣本量有限，CCE 的預測價值等還需要進一步擴大樣本進行研究。
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在心外科、血管外科等圍手術期得到應用[11]，并且能夠在 IABP 或 ECMO 使用中進行監測[12-13]，提供專業的 IABP 模式下分析。當患者行 IABP 治療時，球囊反搏參數的設定差異可產生不同血流形態，這種非生理性血流變動對血流動力學監測提出了挑戰。Scolletta 等[13]納入 15 例需行 IABP 的患者，根據 1∶1、1∶2、1∶4 及 IABP 移除后不同的反搏比例下進行了 106 組熱稀釋法和 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數值的對比研究，結果顯示在 IABP 不同球囊反搏比例下，熱稀釋法和 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所測得的心輸出量值具有高度一致性；當心輸出量發生改變時，熱稀釋法和 MostCare/PRAM 兩種方法運用各自算法得出的心輸出量值具有一致性（r=0.82，95%CI 0.76～0.87，P<0.01）。
本研究通過 MostCare/PRAM 系統對 OPCABG 患者術中進行及時的血流動力學監測，指導圍手術期的精準處理。隨著 PLR 成為目前容量反應性試驗的最有前途的方法[14-15]，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因其內置 PLR 模塊，并且能夠在 IABP 或 ECMO 使用中進行監測，適合 OPCABG 等復雜手術圍手術期的血流動力學監測。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鄒以席負責醞釀、設計、實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釋數據，起草文章；劉金松、陳滵負責實施研究、采集數據；黃方炯、楊秀濱負責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
近年來，隨著手術技術的不斷提高，不停跳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OPCABG）已越來越多地應用于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患者的治療，它具有避免體外循環導致的凝血機制紊亂、全身炎癥反應、肺損傷、腎功能損害和腦梗死等并發癥的優點，且患者術后恢復快，ICU 滯留時間和術后住院時間短[1-2]。但 OPCABG 對外科醫師技術水平和麻醉醫師的術中管理都是嚴峻的考驗：患者因冠狀動脈的多處嚴重狹窄病變，心肌對缺血缺氧耐受性差，在麻醉中必須維持循環系統功能穩定，以便處理好心肌供氧與耗氧間的平衡[3]。隨著冠狀動脈介入治療的飛速發展，目前選擇行 OPCABG 的患者血管條件越來越差、心臟功能和基礎疾病復雜。因此，監測和了解 OPCABG 患者術中血流動力學狀態，并維持其平穩以便順利進行搭橋就顯得極為重要。本研究應用 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監測 OPCABG 患者術中全程血流動力學變化情況，并聯合術中術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相關指標進行分析，以便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觀察性隊列研究設計方法，選擇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北京安貞醫院 95 例行 OPCABG 的患者。入選標準：OPCABG 患者。排除標準：存在橈動脈監測禁忌證，以及橈動脈等血管狹窄、硬化等影響脈搏波形的疾病；存在雙下肢被動抬高試驗（PLR）禁忌證的疾病；MostCare/PRAM 監測儀無法精準采樣。
1.2 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全身麻醉（術前用藥為嗎啡 0.1～0.2 mg/kg、東莨菪堿 0.3 mg。麻醉誘導采用給予咪達唑侖 0.1 mg/kg、芬太尼 10～20 μg/kg 或舒芬太尼 1～2 μg/kg、哌庫溴銨 0.2 mg/kg，靜脈注射，行氣管導管插管。麻醉維持采用丙泊酚靜脈麻醉或七氟烷+丙泊酚靜脈吸入復合麻醉）。進行機械通氣，在橈動脈置管有創監測血壓后，連接 MostCare/PRAM 監測儀進行實時監測，中心靜脈置管后進行中心靜脈壓監測。OPCABG 術中獲取單側下肢大隱靜脈，監測期間下肢不進行繃帶等固定。開胸前和關胸后各進行一次 PLR：從平臥位抬高上半身 30°，維持 2 min，然后放平上半身，同時抬高雙下肢至 45°，維持 5 min，整個過程中，動脈換能器固定在心臟水平。
1.3 監測指標及方法
連接 MostCare/PRAM 監測儀（Vytech Health，意大利），記錄收縮壓、舒張壓、心率、每搏量（stroke volume，SV）、外周血管阻力指數（systemic vascular resistance index，SVRI）、心臟循環效率（cardiac circle efficiency，CCE）、最大壓力梯度（maximum pressure gradient，dP/dT）、每搏量變異率（stroke volume variation，SVV）、脈壓變異率（pulse pressure variation，PPV）等指標，每 30 s 記錄一次數據。中心靜脈壓（central venous pressure，CVP）的測定：所有患者留置 CVP 導管和動脈留置針，在呼氣末測定 CVP，連續監測 3 個呼吸周期并計算其平均值。
1.4 統計學分析
應用 SPSS 22.0 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非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間距）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非參數 Mann-Whitney U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相關性分析采用 Pearson 和 Spearman 相關性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5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安貞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 2016045X。所有治療均得到患者或家屬的知情同意。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有 6 例患者因 MostCare/PRAM 監測儀監測波形數據不準確或存在干擾而排出本研究。從手術到術后第 2 d 上午全程監測 89 例 OPCABG 患者；見表 1。手術全程監測完整血流動力學數據患者 65 例，其余 24 例患者術中數據因應用主動脈內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IABP）、體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或惡性心律失常或監測動脈波形不理想而中斷，僅有部分數據。
表1
89 例不停跳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患者的一般資料（例/）
2.2 被動抬高試驗的安全性評估
本研究中共進行 108 次半臥位 PLR，均未出現誤吸等并發癥，但出現 32 次抬高頭部半臥位時出現血壓明顯下降至 90/60 mm Hg 以下。其中 3 例抬頭時血壓迅速下降而及時終止：2 例患者 PLR 放平下肢之后，出現血壓持續下降，SVV 和 PPV 升高，SV 和 SVRI 下降，應用去氧腎上腺素后恢復，預后良好；另 1 例在進行 PLR 后 2 min 出現血壓驟升，隨即持續下降，SVV 和 PPV 升高，SVRI 升高，SV 下降，CCE 由 0.37 下降至?1.78，應用升壓藥物效果不佳，緊急開胸建立體外循環行 OPCABG 和應用 IABP 輔助救治，預后良好。開胸前和關胸后兩次 PLR 容量反應性試驗的基礎值和變化值見表 2。開胸前和關胸后 PLR 的 SV 分別升高 23.0%±3.0% 和 29.0%±4.0%。
表2
OPCABG 開胸前 PLR 和關胸后 PLR 過程的血流動力學指標變化情況［/M（P25，P75）］
2.3 OPCABG 術中全程血流動力學變化的情況
麻醉、開胸、應用肝素時、搭橋中、應用魚精蛋白時、關胸和術畢 7 個時間段的血流動力學指標見表 3。上述時間段中，患者 SV 明顯下降，外周血管阻力和 SVRI 持續性顯著增加；而 dP/dT 和 CCE 在麻醉后也明顯下降，搭橋過程中下降到最低，搭橋操作后逐漸升高；而容量指標 SVV 和 PPV 在麻醉后下降，開胸后、手術和關胸后一直升高。
表3
OPCABG 術中 7 個時點的血流動力學指標［/M（P25，P75）］
2.4 OPCABG 麻醉后基礎血流動力學指標分析
89 例患者圍手術期發生心肌梗死、低心排血量和心力衰竭等嚴重循環不良事件共 9 例，均植入 IABP 輔助救治，其中 2 例應用 ECMO，術后死亡 4 例。術中搭橋過程中出現低心排血量 4 例（3 例為回旋支吻合時，1 例為后降支吻合時），表現為血壓下降，SVV 和 PPV 升高，SVRI 升高，SV 下降，CCE 負值下降，及時應用 IABP，其中 1 例應用 ECMO 救治，術后 2 個月余因感染死亡。總住院時間 15.0（14.0，19.0）d，術后住院時間 9.0（8.0，12.0）d，ICU 停留時間 1.0（1.0，1.5）d，呼吸機使用時間 21.0（18.0，32.0）h。
根據圍手術期存活與否，分為存活組 85 例和死亡組 4 例，兩組術中基礎 SVRI、CCE、dP/dT、SVV、PPV 和 SV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根據術中術后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與否，分為平穩組 80 例，嚴重循環不良事件組 9 例，兩組麻醉后開胸前的基礎血流動力學指標比較結果顯示，嚴重循環不良事件組術中基礎 SVRI、SVV 和 PPV 均顯著高于平穩組；CCE、dP/dT 和 SV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4。術中基礎的 SVRI、CCE、dP/dT、SVV、PPV 和 SV 均值和患者預后、住院時間、ICU 停留時間、呼吸機使用時間均無明顯相關性。
表4
OPCABG 麻醉后基礎血流動力學指標分組比較結果［/M（P25，P75）］
3 討論
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是基于脈搏記錄分析方法的一種相對無創的血流動力學連續動態監測方法。它采用 1 000 Hz 的高采樣頻率（其它脈搏波形分析法使用 100 Hz），儀器精度更高，可在一個心動周期完成 SV 和心輸出量的測量，不需預校準，臨床應用可操作性強[4]。測量結果與肺動脈漂浮導管的熱稀釋法、經食管超聲心動圖法等結果具有高度一致性，測定總誤差率為 27.3%[5]。
本研究中開胸前和關胸后 PLR 的 SV 變化值分別為 23.0%±3.0% 和 29.0%±4.0%，說明患者麻醉后和手術創傷后均處于低容量狀態，需要加強液體復蘇。麻醉、開胸、應用肝素時、搭橋中、應用魚精蛋白時、關胸和術畢過程中 SV 明顯下降，SVRI 持續性顯著增加；麻醉后 dP/dT 和 CCE 也明顯下降，搭橋過程中下降到最低，搭橋操作后逐漸升高；容量指標 SVV 和 PPV 在麻醉后下降，開胸后、手術和關胸后一直升高。由此可見，手術過程中 SV 等心排血量指標因為手術創傷、手術操作和容量減少等明顯下降；不停跳搭橋過程中，出現心室收縮功能和 CCE 下降，考慮為心臟的搬動和冠狀動脈的阻斷等引起的，完成搭橋操作后逐漸恢復。整個手術創傷應激過程中，患者出現容量的減少和外周血管阻力的增加。MostCare/PRAM 監測儀的血流動力學監測情況和手術過程的病理生理變化基本一致。針對這樣的趨勢，可以指導強心藥物、擴/縮血管藥物、補液等應用調整。
本研究中 9 例患者圍手術期發生心肌梗死、低心排血量和心力衰竭等嚴重循環不良事件，術中基礎血流動力學指標和平穩組患者比較分析發現，患者術中基礎狀態心肌收縮力和 SV 等心功能狀態未見差別，CCE 也未見差別，但外周阻力較高、容量低，這與手術麻醉的創傷性休克理念符合，因此在搭橋完成后能及時補液時應及時補充容量和擴張外周血管。
dP/dT 的正負值表示左心室內壓上升段和下降段的最大變化速率，均反映心室收縮力和收縮功能[6]。Scolletta 等[5]研究結果顯示超聲心動圖和 MostCare 測得的 dP/dT 值具有良好一致性。本研究中相關性分析未見 dP/dT 基礎均值和患者預后等有明顯的相關性。CCE 是心血管系統在心臟收縮期消耗能量與在整個心動周期消耗能量的比值，反映心臟、動脈系統、靜脈系統、肺循環等整個循環系統的能量效率[7-8]。CCE 可預估各種條件下機體用于維持血流動力學穩定的能量消耗。該指標代表患者生理或病理生理條件下，心臟為維持血流動力學平衡的做功效果。因此，CCE 是不受操作者影響的獨立客觀參數，表達心血管系統在泵血功能（機械和電因素）、動脈系統、靜脈回流和肺循環的同步交互作用中，不同能量水平下維持動態平衡的能力[9]。Scolletta 等[10]研究結果顯示 25 例主動脈瓣置換手術的患者 CCE 變化與血清氨基末端-腦鈉肽前體水平的變化具有負相關性（r=0.89，P<0.01），對心力衰竭的診斷和預測有一定價值。本研究中未見 CCE 基礎值和患者預后等方面有明顯的相關性；但在嚴重循環不良事件組患者，術中血流動力學監測 CCE 有明顯下降趨勢，但和穩定組比較未見差別。本研究樣本量有限，CCE 的預測價值等還需要進一步擴大樣本進行研究。
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在心外科、血管外科等圍手術期得到應用[11]，并且能夠在 IABP 或 ECMO 使用中進行監測[12-13]，提供專業的 IABP 模式下分析。當患者行 IABP 治療時，球囊反搏參數的設定差異可產生不同血流形態，這種非生理性血流變動對血流動力學監測提出了挑戰。Scolletta 等[13]納入 15 例需行 IABP 的患者，根據 1∶1、1∶2、1∶4 及 IABP 移除后不同的反搏比例下進行了 106 組熱稀釋法和 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數值的對比研究，結果顯示在 IABP 不同球囊反搏比例下，熱稀釋法和 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所測得的心輸出量值具有高度一致性；當心輸出量發生改變時，熱稀釋法和 MostCare/PRAM 兩種方法運用各自算法得出的心輸出量值具有一致性（r=0.82，95%CI 0.76～0.87，P<0.01）。
本研究通過 MostCare/PRAM 系統對 OPCABG 患者術中進行及時的血流動力學監測，指導圍手術期的精準處理。隨著 PLR 成為目前容量反應性試驗的最有前途的方法[14-15]，MostCare/PRAM 血流動力學監測系統因其內置 PLR 模塊，并且能夠在 IABP 或 ECMO 使用中進行監測，適合 OPCABG 等復雜手術圍手術期的血流動力學監測。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鄒以席負責醞釀、設計、實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釋數據，起草文章；劉金松、陳滵負責實施研究、采集數據；黃方炯、楊秀濱負責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