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文君, 潘曉芳, 高峰, 張博, 孫飛一, 莊熙晶, 何學志. 心肌灌注變化對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預后的預測價值.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0, 27(12): 1423-1428. doi: 10.7507/1007-4848.202002064 復制
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通過移植旁路血管重建血運通路，從而改善缺血區域血流灌注，是治療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的重要方式之一[1-2]。但是即便接受了手術治療，部分患者仍然面對再發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的風險。因此，對于 CABG 患者心肌灌注改善情況的評價顯得尤為重要。近年來，對冠心病患者心肌灌注情況評估的研究越來越多。其中心肌灌注超聲（myocardial contrast echocardiography，MCE）對于冠心病患者心肌灌注的應用評價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3-5]。本研究擬評估 CABG 手術前后 MCE 心肌灌注變化情況對 CABG 患者術后 MACE 的預測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分析 2017 年 1～11 月于我院完成首次單純非體外循環下 CABG 的患者臨床資料。所有患者均經冠狀動脈造影檢查，共計 85 例連續患者確認符合 CABG 手術指征[2]。排除標準：（1）最后未行 CABG 手術患者；（2）同期行其它心臟手術患者；（3）急診行 CABG 手術患者；（4）拒絕配合 MCE 檢查的患者；（5）MCE 檢查圖像質量不佳，無法判讀。共排除 15 例患者，其中 6 例患者因術后拒絕行 MCE 檢查，2 例患者因超聲圖像質量欠佳無法分析，1 例患者行急診 CABG 手術治療，1 例患者同期行心臟瓣膜手術，1 例患者術后 1 年內因腦出血死亡，4 例患者失訪。最終入組患者 70 例，以隨訪期間是否發生 MACE 為依據將入組患者進行分組，術后 1 年未出現 MACE 60 例（A 組），出現 MACE 10 例（B 組），其中 B 組 10 例患者均為再發心肌梗死。MACE 發生時間為：術后 6 個月 4 例，8 個月 2 例，10 個月 4 例。本研究中 MACE 定義參考既往文獻[6]，即再發心肌梗死及心源性休克。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完善心臟超聲檢查評估心臟功能及結構情況，并完善 MCE 檢查評估患者心肌灌注情況。所有患者 CABG 手術均由同一名資深術者完成。其中動脈橋血管材料均采用左側胸廓內動脈，靜脈橋血管材料均選擇自體大隱靜脈。術中均采用內窺鏡采集大隱靜脈。所有入組患者術后 24 h 啟動雙聯抗血小板治療。予常規 CABG 術后冠心病二級預防治療[1]。于術后 2 周行 MCE 檢查，評估患者心肌灌注改善情況。術后隨訪 1 年有無 MACE 發生，并于術后 1 年復查心臟超聲。
超聲心動圖檢查使用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Vivid E9 型，GE 公司），探頭型號 S5-1，取極低機械指數（very low mechanical index，VLMI）MCE 預設條件，超聲造影劑采用聲諾維（SonoVue，Bracco 公司），為第二代超聲造影劑，成份為包含惰性氣體的微泡。患者取左側臥位，取左肘正中靜脈為靜脈通路。將配置好的超聲造影劑混懸液 2.5 mL 混合 12.5 mL 生理鹽水配成 15 mL 混合溶液，首先推注 5 mL，待左室心腔顯影后于緩慢搖晃過程中繼續緩慢靜脈推注，維持推注速度約 1 mL/s 以保持心腔內造影劑濃度的穩定，推注結束后以 5 mL 生理鹽水沖洗，上述過程必要時可重復一次[7]。
1.3 隨訪與指標評價
MCE 指標評價采用左心室 17 段劃分法[8]。（1）左冠狀動脈前降支（left anterior descending，LAD）供血區域：前壁基底段（basal anterior，BA）、前間隔基底段（basal anteroseptal，BAS）、前壁中段（mid anterior，MA）、前間隔中段（mid anteroseptal，MAS）、前壁心尖段（apical anterior，AA）、間隔心尖段（apical septal，AS）、心尖帽（apex cap，AP）；（2）左冠狀動脈回旋支（left circumflex，LCX）供血區域：下側壁基底段（basal inferolateral，BI）、前側壁基底段（basal anterolateral，BAL）、下側壁中段（mid inferolateral，MIL）、前側壁中段（mid anterolateral）、側壁心尖段（apical lateral，AL）；（3）右冠狀動脈（right coronary artery，RCA）供血區域：下間隔基底段（basal inferoseptal，BIS）、下壁基底段（basal inferior，BI）、下間隔中段（mid inferoseptal，MIS）、下壁中段（mid inferior，MI）、心尖部下壁（apical inferior，AI）。心肌灌注計分（MCES）：0 分為灌注良好，造影劑均勻充盈；1 分為灌注輕微減弱，造影劑濃淡不均；2 分為灌注嚴重減弱；3 分為充盈缺損或瘢痕心肌[9-10]。由 2 名具備豐富心臟超聲經驗及 MCE 檢查經驗的心臟超聲醫生進行分析，診斷不一致時加入另 1 名醫師討論。
其余觀測指標：（1）患者術中橋血管情況；（2）術前經胸心臟超聲左心房、左心室結構情況及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3）術后 1 年經胸心臟超聲左心房、左心室結構情況及 LVEF。
1.4 觀察者間變異度
幾個月后，由相同 2 名超聲醫生隨機選擇 10 例入組患者，對其術前或術后 MCE 圖像隨機進行重復 MCE 圖像分析及評分。Cohen's κ 系數和組內相關系數用于確定觀察者內和觀察者間變異性。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19.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s）表示，資料符合正態分布及方差齊性者采用 t 檢驗，配對數據采用配對樣本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者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表示，采用 χ2 檢驗，對于超過 20% 期望頻數<5 的計數資料采用 Fisher 確切概率法。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6 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大連市中心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YN2019-004-07。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表1
70 例患者一般資料（例/
）
圖1
心肌灌注超聲檢查心肌灌注經典圖像
a：心肌灌注良好，灌注均勻；b：心肌灌注減弱，造影劑濃淡不均；c：心肌灌注嚴重減弱；d：充盈缺損
2.2 患者術中橋血管情況及術后 MCE 情況比較
兩組患者術中橋血管情況、術前及術后 MCE 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患者術中橋血管及術前術后心肌灌注超聲情況（
）
術后 MCE 下兩組患者各供血區域評分較術前變化情況如下：（1）LAD 供血區域：A 組變化（1.68±1.83）分，B 組變化（?0.1±0.99）分；（2）LCX 供血區域：A 組變化（0.60±1.50）分，B 組變化（0.00±1.56）分；（3）RCA 供血區域：A 組變化（0.70±1.41）分，B 組變化（?0.30±1.63）分；A 組 MCE 下灌注總分較術前變化（2.00±5.90）分，B 組變化（?0.40±2.37）分。
2.3 術后 1 年心臟結構情況比較
A 組患者術后 LVEF 為 54.35%±12.3%，左心房收縮期末內徑為（43.60±9.14）mm，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為（51.48±6.48）mm。B 組患者術后 LVEF 為 51.60%±8.98%，左心房收縮期末內徑（44.40±10.35）mm，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為（51.80±5.35）mm。A 組及 B 組術后 LVEF（t=0.672，P=0.504）、左心房收縮期末內徑（t=0.252，P=0.802）、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t=0.146，P=0.84）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術前及術后心臟結構比較方面，術后 A 組左心房收縮期末內徑較術前減小（1.41±6.06）mm，B 組左心房收縮期末內徑較術前增加（2.60±4.50）mm；術后 A 組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較術前減小（2.08±4.14）mm，B 組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較術前增加（2.60±4.50）mm；術后 A 組 LVEF 較術前增加 4.38%±5.07%，B 組 LVEF 較術前增加 0.50%±4.58%。
2.4 術前和術后 MCE 情況比較
采用配對 t 檢驗比較 A 組及 B 組術前和術后 MCE 情況。結果發現，A 組術前及術后各冠狀動脈支配區域灌注 MCES 及心肌灌注總 MCES 和術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B 組術前及術后 MCE 各項分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術前及術后心肌灌注超聲情況比較（分，
）
2.5 術前及術后 1 年心臟超聲情況比較
A 組術前及術后 1 年心臟超聲結果顯示左心室大小及 LVEF 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左心房大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75）；B 組術前及術后 1 年心臟結構及 LVEF 值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4。
表4
術前及術后 1 年心臟超聲情況比較（
）
2.6 觀察者變異度
觀察者內變異性分析顯示，觀察者內一致性為 87.05%（κ=0.790），觀察者間一致性為 82.94%（κ=0.735）。觀察者內的類內相關系數為 0.955（95%CI 0.939～0.967），觀察者間的類內相關系數為 0.869（95%CI 0.925～0.959）。
3 討論
CABG 通過移植橋血管為缺血心肌重建血運，從而改善心肌血流灌注達到改善癥狀和遠期預后的目的。但是在 CABG 術后，仍有一部分患者面臨 MACE 發作的風險[2]。心肌灌注異常往往與心血管缺血性癥狀相關，近年來心肌灌注也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11-13]。
MCE 是從外周靜脈注入微泡類造影劑，而微泡類造影劑具備與紅細胞類似的血流動力學，故可作為紅細胞流動的示蹤劑，可隨血液循環到達心肌微循環水平，通過觀察微氣泡在心肌內的再充盈過程了解心肌灌注情況，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心肌微循環動態顯示[14-15]。該方法可以用于評價冠心病患者心肌灌注情況[16-18]，并可用于冠心病血運重建后心肌灌注情況評估[19-20]。
心肌灌注情況惡化是冠心病患者不良事件發生的重要因素[21]。而 CABG 雖然可以重建血運通路，卻無法改善已病變微血管灌注情況，冠狀動脈微循環的異常也會導致冠狀動脈血流的降低，引發心肌缺血癥狀[18]。在本研究中發現，術后新發 MACE 組患者較術前相比，術后 MCE 灌注情況未見明顯改善，而無 MACE 發作組患者術后 MCE 灌注情況較術前顯著改善，提示術前及術后 MCE 改善情況，可能為 CABG 術后新發 MACE 的預測因素。
國外學者[11]研究發現心肌灌注情況與 CABG 術后左心室內徑改變有關。既往研究[2]表明，CABG 在改善患者心肌灌注及心臟功能的同時，可改善左心室重構情況。本研究發現術后無 MACE 發作組患者術后左心室較術前減小而術后新發 MACE 組未見此改變。CABG 患者術后左心室內徑的變化同樣會對 CABG 患者預后產生影響，術后左心室內徑增大，心室重構進展，提示預后較差；反之，左心室內徑減小，心室重構逆轉，提示預后較好[20]。
在心功能情況方面，心肌灌注情況與 CABG 術后左心室內徑轉歸情況及 LVEF 改變情況相關[11]。本研究發現術后無 MACE 發作組患者術后 LVEF 值較術前改善，而術后新發 MACE 組未見此改變，提示心肌灌注情況變化可能與 LVEF 值變化有關，而冠心病患者 LVEF 情況與心肌梗死等不良事件有直接關系[20-21]。
綜上所述，CABG 患者術后心肌灌注改善情況可能與患者術后 MACE 相關。CABG 術前及術后完善心肌灌注評估，對于評估患者預后有著重要意義。本研究為單中心研究，有待擴大樣本量及延長隨訪時間后做進一步研究。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文君負責數據整理與分析、論文初稿撰寫；潘曉芳、張博、孫飛一負責實施研究及影像結果判讀；高峰負責論文設計、論文修改；莊熙晶負責論文審閱與修改；何學志負責論文審閱與修改、試驗設計和監督。
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通過移植旁路血管重建血運通路，從而改善缺血區域血流灌注，是治療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冠心病）的重要方式之一[1-2]。但是即便接受了手術治療，部分患者仍然面對再發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的風險。因此，對于 CABG 患者心肌灌注改善情況的評價顯得尤為重要。近年來，對冠心病患者心肌灌注情況評估的研究越來越多。其中心肌灌注超聲（myocardial contrast echocardiography，MCE）對于冠心病患者心肌灌注的應用評價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3-5]。本研究擬評估 CABG 手術前后 MCE 心肌灌注變化情況對 CABG 患者術后 MACE 的預測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分析 2017 年 1～11 月于我院完成首次單純非體外循環下 CABG 的患者臨床資料。所有患者均經冠狀動脈造影檢查，共計 85 例連續患者確認符合 CABG 手術指征[2]。排除標準：（1）最后未行 CABG 手術患者；（2）同期行其它心臟手術患者；（3）急診行 CABG 手術患者；（4）拒絕配合 MCE 檢查的患者；（5）MCE 檢查圖像質量不佳，無法判讀。共排除 15 例患者，其中 6 例患者因術后拒絕行 MCE 檢查，2 例患者因超聲圖像質量欠佳無法分析，1 例患者行急診 CABG 手術治療，1 例患者同期行心臟瓣膜手術，1 例患者術后 1 年內因腦出血死亡，4 例患者失訪。最終入組患者 70 例，以隨訪期間是否發生 MACE 為依據將入組患者進行分組，術后 1 年未出現 MACE 60 例（A 組），出現 MACE 10 例（B 組），其中 B 組 10 例患者均為再發心肌梗死。MACE 發生時間為：術后 6 個月 4 例，8 個月 2 例，10 個月 4 例。本研究中 MACE 定義參考既往文獻[6]，即再發心肌梗死及心源性休克。
1.2 方法
患者入院后完善心臟超聲檢查評估心臟功能及結構情況，并完善 MCE 檢查評估患者心肌灌注情況。所有患者 CABG 手術均由同一名資深術者完成。其中動脈橋血管材料均采用左側胸廓內動脈，靜脈橋血管材料均選擇自體大隱靜脈。術中均采用內窺鏡采集大隱靜脈。所有入組患者術后 24 h 啟動雙聯抗血小板治療。予常規 CABG 術后冠心病二級預防治療[1]。于術后 2 周行 MCE 檢查，評估患者心肌灌注改善情況。術后隨訪 1 年有無 MACE 發生，并于術后 1 年復查心臟超聲。
超聲心動圖檢查使用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Vivid E9 型，GE 公司），探頭型號 S5-1，取極低機械指數（very low mechanical index，VLMI）MCE 預設條件，超聲造影劑采用聲諾維（SonoVue，Bracco 公司），為第二代超聲造影劑，成份為包含惰性氣體的微泡。患者取左側臥位，取左肘正中靜脈為靜脈通路。將配置好的超聲造影劑混懸液 2.5 mL 混合 12.5 mL 生理鹽水配成 15 mL 混合溶液，首先推注 5 mL，待左室心腔顯影后于緩慢搖晃過程中繼續緩慢靜脈推注，維持推注速度約 1 mL/s 以保持心腔內造影劑濃度的穩定，推注結束后以 5 mL 生理鹽水沖洗，上述過程必要時可重復一次[7]。
1.3 隨訪與指標評價
MCE 指標評價采用左心室 17 段劃分法[8]。（1）左冠狀動脈前降支（left anterior descending，LAD）供血區域：前壁基底段（basal anterior，BA）、前間隔基底段（basal anteroseptal，BAS）、前壁中段（mid anterior，MA）、前間隔中段（mid anteroseptal，MAS）、前壁心尖段（apical anterior，AA）、間隔心尖段（apical septal，AS）、心尖帽（apex cap，AP）；（2）左冠狀動脈回旋支（left circumflex，LCX）供血區域：下側壁基底段（basal inferolateral，BI）、前側壁基底段（basal anterolateral，BAL）、下側壁中段（mid inferolateral，MIL）、前側壁中段（mid anterolateral）、側壁心尖段（apical lateral，AL）；（3）右冠狀動脈（right coronary artery，RCA）供血區域：下間隔基底段（basal inferoseptal，BIS）、下壁基底段（basal inferior，BI）、下間隔中段（mid inferoseptal，MIS）、下壁中段（mid inferior，MI）、心尖部下壁（apical inferior，AI）。心肌灌注計分（MCES）：0 分為灌注良好，造影劑均勻充盈；1 分為灌注輕微減弱，造影劑濃淡不均；2 分為灌注嚴重減弱；3 分為充盈缺損或瘢痕心肌[9-10]。由 2 名具備豐富心臟超聲經驗及 MCE 檢查經驗的心臟超聲醫生進行分析，診斷不一致時加入另 1 名醫師討論。
其余觀測指標：（1）患者術中橋血管情況；（2）術前經胸心臟超聲左心房、左心室結構情況及左心室射血分數（LVEF）；（3）術后 1 年經胸心臟超聲左心房、左心室結構情況及 LVEF。
1.4 觀察者間變異度
幾個月后，由相同 2 名超聲醫生隨機選擇 10 例入組患者，對其術前或術后 MCE 圖像隨機進行重復 MCE 圖像分析及評分。Cohen's κ 系數和組內相關系數用于確定觀察者內和觀察者間變異性。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19.0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資料符合正態分布及方差齊性者采用 t 檢驗，配對數據采用配對樣本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者采用 Mann-Whitney U 檢驗。計數資料以頻數表示，采用 χ2 檢驗，對于超過 20% 期望頻數<5 的計數資料采用 Fisher 確切概率法。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1.6 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大連市中心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批準號：YN2019-004-07。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資料
表1
70 例患者一般資料（例/）
圖1
心肌灌注超聲檢查心肌灌注經典圖像
a：心肌灌注良好，灌注均勻；b：心肌灌注減弱，造影劑濃淡不均；c：心肌灌注嚴重減弱；d：充盈缺損
2.2 患者術中橋血管情況及術后 MCE 情況比較
兩組患者術中橋血管情況、術前及術后 MCE 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
表2
患者術中橋血管及術前術后心肌灌注超聲情況（）
術后 MCE 下兩組患者各供血區域評分較術前變化情況如下：（1）LAD 供血區域：A 組變化（1.68±1.83）分，B 組變化（?0.1±0.99）分；（2）LCX 供血區域：A 組變化（0.60±1.50）分，B 組變化（0.00±1.56）分；（3）RCA 供血區域：A 組變化（0.70±1.41）分，B 組變化（?0.30±1.63）分；A 組 MCE 下灌注總分較術前變化（2.00±5.90）分，B 組變化（?0.40±2.37）分。
2.3 術后 1 年心臟結構情況比較
A 組患者術后 LVEF 為 54.35%±12.3%，左心房收縮期末內徑為（43.60±9.14）mm，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為（51.48±6.48）mm。B 組患者術后 LVEF 為 51.60%±8.98%，左心房收縮期末內徑（44.40±10.35）mm，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為（51.80±5.35）mm。A 組及 B 組術后 LVEF（t=0.672，P=0.504）、左心房收縮期末內徑（t=0.252，P=0.802）、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t=0.146，P=0.84）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術前及術后心臟結構比較方面，術后 A 組左心房收縮期末內徑較術前減小（1.41±6.06）mm，B 組左心房收縮期末內徑較術前增加（2.60±4.50）mm；術后 A 組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較術前減小（2.08±4.14）mm，B 組左心室舒張期末內徑較術前增加（2.60±4.50）mm；術后 A 組 LVEF 較術前增加 4.38%±5.07%，B 組 LVEF 較術前增加 0.50%±4.58%。
2.4 術前和術后 MCE 情況比較
采用配對 t 檢驗比較 A 組及 B 組術前和術后 MCE 情況。結果發現，A 組術前及術后各冠狀動脈支配區域灌注 MCES 及心肌灌注總 MCES 和術前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B 組術前及術后 MCE 各項分值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術前及術后心肌灌注超聲情況比較（分，）
2.5 術前及術后 1 年心臟超聲情況比較
A 組術前及術后 1 年心臟超聲結果顯示左心室大小及 LVEF 值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左心房大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75）；B 組術前及術后 1 年心臟結構及 LVEF 值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4。
表4
術前及術后 1 年心臟超聲情況比較（）
2.6 觀察者變異度
觀察者內變異性分析顯示，觀察者內一致性為 87.05%（κ=0.790），觀察者間一致性為 82.94%（κ=0.735）。觀察者內的類內相關系數為 0.955（95%CI 0.939～0.967），觀察者間的類內相關系數為 0.869（95%CI 0.925～0.959）。
3 討論
CABG 通過移植橋血管為缺血心肌重建血運，從而改善心肌血流灌注達到改善癥狀和遠期預后的目的。但是在 CABG 術后，仍有一部分患者面臨 MACE 發作的風險[2]。心肌灌注異常往往與心血管缺血性癥狀相關，近年來心肌灌注也得到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11-13]。
MCE 是從外周靜脈注入微泡類造影劑，而微泡類造影劑具備與紅細胞類似的血流動力學，故可作為紅細胞流動的示蹤劑，可隨血液循環到達心肌微循環水平，通過觀察微氣泡在心肌內的再充盈過程了解心肌灌注情況，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心肌微循環動態顯示[14-15]。該方法可以用于評價冠心病患者心肌灌注情況[16-18]，并可用于冠心病血運重建后心肌灌注情況評估[19-20]。
心肌灌注情況惡化是冠心病患者不良事件發生的重要因素[21]。而 CABG 雖然可以重建血運通路，卻無法改善已病變微血管灌注情況，冠狀動脈微循環的異常也會導致冠狀動脈血流的降低，引發心肌缺血癥狀[18]。在本研究中發現，術后新發 MACE 組患者較術前相比，術后 MCE 灌注情況未見明顯改善，而無 MACE 發作組患者術后 MCE 灌注情況較術前顯著改善，提示術前及術后 MCE 改善情況，可能為 CABG 術后新發 MACE 的預測因素。
國外學者[11]研究發現心肌灌注情況與 CABG 術后左心室內徑改變有關。既往研究[2]表明，CABG 在改善患者心肌灌注及心臟功能的同時，可改善左心室重構情況。本研究發現術后無 MACE 發作組患者術后左心室較術前減小而術后新發 MACE 組未見此改變。CABG 患者術后左心室內徑的變化同樣會對 CABG 患者預后產生影響，術后左心室內徑增大，心室重構進展，提示預后較差；反之，左心室內徑減小，心室重構逆轉，提示預后較好[20]。
在心功能情況方面，心肌灌注情況與 CABG 術后左心室內徑轉歸情況及 LVEF 改變情況相關[11]。本研究發現術后無 MACE 發作組患者術后 LVEF 值較術前改善，而術后新發 MACE 組未見此改變，提示心肌灌注情況變化可能與 LVEF 值變化有關，而冠心病患者 LVEF 情況與心肌梗死等不良事件有直接關系[20-21]。
綜上所述，CABG 患者術后心肌灌注改善情況可能與患者術后 MACE 相關。CABG 術前及術后完善心肌灌注評估，對于評估患者預后有著重要意義。本研究為單中心研究，有待擴大樣本量及延長隨訪時間后做進一步研究。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王文君負責數據整理與分析、論文初稿撰寫；潘曉芳、張博、孫飛一負責實施研究及影像結果判讀；高峰負責論文設計、論文修改；莊熙晶負責論文審閱與修改；何學志負責論文審閱與修改、試驗設計和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