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葛同開, 陳寄梅, 莊建, 岑堅正, 溫樹生, 許剛, 羅丹東. 改良 Blalock-Taussig 分流術治療新生兒期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的療效分析.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0, 27(7): 737-741. doi: 10.7507/1007-4848.201910049 復制
改良 Blalock-Taussig 分流術（B-T 分流術）是早期緩解重度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臨床癥狀的一種重要姑息性手術，目的是促進肺血管發育、改善臨床癥狀、為進一步手術（雙心室或是單心室方向）創造機會[1]。尤其新生兒期由于特殊病理生理特點，術后病死率及并發癥發生率極高[2]。本研究對我院行改良 B-T 分流術的 33 例新生兒進行術后隨訪，總結術后死亡、并發癥情況，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院 33 例行改良 B-T 分流術新生兒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28 例、女 5 例，平均年齡 3.0～28.0（18.0±6.1）d，體質量 1.9～3.7（2.9±0.5）kg。其中 6 例（18.2%）患兒孕周≤36 周，平均孕周 32.0～41.0（37.9±2.1）周，體質量<3 kg 患兒 16 例（48.4%）。術前主要診斷包括肺動脈閉鎖（PA）/室間隔完整（IVS）/動脈導管未閉（PDA）15 例（45.5%），PA/室間隔缺損（VSD）/房間隔缺損（ASD）8 例（24.2%），重度肺動脈狹窄（PS）/ASD/PDA 5 例（15.1%），完全性大動脈轉位（TGA）合并其它畸形 5 例（15.1%）。術前動脈血氣示血氧飽和度 41.0%～79.0%（61.0%±7.5%），所有患者均有嚴重的缺氧癥狀，術前血紅蛋白含量 106.0～213.0（155.0±21.1）g/L。術前所有患兒均在新生兒監護室治療，平均住 ICU 時間 1.0～26.0（10.3±5.7）d，其中 9 例（27.3%）患兒因呼吸窘迫需呼吸機輔助呼吸；見表1。出院后通過先天性心臟病門診定期隨訪，以電話、信訪為隨訪補充手段。隨訪內容包括患者生存情況、超聲心動圖、心電圖，必要時行心臟磁共振成像（MRI）及 CT 檢查，隨訪時間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表1
33 例患者術前臨床資料［范圍（
）/例（%）］
1.2 手術方法
所有手術均采用正中切口，22 例體外循環，11 例非體外循環下手術，采用 Gore-Tex 管道在無名動脈或鎖骨下動脈和同側肺動脈分支之間建立分流；根據體質量、肺動脈發育情況選擇管道，其中使用 3.5 mm 管道 11 例，4.0 mm 管道 22 例；術畢所有患兒均返回 ICU，予呼吸機輔助通氣，監測心率、血壓和血氧飽和度，17 例患兒延遲關胸，維持較高的收縮壓以保持分流管道的血流通暢，防止血栓形成；同時提高舒張壓可以保證冠狀動脈的有效灌注。床旁行胸部 X 線片和超聲，以了解肺血及管道是否通暢。術后當天如果胸腔引流量沒有增多，即肝素抗凝。
1.3 統計學分析
數據分析采用軟件 SPSS 21.0。計量數據以均數±標準差（
±s）或中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或非參數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危險因素行 logistic 逐步回歸分析，術后生存及手術情況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評估診斷價值。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我院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審批編號：粵醫科倫理201933811（R）號。
2 結果
術中 22 例患兒平均體外循環時間 50.0～182.0（56.0±44.2）min，主動脈阻斷時間 0～49.0（18.1±18.6）min。使用 3.5 mm 管道 11 例，4.0 mm 管道 22 例，管道/體質量比值 1.0～1.8（1.3±0.2）mm/kg。術畢所有患兒均返回 ICU，17 例患兒延遲關胸。所有患兒均需輸注血制品（包括紅細胞、血漿），血管活性藥物維持。總住院時間 16.0～68.0（34.7±13.2）d，住 ICU 時間 2.0～26.0（5.3±5.5）d，呼吸機輔助時間 24.0～660.0（177.3±148.9）h；住院期間非計劃再次干預 10 例（30.3%，結扎 PDA 2 例，管道大小調整 2 例，床旁開胸探查 4 例，管道不暢再次手術 2 例），其它并發癥包括肺部感染 10 例，泌尿系統感染 1 例，氣胸 1 例。術后院內死亡 3 例（9.1%），死亡原因為：1 例考慮分流量過大，導致頑固性低血壓；1 例為重度低心排血量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1 例可疑管道栓塞。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術前高乳酸、急診手術、左肺動脈直徑、術前紅細胞壓積、術后血氧飽和度低、術后床旁開胸是術后住院死亡的危險因素。Logistic 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術前高乳酸、急診手術、術后床旁開胸是術后住院期間死亡的危險因素。余 30 例患兒順利出院，出院時血氧飽和度 69.0%～90.0%（83.5%±10.2%），明顯高于入院時血氧飽和度 41.0%～79.0%（61.0%±7.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30 例出院患兒中，5 例患兒失訪，余患兒均得到隨訪，隨訪時間 18.0～93.0（40.2±22.5）個月。隨訪患兒中，無死亡病例，1 例患兒出院后仍嚴重低氧血癥，B-T 管道拆除后行主動脈-肺動脈分流術，3 例患兒肺動脈狹窄行肺動脈成形術，1 例患兒術后出現Ⅲ度房室傳導阻滯，行起搏器植入術。9 例患兒行進一步手術（二期姑息手術或根治手術），除去失訪病例，約占 36.0%。其中 7 例患兒 B-T 管道拆除行根治手術，2 例患兒行全腔靜脈肺動脈連接術；見表2。以術后是否進一步手術為終點繪制 Kaplan-Meier 曲線；見圖1。以性別、年齡、體質量、術前是否上機、術前乳酸值、術前血氧飽和度、是否肺動脈閉鎖、分流管道直徑、分流指數（管道直徑/體質量）、McGoon 比值等行單因素及 logistic 逐步回歸分析，單因素分析提示術前血紅蛋白含量高、左肺動脈直徑偏小是不能進行進一步手術（二期姑息手術或根治性手術）的危險因素。Logistic 逐步回歸結果顯示術前血紅蛋白含量高是不能進一步手術（二期姑息手術或根治性手術）的獨立危險因素。ROC 曲線示術前血紅蛋白含量用于判斷能否進一步手術有統計學意義（P=0.02），術前血紅蛋白含量越高，不能進一步手術的可能性越大［95%CI （0.54，0.84）］；見圖2。
圖1
隨訪期間進一步手術 Kaplan-Meier 曲線
表2
33 例患者術后及隨訪數據［范圍（
）/例（%）］
圖2
術前血紅蛋白含量用于判斷能否進一步手術 ROC 曲線（P=0.02）
3 討論
隨著外科技術、體外循環及監護水平的不斷發展及日漸成熟，先天性心臟病手術成功率已普遍提高，但改良 B-T 分流術的術中、術后病死率及并發癥仍居高位。新生兒由于臟器功能發育不全，術后血流動力學更難以控制和平衡。國際上先進中心研究提示術后早期病死率為 6%～15.6%[2-3]。國外相關報道新生兒、體質量<3 kg、術前狀況差（高乳酸、膿毒血癥）患兒死亡率及并發癥發生率明顯增加[4-5]。該組病例均為新生兒，體質量<3 kg 患兒約占 48.4%，其中 10 例患兒因頑固性低氧血癥，處于休克狀態需急診手術，死亡率為 9.1%，與相關文獻報道一致。統計分析發現急診手術、術前高乳酸值是術后死亡的危險因素。
多項研究[4, 6-7]表明術前診斷 PA/IVS 是術后早期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PA/IVS 右心解剖變異較大，合并不同程度的右心室發育不良及心室肥厚[8]。而選擇改良 B-T 分流術的患兒術前心室發育較差，且常合并冠狀動脈畸形，該類病例術前及術后均易出現冠狀動脈缺血，甚至心臟驟停[9-10]。另外 PA/IVS 患兒多為出生后即發病，術前常存在嚴重低氧血癥、代謝性酸中毒等，全身狀況較差。本組 PA/IVS 15 例（45.5%），一經診斷，均予前列腺素 E 保持動脈導管開放，改善低氧，術前 9 例（27.3%）患兒因呼吸窘迫需呼吸機輔助呼吸。本組病例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未發現 PA/IVS 是術后死亡的危險因素，考慮可能與本研究病例數較少有關。
術后早期再次干預率較高，原因包括管道分流失效、肺水腫、體循環不穩等。改良 B-T 分流術的目的是增加肺血流量。但管道過粗導致肺過度充血，體循環時休克，進一步導致充血性心力衰竭；過細導致肺血流量不足，易管道栓塞、扭曲，分流失效[11]。新生兒肺循環血流量與體循環血流量更難以達到平衡，因此管道直徑選擇目前暫無明確標準。有研究[12]報道平均體質量 3 kg 患兒選擇 3 mm 管道。Myers 等[13]對 80 例體質量<3 kg 的新生兒進行研究，認為 3 mm 管道容易梗阻，3.5 mm 以及 4 mm 管道效果好。有研究表明管道/體質量比值>1.2 mm/kg 易引起體循環時休克，增加術后死亡。最近?i?li 等[14]指出除考慮管道/體質量比值大小，還應考慮管道/肺動脈比值大小，而比值>0.9 是術后管道栓塞的危險因素。本中心新生兒管道直徑選擇 3.5 mm 和 4.0 mm 為主，在管道直徑選擇上主要綜合肺動脈發育情況、體質量及手術醫生的經驗進行選擇。本組病例 3.5 mm 管道 11 例，4.0 mm 管道 22 例，其中 1 例患兒管道血流不暢當天再次手術，懷疑管道偏細扭曲。2 例患兒術后出現血壓不穩、舒張壓偏低，考慮管道過粗，行管道環縮術。另外，對于合并 PDA 病例，術后出現循環不穩定，應考慮結扎 PDA。本組病例中，2 例患兒術后反復出現充血性心力衰竭，再次手術室關閉 PDA。術后應積極調整體循環和肺循環壓力使體肺循環壓力處于最佳平衡狀態，但是當出現難以糾正的低氧血癥及循環不穩等，應該積極外科干預治療。
改良 B-T 分流術最終目的為促進肺動脈發育，行二期手術，獲得遠期生存。Ahmad 等[15]報道術后肺動脈均有不同程度發育，1 年內 50% 患兒行根治手術。國內鄧喜成等[16]報道術后根治率仍偏低，僅 28% 左右患兒行二期手術（根治手術或姑息類手術）。本組病例隨訪期間，5 例患兒失訪，未發現死亡病例，僅 9 例（36.0%）行二期手術（包括根治手術 7 例，Glenn 手術 2 例），余病例肺動脈發育不充分，仍需等待治療。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歸結果顯示術前血紅蛋白含量高是不能進一步手術（二期姑息手術或根治性手術）的獨立危險因素。ROC 曲線示術前血紅蛋白含量用于判斷能否二期手術有統計學意義。能夠影響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患者血紅蛋白增高的因素較多。肺循環氧合血流量減少直接導致患者紫紺和血紅蛋白升高。此類患者全身組織器官慢性長期缺氧，使促紅細胞生成素分泌增加，生成大量紅細胞，間接反映患兒的術前肺動脈發育情況，血紅蛋白含量越高肺血管發育越差［17-18］。另外，術前高血紅蛋白患兒全血粘滯度較高，是術后管道栓塞及血流不暢的危險因素［6］，而管道通暢是確保肺動脈發育及能否行二期手術的關鍵。因此，對于術前高血紅蛋白患兒術后應及時、及早有效抗凝。查閱國內外文獻報道關于術前血紅蛋白含量與能否二期手術相關性研究較少，此后可考慮行進一步相關性研究。本組病例隨訪期間僅 9 例（36.0%）行二期手術（包括根治手術 7 例，Glenn 手術 2 例），余病例肺動脈發育不充分，1 例患兒出院后仍嚴重低氧血癥，考慮管道栓塞，B-T 管道拆除后行主動脈-肺動脈分流術。但該組病例隨訪期間有 5 例患兒失訪，對結果有一定影響。
綜上，改良 B-T 分流手術為復雜手術，尤其新生兒具有特殊的病理生理特點，術后病死率、并發癥發生率偏高，二期手術率仍偏低，因此該類手術仍需積累更多臨床經驗。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葛同開參與文章撰寫；岑堅正、溫樹生、許剛參與文章思路指導及文章編修；陳寄梅、莊建負責研究設計、指導；羅丹東負責數據統計、文章修改。
改良 Blalock-Taussig 分流術（B-T 分流術）是早期緩解重度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臨床癥狀的一種重要姑息性手術，目的是促進肺血管發育、改善臨床癥狀、為進一步手術（雙心室或是單心室方向）創造機會[1]。尤其新生兒期由于特殊病理生理特點，術后病死率及并發癥發生率極高[2]。本研究對我院行改良 B-T 分流術的 33 例新生兒進行術后隨訪，總結術后死亡、并發癥情況，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回顧性分析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我院 33 例行改良 B-T 分流術新生兒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28 例、女 5 例，平均年齡 3.0～28.0（18.0±6.1）d，體質量 1.9～3.7（2.9±0.5）kg。其中 6 例（18.2%）患兒孕周≤36 周，平均孕周 32.0～41.0（37.9±2.1）周，體質量<3 kg 患兒 16 例（48.4%）。術前主要診斷包括肺動脈閉鎖（PA）/室間隔完整（IVS）/動脈導管未閉（PDA）15 例（45.5%），PA/室間隔缺損（VSD）/房間隔缺損（ASD）8 例（24.2%），重度肺動脈狹窄（PS）/ASD/PDA 5 例（15.1%），完全性大動脈轉位（TGA）合并其它畸形 5 例（15.1%）。術前動脈血氣示血氧飽和度 41.0%～79.0%（61.0%±7.5%），所有患者均有嚴重的缺氧癥狀，術前血紅蛋白含量 106.0～213.0（155.0±21.1）g/L。術前所有患兒均在新生兒監護室治療，平均住 ICU 時間 1.0～26.0（10.3±5.7）d，其中 9 例（27.3%）患兒因呼吸窘迫需呼吸機輔助呼吸；見表1。出院后通過先天性心臟病門診定期隨訪，以電話、信訪為隨訪補充手段。隨訪內容包括患者生存情況、超聲心動圖、心電圖，必要時行心臟磁共振成像（MRI）及 CT 檢查，隨訪時間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表1
33 例患者術前臨床資料［范圍（）/例（%）］
1.2 手術方法
所有手術均采用正中切口，22 例體外循環，11 例非體外循環下手術，采用 Gore-Tex 管道在無名動脈或鎖骨下動脈和同側肺動脈分支之間建立分流；根據體質量、肺動脈發育情況選擇管道，其中使用 3.5 mm 管道 11 例，4.0 mm 管道 22 例；術畢所有患兒均返回 ICU，予呼吸機輔助通氣，監測心率、血壓和血氧飽和度，17 例患兒延遲關胸，維持較高的收縮壓以保持分流管道的血流通暢，防止血栓形成；同時提高舒張壓可以保證冠狀動脈的有效灌注。床旁行胸部 X 線片和超聲，以了解肺血及管道是否通暢。術后當天如果胸腔引流量沒有增多，即肝素抗凝。
1.3 統計學分析
數據分析采用軟件 SPSS 21.0。計量數據以均數±標準差（±s）或中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或非參數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例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危險因素行 logistic 逐步回歸分析，術后生存及手術情況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評估診斷價值。P<0.05 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已通過我院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審批編號：粵醫科倫理201933811（R）號。
2 結果
術中 22 例患兒平均體外循環時間 50.0～182.0（56.0±44.2）min，主動脈阻斷時間 0～49.0（18.1±18.6）min。使用 3.5 mm 管道 11 例，4.0 mm 管道 22 例，管道/體質量比值 1.0～1.8（1.3±0.2）mm/kg。術畢所有患兒均返回 ICU，17 例患兒延遲關胸。所有患兒均需輸注血制品（包括紅細胞、血漿），血管活性藥物維持。總住院時間 16.0～68.0（34.7±13.2）d，住 ICU 時間 2.0～26.0（5.3±5.5）d，呼吸機輔助時間 24.0～660.0（177.3±148.9）h；住院期間非計劃再次干預 10 例（30.3%，結扎 PDA 2 例，管道大小調整 2 例，床旁開胸探查 4 例，管道不暢再次手術 2 例），其它并發癥包括肺部感染 10 例，泌尿系統感染 1 例，氣胸 1 例。術后院內死亡 3 例（9.1%），死亡原因為：1 例考慮分流量過大，導致頑固性低血壓；1 例為重度低心排血量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1 例可疑管道栓塞。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術前高乳酸、急診手術、左肺動脈直徑、術前紅細胞壓積、術后血氧飽和度低、術后床旁開胸是術后住院死亡的危險因素。Logistic 逐步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術前高乳酸、急診手術、術后床旁開胸是術后住院期間死亡的危險因素。余 30 例患兒順利出院，出院時血氧飽和度 69.0%～90.0%（83.5%±10.2%），明顯高于入院時血氧飽和度 41.0%～79.0%（61.0%±7.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30 例出院患兒中，5 例患兒失訪，余患兒均得到隨訪，隨訪時間 18.0～93.0（40.2±22.5）個月。隨訪患兒中，無死亡病例，1 例患兒出院后仍嚴重低氧血癥，B-T 管道拆除后行主動脈-肺動脈分流術，3 例患兒肺動脈狹窄行肺動脈成形術，1 例患兒術后出現Ⅲ度房室傳導阻滯，行起搏器植入術。9 例患兒行進一步手術（二期姑息手術或根治手術），除去失訪病例，約占 36.0%。其中 7 例患兒 B-T 管道拆除行根治手術，2 例患兒行全腔靜脈肺動脈連接術；見表2。以術后是否進一步手術為終點繪制 Kaplan-Meier 曲線；見圖1。以性別、年齡、體質量、術前是否上機、術前乳酸值、術前血氧飽和度、是否肺動脈閉鎖、分流管道直徑、分流指數（管道直徑/體質量）、McGoon 比值等行單因素及 logistic 逐步回歸分析，單因素分析提示術前血紅蛋白含量高、左肺動脈直徑偏小是不能進行進一步手術（二期姑息手術或根治性手術）的危險因素。Logistic 逐步回歸結果顯示術前血紅蛋白含量高是不能進一步手術（二期姑息手術或根治性手術）的獨立危險因素。ROC 曲線示術前血紅蛋白含量用于判斷能否進一步手術有統計學意義（P=0.02），術前血紅蛋白含量越高，不能進一步手術的可能性越大［95%CI （0.54，0.84）］；見圖2。
圖1
隨訪期間進一步手術 Kaplan-Meier 曲線
表2
33 例患者術后及隨訪數據［范圍（）/例（%）］
圖2
術前血紅蛋白含量用于判斷能否進一步手術 ROC 曲線（P=0.02）
3 討論
隨著外科技術、體外循環及監護水平的不斷發展及日漸成熟，先天性心臟病手術成功率已普遍提高，但改良 B-T 分流術的術中、術后病死率及并發癥仍居高位。新生兒由于臟器功能發育不全，術后血流動力學更難以控制和平衡。國際上先進中心研究提示術后早期病死率為 6%～15.6%[2-3]。國外相關報道新生兒、體質量<3 kg、術前狀況差（高乳酸、膿毒血癥）患兒死亡率及并發癥發生率明顯增加[4-5]。該組病例均為新生兒，體質量<3 kg 患兒約占 48.4%，其中 10 例患兒因頑固性低氧血癥，處于休克狀態需急診手術，死亡率為 9.1%，與相關文獻報道一致。統計分析發現急診手術、術前高乳酸值是術后死亡的危險因素。
多項研究[4, 6-7]表明術前診斷 PA/IVS 是術后早期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PA/IVS 右心解剖變異較大，合并不同程度的右心室發育不良及心室肥厚[8]。而選擇改良 B-T 分流術的患兒術前心室發育較差，且常合并冠狀動脈畸形，該類病例術前及術后均易出現冠狀動脈缺血，甚至心臟驟停[9-10]。另外 PA/IVS 患兒多為出生后即發病，術前常存在嚴重低氧血癥、代謝性酸中毒等，全身狀況較差。本組 PA/IVS 15 例（45.5%），一經診斷，均予前列腺素 E 保持動脈導管開放，改善低氧，術前 9 例（27.3%）患兒因呼吸窘迫需呼吸機輔助呼吸。本組病例單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均未發現 PA/IVS 是術后死亡的危險因素，考慮可能與本研究病例數較少有關。
術后早期再次干預率較高，原因包括管道分流失效、肺水腫、體循環不穩等。改良 B-T 分流術的目的是增加肺血流量。但管道過粗導致肺過度充血，體循環時休克，進一步導致充血性心力衰竭；過細導致肺血流量不足，易管道栓塞、扭曲，分流失效[11]。新生兒肺循環血流量與體循環血流量更難以達到平衡，因此管道直徑選擇目前暫無明確標準。有研究[12]報道平均體質量 3 kg 患兒選擇 3 mm 管道。Myers 等[13]對 80 例體質量<3 kg 的新生兒進行研究，認為 3 mm 管道容易梗阻，3.5 mm 以及 4 mm 管道效果好。有研究表明管道/體質量比值>1.2 mm/kg 易引起體循環時休克，增加術后死亡。最近?i?li 等[14]指出除考慮管道/體質量比值大小，還應考慮管道/肺動脈比值大小，而比值>0.9 是術后管道栓塞的危險因素。本中心新生兒管道直徑選擇 3.5 mm 和 4.0 mm 為主，在管道直徑選擇上主要綜合肺動脈發育情況、體質量及手術醫生的經驗進行選擇。本組病例 3.5 mm 管道 11 例，4.0 mm 管道 22 例，其中 1 例患兒管道血流不暢當天再次手術，懷疑管道偏細扭曲。2 例患兒術后出現血壓不穩、舒張壓偏低，考慮管道過粗，行管道環縮術。另外，對于合并 PDA 病例，術后出現循環不穩定，應考慮結扎 PDA。本組病例中，2 例患兒術后反復出現充血性心力衰竭，再次手術室關閉 PDA。術后應積極調整體循環和肺循環壓力使體肺循環壓力處于最佳平衡狀態，但是當出現難以糾正的低氧血癥及循環不穩等，應該積極外科干預治療。
改良 B-T 分流術最終目的為促進肺動脈發育，行二期手術，獲得遠期生存。Ahmad 等[15]報道術后肺動脈均有不同程度發育，1 年內 50% 患兒行根治手術。國內鄧喜成等[16]報道術后根治率仍偏低，僅 28% 左右患兒行二期手術（根治手術或姑息類手術）。本組病例隨訪期間，5 例患兒失訪，未發現死亡病例，僅 9 例（36.0%）行二期手術（包括根治手術 7 例，Glenn 手術 2 例），余病例肺動脈發育不充分，仍需等待治療。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歸結果顯示術前血紅蛋白含量高是不能進一步手術（二期姑息手術或根治性手術）的獨立危險因素。ROC 曲線示術前血紅蛋白含量用于判斷能否二期手術有統計學意義。能夠影響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患者血紅蛋白增高的因素較多。肺循環氧合血流量減少直接導致患者紫紺和血紅蛋白升高。此類患者全身組織器官慢性長期缺氧，使促紅細胞生成素分泌增加，生成大量紅細胞，間接反映患兒的術前肺動脈發育情況，血紅蛋白含量越高肺血管發育越差［17-18］。另外，術前高血紅蛋白患兒全血粘滯度較高，是術后管道栓塞及血流不暢的危險因素［6］，而管道通暢是確保肺動脈發育及能否行二期手術的關鍵。因此，對于術前高血紅蛋白患兒術后應及時、及早有效抗凝。查閱國內外文獻報道關于術前血紅蛋白含量與能否二期手術相關性研究較少，此后可考慮行進一步相關性研究。本組病例隨訪期間僅 9 例（36.0%）行二期手術（包括根治手術 7 例，Glenn 手術 2 例），余病例肺動脈發育不充分，1 例患兒出院后仍嚴重低氧血癥，考慮管道栓塞，B-T 管道拆除后行主動脈-肺動脈分流術。但該組病例隨訪期間有 5 例患兒失訪，對結果有一定影響。
綜上，改良 B-T 分流手術為復雜手術，尤其新生兒具有特殊的病理生理特點，術后病死率、并發癥發生率偏高，二期手術率仍偏低，因此該類手術仍需積累更多臨床經驗。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葛同開參與文章撰寫；岑堅正、溫樹生、許剛參與文章思路指導及文章編修；陳寄梅、莊建負責研究設計、指導；羅丹東負責數據統計、文章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