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牛永勝, 聶帥, 黃福華, 穆心葦, 章淬. 脂蛋白相關磷脂酶A2早期預測急性A型主動脈夾層預后的前瞻性隊列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20, 27(9): 1031-1036. doi: 10.7507/1007-4848.201909037 復制
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AD）是心血管外科嚴重的大動脈疾病，若破裂，致殘率、死亡率高，大多數主動脈夾層由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引起，少數起因于創傷、先天因素及感染，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1]。隨著我國老齡化的進展、飲食結構的改變以及現代檢查手段的發展，主動脈夾層的發病率逐年升高。準確及時預測主動脈夾層患者血管壁間血腫形成、破裂出血及臨床結局，有助于選擇治療方案及改善預后[2]。脂蛋白相關磷脂酶 A2（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Lp-PLA2）是重要的血管炎癥的潛在生物標志物[3]，然而，關于 Lp-PLA2 水平是否可以預測 AAD 患者早期并發癥風險以及臨床結局還缺乏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確定 Lp-PLA2 水平在發病 24 h 內預測 AAD 住院事件和發病 3 個月死亡率的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為前瞻性隊列研究，納入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院（南京市第一醫院）收治的 AAD 患者，術后隨訪 3 個月。納入標準：（1）主動脈夾層發病后 24 h 內入院；（2）經大動脈 CT 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 angiography，CTA）或數字減影血管造影證實主動脈夾層為 A 型；（3）取入院時血測定 Lp-PLA2 水平。排除標準：（1）患者近 1 個月有手術或活動性感染；（2）既往有風濕性關節炎、自身免疫性疾病、尿毒癥、肝硬化、惡性腫瘤等其它系統性疾病或有免疫治療史；（3）患者或授權委托人拒絕入組。共篩選出 67 例患者，應用排除標準排除 21 例，納入 46 例入院后 24 h 內連續獲得 Lp-PLA2 水平測定的患者進行分析。根據入院 24 h 內 Lp-PLA2 水平，23 例 Lp-PLA2 > 200 μg/L 患者納入高 Lp-PLA2 組，23 例 Lp-PLA2≤200 μg/L 患者納入低 Lp-PLA2 組。
1.2 數據收集、樣本采集及測定
入院時獲取每例患者的基本醫療信息，包括病史（既往病史和現病史）、入院情況、影像學資料、接受治療情況等相關住院信息。所收集的資料顯示心臟疾病以高血壓心臟病為主，術前心律失常通過心電圖證實，瓣膜病、心肌肥厚通過術前超聲證實。所有受試者均行 CTA 檢測主動脈夾層是否合并壁間血腫、血管破裂、心包積液等情況。入選患者入院后 24 h 內留取血樣，離心 5 min（3 500 轉/min）后取上清液，血液生化［包括血肌酐、天冬氨酸轉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葡萄糖、血脂等］ 采用 Olympus AU270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血清 Lp-PLA2 的含量采用定量化學發光法檢測，應用南京諾爾曼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生產的 NORMAN-100 化學發光定量分析儀測定，檢測方法見文獻[4]，Lp-PLA2>200 μg/L 被認為是血管炎癥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Lp-PLA2>500 μg/L 被認為是心血管疾病風險高度增加[5]。1 名醫生進行了單盲和結構化隨訪；在發病后 3 個月對患者和/或其親屬進行復診或電話訪談，收集生存、并發癥和死亡信息，評價發病后 3 個月后的臨床療效。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17.0 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連續變量以均數±標準差（
±s）或中位數（四分位數范圍）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和 Mann-Whitney U 檢驗。分類變量表示為例數（百分比），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檢驗。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模型確定住院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過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院（南京市第一醫院）醫學倫理學委員會批準（KY20170113-02），并獲得患者或授權委托人的同意。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特征
46 例患者平均年齡（53.1±13.7）歲，男 31 例、女 15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特征見表 1。高 Lp-PLA2 組、低 Lp-PLA2 組在性別、年齡、家族史、吸煙情況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間糖尿病、高血壓、馬凡綜合征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發生率相似。高 Lp-PLA2 組血脂異常比例、血清肌酐、白細胞計數、AST 水平高于低 Lp-PLA2 組（P<0.05）。
表1
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比較［
/例（%）］
2.2 兩組患者在 CTA、超聲心動圖及手術特點方面的比較
兩組共 46 例患者根據病情，由同一組經驗豐富的外科手術醫生和麻醉醫生進行手術，術式為升主動脈+全主動脈弓置換+支架象鼻植入術 41 例，Bentall+全主動脈弓置換+支架象鼻植入術 5 例；住院期間主要治療由相同的工作人員（3 名心血管外科醫生、4 名麻醉醫生和 11 名重癥監護醫生）完成。兩組患者 CTA、超聲心動圖表現及手術特點相似，但高 Lp-PLA2 組冠狀動脈受累頻率較高（30.4% vs. 8.7%，P=0.006）；此外，兩組在標準藥物治療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在 CTA、超聲心動圖及手術特點方面的比較［
/ 例（%）］
2.3 兩組患者在住院期間并發癥及 3 個月死亡率方面的比較
AAD 患者住院事件見表 3。兩組分別有 5 例和 2 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與外科手術技術無明顯相關，其中 3 例死于多臟器功能障礙綜合征，2 例死于難以控制的多重耐藥菌感染、感染性休克，1 例死于大面積腦梗死、缺血缺氧性腦病，1 例死于突發的惡性心律失常、心跳呼吸驟停。高 Lp-PLA2 組與低 Lp-PLA2 組相比，住院期間大出血（P=0.015）、急性腎損傷（P=0.013）、多器官功能障礙（P=0.014）和 3 個月死亡率（P=0.031）均較高。此外，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 Lp-PLA2（OR=1.147，95%CI 1.030～1.276，P=0.012），高齡（OR=1.149，95% CI 1.050～1.254，P=0.032）和低血壓/休克手術時間（OR=1.013，95% CI 1.010～1.019，P<0.001）為 AAD 患者住院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 見表 4。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分析，檢測 Lp-PLA2 在預測住院死亡率時的最佳截斷值，Lp-PLA2>500 μg/L ROC曲線下面積（AUC）為 0.74（95%CI 0.652～0.726，P<0.001）。此外。Lp-PLA2>500 μg/L 對預測住院死亡率的敏感性為 73%，特異性為 62%。
表3
根據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 Lp-PLA2 分析其住院事件和發病 3 個月死亡率［例（%）］
表4
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住院心血管死亡率預測因子的單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3 討論
急性主動脈夾層病理解剖表現為主動脈壁層的分離，是一種高死亡率的危及生命的心臟大血管急癥，年發病率約為每 10 萬人 2.9～4.7 例[1-5]，我國每年新發病例在 5 萬例左右[6]。但這種低發生率與延遲診斷有關，有 39% 的患者在出現癥狀 24 h后才被診斷出來[2]。盡管圍術期麻醉、體外循環、手術技術及重癥醫學取得了巨大進步，但術后合并癥多，醫院死亡率高（15%～35%）[1-2, 5, 7]。早期預測住院風險或預后不良，將有助于優化護理和改善醫療資源配置。近年來分子標志物已經成為有價值的轉化研究工具，特別是對于心臟大血管外科重癥亞專科，確定與疾病預后相對應的生物標志物，使高危患者及早進行重癥監護、高效病情溝通和全面改善醫療資源配置成為可能。因此，識別預后生物標志物對臨床醫學具有重要意義。
Lp-PLA2 作為血管損傷、血栓形成和免疫炎癥的生物標志物。近年來研究[8-10]表明，其有助于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腦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及腹主動脈瘤的診斷和風險預測，而對于 Lp-PLA2 在 AAD 的早期變化和意義研究較少。本研究表明，發病后 24 h 內高 Lp-PLA2 組與低 Lp-PLA2 組相比，在住院期間大出血、急性腎損傷、多器官功能障礙和發病后 3 個月死亡率均較高（P=0.015，P=0.013，P=0.014，P=0.031）。此外，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 Lp-PLA2（P=0.012）、高齡（P=0.032）和低血壓/休克手術時間（P<0.001）是 AAD 患者發病后 3 個月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這證實了 Lp-PLA2 可能作為 AAD 預后生物標志物的潛力。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免疫炎癥反應在主動脈夾層發病機理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主動脈壁浸潤炎癥細胞，如淋巴細胞、單核-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可增加蛋白酶和細胞因子的表達，細胞粘附分子和釋放活性氧，而且這些細胞也參與了主動脈平滑肌細胞的凋亡，最終導致中膜退化，這一過程被認為是主動脈壁間剝離的主要機制[11-13]，過度的炎癥反應會導致器官功能障礙，積極控制炎癥反應，將降低器官功能障礙的發生風險，IL-6、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在主動脈夾層術后較術前明顯升高[14]，白細胞計數、C 反應蛋白是 AAD 急診手術住院患者院內死亡的危險因素[15-16]。Lp-PLA2 是一種 Ca2+獨立的絲氨酸酯酶，由血管壁的炎癥細胞分泌并水解甘油磷脂，產生生物活性脂質，導致血管內皮功能障礙、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炎癥和斑塊壞死核心的形成，已有研究[17-18]證實 Lp-PLA2 水平升高與多種心血管疾病的較差臨床結果有關。本研究發現在 AAD 患者中發病 24 h 內高 Lp-PLA2 組血脂異常、血清肌酐、白細胞計數高于低 Lp-PLA2 組（P<0.05），冠狀動脈受累也較多（P=0.006）。Lp-PLA2 與動脈粥樣硬化、免疫炎癥反應、氧化應激、心腦血管事件呈正相關，而且動脈粥樣硬化、免疫炎癥反應、氧化應激等促進了心腦血管事件的發生，Lp-PLA2 已被證實為腹主動脈瘤、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的危險因素[19-20]。與公認的高靈敏度 C 反應蛋白相比，Lp-PLA2 在預測血管炎癥方面更具特異性[21]。本研究觀察到 AAD 患者中高 Lp-PLA2 組與低 Lp-PLA2 組相比較在住院期間大出血、急性腎損傷、多器官功能障礙等并發癥發生率更高；而且，Lp-PLA2 也是患者發病后 3 個月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發病 24 h 內 Lp-PLA2 更高的患者（>500 μg/L）在住院期間出現不良結局的風險尤其高，Lp-PLA2>500 μg/L AUC 為 0.74（95%CI 0.652～0.726，P <0.001），Lp-PLA2 對預測發病后 3 個月死亡率的敏感度為 73%，特異度為 62%。根據這些結果，我們推測 Lp-PLA2 可能作為 AAD 患者的預后預測因子。
Lp-PLA2 是一種監測相對簡單、快速、有可能廣泛應用的炎癥狀態標志物，本研究表明 Lp-PLA2 水平越高，AAD 住院期間術后大出血、急性腎損傷、多器官功能障礙等并發癥發生率越高，發病后 3 個月生存率越低，這種預后效用獨立于其它危險因素。Lp-PLA2 可作為一種風險預測工具，需要進一步研究來解釋 Lp-PLA2 增加的潛在機制，并確定該標志物在急性主動脈夾層處理中的臨床相關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1）由于急性 AAD 的發病率相對較低，而且這是一項單中心觀察性研究，納入了相對較少的患者，樣本量偏小，受到選擇性偏倚的影響；另外，單中心外科醫生手術水平對術后并發癥及死亡率可能有一定影響，這可能是一個混淆變量；（2）本研究 Lp-PLA2 分界點尚需通過多中心隨機試驗進一步確定；隨訪時間 3 個月相對過短，未能評價遠期效用。期待將來能有多中心、更大樣本、更長隨訪時間的研究進一步評價該標志物在急性主動脈夾層患者中的預后效用。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牛永勝參與論文設計、負責撰寫和數據收集、分析與處理；聶帥參與數據收集與處理；黃福華參與論文思路指導、文章編修；穆心葦負責研究指導；章淬負責論文設計、指導。
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acute type A aortic dissection，AAD）是心血管外科嚴重的大動脈疾病，若破裂，致殘率、死亡率高，大多數主動脈夾層由高血壓、動脈粥樣硬化引起，少數起因于創傷、先天因素及感染，是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1]。隨著我國老齡化的進展、飲食結構的改變以及現代檢查手段的發展，主動脈夾層的發病率逐年升高。準確及時預測主動脈夾層患者血管壁間血腫形成、破裂出血及臨床結局，有助于選擇治療方案及改善預后[2]。脂蛋白相關磷脂酶 A2（lipoprotein-associated phospholipase A2，Lp-PLA2）是重要的血管炎癥的潛在生物標志物[3]，然而，關于 Lp-PLA2 水平是否可以預測 AAD 患者早期并發癥風險以及臨床結局還缺乏研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確定 Lp-PLA2 水平在發病 24 h 內預測 AAD 住院事件和發病 3 個月死亡率的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本研究為前瞻性隊列研究，納入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院（南京市第一醫院）收治的 AAD 患者，術后隨訪 3 個月。納入標準：（1）主動脈夾層發病后 24 h 內入院；（2）經大動脈 CT 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 angiography，CTA）或數字減影血管造影證實主動脈夾層為 A 型；（3）取入院時血測定 Lp-PLA2 水平。排除標準：（1）患者近 1 個月有手術或活動性感染；（2）既往有風濕性關節炎、自身免疫性疾病、尿毒癥、肝硬化、惡性腫瘤等其它系統性疾病或有免疫治療史；（3）患者或授權委托人拒絕入組。共篩選出 67 例患者，應用排除標準排除 21 例，納入 46 例入院后 24 h 內連續獲得 Lp-PLA2 水平測定的患者進行分析。根據入院 24 h 內 Lp-PLA2 水平，23 例 Lp-PLA2 > 200 μg/L 患者納入高 Lp-PLA2 組，23 例 Lp-PLA2≤200 μg/L 患者納入低 Lp-PLA2 組。
1.2 數據收集、樣本采集及測定
入院時獲取每例患者的基本醫療信息，包括病史（既往病史和現病史）、入院情況、影像學資料、接受治療情況等相關住院信息。所收集的資料顯示心臟疾病以高血壓心臟病為主，術前心律失常通過心電圖證實，瓣膜病、心肌肥厚通過術前超聲證實。所有受試者均行 CTA 檢測主動脈夾層是否合并壁間血腫、血管破裂、心包積液等情況。入選患者入院后 24 h 內留取血樣，離心 5 min（3 500 轉/min）后取上清液，血液生化［包括血肌酐、天冬氨酸轉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葡萄糖、血脂等］ 采用 Olympus AU270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血清 Lp-PLA2 的含量采用定量化學發光法檢測，應用南京諾爾曼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生產的 NORMAN-100 化學發光定量分析儀測定，檢測方法見文獻[4]，Lp-PLA2>200 μg/L 被認為是血管炎癥和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增加，Lp-PLA2>500 μg/L 被認為是心血管疾病風險高度增加[5]。1 名醫生進行了單盲和結構化隨訪；在發病后 3 個月對患者和/或其親屬進行復診或電話訪談，收集生存、并發癥和死亡信息，評價發病后 3 個月后的臨床療效。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17.0 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連續變量以均數±標準差（±s）或中位數（四分位數范圍）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和 Mann-Whitney U 檢驗。分類變量表示為例數（百分比），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檢驗。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模型確定住院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
1.4 倫理審查
本研究經過南京醫科大學附屬南京醫院（南京市第一醫院）醫學倫理學委員會批準（KY20170113-02），并獲得患者或授權委托人的同意。
2 結果
2.1 患者一般特征
46 例患者平均年齡（53.1±13.7）歲，男 31 例、女 15 例，患者的臨床資料特征見表 1。高 Lp-PLA2 組、低 Lp-PLA2 組在性別、年齡、家族史、吸煙情況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兩組間糖尿病、高血壓、馬凡綜合征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發生率相似。高 Lp-PLA2 組血脂異常比例、血清肌酐、白細胞計數、AST 水平高于低 Lp-PLA2 組（P<0.05）。
表1
兩組患者臨床資料比較［/例（%）］
2.2 兩組患者在 CTA、超聲心動圖及手術特點方面的比較
兩組共 46 例患者根據病情，由同一組經驗豐富的外科手術醫生和麻醉醫生進行手術，術式為升主動脈+全主動脈弓置換+支架象鼻植入術 41 例，Bentall+全主動脈弓置換+支架象鼻植入術 5 例；住院期間主要治療由相同的工作人員（3 名心血管外科醫生、4 名麻醉醫生和 11 名重癥監護醫生）完成。兩組患者 CTA、超聲心動圖表現及手術特點相似，但高 Lp-PLA2 組冠狀動脈受累頻率較高（30.4% vs. 8.7%，P=0.006）；此外，兩組在標準藥物治療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 2。
表2
兩組患者在 CTA、超聲心動圖及手術特點方面的比較［/ 例（%）］
2.3 兩組患者在住院期間并發癥及 3 個月死亡率方面的比較
AAD 患者住院事件見表 3。兩組分別有 5 例和 2 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與外科手術技術無明顯相關，其中 3 例死于多臟器功能障礙綜合征，2 例死于難以控制的多重耐藥菌感染、感染性休克，1 例死于大面積腦梗死、缺血缺氧性腦病，1 例死于突發的惡性心律失常、心跳呼吸驟停。高 Lp-PLA2 組與低 Lp-PLA2 組相比，住院期間大出血（P=0.015）、急性腎損傷（P=0.013）、多器官功能障礙（P=0.014）和 3 個月死亡率（P=0.031）均較高。此外，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 Lp-PLA2（OR=1.147，95%CI 1.030～1.276，P=0.012），高齡（OR=1.149，95% CI 1.050～1.254，P=0.032）和低血壓/休克手術時間（OR=1.013，95% CI 1.010～1.019，P<0.001）為 AAD 患者住院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 見表 4。采用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分析，檢測 Lp-PLA2 在預測住院死亡率時的最佳截斷值，Lp-PLA2>500 μg/L ROC曲線下面積（AUC）為 0.74（95%CI 0.652～0.726，P<0.001）。此外。Lp-PLA2>500 μg/L 對預測住院死亡率的敏感性為 73%，特異性為 62%。
表3
根據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患者的 Lp-PLA2 分析其住院事件和發病 3 個月死亡率［例（%）］
表4
急性 A 型主動脈夾層住院心血管死亡率預測因子的單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3 討論
急性主動脈夾層病理解剖表現為主動脈壁層的分離，是一種高死亡率的危及生命的心臟大血管急癥，年發病率約為每 10 萬人 2.9～4.7 例[1-5]，我國每年新發病例在 5 萬例左右[6]。但這種低發生率與延遲診斷有關，有 39% 的患者在出現癥狀 24 h后才被診斷出來[2]。盡管圍術期麻醉、體外循環、手術技術及重癥醫學取得了巨大進步，但術后合并癥多，醫院死亡率高（15%～35%）[1-2, 5, 7]。早期預測住院風險或預后不良，將有助于優化護理和改善醫療資源配置。近年來分子標志物已經成為有價值的轉化研究工具，特別是對于心臟大血管外科重癥亞專科，確定與疾病預后相對應的生物標志物，使高危患者及早進行重癥監護、高效病情溝通和全面改善醫療資源配置成為可能。因此，識別預后生物標志物對臨床醫學具有重要意義。
Lp-PLA2 作為血管損傷、血栓形成和免疫炎癥的生物標志物。近年來研究[8-10]表明，其有助于急性冠狀動脈綜合征、腦動脈瘤性蛛網膜下腔出血及腹主動脈瘤的診斷和風險預測，而對于 Lp-PLA2 在 AAD 的早期變化和意義研究較少。本研究表明，發病后 24 h 內高 Lp-PLA2 組與低 Lp-PLA2 組相比，在住院期間大出血、急性腎損傷、多器官功能障礙和發病后 3 個月死亡率均較高（P=0.015，P=0.013，P=0.014，P=0.031）。此外，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發現 Lp-PLA2（P=0.012）、高齡（P=0.032）和低血壓/休克手術時間（P<0.001）是 AAD 患者發病后 3 個月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這證實了 Lp-PLA2 可能作為 AAD 預后生物標志物的潛力。
近年來的研究表明，免疫炎癥反應在主動脈夾層發病機理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主動脈壁浸潤炎癥細胞，如淋巴細胞、單核-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可增加蛋白酶和細胞因子的表達，細胞粘附分子和釋放活性氧，而且這些細胞也參與了主動脈平滑肌細胞的凋亡，最終導致中膜退化，這一過程被認為是主動脈壁間剝離的主要機制[11-13]，過度的炎癥反應會導致器官功能障礙，積極控制炎癥反應，將降低器官功能障礙的發生風險，IL-6、基質金屬蛋白酶（MMPs）在主動脈夾層術后較術前明顯升高[14]，白細胞計數、C 反應蛋白是 AAD 急診手術住院患者院內死亡的危險因素[15-16]。Lp-PLA2 是一種 Ca2+獨立的絲氨酸酯酶，由血管壁的炎癥細胞分泌并水解甘油磷脂，產生生物活性脂質，導致血管內皮功能障礙、動脈粥樣硬化斑塊炎癥和斑塊壞死核心的形成，已有研究[17-18]證實 Lp-PLA2 水平升高與多種心血管疾病的較差臨床結果有關。本研究發現在 AAD 患者中發病 24 h 內高 Lp-PLA2 組血脂異常、血清肌酐、白細胞計數高于低 Lp-PLA2 組（P<0.05），冠狀動脈受累也較多（P=0.006）。Lp-PLA2 與動脈粥樣硬化、免疫炎癥反應、氧化應激、心腦血管事件呈正相關，而且動脈粥樣硬化、免疫炎癥反應、氧化應激等促進了心腦血管事件的發生，Lp-PLA2 已被證實為腹主動脈瘤、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的危險因素[19-20]。與公認的高靈敏度 C 反應蛋白相比，Lp-PLA2 在預測血管炎癥方面更具特異性[21]。本研究觀察到 AAD 患者中高 Lp-PLA2 組與低 Lp-PLA2 組相比較在住院期間大出血、急性腎損傷、多器官功能障礙等并發癥發生率更高；而且，Lp-PLA2 也是患者發病后 3 個月死亡率的獨立預測因子，發病 24 h 內 Lp-PLA2 更高的患者（>500 μg/L）在住院期間出現不良結局的風險尤其高，Lp-PLA2>500 μg/L AUC 為 0.74（95%CI 0.652～0.726，P <0.001），Lp-PLA2 對預測發病后 3 個月死亡率的敏感度為 73%，特異度為 62%。根據這些結果，我們推測 Lp-PLA2 可能作為 AAD 患者的預后預測因子。
Lp-PLA2 是一種監測相對簡單、快速、有可能廣泛應用的炎癥狀態標志物，本研究表明 Lp-PLA2 水平越高，AAD 住院期間術后大出血、急性腎損傷、多器官功能障礙等并發癥發生率越高，發病后 3 個月生存率越低，這種預后效用獨立于其它危險因素。Lp-PLA2 可作為一種風險預測工具，需要進一步研究來解釋 Lp-PLA2 增加的潛在機制，并確定該標志物在急性主動脈夾層處理中的臨床相關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1）由于急性 AAD 的發病率相對較低，而且這是一項單中心觀察性研究，納入了相對較少的患者，樣本量偏小，受到選擇性偏倚的影響；另外，單中心外科醫生手術水平對術后并發癥及死亡率可能有一定影響，這可能是一個混淆變量；（2）本研究 Lp-PLA2 分界點尚需通過多中心隨機試驗進一步確定；隨訪時間 3 個月相對過短，未能評價遠期效用。期待將來能有多中心、更大樣本、更長隨訪時間的研究進一步評價該標志物在急性主動脈夾層患者中的預后效用。
利益沖突：無。
作者貢獻：牛永勝參與論文設計、負責撰寫和數據收集、分析與處理；聶帥參與數據收集與處理；黃福華參與論文思路指導、文章編修；穆心葦負責研究指導；章淬負責論文設計、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