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曹雄, 藺瑞江, 李仁鵬, 張瑜, 韓彪. 多學科診療模式在非小細胞肺癌手術治療過程中的應用價值.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9, 26(8): 780-783. doi: 10.7507/1007-4848.201811005 復制
肺癌是全球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其中非小細胞肺癌(NSCLC)是肺癌中最常見的病理類型,約占肺癌總數的 80%[1-2]。在NSCLC的治療中,手術治療、放化療、靶向治療是最常見的治療手段,根據以往治療經驗及相關文獻報道,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仍然較低[3-5]。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多學科診療模式的興起,使得腫瘤治療有了新的進步。多學科協作討論(MDT)可在短時間內為患者提供高質量的診斷、臨床決策及治療方案[6-7],從而最大限度發揮各學科專業技能,使患者得到最佳的治療策略[8],促進患者康復,指導患者預后。本次研究通過比較常規單一學科治療模式下及 MDT 參與下 NSCLC 患者行胸腔鏡輔助下肺葉切除手術治療過程中患者的臨床資料,來探究 MDT 在 NSCLC 患者手術治療過程中的應用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從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的 80 例行胸腔鏡下單孔肺葉切除的 NSCLC 患者 80 例,患者術前均經穿刺活檢或纖維支氣管鏡病理活檢證實,并行胸部增強 CT 提示鎖骨上及對側肺門及縱隔未發現腫大淋巴結,全身骨掃描、頭顱、腹部 CT 均未發現遠處轉移病灶。其中常規單一學科診療下手術治療患者 45 例,MDT 討論模式下行手術治療患者 35 例,男 56 例、女 24 例,平均年齡(59±10)歲;鱗癌 49 例,腺癌 31 例;病變部位左肺 37 例,右肺 43 例,患者一般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患者納入標準:(1) 年齡 20~80 歲;(2)確診 NSCLC 患者;(3) 腫瘤直徑≥2 cm,腫瘤分期<Ⅲa 期;(4)均行電視胸腔鏡手術(VATS)下單孔肺葉切除加縱隔淋巴結清掃術。排除標準:(1) 排除心、腎、腦等重要臟器疾病且不能耐受手術者;(2)排除肺炎、肺良性腫瘤等疾病或其他腫瘤及遠處轉移等無手術適應證者。此研究經我院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LDYYLL 2019-210)。
1.2 方法
1.2.1 術前準備
取 MDT 模式下手術治療患者為試驗組,常規單一學科診療下手術治療患者為對照組。兩組患者術前均霧化吸氧,指導心肺功能鍛煉,控制基礎疾病,停止吸煙至少 1 周。術前常規完成胸部 CT 平掃及增強、頭顱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全身骨顯像、心臟彩超、心電圖、全腹部 CT 或彩超、常規肺功能及彌散功能、血氣分析等檢查,排除遠處轉移,評價心肺功能。術前均禁食 12 h,禁水 4 h,術前 30 min 常規使用抗生素靜滴及導尿處理。試驗組患者術前 3 d 經腫瘤內科、胸外科、呼吸科、麻醉科、影像科、等 MDT 討論小組進行討論,針對患者術前資料評估討論術中及術后可能發生的情況,包括患者一般狀況、麻醉意外、心腦血管系統及呼吸系統可能發生的并發癥及術后并發癥、是否需要轉入 ICU、置管情況、術后快速康復策略并指導術后后續治療,對照組進行常規術前準備及護理。
1.2.2 手術方式
手術麻醉均采取全身麻醉下氣管插管,試驗組手術切口位置、大小、淋巴結清掃范圍依據 MDT 討論結果決定,對照組患者均采取上、中腋前線第 4 肋間、下葉第 5 肋間單切口,兩組患者均行 VATS 下肺葉切除術加淋巴結清掃,術中給予常規液體量補充。
1.2.3 術后治療
術后均留置 12Fr 胸腔引流管;術后常規配置相同劑量 PCIA 鎮痛裝置;術后第 1 d、3 d、出院前 1 d 常規復查胸部 X 線片及胸腔積液超聲;術后均進行肺功能康復鍛煉及機械輔助排痰;術后第 1 d 均囑進普食。同時,試驗組根據術前 MDT 對患者年齡、術前心臟超聲、肺功能、心肺病史、高血壓史、吸煙史等資料的分析,制定與指導個體化術后治療策略。
1.3 檢測及觀察指標
(1)手術時間;(2)術中中轉開胸比例;(3)術中出血量;(4)術后并發癥發生率;(5)術后 3 d 胸腔積液量(以胸腔積液超聲為準)及拔管時間;(6)住院時間;(7)住院費用。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基線資料比較
兩組患者基線資料如年齡、性別、吸煙史、病理類型、病變位置、病理分期等差別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2.2 兩組患者觀察資料對比
兩組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無死亡。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胸腔積液量、術后拔管時間、住院時間、住院費用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試驗組均優于對照組,而兩組術中中轉開胸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5),見表 2。


2.3 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術后患者切口愈合等級為 Ⅱ/乙、Ⅱ/丙視為延遲愈合,術后胸腔引流血性液體>500 mL/d 視為胸腔出血,術后第 1 d 起囑患者屏氣引流管有明顯氣泡視為肺漏氣。在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方面,試驗組肺不張、感染、術后胸腔出血的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切口愈合、術后肺漏氣的發生率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3 討論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美國安德森腫瘤中心率先提出多學科診療模式,并逐漸成為惡性腫瘤治療的國際趨勢[1, 9]。相比單一學科的診療模式,MDT 模式可有效解決傳統診療模式中治療隨意性強、過程單一、時機把控不準確等問題,提高治療效率[10]。2009 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首次提出針對晚期 NSCLC 的 MDT 綜合診療模式,而在國內,關于 NSCLC 早期手術治療過程中 MDT 模式的應用還不甚廣泛,相關文獻報道也較少,但已有學者曾報道 MDT 可延長肺癌患者生存周期[11]。近年以來,隨著快速康復外科(fast track surgery,FTS)理念的興起,手術創傷得到進一步減輕,胸外科微創技術更加進步[12-15]。在此基礎之上,MDT 模式的理念下減輕患者創傷、促進更好的醫療手段等目的同樣符合 FTS 加速患者康復的理念。因此,在當代 NSCLC 的外科治療中,MDT 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本次研究在胸部微創外科治療的基礎上分析了術前 MDT 在 NSCLC 手術治療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對 MDT 在肺癌外科治療過程中的應用療效進行研究與討論。
在住院資料的對比方面,術前經 MDT 討論后的患者手術時間明顯縮短。術前 MDT 討論是在內外科的不同角度由相關專家綜合考慮做出的治療選擇,對麻醉方式、手術入路、切除方式、切除范圍等進行探討,理智地將各種治療手段結合與互補,使患者得到最高效的治療策略,達到準確切除病變,同時創傷最小的目的,有效縮短手術時間。同樣,術前病情的準確評估與手術時間的縮短,可使手術醫師做到減少無效與低效操作,減少出血量,此研究MDT 組術中出血量同樣少于對照組。在術后臨床資料方面,胸腔積液量與拔管時間的對比方面,MDT 組同樣優于對照組。MDT 術前討論不但涉及到手術治療,同樣在術前根據患者心臟超聲、基礎疾病、吸煙史、高血壓史等對術后治療進行個體化指導,在術后用藥的選擇、術后液體量補充、基礎疾病的控制等方面進行綜合考慮與決定。這樣既達到了快速康復的目的,又使患者得到了最有效的治療,節省了醫療成本。本次研究中,在住院天數和住院費用方面,MDT 組同樣優于對照組。
在術中中轉開胸的比例方面,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5)。曾有學者報道,VATS 下肺葉切除術中轉開胸的比例為 2%~23%[16-17],其中淋巴結因素仍是最常見的原因[18-19]。淋巴結與血管、支氣管的粘連導致游離不暢常需中轉開胸以保證手術安全。在本次研究中,MDT 組 2 例患者術中轉開胸原因均為淋巴結粘連,而對照組 6 例中轉開胸中,3 例為淋巴結粘連,2 例為不可控出血因素,1 例為胸膜腔粘連因素。在 8 例中轉開胸的患者里,淋巴結因素占比最高(63%)。在 VATS 下的手術過程中,肺門淋巴結的清掃仍是操作難點之一。如何在 FTS 理念的基礎上聯合多學科診療模式,進一步減輕創傷,同時有效做到肺門疑難淋巴結清掃,需胸外科醫師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而在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方面,MDT 組在術后肺不張或感染、術后胸腔出血方面的發生率低于對照組(P<0.05),但在切口延遲愈合及肺漏氣的發生率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并發癥的發生原因是多樣的。曾有學者報道,高齡、術前并發癥、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等均是其獨立危險因素[20]。在 VATS 下肺癌根治術中,過長的手術時間、術后放置引流管、術后胸腔積液等均是導致術后感染或肺不張的危險因素,而術中胸腔內創傷的大小、術中止血的程度則與術后出血有關。本次研究顯示,MDT 在手術時間、住院時間、術中出血量、胸腔積液量、拔管時間等方面均優于單一學科診療模式,因此相關并發癥的發生率也低于對照組。術后肺漏氣的發生常因術中對正常肺組織牽拉破壞過多、術中切割肺裂結扎不徹底導致,而術后切口愈合則有關營養狀況、年齡、感染、切口大小等因素。在本次研究中,兩組該兩項發生率差異暫無統計學意義。受樣本量及住院資料的限制,該兩項并發癥可待后續學者進一步研究。
綜上,相比單一學科診療模式,MDT 模式下對 NSCLC 手術治療的患者,能夠有效減輕手術創傷、促進患者術后康復、節約醫療資源、達到快速康復的目的,值得在臨床推廣應用。
肺癌是全球發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惡性腫瘤,其中非小細胞肺癌(NSCLC)是肺癌中最常見的病理類型,約占肺癌總數的 80%[1-2]。在NSCLC的治療中,手術治療、放化療、靶向治療是最常見的治療手段,根據以往治療經驗及相關文獻報道,患者的 5 年生存率仍然較低[3-5]。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多學科診療模式的興起,使得腫瘤治療有了新的進步。多學科協作討論(MDT)可在短時間內為患者提供高質量的診斷、臨床決策及治療方案[6-7],從而最大限度發揮各學科專業技能,使患者得到最佳的治療策略[8],促進患者康復,指導患者預后。本次研究通過比較常規單一學科治療模式下及 MDT 參與下 NSCLC 患者行胸腔鏡輔助下肺葉切除手術治療過程中患者的臨床資料,來探究 MDT 在 NSCLC 患者手術治療過程中的應用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收集蘭州大學第一醫院從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收治的 80 例行胸腔鏡下單孔肺葉切除的 NSCLC 患者 80 例,患者術前均經穿刺活檢或纖維支氣管鏡病理活檢證實,并行胸部增強 CT 提示鎖骨上及對側肺門及縱隔未發現腫大淋巴結,全身骨掃描、頭顱、腹部 CT 均未發現遠處轉移病灶。其中常規單一學科診療下手術治療患者 45 例,MDT 討論模式下行手術治療患者 35 例,男 56 例、女 24 例,平均年齡(59±10)歲;鱗癌 49 例,腺癌 31 例;病變部位左肺 37 例,右肺 43 例,患者一般情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患者納入標準:(1) 年齡 20~80 歲;(2)確診 NSCLC 患者;(3) 腫瘤直徑≥2 cm,腫瘤分期<Ⅲa 期;(4)均行電視胸腔鏡手術(VATS)下單孔肺葉切除加縱隔淋巴結清掃術。排除標準:(1) 排除心、腎、腦等重要臟器疾病且不能耐受手術者;(2)排除肺炎、肺良性腫瘤等疾病或其他腫瘤及遠處轉移等無手術適應證者。此研究經我院倫理審查委員會批準(LDYYLL 2019-210)。
1.2 方法
1.2.1 術前準備
取 MDT 模式下手術治療患者為試驗組,常規單一學科診療下手術治療患者為對照組。兩組患者術前均霧化吸氧,指導心肺功能鍛煉,控制基礎疾病,停止吸煙至少 1 周。術前常規完成胸部 CT 平掃及增強、頭顱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全身骨顯像、心臟彩超、心電圖、全腹部 CT 或彩超、常規肺功能及彌散功能、血氣分析等檢查,排除遠處轉移,評價心肺功能。術前均禁食 12 h,禁水 4 h,術前 30 min 常規使用抗生素靜滴及導尿處理。試驗組患者術前 3 d 經腫瘤內科、胸外科、呼吸科、麻醉科、影像科、等 MDT 討論小組進行討論,針對患者術前資料評估討論術中及術后可能發生的情況,包括患者一般狀況、麻醉意外、心腦血管系統及呼吸系統可能發生的并發癥及術后并發癥、是否需要轉入 ICU、置管情況、術后快速康復策略并指導術后后續治療,對照組進行常規術前準備及護理。
1.2.2 手術方式
手術麻醉均采取全身麻醉下氣管插管,試驗組手術切口位置、大小、淋巴結清掃范圍依據 MDT 討論結果決定,對照組患者均采取上、中腋前線第 4 肋間、下葉第 5 肋間單切口,兩組患者均行 VATS 下肺葉切除術加淋巴結清掃,術中給予常規液體量補充。
1.2.3 術后治療
術后均留置 12Fr 胸腔引流管;術后常規配置相同劑量 PCIA 鎮痛裝置;術后第 1 d、3 d、出院前 1 d 常規復查胸部 X 線片及胸腔積液超聲;術后均進行肺功能康復鍛煉及機械輔助排痰;術后第 1 d 均囑進普食。同時,試驗組根據術前 MDT 對患者年齡、術前心臟超聲、肺功能、心肺病史、高血壓史、吸煙史等資料的分析,制定與指導個體化術后治療策略。
1.3 檢測及觀察指標
(1)手術時間;(2)術中中轉開胸比例;(3)術中出血量;(4)術后并發癥發生率;(5)術后 3 d 胸腔積液量(以胸腔積液超聲為準)及拔管時間;(6)住院時間;(7)住院費用。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20.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基線資料比較
兩組患者基線資料如年齡、性別、吸煙史、病理類型、病變位置、病理分期等差別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


2.2 兩組患者觀察資料對比
兩組患者均順利完成手術,無死亡。兩組患者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胸腔積液量、術后拔管時間、住院時間、住院費用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試驗組均優于對照組,而兩組術中中轉開胸比例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5),見表 2。


2.3 兩組患者術后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術后患者切口愈合等級為 Ⅱ/乙、Ⅱ/丙視為延遲愈合,術后胸腔引流血性液體>500 mL/d 視為胸腔出血,術后第 1 d 起囑患者屏氣引流管有明顯氣泡視為肺漏氣。在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方面,試驗組肺不張、感染、術后胸腔出血的發生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而在切口愈合、術后肺漏氣的發生率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3 討論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美國安德森腫瘤中心率先提出多學科診療模式,并逐漸成為惡性腫瘤治療的國際趨勢[1, 9]。相比單一學科的診療模式,MDT 模式可有效解決傳統診療模式中治療隨意性強、過程單一、時機把控不準確等問題,提高治療效率[10]。2009 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首次提出針對晚期 NSCLC 的 MDT 綜合診療模式,而在國內,關于 NSCLC 早期手術治療過程中 MDT 模式的應用還不甚廣泛,相關文獻報道也較少,但已有學者曾報道 MDT 可延長肺癌患者生存周期[11]。近年以來,隨著快速康復外科(fast track surgery,FTS)理念的興起,手術創傷得到進一步減輕,胸外科微創技術更加進步[12-15]。在此基礎之上,MDT 模式的理念下減輕患者創傷、促進更好的醫療手段等目的同樣符合 FTS 加速患者康復的理念。因此,在當代 NSCLC 的外科治療中,MDT 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本次研究在胸部微創外科治療的基礎上分析了術前 MDT 在 NSCLC 手術治療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對 MDT 在肺癌外科治療過程中的應用療效進行研究與討論。
在住院資料的對比方面,術前經 MDT 討論后的患者手術時間明顯縮短。術前 MDT 討論是在內外科的不同角度由相關專家綜合考慮做出的治療選擇,對麻醉方式、手術入路、切除方式、切除范圍等進行探討,理智地將各種治療手段結合與互補,使患者得到最高效的治療策略,達到準確切除病變,同時創傷最小的目的,有效縮短手術時間。同樣,術前病情的準確評估與手術時間的縮短,可使手術醫師做到減少無效與低效操作,減少出血量,此研究MDT 組術中出血量同樣少于對照組。在術后臨床資料方面,胸腔積液量與拔管時間的對比方面,MDT 組同樣優于對照組。MDT 術前討論不但涉及到手術治療,同樣在術前根據患者心臟超聲、基礎疾病、吸煙史、高血壓史等對術后治療進行個體化指導,在術后用藥的選擇、術后液體量補充、基礎疾病的控制等方面進行綜合考慮與決定。這樣既達到了快速康復的目的,又使患者得到了最有效的治療,節省了醫療成本。本次研究中,在住院天數和住院費用方面,MDT 組同樣優于對照組。
在術中中轉開胸的比例方面,兩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45)。曾有學者報道,VATS 下肺葉切除術中轉開胸的比例為 2%~23%[16-17],其中淋巴結因素仍是最常見的原因[18-19]。淋巴結與血管、支氣管的粘連導致游離不暢常需中轉開胸以保證手術安全。在本次研究中,MDT 組 2 例患者術中轉開胸原因均為淋巴結粘連,而對照組 6 例中轉開胸中,3 例為淋巴結粘連,2 例為不可控出血因素,1 例為胸膜腔粘連因素。在 8 例中轉開胸的患者里,淋巴結因素占比最高(63%)。在 VATS 下的手術過程中,肺門淋巴結的清掃仍是操作難點之一。如何在 FTS 理念的基礎上聯合多學科診療模式,進一步減輕創傷,同時有效做到肺門疑難淋巴結清掃,需胸外科醫師進一步探討和研究。
而在術后并發癥的發生率方面,MDT 組在術后肺不張或感染、術后胸腔出血方面的發生率低于對照組(P<0.05),但在切口延遲愈合及肺漏氣的發生率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并發癥的發生原因是多樣的。曾有學者報道,高齡、術前并發癥、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住院時間等均是其獨立危險因素[20]。在 VATS 下肺癌根治術中,過長的手術時間、術后放置引流管、術后胸腔積液等均是導致術后感染或肺不張的危險因素,而術中胸腔內創傷的大小、術中止血的程度則與術后出血有關。本次研究顯示,MDT 在手術時間、住院時間、術中出血量、胸腔積液量、拔管時間等方面均優于單一學科診療模式,因此相關并發癥的發生率也低于對照組。術后肺漏氣的發生常因術中對正常肺組織牽拉破壞過多、術中切割肺裂結扎不徹底導致,而術后切口愈合則有關營養狀況、年齡、感染、切口大小等因素。在本次研究中,兩組該兩項發生率差異暫無統計學意義。受樣本量及住院資料的限制,該兩項并發癥可待后續學者進一步研究。
綜上,相比單一學科診療模式,MDT 模式下對 NSCLC 手術治療的患者,能夠有效減輕手術創傷、促進患者術后康復、節約醫療資源、達到快速康復的目的,值得在臨床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