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曉峰, 莊建, 陳寄梅, 羅丹東, 朱衛中. 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新生兒大動脈調轉術后延遲關胸的病例對照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8, 25(10): 834-838. doi: 10.7507/1007-4848.201803001 復制
1975 年 Riahi 等[1]首次報道了心臟手術后通過延遲關胸的方法改善心臟壓塞癥狀，此后延遲關胸一直在心臟外科術后廣泛應用，但是延遲關胸對切口并發癥以及患者預后的影響始終存在爭議。本文以 2009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我院心外科收治的行大動脈調轉術的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新生兒為研究對象，評價延遲關胸在此類患者心臟外科術后的應用情況，回顧性分析延遲關胸對切口并發癥以及患者預后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納入我院心外小兒科收治的經超聲心動圖檢查明確的排除合并室間隔缺損、房間隔缺損、動脈導管未閉以外其他心血管畸形的完全性大動脈轉位行大動脈調轉術新生兒 172 例（日齡≤28 d）。根據術后是否延遲關胸將其分為兩組：延遲關胸組 118 例，其中男 99 例、女 19 例；非延遲關胸組 54 例，其中男 47 例、女 7 例。兩組新生兒的日齡、體重、術前住院時間、合并室間隔缺損的比率、早產兒（孕周<39 周）的比率等指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但延遲關胸組新生兒術前機械通氣、急診手術的比率明顯高于非延遲關胸組（表 1）。
表1
兩組患者術前臨床資料比較［例（%）/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
1.2 方法
延遲關胸的新生兒中，112 例術畢即延遲關胸，原因包括心臟腫脹或胸壁組織水腫、心肌收縮乏力、止血困難、需體外膜肺氧合（ECMO）輔助等；6 例患兒術后在重癥監護室緊急床旁開胸后延遲關胸，原因包括心臟壓塞 2 例、心率血壓下降 2 例、胸腔積液過多 2 例。102 例延遲關胸的新生兒胸骨保持開放、直接縫合皮膚，15 例因術后嚴重的心肺腫脹或胸壁組織水腫，嘗試直接縫合皮膚時出現血流動力學不穩或經皮血氧飽和度下降，遂使用膠片縫合皮膚，1 例因心臟腫脹嚴重至凸出胸廓外，無法縫合皮膚，予直接敞開手術切口、表面覆蓋無菌手術貼膜。
所有患兒手術后常規使用頭孢呋辛鈉 90 mg/（kg·d）， 頭孢類過敏患兒改用克林霉素 20 mg/（kg·d），若患兒出現體溫升高、白細胞水平升高等全身感染征象，即升級為萬古霉素 40 mg/（kg·d）聯合美羅培南 60 mg/（kg·d），同時留取血、尿、痰等標本送檢病原學檢查，再根據病原學結果行降階梯治療。目前對于延遲關胸患兒是否常規留取切口標本并無定論，本中心延遲關胸切口不常規留取標本，僅在有感染征象時留取標本送檢病原學檢查。
延遲關胸期間患兒切口敷料根據滲液情況按需更換。關胸時常規使用稀釋的碘伏、生理鹽水沖洗縱隔，并沖洗、清除胸腔或縱隔引流管內聚集的血塊，不常規更換引流管，使用絲線縫合胸骨，可吸收線縫合皮膚。患兒延遲關胸期間予脫水治療。為減少轉運風險，關閉胸骨的手術均在床旁進行。102 例直接縫合皮膚延遲關胸的患兒待病情穩定（92 例，其中 1 例關胸數日后因多器官功能障礙死亡）或治療無效死亡（10 例），即床旁關閉胸骨、縫合皮膚切口；15 例使用膠片延遲關胸的患兒中，10 例患兒撤除膠片后直接關閉胸骨、縫合皮膚，3 例撤除膠片后直接縫合皮膚繼續延遲關胸、待病情進一步穩定后予關閉胸骨、縫合皮膚，2 例因治療無效死亡直接撤除膠片后予縫合胸骨及皮膚；1 例使用手術貼膜延遲關胸的患兒因病情危重，入監護室 2 h 后因搶救無效死亡而關胸。患兒術后入住心臟外科監護室，關胸后待心臟情況穩定、無論是否撤除呼吸機，均轉入新生兒監護室治療直至出院。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21.0 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所有計量資料均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表示，計數資料以百分比表示；計量資料的比較使用兩個獨立樣本的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的比較使用卡方檢驗；使用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分析患兒延遲關胸及死亡的危險因素；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患兒術后入監護室或在重癥監護室搶救打開胸骨開始至最終關閉胸骨、縫合皮膚的小時數為延遲關胸的時間，延遲關胸患兒的延遲關胸時間為 56.92（27.00～63.00）h。本組延遲關胸新生兒無關胸后再次延遲關胸的病例。延遲關胸組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術后機械通氣時間均顯著長于非延遲關胸組，而延遲關胸組的術后住院時間和總的住院時間并不長于非延遲關胸組。考慮 14 例死亡的均為延遲關胸組患兒，且其中有 9 例患兒為早期（術后 72 h 內）死亡，對術后相關數據的分析影響較大，故剔除 9 例術后早期死亡患兒的數據，使用兩個獨立樣本的 t 檢驗進行分析，可見延遲關胸組患兒的術后住院時間、總住院時間均明顯長于非延遲關胸患兒（表 2）。
表2
延遲關胸組和非延遲關胸組的手術及術后數據比較［%（n/N）/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提示，術前機械通氣（OR=3.35，95% CI 1.42～7.87）、急診手術（OR=3.10，95% CI 1.38～6.97）、體外循環時間（OR=1.02，95% CI 1.01～1.03）均為完全大動脈轉位新生兒大動脈調轉術后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
依據衛生部頒布的《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中外科手術部位感染的定義，將胸骨正中切口感染分為：淺部切口感染、深部切口感染和縱隔感染。延遲關胸組有 10 例胸骨正中切口感染，其中淺部切口感染 8 例，深部感染 2 例；有 6 例患兒行切口搔扒術，原因包括深部切口感染致切口哆開（2 例）及單純的愈合不良（4 例）。非延遲關胸僅有 1 例出現切口并發癥，為深部切口感染，行切口搔扒術。兩組新生兒均未發生縱隔感染。排除 72 h 內死亡的 9 例患兒，延遲關胸組的切口感染率為 9.2%（10/109）、切口搔扒發生率為 5.5%（6/109），非延遲關胸組的切口感染率為 1.8%（1/54）、切口搔扒發生率為 1.8%（1/54），兩組患兒的切口感染和切口搔扒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延遲關胸組死亡率為 11.9%（14/118），非延遲關胸組無死亡率 0.0%（0/54），兩組死亡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6）。延遲關胸組的死亡原因包括心臟手術后低心排血量綜合征 10 例，心力衰竭 2 例，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各 1 例。將日齡、體重、體外循環時間、術后機械通氣時間作為連續的自變量，早產、急診手術、術前機械通氣、延遲關胸、切口感染、切口搔扒作為分類自變量，死亡為因變量，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提示體外循環時間（OR=1.02，95% CI 1.01～1.03）、低體重（OR=0.20，95% CI 0.04～0.94）為死亡的危險因素，延遲關胸不是死亡的危險因素。
3 討論
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是常見的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多需在新生兒期行大動脈調轉術，由于畸形復雜，手術時間長，加之新生兒凝血功能差、心功能儲備差、胸腔容積相對偏小，術后易出現止血困難、呼吸循環不穩定等問題。研究指出，在沒有顯著增加心臟充盈壓的前提下，打開胸骨可增加 59% 的心臟指數，10% 的體循環血壓[2]。保持胸骨開放、延遲關閉作為減輕低心排血量、止血困難時方便縱隔探查的措施在心臟外科術后廣泛應用[3-4]。同時，敞開的胸骨有助于打破止血困難形成的心臟壓塞和低心排血量的惡性循環。因此，延遲關胸在新生兒大動脈調轉術后應用較多。Shim 等[5]的研究中，大動脈調轉術后有 30.2% 的患者采用延遲關胸。本研究中單純大動脈轉位（排除合并室間隔缺損、房間隔缺損、動脈導管未閉以外其他心血管畸形）新生兒行大動脈調轉術后延遲關胸率較高，為 68.6%（118/172），可能與研究群體為心臟術后更易出現血流動力學變化、止血困難的新生兒有關。
延遲關胸通常在術畢由主刀醫生根據患兒的術前情況、手術操作的難易度、手術時間長短、術中止血情況以及術畢血流動力學是否穩定等因素決定，也有醫生在大動脈調轉術后常規延遲關胸，主觀性較大。同樣，關閉胸骨的時機也是依靠手術醫生和有經驗的 ICU 醫生商討后決定，也有較大的主觀性。在患兒血流動力學平穩、出血控制、心肌和胸壁組織水腫減輕或消退、撤除機械輔助或治療無效死亡時關閉胸骨、縫合皮膚。本組研究中，延遲關胸組新生兒術前機械通氣或急診手術的比率較非延遲關胸組顯著增高，術前機械通氣和急診手術均為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這在既往研究中并無相關報道。術前機械通氣的患兒相對病情危重、急診手術相對準備不充分，術后均更容易出現心肺或胸壁組織水腫、止血困難、心肌收縮乏力等情況而需要延遲關胸。同時，由于延遲關胸適應證的選擇相對主觀，術前機械通氣以及急診手術更容易給人造成病情危重的主觀印象，為方便術后病情變化時更迅速地開胸搶救，術者更傾向于選擇延遲關胸。
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特別是復雜先天性心臟病患兒心功能儲備有限，且心臟功能易在體外循環期間受損，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體外循環時間越長，心臟手術后發生心力衰竭和低心排血量的可能性越大[6-7]。本組研究中，延遲關胸組新生兒的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體外循環時間均顯著延長，而且體外循環時間是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與既往的研究結果一致。
延遲關胸的患兒在關閉胸骨前需持續機械通氣，因此，延遲關胸組的機械通氣時間顯著長于非延遲關胸組，與既往的報道[8-9]一致。機械通氣時間的延長導致患兒術后住院時間及總住院時間延長，因此，延遲關胸患兒的術后住院時間和總住院時間顯著長于非延遲關胸患兒。同時，導致患兒延遲關胸的原因本身也可能導致機械通氣時間延長、術后住院時間以及總住院時間延長。
關于延遲關胸對胸骨正中切口并發癥的影響爭議較大。一些研究認為延遲關胸與切口感染無關[4, 10-12]，特別是縫合皮膚的延遲關胸并不增加切口并發癥的發生率[13]，Main 等[14]甚至認為延遲關胸可以減少切口并發癥。另一些研究則認為延遲關胸有增加感染、胸骨不穩定發生率等切口并發癥的潛在風險[15-18]。本研究中，兩組患兒的切口感染和切口搔扒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可能樣本量不夠大或切口并發癥發生率較低導致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也可能與多采用敞開胸骨、關閉皮膚的方式延遲關胸有關，同時也不排除危重新生兒未出現切口并發癥已早期死亡導致的延遲關胸組切口并發癥的發生率偏低。
文獻[16-18]報道，延遲關胸患者的死亡率為 18%～19%。本研究中，延遲關胸組新生兒死亡率為 11.9%，顯著高于非延遲關胸組（0/54）。但是危險因素分析的結果則顯示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新生兒行大動脈調轉術后死亡的危險因素為體外循環時間長和體重低，與是否采取延遲關胸的治療措施無關。這在一定程度也提示在保證無菌操作、合理使用抗菌藥物等治療的基礎上，延遲關胸能夠安全有效地幫助患兒渡過早期危險期。
綜上，術前機械通氣、急診手術、體外循環時間是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新生兒行大動脈調轉術后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但是延遲關胸并不增加胸骨正中切口并發癥的發生率，也不是導致患兒死亡的危險因素，合理應用延遲關胸有助于患兒術后的早期恢復。
1975 年 Riahi 等[1]首次報道了心臟手術后通過延遲關胸的方法改善心臟壓塞癥狀，此后延遲關胸一直在心臟外科術后廣泛應用，但是延遲關胸對切口并發癥以及患者預后的影響始終存在爭議。本文以 2009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我院心外科收治的行大動脈調轉術的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新生兒為研究對象，評價延遲關胸在此類患者心臟外科術后的應用情況，回顧性分析延遲關胸對切口并發癥以及患者預后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納入我院心外小兒科收治的經超聲心動圖檢查明確的排除合并室間隔缺損、房間隔缺損、動脈導管未閉以外其他心血管畸形的完全性大動脈轉位行大動脈調轉術新生兒 172 例（日齡≤28 d）。根據術后是否延遲關胸將其分為兩組：延遲關胸組 118 例，其中男 99 例、女 19 例；非延遲關胸組 54 例，其中男 47 例、女 7 例。兩組新生兒的日齡、體重、術前住院時間、合并室間隔缺損的比率、早產兒（孕周<39 周）的比率等指標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但延遲關胸組新生兒術前機械通氣、急診手術的比率明顯高于非延遲關胸組（表 1）。
表1
兩組患者術前臨床資料比較［例（%）/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
1.2 方法
延遲關胸的新生兒中，112 例術畢即延遲關胸，原因包括心臟腫脹或胸壁組織水腫、心肌收縮乏力、止血困難、需體外膜肺氧合（ECMO）輔助等；6 例患兒術后在重癥監護室緊急床旁開胸后延遲關胸，原因包括心臟壓塞 2 例、心率血壓下降 2 例、胸腔積液過多 2 例。102 例延遲關胸的新生兒胸骨保持開放、直接縫合皮膚，15 例因術后嚴重的心肺腫脹或胸壁組織水腫，嘗試直接縫合皮膚時出現血流動力學不穩或經皮血氧飽和度下降，遂使用膠片縫合皮膚，1 例因心臟腫脹嚴重至凸出胸廓外，無法縫合皮膚，予直接敞開手術切口、表面覆蓋無菌手術貼膜。
所有患兒手術后常規使用頭孢呋辛鈉 90 mg/（kg·d）， 頭孢類過敏患兒改用克林霉素 20 mg/（kg·d），若患兒出現體溫升高、白細胞水平升高等全身感染征象，即升級為萬古霉素 40 mg/（kg·d）聯合美羅培南 60 mg/（kg·d），同時留取血、尿、痰等標本送檢病原學檢查，再根據病原學結果行降階梯治療。目前對于延遲關胸患兒是否常規留取切口標本并無定論，本中心延遲關胸切口不常規留取標本，僅在有感染征象時留取標本送檢病原學檢查。
延遲關胸期間患兒切口敷料根據滲液情況按需更換。關胸時常規使用稀釋的碘伏、生理鹽水沖洗縱隔，并沖洗、清除胸腔或縱隔引流管內聚集的血塊，不常規更換引流管，使用絲線縫合胸骨，可吸收線縫合皮膚。患兒延遲關胸期間予脫水治療。為減少轉運風險，關閉胸骨的手術均在床旁進行。102 例直接縫合皮膚延遲關胸的患兒待病情穩定（92 例，其中 1 例關胸數日后因多器官功能障礙死亡）或治療無效死亡（10 例），即床旁關閉胸骨、縫合皮膚切口；15 例使用膠片延遲關胸的患兒中，10 例患兒撤除膠片后直接關閉胸骨、縫合皮膚，3 例撤除膠片后直接縫合皮膚繼續延遲關胸、待病情進一步穩定后予關閉胸骨、縫合皮膚，2 例因治療無效死亡直接撤除膠片后予縫合胸骨及皮膚；1 例使用手術貼膜延遲關胸的患兒因病情危重，入監護室 2 h 后因搶救無效死亡而關胸。患兒術后入住心臟外科監護室，關胸后待心臟情況穩定、無論是否撤除呼吸機，均轉入新生兒監護室治療直至出院。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21.0 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所有計量資料均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表示，計數資料以百分比表示；計量資料的比較使用兩個獨立樣本的秩和檢驗，計數資料的比較使用卡方檢驗；使用二分類 logistic 回歸分析患兒延遲關胸及死亡的危險因素；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患兒術后入監護室或在重癥監護室搶救打開胸骨開始至最終關閉胸骨、縫合皮膚的小時數為延遲關胸的時間，延遲關胸患兒的延遲關胸時間為 56.92（27.00～63.00）h。本組延遲關胸新生兒無關胸后再次延遲關胸的病例。延遲關胸組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術后機械通氣時間均顯著長于非延遲關胸組，而延遲關胸組的術后住院時間和總的住院時間并不長于非延遲關胸組。考慮 14 例死亡的均為延遲關胸組患兒，且其中有 9 例患兒為早期（術后 72 h 內）死亡，對術后相關數據的分析影響較大，故剔除 9 例術后早期死亡患兒的數據，使用兩個獨立樣本的 t 檢驗進行分析，可見延遲關胸組患兒的術后住院時間、總住院時間均明顯長于非延遲關胸患兒（表 2）。
表2
延遲關胸組和非延遲關胸組的手術及術后數據比較［%（n/N）/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提示，術前機械通氣（OR=3.35，95% CI 1.42～7.87）、急診手術（OR=3.10，95% CI 1.38～6.97）、體外循環時間（OR=1.02，95% CI 1.01～1.03）均為完全大動脈轉位新生兒大動脈調轉術后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
依據衛生部頒布的《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中外科手術部位感染的定義，將胸骨正中切口感染分為：淺部切口感染、深部切口感染和縱隔感染。延遲關胸組有 10 例胸骨正中切口感染，其中淺部切口感染 8 例，深部感染 2 例；有 6 例患兒行切口搔扒術，原因包括深部切口感染致切口哆開（2 例）及單純的愈合不良（4 例）。非延遲關胸僅有 1 例出現切口并發癥，為深部切口感染，行切口搔扒術。兩組新生兒均未發生縱隔感染。排除 72 h 內死亡的 9 例患兒，延遲關胸組的切口感染率為 9.2%（10/109）、切口搔扒發生率為 5.5%（6/109），非延遲關胸組的切口感染率為 1.8%（1/54）、切口搔扒發生率為 1.8%（1/54），兩組患兒的切口感染和切口搔扒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延遲關胸組死亡率為 11.9%（14/118），非延遲關胸組無死亡率 0.0%（0/54），兩組死亡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6）。延遲關胸組的死亡原因包括心臟手術后低心排血量綜合征 10 例，心力衰竭 2 例，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各 1 例。將日齡、體重、體外循環時間、術后機械通氣時間作為連續的自變量，早產、急診手術、術前機械通氣、延遲關胸、切口感染、切口搔扒作為分類自變量，死亡為因變量，進行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提示體外循環時間（OR=1.02，95% CI 1.01～1.03）、低體重（OR=0.20，95% CI 0.04～0.94）為死亡的危險因素，延遲關胸不是死亡的危險因素。
3 討論
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是常見的紫紺型先天性心臟病，多需在新生兒期行大動脈調轉術，由于畸形復雜，手術時間長，加之新生兒凝血功能差、心功能儲備差、胸腔容積相對偏小，術后易出現止血困難、呼吸循環不穩定等問題。研究指出，在沒有顯著增加心臟充盈壓的前提下，打開胸骨可增加 59% 的心臟指數，10% 的體循環血壓[2]。保持胸骨開放、延遲關閉作為減輕低心排血量、止血困難時方便縱隔探查的措施在心臟外科術后廣泛應用[3-4]。同時，敞開的胸骨有助于打破止血困難形成的心臟壓塞和低心排血量的惡性循環。因此，延遲關胸在新生兒大動脈調轉術后應用較多。Shim 等[5]的研究中，大動脈調轉術后有 30.2% 的患者采用延遲關胸。本研究中單純大動脈轉位（排除合并室間隔缺損、房間隔缺損、動脈導管未閉以外其他心血管畸形）新生兒行大動脈調轉術后延遲關胸率較高，為 68.6%（118/172），可能與研究群體為心臟術后更易出現血流動力學變化、止血困難的新生兒有關。
延遲關胸通常在術畢由主刀醫生根據患兒的術前情況、手術操作的難易度、手術時間長短、術中止血情況以及術畢血流動力學是否穩定等因素決定，也有醫生在大動脈調轉術后常規延遲關胸，主觀性較大。同樣，關閉胸骨的時機也是依靠手術醫生和有經驗的 ICU 醫生商討后決定，也有較大的主觀性。在患兒血流動力學平穩、出血控制、心肌和胸壁組織水腫減輕或消退、撤除機械輔助或治療無效死亡時關閉胸骨、縫合皮膚。本組研究中，延遲關胸組新生兒術前機械通氣或急診手術的比率較非延遲關胸組顯著增高，術前機械通氣和急診手術均為延遲關胸的獨立危險因素，這在既往研究中并無相關報道。術前機械通氣的患兒相對病情危重、急診手術相對準備不充分，術后均更容易出現心肺或胸壁組織水腫、止血困難、心肌收縮乏力等情況而需要延遲關胸。同時，由于延遲關胸適應證的選擇相對主觀，術前機械通氣以及急診手術更容易給人造成病情危重的主觀印象，為方便術后病情變化時更迅速地開胸搶救，術者更傾向于選擇延遲關胸。
先天性心臟病患兒、特別是復雜先天性心臟病患兒心功能儲備有限，且心臟功能易在體外循環期間受損，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體外循環時間越長，心臟手術后發生心力衰竭和低心排血量的可能性越大[6-7]。本組研究中，延遲關胸組新生兒的主動脈阻斷時間和體外循環時間均顯著延長，而且體外循環時間是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與既往的研究結果一致。
延遲關胸的患兒在關閉胸骨前需持續機械通氣，因此，延遲關胸組的機械通氣時間顯著長于非延遲關胸組，與既往的報道[8-9]一致。機械通氣時間的延長導致患兒術后住院時間及總住院時間延長，因此，延遲關胸患兒的術后住院時間和總住院時間顯著長于非延遲關胸患兒。同時，導致患兒延遲關胸的原因本身也可能導致機械通氣時間延長、術后住院時間以及總住院時間延長。
關于延遲關胸對胸骨正中切口并發癥的影響爭議較大。一些研究認為延遲關胸與切口感染無關[4, 10-12]，特別是縫合皮膚的延遲關胸并不增加切口并發癥的發生率[13]，Main 等[14]甚至認為延遲關胸可以減少切口并發癥。另一些研究則認為延遲關胸有增加感染、胸骨不穩定發生率等切口并發癥的潛在風險[15-18]。本研究中，兩組患兒的切口感染和切口搔扒發生率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可能樣本量不夠大或切口并發癥發生率較低導致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也可能與多采用敞開胸骨、關閉皮膚的方式延遲關胸有關，同時也不排除危重新生兒未出現切口并發癥已早期死亡導致的延遲關胸組切口并發癥的發生率偏低。
文獻[16-18]報道，延遲關胸患者的死亡率為 18%～19%。本研究中，延遲關胸組新生兒死亡率為 11.9%，顯著高于非延遲關胸組（0/54）。但是危險因素分析的結果則顯示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新生兒行大動脈調轉術后死亡的危險因素為體外循環時間長和體重低，與是否采取延遲關胸的治療措施無關。這在一定程度也提示在保證無菌操作、合理使用抗菌藥物等治療的基礎上，延遲關胸能夠安全有效地幫助患兒渡過早期危險期。
綜上，術前機械通氣、急診手術、體外循環時間是完全性大動脈轉位新生兒行大動脈調轉術后延遲關胸的危險因素，但是延遲關胸并不增加胸骨正中切口并發癥的發生率，也不是導致患兒死亡的危險因素，合理應用延遲關胸有助于患兒術后的早期恢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