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王學斌, 劉磊, 王桂閣, 張家齊, 陳野野, 曹磊, 劉洪生, 李單青. 20 例支氣管肺類癌致異位促腎上腺皮質激素綜合征的臨床回顧性研究.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8, 25(11): 942-948. doi: 10.7507/1007-4848.201802042 復制
非垂體來源腫瘤異位分泌異位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所導致的庫欣綜合征稱為異位 ACTH 綜合征(ectopic ACTH syndrome,EAS),是庫欣綜合征的少見病因之一。1928 年,美國 Brown[1]首先報道了 1 例由小細胞肺癌引起的庫欣綜合征,從而揭開了異位 ACTH 激素分泌研究的序幕。1960 年,Bagshawe[2]和 Allott 等[3]分別報道了惡性腫瘤合并庫欣綜合征。1961 年,證實患者腫瘤組織中和血漿中有著相同的“ACTH”。近 50 多年中,對 EAS 的了解僅限于回顧性的病例研究,原因主要是由于這種綜合征的少見性、臨床表現的多變性和腫瘤來源的異質性。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料顯示肺部腫瘤是 EAS 最常見的原因[4],其中支氣管肺類癌(bronchopulmonary carcinoid,BPC)占所有異位 ACTH 腫瘤的 30%~40%[5]。由于 BPC 往往體積較小且生長緩慢,故僅從臨床水平區分是庫欣病還是 BPC 引起的隱匿性 EAS 很困難。本文回顧性分析了 2007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北京協和醫院共 20 例經手術治療并病理證實為 BPC 引起 EAS 的病例,描述這一罕見疾病的臨床特點、診治方法及預后情況,并通過統計學方法分析其發病特征,希望對臨床上的診斷和治療有所幫助。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 2007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間經北京協和醫院診治,術前評估為可切除病灶并經手術治療后病理證實為 BPC 引起的 EAS 患者共 20 例作為研究對象,男 13 例、女 7 例,年齡 13~70(38.85±15.31)歲,有吸煙史者 8 例(40%),中位病程 15(1~156)個月。
1.2 方法
1.2.1 數據采集
搜集并整理 20 例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性別、年齡、病程、吸煙與否)、腫瘤特征(腫瘤大小、發病部位、分期、淋巴結轉移與否、病理結果、Ki-67)、術前及術后重要的實驗室檢查結果(術前血鉀、血 ACTH、血皮質醇,術后血 ACTH、血皮質醇),并進行統計學分析。對臨床表現、診治方法(大小劑量地塞米松抑制試驗、胸腹部 CT、鞍區 MRI、奧曲肽顯像、18F-FDG-PET/CT、68Ga-DOTA-PET/CT)及隨訪數據進行描述性分析。其中血清鉀數據為術前所測最低值,術前、術后的血清 ACTH 值及血皮質醇值為術前、術后 5 d 內的某日早 8 點所測。
1.2.2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均經歷手術治療,手術方式為側開胸或者胸腔鏡手術,包括肺葉切除及亞肺葉切除加淋巴結清掃術,經術后病理證實,均為 R0 切除。部分患者術后根據腫瘤病理類型及分期(肺部腫瘤分期參考美國癌癥聯合會第 7 版 TNM 分期系統)行輔助放化療。
1.3 統計學分析
應用 SPSS22.0 軟件進行數據的統計分析,由于樣本量<50,所以計量資料的正態檢驗采用 S-W(Shapiro-Wilk)檢驗。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采用中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以 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臨床表現
20 例患者就診時均存在典型皮質醇增多癥的表現,其中發病率最高的癥狀是高血壓、多血質、向心性肥胖、水牛背及滿月臉;見表 1。

2.2 實驗室檢查
20 例患者的術前血 ACTH(正常值范圍為 0~46 pg/ml)中位值為 175.00 pg/ml,術后血 ACTH 中位值為 9.75 pg/ml,術前血皮質醇(正常值范圍為 4~22.3 μg/dl)中位值為 38.84 μg/dl,術后血皮質醇中位值為 7.89 μg/dl,低鉀血癥發生率 95.00%(19/20),血清鉀的平均值為(2.52±0.44)mmol/L;見表 2。

2.3 功能試驗
地塞米松抑制試驗(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DST):小劑量 DST 均未被抑制(low-dose DST,LDDST),大劑量地塞米松抑制試驗(high-dose DST,HDDST)2 例未做,4 例被抑制(4/18,22.2%),另外 14 例(14/18,77.8%)不被抑制;雙側巖下靜脈竇采血(bilateral inferior petrosal sinus sampling,BIPSS)及外周靜脈血 ACTH 比值:16 例行此檢查,均<2,提示 ACTH 來自外周病變而非垂體病變,符合 EAS 診斷。
2.4 影像學檢查
17 例患者進行了垂體磁共振成像(MRI)檢查,其中 7 例提示垂體微腺瘤可能,4 例(4/7)因不能排除庫欣病而行垂體探查手術,術后病理顯示 1 例為正常垂體組織,2 例為垂體細胞增生,另 1 例為微腺瘤并術后行鞍區放療術,這些患者治療后病情無緩解,并出現垂體功能低下的表現,進一步檢查才發現胸部病變;13 例患者行腎上腺 CT,10 例提示雙側腎上腺增粗,2 例提示單側腎上腺增粗;20 例患者中除 1 例初始胸部 CT、腎上腺 CT、蝶鞍垂體 CT 未見異常,3 年間分別行垂體探查部分切除術、右側、左側腎上腺切除術,13 年后才發現右肺中葉 2 cm 結節,其余 19 例初始均發現肺部明確類圓形結節病變,增強掃描部分結節可見強化;13 例術前行奧曲肽顯像檢查,2 例顯示生長抑素受體高表達,1 例顯示生長抑素受體輕度高表達,3 例均與胸部 CT 所示病變位置一致,陽性率為 23.1%;9 例患者行18F-FDG-PET/CT 檢查,7 例患者發現攝取增高結節,陽性率 77.8%;6 例患者行68Ga-DOTA-PET/CT 檢查,5 例患者發現攝取增高結節,陽性率 83.3%。
2.5 胸外科手術情況
共 20 例行肺部手術,1 例因高齡及肺功能較差,僅行右肺中葉楔形切除術+淋巴結采樣,1 例患者僅行右肺中葉結節切除活檢術,1 例行左肺舌葉切除+左下肺楔形切除+縱隔淋巴結清掃,余 17 例均行相應肺葉切除+縱隔淋巴結清掃;全組術后無死亡病例,術后 3 例(15.00%)患者發生嚴重的肺部感染,均經轉入重癥醫學科行呼吸機輔助通氣、振肺吸痰及抗感染等治療后好轉出院。
2.6 腫瘤情況
本研究 20 例患者均經術后病理得到證實,其中肺典型類癌(pulmonary typical carcinoid,PTC)14 例,肺不典型類癌(pulmonary atypical carcinoid,PAC)6 例。病變位于右肺上葉 1 例、右肺中葉 7 例、右肺下葉 3 例、左肺上葉 5 例、左肺下葉 4 例,影像學檢查示中央型 5 例、周圍型 15 例;見表 3。病變最大徑線平均值為 2.15 cm,中位值為 1.85 cm(范圍:0.50~6.80 cm)。病理分期:Ⅰa 期 8 例、Ⅰb 期 1 例、Ⅱa 期 2 例、Ⅲa 期 9 例,無 Ⅳ 期病例。

2.7 術后治療及隨訪情況
術后 2 例患者失訪,分別為 Ⅰa 期 PTC 及 Ⅲa 期 PAC 各 1 例。本組隨訪 18 例;見表 4;PTC 13 例,其中 Ⅰa 期 5 例,中位隨訪時間 98 個月,均無復發轉移;Ⅱa 期 1 例,隨訪時間 120 個月,無復發轉移;Ⅲa 期 7 例,4 例術后行放化療輔助治療,中位隨訪時間 31 個月,均無復發轉移。PAC 5 例,Ⅰa 期 2 例,Ⅰb 期、Ⅱa 期、Ⅲa 期各 1 例,中位隨訪時間 31 個月,除 1 例 17 歲 Ⅱa 期男性患者,隨訪過程中出現復發轉移,后為控制癥狀行雙側腎上腺切除術,2016 年 7 月加入一項評價索凡替尼療效的 Ⅲ 期臨床試驗外,余 4 例均未出現復發轉移。隨訪時間內 18 例患者均生存。

2.8 患者臨床資料的比較
對整理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我們發現男性血鉀平均值 2.65,女性血鉀平均值 2.27,P 值 0.059,故相比于男性患者,女性患者有更大的趨勢發生更為嚴重的低血鉀,但統計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免疫組化 Ki-67、術后血皮質醇、腫瘤大小在 PTC 與 PAC 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0.026、0.041)。吸煙患者比不吸煙患者的瘤體更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1);見表 5。但由于本研究為罕見病,收集、整理病例數偏少,所統計數據能否代表總體特征需更大樣本量的研究進一步驗證。


3 討論
具有神經內分泌功能的一類實體腫瘤被稱為神經內分泌腫瘤,大部分可異位分泌多種激素,如甲狀旁腺激素(PTH)、生長激素(GH)、卵泡刺激素(FSH)、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ACTH、抗利尿激素(ADH)、促甲狀腺激素(TSH)等,而非垂體來源腫瘤異位分泌 ACTH,稱之為 EAS[6-8],占所有庫欣綜合征病例的 10% 左右。最早于 1928 年由 Brown [1]報道了 1 例伴有長胡須的女性糖尿病患者,合并小細胞肺癌,從而推測小細胞肺癌與庫欣綜合征之間可能存在聯系,直至 20 世紀 60 年代,非垂體腫瘤與 ACTH 依賴性庫欣綜合征之間的關系才明確[9]。 Ilias 等[4]報道的 90 例 EAS 患者中,BPC 引起的 EAS 約占 22.7%,小細胞肺癌占 21.7%,胸腺類癌約占 6.8%,甲狀腺髓樣癌約占 5.5%,胃腸道內分泌腫瘤約占 13.3%,副神經節瘤約占 3.4%,另有 9.3%~13.1% 的腫瘤來源不明。在不同地區和研究機構報道的百分率均有所不同,可能與診斷水平的差異有關。BPC 大約占到所有 EAS 病變來源的 1/3 左右,本組患者占我院同期病理證實為 EAS 的 36.4%,與國際報道相一致。
與垂體-腎上腺導致的庫欣病鑒別是 EAS 的診斷難點。EAS 除了有庫欣綜合征的典型臨床表現外,病情進展快且重,有時定位也存在很大困難,故早期診斷存在很大難度。本組 4 例患者(20.00%)前期因不能排除庫欣病而行垂體探查術,治療后病情無緩解,并出現垂體功能低下的表現。1 例患者因術前定位不明,為控制癥狀相繼行右側、左側腎上腺切除術。
EAS 患者常合并明顯的低血鉀,其機制可能與過高水平皮質醇的鹽皮質激素樣作用有關[10]。總結北京協和醫院 152 例庫欣病的臨床特點,其低血鉀的發病比例為 42.3%,血鉀平均值為 (3.75±0.58)mmol/L。而本研究中 20 例患者低血鉀發生率為 95%,血鉀平均值 (2.52±0.44)mmol/L,可見 EAS 患者一般較庫欣病患者低血鉀發病比例高且更為嚴重,但兩者之間仍有重疊,只能作為鑒別參考。
本組患者均有血皮質醇的升高伴有節律消失,低劑量地塞米松試驗均不能被抑制。文獻報道庫欣病 ACTH 一般僅輕度升高(50~210 pg/ml),HDDST 常常可被抑制,而 EAS 較多情況下 ACTH 高于 200 pg/ml,且 HDDST 通常不被抑制[7, 11],本組患者術前 ACTH 中位值 175.0(85.0~1 116.0)pg/ml,8 例高于 200 pg/ml,僅占 40.00%(8/20),可見兩者之間存在較大范圍重疊,故不能作為獨立診斷依據。全組 18 例行 HDDST,有 4 例(22.22%)可被抑制,與文獻報道的 22%~40% 相近[7, 12]。這些數據提示僅僅依靠實驗室檢查及無創激素功能試驗難以鑒別 EAS 與庫欣病。
結合北京協和醫院以往報道的經驗及文獻報道,BIPSS 可作為鑒別的重要指標[13-14]。本組有 16 例行此檢查,比值均<2,即中樞血樣與外周血樣中 ACTH 濃度無梯度差異,從而支持 EAS 的診斷。目前有學者將 BIPSS 列為鑒別 ACTH 為外周來源與中樞來源的“金指標”,但 BIPSS 局限性在于其本身為一有創操作,且無論是對操作技術和經驗的要求還是對設備儀器的要求均很高,多在大型綜合醫院開展,因此推廣困難,而且其特異性及敏感性并非 100%,當出現巖下竇解剖變異、先天發育不良及與基底靜脈叢存在吻合支時會出現假陰性結果,有時也受 ACTH 波動影響,出現假陽性結果。
胸部 CT (圖 1、圖 2、圖 3)是發現病變并評估手術可行性的重要檢查。本組 20 例患者除 1 例初始胸部 CT 未發現明確結節外,其余 19 例均發現明確類圓形結節病變,結節最大徑線中位值為 1.85 cm,增強掃描部分結節可見強化,所以推薦對懷疑 EAS 的患者常規行胸部 CT 檢查。有研究[4]報道 In 標記的奧曲肽顯像靈敏度達 60%,特異度 100%,作為功能顯像有一定診斷優勢,而國內[15-16]大多報道陽性率在 50% 左右,甚至更低。本組 13 例患者術前行奧曲肽顯像檢查,2 例顯示生長抑素受體高表達,1 例顯示生長抑素受體輕度高表達,陽性率僅為 23.1%,陽性率低于既往文獻報道。對診斷而言,其敏感性較低,而且奧曲肽顯像僅能粗略顯示病變部位,病變大小以及與周圍組織結構的關系不能像 CT 那樣清晰顯示,對于外科醫師而言,缺乏判斷手術可行性的作用,僅能作為診斷的補充和證實[17-18]。本組 9 例患者行18F-FDG-PET/CT 檢查,7 例患者發現攝取增高結節,陽性率 77.8%;6 例患者行68Ga-DOTA-PET/CT 檢查,5 例患者發現攝取增高結節,陽性率 83.3%;其優勢在于對腫瘤分期的評估,但對于檢出率,從效益-費用比的角度,此項技術并不優于其他檢查手段。

a:肺窗,結節梭形,較光滑,邊界較清楚;b:縱隔窗,僅能顯示極微小的點狀陰影

a:肺窗,腫物橢圓形,較光滑,邊界清楚;b:縱隔窗,實性腫物,密度均勻

明確定位診斷后,手術切除異位分泌 ACTH 的腫瘤是目前公認的最佳治療方式[19-20]。本組患者術后血 ACTH 及皮質醇顯著降低就是最好的證明。但 EAS 患者一般全身狀況差,病情復雜,常合并多種并發癥,圍手術期易發生各種感染,尤其是肺部感染。本組術后 3 例(15.00%)患者發生嚴重的肺部感染,均經轉入重癥醫學科行呼吸機輔助通氣、振肺吸痰及抗感染治療后好轉出院。所以對于 EAS 患者我們要求術前補鉀、降糖,改善全身狀況,術中監測血氣和 ACTH、皮質醇,術中、術后應用琥珀酸氫化可的松預防皮質醇危象,術后霧化吸入,協助其翻身叩背,鼓勵患者做深呼吸、咳嗽、咳痰,可促使肺功能恢復并有效預防肺部感染,以協助患者安全度過圍手術期。
BPC 屬于低度惡性腫瘤,較其它腫瘤所致 EAS 預后好[8]。文獻報道經手術治療后 BPC 患者 5 年生存率可高達 90%,也有文獻報道腫瘤病理類型與分期可能是影響預后的相關因素[20-21]。本組隨訪 18 例患者,PTC 13 例,PAC 5 例,除 1 例 17 歲 Ⅱa 期 PAC 患者于術后 15 個月復發外,余 17 例患者均未出現復發轉移,隨訪時間內無死亡病例,故并未觀察到不同病理類型及分期之間的生存差異,考慮可能與隨訪病例數偏少及 PAC 患者隨訪時間偏短有關。目前關于 BPC 的輔助治療同樣缺少確切的研究數據,指征的把握仍存爭議。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建議對切除的 Ⅱ 期或 Ⅲ 期 PAC 及 Ⅲb 期 PTC 使用聯合或不聯合放療的化療[22],歐洲神經內分泌腫瘤學會(European Neuroendocrine Tumor Society,ENETS)指南限制該方案用于有淋巴結轉移的 PAC 患者[23]。北美神經內分泌腫瘤協會(North American Neuroendocrine Tumor Society,NANTS)指南認為,相較于非小細胞肺癌,BPC 由于缺乏足夠的數據支持,并不常規推薦對病變完全切除的 PTC 或 PAC 患者進行輔助治療,無論其是否有區域淋巴結轉移[17]。目前晚期患者的治療仍面臨嚴峻的挑戰,抗血管生成藥物及分子靶向藥物治療顯示了一定的療效,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24]。因此,我們應更加重視疾病的早期診斷,以期達到早期手術切除的目的。
綜上所述,支氣管肺類癌所致異位 ACTH 綜合征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疾病,早期診斷及治療對臨床醫師存在很大難度,需要多學科協助診治;胸部 CT 是發現病變并評估手術可行性的重要方法;早期手術切除異位分泌 ACTH 腫瘤是治療該病的有效手段,且大多可獲長期生存;當前仍需更大樣本量異位分泌 ACTH 的肺類癌數據,以分析影響預后的相關因素,探索該罕見病最佳的治療方式,以保證患者更高的生活質量。
非垂體來源腫瘤異位分泌異位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所導致的庫欣綜合征稱為異位 ACTH 綜合征(ectopic ACTH syndrome,EAS),是庫欣綜合征的少見病因之一。1928 年,美國 Brown[1]首先報道了 1 例由小細胞肺癌引起的庫欣綜合征,從而揭開了異位 ACTH 激素分泌研究的序幕。1960 年,Bagshawe[2]和 Allott 等[3]分別報道了惡性腫瘤合并庫欣綜合征。1961 年,證實患者腫瘤組織中和血漿中有著相同的“ACTH”。近 50 多年中,對 EAS 的了解僅限于回顧性的病例研究,原因主要是由于這種綜合征的少見性、臨床表現的多變性和腫瘤來源的異質性。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料顯示肺部腫瘤是 EAS 最常見的原因[4],其中支氣管肺類癌(bronchopulmonary carcinoid,BPC)占所有異位 ACTH 腫瘤的 30%~40%[5]。由于 BPC 往往體積較小且生長緩慢,故僅從臨床水平區分是庫欣病還是 BPC 引起的隱匿性 EAS 很困難。本文回顧性分析了 2007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北京協和醫院共 20 例經手術治療并病理證實為 BPC 引起 EAS 的病例,描述這一罕見疾病的臨床特點、診治方法及預后情況,并通過統計學方法分析其發病特征,希望對臨床上的診斷和治療有所幫助。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選取 2007 年 3 月至 2016 年 5 月間經北京協和醫院診治,術前評估為可切除病灶并經手術治療后病理證實為 BPC 引起的 EAS 患者共 20 例作為研究對象,男 13 例、女 7 例,年齡 13~70(38.85±15.31)歲,有吸煙史者 8 例(40%),中位病程 15(1~156)個月。
1.2 方法
1.2.1 數據采集
搜集并整理 20 例患者的一般臨床資料(性別、年齡、病程、吸煙與否)、腫瘤特征(腫瘤大小、發病部位、分期、淋巴結轉移與否、病理結果、Ki-67)、術前及術后重要的實驗室檢查結果(術前血鉀、血 ACTH、血皮質醇,術后血 ACTH、血皮質醇),并進行統計學分析。對臨床表現、診治方法(大小劑量地塞米松抑制試驗、胸腹部 CT、鞍區 MRI、奧曲肽顯像、18F-FDG-PET/CT、68Ga-DOTA-PET/CT)及隨訪數據進行描述性分析。其中血清鉀數據為術前所測最低值,術前、術后的血清 ACTH 值及血皮質醇值為術前、術后 5 d 內的某日早 8 點所測。
1.2.2 治療方法
所有患者均經歷手術治療,手術方式為側開胸或者胸腔鏡手術,包括肺葉切除及亞肺葉切除加淋巴結清掃術,經術后病理證實,均為 R0 切除。部分患者術后根據腫瘤病理類型及分期(肺部腫瘤分期參考美國癌癥聯合會第 7 版 TNM 分期系統)行輔助放化療。
1.3 統計學分析
應用 SPSS22.0 軟件進行數據的統計分析,由于樣本量<50,所以計量資料的正態檢驗采用 S-W(Shapiro-Wilk)檢驗。計量資料符合正態分布采用均數±標準差(
±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采用中位數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秩和檢驗。以 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臨床表現
20 例患者就診時均存在典型皮質醇增多癥的表現,其中發病率最高的癥狀是高血壓、多血質、向心性肥胖、水牛背及滿月臉;見表 1。

2.2 實驗室檢查
20 例患者的術前血 ACTH(正常值范圍為 0~46 pg/ml)中位值為 175.00 pg/ml,術后血 ACTH 中位值為 9.75 pg/ml,術前血皮質醇(正常值范圍為 4~22.3 μg/dl)中位值為 38.84 μg/dl,術后血皮質醇中位值為 7.89 μg/dl,低鉀血癥發生率 95.00%(19/20),血清鉀的平均值為(2.52±0.44)mmol/L;見表 2。

2.3 功能試驗
地塞米松抑制試驗(dexamethasone suppression test,DST):小劑量 DST 均未被抑制(low-dose DST,LDDST),大劑量地塞米松抑制試驗(high-dose DST,HDDST)2 例未做,4 例被抑制(4/18,22.2%),另外 14 例(14/18,77.8%)不被抑制;雙側巖下靜脈竇采血(bilateral inferior petrosal sinus sampling,BIPSS)及外周靜脈血 ACTH 比值:16 例行此檢查,均<2,提示 ACTH 來自外周病變而非垂體病變,符合 EAS 診斷。
2.4 影像學檢查
17 例患者進行了垂體磁共振成像(MRI)檢查,其中 7 例提示垂體微腺瘤可能,4 例(4/7)因不能排除庫欣病而行垂體探查手術,術后病理顯示 1 例為正常垂體組織,2 例為垂體細胞增生,另 1 例為微腺瘤并術后行鞍區放療術,這些患者治療后病情無緩解,并出現垂體功能低下的表現,進一步檢查才發現胸部病變;13 例患者行腎上腺 CT,10 例提示雙側腎上腺增粗,2 例提示單側腎上腺增粗;20 例患者中除 1 例初始胸部 CT、腎上腺 CT、蝶鞍垂體 CT 未見異常,3 年間分別行垂體探查部分切除術、右側、左側腎上腺切除術,13 年后才發現右肺中葉 2 cm 結節,其余 19 例初始均發現肺部明確類圓形結節病變,增強掃描部分結節可見強化;13 例術前行奧曲肽顯像檢查,2 例顯示生長抑素受體高表達,1 例顯示生長抑素受體輕度高表達,3 例均與胸部 CT 所示病變位置一致,陽性率為 23.1%;9 例患者行18F-FDG-PET/CT 檢查,7 例患者發現攝取增高結節,陽性率 77.8%;6 例患者行68Ga-DOTA-PET/CT 檢查,5 例患者發現攝取增高結節,陽性率 83.3%。
2.5 胸外科手術情況
共 20 例行肺部手術,1 例因高齡及肺功能較差,僅行右肺中葉楔形切除術+淋巴結采樣,1 例患者僅行右肺中葉結節切除活檢術,1 例行左肺舌葉切除+左下肺楔形切除+縱隔淋巴結清掃,余 17 例均行相應肺葉切除+縱隔淋巴結清掃;全組術后無死亡病例,術后 3 例(15.00%)患者發生嚴重的肺部感染,均經轉入重癥醫學科行呼吸機輔助通氣、振肺吸痰及抗感染等治療后好轉出院。
2.6 腫瘤情況
本研究 20 例患者均經術后病理得到證實,其中肺典型類癌(pulmonary typical carcinoid,PTC)14 例,肺不典型類癌(pulmonary atypical carcinoid,PAC)6 例。病變位于右肺上葉 1 例、右肺中葉 7 例、右肺下葉 3 例、左肺上葉 5 例、左肺下葉 4 例,影像學檢查示中央型 5 例、周圍型 15 例;見表 3。病變最大徑線平均值為 2.15 cm,中位值為 1.85 cm(范圍:0.50~6.80 cm)。病理分期:Ⅰa 期 8 例、Ⅰb 期 1 例、Ⅱa 期 2 例、Ⅲa 期 9 例,無 Ⅳ 期病例。

2.7 術后治療及隨訪情況
術后 2 例患者失訪,分別為 Ⅰa 期 PTC 及 Ⅲa 期 PAC 各 1 例。本組隨訪 18 例;見表 4;PTC 13 例,其中 Ⅰa 期 5 例,中位隨訪時間 98 個月,均無復發轉移;Ⅱa 期 1 例,隨訪時間 120 個月,無復發轉移;Ⅲa 期 7 例,4 例術后行放化療輔助治療,中位隨訪時間 31 個月,均無復發轉移。PAC 5 例,Ⅰa 期 2 例,Ⅰb 期、Ⅱa 期、Ⅲa 期各 1 例,中位隨訪時間 31 個月,除 1 例 17 歲 Ⅱa 期男性患者,隨訪過程中出現復發轉移,后為控制癥狀行雙側腎上腺切除術,2016 年 7 月加入一項評價索凡替尼療效的 Ⅲ 期臨床試驗外,余 4 例均未出現復發轉移。隨訪時間內 18 例患者均生存。

2.8 患者臨床資料的比較
對整理的數據進行統計分析,我們發現男性血鉀平均值 2.65,女性血鉀平均值 2.27,P 值 0.059,故相比于男性患者,女性患者有更大的趨勢發生更為嚴重的低血鉀,但統計學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免疫組化 Ki-67、術后血皮質醇、腫瘤大小在 PTC 與 PAC 之間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0.026、0.041)。吸煙患者比不吸煙患者的瘤體更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31);見表 5。但由于本研究為罕見病,收集、整理病例數偏少,所統計數據能否代表總體特征需更大樣本量的研究進一步驗證。


3 討論
具有神經內分泌功能的一類實體腫瘤被稱為神經內分泌腫瘤,大部分可異位分泌多種激素,如甲狀旁腺激素(PTH)、生長激素(GH)、卵泡刺激素(FSH)、絨毛膜促性腺激素(HCG)、ACTH、抗利尿激素(ADH)、促甲狀腺激素(TSH)等,而非垂體來源腫瘤異位分泌 ACTH,稱之為 EAS[6-8],占所有庫欣綜合征病例的 10% 左右。最早于 1928 年由 Brown [1]報道了 1 例伴有長胡須的女性糖尿病患者,合并小細胞肺癌,從而推測小細胞肺癌與庫欣綜合征之間可能存在聯系,直至 20 世紀 60 年代,非垂體腫瘤與 ACTH 依賴性庫欣綜合征之間的關系才明確[9]。 Ilias 等[4]報道的 90 例 EAS 患者中,BPC 引起的 EAS 約占 22.7%,小細胞肺癌占 21.7%,胸腺類癌約占 6.8%,甲狀腺髓樣癌約占 5.5%,胃腸道內分泌腫瘤約占 13.3%,副神經節瘤約占 3.4%,另有 9.3%~13.1% 的腫瘤來源不明。在不同地區和研究機構報道的百分率均有所不同,可能與診斷水平的差異有關。BPC 大約占到所有 EAS 病變來源的 1/3 左右,本組患者占我院同期病理證實為 EAS 的 36.4%,與國際報道相一致。
與垂體-腎上腺導致的庫欣病鑒別是 EAS 的診斷難點。EAS 除了有庫欣綜合征的典型臨床表現外,病情進展快且重,有時定位也存在很大困難,故早期診斷存在很大難度。本組 4 例患者(20.00%)前期因不能排除庫欣病而行垂體探查術,治療后病情無緩解,并出現垂體功能低下的表現。1 例患者因術前定位不明,為控制癥狀相繼行右側、左側腎上腺切除術。
EAS 患者常合并明顯的低血鉀,其機制可能與過高水平皮質醇的鹽皮質激素樣作用有關[10]。總結北京協和醫院 152 例庫欣病的臨床特點,其低血鉀的發病比例為 42.3%,血鉀平均值為 (3.75±0.58)mmol/L。而本研究中 20 例患者低血鉀發生率為 95%,血鉀平均值 (2.52±0.44)mmol/L,可見 EAS 患者一般較庫欣病患者低血鉀發病比例高且更為嚴重,但兩者之間仍有重疊,只能作為鑒別參考。
本組患者均有血皮質醇的升高伴有節律消失,低劑量地塞米松試驗均不能被抑制。文獻報道庫欣病 ACTH 一般僅輕度升高(50~210 pg/ml),HDDST 常常可被抑制,而 EAS 較多情況下 ACTH 高于 200 pg/ml,且 HDDST 通常不被抑制[7, 11],本組患者術前 ACTH 中位值 175.0(85.0~1 116.0)pg/ml,8 例高于 200 pg/ml,僅占 40.00%(8/20),可見兩者之間存在較大范圍重疊,故不能作為獨立診斷依據。全組 18 例行 HDDST,有 4 例(22.22%)可被抑制,與文獻報道的 22%~40% 相近[7, 12]。這些數據提示僅僅依靠實驗室檢查及無創激素功能試驗難以鑒別 EAS 與庫欣病。
結合北京協和醫院以往報道的經驗及文獻報道,BIPSS 可作為鑒別的重要指標[13-14]。本組有 16 例行此檢查,比值均<2,即中樞血樣與外周血樣中 ACTH 濃度無梯度差異,從而支持 EAS 的診斷。目前有學者將 BIPSS 列為鑒別 ACTH 為外周來源與中樞來源的“金指標”,但 BIPSS 局限性在于其本身為一有創操作,且無論是對操作技術和經驗的要求還是對設備儀器的要求均很高,多在大型綜合醫院開展,因此推廣困難,而且其特異性及敏感性并非 100%,當出現巖下竇解剖變異、先天發育不良及與基底靜脈叢存在吻合支時會出現假陰性結果,有時也受 ACTH 波動影響,出現假陽性結果。
胸部 CT (圖 1、圖 2、圖 3)是發現病變并評估手術可行性的重要檢查。本組 20 例患者除 1 例初始胸部 CT 未發現明確結節外,其余 19 例均發現明確類圓形結節病變,結節最大徑線中位值為 1.85 cm,增強掃描部分結節可見強化,所以推薦對懷疑 EAS 的患者常規行胸部 CT 檢查。有研究[4]報道 In 標記的奧曲肽顯像靈敏度達 60%,特異度 100%,作為功能顯像有一定診斷優勢,而國內[15-16]大多報道陽性率在 50% 左右,甚至更低。本組 13 例患者術前行奧曲肽顯像檢查,2 例顯示生長抑素受體高表達,1 例顯示生長抑素受體輕度高表達,陽性率僅為 23.1%,陽性率低于既往文獻報道。對診斷而言,其敏感性較低,而且奧曲肽顯像僅能粗略顯示病變部位,病變大小以及與周圍組織結構的關系不能像 CT 那樣清晰顯示,對于外科醫師而言,缺乏判斷手術可行性的作用,僅能作為診斷的補充和證實[17-18]。本組 9 例患者行18F-FDG-PET/CT 檢查,7 例患者發現攝取增高結節,陽性率 77.8%;6 例患者行68Ga-DOTA-PET/CT 檢查,5 例患者發現攝取增高結節,陽性率 83.3%;其優勢在于對腫瘤分期的評估,但對于檢出率,從效益-費用比的角度,此項技術并不優于其他檢查手段。

a:肺窗,結節梭形,較光滑,邊界較清楚;b:縱隔窗,僅能顯示極微小的點狀陰影

a:肺窗,腫物橢圓形,較光滑,邊界清楚;b:縱隔窗,實性腫物,密度均勻

明確定位診斷后,手術切除異位分泌 ACTH 的腫瘤是目前公認的最佳治療方式[19-20]。本組患者術后血 ACTH 及皮質醇顯著降低就是最好的證明。但 EAS 患者一般全身狀況差,病情復雜,常合并多種并發癥,圍手術期易發生各種感染,尤其是肺部感染。本組術后 3 例(15.00%)患者發生嚴重的肺部感染,均經轉入重癥醫學科行呼吸機輔助通氣、振肺吸痰及抗感染治療后好轉出院。所以對于 EAS 患者我們要求術前補鉀、降糖,改善全身狀況,術中監測血氣和 ACTH、皮質醇,術中、術后應用琥珀酸氫化可的松預防皮質醇危象,術后霧化吸入,協助其翻身叩背,鼓勵患者做深呼吸、咳嗽、咳痰,可促使肺功能恢復并有效預防肺部感染,以協助患者安全度過圍手術期。
BPC 屬于低度惡性腫瘤,較其它腫瘤所致 EAS 預后好[8]。文獻報道經手術治療后 BPC 患者 5 年生存率可高達 90%,也有文獻報道腫瘤病理類型與分期可能是影響預后的相關因素[20-21]。本組隨訪 18 例患者,PTC 13 例,PAC 5 例,除 1 例 17 歲 Ⅱa 期 PAC 患者于術后 15 個月復發外,余 17 例患者均未出現復發轉移,隨訪時間內無死亡病例,故并未觀察到不同病理類型及分期之間的生存差異,考慮可能與隨訪病例數偏少及 PAC 患者隨訪時間偏短有關。目前關于 BPC 的輔助治療同樣缺少確切的研究數據,指征的把握仍存爭議。美國國立綜合癌癥網絡(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指南建議對切除的 Ⅱ 期或 Ⅲ 期 PAC 及 Ⅲb 期 PTC 使用聯合或不聯合放療的化療[22],歐洲神經內分泌腫瘤學會(European Neuroendocrine Tumor Society,ENETS)指南限制該方案用于有淋巴結轉移的 PAC 患者[23]。北美神經內分泌腫瘤協會(North American Neuroendocrine Tumor Society,NANTS)指南認為,相較于非小細胞肺癌,BPC 由于缺乏足夠的數據支持,并不常規推薦對病變完全切除的 PTC 或 PAC 患者進行輔助治療,無論其是否有區域淋巴結轉移[17]。目前晚期患者的治療仍面臨嚴峻的挑戰,抗血管生成藥物及分子靶向藥物治療顯示了一定的療效,仍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24]。因此,我們應更加重視疾病的早期診斷,以期達到早期手術切除的目的。
綜上所述,支氣管肺類癌所致異位 ACTH 綜合征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疾病,早期診斷及治療對臨床醫師存在很大難度,需要多學科協助診治;胸部 CT 是發現病變并評估手術可行性的重要方法;早期手術切除異位分泌 ACTH 腫瘤是治療該病的有效手段,且大多可獲長期生存;當前仍需更大樣本量異位分泌 ACTH 的肺類癌數據,以分析影響預后的相關因素,探索該罕見病最佳的治療方式,以保證患者更高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