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楚軍民, 衛金花, 常謙, 張海濤.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術后死亡和嚴重并發癥的危險因素. 中國胸心血管外科臨床雜志, 2017, 24(3): 211-216. doi: 10.7507/1007-4848.201605051 復制
主動脈夾層是指主動脈內膜撕裂導致血液通過內膜破口流入主動脈壁各層之間形成夾層血腫從而迫使主動脈壁各層分開，如累及升主動脈稱為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TAAD）。TAAD 是一種嚴重的致死性急癥，死亡率高，其自然過程非常兇險，未及時治療約 20%～50% 患者在 48 h 內死亡，診斷明確應立即手術治療[1-4]。即使接受手術治療，此類患者圍手術期出現死亡或者嚴重并發癥的風險仍極高，如急性心肌梗死、腦血管意外、脊髓缺血性損傷、胃腸道急性缺血壞死、腎功能衰竭、嚴重低氧血癥等。目前已有研究顯示年齡、術前合并器官缺血性損傷以及手術時間延長是 TAAD 患者術后死亡率的危險因素[5-6]。然而對于此類患者圍手術期發生死亡或合并嚴重并發癥的相關危險因素尚未完全明確。本研究通過單中心隊列研究，根據 TAAD 患者術后是否合并嚴重并發癥分為兩組，對比兩組患者的臨床資料，旨在探討出此類患者術后死亡或嚴重并發癥的獨立危險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回顧性分析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阜外醫院血管中心行手術治療的 341 例 TAAD 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246 例、女 95 例，平均年齡 29～73（47.42±11.54）歲。所有患者均根據病史，超聲多普勒及主動脈 CT 明確診斷。手術方式包括主動脈根部置換，升主動脈置換，部分弓置換，全弓置換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
術后 87 例患者出現嚴重并發癥（表 1），其中 22 例患者發生圍術期死亡，死亡率 6.5%，其余 254 例患者未出現嚴重并發癥。根據術后是否出現死亡和嚴重并發癥將患者分為兩組：并發癥組（87 例）和無并發癥組（254 例）。
表1
術后并發癥 [例（%）]
1.2 資料采集
采集的資料主要包括患者術前一般臨床資料、術前夾層導致器官缺血性損傷、夾層累及動脈分支血管情況、手術方式、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深低溫停循環時間等。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18.0 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對計量資料采用非配對t 檢驗。邏輯回歸分析進行單一變量分析，分級回歸模型進行從屬變量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術前一般臨床資料
并發癥組患者平均年齡顯著大于無并發癥組患者 [（49.91±11.22）歲vs.（46.57±11.54）歲，P=0.019]。夾層病因學分析結果顯示，并發癥組術前合并馬凡氏綜合征比例顯著低于無并發癥組（6.9%vs. 15.0%，P=0.035）、術前合并主動脈根部瘤比例顯著低于無并發癥組（17.2%vs. 26.4%，P=0.045）。而并發癥組術前合并高血壓比例高于無并發癥組（83.9%vs. 77.6%），但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34）。此外，兩組間其他特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包括是否合并糖尿病、高脂血癥、吸煙、飲酒、是否存在心臟病家族史，見表 2。
表2
術前患者一般臨床資料 [例(%)/
]
2.2 術前器官缺血性損傷和夾層累及程度
兩組患者主要臨床表現均為劇烈胸痛及背痛，腹痛、頭頸痛及惡心嘔吐等較為少見，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兩組患者器官缺血性損傷和夾層累及程度對比 [例 (%)]
術前出現腦缺血性損傷患者 31 例：大多患者（26 例）表現為短暫性腦缺血發作所致的暈厥或意識喪失，3 例患者出現持續性意識障礙、2 例患者合并失語癥。脊髓損傷 26 例，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 9 例，死亡 4 例。54 例患者出現主動脈夾層所致的急性腎損傷。9 例患者出現急性肝缺血性損傷，表現以肝酶升高為主。術前 22 例患者出現 2 個或 2 個以上器官缺血性損傷表現，78 例患者出現單一器官缺血性損傷，241 例患者未合并器官缺血性損傷。并發癥組患者出現器官缺血性損傷比例均顯著高于無并發癥組患者（P<0.05）。
并發癥組患者各分支血管受夾層累及程度較無并發癥組患者相比更為嚴重：冠狀動脈受累比例兩組分別為 52.9% 和 17.7%（P=0.000）、弓上動脈受累比例分別為 73.6% 和 53.9%（P=0.001）、腹腔干動脈受累比例分別為 37.9% 和 22.0%（P=0.003）、腸系膜上動脈受累比例分別為 18.4% 和 9.8%（P=0.030）、單側或雙側腎動脈受累比例分別為 27.6% 和 9.8%（P=0.000）。
2.3 手術情況
單純升主動脈置換術并發癥組 2 例，無并發癥組 24 例（2.3%vs. 9.4%，P=0.009）；升主動脈+部分弓置換術并發癥組 3 例，無并發癥組 21 例（3.4%vs. 8.3%，P=0.096）；升主動脈+全主動脈弓人工血管置換術并發癥組 82 例，無并發癥組 209 例（94.3%vs. 82.3%，P=0.003）；升主動脈+主動脈根部置換術并發癥組 23 例，無并發癥組 85 例（26.4%vs. 33.5%，P=0.139）；并發癥組同期冠狀動脈旁路 CABG 14 例，無并發癥組 28 例（16.1%vs. 11.0%，P=0.147）。并發癥組體外循環時間 [（205.05±63.65）minvs.（167.95±50.24）]、主動脈阻斷時間 [（108.11±34.79） minvs.（90.75±27.33）min]、深低溫停循環時間 [（22.55±8.09）minvs.（18.76±9.56）min] 均顯著高于無并發癥組（P=0.000），見表 4。
表4
患者術中資料 [例 (%)/
]
2.4 并發癥多因素分析
年齡 [OR=1.033（1.005，1.062），P=0.023]，術前合并腦缺血性損傷 [OR=2.630（1.044，6.626），P=0.040]、術前合并腎功能衰竭 [OR=3.183（1.586，6.389），P=0.001]、脊髓損傷 [OR=4.930（1.802，13.487），P=0.002]、夾層累及冠狀動脈 [OR=5.776（2.812，11.864），P=0.000]、體外循環時間 [OR=1.013（1.007，1.020），P=0.000] 均為 TAAD 患者術后死亡率和并發癥發生率的獨立危險因素。對于夾層累及冠狀動脈患者而言，積極同期 CABG 可顯著降低術后出現并發癥的風險，是 TAAD 患者術后并發癥的獨立保護性因素 [OR=0.167（0.060，0.467），P=0.001]，見表 5。
表5
出現死亡及其他嚴重并發癥的危險因素
3 討論
TAAD 是一種嚴重致死性疾病，院外死亡率極高。在過去 20 年，對于 TAAD 患者的治療效果有了極大改善[7]。即使接受急診搶救手術，此類患者出現各種嚴重并發癥甚至死亡的風險仍然很高[8-10]。目前國內有關 TAAD 術后出現各種嚴重并發癥甚至死亡的危險因素研究仍較少，歐洲部分研究提示年齡、術前腦卒中、術前休克、體外循環時間是 TAAD 患者術后發生死亡的危險因素，但手術方式、主動脈插管方式及灌注方式等與術后死亡不相關。
早年 TAAD 的手術死亡率高達 11%～36%[11-12]，目前國外大數據報道 TAAD 術后死亡率在 18% 左右[13]，在本研究的 341 例患者中死亡率 6.5%，結果較國外報道已明顯改善。
已有報道高齡是 TAAD 術后死亡率的危險因素，尤其是年齡超過 60 歲[14]。本研究中 TAAD 患者死亡率較其他研究相比顯著降低，這可能與本研究中患者年齡（無論并發癥組或無并發癥組）均顯著小于其他研究結果。盡管如此，本研究結果提示年齡是導致 TAAD 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的危險因素，這與其他研究結果類似，進一步證明了年齡對術后結果的影響。年齡越大，血管自身粥樣硬化的程度越重，一旦夾層累及血管，更容易發生靶器官的缺血性損傷，從而引起術后嚴重并發癥。因此對于 TAAD 老年患者，適當的術式選擇（包括單純升主動脈置換術和雜交全主動脈弓術式）以及圍手術期的器官保護應引起極大關注。
術前出現器官缺血性損傷也是夾層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的危險因素[15]。本研究多因素結果分析提示術前出現腦缺血性損傷、脊髓損傷、術前急性腎損傷分別是 TAAD 患者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或者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這一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類似。本研究中術前出現腦缺血性損傷表現以短暫性腦缺血發作為主，多為一過性暈厥或意識障礙，僅 3 例患者出現持續性意識障礙，表現為昏睡，2 例患者術前合并失語癥。術前出現腦缺血損傷多提示主動脈弓上動脈分支受夾層累及，從而引起腦血供急劇減少。術前出現腦缺血損傷患者 31 例，術后出現并發癥 16 例，死亡 6 例，并發癥發生率及死亡率均顯著增高。本研究中脊髓損傷多表現為下肢無力或麻木，提示肋間動脈或左鎖骨下動脈分支出現夾層從而影響脊髓血供。脊髓損傷 26 例，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 9 例，死亡 4 例。其他研究提示術前腎功能缺血可顯著提高 TAAD 術后患者死亡率[15-17]，本研究又一次證實了這一點。本研究中術前急性腎損傷 54 例，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 27 例，死亡 9 例，比例高于無并發癥組患者。
夾層撕裂累計的程度越廣泛，夾層術后出現死亡及其他并發癥的幾率越高[18-21]。許多研究結果顯示主動脈夾層冠狀動脈受累是術后發生嚴重并發癥或者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而弓上動脈或腹腔血管（腹腔干或腸系膜上動脈）受累不是死亡率或并發癥發生率的危險因素[16,22-24]。文獻[25]報道急性 A 型夾層冠狀動脈受累發生率為 11.3%，患者預后比較差。本研究中冠狀動脈受累患者共 91 例，發生率為 26.7%。左冠狀動脈受累 22 例，右冠狀動脈受累 55 例，雙側冠狀動脈均受累 14 例，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 47 例，死亡 13 例，顯著高于非冠狀動脈受累患者。本研究進一步證實主動脈夾層冠狀動脈受累是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及死亡的危險因素。冠狀動脈受累嚴重可引起心肌缺血，甚至發生心肌梗死或死亡，嚴重影響 TAAD 患者圍手術期的安全性。因此，對于術前影像學或術中探查發現冠狀動脈受累的患者，應密切評估患者冠狀動脈受累及心肌缺血的嚴重程度，必要時行 CABG 以預防圍手術期心肌梗死。
國外及本研究均已經表明冠狀動脈受累是術后死亡的危險因素[25-26]，因此術中如何處理受累的冠狀動脈也是決定手術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認為術中應該積極處理冠狀動脈的病變。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CABG 是 TAAD 患者術后嚴重并發癥或死亡率的獨立保護性因素，與以前的報道術中同時 CABG 會增加術后早期死亡率不同[25]。本研究中 CABG 適應證有兩種：1）冠狀動脈嚴重受累；2）同時合并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及冠狀動脈狹窄。根據術前及術中發現，積極行 CABG 可顯著提高術后患者安全性，降低圍術期心肌梗死的發生率，從而降低發生其他嚴重并發癥發生率及死亡率。但 CABG 對于 TAAD 患者遠期預后的影響尚未可知，需進一步研究探討。
正與其他心臟外科手術一樣，體外循環時間也是夾層術后結果不良的因素，尤其是體外循環時間大于 190 min[27-28]。本研究進一步證實體外循環時間是 TAAD 患者術后發生嚴重并發癥和死亡率的獨立危險因素。這一結論與其他研究結果一致。體外循環時間越長，器官處于相對缺血狀態時間越長，術后發生缺血性損傷的概率越大，從而導致嚴重并發癥，甚至死亡。此外，正如其他研究一樣[27]，本研究提示深低溫停循環時間并不是術后發生并發癥和死亡率的獨立危險因素。其他手術因素均不是術后并發癥和死亡率的危險因素，比如手術方式的選擇，包括主動脈根部置換術，半弓或全主動脈人工血管置換術，這也與其他研究結論一致[15]。
主動脈夾層是指主動脈內膜撕裂導致血液通過內膜破口流入主動脈壁各層之間形成夾層血腫從而迫使主動脈壁各層分開，如累及升主動脈稱為 Stanford A 型主動脈夾層（TAAD）。TAAD 是一種嚴重的致死性急癥，死亡率高，其自然過程非常兇險，未及時治療約 20%～50% 患者在 48 h 內死亡，診斷明確應立即手術治療[1-4]。即使接受手術治療，此類患者圍手術期出現死亡或者嚴重并發癥的風險仍極高，如急性心肌梗死、腦血管意外、脊髓缺血性損傷、胃腸道急性缺血壞死、腎功能衰竭、嚴重低氧血癥等。目前已有研究顯示年齡、術前合并器官缺血性損傷以及手術時間延長是 TAAD 患者術后死亡率的危險因素[5-6]。然而對于此類患者圍手術期發生死亡或合并嚴重并發癥的相關危險因素尚未完全明確。本研究通過單中心隊列研究，根據 TAAD 患者術后是否合并嚴重并發癥分為兩組，對比兩組患者的臨床資料，旨在探討出此類患者術后死亡或嚴重并發癥的獨立危險因素。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和分組
回顧性分析 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阜外醫院血管中心行手術治療的 341 例 TAAD 患者的臨床資料，其中男 246 例、女 95 例，平均年齡 29～73（47.42±11.54）歲。所有患者均根據病史，超聲多普勒及主動脈 CT 明確診斷。手術方式包括主動脈根部置換，升主動脈置換，部分弓置換，全弓置換和冠狀動脈旁路移植術（CABG）。
術后 87 例患者出現嚴重并發癥（表 1），其中 22 例患者發生圍術期死亡，死亡率 6.5%，其余 254 例患者未出現嚴重并發癥。根據術后是否出現死亡和嚴重并發癥將患者分為兩組：并發癥組（87 例）和無并發癥組（254 例）。
表1
術后并發癥 [例（%）]
1.2 資料采集
采集的資料主要包括患者術前一般臨床資料、術前夾層導致器官缺血性損傷、夾層累及動脈分支血管情況、手術方式、體外循環時間、主動脈阻斷時間、深低溫停循環時間等。
1.3 統計學分析
采用 SPSS 18.0 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 ）表示，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對計量資料采用非配對t 檢驗。邏輯回歸分析進行單一變量分析，分級回歸模型進行從屬變量分析。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術前一般臨床資料
并發癥組患者平均年齡顯著大于無并發癥組患者 [（49.91±11.22）歲vs.（46.57±11.54）歲，P=0.019]。夾層病因學分析結果顯示，并發癥組術前合并馬凡氏綜合征比例顯著低于無并發癥組（6.9%vs. 15.0%，P=0.035）、術前合并主動脈根部瘤比例顯著低于無并發癥組（17.2%vs. 26.4%，P=0.045）。而并發癥組術前合并高血壓比例高于無并發癥組（83.9%vs. 77.6%），但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34）。此外，兩組間其他特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包括是否合并糖尿病、高脂血癥、吸煙、飲酒、是否存在心臟病家族史，見表 2。
表2
術前患者一般臨床資料 [例(%)/
]
2.2 術前器官缺血性損傷和夾層累及程度
兩組患者主要臨床表現均為劇烈胸痛及背痛，腹痛、頭頸痛及惡心嘔吐等較為少見，兩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3。
表3
兩組患者器官缺血性損傷和夾層累及程度對比 [例 (%)]
術前出現腦缺血性損傷患者 31 例：大多患者（26 例）表現為短暫性腦缺血發作所致的暈厥或意識喪失，3 例患者出現持續性意識障礙、2 例患者合并失語癥。脊髓損傷 26 例，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 9 例，死亡 4 例。54 例患者出現主動脈夾層所致的急性腎損傷。9 例患者出現急性肝缺血性損傷，表現以肝酶升高為主。術前 22 例患者出現 2 個或 2 個以上器官缺血性損傷表現，78 例患者出現單一器官缺血性損傷，241 例患者未合并器官缺血性損傷。并發癥組患者出現器官缺血性損傷比例均顯著高于無并發癥組患者（P<0.05）。
并發癥組患者各分支血管受夾層累及程度較無并發癥組患者相比更為嚴重：冠狀動脈受累比例兩組分別為 52.9% 和 17.7%（P=0.000）、弓上動脈受累比例分別為 73.6% 和 53.9%（P=0.001）、腹腔干動脈受累比例分別為 37.9% 和 22.0%（P=0.003）、腸系膜上動脈受累比例分別為 18.4% 和 9.8%（P=0.030）、單側或雙側腎動脈受累比例分別為 27.6% 和 9.8%（P=0.000）。
2.3 手術情況
單純升主動脈置換術并發癥組 2 例，無并發癥組 24 例（2.3%vs. 9.4%，P=0.009）；升主動脈+部分弓置換術并發癥組 3 例，無并發癥組 21 例（3.4%vs. 8.3%，P=0.096）；升主動脈+全主動脈弓人工血管置換術并發癥組 82 例，無并發癥組 209 例（94.3%vs. 82.3%，P=0.003）；升主動脈+主動脈根部置換術并發癥組 23 例，無并發癥組 85 例（26.4%vs. 33.5%，P=0.139）；并發癥組同期冠狀動脈旁路 CABG 14 例，無并發癥組 28 例（16.1%vs. 11.0%，P=0.147）。并發癥組體外循環時間 [（205.05±63.65）minvs.（167.95±50.24）]、主動脈阻斷時間 [（108.11±34.79） minvs.（90.75±27.33）min]、深低溫停循環時間 [（22.55±8.09）minvs.（18.76±9.56）min] 均顯著高于無并發癥組（P=0.000），見表 4。
表4
患者術中資料 [例 (%)/
]
2.4 并發癥多因素分析
年齡 [OR=1.033（1.005，1.062），P=0.023]，術前合并腦缺血性損傷 [OR=2.630（1.044，6.626），P=0.040]、術前合并腎功能衰竭 [OR=3.183（1.586，6.389），P=0.001]、脊髓損傷 [OR=4.930（1.802，13.487），P=0.002]、夾層累及冠狀動脈 [OR=5.776（2.812，11.864），P=0.000]、體外循環時間 [OR=1.013（1.007，1.020），P=0.000] 均為 TAAD 患者術后死亡率和并發癥發生率的獨立危險因素。對于夾層累及冠狀動脈患者而言，積極同期 CABG 可顯著降低術后出現并發癥的風險，是 TAAD 患者術后并發癥的獨立保護性因素 [OR=0.167（0.060，0.467），P=0.001]，見表 5。
表5
出現死亡及其他嚴重并發癥的危險因素
3 討論
TAAD 是一種嚴重致死性疾病，院外死亡率極高。在過去 20 年，對于 TAAD 患者的治療效果有了極大改善[7]。即使接受急診搶救手術，此類患者出現各種嚴重并發癥甚至死亡的風險仍然很高[8-10]。目前國內有關 TAAD 術后出現各種嚴重并發癥甚至死亡的危險因素研究仍較少，歐洲部分研究提示年齡、術前腦卒中、術前休克、體外循環時間是 TAAD 患者術后發生死亡的危險因素，但手術方式、主動脈插管方式及灌注方式等與術后死亡不相關。
早年 TAAD 的手術死亡率高達 11%～36%[11-12]，目前國外大數據報道 TAAD 術后死亡率在 18% 左右[13]，在本研究的 341 例患者中死亡率 6.5%，結果較國外報道已明顯改善。
已有報道高齡是 TAAD 術后死亡率的危險因素，尤其是年齡超過 60 歲[14]。本研究中 TAAD 患者死亡率較其他研究相比顯著降低，這可能與本研究中患者年齡（無論并發癥組或無并發癥組）均顯著小于其他研究結果。盡管如此，本研究結果提示年齡是導致 TAAD 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的危險因素，這與其他研究結果類似，進一步證明了年齡對術后結果的影響。年齡越大，血管自身粥樣硬化的程度越重，一旦夾層累及血管，更容易發生靶器官的缺血性損傷，從而引起術后嚴重并發癥。因此對于 TAAD 老年患者，適當的術式選擇（包括單純升主動脈置換術和雜交全主動脈弓術式）以及圍手術期的器官保護應引起極大關注。
術前出現器官缺血性損傷也是夾層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的危險因素[15]。本研究多因素結果分析提示術前出現腦缺血性損傷、脊髓損傷、術前急性腎損傷分別是 TAAD 患者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或者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這一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類似。本研究中術前出現腦缺血性損傷表現以短暫性腦缺血發作為主，多為一過性暈厥或意識障礙，僅 3 例患者出現持續性意識障礙，表現為昏睡，2 例患者術前合并失語癥。術前出現腦缺血損傷多提示主動脈弓上動脈分支受夾層累及，從而引起腦血供急劇減少。術前出現腦缺血損傷患者 31 例，術后出現并發癥 16 例，死亡 6 例，并發癥發生率及死亡率均顯著增高。本研究中脊髓損傷多表現為下肢無力或麻木，提示肋間動脈或左鎖骨下動脈分支出現夾層從而影響脊髓血供。脊髓損傷 26 例，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 9 例，死亡 4 例。其他研究提示術前腎功能缺血可顯著提高 TAAD 術后患者死亡率[15-17]，本研究又一次證實了這一點。本研究中術前急性腎損傷 54 例，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 27 例，死亡 9 例，比例高于無并發癥組患者。
夾層撕裂累計的程度越廣泛，夾層術后出現死亡及其他并發癥的幾率越高[18-21]。許多研究結果顯示主動脈夾層冠狀動脈受累是術后發生嚴重并發癥或者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而弓上動脈或腹腔血管（腹腔干或腸系膜上動脈）受累不是死亡率或并發癥發生率的危險因素[16,22-24]。文獻[25]報道急性 A 型夾層冠狀動脈受累發生率為 11.3%，患者預后比較差。本研究中冠狀動脈受累患者共 91 例，發生率為 26.7%。左冠狀動脈受累 22 例，右冠狀動脈受累 55 例，雙側冠狀動脈均受累 14 例，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 47 例，死亡 13 例，顯著高于非冠狀動脈受累患者。本研究進一步證實主動脈夾層冠狀動脈受累是術后出現嚴重并發癥及死亡的危險因素。冠狀動脈受累嚴重可引起心肌缺血，甚至發生心肌梗死或死亡，嚴重影響 TAAD 患者圍手術期的安全性。因此，對于術前影像學或術中探查發現冠狀動脈受累的患者，應密切評估患者冠狀動脈受累及心肌缺血的嚴重程度，必要時行 CABG 以預防圍手術期心肌梗死。
國外及本研究均已經表明冠狀動脈受累是術后死亡的危險因素[25-26]，因此術中如何處理受累的冠狀動脈也是決定手術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認為術中應該積極處理冠狀動脈的病變。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結果顯示 CABG 是 TAAD 患者術后嚴重并發癥或死亡率的獨立保護性因素，與以前的報道術中同時 CABG 會增加術后早期死亡率不同[25]。本研究中 CABG 適應證有兩種：1）冠狀動脈嚴重受累；2）同時合并冠狀動脈粥樣硬化及冠狀動脈狹窄。根據術前及術中發現，積極行 CABG 可顯著提高術后患者安全性，降低圍術期心肌梗死的發生率，從而降低發生其他嚴重并發癥發生率及死亡率。但 CABG 對于 TAAD 患者遠期預后的影響尚未可知，需進一步研究探討。
正與其他心臟外科手術一樣，體外循環時間也是夾層術后結果不良的因素，尤其是體外循環時間大于 190 min[27-28]。本研究進一步證實體外循環時間是 TAAD 患者術后發生嚴重并發癥和死亡率的獨立危險因素。這一結論與其他研究結果一致。體外循環時間越長，器官處于相對缺血狀態時間越長，術后發生缺血性損傷的概率越大，從而導致嚴重并發癥，甚至死亡。此外，正如其他研究一樣[27]，本研究提示深低溫停循環時間并不是術后發生并發癥和死亡率的獨立危險因素。其他手術因素均不是術后并發癥和死亡率的危險因素，比如手術方式的選擇，包括主動脈根部置換術，半弓或全主動脈人工血管置換術，這也與其他研究結論一致[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