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盧瑋, 曾敏, 雷鵬飛, 謝杰, 胡懿郃. 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假體置換聯合轉子下短縮截骨術治療成人 Crowe Ⅳ型髖關節發育不良.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9, 33(8): 929-934. doi: 10.7507/1002-1892.201810062 復制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是治療髖關節發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引起的繼發性髖關節病的有效術式。根據 Crowe 等[1]提出的分型標準，DDH 可分為四型。其中，CroweⅣ型 DDH 患者骨組織和軟組織存在解剖變異，表現為真臼發育過淺、股骨頭高脫位、股骨前傾角及外展角偏大、股骨近端前弓弧度增大，髓腔狹窄，前后徑大于左右徑、臀中肌、外展肌等軟組織攣縮畸形以及伴有坐骨神經短縮[2-3]。此類患者置換手術難度較大，股骨假體常難以放置于合適位置，以獲得理想的初始穩定性。探討在真臼中如何恢復旋轉中心及安全復位，同時避免軟組織過度松解以及減少坐骨神經牽拉等并發癥的發生，也具有重要意義。研究表明，結合轉子下短縮截骨術可減少上述手術風險[4-7]。2015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我院采用 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假體置換聯合轉子下短縮截骨術治療成人 Crowe Ⅳ型 DDH 18 例（20 髖），獲得較好療效。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組男 5 例（6 髖），女 13 例（14 髖）；年齡 20～67 歲，平均 42 歲。單髖 16 例，其中左髖 10 例、右髖 6 例；雙髖 2 例。患者主要臨床表現均為患側疼痛及跛行。入院檢查：單側 DDH 患者雙下肢不等長，患側較健側縮短（4.76±2.59）cm；雙側 DDH 患者雙下肢等長。患髖“4”字征、Trendelenburg 征均為陽性。Harris 評分為（41.95±6.90）分，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為（5.05±1.15）分。常規攝骨盆、股骨中上段正位 X 線片，髖關節側位 X 線片及雙下肢全長正位 X 線片；結果顯示患側股骨頭高脫位，股骨頭位于髖臼外上方，髖臼關節緣發育畸形，髖臼表面平淺，假臼形成。CT 平掃和三維重建顯示髖臼平坦，股骨頭移位至外側和近端；髖臼前傾角為（32.82±2.79）°，股骨前傾角（46.18±6.80）°，聯合前傾角（79.01±7.54）°。攝髂內、雙下肢動靜脈彩超，排除血管病變及深靜脈血栓形成。
1.2 手術方法
本組手術均由同一術者完成。患側神經阻滯麻醉后，聯合全麻及氣管插管，患者取側臥位。作后外側切口，長 10～15 cm，平均 12 cm。切開皮膚、皮下組織、分離闊筋膜層，通過臀大肌肌纖維間隙，穿過股外側肌進入深層。游離暴露假性髖關節囊，假臼位于髂骨外側。緊貼股骨小轉子上截骨，取出股骨頭后切除假性關節囊，清理真臼中的軟組織，以直徑 38 mm 髖臼銼于真臼處打磨，依次增加髖臼銼直徑，磨去髖臼表面軟骨，見髖臼松質骨及廣泛滲血，安裝髖臼模具，檢查確認牢固后用生理鹽水沖洗，于外展角 45°、前傾角約 15° 植入相應大小的生物型髖臼外杯（Zimmer 公司，美國），予 2 枚螺釘固定后安裝陶瓷內襯。然后，用矩形骨鑿打開股骨近端，使用髓腔擴大器擴髓，依次增大髓腔銼大小。安裝試模后關節復位困難，在股骨小轉子下 2～3 cm 進行水平截骨；本組截骨長度 2.0～3.5 cm，平均 2.38 cm。股骨近段安裝 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柄假體（Zimmer 公司，美國），調整短頸陶瓷頭大小至髖關節松緊度合適。成功復位后，檢查髖關節活動度良好且穩定，無脫位發生。將截骨塊縱向剖開放置于截骨水平內、外側，采用鋼絲環扎固定，使得股骨截骨處近、遠端對合牢固。大量生理鹽水沖洗髖關節、止血，放置負壓引流，關閉切口。
1.3 術后處理
患者麻醉蘇醒后立即檢查術側下肢神經功能，如出現伸膝無力或大腿麻木，提示可能有下肢神經損傷。術后常規使用抗生素預防感染，低分子肝素鈉及利伐沙班抗凝治療。
術后 24 h 保持屈髖、屈膝 30° 位，并逐漸減少屈髖、屈膝度數。術后第 1 天開始下肢功能康復訓練，包括股直肌、股外側肌、股內側肌、股中間肌等長收縮及踝關節屈伸活動，防止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2 d 后開始扶拐患肢不負重下床活動，6～8 周允許扶拐行走并逐漸負重；3 個月后根據影像學復查結果，如截骨斷端處形成連續性骨痂后可完全負重行走；半年內避免髖關節過度屈曲、內收、內旋等動作。
1.4 療效評價指標
記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引流量、術中血管損傷及術后下肢神經癥狀、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假體脫位、松動、感染等并發癥發生情況。術后 1、3、6、12 個月以及之后每年定期隨訪。測量雙下肢長度、VAS 評分以及髖關節 Harris 評分[8]。攝 X 線片評價髖關節假體有無影像學改變及轉子下截骨面愈合程度；CT 掃描髖關節，測量患側髖臼前傾角、股骨前傾角及聯合前傾角[9-10]。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9.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本組手術時間 116～161 min，平均 138.4 min；術中出血量 600～1 200 mL，平均 795 mL；術后引流量 100～630 mL，平均 252 mL。術后手術切口均Ⅰ期愈合，無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1 例出現坐骨神經牽拉癥狀，表現為術側患肢麻木，予以營養神經、高壓氧治療 9 d 后癥狀緩解，隨訪 6 個月未再出現坐骨神經牽拉癥狀。
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12～29 個月，平均 18.4 個月。患者術前跛行步態及髖部疼痛均顯著改善或者消失，患髖“4”字征及 Trendelenburg 征均為陰性。末次隨訪時，Harris 評分為（87.50±5.06）分，VAS 評分為（0.75±0.85）分，與術前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28.122，P=0.000；t=18.650，P=0.000）。術后 2 d 單側 DDH 患者患側肢體長度與健側相差（0.72±0.70）cm，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7.751，P=0.000）；雙側 DDH 患者雙下肢均等長。術后 2 d 復查 CT，患側髖臼前傾角為（16.21±4.84）°，股骨前傾角（18.99±2.55）°，聯合前傾角（35.20±5.80）°，與術前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13.848，P=0.000；t=16.802，P=0.000；t=22.216，P=0.000）。患者詳細資料見表 1。X 線片復查示截骨面均愈合，愈合時間 3～6 個月，平均 4.1 個月；無假體周圍骨折、假體松動及下沉、脫位、異位骨化、骨溶解等并發癥發生。見圖 1。
圖1
患者，男，28 歲，右側 Crowe Ⅳ型 DDH
a. 術前雙下肢長度；b. 術前 X 線片；c. 術后即刻 X 線片；d. 術后 6 個月 X 線片；e. 術后 6 個月雙下肢等長
Figure1. A 28-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right Crowe Ⅳ DDHa. The lengths of bilateral lower limbs before operation; b. X-ray film before operation; c. X-ray film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d. X-ray film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e. The lengths of bilateral lower limbs were equal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表1
患者臨床資料
Table1.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3 討論
3.1 聯合轉子下截骨術的必要性及療效
DDH 高脫位患者的股骨前傾角及頸干角較正常人明顯增大[11]，Sugano 等[12]采用三維 CT 掃描方法測量股骨近端形態參數，股骨上端橫斷處成像顯示內緣輪廓不規則，前后徑長度大于左右徑。有學者對 DDH 患者股骨近端三維重建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脫位程度越高，股骨近端頭頸越短，尤其 Crowe Ⅳ 型患者最短，進而導致 Crowe Ⅳ型患者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中偏心距不足[11-12]。股骨近端頭頸短縮會增加大轉子和髖臼邊緣撞擊的可能性，從而導致疼痛、髖關節活動受限。髖關節解剖中心恢復常常需要肢體延長超過 4 cm，這也提高了下肢神經牽拉損傷的風險[4-5, 13]。此外，恢復髖關節解剖中心，患肢長度會延長，所以對于髖關節周圍攣縮畸形的軟組織松解是不可缺少的步驟，包括闊筋膜張肌、髂腰肌、臀中肌等。而冗長關節囊的過度切除、髖關節周圍肌肉的松解又會增大術后股骨頭脫位的風險。
有學者認為脫位超過 4 cm 的 DDH 患者如強行復位可能會導致血管神經損傷[14-15]，因此術中如發現髖關節復位困難且在軟組織松解后仍未復位時，應行截骨術避免牽拉造成的軟組織損傷及失血的增加。股骨短縮截骨術這一術式聯合應用于高脫位 DDH 患者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中，是由 Klisic 和 Jankovic 于 1976 年首次提出[16]，至今已發展出多種股骨短縮截骨技術，包括水平截骨、斜形截骨、楔形截骨、Z 形截骨等[12, 16-19]。上述截骨術式中，水平截骨術操作容易，包括調整患肢長度以及恢復股骨前傾角，但是因旋轉剪切力及解除面積小等因素，水平截骨后常發生截骨面不愈合。Bruce 等[18]報道了 5 例采用股骨轉子下水平截骨術聯合組配式假體置換治療高脫位 DDH，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 12%～41%。Sener 等[19]報道了 23 例（28 髖）DDH 患者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術后出現坐骨神經牽拉損傷 1 例，股神經麻痹 1 例，骨不連 2 例，髖臼骨折 1 例。Masonis 等[13]報道 21 例高脫位患者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治療，于股骨小轉子下 2 cm 行水平截骨術，S-ROM 非骨水泥型假體柄置換，術后 91% 截骨處愈合。Park 等[20]報道了 24 例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結合股骨轉子下截骨術，術后出現骨不連 3 例，假體無菌性松動 1 例。
我們認為股骨轉子下短縮截骨術有以下優勢：① 保留股骨近端解剖結構，提高股骨假體穩定性并重建外展肌力臂長度。② 有利于髖關節復位，并在髖關節恢復解剖旋轉中心后，減輕周圍軟組織張力，避免血管神經的損傷。③ 糾正大轉子后移畸形及股骨旋轉畸形。④ 采用水平截骨可以根據患者個體差異進行多次截骨。但是股骨短縮截骨術后存在截骨面不愈合風險是其不足。
3.2 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假體置換的療效分析
目前，聯合轉子下截骨術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可選擇多種假體，采用 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假體的報道較少[7, 21-25]。由于股骨近端為狹窄圓柱形，髓腔直徑也相應變窄呈圓柱狀，同時發育不良的髖關節股骨近端前傾角常超過 60°，這種改變遠端達小轉子水平。傳統股骨假體具有髖的橫向橢圓形輪廓，不適合圓柱狀髓腔，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假體柄具有 5° 的錐狀柄橫截面，有效解決了上述問題。置換術中可以在任何前傾位置放置 Wagner Cone 假體，其圓形橫斷面有助于植入過程中自由旋轉，調整前傾角不受限制。而且股骨柄縱行棱和錐形幾何結構能夠保證假體植入的旋轉穩定性，研究表明帶有錐形固定的應力傳導為骨長入提供生物力學條件，術后數月松質骨骨小梁結構會根據假體所施加的機械力學負荷進行調整[26-27]，有效避免了術后大腿疼痛的發生[26-30]。Wagner 等[26]報道了 100 例錐形股骨假體置換術后患者隨訪資料，其中術中發生股骨劈裂 6 例，圓錐假體下沉 2 例。Claramunt 等[27]報道 30 例 Wagner Cone 錐形柄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治療，其中 CroweⅠ型 8 例、Ⅱ型 22 例；術前雙下肢長度差平均為 1.79 cm、術后為 0.69 cm，并發癥包括 3 例感染和 3 例假體脫位。本組患者雙下肢不等長以及髖關節功能均明顯改善，隨訪期間無假體脫位、無菌性松動、股骨截骨不愈合、假體周圍骨折等并發癥發生，提示近期療效較好，但中遠期療效有待進一步隨訪。
作者貢獻：盧瑋負責科研設計、數據收集整理、統計學分析及文章撰寫，曾敏負責文章審校，雷鵬飛，謝杰負責手術實施及評估，胡懿郃對文章負責。
利益沖突：課題未涉及任何廠家及相關雇主或其他經濟組織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或利益贊助。課題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經費支持，但沒有影響文章觀點和對研究數據的客觀分析及其報道。
機構倫理問題：研究方案經中南大學湘雅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201612802）。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是治療髖關節發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引起的繼發性髖關節病的有效術式。根據 Crowe 等[1]提出的分型標準，DDH 可分為四型。其中，CroweⅣ型 DDH 患者骨組織和軟組織存在解剖變異，表現為真臼發育過淺、股骨頭高脫位、股骨前傾角及外展角偏大、股骨近端前弓弧度增大，髓腔狹窄，前后徑大于左右徑、臀中肌、外展肌等軟組織攣縮畸形以及伴有坐骨神經短縮[2-3]。此類患者置換手術難度較大，股骨假體常難以放置于合適位置，以獲得理想的初始穩定性。探討在真臼中如何恢復旋轉中心及安全復位，同時避免軟組織過度松解以及減少坐骨神經牽拉等并發癥的發生，也具有重要意義。研究表明，結合轉子下短縮截骨術可減少上述手術風險[4-7]。2015 年 1 月—2017 年 6 月，我院采用 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假體置換聯合轉子下短縮截骨術治療成人 Crowe Ⅳ型 DDH 18 例（20 髖），獲得較好療效。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組男 5 例（6 髖），女 13 例（14 髖）；年齡 20～67 歲，平均 42 歲。單髖 16 例，其中左髖 10 例、右髖 6 例；雙髖 2 例。患者主要臨床表現均為患側疼痛及跛行。入院檢查：單側 DDH 患者雙下肢不等長，患側較健側縮短（4.76±2.59）cm；雙側 DDH 患者雙下肢等長。患髖“4”字征、Trendelenburg 征均為陽性。Harris 評分為（41.95±6.90）分，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為（5.05±1.15）分。常規攝骨盆、股骨中上段正位 X 線片，髖關節側位 X 線片及雙下肢全長正位 X 線片；結果顯示患側股骨頭高脫位，股骨頭位于髖臼外上方，髖臼關節緣發育畸形，髖臼表面平淺，假臼形成。CT 平掃和三維重建顯示髖臼平坦，股骨頭移位至外側和近端；髖臼前傾角為（32.82±2.79）°，股骨前傾角（46.18±6.80）°，聯合前傾角（79.01±7.54）°。攝髂內、雙下肢動靜脈彩超，排除血管病變及深靜脈血栓形成。
1.2 手術方法
本組手術均由同一術者完成。患側神經阻滯麻醉后，聯合全麻及氣管插管，患者取側臥位。作后外側切口，長 10～15 cm，平均 12 cm。切開皮膚、皮下組織、分離闊筋膜層，通過臀大肌肌纖維間隙，穿過股外側肌進入深層。游離暴露假性髖關節囊，假臼位于髂骨外側。緊貼股骨小轉子上截骨，取出股骨頭后切除假性關節囊，清理真臼中的軟組織，以直徑 38 mm 髖臼銼于真臼處打磨，依次增加髖臼銼直徑，磨去髖臼表面軟骨，見髖臼松質骨及廣泛滲血，安裝髖臼模具，檢查確認牢固后用生理鹽水沖洗，于外展角 45°、前傾角約 15° 植入相應大小的生物型髖臼外杯（Zimmer 公司，美國），予 2 枚螺釘固定后安裝陶瓷內襯。然后，用矩形骨鑿打開股骨近端，使用髓腔擴大器擴髓，依次增大髓腔銼大小。安裝試模后關節復位困難，在股骨小轉子下 2～3 cm 進行水平截骨；本組截骨長度 2.0～3.5 cm，平均 2.38 cm。股骨近段安裝 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柄假體（Zimmer 公司，美國），調整短頸陶瓷頭大小至髖關節松緊度合適。成功復位后，檢查髖關節活動度良好且穩定，無脫位發生。將截骨塊縱向剖開放置于截骨水平內、外側，采用鋼絲環扎固定，使得股骨截骨處近、遠端對合牢固。大量生理鹽水沖洗髖關節、止血，放置負壓引流，關閉切口。
1.3 術后處理
患者麻醉蘇醒后立即檢查術側下肢神經功能，如出現伸膝無力或大腿麻木，提示可能有下肢神經損傷。術后常規使用抗生素預防感染，低分子肝素鈉及利伐沙班抗凝治療。
術后 24 h 保持屈髖、屈膝 30° 位，并逐漸減少屈髖、屈膝度數。術后第 1 天開始下肢功能康復訓練，包括股直肌、股外側肌、股內側肌、股中間肌等長收縮及踝關節屈伸活動，防止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2 d 后開始扶拐患肢不負重下床活動，6～8 周允許扶拐行走并逐漸負重；3 個月后根據影像學復查結果，如截骨斷端處形成連續性骨痂后可完全負重行走；半年內避免髖關節過度屈曲、內收、內旋等動作。
1.4 療效評價指標
記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引流量、術中血管損傷及術后下肢神經癥狀、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假體脫位、松動、感染等并發癥發生情況。術后 1、3、6、12 個月以及之后每年定期隨訪。測量雙下肢長度、VAS 評分以及髖關節 Harris 評分[8]。攝 X 線片評價髖關節假體有無影像學改變及轉子下截骨面愈合程度；CT 掃描髖關節，測量患側髖臼前傾角、股骨前傾角及聯合前傾角[9-10]。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9.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數據以均數±標準差表示，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本組手術時間 116～161 min，平均 138.4 min；術中出血量 600～1 200 mL，平均 795 mL；術后引流量 100～630 mL，平均 252 mL。術后手術切口均Ⅰ期愈合，無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1 例出現坐骨神經牽拉癥狀，表現為術側患肢麻木，予以營養神經、高壓氧治療 9 d 后癥狀緩解，隨訪 6 個月未再出現坐骨神經牽拉癥狀。
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12～29 個月，平均 18.4 個月。患者術前跛行步態及髖部疼痛均顯著改善或者消失，患髖“4”字征及 Trendelenburg 征均為陰性。末次隨訪時，Harris 評分為（87.50±5.06）分，VAS 評分為（0.75±0.85）分，與術前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t=–28.122，P=0.000；t=18.650，P=0.000）。術后 2 d 單側 DDH 患者患側肢體長度與健側相差（0.72±0.70）cm，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7.751，P=0.000）；雙側 DDH 患者雙下肢均等長。術后 2 d 復查 CT，患側髖臼前傾角為（16.21±4.84）°，股骨前傾角（18.99±2.55）°，聯合前傾角（35.20±5.80）°，與術前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t=13.848，P=0.000；t=16.802，P=0.000；t=22.216，P=0.000）。患者詳細資料見表 1。X 線片復查示截骨面均愈合，愈合時間 3～6 個月，平均 4.1 個月；無假體周圍骨折、假體松動及下沉、脫位、異位骨化、骨溶解等并發癥發生。見圖 1。
圖1
患者，男，28 歲，右側 Crowe Ⅳ型 DDH
a. 術前雙下肢長度；b. 術前 X 線片；c. 術后即刻 X 線片；d. 術后 6 個月 X 線片；e. 術后 6 個月雙下肢等長
Figure1. A 28-year-old male patient with right Crowe Ⅳ DDHa. The lengths of bilateral lower limbs before operation; b. X-ray film before operation; c. X-ray film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d. X-ray film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e. The lengths of bilateral lower limbs were equal at 6 months after operation
表1
患者臨床資料
Table1.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3 討論
3.1 聯合轉子下截骨術的必要性及療效
DDH 高脫位患者的股骨前傾角及頸干角較正常人明顯增大[11]，Sugano 等[12]采用三維 CT 掃描方法測量股骨近端形態參數，股骨上端橫斷處成像顯示內緣輪廓不規則，前后徑長度大于左右徑。有學者對 DDH 患者股骨近端三維重建數據進行分析，結果顯示脫位程度越高，股骨近端頭頸越短，尤其 Crowe Ⅳ 型患者最短，進而導致 Crowe Ⅳ型患者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中偏心距不足[11-12]。股骨近端頭頸短縮會增加大轉子和髖臼邊緣撞擊的可能性，從而導致疼痛、髖關節活動受限。髖關節解剖中心恢復常常需要肢體延長超過 4 cm，這也提高了下肢神經牽拉損傷的風險[4-5, 13]。此外，恢復髖關節解剖中心，患肢長度會延長，所以對于髖關節周圍攣縮畸形的軟組織松解是不可缺少的步驟，包括闊筋膜張肌、髂腰肌、臀中肌等。而冗長關節囊的過度切除、髖關節周圍肌肉的松解又會增大術后股骨頭脫位的風險。
有學者認為脫位超過 4 cm 的 DDH 患者如強行復位可能會導致血管神經損傷[14-15]，因此術中如發現髖關節復位困難且在軟組織松解后仍未復位時，應行截骨術避免牽拉造成的軟組織損傷及失血的增加。股骨短縮截骨術這一術式聯合應用于高脫位 DDH 患者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中，是由 Klisic 和 Jankovic 于 1976 年首次提出[16]，至今已發展出多種股骨短縮截骨技術，包括水平截骨、斜形截骨、楔形截骨、Z 形截骨等[12, 16-19]。上述截骨術式中，水平截骨術操作容易，包括調整患肢長度以及恢復股骨前傾角，但是因旋轉剪切力及解除面積小等因素，水平截骨后常發生截骨面不愈合。Bruce 等[18]報道了 5 例采用股骨轉子下水平截骨術聯合組配式假體置換治療高脫位 DDH，術后并發癥發生率為 12%～41%。Sener 等[19]報道了 23 例（28 髖）DDH 患者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術后出現坐骨神經牽拉損傷 1 例，股神經麻痹 1 例，骨不連 2 例，髖臼骨折 1 例。Masonis 等[13]報道 21 例高脫位患者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治療，于股骨小轉子下 2 cm 行水平截骨術，S-ROM 非骨水泥型假體柄置換，術后 91% 截骨處愈合。Park 等[20]報道了 24 例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結合股骨轉子下截骨術，術后出現骨不連 3 例，假體無菌性松動 1 例。
我們認為股骨轉子下短縮截骨術有以下優勢：① 保留股骨近端解剖結構，提高股骨假體穩定性并重建外展肌力臂長度。② 有利于髖關節復位，并在髖關節恢復解剖旋轉中心后，減輕周圍軟組織張力，避免血管神經的損傷。③ 糾正大轉子后移畸形及股骨旋轉畸形。④ 采用水平截骨可以根據患者個體差異進行多次截骨。但是股骨短縮截骨術后存在截骨面不愈合風險是其不足。
3.2 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假體置換的療效分析
目前，聯合轉子下截骨術的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可選擇多種假體，采用 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假體的報道較少[7, 21-25]。由于股骨近端為狹窄圓柱形，髓腔直徑也相應變窄呈圓柱狀，同時發育不良的髖關節股骨近端前傾角常超過 60°，這種改變遠端達小轉子水平。傳統股骨假體具有髖的橫向橢圓形輪廓，不適合圓柱狀髓腔，Wagner Cone 生物型股骨假體柄具有 5° 的錐狀柄橫截面，有效解決了上述問題。置換術中可以在任何前傾位置放置 Wagner Cone 假體，其圓形橫斷面有助于植入過程中自由旋轉，調整前傾角不受限制。而且股骨柄縱行棱和錐形幾何結構能夠保證假體植入的旋轉穩定性，研究表明帶有錐形固定的應力傳導為骨長入提供生物力學條件，術后數月松質骨骨小梁結構會根據假體所施加的機械力學負荷進行調整[26-27]，有效避免了術后大腿疼痛的發生[26-30]。Wagner 等[26]報道了 100 例錐形股骨假體置換術后患者隨訪資料，其中術中發生股骨劈裂 6 例，圓錐假體下沉 2 例。Claramunt 等[27]報道 30 例 Wagner Cone 錐形柄行人工全髖關節置換治療，其中 CroweⅠ型 8 例、Ⅱ型 22 例；術前雙下肢長度差平均為 1.79 cm、術后為 0.69 cm，并發癥包括 3 例感染和 3 例假體脫位。本組患者雙下肢不等長以及髖關節功能均明顯改善，隨訪期間無假體脫位、無菌性松動、股骨截骨不愈合、假體周圍骨折等并發癥發生，提示近期療效較好，但中遠期療效有待進一步隨訪。
作者貢獻：盧瑋負責科研設計、數據收集整理、統計學分析及文章撰寫，曾敏負責文章審校，雷鵬飛，謝杰負責手術實施及評估，胡懿郃對文章負責。
利益沖突：課題未涉及任何廠家及相關雇主或其他經濟組織直接或間接的經濟或利益贊助。課題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經費支持，但沒有影響文章觀點和對研究數據的客觀分析及其報道。
機構倫理問題：研究方案經中南大學湘雅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2016128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