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張根生, 劉瑞宇, 王坤正, 李海濤, 唐一侖, 柏傳毅, 黨曉謙.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治療髖關節感染后遺關節畸形的療效研究.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8, 32(12): 1495-1499. doi: 10.7507/1002-1892.201807033 復制
兒童時期髖關節感染臨床較常見,其中 90% 為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1]。如果感染后未及時治療,約 66% 患兒會出現明顯關節周圍骨與軟組織解剖畸形,導致關節疼痛,嚴重影響關節功能[2-3]。近年來,感染性髖關節后遺關節畸形就診患者數量呈上升趨勢[4]。針對此類患者,既往主要采用關節融合術、病灶刮除術及髖關節周圍截骨術等治療,雖然可以控制感染、減輕疼痛,但關節功能差,患者生活質量無顯著提高[5]。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可以有效緩解關節疼痛、重建關節功能以及矯正跛行,目前已用于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及關節融合術后等復雜髖關節疾病,均取得了良好療效。近年,有關 THA 治療髖關節感染后遺關節畸形的臨床報道較少[6]。既往文獻報道,對于排除活動性感染且感染靜止期達 10 年以上者,可以考慮行一期 THA,否則有較高的并發癥發生風險,包括感染再發或假體無菌性松動等[7-9]。現回顧分析 2010 年 6 月—2017 年 5 月于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骨科接受 THA 的 31 例(31 髖)髖關節感染后遺關節畸形患者資料,探討手術療效及相關并發癥發生情況,以期為此類患者治療方法的選擇提供參考。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組男 18 例,女 13 例;年齡 20~71 歲,平均 46.1 歲。其中,20~49 歲 16 例,50~71 歲 15 例。患者均有髖關節感染病史;其中,化膿性感染 17 例(均為化膿性髖關節炎)、結核性感染 9 例(結核直接感染髖關節)、感染性質不詳 5 例。感染至治愈時間為 6~25 個月,平均 13.9 個月。明確感染源患者其感染治愈至 THA 時間為 6~58 年,平均 23.4 年;其中,化膿性感染者為 6~40 年,平均 21.6 年;結核性感染者為 11~58 年,平均 25.2 年。感染性質不詳患者其感染治愈至 THA 時間不明確,患者自述感染靜止均超過 6 年。既往有髖部手術史 8 例。合并高血壓 5 例,2 型糖尿病 3 例。
患者主要臨床癥狀為受累關節疼痛、活動障礙,髖關節周圍無紅腫及竇道,局部皮溫正常。術前均行雙側髖關節 CT 掃描和三維重建,評估髖臼深度和大小、骨盆骨缺損狀況、股骨頸前傾角度、股骨頭大小和股骨髓腔寬度。根據 Kim[7]的分型標準:Ⅰ型,股骨頭、頸破壞伴髖臼發育不良,股骨近端髓腔狹窄,本組 12 例;Ⅱ型,股骨頭、頸破壞伴髖臼發育不良,股骨近端髓腔相對正常,本組 9 例;Ⅲ型,髖臼及股骨近端相對正常,本組 10 例。關節發育異常后遺骨關節炎 21 例,病理性脫位 7 例,髖關節強直 3 例。患側下肢較健側短縮 0.5~5.6 cm,平均 2.9 cm。實驗室檢查:白細胞計數為(6.21±0.58)×109/L,C 反應蛋白為(0.22±0.60) mg/L,紅細胞沉降率為(12.55±3.58)mm/1 h,降鈣素原為(0.20 ±0.14)ng/mL。
1.2 手術方法
本組手術均采用插管全麻,患者取側臥位,取髖關節后外側入路逐層進入。若有瘢痕則切除皮膚瘢痕,徹底止血后松解攣縮組織、清理關節周圍增生的瘢痕肉芽組織及骨贅。患肢短縮超過 4 cm 者沿坐骨神經游離松解,注意保護坐骨神經,必要時切斷部分髂腰肌。取出股骨頭,顯露髖臼底部,清理臼底。根據術前 X 線定位,確定髖關節真臼位置;對于髖臼發育嚴重異常者,可借助術中 C 臂 X 線機定位,以保證髖臼重建在真臼位置。股骨側磨銼后裝入試模試復位,若復位困難則行股骨轉子下短縮截骨,重新磨銼髓腔后放入試模,試復位至滿意。本組 3 例行股骨轉子下截骨,4 例切斷內收肌;2 例因髖臼部分缺損,使用髖臼 Cage 加自體髂骨植骨;2 例股骨側選用骨水泥型假體,采用抗生素骨水泥,其余患者均選用生物型假體;2 例使用股骨定制假體。術中取關節液、滑膜組織等進行細菌培養。3%H2O2、生理鹽水、聚維酮碘徹底沖洗創口,于股骨大轉子后方鉆孔,將外旋肌群縫合于股骨大轉子上,重建髖關節后外側軟組織完整性,放置引流管,逐層縫合。
1.3 圍術期處理及療效評價指標
手術前后靜脈滴注抗生素 1 次預防感染,術后給予低分子肝素鈣或利伐沙班預防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術后引流量小于 50 mL/24 h 后拔除引流管。術后 3 d 內患者可行股四頭肌及臀肌等長收縮鍛煉;除術中行股骨轉子下截骨和髖臼結構性植骨者于 2 個月后開始下地康復訓練外,其余患者均于 1 周后開始下地康復訓練。
術后 3、6、12 個月及之后每年隨訪 1 次。采用 Harris 評分評價關節功能。攝髖關節正側位 X 線片,觀察假體周圍有無透亮線和骨溶解灶。依據 Gao 等[10]提出的活動性感染診斷標準對術中留取組織細菌培養結果進行分析。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8.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依據 Gao 等[10]提出的活動性感染診斷標準,術中留取組織細菌培養結果均為陰性。術后切口均Ⅰ期愈合。術后 1 例出現坐骨神經刺激癥狀,使用營養神經藥物 3 個月后癥狀消失;1 例采用陶瓷對陶瓷人工關節置換者術后 2 周半臥位時發生關節后脫位,給予閉合復位并持續皮膚牽引 1 周后,未再出現脫位。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10~63 個月,平均 34 個月。末次隨訪時,患者髖關節局部無紅腫,無皮溫增高;白細胞計數為(5.72±0.57)×109/L,C 反應蛋白為(0.25±0.05)mg/L,降鈣素原為(0.31 ±0.87) ng/mL,紅細胞沉降率為(36.35±9.49)mm/1 h;其中,紅細胞沉降率較術前升高并高于正常值范圍,考慮為生理性原因;白細胞計數、降鈣素原以及 C 反應蛋白均在正常范圍內。術后患者關節功能均逐漸恢復。其中,Harris 評分總分、關節功能評分手術前后各時間點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疼痛評分術后各時間點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除 3、6 個月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外,其余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活動度評分除術后 3 個月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外,其余各時間點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畸形評分手術前后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髖關節功能獲優 8 例、良 19 例、中 4 例,優良率達 87%。隨訪期間均無感染再發。X 線片復查示無斑片狀骨密度降低及點狀硬化,無透亮區。與健側相比,患側肢體無過長,其中 5 例未完全達到等長,短縮長度為 0.4~1.3 cm,平均 0.6 cm;但患者均無明顯跛行,無肢體不等長主觀感覺。見圖 1。




a、b. 術前正側位 X 線片;c. 術后即刻正位 X 線片;d、e. 術后 3 個月正側位 X 線片;f、g. 術后 30 個月正側位 X 線片
Figure1. A 50-year-old male patient after operation of the right hip caused by pyogenic arthritis in childhood was treated with THA because of hip pain and deformitya, b.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ray films before operation; c. Anteroposterior X-ray film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d, e.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ray films at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f, g.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films at 30 months after operation
3 討論
3.1 感染導致髖關節病理性改變
兒童時期發生髖關節感染,可導致髖關節中心異常、小髖臼及股骨髓腔狹窄、股骨頸前傾角增大、雙下肢不等長,以及由于周圍軟組織攣縮而繼發的神經、血管走行異常[5, 11]。X 線片表現為關節周圍大量骨贅形成和骨質硬化,嚴重者會出現股骨頭、頸完全消失,股骨大粗隆高位,髖臼發育不良伴股骨上段畸形及病理性髖關節脫位等嚴重畸形[12]。故此類患者手術難度大,且每例患者的骨性結構差異較大,需要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才能獲得較好的治療效果。
3.2 THA 療效分析
對于髖關節感染后遺關節畸形患者,THA 手術難度主要體現在三方面:① 髖關節中心異常,髖臼小,在真臼或解剖臼重建髖臼是手術關鍵[13]。② 發生感染年齡越小的患者,股骨上段發育畸形越嚴重,對于假體的選擇及如何安裝是一個挑戰,術中易出現股骨骨折并發癥[14]。③ 雙下肢不等長是常見體征,術中需要重視下肢軟組織平衡及避免神經血管損傷[15]。Edwards 等(1987)認為,引起神經麻痹的延長長度平均為 4.4 cm,在恢復下肢長度的同時,要充分考慮對神經血管的保護,術中必須行徹底軟組織松解,切除攣縮關節囊,松解周圍肌肉,切斷外旋肌群及部分股方肌,必要時于小轉子止點處部分松解髂腰肌,游離部分坐骨神經,以便術中探查神經張力。對于軟組織徹底松解后張力仍較大者,可行股骨轉子間或轉子下截骨,不可強行復位。術后可行患側皮膚牽引,早期功能鍛煉。
由于此類患者多數伴有患側髖關節不同程度的僵硬和患肢短縮,骨與關節發育異常,手術效果難以達到正常人關節功能水平,術前需與患者及家屬充分溝通,降低患者手術期望值。本組患者末次隨訪時關節疼痛和功能較術前明顯改善,Harris 評分總分與術前比較有統計學差異,隨訪期間無明顯主觀下肢不等長感覺。本組髖關節功能優良率為 87%,雖然低于股骨頭無菌性壞死及髖關節骨關節炎等常見髖關節疾病 THA 術后優良率(93.8%)[16],但與術前比較髖關節功能已顯著改善,患者可以回歸社會及正常生活。
3.3 感染再發分析
對于髖關節感染后遺關節畸形患者,兒童時期的感染多已治愈或控制,且靜止一定時間,手術激惹后可能存在殘留病菌進入體內,引起術后感染再發的風險。文獻報道,既往有關節感染者關節置換術后感染發生概率比無感染者增加 12 倍,有髖關節感染史患者 THA 術后感染風險為 0~9.5%[7, 17]。初次關節置換術后是否出現感染再發受多種因素影響,如感染類型(化膿性關節炎或結核)、感染活動水平、感染靜止時間、病原菌以及關節重建技術等。感染控制后至 THA 間隔時間(靜息期)目前尚未統一,有研究認為將靜息期定位 10 年作為分界線,否則有較高的感染再發概率[7]。本組均為感染靜止 6 年以上的患者。初次關節置換術前首先要排除活動性感染,感染的活動性可以通過臨床癥狀體征、X 線表現及實驗室檢查等綜合判斷。研究認為紅細胞沉降率、C 反應蛋白及降鈣素原在骨關節感染診斷中具有特異度和準確性較高的特點,可作為骨關節感染檢測的重要指標[18-20]。因此,聯合分析上述指標可提高感染診斷的準確性。本組患者末次隨訪時,通過復查白細胞計數、紅細胞沉降率、C 反應蛋白及降鈣素原、髖關節正側位 X 線片,未發現感染再發情況。如果術前不能完全排除感染者,我們認為一期關節置換時可使用抗生素骨水泥固定。如原始感染為耐藥菌株或感染有活動性、存在竇道等其他近期感染復發證據,則應分兩期進行關節置換手術。
綜上述,對于髖關節感染后遺骨關節畸形患者通過術前詳細檢查,明確感染靜止期在 6~10 年及以上且排除活動性感染后,一期 THA 治療可行。術后患者恢復雙下肢等長的主觀感覺、髖關節功能明顯改善,感染再發風險低,患者生活質量顯著提高。
兒童時期髖關節感染臨床較常見,其中 90% 為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1]。如果感染后未及時治療,約 66% 患兒會出現明顯關節周圍骨與軟組織解剖畸形,導致關節疼痛,嚴重影響關節功能[2-3]。近年來,感染性髖關節后遺關節畸形就診患者數量呈上升趨勢[4]。針對此類患者,既往主要采用關節融合術、病灶刮除術及髖關節周圍截骨術等治療,雖然可以控制感染、減輕疼痛,但關節功能差,患者生活質量無顯著提高[5]。
人工全髖關節置換術(total hip arthroplasty,THA)可以有效緩解關節疼痛、重建關節功能以及矯正跛行,目前已用于治療類風濕性關節炎及關節融合術后等復雜髖關節疾病,均取得了良好療效。近年,有關 THA 治療髖關節感染后遺關節畸形的臨床報道較少[6]。既往文獻報道,對于排除活動性感染且感染靜止期達 10 年以上者,可以考慮行一期 THA,否則有較高的并發癥發生風險,包括感染再發或假體無菌性松動等[7-9]。現回顧分析 2010 年 6 月—2017 年 5 月于西安交通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骨科接受 THA 的 31 例(31 髖)髖關節感染后遺關節畸形患者資料,探討手術療效及相關并發癥發生情況,以期為此類患者治療方法的選擇提供參考。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組男 18 例,女 13 例;年齡 20~71 歲,平均 46.1 歲。其中,20~49 歲 16 例,50~71 歲 15 例。患者均有髖關節感染病史;其中,化膿性感染 17 例(均為化膿性髖關節炎)、結核性感染 9 例(結核直接感染髖關節)、感染性質不詳 5 例。感染至治愈時間為 6~25 個月,平均 13.9 個月。明確感染源患者其感染治愈至 THA 時間為 6~58 年,平均 23.4 年;其中,化膿性感染者為 6~40 年,平均 21.6 年;結核性感染者為 11~58 年,平均 25.2 年。感染性質不詳患者其感染治愈至 THA 時間不明確,患者自述感染靜止均超過 6 年。既往有髖部手術史 8 例。合并高血壓 5 例,2 型糖尿病 3 例。
患者主要臨床癥狀為受累關節疼痛、活動障礙,髖關節周圍無紅腫及竇道,局部皮溫正常。術前均行雙側髖關節 CT 掃描和三維重建,評估髖臼深度和大小、骨盆骨缺損狀況、股骨頸前傾角度、股骨頭大小和股骨髓腔寬度。根據 Kim[7]的分型標準:Ⅰ型,股骨頭、頸破壞伴髖臼發育不良,股骨近端髓腔狹窄,本組 12 例;Ⅱ型,股骨頭、頸破壞伴髖臼發育不良,股骨近端髓腔相對正常,本組 9 例;Ⅲ型,髖臼及股骨近端相對正常,本組 10 例。關節發育異常后遺骨關節炎 21 例,病理性脫位 7 例,髖關節強直 3 例。患側下肢較健側短縮 0.5~5.6 cm,平均 2.9 cm。實驗室檢查:白細胞計數為(6.21±0.58)×109/L,C 反應蛋白為(0.22±0.60) mg/L,紅細胞沉降率為(12.55±3.58)mm/1 h,降鈣素原為(0.20 ±0.14)ng/mL。
1.2 手術方法
本組手術均采用插管全麻,患者取側臥位,取髖關節后外側入路逐層進入。若有瘢痕則切除皮膚瘢痕,徹底止血后松解攣縮組織、清理關節周圍增生的瘢痕肉芽組織及骨贅。患肢短縮超過 4 cm 者沿坐骨神經游離松解,注意保護坐骨神經,必要時切斷部分髂腰肌。取出股骨頭,顯露髖臼底部,清理臼底。根據術前 X 線定位,確定髖關節真臼位置;對于髖臼發育嚴重異常者,可借助術中 C 臂 X 線機定位,以保證髖臼重建在真臼位置。股骨側磨銼后裝入試模試復位,若復位困難則行股骨轉子下短縮截骨,重新磨銼髓腔后放入試模,試復位至滿意。本組 3 例行股骨轉子下截骨,4 例切斷內收肌;2 例因髖臼部分缺損,使用髖臼 Cage 加自體髂骨植骨;2 例股骨側選用骨水泥型假體,采用抗生素骨水泥,其余患者均選用生物型假體;2 例使用股骨定制假體。術中取關節液、滑膜組織等進行細菌培養。3%H2O2、生理鹽水、聚維酮碘徹底沖洗創口,于股骨大轉子后方鉆孔,將外旋肌群縫合于股骨大轉子上,重建髖關節后外側軟組織完整性,放置引流管,逐層縫合。
1.3 圍術期處理及療效評價指標
手術前后靜脈滴注抗生素 1 次預防感染,術后給予低分子肝素鈣或利伐沙班預防下肢深靜脈血栓形成。術后引流量小于 50 mL/24 h 后拔除引流管。術后 3 d 內患者可行股四頭肌及臀肌等長收縮鍛煉;除術中行股骨轉子下截骨和髖臼結構性植骨者于 2 個月后開始下地康復訓練外,其余患者均于 1 周后開始下地康復訓練。
術后 3、6、12 個月及之后每年隨訪 1 次。采用 Harris 評分評價關節功能。攝髖關節正側位 X 線片,觀察假體周圍有無透亮線和骨溶解灶。依據 Gao 等[10]提出的活動性感染診斷標準對術中留取組織細菌培養結果進行分析。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8.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依據 Gao 等[10]提出的活動性感染診斷標準,術中留取組織細菌培養結果均為陰性。術后切口均Ⅰ期愈合。術后 1 例出現坐骨神經刺激癥狀,使用營養神經藥物 3 個月后癥狀消失;1 例采用陶瓷對陶瓷人工關節置換者術后 2 周半臥位時發生關節后脫位,給予閉合復位并持續皮膚牽引 1 周后,未再出現脫位。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10~63 個月,平均 34 個月。末次隨訪時,患者髖關節局部無紅腫,無皮溫增高;白細胞計數為(5.72±0.57)×109/L,C 反應蛋白為(0.25±0.05)mg/L,降鈣素原為(0.31 ±0.87) ng/mL,紅細胞沉降率為(36.35±9.49)mm/1 h;其中,紅細胞沉降率較術前升高并高于正常值范圍,考慮為生理性原因;白細胞計數、降鈣素原以及 C 反應蛋白均在正常范圍內。術后患者關節功能均逐漸恢復。其中,Harris 評分總分、關節功能評分手術前后各時間點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疼痛評分術后各時間點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除 3、6 個月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外,其余兩兩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活動度評分除術后 3 個月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外,其余各時間點間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畸形評分手術前后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髖關節功能獲優 8 例、良 19 例、中 4 例,優良率達 87%。隨訪期間均無感染再發。X 線片復查示無斑片狀骨密度降低及點狀硬化,無透亮區。與健側相比,患側肢體無過長,其中 5 例未完全達到等長,短縮長度為 0.4~1.3 cm,平均 0.6 cm;但患者均無明顯跛行,無肢體不等長主觀感覺。見圖 1。




a、b. 術前正側位 X 線片;c. 術后即刻正位 X 線片;d、e. 術后 3 個月正側位 X 線片;f、g. 術后 30 個月正側位 X 線片
Figure1. A 50-year-old male patient after operation of the right hip caused by pyogenic arthritis in childhood was treated with THA because of hip pain and deformitya, b.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ray films before operation; c. Anteroposterior X-ray film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d, e.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ray films at 3 months after operation; f, g.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films at 30 months after operation
3 討論
3.1 感染導致髖關節病理性改變
兒童時期發生髖關節感染,可導致髖關節中心異常、小髖臼及股骨髓腔狹窄、股骨頸前傾角增大、雙下肢不等長,以及由于周圍軟組織攣縮而繼發的神經、血管走行異常[5, 11]。X 線片表現為關節周圍大量骨贅形成和骨質硬化,嚴重者會出現股骨頭、頸完全消失,股骨大粗隆高位,髖臼發育不良伴股骨上段畸形及病理性髖關節脫位等嚴重畸形[12]。故此類患者手術難度大,且每例患者的骨性結構差異較大,需要制定個體化治療方案,才能獲得較好的治療效果。
3.2 THA 療效分析
對于髖關節感染后遺關節畸形患者,THA 手術難度主要體現在三方面:① 髖關節中心異常,髖臼小,在真臼或解剖臼重建髖臼是手術關鍵[13]。② 發生感染年齡越小的患者,股骨上段發育畸形越嚴重,對于假體的選擇及如何安裝是一個挑戰,術中易出現股骨骨折并發癥[14]。③ 雙下肢不等長是常見體征,術中需要重視下肢軟組織平衡及避免神經血管損傷[15]。Edwards 等(1987)認為,引起神經麻痹的延長長度平均為 4.4 cm,在恢復下肢長度的同時,要充分考慮對神經血管的保護,術中必須行徹底軟組織松解,切除攣縮關節囊,松解周圍肌肉,切斷外旋肌群及部分股方肌,必要時于小轉子止點處部分松解髂腰肌,游離部分坐骨神經,以便術中探查神經張力。對于軟組織徹底松解后張力仍較大者,可行股骨轉子間或轉子下截骨,不可強行復位。術后可行患側皮膚牽引,早期功能鍛煉。
由于此類患者多數伴有患側髖關節不同程度的僵硬和患肢短縮,骨與關節發育異常,手術效果難以達到正常人關節功能水平,術前需與患者及家屬充分溝通,降低患者手術期望值。本組患者末次隨訪時關節疼痛和功能較術前明顯改善,Harris 評分總分與術前比較有統計學差異,隨訪期間無明顯主觀下肢不等長感覺。本組髖關節功能優良率為 87%,雖然低于股骨頭無菌性壞死及髖關節骨關節炎等常見髖關節疾病 THA 術后優良率(93.8%)[16],但與術前比較髖關節功能已顯著改善,患者可以回歸社會及正常生活。
3.3 感染再發分析
對于髖關節感染后遺關節畸形患者,兒童時期的感染多已治愈或控制,且靜止一定時間,手術激惹后可能存在殘留病菌進入體內,引起術后感染再發的風險。文獻報道,既往有關節感染者關節置換術后感染發生概率比無感染者增加 12 倍,有髖關節感染史患者 THA 術后感染風險為 0~9.5%[7, 17]。初次關節置換術后是否出現感染再發受多種因素影響,如感染類型(化膿性關節炎或結核)、感染活動水平、感染靜止時間、病原菌以及關節重建技術等。感染控制后至 THA 間隔時間(靜息期)目前尚未統一,有研究認為將靜息期定位 10 年作為分界線,否則有較高的感染再發概率[7]。本組均為感染靜止 6 年以上的患者。初次關節置換術前首先要排除活動性感染,感染的活動性可以通過臨床癥狀體征、X 線表現及實驗室檢查等綜合判斷。研究認為紅細胞沉降率、C 反應蛋白及降鈣素原在骨關節感染診斷中具有特異度和準確性較高的特點,可作為骨關節感染檢測的重要指標[18-20]。因此,聯合分析上述指標可提高感染診斷的準確性。本組患者末次隨訪時,通過復查白細胞計數、紅細胞沉降率、C 反應蛋白及降鈣素原、髖關節正側位 X 線片,未發現感染再發情況。如果術前不能完全排除感染者,我們認為一期關節置換時可使用抗生素骨水泥固定。如原始感染為耐藥菌株或感染有活動性、存在竇道等其他近期感染復發證據,則應分兩期進行關節置換手術。
綜上述,對于髖關節感染后遺骨關節畸形患者通過術前詳細檢查,明確感染靜止期在 6~10 年及以上且排除活動性感染后,一期 THA 治療可行。術后患者恢復雙下肢等長的主觀感覺、髖關節功能明顯改善,感染再發風險低,患者生活質量顯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