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趙東方, 孔祥朋, 王毅, 倪明, 李想, 柴偉. 第三代 Oxford 單髁假體安放位置對人工單髁關節置換術近期療效的影響.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8, 32(12): 1518-1523. doi: 10.7507/1002-1892.201805021 復制
目前，人工單髁關節置換術（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UKA）作為一種治療膝關節骨關節炎術式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研究表明，與人工全膝關節置換術（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相比，UKA 具有創傷小、出血少、住院時間短、康復快、假體 10 年生存率較高等優點[1-4]。但也有學者認為，UKA 對假體安放位置準確度和術者手術技術要求較高，術后襯墊脫位等并發癥發生率高，行 TKA 再次翻修后效果不佳[5-7]。Edmondson 等[8]研究認為 UKA 術中假體安放位置和中期療效無相關性，但也有學者認為安放位置會影響假體生存率和臨床效果[9-11]。目前，臨床 UKA 常用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Zimmer-Biomet 公司，美國），該假體包括單柱型和雙柱型。我們對采用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行 UKA 的患者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研究，分析假體安放位置對術后近期療效的影響和兩者相關性，同時對單柱型和雙柱型假體的臨床功能和安放位置精確度進行橫向比較。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患者納入標準：① 膝關節前內側骨關節炎；② 疼痛局限于內側，且交叉韌帶完整；③ 膝關節最大屈曲度>90°，屈曲攣縮 <10°，內翻畸形 <15° 且外力可矯正至中立位。排除標準：① 影像學資料不完整；② 側位 X 線片顯示股骨內、外髁不重疊者。2015 年 9 月—11 月，共 26 例（26 膝）患者納入研究。2015 年 10 月前收治患者均采用單柱型假體（15 例，單柱組）；10 月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引入雙柱型假體，收治患者均采用雙柱型假體（11 例，雙柱組）。
單柱組：男 2 例，女 13 例；年齡 55～76 歲，平均 61 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為（27.31±2.89）kg/m2。左膝 6 例，右膝 9 例。骨關節炎根據 Kellgren-Lawrence（K-L）分級標準：Ⅲ級 9 例，Ⅳ級 6 例。術前美國特種醫院（HSS）評分為（45.95±6.02）分。雙柱組：男 5 例，女 6 例；年齡 52～77 歲，平均 66 歲。BMI 為（25.84±3.81）kg/m2。左膝 8 例，右膝 3 例。骨關節炎根據 K-L 分級標準：Ⅲ級為 6 例，Ⅳ級為 5 例。術前 HSS 評分（44.64±4.68）分。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BMI、骨關節炎 K-L 分級、術前 HSS 評分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手術方法
兩組手術由同一主刀醫師采用 MicroPlasty 操作工具完成；除股骨組件安放方法以外，兩組手術操作一致；均使用“雞尾酒”鎮痛方法[12]。全麻后，患肢取半截石位，術側大腿根部捆扎止血帶。屈膝 90°，采用小切口髕旁入路。暴露脛骨結節至脛骨平臺前內側緣，切除內側半月板，探查前、后交叉韌帶是否完整，清除股骨內髁、髁間窩內外緣、脛骨平臺內側骨贅，行脛骨矢狀面和水平截骨。重力位自然下垂膝關節，放置股骨、脛骨、襯墊試模，測試屈伸間隙平衡滿意后，安裝防撞擊導向器，研磨試模周圍骨贅。測試間隙平衡且無撞擊發生后，沖洗截骨面，安放股骨、脛骨假體和配套襯墊（Zimmer-Biomet 公司，美國）。安放單柱型股骨假體時，將單立柱置于股骨內側髁上 6 mm 孔，剩余 4 mm 孔用小骨塊填充或者骨水泥封堵；安裝雙柱型股骨假體時，將靠前立柱置于 4 mm 孔，靠后立柱置于 6 mm 孔。待骨水泥完全固化后，檢查膝關節活動度。松止血帶，徹底沖洗，關閉關節腔，依次縫合肌肉、皮下和皮膚，擦干切口皮膚再用組織膠水（B.Braun 公司，德國）均勻涂抹于切口表面，寬約 5 mm，60 s 后即可蓋上切口敷料[13]。
1.3 術后處理及療效評價指標
兩組患者術后處理方法一致，常規給予抗感染、抗凝及對癥治療。術后當天或者第 2 天即可下地活動。術后 6 周、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以及之后每年 1 次定期隨訪
1.3.1 臨床功能評價
采用 HSS 評分、美國西部 Ontario 與 McMaster 大學骨關節炎評分（WOMAC）、牛津膝關節評分（OKS）和美國膝關節學會評分（KSS）評價膝關節功能。
1.3.2 影像學評價
攝標準正側位 X 線片，其中側位片上股骨和脛骨內、外髁互相重疊。參考 Shakespeare 等[14]的方法測量假體股骨及脛骨組件位置相關指標，每張 X 線片由兩名關節科住院醫師采用 Polyware 軟件獨立測量，取均值。
① 于正位片測量組件內外翻角，其中股骨組件內外翻角為脛骨解剖軸和股骨組件長軸的夾角，脛骨組件內外翻角是脛骨解剖軸和脛骨組件橫軸對應垂線的夾角。② 于側位片矢狀面測量股骨組件屈伸角，即股骨后側皮質切線和股骨組件立柱所在軸線夾角；以及脛骨組件后傾角，即脛骨后側皮質切線和脛骨組件縱軸所對應垂線的夾角（脛骨組件后傾數值為“+”、前傾為“–”）。
參照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置換術后評價標準[8]和 Oxford 單髁膝關節系統 MicroPlasty 技術操作手冊-附錄-術后影像學評估標準部分，依據 X 線片測量的脛骨、股骨組件各指標結果與理想值的偏差進行評分。其中，脛骨組件后傾角理想值為 7°，每偏差 1° 計 1 分；內外翻角理想值為 0°，偏離 1° 計 1 分；組件突出平臺距離，每突出 1 mm 計 1 分；是否存在脛骨后方骨贅或水泥，存在計 1 分、不存在計 0 分。股骨組件屈伸角理想值為 10°，每偏差 1° 計 1 分；內外翻角理想值為 0°，偏離 1° 計 1 分；股骨組件后緣突懸距離，每突出 1 mm 計 1 分；是否存股骨后方骨贅或水泥，存在計 1 分、不存在計 0 分。脛骨、股骨組件評分總和即為總體組件評分，總分為 0 分代表安放位置最佳。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組內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Fisher 確切概率法。采用 Pearson 相關性分析比較組件位置與功能評分的相關性。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單柱組隨訪時間為 24～27 個月，平均為 26.2 個月；雙柱組為 24～26 個月，平均為 25.2 個月。隨訪期間 2 例雙柱組患者出現襯墊脫位并翻修，患者年齡分別為 62 歲和 48 歲；原襯墊厚度均為 5 mm，分別替換為 7、8 mm 襯墊，術后恢復良好，隨訪期間襯墊未出現再次脫位。兩組其余患者均未出現明顯不適及嚴重并發癥。見圖 1、2。
圖1
雙柱組患者，女，65 歲，左膝內側間室骨關節炎正側位 X 線片
a、b. 術前；c、d. 術后第 2 天；e、f. 術后 2 年
Figure1.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ray films of a 65-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medial compartment osteoarthritis of the left knee in twin-peg groupa, b. Before operation; c, d. At 2 days after operation; e, f. At 2 years after operation
圖2
單柱組患者，女，58 歲，左膝內側間室骨關節炎正側位 X 線片
a、b. 術前；c、d. 術后第 2 天；e、f. 術后 2 年
Figure2.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ray films of a 58-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medial compartment osteoarthritis of the left knee in single-peg groupa, b. Before operation; c, d. At 2 days after operation; e, f. At 2 years after operation
末次隨訪時，單柱組及雙柱組 HSS 評分分別為（85.84±6.57）、（82.71±7.33）分，較術前有顯著提高，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257，P=0.008；t=1.236，P=0.026）。末次隨訪時，兩組膝關節功能 HSS 評分、WOMAC 評分、OKS 評分、KSS 臨床及功能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兩組股骨組件、脛骨組件以及總體組件影像學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相關分析示，兩組假體位置與術后功能評分間均無相關性（P>0.05），見表 3、4。
表1
兩組術后膝關節功能評分比較（
）
Table1.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scores between 2 groups (
)
表2
兩組假體位置影像學評分比較（
）
Table2.
Comparison of radiographic scores between 2 groups (
)
表3
單柱型假體組件位置與膝關節功能評分相關性分析
Table3.
Correlation between radiographic scores of components and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scores in single-peg group
表4
雙柱型假體組件位置與膝關節功能評分相關性分析
Table4.
Correlation between radiographic scores of components and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scores in twin-peg group
3 討論
3.1 單髁假體位置對療效的影響
Edmondson 等[8]通過對 48 例患者進行了平均 4.5 年的隨訪，他們認為 Oxford 單髁假體置換術后假體影像學評分與關節功能 OKS 評分無關聯。考慮單一 OKS 評分主觀性較強，本研究引入 HSS、KSS、WOMAC 評分，其中 HSS 評分可以反映膝關節局部情況和機體整體情況，對于膝關節置換術前及術后比較具有很高價值。WOMAC 評分是從疼痛、僵硬和關節功能三方面進行評估，覆蓋了膝關節骨關節炎的基本特征。KSS 評分通過與患者面談和體格檢查來完成膝關節功能評估，既可獲得關節解剖和生物力學的信息，又可以了解患者膝關節功能信息，使術后功能評估更客觀、全面。
Shakespeare 等[14]通過對 226 例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進行影像學測量，發現 36% 存在脛骨組件安放位置靠前，18 例股骨組件安放過屈或過伸，但無因組件位置不良引起的假體松動。Gulati 等[15]通過對 211 例 UKA 患者平均隨訪 5.2 年，發現股骨組件屈伸以及內外翻角存在 10° 以內偏差、脛骨組件后傾角存在 5° 以內偏差時，均不會對術后功能造成明顯影響，分析這可能與股骨組件球形設計和凹面型襯墊設計有關。Kang 等[16]的有限元分析發現，股骨組件內外翻異常會影響襯墊、外側間室、副韌帶張力，尤其是偏差超過 9° 時。Chatellard 等[9]進行了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總結了 559 例 Oxford 單髁假體置換術后平均 5.17 年的隨訪資料，結果顯示關節生存率與以下脛骨組件位置因素有關，包括關節間隙高度改變超過 2 mm 以及脛骨組件內外翻角超過 3°、后傾角超過 5°。
綜合本研究結果和上述文獻所述，我們認為一定范圍內，即使組件安放位置存在一定偏差，也不會對術后療效有明顯影響。但是這一結論還需要進一步隨訪驗證。
3.2 單、雙柱型假體療效
Hurst 等[17]認為與單柱型假體相比，雙柱型假體有以下優勢：① 股骨組件旋轉穩定性強；② 膝關節最大屈曲度增加 15°；③ 股骨組件外形更接近股骨內側髁輪廓；④ 假體安放位置精確度更高。本研究顯示單、雙柱型假體影像學評分和功能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分析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① 本研究兩組均采用 MicroPlasty 操作工具，操作技術基本相同；② 隨訪時間較短；③ 主刀醫生處于學習曲線過程，因此待術者MicroPlasty 操作工具和手術技術成熟后，是否能體現雙柱型假體設計優勢，有待進一步驗證。
3.3 UKA 術后并發癥
本研究術后 2 例雙柱組患者發生襯墊脫位，術后 X 線片復查均可見內側脛骨平臺過度突懸（脛骨組件內側緣超過脛骨平臺內側緣 2 mm），分析可能與術中脛骨垂直截骨時往復鋸位置偏內側有關。脛骨組件內側緣過度突懸會刺激內側副韌帶發生炎性反應，進而變松弛。當襯墊前后移動時，失去內側副韌帶有效阻擋，發生過度旋轉以致脫位。此外，屈膝時脛骨組件后緣殘余骨贅會反復撞擊半月板襯墊，進而引起脫位。有文獻報道，股骨組件旋轉不良、隨訪 1 年以上功能評分較差也是容易脫位因素[18-19]。White 等[18]提出可以通過術中保護內側副韌帶、清理骨贅等措施，降低襯墊脫出風險。Kim 等[20]認為對于襯墊初次脫位且未合并其他并發癥者，優先考慮單純襯墊置換，如果再次出現脫位則直接采用 TKA 翻修。本研究考慮患者為初次脫位，且未合其他并發癥，故采用單純襯墊置換，術后未再脫位。
Mohammad 等[21] 通過超過 8 000 例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置換長期隨訪，發現術后最常見并發癥包括外側間室骨關節炎進展（1.42%）、假體松動（1.25%）。相關研究認為，外側間室骨關節炎進展主要與下肢力線過度矯正有關（脛股角>180° 的外翻畸形）[22]，也與患者生活方式、疼痛敏感性和隨訪時間有關[23-24] 。針對假體松動，Kim 等[20]認為與患者年齡較小、超重、內翻畸形以及過大后傾有關，此外脛骨組件松動多發生于全聚乙烯固定平臺單髁假體，金屬背托、活動平臺假體發生率相對較低。其處理策略主要是更換組件或者直接采用 TKA 翻修。
綜上述，采用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置換治療膝關節內側骨關節炎，可獲得較好近期療效。單、雙柱型假體在影像學位置和術后關節功能方面無明顯差異。術中注意準確放置假體，但一定范圍內位置偏差不會對療效有明顯影響。
目前，人工單髁關節置換術（unicompartmental knee arthroplasty，UKA）作為一種治療膝關節骨關節炎術式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研究表明，與人工全膝關節置換術（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相比，UKA 具有創傷小、出血少、住院時間短、康復快、假體 10 年生存率較高等優點[1-4]。但也有學者認為，UKA 對假體安放位置準確度和術者手術技術要求較高，術后襯墊脫位等并發癥發生率高，行 TKA 再次翻修后效果不佳[5-7]。Edmondson 等[8]研究認為 UKA 術中假體安放位置和中期療效無相關性，但也有學者認為安放位置會影響假體生存率和臨床效果[9-11]。目前，臨床 UKA 常用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Zimmer-Biomet 公司，美國），該假體包括單柱型和雙柱型。我們對采用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行 UKA 的患者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研究，分析假體安放位置對術后近期療效的影響和兩者相關性，同時對單柱型和雙柱型假體的臨床功能和安放位置精確度進行橫向比較。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患者納入標準：① 膝關節前內側骨關節炎；② 疼痛局限于內側，且交叉韌帶完整；③ 膝關節最大屈曲度>90°，屈曲攣縮 <10°，內翻畸形 <15° 且外力可矯正至中立位。排除標準：① 影像學資料不完整；② 側位 X 線片顯示股骨內、外髁不重疊者。2015 年 9 月—11 月，共 26 例（26 膝）患者納入研究。2015 年 10 月前收治患者均采用單柱型假體（15 例，單柱組）；10 月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引入雙柱型假體，收治患者均采用雙柱型假體（11 例，雙柱組）。
單柱組：男 2 例，女 13 例；年齡 55～76 歲，平均 61 歲。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為（27.31±2.89）kg/m2。左膝 6 例，右膝 9 例。骨關節炎根據 Kellgren-Lawrence（K-L）分級標準：Ⅲ級 9 例，Ⅳ級 6 例。術前美國特種醫院（HSS）評分為（45.95±6.02）分。雙柱組：男 5 例，女 6 例；年齡 52～77 歲，平均 66 歲。BMI 為（25.84±3.81）kg/m2。左膝 8 例，右膝 3 例。骨關節炎根據 K-L 分級標準：Ⅲ級為 6 例，Ⅳ級為 5 例。術前 HSS 評分（44.64±4.68）分。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BMI、骨關節炎 K-L 分級、術前 HSS 評分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手術方法
兩組手術由同一主刀醫師采用 MicroPlasty 操作工具完成；除股骨組件安放方法以外，兩組手術操作一致；均使用“雞尾酒”鎮痛方法[12]。全麻后，患肢取半截石位，術側大腿根部捆扎止血帶。屈膝 90°，采用小切口髕旁入路。暴露脛骨結節至脛骨平臺前內側緣，切除內側半月板，探查前、后交叉韌帶是否完整，清除股骨內髁、髁間窩內外緣、脛骨平臺內側骨贅，行脛骨矢狀面和水平截骨。重力位自然下垂膝關節，放置股骨、脛骨、襯墊試模，測試屈伸間隙平衡滿意后，安裝防撞擊導向器，研磨試模周圍骨贅。測試間隙平衡且無撞擊發生后，沖洗截骨面，安放股骨、脛骨假體和配套襯墊（Zimmer-Biomet 公司，美國）。安放單柱型股骨假體時，將單立柱置于股骨內側髁上 6 mm 孔，剩余 4 mm 孔用小骨塊填充或者骨水泥封堵；安裝雙柱型股骨假體時，將靠前立柱置于 4 mm 孔，靠后立柱置于 6 mm 孔。待骨水泥完全固化后，檢查膝關節活動度。松止血帶，徹底沖洗，關閉關節腔，依次縫合肌肉、皮下和皮膚，擦干切口皮膚再用組織膠水（B.Braun 公司，德國）均勻涂抹于切口表面，寬約 5 mm，60 s 后即可蓋上切口敷料[13]。
1.3 術后處理及療效評價指標
兩組患者術后處理方法一致，常規給予抗感染、抗凝及對癥治療。術后當天或者第 2 天即可下地活動。術后 6 周、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以及之后每年 1 次定期隨訪
1.3.1 臨床功能評價
采用 HSS 評分、美國西部 Ontario 與 McMaster 大學骨關節炎評分（WOMAC）、牛津膝關節評分（OKS）和美國膝關節學會評分（KSS）評價膝關節功能。
1.3.2 影像學評價
攝標準正側位 X 線片，其中側位片上股骨和脛骨內、外髁互相重疊。參考 Shakespeare 等[14]的方法測量假體股骨及脛骨組件位置相關指標，每張 X 線片由兩名關節科住院醫師采用 Polyware 軟件獨立測量，取均值。
① 于正位片測量組件內外翻角，其中股骨組件內外翻角為脛骨解剖軸和股骨組件長軸的夾角，脛骨組件內外翻角是脛骨解剖軸和脛骨組件橫軸對應垂線的夾角。② 于側位片矢狀面測量股骨組件屈伸角，即股骨后側皮質切線和股骨組件立柱所在軸線夾角；以及脛骨組件后傾角，即脛骨后側皮質切線和脛骨組件縱軸所對應垂線的夾角（脛骨組件后傾數值為“+”、前傾為“–”）。
參照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置換術后評價標準[8]和 Oxford 單髁膝關節系統 MicroPlasty 技術操作手冊-附錄-術后影像學評估標準部分，依據 X 線片測量的脛骨、股骨組件各指標結果與理想值的偏差進行評分。其中，脛骨組件后傾角理想值為 7°，每偏差 1° 計 1 分；內外翻角理想值為 0°，偏離 1° 計 1 分；組件突出平臺距離，每突出 1 mm 計 1 分；是否存在脛骨后方骨贅或水泥，存在計 1 分、不存在計 0 分。股骨組件屈伸角理想值為 10°，每偏差 1° 計 1 分；內外翻角理想值為 0°，偏離 1° 計 1 分；股骨組件后緣突懸距離，每突出 1 mm 計 1 分；是否存股骨后方骨贅或水泥，存在計 1 分、不存在計 0 分。脛骨、股骨組件評分總和即為總體組件評分，總分為 0 分代表安放位置最佳。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組內手術前后比較采用配對 t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Fisher 確切概率法。采用 Pearson 相關性分析比較組件位置與功能評分的相關性。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單柱組隨訪時間為 24～27 個月，平均為 26.2 個月；雙柱組為 24～26 個月，平均為 25.2 個月。隨訪期間 2 例雙柱組患者出現襯墊脫位并翻修，患者年齡分別為 62 歲和 48 歲；原襯墊厚度均為 5 mm，分別替換為 7、8 mm 襯墊，術后恢復良好，隨訪期間襯墊未出現再次脫位。兩組其余患者均未出現明顯不適及嚴重并發癥。見圖 1、2。
圖1
雙柱組患者，女，65 歲，左膝內側間室骨關節炎正側位 X 線片
a、b. 術前；c、d. 術后第 2 天；e、f. 術后 2 年
Figure1.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ray films of a 65-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medial compartment osteoarthritis of the left knee in twin-peg groupa, b. Before operation; c, d. At 2 days after operation; e, f. At 2 years after operation
圖2
單柱組患者，女，58 歲，左膝內側間室骨關節炎正側位 X 線片
a、b. 術前；c、d. 術后第 2 天；e、f. 術后 2 年
Figure2. Anteroposterior and lateral X-ray films of a 58-year-old female patient with medial compartment osteoarthritis of the left knee in single-peg groupa, b. Before operation; c, d. At 2 days after operation; e, f. At 2 years after operation
末次隨訪時，單柱組及雙柱組 HSS 評分分別為（85.84±6.57）、（82.71±7.33）分，較術前有顯著提高，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1.257，P=0.008；t=1.236，P=0.026）。末次隨訪時，兩組膝關節功能 HSS 評分、WOMAC 評分、OKS 評分、KSS 臨床及功能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兩組股骨組件、脛骨組件以及總體組件影像學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2。相關分析示，兩組假體位置與術后功能評分間均無相關性（P>0.05），見表 3、4。
表1
兩組術后膝關節功能評分比較（
）
Table1.
Comparison of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scores between 2 groups (
)
表2
兩組假體位置影像學評分比較（
）
Table2.
Comparison of radiographic scores between 2 groups (
)
表3
單柱型假體組件位置與膝關節功能評分相關性分析
Table3.
Correlation between radiographic scores of components and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scores in single-peg group
表4
雙柱型假體組件位置與膝關節功能評分相關性分析
Table4.
Correlation between radiographic scores of components and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scores in twin-peg group
3 討論
3.1 單髁假體位置對療效的影響
Edmondson 等[8]通過對 48 例患者進行了平均 4.5 年的隨訪，他們認為 Oxford 單髁假體置換術后假體影像學評分與關節功能 OKS 評分無關聯。考慮單一 OKS 評分主觀性較強，本研究引入 HSS、KSS、WOMAC 評分，其中 HSS 評分可以反映膝關節局部情況和機體整體情況，對于膝關節置換術前及術后比較具有很高價值。WOMAC 評分是從疼痛、僵硬和關節功能三方面進行評估，覆蓋了膝關節骨關節炎的基本特征。KSS 評分通過與患者面談和體格檢查來完成膝關節功能評估，既可獲得關節解剖和生物力學的信息，又可以了解患者膝關節功能信息，使術后功能評估更客觀、全面。
Shakespeare 等[14]通過對 226 例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進行影像學測量，發現 36% 存在脛骨組件安放位置靠前，18 例股骨組件安放過屈或過伸，但無因組件位置不良引起的假體松動。Gulati 等[15]通過對 211 例 UKA 患者平均隨訪 5.2 年，發現股骨組件屈伸以及內外翻角存在 10° 以內偏差、脛骨組件后傾角存在 5° 以內偏差時，均不會對術后功能造成明顯影響，分析這可能與股骨組件球形設計和凹面型襯墊設計有關。Kang 等[16]的有限元分析發現，股骨組件內外翻異常會影響襯墊、外側間室、副韌帶張力，尤其是偏差超過 9° 時。Chatellard 等[9]進行了一項多中心回顧性研究，總結了 559 例 Oxford 單髁假體置換術后平均 5.17 年的隨訪資料，結果顯示關節生存率與以下脛骨組件位置因素有關，包括關節間隙高度改變超過 2 mm 以及脛骨組件內外翻角超過 3°、后傾角超過 5°。
綜合本研究結果和上述文獻所述，我們認為一定范圍內，即使組件安放位置存在一定偏差，也不會對術后療效有明顯影響。但是這一結論還需要進一步隨訪驗證。
3.2 單、雙柱型假體療效
Hurst 等[17]認為與單柱型假體相比，雙柱型假體有以下優勢：① 股骨組件旋轉穩定性強；② 膝關節最大屈曲度增加 15°；③ 股骨組件外形更接近股骨內側髁輪廓；④ 假體安放位置精確度更高。本研究顯示單、雙柱型假體影像學評分和功能評分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分析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① 本研究兩組均采用 MicroPlasty 操作工具，操作技術基本相同；② 隨訪時間較短；③ 主刀醫生處于學習曲線過程，因此待術者MicroPlasty 操作工具和手術技術成熟后，是否能體現雙柱型假體設計優勢，有待進一步驗證。
3.3 UKA 術后并發癥
本研究術后 2 例雙柱組患者發生襯墊脫位，術后 X 線片復查均可見內側脛骨平臺過度突懸（脛骨組件內側緣超過脛骨平臺內側緣 2 mm），分析可能與術中脛骨垂直截骨時往復鋸位置偏內側有關。脛骨組件內側緣過度突懸會刺激內側副韌帶發生炎性反應，進而變松弛。當襯墊前后移動時，失去內側副韌帶有效阻擋，發生過度旋轉以致脫位。此外，屈膝時脛骨組件后緣殘余骨贅會反復撞擊半月板襯墊，進而引起脫位。有文獻報道，股骨組件旋轉不良、隨訪 1 年以上功能評分較差也是容易脫位因素[18-19]。White 等[18]提出可以通過術中保護內側副韌帶、清理骨贅等措施，降低襯墊脫出風險。Kim 等[20]認為對于襯墊初次脫位且未合并其他并發癥者，優先考慮單純襯墊置換，如果再次出現脫位則直接采用 TKA 翻修。本研究考慮患者為初次脫位，且未合其他并發癥，故采用單純襯墊置換，術后未再脫位。
Mohammad 等[21] 通過超過 8 000 例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置換長期隨訪，發現術后最常見并發癥包括外側間室骨關節炎進展（1.42%）、假體松動（1.25%）。相關研究認為，外側間室骨關節炎進展主要與下肢力線過度矯正有關（脛股角>180° 的外翻畸形）[22]，也與患者生活方式、疼痛敏感性和隨訪時間有關[23-24] 。針對假體松動，Kim 等[20]認為與患者年齡較小、超重、內翻畸形以及過大后傾有關，此外脛骨組件松動多發生于全聚乙烯固定平臺單髁假體，金屬背托、活動平臺假體發生率相對較低。其處理策略主要是更換組件或者直接采用 TKA 翻修。
綜上述，采用第 3 代 Oxford 單髁假體置換治療膝關節內側骨關節炎，可獲得較好近期療效。單、雙柱型假體在影像學位置和術后關節功能方面無明顯差異。術中注意準確放置假體，但一定范圍內位置偏差不會對療效有明顯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