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胡海剛, 林旭, 譚倫, 吳超, 鐘澤蒞, 曾俊, 鄧佳燕. 胸腰椎骨折后路復位術后椎體“空殼”現象的影像學研究.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7, 31(8): 976-981. doi: 10.7507/1002-1892.201611009 復制
目前，臨床對于胸腰椎骨折常選擇經后路椎弓根釘棒系統復位內固定術治療[1-3]。由于胸腰椎骨折后椎體內骨小梁支架結構破壞，骨折復位后雖然椎體外形恢復，但椎體內的骨架結構不能恢復，而是形成了椎體內的骨缺損區，即椎體“空殼”現象[1, 4-9]。“空殼”現象是導致術后發生椎體塌陷，內固定物松動、斷裂，以及椎體高度再次丟失，甚至發生后路融合失敗、椎體不愈合等并發癥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們對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接受經后路椎弓根釘棒系統復位內固定術治療的 116 例胸腰椎骨折患者影像學資料進行分析，觀察并總結“空殼”影像學特征，旨在為胸腰椎骨折治療方式的選擇及早期的臨床干預提供參考。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組男 72 例，女 44 例；年齡 22～66 歲，平均 43 歲；其中≤30 歲 31 例、31～50 歲 48 例、>50 歲 37 例。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 24 例，高處墜落傷 54 例，重物砸傷 38 例。骨折節段：T115 例，T12 38 例，L1 52 例，L2 21 例。根據 Denis 分型標準：壓縮性骨折 51 例，爆裂性骨折 65 例。矢狀面 Cobb 角 8～27°，平均 15°；其中，<20°67 例、≥20°49 例。傷椎前緣壓縮程度 20%～75%，平均 44%；其中，<25% 36 例，25%～50% 53 例，51%～75% 24 例，>75% 3 例。骨密度測量顯示：骨量正常 30 例，骨量減少 40 例，骨質疏松 41 例，嚴重骨質疏松 5 例。神經功能 Frankel 分級：C 級 10 例，D 級 35 例，E 級 71 例。病程 3～10 d，平均 5 d。
1.2 手術方法
全麻下，患者取俯臥位，以傷椎為中心作后正中切口，顯露傷椎及相鄰上下椎體棘突、椎板及上下關節突，聯合“人”字嵴頂點法和椎板邊緣法[10]定位入釘點，常規植釘（4 釘 26 例、5 釘 51 例、6 釘 39 例），連接預彎棒盡量復位至正常椎體或接近正常椎體高度，基本恢復節段生理弧度。對于合并脊髓神經功能損傷（45 例）或骨塊侵占椎管超過 30%（60 例）者，行椎板切除減壓后，再行關節突及椎板外緣間植骨融合。
1.3 觀測指標
1.3.1 骨密度測定 術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骨質疏松診斷標準[11]評價患者骨量。T 值–2.5SD～–1.0SD 為骨量減少，T 值≤–2.5SD 且無骨折史為骨質疏松，T 值≤–2.5SD 且伴 1 處或多處骨折史為嚴重骨質疏松。
1.3.2 影像學測量 攝側位 X 線片，觀察術后椎體形態、植釘與否及螺釘位置（以植釘方向是否平行于上終板作為判斷標準）；測量傷椎及相鄰上下椎前緣高度，按照公式計算傷椎前緣壓縮程度，公式：傷椎前緣高度/[（相鄰上位椎體前緣高度+相鄰下位椎體前緣高度）/2]×100%；測量矢狀面 Cobb 角：采用 Phillips 等[12]的測量方法，即傷椎上位椎體上終板與下位椎體下終板延長線相交角度。
手術前后采用 64 排 CT 行連續掃描，掃描范圍包括傷椎及相鄰上、下椎體，掃描條件：層厚 0.625 mm、電流 220 mA、電壓 120 kV、512×512 矩陣；將掃描數據導入 Mini-viewer 軟件（Millensys 公司，埃及）。術前 CT 圖像觀察椎體骨折線走行。術后 CT 圖像觀察是否存在“空殼”現象，判定標準：矢狀位或水平位圖像上存在椎體內低密度骨缺損區域；于矢狀位、水平位和冠狀位圖層，選取顯示“空殼”的最佳界面，觀察其位置、形態、數量（椎體內被四周骨質所包繞的相對獨立的低密度骨缺損區域確定為 1 個“空殼”），測量各層面最大徑，用 Mimics 軟件（Materialise 公司，比利時）重建“空殼”三維圖像并測量其體積。骨折不愈合判斷標準[13]：CT 顯示椎體內存在裂隙或真空征，周緣骨質硬化，伴或不伴腰背痛，判定為骨折不愈合。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9.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及秩和檢驗；對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作為自變量，以椎體骨折是否愈合作為因變量，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術后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11～18 個月，平均 13 個月。影像學檢查示，46 例螺釘未平行于上終板，余 70 例螺釘平行于上終板；傷椎植釘 71 例，未植釘 45 例。共 72 例出現椎體“空殼”現象，發生率為 62.1%。
表0
兩組患者各相關因素比較
Table0.
Comparison of related factors between 2 groups
表0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Table0.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術后 CT 顯示，本組發生椎體“空殼”現象者，其“空殼”無特定形態，大小不一（圖 1）。以不規則形為主（50/72，69.5%），此外還有類三角形（8/72，11.1%）、類圓形（7/72，9.7%）、梯形（7/72，9.7%）。48 例（66.7%）有 1 個椎體“空殼”，24 例（33.3%）有 1 個以上“空殼”（其中 2 個 16 例、3 個 8 例）。“空殼”主要集中于椎體前柱及上終板薄弱區附近（54/72，75.0%）；具體部位：椎體前柱 22 例（30.6%），上終板附近 32 例（44.4%），下終板附近 3 例（4.2%），貫穿前中柱 15 例（20.8%）。72 例出現椎體“空殼”現象者中，以壓縮性骨折 B 型（17 例）、D 型（5 例）以及爆裂性骨折 A 型（10 例）、B 型（29 例）為主。
圖1
CT 示骨折復位后椎體“空殼”（箭頭）
Figure1.
CT showed the “shell” of the vertebrae after fracture reduction (arrow)
椎體骨折線走行與椎體“空殼”形態和復位后椎體骨折塊移位有關。椎體骨折后，60 例（83.3%）患者影像學檢查可見相應致密骨質壓縮帶（圖 2），反映了骨折線走行；這 60 例患者中，復位后有 50 例出現椎體“空殼”現象，并且“空殼”形態與骨折線基本吻合；骨折線越復雜、椎體骨折越嚴重者，復位后骨折塊易向周圍分散、移位，以前方和側方為主，難以形成“空殼”。
圖2
CT 示椎體骨折后出現致密骨質壓縮帶
Figure2.
CT showed the compact bone compression band after- vertebral fracture
椎體“空殼”形態轉歸各異，通過觀察特征將其歸納為 3 種類型（圖 3～5）。① 縮小型：指較大的“空殼”在后期出現周緣骨質硬化，椎體骨質部分愈合，致“空殼”體積變小或最終消失，本組共 39 例；② 消失型：指體積小、部位局限的椎體“空殼”，隨時間推移后期自行愈合，本組共 19 例；③ 塌陷型：指相鄰終板塌陷，椎體高度喪失，“空殼”變小甚至消失，在后期部分骨質出現吸收，致“空殼”再現，并且范圍較前可能甚至更大，本組共 14 例。
圖3
消失型椎體“空殼”矢狀位 CT 圖像
a. 術后即刻；b.術后 1 年
Figure3. Sagittal CT of the disappeared type of vertebral “shell”a.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b. At 1 year after operation
圖4
縮小型椎體“空殼”CT 圖像
a. 從左至右分別為術后即刻、6 個月、1 年矢狀位 CT；b. 從左至右分別為術后即刻、6 個月、1 年水平位 CT
Figure4. CT of the reduced type of vertebral “shell”a. From left to right for sagittal CT at immediate,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repectively; b. From left to right for horizontal CT at immediate,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respectively
圖5
塌陷型椎體“空殼”CT 圖像
a. 從左至右分別為術后即刻、6 個月、1 年矢狀位 CT；b. 從左至右分別為術后即刻、6 個月、1 年水平位 CT
Figure5. CT of the collapse type of vertebral “shell”a. From left to right for sagittal CT at immediate,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repectively; b. From left to right for horizontal CT at immediate,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respectively
本組 72 例出現椎體“空殼”現象患者中，骨折愈合 23 例，愈合時間 6～18 個月，平均 11 個月；49 例骨折未愈合，在二次手術取出內固定物時 12 例行硫酸鈣人工骨注入椎體強化術，15 例行骨水泥注入椎體強化術，其余 22 例未作特殊處理。椎體骨折愈合及不愈合患者間比較，椎體“空殼”位置、形態、數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空殼”體積、轉歸類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將其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椎體“空殼”體積和轉歸類型是影響椎體骨折愈合的危險因素。見表 2。
表1
兩組患者各相關因素比較
Table1.
Comparison of related factors between 2 groups
表2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Table2.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3 討論
3.1 胸腰椎骨折術后椎體“空殼”現象
后路復位前中柱壓縮較嚴重的椎體骨折，常常是利用前、后縱韌帶和纖維環的張力，使傷椎高度及外形恢復，而椎體內的骨小梁結構難以復原，致使出現了腔隙，形成骨缺損區，即為“空殼”現象。椎體“空殼”可發生在不同年齡段、性別以及骨折類型患者，其形態各異，位置不定，并且發生率也報道不一。敖俊等[3]對 6 例新鮮小牛胸腰段離體標本模擬后路復位內固定術，發現椎體“空殼”殘存率達 52%。劉團江等[4]分析了 32 例采用單純釘棒系統復位內固定術治療的胸腰椎骨折患者 CT 圖像，發現術后骨缺損發生率達 100%。他們認為即使椎體外形恢復正常，在椎弓根層面的前部仍存在約為椎體體積 1/4 的骨缺損。本組椎體“空殼”發生率達 62.1%，提示胸腰椎骨折后路復位固定術后“空殼”發生率高，因椎體失去了前中柱支撐，增加了后期發生內固定失敗、椎體高度丟失以及椎體不愈合等并發癥風險。
3.2 椎體“空殼”特點與傷椎重建
本組 72 例出現椎體“空殼”現象者中，壓縮性骨折 27 例、爆裂性骨折 45 例，其中 B 型骨折較多。此類骨折僅累及椎體上終板，并且椎體矢狀骨折線也主要位于此平面。經復位后，椎體前柱和上終板薄弱區附近易出現椎體“空殼”[14-16]，本研究觀察結果與上述研究相符。Biedermann[17]研究表明當前中柱完整時其承擔約 80% 負荷，后柱承擔約 20%負荷，若前中柱穩定性喪失，則后柱承擔 100% 負荷，過度應力遮擋將造成后期內固定失敗和椎體高度丟失，因此重建脊柱前中柱的完整性尤為重要。傷椎重建主要依靠骨質和骨水泥兩種方式，由于椎弓根是連接椎體的管狀結構，并且位于椎體上 1/3 平面，與“空殼”位置鄰近，為經椎弓根行傷椎重建提供了解剖學基礎，經此通道向椎體內植骨或填充骨水泥有利于填補椎體內骨缺損，重建前中柱的穩定性。通過對椎體骨折線與“空殼”部位及大小的判斷，更有利于指導傷椎重建，使植骨部位更精準，植骨量更充分，骨水泥彌散分布更良好。
3.3 椎體“空殼”手術方式的選擇
目前治療椎體“空殼”的手術術式較多，如椎體內植入自體骨、同種異體骨、自固化磷酸鈣人工骨、骨水泥等，但其手術適應證和手術方式的選擇尚無統一標準，也缺乏統一指征。相關文獻[1-3, 8]報道，骨密度越低、椎體壓縮程度越嚴重，復位后出現椎體“空殼”現象風險越大。針對骨質疏松型壓縮骨折，目前采用骨水泥行椎體成形得到大多數學者認可[18]，但其他類型骨折的處理卻未達共識。我們觀察發現，椎體“空殼”在形態轉歸上主要分為消失型、縮小型、塌陷型 3 類。針對消失型，其椎體“空殼”本身較小，骨折線局限，骨密度基本正常，椎體壓縮程度較輕，故術后自行愈合可能性大；而縮小型和塌陷型，其椎體“空殼”較大，骨折線較長，常常貫穿前中柱，骨密度下降（骨質疏松或嚴重骨質疏松），或伴椎體前緣壓縮程度較重，使得復位后“空殼”出現概率極大，并且后期部分患者出現邊緣骨質硬化和椎體內骨質吸收，從而導致椎體愈合不全，椎體高度喪失以及椎體不愈合等并發癥，因此有必要對這兩種類型“空殼”現象在手術時實施干預。
綜上述，胸腰椎骨折復位術后椎體“空殼”現象發生率及骨折不愈合率較高，通過對“空殼”的影像學特征進行觀察分析為臨床手術決策提供了參考。
目前，臨床對于胸腰椎骨折常選擇經后路椎弓根釘棒系統復位內固定術治療[1-3]。由于胸腰椎骨折后椎體內骨小梁支架結構破壞，骨折復位后雖然椎體外形恢復，但椎體內的骨架結構不能恢復，而是形成了椎體內的骨缺損區，即椎體“空殼”現象[1, 4-9]。“空殼”現象是導致術后發生椎體塌陷，內固定物松動、斷裂，以及椎體高度再次丟失，甚至發生后路融合失敗、椎體不愈合等并發癥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們對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接受經后路椎弓根釘棒系統復位內固定術治療的 116 例胸腰椎骨折患者影像學資料進行分析，觀察并總結“空殼”影像學特征，旨在為胸腰椎骨折治療方式的選擇及早期的臨床干預提供參考。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本組男 72 例，女 44 例；年齡 22～66 歲，平均 43 歲；其中≤30 歲 31 例、31～50 歲 48 例、>50 歲 37 例。致傷原因：交通事故傷 24 例，高處墜落傷 54 例，重物砸傷 38 例。骨折節段：T115 例，T12 38 例，L1 52 例，L2 21 例。根據 Denis 分型標準：壓縮性骨折 51 例，爆裂性骨折 65 例。矢狀面 Cobb 角 8～27°，平均 15°；其中，<20°67 例、≥20°49 例。傷椎前緣壓縮程度 20%～75%，平均 44%；其中，<25% 36 例，25%～50% 53 例，51%～75% 24 例，>75% 3 例。骨密度測量顯示：骨量正常 30 例，骨量減少 40 例，骨質疏松 41 例，嚴重骨質疏松 5 例。神經功能 Frankel 分級：C 級 10 例，D 級 35 例，E 級 71 例。病程 3～10 d，平均 5 d。
1.2 手術方法
全麻下，患者取俯臥位，以傷椎為中心作后正中切口，顯露傷椎及相鄰上下椎體棘突、椎板及上下關節突，聯合“人”字嵴頂點法和椎板邊緣法[10]定位入釘點，常規植釘（4 釘 26 例、5 釘 51 例、6 釘 39 例），連接預彎棒盡量復位至正常椎體或接近正常椎體高度，基本恢復節段生理弧度。對于合并脊髓神經功能損傷（45 例）或骨塊侵占椎管超過 30%（60 例）者，行椎板切除減壓后，再行關節突及椎板外緣間植骨融合。
1.3 觀測指標
1.3.1 骨密度測定 術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骨質疏松診斷標準[11]評價患者骨量。T 值–2.5SD～–1.0SD 為骨量減少，T 值≤–2.5SD 且無骨折史為骨質疏松，T 值≤–2.5SD 且伴 1 處或多處骨折史為嚴重骨質疏松。
1.3.2 影像學測量 攝側位 X 線片，觀察術后椎體形態、植釘與否及螺釘位置（以植釘方向是否平行于上終板作為判斷標準）；測量傷椎及相鄰上下椎前緣高度，按照公式計算傷椎前緣壓縮程度，公式：傷椎前緣高度/[（相鄰上位椎體前緣高度+相鄰下位椎體前緣高度）/2]×100%；測量矢狀面 Cobb 角：采用 Phillips 等[12]的測量方法，即傷椎上位椎體上終板與下位椎體下終板延長線相交角度。
手術前后采用 64 排 CT 行連續掃描，掃描范圍包括傷椎及相鄰上、下椎體，掃描條件：層厚 0.625 mm、電流 220 mA、電壓 120 kV、512×512 矩陣；將掃描數據導入 Mini-viewer 軟件（Millensys 公司，埃及）。術前 CT 圖像觀察椎體骨折線走行。術后 CT 圖像觀察是否存在“空殼”現象，判定標準：矢狀位或水平位圖像上存在椎體內低密度骨缺損區域；于矢狀位、水平位和冠狀位圖層，選取顯示“空殼”的最佳界面，觀察其位置、形態、數量（椎體內被四周骨質所包繞的相對獨立的低密度骨缺損區域確定為 1 個“空殼”），測量各層面最大徑，用 Mimics 軟件（Materialise 公司，比利時）重建“空殼”三維圖像并測量其體積。骨折不愈合判斷標準[13]：CT 顯示椎體內存在裂隙或真空征，周緣骨質硬化，伴或不伴腰背痛，判定為骨折不愈合。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19.0 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 t 檢驗；計數資料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及秩和檢驗；對有統計學意義的因素作為自變量，以椎體骨折是否愈合作為因變量，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術后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 11～18 個月，平均 13 個月。影像學檢查示，46 例螺釘未平行于上終板，余 70 例螺釘平行于上終板；傷椎植釘 71 例，未植釘 45 例。共 72 例出現椎體“空殼”現象，發生率為 62.1%。
表0
兩組患者各相關因素比較
Table0.
Comparison of related factors between 2 groups
表0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Table0.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術后 CT 顯示，本組發生椎體“空殼”現象者，其“空殼”無特定形態，大小不一（圖 1）。以不規則形為主（50/72，69.5%），此外還有類三角形（8/72，11.1%）、類圓形（7/72，9.7%）、梯形（7/72，9.7%）。48 例（66.7%）有 1 個椎體“空殼”，24 例（33.3%）有 1 個以上“空殼”（其中 2 個 16 例、3 個 8 例）。“空殼”主要集中于椎體前柱及上終板薄弱區附近（54/72，75.0%）；具體部位：椎體前柱 22 例（30.6%），上終板附近 32 例（44.4%），下終板附近 3 例（4.2%），貫穿前中柱 15 例（20.8%）。72 例出現椎體“空殼”現象者中，以壓縮性骨折 B 型（17 例）、D 型（5 例）以及爆裂性骨折 A 型（10 例）、B 型（29 例）為主。
圖1
CT 示骨折復位后椎體“空殼”（箭頭）
Figure1.
CT showed the “shell” of the vertebrae after fracture reduction (arrow)
椎體骨折線走行與椎體“空殼”形態和復位后椎體骨折塊移位有關。椎體骨折后，60 例（83.3%）患者影像學檢查可見相應致密骨質壓縮帶（圖 2），反映了骨折線走行；這 60 例患者中，復位后有 50 例出現椎體“空殼”現象，并且“空殼”形態與骨折線基本吻合；骨折線越復雜、椎體骨折越嚴重者，復位后骨折塊易向周圍分散、移位，以前方和側方為主，難以形成“空殼”。
圖2
CT 示椎體骨折后出現致密骨質壓縮帶
Figure2.
CT showed the compact bone compression band after- vertebral fracture
椎體“空殼”形態轉歸各異，通過觀察特征將其歸納為 3 種類型（圖 3～5）。① 縮小型：指較大的“空殼”在后期出現周緣骨質硬化，椎體骨質部分愈合，致“空殼”體積變小或最終消失，本組共 39 例；② 消失型：指體積小、部位局限的椎體“空殼”，隨時間推移后期自行愈合，本組共 19 例；③ 塌陷型：指相鄰終板塌陷，椎體高度喪失，“空殼”變小甚至消失，在后期部分骨質出現吸收，致“空殼”再現，并且范圍較前可能甚至更大，本組共 14 例。
圖3
消失型椎體“空殼”矢狀位 CT 圖像
a. 術后即刻；b.術后 1 年
Figure3. Sagittal CT of the disappeared type of vertebral “shell”a. At immediate after operation; b. At 1 year after operation
圖4
縮小型椎體“空殼”CT 圖像
a. 從左至右分別為術后即刻、6 個月、1 年矢狀位 CT；b. 從左至右分別為術后即刻、6 個月、1 年水平位 CT
Figure4. CT of the reduced type of vertebral “shell”a. From left to right for sagittal CT at immediate,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repectively; b. From left to right for horizontal CT at immediate,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respectively
圖5
塌陷型椎體“空殼”CT 圖像
a. 從左至右分別為術后即刻、6 個月、1 年矢狀位 CT；b. 從左至右分別為術后即刻、6 個月、1 年水平位 CT
Figure5. CT of the collapse type of vertebral “shell”a. From left to right for sagittal CT at immediate,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repectively; b. From left to right for horizontal CT at immediate, 6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respectively
本組 72 例出現椎體“空殼”現象患者中，骨折愈合 23 例，愈合時間 6～18 個月，平均 11 個月；49 例骨折未愈合，在二次手術取出內固定物時 12 例行硫酸鈣人工骨注入椎體強化術，15 例行骨水泥注入椎體強化術，其余 22 例未作特殊處理。椎體骨折愈合及不愈合患者間比較，椎體“空殼”位置、形態、數量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而“空殼”體積、轉歸類型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1。將其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椎體“空殼”體積和轉歸類型是影響椎體骨折愈合的危險因素。見表 2。
表1
兩組患者各相關因素比較
Table1.
Comparison of related factors between 2 groups
表2
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
Table2.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3 討論
3.1 胸腰椎骨折術后椎體“空殼”現象
后路復位前中柱壓縮較嚴重的椎體骨折，常常是利用前、后縱韌帶和纖維環的張力，使傷椎高度及外形恢復，而椎體內的骨小梁結構難以復原，致使出現了腔隙，形成骨缺損區，即為“空殼”現象。椎體“空殼”可發生在不同年齡段、性別以及骨折類型患者，其形態各異，位置不定，并且發生率也報道不一。敖俊等[3]對 6 例新鮮小牛胸腰段離體標本模擬后路復位內固定術，發現椎體“空殼”殘存率達 52%。劉團江等[4]分析了 32 例采用單純釘棒系統復位內固定術治療的胸腰椎骨折患者 CT 圖像，發現術后骨缺損發生率達 100%。他們認為即使椎體外形恢復正常，在椎弓根層面的前部仍存在約為椎體體積 1/4 的骨缺損。本組椎體“空殼”發生率達 62.1%，提示胸腰椎骨折后路復位固定術后“空殼”發生率高，因椎體失去了前中柱支撐，增加了后期發生內固定失敗、椎體高度丟失以及椎體不愈合等并發癥風險。
3.2 椎體“空殼”特點與傷椎重建
本組 72 例出現椎體“空殼”現象者中，壓縮性骨折 27 例、爆裂性骨折 45 例，其中 B 型骨折較多。此類骨折僅累及椎體上終板，并且椎體矢狀骨折線也主要位于此平面。經復位后，椎體前柱和上終板薄弱區附近易出現椎體“空殼”[14-16]，本研究觀察結果與上述研究相符。Biedermann[17]研究表明當前中柱完整時其承擔約 80% 負荷，后柱承擔約 20%負荷，若前中柱穩定性喪失，則后柱承擔 100% 負荷，過度應力遮擋將造成后期內固定失敗和椎體高度丟失，因此重建脊柱前中柱的完整性尤為重要。傷椎重建主要依靠骨質和骨水泥兩種方式，由于椎弓根是連接椎體的管狀結構，并且位于椎體上 1/3 平面，與“空殼”位置鄰近，為經椎弓根行傷椎重建提供了解剖學基礎，經此通道向椎體內植骨或填充骨水泥有利于填補椎體內骨缺損，重建前中柱的穩定性。通過對椎體骨折線與“空殼”部位及大小的判斷，更有利于指導傷椎重建，使植骨部位更精準，植骨量更充分，骨水泥彌散分布更良好。
3.3 椎體“空殼”手術方式的選擇
目前治療椎體“空殼”的手術術式較多，如椎體內植入自體骨、同種異體骨、自固化磷酸鈣人工骨、骨水泥等，但其手術適應證和手術方式的選擇尚無統一標準，也缺乏統一指征。相關文獻[1-3, 8]報道，骨密度越低、椎體壓縮程度越嚴重，復位后出現椎體“空殼”現象風險越大。針對骨質疏松型壓縮骨折，目前采用骨水泥行椎體成形得到大多數學者認可[18]，但其他類型骨折的處理卻未達共識。我們觀察發現，椎體“空殼”在形態轉歸上主要分為消失型、縮小型、塌陷型 3 類。針對消失型，其椎體“空殼”本身較小，骨折線局限，骨密度基本正常，椎體壓縮程度較輕，故術后自行愈合可能性大；而縮小型和塌陷型，其椎體“空殼”較大，骨折線較長，常常貫穿前中柱，骨密度下降（骨質疏松或嚴重骨質疏松），或伴椎體前緣壓縮程度較重，使得復位后“空殼”出現概率極大，并且后期部分患者出現邊緣骨質硬化和椎體內骨質吸收，從而導致椎體愈合不全，椎體高度喪失以及椎體不愈合等并發癥，因此有必要對這兩種類型“空殼”現象在手術時實施干預。
綜上述，胸腰椎骨折復位術后椎體“空殼”現象發生率及骨折不愈合率較高，通過對“空殼”的影像學特征進行觀察分析為臨床手術決策提供了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