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余偉波, 梁德, 江曉兵, 葉林強, 姚珍松. 經皮椎體成形術和經皮椎體后凸成形術治療伴椎體內真空裂隙的骨質疏松椎體壓縮骨折比較研究. 中國修復重建外科雜志, 2016, 30(9): 1104-1110. doi: 10.7507/1002-1892.20160225 復制
據統計,骨質疏松椎體壓縮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患者中,10%~48%伴椎體內真空裂隙(intravertebral vacuum cleft,IVC)[1-2]。IVC被認為是OVCF傷椎進展性后塌陷及后凸畸形、頑固性背痛甚至脊髓受損的重要誘發因素[3-4],因此為了恢復傷椎的穩定性及緩解疼痛,需要早期行經皮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或經皮椎體后凸成形術(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5-6],但目前對PVP以及PKP的選擇標準尚無定論。為此,我們對2010年1月-2013年12月于我院行PVP或PKP治療的伴IVC的OVCF患者進行了比較研究,探討兩種術式療效以及優缺點,以期為臨床選擇治療方式提供參考。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①單節段OVCF,鄰椎無陳舊性OVCF;②CT或MRI檢查顯示IVC;③行雙側椎弓根PVP或PKP治療;④隨訪時間超過2年,且隨訪資料完整者;⑤術后無跌倒等外傷發生;⑥術后無嚴重并發癥,包括骨水泥滲漏椎管、術后神經損傷等;⑦術后行抗骨質疏松藥物治療。排除標準:椎體病理性骨折、脊柱感染、骨折伴有神經系統癥狀者。
2010年1月-2013年12月,共68例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其中48例行PVP治療(PVP組),20例行PKP治療(PKP組)。
1.2 一般資料
PVP組:男10例,女38例;年齡63~85歲,平均74.6歲。病程3~57 d,平均24.9 d。34例無明顯外傷史,14例有摔傷史。傷椎節段:T9 2例,T11 7例,T12 12例,L1 20例,L2 4例,L3 1例,L4 2例;IVC節段與骨折節段一致。骨密度T值為-?4.34±0.94。
PKP組:男4例,女16例;年齡65~87歲,平均75.9歲。病程2~64 d,平均23.8 d。13例無明顯外傷史,7例有摔傷史。傷椎節段: T11 3例,T12 5例,L1 9例,L2 1例,L4 2例;IVC節段與骨折節段一致。骨密度T值為-4.35±0.74。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損傷節段、骨密度以及術前背部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ODI)、影像學測量指標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3 手術方法
兩組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PVP及PKP操作步驟參照文獻[6-8]。局麻下,C臂X線機透視引導下行雙側椎弓根穿刺。PVP操作步驟:患者取俯臥位,于胸前及骨盆處置墊枕,以維持后伸位。骨穿刺針平行于上、下緣椎弓根或以約15°傾斜角通過椎弓根,達椎體前1/3的IVC區域內或緊貼于IVC區域周圍;從套管中移除管心針,將套管作為工作通道,抽吸IVC區域壞死組織和液體;用3.5 mm推桿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methacrylate,PMMA)骨水泥注射至IVC區域內,直至整個裂隙被完全填充。
PKP操作步驟:在PVP基礎上,將空氣球囊通過工作通道達IVC區域,然后擴張球囊,使IVC區域周邊骨折及相應終板復位后球囊放氣退回,最后將PMMA骨水泥注射至IVC區域內,直至整個裂隙被完全填充。
1.4 術后處理
術后兩組處理方法一致。患者均采用背部支具制動1~2個月,口服雙磷酸鹽類、維生素D或雷洛昔芬等藥物抗骨質疏松治療2年。
1.5 療效評價指標
1.5.1 臨床療效
記錄兩組術中骨水泥滲漏率、骨水泥注入量、手術時間,采用VAS評分評價背部疼痛程度,ODI評價功能障礙嚴重程度。記錄2年內鄰椎骨折率。
1.5.2 影像學測量指標
手術前后攝正側位X線片,測量傷椎椎體高度及后凸角[4, 9-10],并計算以下指標。①椎體壓縮率(rate of vertebral compression,CR),即傷椎椎體高度/鄰近上、下椎體高度均值;②復位率(reduction rate,RR),即術后即刻與術前傷椎椎體壓縮率差值;③進展性高度丟失率(progressive height loss,PHL),即術后2年與術后即刻傷椎椎體壓縮率差值;④復位角度(reduction angle,RA),術后即刻與術前后凸角差值;⑤進展性后凸角(progressive angle,PA),術后2年與術后即刻后凸角差值。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1.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不同時間點間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臨床療效
術中PVP組骨水泥注入量為(4.28±1.64)mL,PKP組為(4.32±1.42)mL,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095,P=0.925)。PVP組9例(18.7%)發生骨水泥滲漏,其中滲漏至前壁4例、上位椎間隙3例、下位椎間隙1例、側壁1例,但患者均無相關臨床癥狀發生;PKP組1例(5%)發生骨水泥滲漏,滲漏至前壁,亦無相關臨床癥狀。兩組骨水泥滲漏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132,P=0.151)。PVP組手術時間為(32.13±4.61)min,PKP組為(43.24±5.02)min,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8.8 2 1,P=0.000)。
術后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2.0~3.1年,平均2.4年。兩組術后1 d、1年及2年VAS評分、ODI均較術前顯著降低,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后各時間點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1。術后2年隨訪期間,PVP組5例(10.4%)、PKP組2例(10.0%)發生鄰椎骨折,兩組骨折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3,P=0.963)。術后1、2年PVP組骨密度T值分別為-4.13±0.76、-4.01±0.83,PKP組分別為-4.23±0.93、-4.11±0.78,均較術前顯著改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463,P=0.642;t=0.465,P=0.646)。

2.2 影像學評價指標
兩組CR及后凸角均獲得明顯矯正,術后即刻兩指標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后兩組矯正的椎體高度及后凸角均逐漸丟失,術后1、2年時以上指標與術后即刻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后1、2年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后各時間點兩組間CR及后凸角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RR、RA、PHL、PA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2、3及圖 1、2。



3 討論
目前,IVC被大多學者認為是傷椎內發生缺血壞死的信號[11-12]。1978年Maldague等[13]通過隨訪10例有IVC信號患者臨床資料,首先提出IVC與局部骨組織缺血性壞死有關。Ratcliffe [14]的解剖學研究發現,胸腰椎椎體前方血供較差,特別是椎體前1/3,主要依靠前、后中央動脈的細小分支以及干骺端小動脈供應。當發生OVCF時,椎體血供容易被阻斷,導致缺血性壞死發生形成IVC,進而造成骨折區域血管再重建不充分,從而影響骨折愈合。Benedek等[15]報道IVC形成還存在其他風險因素,包括正常生理應力作用于穩定性較差的傷椎上、Schmorl結節影響骨折區域愈合等。此外,Dupuy等[16]針對IVC區域,通過在CT引導下進行了一項組織學穿刺活檢,發現IVC內物質主要由缺血壞死的松質骨、透明軟骨和軟骨骨痂、液體成分組成,并考慮其與潛在缺血性壞死有關。
Kim等[11]認為IVC主要位于胸腰椎區域,與本研究中兩組患者節段分布類似。Ito等[17]對伴IVC的OVCF患者進行了長期隨訪,發現IVC信號首先發生于前柱,并逐漸發生椎體動態不穩定,如重復施加于外部的屈伸剪應力未解除,將導致IVC從前壁進一步擴大至后壁,甚至導致整個椎體塌陷。另外,伴IVC的OVCF動態不穩定性,容易導致傷椎從輕微椎體壓縮進展至嚴重椎體塌陷,從而引起后凸畸形甚至神經功能受損[3-4]。
PVP和PKP手術適應證:①新鮮或陳舊性骨質疏松骨折;②不穩定型椎體骨折;③椎體惡性腫瘤或血管瘤等。因此,對于伴有IVC的OVCF患者,若存在頑固性背痛,經服用藥物、支具固定等保守治療無效時,可選擇PVP或PKP以穩定椎體,阻止傷椎進一步塌陷并緩解疼痛[5-6]。研究表明,PVP和PKP治療伴IVC的OVCF近期療效均較好,遠期矯正的傷椎高度及后凸角會逐漸丟失,VAS和ODI評分亦逐漸增高[5-6, 18],本研究也得到類似結果。
PVP和PKP治療伴IVC的OVCF時,手術操作注意事項:①穿刺時除參考傳統穿刺技術外,骨穿刺針的針尖應準確置于IVC區域內;②骨水泥應將IVC區域完全填充;③Heo等[19]報道過度再復位易加快椎體內缺血壞死的進程,導致嚴重再塌陷,因此要避免術中傷椎過度再復位。既往研究認為,與PVP治療相比,PKP治療OVCF不僅能更有效地恢復椎體高度及后凸角,同時還能降低骨水泥滲漏的風險[20]。但本研究結果顯示,PVP和PKP均可矯正椎體高度及后凸角,兩組術后影像學測量指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我們分析這主要與伴IVC的OVCF特點有關。由于IVC的存在,傷椎在不同體位具有明顯動態不穩定性,術前通過過伸仰臥體位即可達良好復位,無需借助PKP術中球囊擴張復位,故PKP與PVP在即時復位高度及后凸角方面無顯著差異。
PVP和PKP最常見的術后并發癥是骨水泥滲漏和鄰椎骨折。Krauss等[21]報道PVP治療伴IVC的OVCF,骨水泥滲漏率為18.2%;Wang等[22]報道PKP治療伴IVC的OVCF,骨水泥滲漏率為7.4%。本研究中PVP組和PKP組術后骨水泥滲漏率分別為18.7%和5%,與以上研究結果相似。PVP組和PKP組雖然骨水泥注入量無顯著差異,但PKP組骨水泥滲漏率低于PVP組,分析原因主要與PKP組在球囊擴張過程中可以擠壓周圍松質骨,減少骨水泥滲漏有關。但兩組骨水泥滲漏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可能與研究樣本較少有關,有待擴大樣本量進一步分析明確。兩組鄰椎骨折發生率分別為10.4%和10.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另外,在2年隨訪過程中,我們發現兩組均有椎體高度及后凸角進展性加重,影像學檢測指標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術后各時間點兩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VP和PKP治療無IVC的OVCF時,前者術中注入的骨水泥在松質骨中以嵌插填充為主,后者骨水泥以團塊填充為主,因此PKP術后更容易出現應力遮擋導致再塌陷[11, 20]。但本研究中兩組術后2年強化椎均出現再塌陷,椎間高度進展性加重,且兩組間無顯著差異。分析原因為IVC區域骨水泥分布形式與無IVC區域不一致。由于IVC區域的低壓力和周圍纖維膜的阻擋,兩組術中注射骨水泥時,IVC將作為一個“蓄水池”,骨水泥均以實體團塊形式填充于IVC區域內。局限的骨水泥團塊不能與上、下相鄰終板相接觸,加上強化椎骨質疏松特性,從而不能支持來自于身體的正常生理應力而再次發生塌陷[23]。
綜上述,PVP及PKP治療伴IVC的OVCF療效相似,術后均可能發生再塌陷及后凸畸形,因此需注意密切隨訪。另外,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病例較少,隨訪時間僅平均2.4年,其遠期療效差異有待大樣本量、更長時間隨訪驗證。
據統計,骨質疏松椎體壓縮骨折(osteoporotic vertebral compression fracture,OVCF)患者中,10%~48%伴椎體內真空裂隙(intravertebral vacuum cleft,IVC)[1-2]。IVC被認為是OVCF傷椎進展性后塌陷及后凸畸形、頑固性背痛甚至脊髓受損的重要誘發因素[3-4],因此為了恢復傷椎的穩定性及緩解疼痛,需要早期行經皮椎體成形術(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PVP)或經皮椎體后凸成形術(percutaneous kyphoplasty,PKP)[5-6],但目前對PVP以及PKP的選擇標準尚無定論。為此,我們對2010年1月-2013年12月于我院行PVP或PKP治療的伴IVC的OVCF患者進行了比較研究,探討兩種術式療效以及優缺點,以期為臨床選擇治療方式提供參考。報告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患者選擇標準
納入標準:①單節段OVCF,鄰椎無陳舊性OVCF;②CT或MRI檢查顯示IVC;③行雙側椎弓根PVP或PKP治療;④隨訪時間超過2年,且隨訪資料完整者;⑤術后無跌倒等外傷發生;⑥術后無嚴重并發癥,包括骨水泥滲漏椎管、術后神經損傷等;⑦術后行抗骨質疏松藥物治療。排除標準:椎體病理性骨折、脊柱感染、骨折伴有神經系統癥狀者。
2010年1月-2013年12月,共68例患者符合選擇標準納入研究。其中48例行PVP治療(PVP組),20例行PKP治療(PKP組)。
1.2 一般資料
PVP組:男10例,女38例;年齡63~85歲,平均74.6歲。病程3~57 d,平均24.9 d。34例無明顯外傷史,14例有摔傷史。傷椎節段:T9 2例,T11 7例,T12 12例,L1 20例,L2 4例,L3 1例,L4 2例;IVC節段與骨折節段一致。骨密度T值為-?4.34±0.94。
PKP組:男4例,女16例;年齡65~87歲,平均75.9歲。病程2~64 d,平均23.8 d。13例無明顯外傷史,7例有摔傷史。傷椎節段: T11 3例,T12 5例,L1 9例,L2 1例,L4 2例;IVC節段與骨折節段一致。骨密度T值為-4.35±0.74。
兩組患者性別、年齡、病程、損傷節段、骨密度以及術前背部疼痛視覺模擬評分(VAS)、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ODI)、影像學測量指標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
1.3 手術方法
兩組手術均由同一組醫師完成,PVP及PKP操作步驟參照文獻[6-8]。局麻下,C臂X線機透視引導下行雙側椎弓根穿刺。PVP操作步驟:患者取俯臥位,于胸前及骨盆處置墊枕,以維持后伸位。骨穿刺針平行于上、下緣椎弓根或以約15°傾斜角通過椎弓根,達椎體前1/3的IVC區域內或緊貼于IVC區域周圍;從套管中移除管心針,將套管作為工作通道,抽吸IVC區域壞死組織和液體;用3.5 mm推桿將聚甲基丙烯酸甲酯(polymethylmethacrylate,PMMA)骨水泥注射至IVC區域內,直至整個裂隙被完全填充。
PKP操作步驟:在PVP基礎上,將空氣球囊通過工作通道達IVC區域,然后擴張球囊,使IVC區域周邊骨折及相應終板復位后球囊放氣退回,最后將PMMA骨水泥注射至IVC區域內,直至整個裂隙被完全填充。
1.4 術后處理
術后兩組處理方法一致。患者均采用背部支具制動1~2個月,口服雙磷酸鹽類、維生素D或雷洛昔芬等藥物抗骨質疏松治療2年。
1.5 療效評價指標
1.5.1 臨床療效
記錄兩組術中骨水泥滲漏率、骨水泥注入量、手術時間,采用VAS評分評價背部疼痛程度,ODI評價功能障礙嚴重程度。記錄2年內鄰椎骨折率。
1.5.2 影像學測量指標
手術前后攝正側位X線片,測量傷椎椎體高度及后凸角[4, 9-10],并計算以下指標。①椎體壓縮率(rate of vertebral compression,CR),即傷椎椎體高度/鄰近上、下椎體高度均值;②復位率(reduction rate,RR),即術后即刻與術前傷椎椎體壓縮率差值;③進展性高度丟失率(progressive height loss,PHL),即術后2年與術后即刻傷椎椎體壓縮率差值;④復位角度(reduction angle,RA),術后即刻與術前后凸角差值;⑤進展性后凸角(progressive angle,PA),術后2年與術后即刻后凸角差值。
1.6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1.0統計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不同時間點間比較采用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兩兩比較采用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χ2檢驗;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臨床療效
術中PVP組骨水泥注入量為(4.28±1.64)mL,PKP組為(4.32±1.42)mL,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095,P=0.925)。PVP組9例(18.7%)發生骨水泥滲漏,其中滲漏至前壁4例、上位椎間隙3例、下位椎間隙1例、側壁1例,但患者均無相關臨床癥狀發生;PKP組1例(5%)發生骨水泥滲漏,滲漏至前壁,亦無相關臨床癥狀。兩組骨水泥滲漏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2.132,P=0.151)。PVP組手術時間為(32.13±4.61)min,PKP組為(43.24±5.02)min,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8.8 2 1,P=0.000)。
術后患者均獲隨訪,隨訪時間2.0~3.1年,平均2.4年。兩組術后1 d、1年及2年VAS評分、ODI均較術前顯著降低,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后各時間點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1。術后2年隨訪期間,PVP組5例(10.4%)、PKP組2例(10.0%)發生鄰椎骨折,兩組骨折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003,P=0.963)。術后1、2年PVP組骨密度T值分別為-4.13±0.76、-4.01±0.83,PKP組分別為-4.23±0.93、-4.11±0.78,均較術前顯著改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t=0.463,P=0.642;t=0.465,P=0.646)。

2.2 影像學評價指標
兩組CR及后凸角均獲得明顯矯正,術后即刻兩指標與術前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后兩組矯正的椎體高度及后凸角均逐漸丟失,術后1、2年時以上指標與術后即刻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后1、2年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術后各時間點兩組間CR及后凸角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RR、RA、PHL、PA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 2、3及圖 1、2。



3 討論
目前,IVC被大多學者認為是傷椎內發生缺血壞死的信號[11-12]。1978年Maldague等[13]通過隨訪10例有IVC信號患者臨床資料,首先提出IVC與局部骨組織缺血性壞死有關。Ratcliffe [14]的解剖學研究發現,胸腰椎椎體前方血供較差,特別是椎體前1/3,主要依靠前、后中央動脈的細小分支以及干骺端小動脈供應。當發生OVCF時,椎體血供容易被阻斷,導致缺血性壞死發生形成IVC,進而造成骨折區域血管再重建不充分,從而影響骨折愈合。Benedek等[15]報道IVC形成還存在其他風險因素,包括正常生理應力作用于穩定性較差的傷椎上、Schmorl結節影響骨折區域愈合等。此外,Dupuy等[16]針對IVC區域,通過在CT引導下進行了一項組織學穿刺活檢,發現IVC內物質主要由缺血壞死的松質骨、透明軟骨和軟骨骨痂、液體成分組成,并考慮其與潛在缺血性壞死有關。
Kim等[11]認為IVC主要位于胸腰椎區域,與本研究中兩組患者節段分布類似。Ito等[17]對伴IVC的OVCF患者進行了長期隨訪,發現IVC信號首先發生于前柱,并逐漸發生椎體動態不穩定,如重復施加于外部的屈伸剪應力未解除,將導致IVC從前壁進一步擴大至后壁,甚至導致整個椎體塌陷。另外,伴IVC的OVCF動態不穩定性,容易導致傷椎從輕微椎體壓縮進展至嚴重椎體塌陷,從而引起后凸畸形甚至神經功能受損[3-4]。
PVP和PKP手術適應證:①新鮮或陳舊性骨質疏松骨折;②不穩定型椎體骨折;③椎體惡性腫瘤或血管瘤等。因此,對于伴有IVC的OVCF患者,若存在頑固性背痛,經服用藥物、支具固定等保守治療無效時,可選擇PVP或PKP以穩定椎體,阻止傷椎進一步塌陷并緩解疼痛[5-6]。研究表明,PVP和PKP治療伴IVC的OVCF近期療效均較好,遠期矯正的傷椎高度及后凸角會逐漸丟失,VAS和ODI評分亦逐漸增高[5-6, 18],本研究也得到類似結果。
PVP和PKP治療伴IVC的OVCF時,手術操作注意事項:①穿刺時除參考傳統穿刺技術外,骨穿刺針的針尖應準確置于IVC區域內;②骨水泥應將IVC區域完全填充;③Heo等[19]報道過度再復位易加快椎體內缺血壞死的進程,導致嚴重再塌陷,因此要避免術中傷椎過度再復位。既往研究認為,與PVP治療相比,PKP治療OVCF不僅能更有效地恢復椎體高度及后凸角,同時還能降低骨水泥滲漏的風險[20]。但本研究結果顯示,PVP和PKP均可矯正椎體高度及后凸角,兩組術后影像學測量指標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我們分析這主要與伴IVC的OVCF特點有關。由于IVC的存在,傷椎在不同體位具有明顯動態不穩定性,術前通過過伸仰臥體位即可達良好復位,無需借助PKP術中球囊擴張復位,故PKP與PVP在即時復位高度及后凸角方面無顯著差異。
PVP和PKP最常見的術后并發癥是骨水泥滲漏和鄰椎骨折。Krauss等[21]報道PVP治療伴IVC的OVCF,骨水泥滲漏率為18.2%;Wang等[22]報道PKP治療伴IVC的OVCF,骨水泥滲漏率為7.4%。本研究中PVP組和PKP組術后骨水泥滲漏率分別為18.7%和5%,與以上研究結果相似。PVP組和PKP組雖然骨水泥注入量無顯著差異,但PKP組骨水泥滲漏率低于PVP組,分析原因主要與PKP組在球囊擴張過程中可以擠壓周圍松質骨,減少骨水泥滲漏有關。但兩組骨水泥滲漏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可能與研究樣本較少有關,有待擴大樣本量進一步分析明確。兩組鄰椎骨折發生率分別為10.4%和10.0%,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另外,在2年隨訪過程中,我們發現兩組均有椎體高度及后凸角進展性加重,影像學檢測指標與術前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術后各時間點兩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VP和PKP治療無IVC的OVCF時,前者術中注入的骨水泥在松質骨中以嵌插填充為主,后者骨水泥以團塊填充為主,因此PKP術后更容易出現應力遮擋導致再塌陷[11, 20]。但本研究中兩組術后2年強化椎均出現再塌陷,椎間高度進展性加重,且兩組間無顯著差異。分析原因為IVC區域骨水泥分布形式與無IVC區域不一致。由于IVC區域的低壓力和周圍纖維膜的阻擋,兩組術中注射骨水泥時,IVC將作為一個“蓄水池”,骨水泥均以實體團塊形式填充于IVC區域內。局限的骨水泥團塊不能與上、下相鄰終板相接觸,加上強化椎骨質疏松特性,從而不能支持來自于身體的正常生理應力而再次發生塌陷[23]。
綜上述,PVP及PKP治療伴IVC的OVCF療效相似,術后均可能發生再塌陷及后凸畸形,因此需注意密切隨訪。另外,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病例較少,隨訪時間僅平均2.4年,其遠期療效差異有待大樣本量、更長時間隨訪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