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段園園, 劉生剛, 肖雷, 鄧小紅, 王亞軍, 柳華. 缺血性腦卒中急性期認知損傷的危險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研究. 華西醫學, 2023, 38(5): 688-693. doi: 10.7507/1002-0179.202303193 復制
腦卒中是全球第 2 位致死原因[1]和中國首位死因[2]。我國每年約有 340 萬新發腦卒中人群[3]。缺血性腦卒中（ischemic stroke, IS）是腦卒中的主要類型，約占所有腦卒中的 80%[2]。腦卒中后認知損傷很常見，發病后 3 個月，超過 70% 的腦卒中患者會出現認知損傷，導致失能和死亡率增加，給患者、照料者、家庭、醫療系統和社會增加了負擔[4]。
早發現，早干預，避免或延緩腦卒中后認知損傷的發展極其重要。有研究發現，腦卒中后認知損傷的嚴重階段—血管性癡呆患者人年均總花費約為 14 387 美元[5]。因此，研究 IS 后認知損傷的危險因素，并加以預防和針對性治療十分必要[6]。然而，絕大多數研究主要探討 IS 發病 3 個月后的認知損傷[7]，而對 IS 急性期認知損傷研究較少，且腦卒中后損傷是一個多因素疾病，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IS 后急性期認知損傷的危險因素及其相互之間的交互效應，以期為認知損傷的防治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綿陽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在 2019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期間連續收住院的 IS 患者。納入標準：① 符合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IS 診斷標準；② 初次發病，病程 14 d 內，發病前無認知障礙及其他影響智能的神經精神疾患；③ 患者及家屬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腔隙性腦梗死、有明確原因的繼發性腦梗死、再發性腦梗死患者；② 伴有意識障礙、言語障礙、嚴重視聽損害不能進行認知評測者；③ 存在其他嚴重合并癥和并發癥者；④ 影像學發現腦白質病變、腦萎縮者。本研究已通過綿陽市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審查，醫學倫理審查號：2023MYH-32。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指標定義
① 認知評定：發病后 2 周采用簡易智能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中國版本進行認知測定，MMSE<27 分診斷為認知損傷[8]；② 神經功能缺損評定：使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腦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進行評估，神經功能損傷程度較重定義為 NIHSS>5 分（非輕型腦卒中）；③ 高同型半胱氨酸（hyperhomocysteinemia, HHCY）定義采用 2011 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修訂委員會制定的標準[9]：血漿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 HCY）>10 μmol/L；④ 高危 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定義為超敏 CRP（hypersensitive CRP, hs-CRP）>3.0 mg/L；⑤ 高尿酸定義采用中國高尿酸血癥與痛風診療指南（2019）定義[10]：非同日 2 次血尿酸水平>420 μmol/L；⑥ 入院高血糖參照 1998 年 WHO 標準[11]：空腹血糖≥7.0 mmol/L，或者隨機血糖≥11.1 mmol/L；⑦ 入院高血壓根據 1999 年 WHO 高血壓標準[12]：即收縮壓≥140 mm Hg（1 mm 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90 mm Hg；⑧ 吸煙史定義為平均每日吸煙 1 支以上，時間大于 1 年；飲酒史定義為平均每周飲白酒至少 1 次，時間大于 1 年）[13]；⑨ 血脂異常診斷依據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治指南（2016 年修訂版）[14]：甘油三酯≥1.7 mmol/L（150 mg/dL）、血漿膽固醇≥5.18 mmol/L（200 mg/dL）、高密度脂蛋白<1.04 mmol/L（40 mg/dL）、低密度脂蛋白≥3.37 mmol/L（130 mg/dL）；⑩ 超重定義為體質量指數≥24 kg/m2[15]；? 頸動脈狹窄程度[16]：在最大斑塊位置，采用 NASCET 方法計算頸動脈狹窄率，將頸動脈狹窄程度分為：正常、輕度狹窄（1%～49%）、中度狹窄（50%～69%）、重度狹窄（70%～99%）、血管閉塞（血栓填塞，血流信號消失）；? 梗死面積定義（CT/MRI）：根據 Pullicino 公式[17]，將腦梗死面積分為大、中、小 3 型，其中小梗死灶<4 mL，中梗死灶 5～10 mL，大梗死灶>10 mL。
1.2.2 研究分組及觀察指標
根據 MMSE 評分標準將患者分為認知損傷組（MMSE<27 分）和認知正常組（MMSE≥27 分）。收集患者的人口學特征（年齡、性別、民族、文化程度）、既往病史（高血壓、糖尿病、心房纖顫、血脂異常、頸動脈粥樣硬化情況）、血液生化指標（HCY、CRP、尿酸）、個人生活史（飲酒、吸煙、體質量指數）、病情嚴重程度（NIHSS 評分、梗死部位和面積）。
1.2.3 數據收集方法及質量控制（質控）
由 2 名經統一培訓的神經內科醫師分別評估研究對象認知狀態和病情嚴重程度，記錄人口學特征，既往病史等，然后匯總，仔細核對已確保信息準確。血液生化指標檢測時均按照實驗室操作規程進行操作，并使用質控樣本進行質控。實驗室血脂、血糖、血尿酸等生化檢驗項目均通過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四川省室間質量評價。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若為非正態分布，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或 Wilcoxon 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或進行連續性校正。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研究探討獨立危險因素，根據以往經驗自變量為單因素分析 P<0.10 的變量或是有重要臨床意義的人口學因素，采用優勢比（odds ratio, OR）及其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表示率的相關度。采用多因子降維法（multifact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MDR）評估 IS 急性期認知損傷傳統危險因素可能存在的交互效應，將單因素分析 P<0.10 的變量納入交互效應分析。最佳模型選擇依賴于最大測試平衡精確度（testing balanced accuracy, TBA）和交叉驗證一致性（cross-validation consistency, CVC），經 1 000 次置換檢驗后估算最終 P 值[18]，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調整協變量來評估最佳交互模型效應；在本文中 CVC 值選取組合內的最高值。采用霍斯黙-萊梅肖（Hosmer-Lemeshow, H-L）擬合優度檢驗評價回歸模型擬合優度效果，P>0.05 說明模型擬合優度效果較好。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和認知損傷單因素分析
共納入患者 255 例，均為漢族。其中，存在認知損傷 88 例（34.5%），平均年齡（64.01±4.51）歲，女性 36 例（40.9%）；認知正常 167 例（65.5%），平均年齡（62.03±5.65）歲，女性 71 例（42.5%）。認知損傷組與認知正常組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和臨床特點比較見表1。由表1 可見，認知損傷組年齡偏大，高 hs-CRP 值人群占比更多；非輕型腦卒中、非右側梗死、大中面積梗死和中重度頸動脈狹窄更常見。
表1
兩組患者人口學特征和臨床特點比較
2.2 認知損傷危險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研究對象是否存在認知損傷為因變量（0=否；1=是），將表1 中 P<0.10 的變量或者有重要意義的人口學特征（性別和教育程度）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模型。變量賦值見表2，回歸分析模型見表3。由表3 可見，調整協變量后，結果顯示，認知損傷組多見大中面積梗死、非輕型腦卒中、頸動脈中重度狹窄和高 hs-CRP 值；認知正常者右側梗死多見。
表2
變量賦值表
表3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表
2.3 交互作用分析
腦卒中后認知損傷危險因素交互模型結果見表4。其中，梗死面積、高 hs-CRP、非輕型腦卒中構成最佳三階交互模型；65 歲以上人群、梗死面積、高 hs-CRP、非輕型腦卒中構成最佳四階交互模型；65 歲以上人群、梗死面積、高 hs-CRP、非輕型腦卒中和頸動脈狹窄構成最佳五階交互模型。
表4
腦卒中后認知損傷危險因素交互模型
使用 logistic 回歸分析用來評估最佳交互模型對腦卒中后認知損傷的效應，調整協變量后分析發現，相比于小面積、輕型腦卒中和正常 hs-CRP 的患者，有大中面積梗死和非輕型腦卒中的高 hs-CRP 的 IS 患者，發生認知損傷的風險增大［OR=22.632，95%CI（5.980，85.652），P<0.001］，H-L 檢驗：χ2=5.629，P=0.466。在 65 歲以上人群中，存在大中面積梗死和非輕型腦卒中的高 hs-CRP 的 IS 患者，發生認知損傷的風險增大［OR=11.596，95%CI（1.394，96.455），P=0.023］，H-L 檢驗：χ2=0.469，P=0.791。如果同時存在中重度頸動脈狹窄，IS 患者發生認知損傷的風險增大［OR=14.888，95%CI（1.776，124.826），P=0.013］，H-L 檢驗：χ2=0.112，P=0.738。
3 討論
急性 IS 后易出現認知損傷[4]，但由于腦卒中類型和認知損傷評測標準差異，因而不同人群、不同時間段認知損傷發生情況有差異。研究發現，超過 70% 的腦卒中患者在發病后 3 個月會出現認知損傷[4]。
本研究發現，在初發 IS 患者中，發病后 2 周認知損傷發生率為 34.5%。研究顯示，IS 急性期認知損傷發生率為 30%～50%[19-20]。基于中國人群的 IS 急性期認知損傷研究甚少，本研究結果與其類似，認知損傷比率波動在 25.3%～55.7%[21-23]。本研究納入重要的人口學變量和單因素分析中 P<0.10 的變量分別進行了不同回歸模型分析，結果穩健可靠。結果顯示，年齡較大、大中面積梗死、非輕型腦卒中、非右側梗死、高 hs-CRP 和頸動脈中重度狹窄 IS 患者更易出現認知損傷。
已有研究表明，年齡是腦卒中后認知損傷的主要危險因素[24]。腦卒中后，年齡越大，認知減退越快。REGARDS 研究發現，腦卒中后，基線年齡每增加 1 歲，認知損傷增加 17%[4]。這種情況可能與較大年齡腦卒中人群血管更加脆弱，海馬區內嗅皮質和海馬結構存在更嚴重的淀粉樣蛋白前體蛋白、更高水平的總 β-淀粉樣蛋白質（β-amyloid protein, Aβ）和 Aβ42 蛋白有關[25]。
腦卒中本身一些特點也與腦卒中后認知損傷密切相關，比如腦卒中嚴重程度、受損腦組織面積等[4]。嚴重的腦卒中可能使腦卒中后癡呆的發生提前 25 年，而輕微腦卒中可能使癡呆發生提前 4 年，而 TIA 則是 2 年[26]。并且，在 IS 中，梗死部位和數量存在相互作用，多發梗死是血管性癡呆的重要原因[27]。Meta 分析也顯示，多次腦卒中是腦卒中后癡呆的發生增加了 2.8 倍[26,28]。而左側半球的梗死認知損害風險更大（OR=1.4）[28]，大多數人左側半球負責語言，語言在認知測試中起主要作用，左側半球梗死導致的認知損害更易通過認知測試檢測出來，并且，語言在許多日常活動是必要的，后者也被需要來進行分析癡呆診斷，而左側半球腦卒中導致的失語可能降低了癡呆診斷的閾值[4]。
CRP 是一種炎癥的非特異生物標志物，高水平的 CRP 被發現與腦血管疾病和癡呆發生有關。一項 10 年的隨訪研究也發現，hs-CRP 水平與長期的認知減退密切相關[29]。hs-CRP 是腦卒中后認知損害獨立危險因素，高 hs-CRP 使認知功能減退增加了 18.9%[30]。升高的 CRP 值導致認知損害可能基于兩種機制：一是血管內皮功能受損，血管平滑肌細胞的異常遷移和增生，導致了腦損傷，前額葉皮質下回路完整性受到破壞，從而導致認知損害；其次是補體系統被激活，從而導致腦組織損傷和認知功能減退[31]。
至于頸動脈狹窄對認知的影響，有證據顯示，狹窄程度≥50% 的無癥狀頸動脈狹窄患者，大概 49.4% 存在至少 2 個認知域的損害[32]。在急性 IS 患者的研究中，與無頸動脈狹窄相比，重度頸動脈狹窄增加了認知損害發生率[33]，腦卒中后癡呆的發生增加了 6.42 倍[34]。頸動脈狹窄導致認知損害機理可能由于動脈粥樣硬化是頸動脈狹窄主要的病理生理機制，改變了血管的結構和功能，導致神經血管功能失調，從而導致認知損害[35]。并且，勁動脈狹窄的斑塊和增加的血管僵化減少了腦血流量，破壞了神經血管耦合，從而導致了血管性認知損害[36-37]，頸動脈不穩定斑塊也會導致多次或多個微血栓栓塞，可能也是腦卒中后認知損傷的原因[34]。
交互作用分析發現，認知損傷危險因素之間存在復雜的交互效應，三階交互：大中面積梗死面積和非輕型腦卒中的高 hs-CRP 患者，最易發生 IS 后認知損傷。這些情況表明，預防和管理認知損傷各危險因素非常重要，危險因素越少，IS 后急性期認知損傷發生風險越小。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缺陷，如納入分析樣本來源范圍較窄、數量較小等，后期研究結果的進一步驗證還需要擴大病例納入范圍及數量。并且，為了解腦卒中人群后期認知障礙的發生、進展、治療情況和轉歸等，本團隊應對研究對象進行長期隨訪觀察，建立資料庫進行對比研究 。
綜上所述，IS 急性期認知損傷發生率高，梗死面積、較重梗死、頸動脈狹窄、高危 CRP 及非右側梗死患者易發生認知損傷，且這些危險因素之間有復雜的交互作用。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腦卒中是全球第 2 位致死原因[1]和中國首位死因[2]。我國每年約有 340 萬新發腦卒中人群[3]。缺血性腦卒中（ischemic stroke, IS）是腦卒中的主要類型，約占所有腦卒中的 80%[2]。腦卒中后認知損傷很常見，發病后 3 個月，超過 70% 的腦卒中患者會出現認知損傷，導致失能和死亡率增加，給患者、照料者、家庭、醫療系統和社會增加了負擔[4]。
早發現，早干預，避免或延緩腦卒中后認知損傷的發展極其重要。有研究發現，腦卒中后認知損傷的嚴重階段—血管性癡呆患者人年均總花費約為 14 387 美元[5]。因此，研究 IS 后認知損傷的危險因素，并加以預防和針對性治療十分必要[6]。然而，絕大多數研究主要探討 IS 發病 3 個月后的認知損傷[7]，而對 IS 急性期認知損傷研究較少，且腦卒中后損傷是一個多因素疾病，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 IS 后急性期認知損傷的危險因素及其相互之間的交互效應，以期為認知損傷的防治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綿陽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在 2019 年 1 月—2022 年 1 月期間連續收住院的 IS 患者。納入標準：① 符合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IS 診斷標準；② 初次發病，病程 14 d 內，發病前無認知障礙及其他影響智能的神經精神疾患；③ 患者及家屬知情并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 腔隙性腦梗死、有明確原因的繼發性腦梗死、再發性腦梗死患者；② 伴有意識障礙、言語障礙、嚴重視聽損害不能進行認知評測者；③ 存在其他嚴重合并癥和并發癥者；④ 影像學發現腦白質病變、腦萎縮者。本研究已通過綿陽市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審查，醫學倫理審查號：2023MYH-32。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指標定義
① 認知評定：發病后 2 周采用簡易智能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 MMSE）中國版本進行認知測定，MMSE<27 分診斷為認知損傷[8]；② 神經功能缺損評定：使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腦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進行評估，神經功能損傷程度較重定義為 NIHSS>5 分（非輕型腦卒中）；③ 高同型半胱氨酸（hyperhomocysteinemia, HHCY）定義采用 2011 中國高血壓防治指南修訂委員會制定的標準[9]：血漿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 HCY）>10 μmol/L；④ 高危 C 反應蛋白（C-reactive protein, CRP）定義為超敏 CRP（hypersensitive CRP, hs-CRP）>3.0 mg/L；⑤ 高尿酸定義采用中國高尿酸血癥與痛風診療指南（2019）定義[10]：非同日 2 次血尿酸水平>420 μmol/L；⑥ 入院高血糖參照 1998 年 WHO 標準[11]：空腹血糖≥7.0 mmol/L，或者隨機血糖≥11.1 mmol/L；⑦ 入院高血壓根據 1999 年 WHO 高血壓標準[12]：即收縮壓≥140 mm Hg（1 mm Hg=0.133 kPa）和/或舒張壓≥90 mm Hg；⑧ 吸煙史定義為平均每日吸煙 1 支以上，時間大于 1 年；飲酒史定義為平均每周飲白酒至少 1 次，時間大于 1 年）[13]；⑨ 血脂異常診斷依據中國成人血脂異常防治指南（2016 年修訂版）[14]：甘油三酯≥1.7 mmol/L（150 mg/dL）、血漿膽固醇≥5.18 mmol/L（200 mg/dL）、高密度脂蛋白<1.04 mmol/L（40 mg/dL）、低密度脂蛋白≥3.37 mmol/L（130 mg/dL）；⑩ 超重定義為體質量指數≥24 kg/m2[15]；? 頸動脈狹窄程度[16]：在最大斑塊位置，采用 NASCET 方法計算頸動脈狹窄率，將頸動脈狹窄程度分為：正常、輕度狹窄（1%～49%）、中度狹窄（50%～69%）、重度狹窄（70%～99%）、血管閉塞（血栓填塞，血流信號消失）；? 梗死面積定義（CT/MRI）：根據 Pullicino 公式[17]，將腦梗死面積分為大、中、小 3 型，其中小梗死灶<4 mL，中梗死灶 5～10 mL，大梗死灶>10 mL。
1.2.2 研究分組及觀察指標
根據 MMSE 評分標準將患者分為認知損傷組（MMSE<27 分）和認知正常組（MMSE≥27 分）。收集患者的人口學特征（年齡、性別、民族、文化程度）、既往病史（高血壓、糖尿病、心房纖顫、血脂異常、頸動脈粥樣硬化情況）、血液生化指標（HCY、CRP、尿酸）、個人生活史（飲酒、吸煙、體質量指數）、病情嚴重程度（NIHSS 評分、梗死部位和面積）。
1.2.3 數據收集方法及質量控制（質控）
由 2 名經統一培訓的神經內科醫師分別評估研究對象認知狀態和病情嚴重程度，記錄人口學特征，既往病史等，然后匯總，仔細核對已確保信息準確。血液生化指標檢測時均按照實驗室操作規程進行操作，并使用質控樣本進行質控。實驗室血脂、血糖、血尿酸等生化檢驗項目均通過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四川省室間質量評價。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 SPSS 21.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若為非正態分布，采用中位數（下四分位數，上四分位數）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 t 檢驗或 Wilcoxon 秩和檢驗。計數資料采用例數和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 χ2 檢驗或 Fisher 確切概率法或進行連續性校正。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研究探討獨立危險因素，根據以往經驗自變量為單因素分析 P<0.10 的變量或是有重要臨床意義的人口學因素，采用優勢比（odds ratio, OR）及其 95% 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表示率的相關度。采用多因子降維法（multifactor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MDR）評估 IS 急性期認知損傷傳統危險因素可能存在的交互效應，將單因素分析 P<0.10 的變量納入交互效應分析。最佳模型選擇依賴于最大測試平衡精確度（testing balanced accuracy, TBA）和交叉驗證一致性（cross-validation consistency, CVC），經 1 000 次置換檢驗后估算最終 P 值[18]，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調整協變量來評估最佳交互模型效應；在本文中 CVC 值選取組合內的最高值。采用霍斯黙-萊梅肖（Hosmer-Lemeshow, H-L）擬合優度檢驗評價回歸模型擬合優度效果，P>0.05 說明模型擬合優度效果較好。雙側檢驗水準 α=0.05。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和認知損傷單因素分析
共納入患者 255 例，均為漢族。其中，存在認知損傷 88 例（34.5%），平均年齡（64.01±4.51）歲，女性 36 例（40.9%）；認知正常 167 例（65.5%），平均年齡（62.03±5.65）歲，女性 71 例（42.5%）。認知損傷組與認知正常組的人口統計學特征和臨床特點比較見表1。由表1 可見，認知損傷組年齡偏大，高 hs-CRP 值人群占比更多；非輕型腦卒中、非右側梗死、大中面積梗死和中重度頸動脈狹窄更常見。
表1
兩組患者人口學特征和臨床特點比較
2.2 認知損傷危險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研究對象是否存在認知損傷為因變量（0=否；1=是），將表1 中 P<0.10 的變量或者有重要意義的人口學特征（性別和教育程度）納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模型。變量賦值見表2，回歸分析模型見表3。由表3 可見，調整協變量后，結果顯示，認知損傷組多見大中面積梗死、非輕型腦卒中、頸動脈中重度狹窄和高 hs-CRP 值；認知正常者右側梗死多見。
表2
變量賦值表
表3
多因素 logistic 回歸分析表
2.3 交互作用分析
腦卒中后認知損傷危險因素交互模型結果見表4。其中，梗死面積、高 hs-CRP、非輕型腦卒中構成最佳三階交互模型；65 歲以上人群、梗死面積、高 hs-CRP、非輕型腦卒中構成最佳四階交互模型；65 歲以上人群、梗死面積、高 hs-CRP、非輕型腦卒中和頸動脈狹窄構成最佳五階交互模型。
表4
腦卒中后認知損傷危險因素交互模型
使用 logistic 回歸分析用來評估最佳交互模型對腦卒中后認知損傷的效應，調整協變量后分析發現，相比于小面積、輕型腦卒中和正常 hs-CRP 的患者，有大中面積梗死和非輕型腦卒中的高 hs-CRP 的 IS 患者，發生認知損傷的風險增大［OR=22.632，95%CI（5.980，85.652），P<0.001］，H-L 檢驗：χ2=5.629，P=0.466。在 65 歲以上人群中，存在大中面積梗死和非輕型腦卒中的高 hs-CRP 的 IS 患者，發生認知損傷的風險增大［OR=11.596，95%CI（1.394，96.455），P=0.023］，H-L 檢驗：χ2=0.469，P=0.791。如果同時存在中重度頸動脈狹窄，IS 患者發生認知損傷的風險增大［OR=14.888，95%CI（1.776，124.826），P=0.013］，H-L 檢驗：χ2=0.112，P=0.738。
3 討論
急性 IS 后易出現認知損傷[4]，但由于腦卒中類型和認知損傷評測標準差異，因而不同人群、不同時間段認知損傷發生情況有差異。研究發現，超過 70% 的腦卒中患者在發病后 3 個月會出現認知損傷[4]。
本研究發現，在初發 IS 患者中，發病后 2 周認知損傷發生率為 34.5%。研究顯示，IS 急性期認知損傷發生率為 30%～50%[19-20]。基于中國人群的 IS 急性期認知損傷研究甚少，本研究結果與其類似，認知損傷比率波動在 25.3%～55.7%[21-23]。本研究納入重要的人口學變量和單因素分析中 P<0.10 的變量分別進行了不同回歸模型分析，結果穩健可靠。結果顯示，年齡較大、大中面積梗死、非輕型腦卒中、非右側梗死、高 hs-CRP 和頸動脈中重度狹窄 IS 患者更易出現認知損傷。
已有研究表明，年齡是腦卒中后認知損傷的主要危險因素[24]。腦卒中后，年齡越大，認知減退越快。REGARDS 研究發現，腦卒中后，基線年齡每增加 1 歲，認知損傷增加 17%[4]。這種情況可能與較大年齡腦卒中人群血管更加脆弱，海馬區內嗅皮質和海馬結構存在更嚴重的淀粉樣蛋白前體蛋白、更高水平的總 β-淀粉樣蛋白質（β-amyloid protein, Aβ）和 Aβ42 蛋白有關[25]。
腦卒中本身一些特點也與腦卒中后認知損傷密切相關，比如腦卒中嚴重程度、受損腦組織面積等[4]。嚴重的腦卒中可能使腦卒中后癡呆的發生提前 25 年，而輕微腦卒中可能使癡呆發生提前 4 年，而 TIA 則是 2 年[26]。并且，在 IS 中，梗死部位和數量存在相互作用，多發梗死是血管性癡呆的重要原因[27]。Meta 分析也顯示，多次腦卒中是腦卒中后癡呆的發生增加了 2.8 倍[26,28]。而左側半球的梗死認知損害風險更大（OR=1.4）[28]，大多數人左側半球負責語言，語言在認知測試中起主要作用，左側半球梗死導致的認知損害更易通過認知測試檢測出來，并且，語言在許多日常活動是必要的，后者也被需要來進行分析癡呆診斷，而左側半球腦卒中導致的失語可能降低了癡呆診斷的閾值[4]。
CRP 是一種炎癥的非特異生物標志物，高水平的 CRP 被發現與腦血管疾病和癡呆發生有關。一項 10 年的隨訪研究也發現，hs-CRP 水平與長期的認知減退密切相關[29]。hs-CRP 是腦卒中后認知損害獨立危險因素，高 hs-CRP 使認知功能減退增加了 18.9%[30]。升高的 CRP 值導致認知損害可能基于兩種機制：一是血管內皮功能受損，血管平滑肌細胞的異常遷移和增生，導致了腦損傷，前額葉皮質下回路完整性受到破壞，從而導致認知損害；其次是補體系統被激活，從而導致腦組織損傷和認知功能減退[31]。
至于頸動脈狹窄對認知的影響，有證據顯示，狹窄程度≥50% 的無癥狀頸動脈狹窄患者，大概 49.4% 存在至少 2 個認知域的損害[32]。在急性 IS 患者的研究中，與無頸動脈狹窄相比，重度頸動脈狹窄增加了認知損害發生率[33]，腦卒中后癡呆的發生增加了 6.42 倍[34]。頸動脈狹窄導致認知損害機理可能由于動脈粥樣硬化是頸動脈狹窄主要的病理生理機制，改變了血管的結構和功能，導致神經血管功能失調，從而導致認知損害[35]。并且，勁動脈狹窄的斑塊和增加的血管僵化減少了腦血流量，破壞了神經血管耦合，從而導致了血管性認知損害[36-37]，頸動脈不穩定斑塊也會導致多次或多個微血栓栓塞，可能也是腦卒中后認知損傷的原因[34]。
交互作用分析發現，認知損傷危險因素之間存在復雜的交互效應，三階交互：大中面積梗死面積和非輕型腦卒中的高 hs-CRP 患者，最易發生 IS 后認知損傷。這些情況表明，預防和管理認知損傷各危險因素非常重要，危險因素越少，IS 后急性期認知損傷發生風險越小。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缺陷，如納入分析樣本來源范圍較窄、數量較小等，后期研究結果的進一步驗證還需要擴大病例納入范圍及數量。并且，為了解腦卒中人群后期認知障礙的發生、進展、治療情況和轉歸等，本團隊應對研究對象進行長期隨訪觀察，建立資料庫進行對比研究 。
綜上所述，IS 急性期認知損傷發生率高，梗死面積、較重梗死、頸動脈狹窄、高危 CRP 及非右側梗死患者易發生認知損傷，且這些危險因素之間有復雜的交互作用。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
